《醫學輔助生殖補助計劃》的倫理道德思考

    衞生局早前舉行《醫學輔助生殖補助計劃》講解會，向工聯、街總、婦聯和新青協代表講解計劃。十二月一日，計劃接受合資格的澳門居民申請。據有關當局的介紹，為配合鼓勵生育的總體政策，特區政府推出《醫學輔助生殖補助計劃》，透過輔助生殖技術幫助有生育意願，但面臨生育困難的夫婦實現生育願望。申請人須為澳門居民夫婦或具事實婚姻關係者。基於醫療安全考慮，衛生局及澳門協和醫院醫生會為申請人提供事前臨床評估，確保申請人符合輔助生殖技術的適應症及轉診條件。每對合資格夫婦可獲最多兩個周期的醫學輔助生殖服務（限第一代IVF技術或第二代ICSI技術）。豁免收費範圍包括不孕門診內的不孕評估、IVF/ICSI周期及IVF/ICSI相關併發症診治。

     根據第14/2023號法律《醫學輔助生殖技術》，已於二○二四年二月十一日起生效，該法律規範了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使用醫學輔助生殖技術的規定。法律同時規定，醫學輔助生殖技術的適用範圍包括人工授精、體外受精、細胞漿內單精子注射、胚胎的移植、胚胎植入前基因檢測、保存配子及胚胎等，且有關技術只是補充性，而非選擇性的生殖方法。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已成為許多無法自然受孕家庭的希望，然而其應用範圍的擴大也引發了諸多倫理道德問題。這些問題不僅涉及技術本身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更牽涉到對人類生殖權、親子關係、性別選擇等倫理議題的嚴肅挑戰，必須深刻討論思辨。

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倫理道德問題一籮籮

    何謂生命？當然，不同的宗教、哲學及行政學都有一套解說。從基督教的立場而言，精子與卵子受精那一刻，生命已經被確立，胚胎天賦有生存權。所以，墮胎被認定是剝奪一個新生命的生存權。每一個生命都有其價值，毀滅他是錯誤的行為，是不道德的。不過，何謂生命亦被定義為出生那一刻才有生命。所以，在美國，有些州份墮胎合法，有些州份就犯法，端視該州法律以精卵結合還是呱呱墮地才算。 

    澳門又名天主聖名之城，天主教在本地社會、文化及教育領域一向很有影響力，二○二二年，澳門教區婚姻家庭與生命委員會針對「醫療輔助生殖技術」立法諮詢，舉辦社會倫理道德專題討論會。教區重申反對用人工技術製造生命，認為以科技「人工合成」生命，是將人的尊嚴貶抑至實驗室的產物，人的尊嚴被侵犯，將來亦可能對澳門社會造成近親結婚或亂倫風險。加諸澳門市民傳統以儒佛道為主，皆重視生命。但是，隨著社會變遷及女權高企，何謂生命將是嬰兒生存權與女權之間的角力拉扯。

    人工輔助生殖不可能只是一個純技術議題，要是如此簡化，就不會有何謂生命、親子關係、夫妻關係及代孕關係諸多的爭議。也許，不管是衛生部門、醫生及求助者，都應該組織相關的倫理委員會，審慎思考當中的倫理困擾。在體外受精過程中，通常會創造多個胚胎，只有部分被植入母體，其餘可能冷凍保存、用於研究或被廢棄。這引發了對胚胎生命地位的爭論，胚胎是否應被視為具有完整生命價值的存在？廢棄胚胎是否構成倫理問題？

    根據第14/2023號法律《醫學輔助生殖技術》的規定，醫學輔助生殖技術的使用者須為受益人，即雙方為夫妻或具有澳門事實婚關係，且同時符合（一）不處於離婚程序或事實分居、（二）年滿十八歲及非屬因精神失常而被宣告為禁治產人或準禁治產人、（三）臨床狀況顯示可接受醫學輔助生殖技術的人士。此外，只有處於（一）治療經公立醫院或醫學輔助生殖單位的醫生診斷為不育的夫妻或具有事實婚關係的雙方、（二）治療夫妻或具有事實婚關係的雙方子女的嚴重疾病、或者（三）夫妻或具有事實婚關係的雙方具遺傳風險的嚴重疾病或其他疾病的其中一種情況下，才可使用醫學輔助生殖技術。按照這樣的法規，足以避免產生第三方捐贈（例如卵子、精子捐贈或代孕）情況，不會出現孩子的生物學與法律親屬可能並不一致，也能避免讓孩子面臨身份認同的困惑。

    須知道，人工輔助生殖的技術濫用容易踩到倫理邊界。基因編輯技術的結合使設計嬰兒（designer babies）的可能性逐漸增加。這涉及基因篩選、性別選擇、甚至增強某些身體或智力特徵，可能加劇社會不平等，並引發人類干預自然進化的深層道德問題。

政府可以給人工輔助生殖技術以外更多支援

    澳門在人工輔助生殖方面，財政投入不容小覷，動輒「萬萬聲」，政府到底在這方面的財政投入應該如何呢？根據規定，每對合資格夫婦可獲最多兩個周期的醫學輔助生殖服務（限第一代IVF技術或第二代ICSI技術）。豁免收費範圍包括不孕門診內的不孕評估、IVF/ICSI周期及IVF/ICSI相關併發症診治。可是，人工輔助技術並不是百份之百成功，會碰上很多主客觀因素，兩次受資助都不成功就不再資助，似乎是目前明確的說法。現實是，人工輔助生殖難以一擊即中，所費不菲。

    美國的人工輔助生殖技術（ART）受到《生育治療法律》規範，但各州法律差異顯著。一些州要求保險涵蓋體外受精（IVF），但大部分並無全面資助。聯邦層面對技術使用並無嚴格限制，而私人診所主導了市場，費用高昂。英國由人類生育和胚胎學管理局（HFEA）規範，對治療進行嚴格審核。部分地區的國家醫療服務（NHS）提供資助，但名額有限，且需滿足年齡與不孕症狀等條件。

    日本政府高度關注低生育率問題，逐步增加對輔助生殖技術的補貼。2022年起，人工受精和體外受精的費用納入公共保險，夫妻每次治療負擔減至30%。此外，特定情況下可額外獲得補助金，支援生育計劃。然而，法律對胚胎使用與捐贈規範較為保守，尤其限制第三方卵子與精子的使用。

    韓國也面臨出生率下降問題，政府通過提供高額補助積極推動人工輔助生殖。二○二二年起，低收入及特定群體可獲高達治療費用90%的補助，每對夫妻最多可申請九次。然而，韓國對胚胎處理和匿名捐贈有嚴格規範，並加強對診所的管理以防止濫用。

    香港的制度可為其他地區提供參考。香港政府提供公立醫院的體外受精資助名額，二○二四年度已增加至1,200個，並計劃到二○二五年增至1,800個，減輕生育困難家庭的經濟負擔。與此同時，稅務減免政策也鼓勵使用輔助生育服務。

正視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倫理考量

    多數發達國家已將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納入法律框架，如美國、英國、法國等，並對技術的使用範圍進行了嚴格規範。而一些新興經濟體如印度、泰國等，雖然成為全球代孕服務的熱點，但監管政策相對鬆散，導致了法律灰色地帶的出現。

    隨著人工輔助生殖技術中的基因編輯快速發展，基因編輯技術的成熟，讓設計嬰兒不再是科幻，而是可能成為現實。儘管多數國家對基因編輯仍持保守態度，二○一八年十二月，時任中國南方科技大學生物系副教授賀建奎在香港一場大型學術會議上公佈一對愛滋病病毒帶毒者的雙胞胎女嬰「露露」和「娜娜」已經出生，並稱這對嬰兒在胚胎階段經過他和研究團隊編輯基因，可以生育免疫艾滋病，屬全球首例。賀建奎的宣佈引發全球科學界的普遍譴責，多位世界基因研究先驅紛紛質疑其研究所牽涉之醫學道德倫理問題。

    世界衛生組織（WHO）和部分國際倫理機構呼籲建立全球統一的人工輔助生殖技術標準與監管體系，以避免跨國法律衝突及技術濫用。但由於各國利益和文化價值觀的差異，這一進程面臨重重挑戰。

    人工輔助生殖技術是科學進步的成果，但其應用也觸及了倫理與道德的深水區。為了平衡科技發展與人類價值觀，我們需要全球層面的政策協作，確保技術的使用不損害個人尊嚴、社會公平和倫理底線。同時，社會應加強對這些技術的教育與討論，以提升公眾的理解和共識，為技術的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朱銘及瓊瑤自決生命，教長者家人珍惜生命

 

    去年四月下旬，台灣國寶級雕刻大師朱銘被家人發現在家中輕生，享年八十五歲，外界不解，人和作品一樣「充滿韌性」的殿堂級藝術家，為何會自行了斷呢？有朱銘的知心友私底下慨嘆說：「不能創作，生命等於到了盡頭。」十二月四日，八十六歲的知名作家瓊瑤選擇在家寫下遺書告別這世界，她的遺言說：「不要哭，不要傷心，不要為我難過。我已經『翩然』的去了！『翩然』代表的是『自主、自在、自由』的『飛翔』，優美而『輕盈』，我擺脫了逐漸讓我痛苦的軀殼，『翩然』的化為雪花飛去了！這是我的願望，『死亡』是每個人必經之路，也是最後一件『大事』，我不想聽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我想為這最後的大事『作主』。」

    兩位在藝文界響噹噹的大人物都選擇踐行生命自決，他們的選擇並非孤例，在很多高齡人群中，有些人因為身體或心理上的痛苦，也曾萌生了離世的念頭。也許，為他們而言，死是一種解脫，甚至死都要雲淡風輕般浪漫，卻不經意地帶來很多追隨者，這一刻，我們除了懷念他們在世的輝煌成就外，更應該全力以赴為長者的生命教育好好把關。或許，社工局和教青局，聯同社團，透過長者活動中心、長者院舍、長者書院、以及各種社區長者活動，建立一種以愛與陪伴為核心的臨終倫理文化氛圍。在這樣的倫理框架中，病人的痛苦不被忽視，他們的生命也不被減縮為一場「是否值得繼續」的計算。他們可以從中學到「如何真正為自己的人生負責」，如何讓長者在死亡教育中了悟生命的真正尊嚴與價值。

認識瓊瑤的生命自決

    瓊瑤在生前列下五點聲明叮囑其子女：一、不論我生了甚麼重病，不動大手術，讓我死得快最重要！在我能作主時讓我作主，萬一我不能作主時，照我的叮囑去做；二、不把我送進「加護病房」；三、不論甚麼情況下，絕對不能插「鼻胃管」！因為如果我失去吞咽的能力，等於也失去吃的快樂，我不要那樣活著；四、同上一條，不論甚麼情況，不能在我身上插入各種維生的管子。尿管、呼吸管、各種我不知道名字的管子都不行；五、我已經註記過，最後的「急救措施」如氣切、電擊、葉克膜...這些，全部不要！幫助我沒有痛苦的死去，比千方百計讓我痛苦的活著，意義重大！千萬不要被「生死」的迷思給困惑住。

    一生寫過六十五本小說，在人生、感情及婚姻旅途上屢遇上厄運的瓊瑤，選擇吸入過量一氧化碳優雅離去。隨著社會對安樂死、自殺等議題的討論增加，像朱銘及瓊瑤這樣的公眾人物提及「死亡自決」的理論，會引發廣泛關注，我們有責任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傳遞正確的價值觀：一方面說明死亡自決論的危害，另一方面幫助他們認識生命的珍貴與意義。

    生命自決論主張個體擁有對自身生命的完全自主權，包括決定如何生活、如何治療疾病，甚至是否終結自己的生命。核心理念是尊重個人的選擇和自主，認為每個人都有權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和意願來處理與生命相關的重要決策，而不應受到他人或社會強加的限制。生命自決論可以在日常生活裡廣泛使用，其中包括是否接受治療、安樂死或選擇拒絕延命治療；支持婦女對墮胎的決定權或性別認同的自主權；討論自由意志與個人權利的界限。然而，該理論也面臨批評，例如是否應完全忽略社會、道德或宗教價值對個體選擇的影響。

大文豪及科學家面對疾病與痛苦時展現了堅韌不拔的精神

    近年，流行「垃圾時間」（Garbage time），是指比賽中，雙方隊伍的分數差距太大，難以改變勝負結果，剩餘的比賽時間就稱之為垃圾時間。就像一場球賽，理應全力以赴，打到最後一分鐘，勝負大局已定，不顧體育精神，只剩下垃圾時間，就中途離場。再說，又如父母幫嬰兒決定接種疫苗是天經地義的事，近年，無論在歐美，甚至亞洲諸國，都掀起很多爭論父母是否有權為孩子決定，難道要等孩子長大後讓他們自己決定是否接種嗎？退一萬步說，父母從沒有問過，就懷孕生子，沒有徵求孩子的同意就把他們帶到這個悲慘世界來，這樣的爭吵不休，實在是有害無益。

    在文學史上，有許多大文豪及偉大的科學家面對疾病與痛苦時展現了堅韌不拔的精神，選擇與病痛共存，且能善用人生最後的「垃圾時間」，光榮地走到人生終點。他們以自身經歷為創作提供靈感，並留下了不朽的作品。俄國大文毫托爾斯泰晚年飽受健康問題折磨，包括心血管疾病與慢性疼痛。他選擇放棄世俗的舒適生活，投身於精神追求與道德思考，他堅信生命的意義超越個人痛苦，堅持將人生視為探索精神與倫理的旅程。存在主義文學家法蘭茲．卡夫卡罹患肺結核，常年忍受身體的衰弱和呼吸困難，甚至在病榻上繼續創作。卡夫卡用其文字探索痛苦與孤獨的存在意義，將疾病的掙扎轉化為深刻的哲學思考，留下如《變形記》等作品。法國作家馬塞爾．普魯斯特患有哮喘與其他慢性疾病，生活幾乎完全被限制在室內。普魯斯特將孤獨與疾病化為創作力量，完成巨作《追憶似水年華》，用優美的文字探討時間與記憶的深刻主題。音樂神童貝多芬失去聽力，被認為是對音樂家最殘酷的折磨。雖然痛苦不堪，他依然創作了第九交響曲，將內心的掙扎化為對人性和生命的讚頌。繼愛因斯坦之後，二十世紀最耀眼的科學風雲人物就是霍金，正值青年的他患了肌肉萎縮症，從此離不開輪椅，但說話和行動不便的他，仍持生命力強，爭分奪秒研究及創作，為人類探索宇宙的神秘與驚奇，發表《時間簡史》、《胡桃裡的宇宙》、《黑洞與嬰兒宇宙》等暢銷科普書作者。

長輩面對死亡是需要全新的生命教育

    近年，長者輕死案不斷攀升，長者死亡教育更迫在眉睫，更是人人有責。死亡教育也許會讓長者害怕死亡，但更應該讓他們懂得珍惜生命，學會更有尊嚴地面對生命終點，家人則能在關懷與陪伴中，學會如何更好地告別與感恩。

     為何家人需要一起接受死亡教育？因為這是幫助當事人認識並接受老化的事實，減少長輩們的恐懼跟焦慮。同時也要教導家人理解死亡，沒有必要逃避或否認，促進生死溝通可減少家人之間對死亡話題的忌諱，讓長輩有機會表達自己的需求。鼓勵長輩和家人回顧自己的生命故事，總結人生的價值與貢獻，不僅增進彼此的情感連結，還能提升生活質量，通過關注生命的意義與價值，讓老年人更有尊嚴地度過餘生。同時也能預防孤獨與後悔，及早準備和反思，減少未完成的心願和心理壓力。除了關心聊天外，也可以協助他們了解其保險、退休金及其他福利的使用方式，制定遺囑或信託、明確資產分配、幫助長輩整理好聯絡人和重要文件的資訊，並且引導他們參與自己的喪禮計劃，確保喪禮符合他們的文化和個人意願。

    自決古時候就解輕生，慢慢延伸到自我決定。總之，長者自殺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包括生理、心理、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針對長者自殺問題，應該採取綜合性、多方位的干預措施，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質和精神健康水準。

    面對長者生命自決的趨勢，真正的解決之道不在於迅速結束生命，並非對臨終痛苦視而不見。相反，社會理應以愛與關懷來回應痛苦，讓病人在愛中找到尊嚴，在陪伴中找到意義。這樣的方式不僅能夠幫助臨終者，也能展現生命最終極的價值，讓死亡成為一場帶著愛和盼望的旅程，而非恐懼或絕望的終點。

    身處物質及個人主義瘋行的世界，我們越來越忽略對生命的敬畏，心理學家及腦神經科學家告訴我們，每日利用少許時間感受日常的敬畏，如對天地萬物的敬畏，對指點我們迷津的導師心存敬畏，對自身日漸腐朽的敬畏，將有助於面對病痛與死亡的恐懼，亦會獲得免於恐懼的身心靈自由。

改善親子關係，不要急著對孩子「說教」

 

     社工局日前公佈《家庭暴力個案中央登記系統2024年上半年簡報》，據簡報，上半年接獲懷疑家暴通報1,216份，排除重覆後有864宗個案，經標識後屬懷疑家暴個案有29宗，數字比去年同期增加11宗，其中16宗為家暴配偶個案且以受害人以女性為主、10宗為家暴兒童個案、3宗為家暴長者個案。個案成因包括情緒失調、夫妻溝通出現困難、管教出現困難，或與照顧壓力有關。

    多年以來，家暴報案數與核實數有巨大的落差，即每42宗報案才有一宗屬懷疑家暴案，那末，最終確鑿的可能少之又少。顯然，警方、受害人與社工對認知與標識實在存在很大的誤差。須知道，家暴分為身體及精神兩種，身體的家暴可以是 虐待、遺棄、妨害自由、性侵害...等。精神家暴包括謾罵、吼叫、侮辱、諷刺、恫嚇、威脅等。也許，當日積月累的「說教」產生冷漠、鄙視、羞辱、不實指控、試圖操縱等精神痛苦時，恐怕連警方及社工都難以判斷是否家暴？

我們也是說教型的父母嗎？

    法國教育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與他的情人兼管家特麗莎同居四十年，在生命將盡時才結婚。 他們共有五個孩子，卻沒有一個由自己撫養，全部送到了育嬰堂，但他卻在教育方面有一整套理論，且寫成一本教育名著愛彌兒（Emily），亦被後世尊為偉大的教育家。盧梭說：「世界上最沒用的三種教育方式，就是說教、自己讚自己和發脾氣。」這個活在兩個半世紀前的法國浪漫哲學家，竟一語道破了父母的教養通病。世界著名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曾說過：「任何一種教育現象，孩子在其中越少感受到教育者的意圖，它的教育效果就越大。冷冰冰的道理，說得再生動，也是無用。」

    古今中外的家長，無不以說「說教」為家庭教養的頭號招數，「說教」的好處就是簡單直接，道理無反駁餘地，壞處就是堅離地，孩子經常左耳入右耳出。孩子通常都討厭「說教」，討厭喋喋不休，討厭批評。當父母都覺得自己的話太多時，就會喜歡用例子來證明其「說教」是有道理的，而最佳的例子就是自己讚自己。父母誤以為自己當年的經歷最有說服力，怎知道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最終，父母為了捍衛自己的權威，惱羞成怒，只好提高嗓門，發脾氣罵小孩，企圖令孩子屈服聽話，可惜，往往適得其反。

    「說教」指的是家長以講道理、批評、命令甚至責備為主要手段，試圖教育孩子遵守規則或改正行為，側重單向傳遞知識與價值觀，過度強調理論與原則。家長常以「我袋緊錢落你袋」或「我都是為你好」為由，灌輸自己認為絕對優質正確的價值觀，卻忽略孩子活在跟我們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我們著重告訴孩子「應該怎麼做」或者是「那樣做一點好處都沒有」，卻很少聽取孩子的想法和感受。因為，我們專注於行為改正和達成目標，而非引導孩子理解原因和意義。持續的「說教」容易讓孩子感到被控制、被批評，從而與家長疏離，甚至產生焦慮症，嚴重起來會萌生自殺。例如，當我們反覆強調學習對前途的重要性，但忽略孩子當下快要承受不了的壓力時，孩子會產生反感，甚至抗拒，許多孩子輕生案都跟滿足不了父母的學業期望有密切關係。有兒童精神科醫生慨嘆說：「要廢掉一個孩子，就是不停『說教』。」

激發孩子思考，比大人不停「說教」更有效

    近年，無論是政府、學校還是民間社團，都致力提供多樣化的家長教育，筆者也來介紹一個親身試驗過有效的教養方法供讀者參考，就是美國知名教育家、作家蜜雪兒．伊卡德（Michelle Icard）寫的《14歲前該跟孩子聊的14件事 》這本書，伊卡德創設了一個非常有效的青春期親子溝通方法——BRIEF對話模式，尤其對目前青少年自殘自殺盛行的情勢，是相當有效的。

    伊卡德也列出一些要避免「說教」的地雷，像是不要假定你了解孩子的感覺或知道他們會怎麼想，總是擺出一副我是孩子肚裡的蛔蟲。相反，請營造寬鬆自在的聊天氣氛，讓他們自在地說，並且仔細地聽；不要威脅小孩；不要太快插嘴、跳進結論；也不要表面說會支持他們，卻又一味地戳穿他們的漏洞，或是不太在意他們的想法、露出不以為然的反應等。如果孩子明顯地不想談了，父母也可以適時暫停，找機會再從不同的角度切入。伊卡德認為父母教養孩子並不必要用上「說教」，別以為「說教」能如海綿般容易吸收及保護他們，相反，要透過持續有效的溝通激活孩子思考。BRIEF是由五個簡單的英文字彙整而成。

［B］－Begin peacefully 平和地開始

伊卡德發現，其實早在孩子踏入青春期前，親子間的關係已經很緊張，導致彼此間有一道無形的高牆，雙方都不知道如何才不會「開口夾著脷」，尤其是害怕孩子話不投機半句多，或是沒有耐性就起身走人，更讓父母只能講一些空洞的說教家長們常常延滯重要或很難、生硬的談話內容。她建議，可以先問孩子甚麼時候有空，想跟他們談件重要的事，不要突然長篇大論，因為孩子不喜歡被說教突襲。年近，青少年吸食電子菸問題日益嚴重，亦成為家庭教養及學校訓導的重大難題。首先，千萬不要突兀問孩子有沒有吸電子菸，可以用「我在報上看到有人吸電子菸」，開頭，用好奇、請教的口吻，詢問孩子對這些事情的看法或周遭人的經驗。其實，孩子很自然會告訴你，身邊都有同學及朋友在吸電子菸，如果孩子親自打開電子菸的話匣子，那就更順理成章地說下去。

［R］－Relate to your child 找到跟孩子、家庭的相關性

父母要跟青少年聊天時，嘗試用孩子的角度切入，卸下他們的防衛心。同樣以電子菸為例，就可以說：「我們以前沒有電子菸，不過我記得少年時也很好奇偷偷拿老爸的菸抽……」這會讓孩子有興趣繼續聽下去。

［I〕－Interview for data 問問孩子知道的有多少

作為父母，想了解孩子對某些事情的看法、知道多少，千萬不要含沙射影，旁敲側擊。要用開放的心態，保持中立，耐心聆聽，不急著下判斷，要為接下來的討論鋪陳。例如，「你學校有老師在週會或公民課講過電子菸的話題嗎？」然後請他們談談他們所知道的內容。

［E］－Echo what you hear重述你所聽到的

    孩子表現樂意談他們的看法了，就別打斷他們，又或者專家上身又「說教」。切記讓孩子覺得有被聽見，慢慢他就會願意說。例如：「這樣有幫我理解了。看起來你有在校內校外看過有人吸電子菸，但情況也沒有像新聞講的那麼普遍呢？」

［F］－Feedback 回饋

這是跟孩子談話的最後一個階段，不過，很多家長卻是從「回饋」開始，還沒有談，就直接下結論或給建議、甚至命令，又再次掉進「說教」陷阱，這也是為甚麼親子間的對話會沉悶、失序，最終弄巧反拙。

    父母要給孩子建議時，務必確認已經有足夠聆聽他們，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確明白他們的想法，自然會獲得他們的信任，給孩子的意見亦有說服力。例如：「我擔心電子菸的影響，也知道對你這個年紀的人是種誘惑。但我知道你會照顧自己，你會先研究，知道該麼做。如果你想多談相關的事，可以隨時都在。」

    想要孩子成為甚麼樣的人，你得先成為甚麼樣的人。想要孩子走甚麼樣的路，就要用正確的方式引導他。透過這個互相理解與建立信任的過程，加上持續的練習，父母會愈來愈熟練，孩子也會愈來愈願意找大人談事情，無論是天南地北，還是心底困惑。作為父母，不當「說教者」，要當孩子的「守護者」！讓孩子明白：「我只在乎你」

    曾經聽過一則天堂故事。一個站在天堂門口的天使會問每一個要進去的靈魂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有快樂過？第二個同樣重要的問題是：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有讓別人快樂過？作為父母，別再嘮叨「說教」，好好愛自己及孩子，彼此在愛中暢所欲言。

「老而不死是為賊」新解

  

    保安司發佈今年一至九月罪案統計，其中包括本地自殺個案統計，也許，在政府眼裡，自殺都是罪案。今年一至九月共65宗自殺死亡個案、企圖自殺個案193宗，比去年同期分別增加3宗（62宗）及減少5宗（198宗）。中老年人自殺死亡佔多，共有24宗。在自殺死亡統計中，55至64歲自殺死亡的人數為最高，共13人；其次是65至74歲，共11人。

    筆者上週某夜八點多，乘坐巴士到離島，途經嘉樂庇大橋頂，看到一名戴帽的長者，冒雨單腳跨上欄河，但是，巴士旋即下坡，無法看到那名長者最後意欲如何？長者自殺頻頻已成近年的社會可怕現象。不期然想起孔老夫子當年講了一句重話：「老而不死是為賊。」難道，長者到了晚年，因為病不想連累家人，漸漸形成妄自菲薄的偏執；又或是老伴先離自己而去覺得生無可戀；甚或覺得自己留在世上已毫無價值可言等。隨著醫藥科技進步，現代人長壽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澳門甚至名列世界長壽地區的前端，如何讓長者既長壽又活得好，都值得大家深思熟慮。傳統以來，國人常視「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的理念理應好好傳承下去啊！

今天該如何看待「老而不死」呢？

    「老而不死是為賊」出自《論語．憲問篇》，原句為：「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這句名言不能憑空批判，必須充份考慮當時的社會背景。事緣孔子有一個從小玩到大的朋友原壤，他母親剛剛過身，孔子念在幾十年友情，亦知道對方經濟條件差，長期弔兒郎當，於是，帶幾個學生前往協助治喪。豈料原壤若無其事，攤開雙腳而坐，既無傷痛，也無內疚，孔子火都起來，便以半教訓半斥責原壤。之後，孔子還親自抹擦棺木，準備把原壤母親入殮。而原壤呢，不但沒有親力親為處理母親的後事，還敲著棺材高歌。及後，有學生對孔子說：「像他這樣的人，娘親過身，毫不悲傷，是不是可以絕交呢？」孔子說：「算了吧，親人終歸是親人，故友終歸是故友。既然大家都是幾十年的老友，就不應該放棄這幾十年的交情呀！」

    孔子這句「老而不死為賊」，只是對著原壤這個老死說的，而不是泛指所有老人。一個老而無德行的人，為老不尊，確實令人鄙視。孔子此言亦在暗諷不少位居廟堂但尸位素餐，只顧追逐個人虛榮，不懂廉恥的高官。談到「賊」字，不其然想起「作賊心虛」，穿鑿附會地說，許多長者晚年生活極為空虛，總覺得自己一無事處，誤以為自己是損害社會發展的「賊」。

    隨著醫療技術和生活條件的改善，人類壽命顯著延長。例如，日本的平均壽命已達八十四歲，高加索地區的一些社區和沖繩島更是以超過百歲的長壽人口比例聞名。然而，長壽並非總是伴隨高品質的生活，許多人在生命後期面臨慢性疾病、孤獨感、以及心理健康問題，形成所謂的「長壽但不快樂」現象。

    早期，CNN曾經倡導說，地球上只有五個「藍色地區」（Blue Zones），包括意大利的薩丁尼亞島、希臘的伊卡利亞島、日本沖繩、哥斯達黎加的尼科亞、美國加州羅馬琳達等地，當地居民相當長壽，甚至壽命超過一百歲。就以沖繩島為例，以高比例的百歲老人著稱，其秘訣包括低壓力、以植物為主的飲食，以及緊密的社會聯繫。同樣，高加索山區的阿布哈茲人因其天然的生活方式和簡樸的飲食而以長壽聞名。儘管如此，這些地區的生活品質受益於文化、地理和社會支持，而非僅僅壽命的長度。意大利的梅利斯家族（Melis family）有9個兄弟姊妹，他們的年齡總和有861歲，成為全球最長壽家族，打破健力士世界紀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二○二四年的報告，全球五個壽命最長的國家，榜首的是摩納哥，擁有全球最高的平均壽命，達87.01歲。高品質的醫療服務、良好的生活條件和健康的飲食習慣是其長壽的重要原因。第二名是香港 ，平均壽命為85.83歲，女性壽命尤其長（接近89歲），這得力與高水平的醫療系統和注重預防保健有關。澳門榮登第三，平均壽命為85.51歲，得力於優質的基礎保健及優渥的生活。第四是日本，平均壽命為84.95歲，其中女性壽命達到88歲，當中，沖繩島尤其以長壽文化著稱，與當地的傳統飲食和強大的社區支持息息相關。第五是列支敦士登，平均壽命84.77歲，享有豐富的經濟資源和高標準醫療保健，對壽命貢獻很大。

    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包括高品質的醫療保健系統、健康的飲食文化、較低的壓力水準以及良好的生活條件。長壽的關鍵並非僅在於經濟富裕，還涉及政策、社會環境與健康生活方式的綜合影響。不過，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報告，全球老年人口的主要健康負擔來自慢性病（如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和心理健康問題（如抑鬱和焦慮）。許多長壽者的晚年生活因失能或疾病而喪失自主性，對社會和家庭形成雙重負擔。同時，都市化進程也加劇了老年人孤獨感和社會脫節問題。

獨居老人問題和風險有哪些？高齡危老社會不可忽視的問題

    通常，自貶「唔死都冇用」的都是獨居長者，獨居老人的社會現象只會日漸普遍，亦非單一因素所造成，如終生不婚、父母或老伴過身、子女成家立室不再同住、甚或子女移民，當然，最悲哀的是被子女遺棄。除了這些主因外，也有為領取政府的津貼或因舊觀念而抗拒住進安老院，以及因個人偏好而選擇獨居者，皆不在少數。

    無論如何，獨居老人問題一大籮，其中，社會人際關係斷絕往來，這樣的孤獨狀況容易衍生認知功能退化，弱化調適憂鬱和獨處的能力。慢慢，隨著體弱多病，很多獨居長者因病失去自理能力，食衣住行都會成為問題，種種無力感挫傷長者自尊，影響到心理健康，容易厭世。都市社會騙徒處處，最容易下手的當然是獨居長者，無論是情感詐騙、搶劫或其他詐欺行為，因為看準他們沒有反擊能力，也無旁人提醒協助，使得獨居老人的生命安全和財產都暴露在高風險的環境下。一旦受騙，家財盡失，自我譴責加速步向自殺。獨居長者難以付出高昂租金，所以，通常住在環境狹窄且污穢不堪的小房間，心情自然日益沉鬱。有許多從事長者安老的社工說，一個拿盡政府老人金的長者，點樣死慳死抵，都要每年動用積蓄兩萬多元才能入住稍好的院舍。最後，使用「平安通」突發狀況求助服務仍然有待普及，許多在家中意外跌倒或突發急病，長者沒有旁人協助難以自行就診，容易錯過黃金時間，最終導致死亡。實在，獨居長者時刻提醒大家，問題與風險只會與日俱增，無人能完全倖免。

 共創長壽的生活品質

    澳門政府提供的醫療衛生服務，無疑是澳門人長壽的主要成因。惟是，既要長壽，亦要好的生活品質，生存才有意義與價值。面對一個人晚年生活的艱難，需要社會大眾一起努力。

    關懷獨居老人也許是新政府的頭等要務，政府為因應失智、失能人口增加所衍生之大量照顧需求已提出多項應對措施，如長者生活津貼、長者公寓、增設老人中心及老人院舍等。香港的關愛隊值得參考，依各區的實際需求成立多支義工隊伍，定期電話聯繫，甚至親身探訪，強化長者與社會的連結。研究表明，關心和陪伴，讓長者與社會建立更緊密的連結，最能有效改善獨居老人艱難的生活現況，大大提升身心靈健康，沖繩島的「moai」（互助小組）模式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長壽是人類進步的象徵，但生命的質量比長度更重要。通過促進健康老化、增強心理支持、強化社會聯繫和運用政策與科技的雙管齊下，我們可以從「長壽但不快樂」走向「高壽且活得精彩」。高加索與沖繩島的長壽案例啟發，澳門高壽成績亦不俗。現代社會需要融入自身文化與科技力量，以創造適合多樣性老齡群體的幸福生活。

更正啟事：本專欄上週《來屆政府必須直面公務員的「量」與「質」問題》一文，誤把公務員人數計成19%，其實是每1個公務員服務19個澳門市民，而公務員數佔百份比是3.5/68.7 x 100% =5.09%。感恩讀者指正，亦就錯誤致歉！ 

「誤」用假學歷 「悟」得不償失

 

    日前，司警接獲接獲香港考評局通知，揭發有二十四名內地學生持虛假學歷入讀，包括十三男十一女，已成功入讀澳門科技大學一年級的不同學科課程，他們承認透過內地中介偽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成績及證明，規避大學學歷審查機制，瞞騙校方，其中有二十人在校方報案前早已離開澳門，另外四人司警於十月月三十一日在學校宿舍被拘捕。他們為十八至十九歲的兩男兩女，來自河北、深圳、浙江及江西。據澳門司警展示證物圖片可見，有報讀工商管理學士的被捕人，自稱於DSE考獲數學及物理兩科5*的優異成績。有關當局相信，他們的家長早前透過內地中介，以假學歷假成績成功申請升學。不法中介會在入學前發偽造證明，又教學生應對大學職員提問。事件再次引發了對學歷造假問題的廣泛關注。這不僅是一個孤立的教育醜聞，也反映了教育公平和誠信體系所面臨的挑戰。

讀《買進名校》深入認識假學歷層出不窮

   《買進名校》主要作者梅麗莎．寇恩（Melissa Korn）早年於美國康乃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學院畢業，《華爾街日報》記者，長期關注高等教育議題，尤其熱衷深入調查用假學歷進大學，累積多年調查經歷，撰寫成這本名著。

    梅麗莎在這本暢銷名著中，揭露出學歷造假產業已經成為一個全球化的產業，手法非常專業，從文書編造、假成績單製作到托福、SAT等國際考試的舞弊，已經形成一條完整的黑色利益鏈。澳門科技大學事件表明，造假產業同樣影響亞洲地區的高等教育體系。

    梅麗莎警告說，教育造假行業並非只針對個人需求，而是以商業利益為驅動，逐步滲透到包括學校招生辦、公證機構甚至部分監管部門在內的系統性貪污腐敗。意味著打擊學歷造假不僅需要針對個人行為，還必須對這背後的利益鏈條進行深挖和打擊。

    梅麗莎嚴正批評，學歷造假對教育公平的損害不僅體現在錄取過程中對其他候選者的落敗損失。澳門科技大學事件中，二十四名學生透過假成績獲取了報名資格，間接剝奪了真正通過努力獲得優異成績的另外二十四名考生的入讀機會。這種現象與《買進名校》中描述的美國名校招生醜聞本質相同，即富有或有資源的人利用系統漏洞奪取本應屬於他人的機會。再者，假學歷最終會削弱教育體系的信譽，讓公平競爭機制受到嚴重侵蝕，導致更廣泛的社會不滿和信任危機。

教育功利化的風氣如何催生學歷造假

    世界上，頂尖的奇才如李家誠、比爾．蓋茨、史蒂夫．喬布斯及馬克．朱克伯格不需要高學歷都可以創業，甚至富可敵國。可是，一般家長及學生，尤其在亞洲地區，名校學歷被視為職業發展和社會地位的決定因素，都受到教育功利化的風氣腐蝕，心存僥倖，不惜鋌而走險，才會催生學歷造假的產業。澳門科技大學事件涉嫌的學生，正正受到這種扭曲價值觀驅使，將學歷視為一種可以「購買」的商品。這種價值觀的偏離不只助長學歷造假，更會對整個社會的誠信體系產生破壞性影響。如果一個社會不再重視能力和誠信，而是崇尚捷徑與特權，那麼即便學生最終進入名校，也很難靠實力畢業，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良才。

    許多世界名校在招生過程中的漏洞，例如對報讀學生提供的文件審核流於形式，或者過度信賴發證機構的權威，澳門科技大學事件同樣暴露了招生監管不足的問題，學歷造假凸顯大學的招生制度出現種種漏洞，需要更嚴格的修正與監管，間接造成大學的成本增加。梅麗莎建議大學必須建立更嚴密的審核系統，例如與官方學歷認證平台合作，並引入具國際獨立專業公信力的第三方機構進行徹底審查。同時，學校應強化對作弊行為的懲戒措施，甚至如是次事件般立刻報警，傳遞出零容忍的明確信號。

   《買進名校》一書中多次提到，許多參與造假的家長認為他們是在幫助孩子，但實際上是害了孩子，剝奪了他們真實面對挑戰和成長的機會。澳門科技大學事件的背後，也可能是家長的過度干預和錯誤價值觀驅使。這些家長可能忽略了，假學歷雖能騙得一時，就算最終畢業，但良心的譴責足足一世。梅麗莎呼籲家長重新審視教育的真正目的——不是讓孩子擁有一張漂亮的學歷，而是幫助他們獲得真實的能力和正直的價值觀。

從警惕到用行動改善

    假學歷對經濟和專業領域的衝擊不容忽視。試想，憑假學歷進大學，已經心懷不軌，就算僥倖畢業，在醫療、建築、法律等技術與誠信含量極高的行業中，假學歷會延伸出虛假工作態度，想必會造成醫療失誤、偷工減料、執法偏私等，對整體社會造成的損失實無法彌補。

    約翰．福布斯（John Forbes）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擔任愛爾蘭總理加勒特．菲茨傑拉德（Garret FitzGerald）的特別顧問，他的主要工作是協助制定國家經濟政策。福布斯聲稱自己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並擁有博士學位，這讓他獲得了政府高層的信任。在任期間，有人開始對他的背景提出疑問，揭露他所謂的「哈佛博士學位」根本不存在，他甚至沒有接受過正式的大學教育。事件導致他要馬上辭職，個人聲譽掃地，還要接受刑事懲處。梅莉莎．金（Marilee Jones）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招生主任，在校工作超過二十八年，直到二○○七年被揭發從未完成其聲稱的三個學位，最終被迫辭職。

    在亞洲，最著名的學歷造假案例是南韓的「申鉉禹事件」，不但影響了個人聲譽，也對社會造成了重大衝擊。申鉉禹曾經是南韓著名的策展人和藝術教授，她聲稱自己擁有美國耶魯大學的碩士與博士學位，並以此資格獲得了韓國多所名校的教職，最終成為QS世界大學排名亞洲排第150名的首爾東國大學教授。同時，她還參與策劃了許多重要的藝術展覽。二○○七年，有資深記者調查發現，她從未完成耶魯大學的學位，更不用說博士學歷，她的所有學位證明均為偽造。被揭發後申鉉禹的職業生涯瞬間毀滅，被迫辭去所有職務，並面臨法律制裁。

    假學歷的泛濫不僅是個人選擇的道德問題，更是一個系統性挑戰，這種現象在全球範圍內的高等教育系統中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隱患。為了防止類似事件的重演，我們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行動：

1.完善學歷驗證制度：建立更加嚴格和高效的學歷驗證機制是打擊假學歷的首要措施。各國應設立統一學歷查詢平台，並與各教育機構保持密切聯繫，確保學歷信息的真實性和透明度。在中國，應進一步推廣電子學歷證書，減少傳統紙質證書被篡改的可能性。此外，企業和用人單位在招聘過程中應加強背景調查，通過第三方機構核實應聘者的學歷與資格。

2.加強法律與懲罰措施：對於造假者、參與造假機構以及使用假學歷的個人，應實行嚴格的法律懲罰。中國和其他國家可以借鑒國際經驗，將學歷造假行為納入刑事範疇，以提高違法成本。同時，對於涉嫌學歷造假的教育機構，也應加強監管與問責。

3.推動多元化人才評價體系：假學歷問題的根源之一在於學歷的過度重要性。因此，建立更加多元化的社會評價體系尤為重要。例如，在招聘和升學過程中，可以更多地考察實際能力、工作經驗和個人素質，減少對單一學歷的依賴。這將有助於減輕人們對名校文憑的過度追逐，從而削弱假學歷的需求。

4.加強教育價值觀的引導：從根本上解決假學歷問題，還需要改變家庭和社會對教育的功利化態度。學校、媒體和政府可以通過宣傳與教育，強調誠信、努力和個人價值的重要性。例如，推廣真實成功的案例，讓年輕人認識到成功不僅來自學歷，而是能力與良知誠信的結合。

    假學歷問題不僅是個人行為的偏差，更是一個社會嚴峻挑戰，讓我們看到了假學歷背後的利益鏈條與道德困境，但也提醒我們，通過制度建設、法律約束與道德價值觀引導，可以逐步減少問題的發生。

來屆政府必須直面公務員的「量」與「質」問題

 

    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回應時表示，二○一九年預算的公共部門人員已突破3.8萬人，政府於二○二○年四月嚴格控制公務人員人數不超過3.8萬人，扣除澳大、理大和旅遊學院人員不納入公務員範疇，未來公務員總數會改以 35,200人封頂。今年三月底，行政公職局發出新聞稿指出，隨著《澳門理工大學法律制度》及《澳門旅遊大學法律制度》於二○二四年四月一日生效，特區政府決定自該日起，不再將這三所公立高等院校納入整體公務人員員額管控範圍，而整體公務人員員額管控目標亦從3.8萬人調整至3.5萬人。特首賀一誠十一月十九日最後一次列席立法會全體大會作施政報告，在總結近五年的工作時，公務員冗員過多及工資太高都會引來熱話，有網民建議新特首上台應淘汰20%公務員！到底，澳門公務員是否如市民觀感太多，官僚體制繁瑣及臃腫，薪資福利遠遠高出市場標準，都值得新政府好好正視。

新加坡、南韓、日本、香港及台灣的人口與公務員數量

    據筆者在線上線下搜尋得來的數字，新加坡人口約590萬，公務員約86,000人，約佔總人口的1.46%。南韓人口約5,100萬，公務員約114萬人，約佔總人口的2.2%。日本人口約1.25億，公務員約330萬人，約佔總人口的2.6%。香港人口約740萬，公務員約17.7萬人，約佔總人口的2.4%。台灣人口約2,370萬，公務員約34萬人，約佔總人口的1.4%。新加坡與台灣的比例較低，這反映了其公共行政體系精簡，並可能透過外判與技術應用減少對人力的依賴。南韓、日本、香港的比例稍高，表明其政府功能相對較廣泛，特別是在福利、公共服務或地方自治方面的需求較高。

    從公共行政績效角度看，人口與公務員數量的比例是否「合理」主要依賴以下幾個因素：首要視政府功能的範圍與服務品質，如果政府提供更多公共服務，如醫療、教育、社會福利，則公務員比例會較高。又舉例，北歐國家如瑞典、挪威的公務員比例約為4至5%，因為政府負責的職能範圍較大。其次，要看國家的發展階段與自動化程度，發展中國家通常需要更多人力來執行政府功能，因此比例較高。發達國家則傾向透過技術與流程簡化，降低公務員的需求。最後是合理比例範圍，全球平均約為1.5%至3%的公務員比例被視為合理，但這並非硬性標準，需結合上述因素分析。

    根據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澳門人口約68.7萬人，公務員約3.5萬人，約佔人口的19.6%。嘩！比日本的2.6%還高出7.5倍，比歐洲國家高出3.9倍之多。還記得前任特首崔世安上任，揚言要「精兵簡政」，現實是，一屆比一屆政府公務員不減反增，難怪市民一直詬病公務員太多效率又不理想。 

值得參考的「公務員精兵簡政」國家

    無可置疑，新加坡由立國總理李光耀開始，已經奉行「精兵簡政」的績效導向，採用「績效考核制」，公務員必須達到具體指標，才能獲得晉升或獎勵。公務員薪資與私營部門接軌，吸引高素質人才，同時避免冗員現象。再者，政府大量運用電子政務（e-government），如數碼身份識別系統和無紙化流程，減少人力需求。新加坡的公務員比例僅約1.46%，但行政效率和服務質量居全球前列。

    瑞士奉行小政府理念，政府職能高度分權化，大量工作交由地方政府或私營機構完成，中央公務員數量極少。再者，公務員選拔過程極為嚴謹，只聘用最優秀的人才，公務員比例僅約2%，但國家治理穩定，社會服務完善。

    丹麥奉行電子政務，公務員分工細緻，避免人員重疊或職責模糊，90%以上的公共服務實現了數碼化，如報稅、醫療預約、社保登記等，大幅減少人力需求。公共私營合作（PPP）政府將部分公共服務外包給私營機構，減輕行政負擔。公務員數量相對精簡，雖略高於1.5%，但效率極高且民眾滿意度高。

    在德國，公務員多為特定領域的專家，避免廣泛聘用「萬能型」官員。政府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簡化行政流程，許多公共職能交由州或地方政府完成，減少中央機構的壓力。公務員比例約2.5%，在高效率和合理規模間達到平衡。

    這些先進國家，真的嚴格執行「精兵簡政」，成功關鍵因素包括：技術創新，如電子政務、AI、數據分析等手段減少對人力的依賴。對公務員實行嚴格績效管理，淘汰不適任者。將職能合理分配給地方政府或外包給私營機構。根據實際需求調整政府職能，避免結構僵化。澳門近年在電子政務方面其實已經有不錯的發展，市民卻一直不解，為何公務員人數反而一直增加，行政當局又再老調重彈，再次提出官員要問責，也許，市民只能寄望新一屆政府了。

正視影響基層公務員工作質量的價值觀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伯納特．扎卡（Bernardo Zacka）在其新著《誰讓公務員生了病？》（When The State Meets The Street: Public Service and Moral Agency）中，對基層公務員（street-level bureaucrats）如何面對角色中的道德挑戰進行了深刻探討。他將基層公務員工作價值觀分為三類：冷漠型（indifference）、呵護型（care）和正義型（justice），這反映了他們在不同情境下的反應方式以及內心的道德取捨。

    冷漠型的公務員因長期處於壓力和有限資源中，逐漸失去對服務對象的同理心，將工作機械化、標準化，甚至以「規則至上」為理由，避免進一步參與或干預，盡可能避免過多情感投入，以保護自己免受情感耗竭（emotional burnout）。無疑，從正面看，冷漠在某些情境中可幫助公務員保持專業性，減少個人情緒對決策的干擾，特別是在需要嚴格執行規範的情境中，冷漠的態度可能有助於公平執法。但是，冷漠過度可能會忽視服務對象的特殊需求，導致無情的官僚主義，讓弱勢群體更加邊緣化，進一步削弱公民對政府的信任。

    呵護型的公務員強調同理心和情感投入，會主動關注服務對象的福祉，甚至願意在體制規範之外做出額外努力，滿足對方的需求。他們視服務對象為人，而非一組代碼或案件，並努力理解其獨特處境。從正面看，這種態度能充份尊重服務對象，尤其對處於弱勢的個體或家庭，呵護型公務員可以彌補體制中的冷漠與不公。但是，如果過度偏向呵護，可能導致資源分配不均，甚至違背制度原則。這種個人化的行為可能在體制內引發「例外」的風險，使其他受服務者感到不公平。

    正義型的公務員試圖在體制的規範與道德價值之間取得平衡，既遵守規則，又能根據個別情境進行靈活判斷。他們注重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和結果公平（distributive justice），避免因個人偏好或情感干預而影響服務質量。從正面評價，這種態度最符合公共行政的理想模型，因為它在制度與人本兩方面取得恰當的平衡，既能維持制度的正當性，又能保障公民的權益。但是，要實現正義需要極高的道德敏感性和判斷能力，對基層公務員而言可能是一種過高的要求，特別是在資源有限和時間緊迫的情況下。

    冷漠、呵護和正義三類型其實不是絕對對立，而是基層公務員在不同服務及實際情境中可能表現出的策略。實務中，理想的基層公務員應能因時因地調整這三種模式：一是在程序性需求高的情境下展現「冷漠」，確保規則的嚴謹執行。二是 面對弱勢群體或特殊案例時展現「呵護」，展現人文關懷。三是最終以「正義」為目標，平衡規則與靈活性，提供合理、公平的服務。

    新一屆特區政府快要上場展現管治實力，與先進國家對比，澳門公務員的確多到難以想像，肯定在「量」方面要大刀闊斧。而在「質」方面，歷任政府都高喊「問責」，但都是雷聲大雨點小，一直讓市民非常失望。特區政府應加強公務員的情境判斷能力與道德敏感性訓練，幫助他們在規則與人性之間找到平衡。在政策設計方面應具有一定彈性，賦予基層公務員裁量空間，使其能因應具體情況做出合理決策。

    候任行政長官已經發出決心持正革新的訊號，當司級官員安頓及全面理解部門的實際需求時，就應該展開精簡部門。然後，局級公務員的表現卓越時，中層及基層公務員的質素能按序提升時，就是真正落實「精兵簡政」的最佳時刻了。

當颱風遇上大賽車或畢業典禮時

 

    颱風「桃芝」如果比方作一名妙齡女郎，而香港澳門是兩名同時拜倒她石榴裙下的癡男，那麼，「桃芝」的移動路徑飄忽，一時往西南吹，一時一百八十度大轉向，真教港澳兩地氣象台難以預測。最終，香港氣象台高喊「科學就是科學」，一於掛上八號風球，就連中文大學一年一度的畢業典禮，校方開始時斬釘截鐵說因颱風取消。當然，就如酒醉清醒之後，收到來自學生的聯署及各方的嚴厲批評，校方於八號風球解除後，隨即找到一個其實很難看的下台階，就是委託註冊結構工程師重新檢查在「林蔭大道」搭建的大型畢業典禮帳篷，並確認帳篷在是次颱風後仍然安全穩固，適合使用，考慮包括場地安全及其他相關因素，並徵詢各書院意見後，因颱風原因未能舉行的大學畢業典禮，以及其他六所書院畢業禮將延期至十一月十七日星期日舉行。

    澳門呢！看氣象圖，「桃芝」的移動路徑跟港澳兩地的距離明明是相若的，一眾學生及打公仔，非常渴望得到一天的颱風假，可是，心水清的澳門市民一定「估到」，連續四天的大賽車兼美食節，氣象台祭出掛八號風球的機會只是「中等」。何謂中等？突然很專業很有作為的氣象台解說：「為讓公眾瞭解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可能發佈的情況及時段，以便及早做好防範措施，氣象局近年推出熱帶氣旋機率表。有關機率表以科學數據為基礎，並透過機率的形式呈現，從而反映綜合眾多預報資料的預測結果。換言之，不同級別的機率，反映在眾多預報資料當中，會出現相似情況的百分比；而當機率出現變化時，例如由較低調升至中等的情況，則反映在眾多預報資料中，出現相似情況的結果有所增加。」氣象台心怕前述的解說太專業，馬上補充很科普的說：「『桃芝』相關的烈風區持續覆蓋及影響珠江口以東海域，但由於『桃芝』環流相當細小，且在靠近過程中逐漸減弱，故其烈風區亦在逐漸縮小；此外，由於地理及地形等因素對風力的影響較大，加上澳門面積細小，較不易當風，因此，『桃芝』最終未對本澳造成直接影響。 」一句到尾，相信有關當局連業開會，評估風險後，得出澳門只能掛三號風球，且類同香港，一樣表現很「專業」，問你市民服唔服，唔服都要服！

不要再以為十一月不會打颱風

    繼颱風「銀杏」後「桃芝」亦影響港澳兩地，香港於十一月十四日晚發出二戰後年內最遲發出的八號風球，而「萬宜」已成為超強颱風，來勢洶洶，「天兔」正在蠢蠢欲動，伺機而來，令今年十一月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出現四個熱帶氣旋，是一九六一年以來首次，氣象台說這是天文「四颱共舞」。

    今年十一月颱風的接三連四持續出現，確實很不尋常，特別是對於北半球進入秋冬季節的地區而言。這種現象可能受到氣候變遷和環境因素的影響。首先，全球變暖導致海水溫度上升，尤其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等熱帶海域。颱風的生成和強度與海洋表面的溫度密切相關，溫暖的海水為颱風發展提供了必要的能量。因此，海水升溫的結果就是延長颱風季節，使得在秋冬季節也可能持續生成颱風。再者，氣候變遷改變了大氣和海洋的循環模式，如在二○二○年和二○二○年，北半球連續有三次「拉尼娜」現象發生，歐盟的氣候監測當局說是有紀錄以來全球第五個最熱的年份，都會影響颱風的生成和路徑。當全球暖化推動這些現象的頻率和強度發生變化時，颱風季節和路徑也會隨之改變，可能導致更多的颱風在非典型的季節生成。

    在秋冬季節，通常冷空氣會逐漸南下並削弱熱帶氣旋的生成條件。然而，氣候變遷可能會延遲冷空氣的南下，使得颱風生成條件在更晚的時間仍持續存在。氣候變遷與惡化的罪魁禍首是人類，工業化、燃燒化石燃料和森林砍伐等活動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加劇了全球變暖。這些活動不僅升高了全球平均溫度，也改變了自然系統的平衡，增大極端氣候事件的頻率和強度。

    隨著「桃芝」減弱消散，本澳進一步受東北季風影響，週末期間天氣逐漸好轉，日間陽光增多。另一方面，現時位於西北太平洋上的熱帶氣旋「天兔」及「萬宜」。按現時的資料預測，「天兔」較大機會轉向並移近台灣地區；而更遙遠的「萬宜」，將持續向偏西方向移動，預料下週初將進入南海，同時，由於一股較強的東北季風將於下週中抵達華南，在兩者的共同影響下，預料廣東沿岸的風勢將會較大，氣象台又要嚴陣以待。

怎可以一本通書睇到老呢？  

    過去，因為秋高氣爽，學校會安排秋季旅行，澳門過去七十年來，格蘭披治大賽車都刻益安排在十一月中旬舉行，就是為了避免颱風或雨季影響賽事順利進行，當然亦會影響觀賞賽車的入流，甚至周邊配套如美食節的氣氛與收入。看來，澳門政府這一次很幸運，只是有點陣風與小雨導致賽事意外頻頻，但總體來說，各項賽事尚算如期舉行。也許，無論是旅遊局及相關業界，氣象台等單位，都必須揚棄十一月是無驚無險又到放工的想法，往後的賽車及相關配套旅遊餐飲活動，都得重新評估及打算。

    別以為十一月就不會有強颱風，看起來「桃芝」好像威力不大，可是，天有不測之風雲，永遠值得慎重對待。面對危機必須建構既科學又人本的危機處理，要不然就會像香港中文大學，連腦袋都沒有拍一下，就輕率取消畢業典禮。澳門也是，市民沒看到這個政府如何看待颱風遇上賽車的狀況，於是只能孤注一擲。

    危機領導要求建立清晰的責任制，明確官員在危機中各自的職責及應變時間，讓每個人都有具體的工作和成果目標。當問責機制透明且具即時性時，官員們會更積極行動以避免因怠職而被究責。危機領導重視領導者本身的表現，以身作則的領導能激勵下屬投入行動，擺脫不作為習慣。當高層領導在危機中積極回應、迅速決策，並與基層同心協力時，基層官員也會受到激勵，更勇於行動。危機結束後，應進行深入檢討並持續改善。這一過程能揭露哪些部門或個人表現不佳，並提供反思和學習的機會。透過不斷檢討與改進，官員可以逐漸形成「行動為先」的思維，養成積極解決問題的習慣。

    十一月出現颱風，對於通常已進入秋冬防災備戰的官員們來說確實是挑戰。在這種情況下，危機領導與危機管理的能力尤為重要，官員也好、商界也好、學校主管也好，總得有危機意識及應變策略。面對突如其來的颱風，政府官員需要迅速反應，儘快發布颱風動態、風暴潮、雨量預測等資訊。透過即時通報、新聞發佈會以及社交媒體，確保民眾及早獲得準確資訊，以防止謠言蔓延及不必要的恐慌。颱風危機涉及到多個政府部門的合作，包括氣象、民政、紀律部隊、海事水利等單位，官員必須建立有效的跨部門協調機制，確保指揮系統清晰，指令傳遞順暢，資源調度快速。例如，當有災情發生時，可以迅速安排救援、疏散及醫療支援等服務。

    危機管理重視預防，在颱風季節結束後的秋冬，仍需要檢視防災資源及應變計畫。這包括檢查基礎設施，如堤防和排水系統，並加強應變物資的準備。同時，提升社區應對能力，定期進行防災演習和教育，讓民眾在面對突發颱風時能冷靜應對。在危機中，領導者應展現穩定的決策力和同理心，能夠理解民眾的擔憂和需求。透過與受災社區代表、民眾的直接溝通，傳達對災情的關切，提供心理支持，減少恐慌感，進一步凝聚社會信任。最後，颱風過後，官員應迅速展開評估，以檢討危機應對過程中的得失，找出資源分配、信息傳遞、基礎設施等方面的不足，改進未來的應變措施。定期進行風險評估，了解氣候變遷帶來的長期挑戰並調整應對策略，減少未來災害的影響。

日本狂人校長廢功課廢段考廢班主任之路

 

    近日，在《小紅書》上，莘莘學子寫作業到凌晨是個熱門話題。據了解，河南一位初二的學生向家長抱怨，一個晚上要做十二張試卷，還有抄寫、練習冊等作業。一個戴著紅領巾的初中女孩，凌晨寫完作業突然放聲大笑，媽媽問她怎麼了，小女孩回答媽媽「寫完了」。一會兒又哭起來了。另一名初二女生凌晨三點寫完作業大哭，壓力比大人還大。還有片段顯示，有小孩子背著沉重的大書包，壓得腰都直不起來。很多家長怨聲載道，初一學生每天十二點睡，放學了還要上補習班。初二學生，天天作業寫到十二點半，有時候還得早上五點多起來寫，睡眠嚴重不足，遇上段考或期末考，溫習隨時通宵達旦。

    澳門亦好不了多少，情況與前述河南學生狀況相約。許多家長小孩都會質疑，為甚麼孩子這麼累？學了這麼多，最後還是百一用，讀完大學還是找不到工作？就算找到工作，通常都大才小用，更遑論學以致用啊！

    在兩岸四地，如果有一位中學校長，打造了一所廢除定期考查、班導師制度，連功課都全面喊停的學校，竟能吸引家長擠破頭地想送孩子來就讀，這一定是個教育神話，而這個神話絕對不會在現實發生。在日本，火紅多年，亦讓服務的學校爆紅，是現任東京麴町公立中學校長工藤勇一。二○一四年上任之後，果敢廢除了學校中很多「理所當然」的校規，進行「非常識」的教育改革。他的改革包括廢止作業、廢止段考、撤除頭髮及制服的規定、廢除專任導師，強調「學生應為自己而學」，並積極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日本是亞洲中學生讀書壓力最沉重的國家，尤其在首都東京，工藤勇一的改革的成果逐年顯現，經常接受電視雜誌的專題報導，文部省和全國各地的教育人士都先後前往視察。二○二○年以來，該校的入學說明會，參加人數為招生人數的三倍，現場座無虛席，家長擠破頭地想送孩子去就讀。

　　工藤勇一校長並不是玩標新立異，而是重新思考學校「理所當然」要做對的事，像是作業和段考的設立，原本是為了讓孩子評斷自己對學習了解的程度，但久而久之，學生變得為了做作業、考段考而上課，甚至成為篩選菁英的工具，亦成為學渣的致命凶器。因此，麴町中學的目標是培養有自律心、能自動自發讀書的孩子，有了獨立思考、自動自發的能力、非認知能力，就能成為二十一世紀快樂的領袖。這位瘋狂校長打破「理所當然」的刻版印象，堅信「非常識」的教育理念，其中包括：跟別人比較的考試沒有意義、「服裝雜亂，心思也雜亂」這說法是錯的、百依百順的孩子是危險的、同學之間不用相親相愛、不論甚麼樣的孩子，絕對能成為領袖等匪夷所思的教育狂想。

    工藤勇一校長是位資深的教育工作者，擁有幾十年的教齡。他認為「臨急抱佛腳」去讀書考試是沒有意義的。那麼，如何讓孩子學會學習模式呢？麴町中學執行「廢止月考」。很多人聽到這個政策都十分吃驚，但是麴町中學不但沒有作業，也沒有期末考，全部廢除。相對的，學校每年實施四到七次「實力測驗」（其中三次為可以與全國、全首都比較的標準測驗）、每個單元結束時實施「單元測驗」，還有範圍比單元測驗小的三種「小測驗」。三種測驗中，只有單元測驗列入成績，由於每個單元的跨距短，一次學習的份量沒那麼多，而且，學生知道它會列入成績，所以大家都會專心學習。這個單元測驗的分數如果不符期待，學生可以自主申請再挑戰。這個再挑戰制度，正是每個孩子養成學習模式的關鍵。接受一次測驗，孩子就明瞭自己不懂的問題在哪裡，若用成人的表現方式，就是問題的「可視化」。而且，申請再挑戰的話，將不採納第一次測驗的分數，而是以再挑戰的最後測驗分數作為成績。如果是「一試決勝負」的考試，孩子們雖會因為分數而憂喜參半，但是卻不太有心仔細重新檢查答案結果。但是，如果有雪恥的機會又會如何？孩子已經了解了問題所在，便會憑著自己的意志，努力去把問題搞懂，並且開始做各種嘗試「怎麼樣才能搞懂它」。

    重新學習的話，第二次測驗的分數一定會進步。這裡有個重要的重點，重考後分數進步的孩子會得到「40分變成60分」的成功體驗。如果是「一試決勝負」的考試，意識會傾向「跟別人比分數」，所以即使實力進步了，很多孩子還是無法開心得起來。如果是跟自己比較，就能真正為自己高興，學會欣賞自己，甚至疼愛自己。僅僅引進「可以再挑戰的單元測驗」，就能引發孩子的學習意願，不過麴野中學還在課堂上實施「小測驗」。小測驗的定位是單元測驗的熱身練習。總之，「小測驗能過關的話，單元測驗就安全了，而且也不列入成績，再加上是自己計分，不會給老師造成負擔。

    這樣的測驗改革，提高孩子整體的成績變得容易，只要提高小測驗出題的層級就行了。雖說不列入成績，但是在小測驗如果有答不出的問題，孩子會產生危機意識，於是，孩子們就會自主性的開始解決難題的循環，想辦法把不懂的問題搞懂。

    小測驗的結果帶動小循環，到了單元測驗再挑戰，帶動中規模的循環。一再重複的經驗後，孩子們就會了解讀書不好可以重來，重來原來可以做得更好。換句話說，在學生心裡，考試從「被迫用功」，轉變為「屬於自己要解決的問題」，不能推到別人頭上。每個人學會讀書的模式後，接受一年四至七次的實力測驗，即使結果不符合期待，也養成了自主學習循環的習慣。正因為有這樣的考試結構與設定，才能達成廢止作業的要求。到了這裡，也許有人產生了疑問，為甚麼實力測驗不列入成績呢，那是因為實力測驗的目的不在於此。麴町中學考試的目的，是掌握「孩子們懂了甚麼、不懂甚麼」，然後採取行動把不懂的問題搞懂，找出適合自己的行動，這一連串的動作就是「學習方式」。如果這裡將實力測驗列入成績，孩子們就必須大範圍的複習，很可能一開始就放棄，一連串的學習循環也會事倍功半，甚至徒勞無功。實力測驗的目的，終究只定位在測試個人實力。

    廢除作業與三階層考試制度的架構，是在與眾老師再三討論之後思考出的結果，這個架構不只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對老師而言也十分合理，因為老師不需要再檢查作業，也不必批改小測驗卷了。慢慢，學生的自律學習能力就會塑造出來，且會越來越鞏固。

    在取消功課和段考後，許多學生不再只是為了成績學習，而是根據自身興趣和需求來安排學習內容。這種改革使學生更加積極地參與學習，並在學習過程中體會到成就感。無功課和無段考的學習環境下，老師不再只是知識的傳授者和成績的評定者，而是成為學生的學習支持者和指導者。工藤勇一的改革使師生之間的關係更加平等、親近，教師更專注於了解學生的個性、需求，提供個性化的指導，這種改變有助於學生建立自信，更加敢於表達自己的想法。所以，取消固定班主任制，改為人人都是班主任制，師生的情誼帶動學生更多元正面學習。    

    自二○二二年始，工藤勇一不再擔任麴町中學校長，轉任橫濱創英中學與高等學校校長。不過，這些改革仍然在麴町中學持續執行，且已內化為學校的教育方針，教師團隊和學校管理層繼續秉持他提出的理念，推進學生自主學習與問題解決能力的培養。目前，工藤先生主要以出版書籍與舉辦講座的形式，繼續推廣其「自律與尊重」教育改革思想。

    活在中式教育下的噩夢下的孩子和家長都要瘋了，很弔詭，瘋狂的教育現實需要瘋狂的校長，工藤勇一就是鮮活的例證。今天，澳門學校的功課、測驗與考試已經很僵化，整套填鴨式制度只邁向培訓能讀能背能寫的機器，多元智能在全世界普及盛行的今天，再不急起改革，澳門將在國際教育舞台被徹底淘汰。

給學生上一節「禁書與焚書」歷史課

 

    日前，筆者在網路上看到一套三冊名為《民主政治原理》，於是，跑到書局向櫃台職員訂購，豈料得到的回答：「先生！抱歉！這是敏感題材，應該訂不到啊！」嘩！真的很嚇人，這套書的作者陳安博士一九五五年生於江蘇南京，留學美國，獲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先後分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柏克萊加州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從事研究與教學，獲新加坡國立大學頒榮譽院士。細閱書的目錄，只不過是標準的民主政治教科書。再說，全世界那有一個國家不踐行民主政治，試看中國《光明日報》，都經常有發文講中國新時代的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又稱為「本質是全過程人民民主」，有別於「西方式一次性民主」。也許，普羅大眾，甚至在讀學生，都親歷圖書館將倡議民主自由運動的書下架，沒想到連這樣溫和的民主理論書，都被列為敏感題材。活在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日益被收窄的澳門，實有必要讓學生重溫中西社會禁書焚書歷史，並且從其中吸納歷史教訓。

    今天，無論是在學校或社區，無論是政府或社團，都知道閱讀能提高學生的競爭力。當然，色情、暴力、血腥、乃至宣揚極端政治的書籍要慎重處理。可是，當說真話且對社會進步有效益的書，都被許多條條框框限制住，其實對個人與社會的良好發展，都毫無好處。閱讀的目標是求真，及去除無知，據此，學校的歷史課及語文課等，都可以讓學生認識禁書及焚書的歷史教訓，才免於無知的恐懼。

焚書禁書今讀

    焚書歷史是一個既複雜又具有深遠影響的課題，涉及東西方社會中不同政權對思想控制的方式與目的。焚書的行為，不僅代表了對某種思想或意識形態的壓制，更反映了政府非常在意思想控制。

    中國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焚書事件莫過於秦始皇在公元前二一三年的「焚書坑儒」。秦始皇面為了鞏固統治穩定，相信「天下一統」的目標需要思想上的統一來支持。當時，百家爭鳴，儒家的禮教、墨家的兼愛、道家的無為，始皇帝通通視為統治的挑戰。

    焚書坑儒的具體措施包括焚燒法家書以外的經典書籍，特別是儒家經典，同時禁止人民私下保存。若有人私藏經書或傳播異端思想，則會受到嚴厲懲罰。根據《史記》記載，焚書坑儒的目的是「禁邪說，定一尊」，希望透過嚴厲的控制手段將不同的思想限制在秦朝中央集權體系之內。儘管秦朝僅維持十五年，焚書坑儒政策帶來極大的文化損失，尤其是儒家經典和其他學派的重要文獻被大量燒毀，造成的文化影響深遠。

    西方社會同樣有焚書的歷史，其中希臘化時代的希拉拉（Antiochus Epiphanes）焚書事件是典型之一。公元前一七五年，希拉拉四世統治期間，他試圖透過強制希臘化政策將猶太人納入希臘文化體系，並對猶太教進行壓迫。他禁止猶太人遵守自己的律法，燒毀猶太經書，並要求在聖殿中獻祭異教神祇，這些行為引發了猶太人的強烈反抗。

    在羅馬帝國時期，基督教經典《聖經》一度遭到禁書處理。當時的羅馬政權認為基督教的教義與羅馬的多神教信仰體系相悖，因此下令銷毀《聖經》並禁止基督徒的活動。然而，隨著基督教在公元四世紀成為國教，基督教書籍反過來成為官方支持的經典，並進一步開始對異端書籍進行壓制與焚毀。甚而，為了能閱讀《聖經》，掀起了西方普及教育的運動。 

    到了中世紀，歐洲的天主教宗教裁判所成為焚書的重要執行者。宗教裁判所將異端視為威脅教會權威的思想，並對被視為異端的書籍進行審查和焚毀。例如，喬爾達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等自由思想家的著作被焚毀，而宗教裁判所透過禁書目錄（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嚴格規範哪些書籍可以被閱讀。

    到了現代所謂文明世界，焚書並沒有停止。二十世紀初，納粹德國在掌權後發動了大量的焚書行動，針對的書籍包括馬克思主義、猶太學者的著作、自由主義作品以及其他反納粹的書籍。中國文化大革命大力推動「破四舊」，即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並對象徵這些「四舊」的書籍、文物、建築進行清除。不僅焚燒大量書籍，還破壞了大量歷史遺跡，導致中國傳統文化和知識產業遭到重創。蘇聯時期，禁書現象同樣嚴重。列寧和斯大林執政期間，對反蘇或批判蘇聯體制的文學作品實行嚴厲的審查和焚毀，例如托洛茨基的著作和其他持不同政見者的書籍。

    當今資訊發達的時代，焚書的形式雖然轉變，但思想控制的本質依然存在。隨著網絡與媒體的普及，各國政府已不再依賴傳統的焚書手段，而是透過資訊審查、言論管制和媒體封鎖來實現對思想的掌控。這些新型態的「焚書」手段，與傳統焚書雖有不同，但其背後的邏輯與意圖一脈相承，都是為了限制異議，維護意識形態的統一。

    當我們回顧焚書的歷史，不僅應思考那些失去的思想與文化遺產，更應警惕當代社會中的思想控制，避免類似的悲劇重演。思想的自由和知識的多樣性是人類進步的基石，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都應以保護這一基石為責任。正如英國作家歐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所警示的，控制了過去的歷史，便掌握了現在與未來。因此，無論在哪個時代，對於任何企圖壓制思想、限制知識流通的行為，都應該引起人們的高度警惕與反思。

    最後，焚書歷史告訴我們，真正的思想力量是不可被完全摧毀的。儘管政權可以壓制和毀滅書籍，但無法永遠遏制人們的思想自由。許多曾被焚毀的書籍和思想，在後來的歷史中重新復興，成為社會反思與進步的推動力量。焚書的行為或許能暫時掩蓋異見，但無法阻止真理的流傳。這正是人類文化和思想的韌性所在，也是歷史留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只有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中，知識和文化才能持續發展，人類才能不斷進步，就如前述當年的《聖經》一樣，走過慘痛的禁絕日子，今天，卻成為數以億計信徒的精神及信仰食糧。

透閱讀、電影欣賞、哲學討論等上好一節歷史課

    澳洲作家馬克斯．蘇薩克（Markus Zusak）的小說《偷書賊》（The Book Thief），以及後來改編的同名電影，的確反映了納粹德國時期的禁書和焚書歷史。故事背景設置在二戰期間的納粹德國，透過一個小女孩莉瑟爾（Liesel）的視角，講述她如何在極權政權下找到慰藉並追尋知識的故事。納粹當局的焚書活動在這部小說和電影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不僅影響了主角的生活，也反映了納粹政權對異議思想的嚴格管控。

    故事中的莉瑟爾是個猶太女孩，活在納粹時代，無時無刻躲避追捕。莉瑟爾是個善良女孩，年紀還小的她就要承受弟弟的死、家人的離散、揮之不去的惡夢…等，她為了忘卻那些不愉快，藉著閱讀一本一本的書來忘記，和溫暖她已受傷的心靈。無論是在小說裡，又或者是電影，只是小孩的莉瑟爾，都有篇章寫她在防空洞裡教文盲的大人小孩認字，繼而閱讀短篇小說。

　　有一天，她看到官方舉辦的焚書儀式，暗中偷了一本書，並由此展開了她對知識和自由的渴望。這個偷書的行為成為她反抗納粹意識形態、探索自我和逃避現實的一種方式。對於莉瑟爾來說，書籍不僅僅是文字的集合，更是她在壓抑的環境中找到自我和理解世界的重要途徑。她與書籍之間的聯繫象徵著人類對思想自由的追求。

　　筆者從家開始，再到學校，先是透過播放《偷書賊》電影，沒想過無論是家小孩，抑或是學生，無不被女主角對閱讀的熱忱所感動。當年，筆者亦告訴學生可以在圖書館借到實體小說，今天可以在網絡上閱讀到電子書，許多學生都告訴我，一看就手不釋卷，思緒飛揚，還私下熱烈討論，皆認為獲益良多。

　　今天，教會學校都有指定《聖經》為宗教堂的必備教材，也許，教導高年級的同學，除了耶穌的救世情懷值得學習外，亦大可以言說《聖經》的被禁歷史，讓他們知道一切偉大的思想，都得來不易，理應好好細閱深思。

功課測驗壓迫學生 快樂學習解放孩子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於今年六月以問卷形式調查中學生課餘生活狀況，訪問本澳十四所中學共1769名中學生，顯示學生同時承受多種壓力困擾，其中，壓力依序為課業、人際關係、情感、家庭及兼職。有90.32%受訪者有不同程度的課業壓力，77.49%受訪者有家庭及學校的人際關係壓力，63.09%有情感壓力。值得關注的是「過多」的補習班或興趣班會讓中學生感到焦慮，其中有18.77%受訪者對參與補習班或興趣班活動「經常」或「總是」感到疲憊。面對龐大的壓力自然會尋找減壓的方法，根據是次調查，上網活動以壓倒性的比例位居課餘生活的首位，約有94.29%的中學生每天課後會選擇上網，同時睡覺、觀看電視與享受音樂，以及打電子遊戲已成為學生不可或缺的三大主要活動方式。

    誠如上週筆者撰文說，功課多、測驗多、活動多，學生苦不堪言，亦是讀書的主要壓力根源。讓我們重返人生的目的，不外是成為一個身心健康且快樂生活的人，而學校教育就是透過知識的學習及品德的修煉，幫助學生達成預期的人生目的。可惜，事於願違，學校教育竟然成為壓迫學生、樂學淪為苦學、甚至導致學生走上絕路的最後一根稻草。

家庭與學校必須深入認識《受壓迫者的教育學》

    就是次調查，學聯建議家校應共同教導中學生管理壓力，學會如何健康地面對壓力及挫折，並建議政府多關注並持續投入資源，促進學生健康發展。無疑，政府已投放很多資源去建構四級聯防，試圖穩住學生的情緒，疏導學生的壓力，可是，這一系列措施為何一直沒有明顯成效，皆因沒有直指問題的焦點。換成另一個角度來說，今天，澳門的學校仍然採取填鴨式教育，以知識記憶為教學目標，而衡量這個目標是否達到，最簡便的方法就是功課多、默書測驗多、再來是考試多。從上述的調查充份顯示，功課測驗已經成為很具殺傷力武器，無時無刻在壓迫折騰學生，試問苦學何來快樂的人生呢？如果學校把功課、測驗與考試抽走，也許只剩下一個教育空殼而已。AI時代的來臨，已經衝擊到填鴨式教育體無完膚，學校教育已經病入膏肓，要找出問題根源及對症下藥。

    世界著名教育學者弗雷勒的論述與實踐深具參考價值，甚至掀動全世界的教育改革邁向自由解放。弗雷勒生於身處一九三○年代的政治動蕩與經濟危機的巴西，他曾因挨餓而偷食物，亦因太窮被逼輟學，後來，幸得好心校長減免學費，才讀完中學，考上大學讀法律。一九四七年，弗雷勒在巴西東北部教導農民和工人識字，推動社會全面改變，竟被逮捕，被勸喻離國，流亡智利，直到二十五年後才能回家。這些經歷讓終生關心教育的弗雷勒發展出舉世矚目的受壓迫者的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依循弗雷勒《受壓迫者的教育學》中的觀點來看，今天中小學生的課業壓力可以被批判為一種壓迫性的教育方式。弗雷勒認為傳統教育採用「存款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教師將知識「存入」學生的頭腦，期待學生被動接受，而不鼓勵主動思考或質疑。今日中小學教育，完全以考試領導教學，透過「存款式教育」將學生變成「分數機器」，使他們在壓力之下只專注於測驗考試，忽略了學習的自主性和創造力。這樣的壓迫教育忽視了學生的真實需求，對其身心健康和成長產生負面影響。

   作業和測驗考試的沉重壓力可以被視為壓迫性教育，學業成績被視為個人和家庭榮譽的指標，亦為邁向人生勝利組的最重要指標。這樣的壓迫性教育模式在多方面體現：大量作業、頻繁測驗，以及高標準學業要求。日積月累的微壓力導致學生焦慮和疲憊，甚至影響他們的心理健康，甚至成為自殺就是解放的推進器。

讓教育成為解救與解放學生的重要工具

    根據弗雷勒晚年的巨著《自由的教育學》（Pedagogy of Freedom），採取更嚴厲的批判，教育應該是促進自由和自我解放的過程，學生應該被鼓勵去思考、探索和批判現實世界。相對於課業壓力過重的應試教育，一種解放性的教育應該重視學習的樂趣與生活的意義，引導學生進行批判性思考，成為自身學習的主體，而不是被動的接受者。弗雷勒認為「被壓迫者」身上是住著「壓迫者」的身影與價值觀，今天，手握學生成績生殺之權的教育者，想當年，也曾被同樣的教育方式迫害過。這樣的「媳婦熬成婆」式折騰傷害，已經一代又一代傳下去，若沒有經過不斷地反省、對話，那獲得自由之後，就會以另一種「壓迫者」姿態出現。

    「被壓迫者」若想成為「真正自由人」，身上是肩負兩種任務：一是掃除壓迫大環境，另一則是掃除過去耳濡目染的「壓迫者」價值觀。弗雷勒認為，絕大部分的教育體制都是為「壓迫者」服務的「存款式教育」；要想達到真正的自由解放，我們必須翻轉過來，提出一套「被壓迫者」的教育學，也就是「提問式教育」。

    弗雷勒認為教育應該建立在「提問」與「對話」的基礎上，師生之間是平等的夥伴，彼此互相學習和交流。通過提問推進學生的創意與批判能力，透過對話，讓學生懂得欣賞尊重不同角度思考的可貴，教師的角色是引導而非主導，幫助學生在學習中形塑自己的觀點。

    為甚麼猶太人被公認為世界菁英，別弄錯，從來，猶太人最討厭「存款式教育」。孩子每天放學回家，媽媽不會問孩子今天學小甚麼，而是問孩子今天問了甚麼有價值的問題。一天，學校不揚棄「存款式教育」，學校教育只會訓練出一代又一代記憶奴隸。教師只適宜在課堂裡作短講，然後，就要用「提問式教育」，透過討論，甚至爭論，讓真理與知識越辯越明，越辯越學得快樂及牢固。    

    根據弗雷勒的解放性教育理論，一種真正支持學生成長的教育模式應該鼓勵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激發他們的批判性思維和探索精神，讓教育成為一種自我解放的過程。間間學校都號稱以學生為本，貨真價實的以學生為本就應該讓學生有多方參與的機會，換句話說，真正為學生好，以學生為本就應該賦權（empowerment）給學生，從教科書制定、評核標準、教室公約等，都允許學生參與，亦要認真採納他們的意見。從遊戲心理學的觀點看，有份參與制定遊戲規則，參與者一定倍加投入，亦因為有份制定規則，亦無任何藉口有異議，當然，這樣的遊戲會讓參與者學得更多更快樂。

    今天，連天然資源很不足的新加坡，都逐步放棄多功課多測驗多統考的教育模式。為了減輕學生考試壓力，新加坡教育局早前宣布，從二○一九年起，小一和小二將不再有測驗考試，中一生的年中考試會取消，到了二○二○學年起，也會取消小三、小五和中三的年中考試。除了取消考試，明年起學生的成績單，不會顯示班級名次、同級的最高及最低分，只有學生的表現分，包括品行、體能、參與度、課外活動及教師評語。全世界跌破眼鏡，新加坡在PISA測試、IB分數，甚至連牛津劍橋升學榜單上都名列第一，依然能夠人才輩出。

    新加坡的成功經驗足以證明單靠給沉重的功課、排山倒害的測驗考試已經落伍，尤其在AI發達的年代，許多目前學校的運作方法已經可以透過AI瞬間處理好。再從學習原理去看，今天的學校育把一大堆數據（data）及（information）強塞進學生的腦袋裡，就以為完成教育任務。可是，猶太人的教育經驗，新加坡的減負措施，均指向培養學生自由快樂的思考，尤其是造就他們擁有創意解難的人生智慧（wisdom），而這個正是新加坡多年以夢寐以求要栽培的人才。

    澳門是個彈丸小城，學生人口少，既有十五年免費教育，亦有高入大學率，是時候解救學生及解放教育，不要再用知識價值折舊率高的多功課多測驗去壓迫學生，還學生學習自由自主，讓孩子成為快樂人，這比四級聯防更高招，更有成效。

    新特首快上任，救救受課業壓迫的孩子，來一個天翻地覆的教育解放改革啊！

新解：「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聽說已故中國總理周恩來曾說過一句話：「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的意思是，即使在經濟狀況困難或資源匱乏的情況，教育仍然應該被優先考慮，並得到充分的支持和投資。這句話強調了教育對個人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因為教育能夠提高個人的知識和技能，開闊視野，並為未來的生活創造更多機會。「再苦不能苦孩子」指出，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應該注重他們的身心健康和學習條件。因此，即使條件艱苦，也應努力為孩子提供支持和關愛，讓他們在良好的環境中健康快樂成長。

    今年八月上旬，多名立法議員關注包班津貼金額多年未有增加。社文司歐陽瑜司長表示，上次調整是在二〇二〇年九月，今年教育預算雖有增加，但預算緊張，包班津貼未有上調，政府正在研究明年有無條件增加。她提到，教育局設立學校發展資助計劃，初衷是鼓勵資源少的學校申請，以促進平衡發展。無疑，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年年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儘管被詬病教育回報不似預期，但起碼做到「再窮不能窮教育」。惟是，若問不能窮教育，就等於孩子不受教育之苦嗎？顯然不是，如香港、日本及南韓，教育投入越高，但越是走菁英篩選劣質教育制度之路，孩子就越苦，越被「壯烈」犧牲掉！

功課多、測驗多、活動多，學生苦不堪言    

    童年時，一週上三十九節課，每天四樣功課左右，一週只有一兩次默書，而只是到測驗週才有大測。那時，學校留行背書，同學去行長背書，行長去班長背書，班長去班主任背書。三次都背不會就要留堂，在全校集中的留堂室向當席老師背好才能走。筆者很多次快要夕陽西下，才背好回家。就是因為有背書制度，減省了很多小測，亦告訴我們有些書只要會背就可以。到了高中，依然有背書制度，那個年代，沒有文理分組，通常同學文又得、理又得，我們照樣畢業，照樣考上心儀的大學。

    這一代的中小學生，每天的功課起碼五樣以上，還有小組功課、潛能訓練等一大堆，天天不是有小測就是大測，甚至同一天，兩三科測驗已司空見慣。今天，不知何故，背書制度消失了，所有本來只需背懂的東西，就變成大小測驗。打從幼稚園開始到高中，學生的課業越來越繁重，放學後上補習班，就越來越夜才能回家，回家吃過不知道是晚飯還是宵夜，還要繼續溫習到凌晨一點，才可以上床。遇上有測驗，還要清晨五六點就要爬起來再溫習。網路上有很多家長群組，主要話題不外是功課及測驗量龐大，孩子快崩潰，不知如何是好！

    二○一六年底，時任教青局局長梁勵出席「澳門講場」探討本澳學生學習水平問題。多名家長致電節目反映，子女學業壓力大，連休息的時間都不夠，學校當學生是「超人」般操練。梁勵回應稱，課程改革的原意是希望減少教學內容，發掘學生的興趣和潛質，採用多元化學習模式，提升綜合能力。

    無疑，公立學校是教青局控制的學校，很容易就做到梁勵講的減負，可是，在私立學校，只有不斷增負。二○一八年，澳門學聯與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月前開展全日制中學生學習壓力調查，共發出1022份問卷，收回有效問卷974份。調查發現：學習壓力是澳門中學生最主要的壓力來源，依次為學習壓力、升學壓力、家庭壓力、社交壓力、感情壓力、工作壓力。四成多中學生認為自己的學習壓力適度，還有四成多認為自己有過多的學習壓力。澳門中學生的學習壓力來源依次為升學與前途、父母期望、同學競爭、自我要求、老師期望。

    調查還顯示，近六成澳門中學生表示，非傳統評核方式（除考試、測驗、日常功課外的評核方式）占總分數比重在20%或以下。課堂參與和小組報告是最主要的非傳統評核方式。做功課時間和課外學習時間與學生的壓力程度成正比，且影響較大；測驗次數的增多也會稍稍增加學生的壓力指數，但不明顯。考試頻度和非傳統考核比重與學生的壓力程度關係不大。調查顯示，每日做功課時間或課外學習時間在三小時以上的學生壓力程度處於嚴重等級的均占六成， 高於平均水準約三成。

     到了二○二一年，教青局長老柏生關注學生功課量及測驗量，提到有關完善家課和評核的指引，並指出會將家課量和測驗量納入學校綜合評鑑的指標內容。而會上有大部分傳媒都關注到有關學生功課評核指引的問題，老柏生表示，會親自落學校與校方探討學生功課量的問題，希望讓家課和評核的指引讓學生有更好學習環境，而不是為他們帶來壓力。

    老柏生表示，二○二一學年實施新指引，優化有關家課和評核的指引方向，包括為學校的教學領導機關推動多元評核；推動學校在學生手冊中加入欄目或家長問卷，讓家長可向學校反映意見；教青局會走訪學校，了解學校實施多元評核的經驗；舉辦教師培訓；將家課量和測驗量納入學校綜合評鑑的指標內容；今學年將部署和起動有關多元評核的專項評鑑，其中以中、英、數、常識等科目作為研究重點。

    儘管政府做了很多法規，立了很多指引，可是，多元綜合評核制度從未真正落實，學生依然被傳統的評核制度折騰。

當學校教育窮到只剩小測大測時怎麼辦？  

    澳門有別於香港、台灣、南韓及日本，澳門貴為世界第二大人均收入最富庶的地區，僅次於盧森堡。教育看起來成績很輝煌，可是，劣質陳腐的教育制度依然根深柢固，惡性競爭實屬勞民傷財，效益低劣，學生的苦依然要代代受。這種現象實在不難改變，澳門大多數學校都是一條龍制，十五年免費教育資源不虞匱乏，加上升大學易過借火，理應很容易建立一套簡單、減負、快樂學習的教育制度。

    澳門有四所大學設有教育學院，無論公私立都好，都接受政府資助津貼。目前，大學教育學院為了爭排名，鮮少做本地研究，因為，本地研究難登國際期刊，對改善大學排名毫無幫助。政府理應強勢要求大學，透過優質貼地的師範教育培養與時並進，決意造就快樂教學的教師。再者，四所大學都開設教育博士課程，亦設有相關的教育研究中心，政府理應要求大學進行更多惠及本地教育改革的研究，甚至要將成果付諸實踐。

    證諸西方大學都有責任進行本土研究，如在課堂教學方法改進方面，哈佛大學教育學院曾進行「積極學習」（Active Learning）的研究，研究發現讓學生在課堂中積極參與、進行小組討論和互動活動，可以提升學習效果。這些發現推動了當地學校在課堂上採用更多互動式教學方法，而不僅僅是講授式教學，提升了學生的理解力和參與度，亦扭轉了傳統評核的守舊風尚。

    在學習心理健康支持方面，美國史丹福大學的教育學院研究了學生的心理健康與學業表現之間的關係，發現心理健康支持對學生的學習成果有積極影響。隨後，許多當地學校增設了心理輔導員，並推廣心理健康課程，幫助學生應對壓力，提高學業表現和情緒健康。

    在教育科技應用方面，麻省理工學院（MIT）教育學院進行了「數碼學習」的研究，探索了如何通過在線學習平台和教育應用來輔助教學，特別是針對數學和科學。這些研究成果推動了當地學校採用數碼學習工具，如平板電腦和學習應用，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更具互動性，也讓老師能更精準地追蹤學生進度並提供個性化指導。

    當下，教青局應與大學及中小學合作，開展多個覆蓋全澳學校網的研究，針對當前學校仍然以傳統的功課與測驗，透過量化與質性研究，專業的教育心理與學生健康分析，之後評論其利害得失，提出具體改善意見，致力推動學校全面執行，讓孩子不再受無意義的苦，真正快樂學習。

生的學習成果。

當青少年視死為解放時該怎麼辦？

    早前，內地一所中學舉行迎新活動，包括師生聚餐，有同學就發現在餐廳上掛了一幅橫額，上面寫著「欢迎新老师生前来就餐」，竟把一眾師生嚇傻，餐廳的行文意思是「歡迎新來的師生進餐」；被嚇壞的師生理解為「歡迎新老師『生前』來進餐」，真係大吉利是！須知道，中文的同音字詞，標點符號位置，容易產生歧義。就像「解放」一詞，可以理解為放長假，可以從職場解放，喘一口氣；「解放」亦可以理解是政治上指擺脫束縛、壓迫，使群眾重獲自由。「解放」亦可以理解是透過成功自殺，免除人間之苦，得以解脫。

青少年視自殺為解脫

    香港青年辦公室與香港生死學協會早前合作調查中學生對死亡的看法，發現普遍學生認同生命有意義，但從細項分析則發現，有過半學生視死亡為一種解脫。根據研究數據，雖然大部份學生認為生命有意義，但在277位受訪學生當中，有23.5%曾認真想過自殺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更有31.4%常懷疑自己為甚麼活著。面對死亡，更有51.1%表示他們視死亡為解除生命苦難的方法。

    近十年，許多大學及研究機構先後做了很多青少年自殺的研究，不約而同地發現青少年將自殺視為「解放」的比率超高，如《青少年自殺行為的心理因素和社會影響》這份研究指出，青少年常會將自殺視為擺脫壓力的方式，特別是在面臨無法處理的學業、家庭和社會壓力時。《青少年自殺的文化和心理學影響》這篇研究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中，青少年自殺觀念雖稍有差異，但是，青少年在充滿壓力的環境中成長，缺乏正面的疏解方式，容易將自殺理解為一種「解放」壓力的途徑。該研究還指出，社交媒體對這一觀念的傳播起到了強化作用。再者，《自殺與青少年心理健康：壓力管理的困境》這份報告指出，青少年自殺率上升與心理健康問題之間的關聯，特別是在青少年無法找到積極的壓力管理方法時。研究表明，青少年若未能獲得支持和適當的心理輔導，便容易將自殺誤解為一種解脫的方式。又如《社交媒體對青少年自殺風險的影響》這份研究探討，社交媒體如何影響青少年的自殺觀念。發現青少年在社交媒體上接觸到自殺內容或網絡霸凌時，容易加強對自殺的錯誤認知，並認為自殺是一種「解放」手段。原來，家庭都是一個造成青少年自殺的鬥獸場，《家庭環境與青少年自殺傾向》這份研究表明，成長於強大壓力的家庭環境的青少年，在面對長期情緒痛苦時容易將自殺視為擺脫痛苦的最佳方式。

當自殺不斷被誤判與污名化時

    對於自殺，我們一直持負面的批判態度，視自殺者軟弱、短視、消極等。可是，根據專業前線社工及心理師所言，自殺者都嘗試努力解決困難，但苦無辦法，亦求助無援，逼不得已才走上絕路。換句話說，一般人很容易誤判自殺者的想法及行徑。沒想到，連專業的生命教育工作者，竟亦會污名化自殺者。

    近日，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兼生命教育中心主任謝向榮在一場記者會上，因其有關防自殺技巧的言論引發了廣泛爭議，最終作出公開道歉。謝向榮在記者會上提到，七成學生對生活感到絕望或迷茫，並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其實只要為人設想，便會知甚麼是禮儀、甚麼是智慧、甚麼是責任感、甚麼是尊重。如果你會多想社會責任、家長期望、你走後家人會怎樣，其他人會怎樣，你會多設想這個精神便不會做傻事。睇下啲雞仔孵化，你已經有生命教育，就唔會做傻事。」

    謝向榮的言論傾刻引起了教育界和精神健康界的強烈反彈，關注學童自殺學生聯席在社交平台亦發表聲明，批評謝向榮的言論不當，認為其建議將自殺問題簡單化及污名化，並將責任歸咎於學生自身的價值觀錯誤。聯席指出，學生面臨的壓力來自多方面，僅僅強調責任感和尊重並不能解決問題。

    關注學童自殺學生聯席提出了多項反駁意見。首先，他們認為謝向榮將自殺歸因於單一因素，忽視了其他潛在因素的影響。其次，聯席指出，學生為他人設想並不能解決他們面臨的困境，反而可能加重他們的壓力。第三，聯席批評謝向榮使用「做傻事」這樣的詞語，認為這種說法輕視了學生面臨的壓力。第四，聯席呼籲教育界和相關人士注意言論，避免進一步傷害學生。第五，看到雞仔孵蛋，怎能直接得出已經受到生命教育，又怎能得出不會做傻事的結論呢？

    其實，近年，政府多個部門都舉辦了很多關注青少年精神健康的培訓，試圖幫助家長、教師、社工、醫護人員提升其面對孩子自殺的專業能力。惟是，要掌握輔導的技巧不難，要去除對自殺者的誤判與污名觀念實在難上加難。

認真探究「自殺等於解放」的深層意涵

    「自殺等於解放」這一觀念的根源涉及心理健康、文化觀念、家庭互動、社會壓力等多方面因素。這種思維往往在心理困境無法有效排解、生活壓力過重，以及缺乏支持系統的情況下形成。

    首先，心理健康問題如抑鬱症、焦慮症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往往讓個體感到極度痛苦和無助，產生對生命的厭倦感。抑鬱症患者尤其容易出現「死亡解放」的想法，因為疾病使他們陷入持久的痛苦中，對未來不抱希望。當這些情緒困擾無法緩解時，死亡便被認定是「解脫痛苦」的唯一出路。所以，學校也好，社區也好，無論是面對學生、家長、教師或公眾，普及心理與精神健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工程，當社會大眾都能以同情理解的態度看待自殺者的想法，樂意陪伴度過難關，幫助他們認清辦法可以比困難多，也許就能扭轉自殺者的尋死意欲。

　　現代社會中激烈的競爭、成就壓力以及高期望會使青少年更容易產生長期焦慮，尤其在強調讀書才能成功的文化背景下，導致自我價值的低落。如果個人缺乏足夠的支持系統和壓力疏解途徑，這些壓力便會逐步累積，讓人感到無法承受。此外，某些文化或家庭中對失敗的羞辱感，也可能加深他們將死亡視為逃避途徑的傾向。

    別以為現代青少年網友遍天下就很合群，事實上，大部份青少年都充滿孤立和疏離，這種群體中的社交孤立會讓人缺乏歸屬和支持。孤立無援的人更容易將死亡視為擺脫寂寞和痛苦的方式，特別是在缺乏人際支持的情況下，容易產生「死亡等於解放」的想法。於是，拓展線下的真實人際交往學習及磨練，才能彌補網絡社交的空虛、自卑或被忽視。

　　最深層及最難碰觸的是過去經歷與創傷，這些重大創傷、虐待、家庭暴力或其他不幸事件的人，常常感到內心難以治癒的痛苦。這種痛苦會讓他們對生活的未來失去信心，但又難以啟齒，從而認為死亡是唯一解脫。然而，這其實是對心理創傷缺乏適當處理的結果，而非生命本質的真實反映。所以，應多舉辦增進青少年深層信任的活動，無論是工作坊、露營宿營、歷奇生活營等，都能促進青少年打開心扉，積壓多年的困擾一旦鬆綁，自然就容易找到出路。

　　種種研究顯示，無論是電影、電視劇、動漫、小說、甚至媒體報導，均將自殺渲染成浪漫的行徑，認為自殺可以帶來解脫與平靜，讓人們對死亡產生不切實際的認知。當生活中的痛苦超出承受範圍時，這種偏差的死亡觀念容易讓人將死亡誤解為擺脫痛苦的解放方式。

    「死亡等於解放」的想法是當下青少年，甚至成人的應對機制，誤以為可以真實解脫。痛苦雖然難以避免，但透過支持系統、心理健康治療、正確的情緒管理和心理疏導，可以有效幫助人們應對挑戰。社會需要正視這一問題，加強心理健康教育，營造包容的社會環境，提供更多疏解壓力的途徑，使人們意識到困難只是暫時的，而生命擁有更多值得期待的可能性。

熟齡家庭必須面對的「斷捨離」

 

    根據《澳門人口預測2022-2041》資料顯示，隨著醫療水平提升，澳門居 民越來越長壽，加上少子化的社會現象，本地人口老化日益加劇，老年人口比例已從二○二○年的14.1%飆升，預計於二○二九年升至21.4%，比預期更早進入超老齡社會。隨著老齡長者的比重不斷增加，社會十分關注本澳的安老政策，如何更好地應對人口老齡化，但這是一個綜合性問題，不能透過單一部門以及單一措施處理，除了不斷發展及提高院舍照顧服務、關顧長者醫療服務需要之外，在經濟層面推動銀髮產業發展、協助長者提高健康素養、增加長者護理人才培訓和儲備等方面也必須要持續完善，才能滿足人口老齡化的需求。

　　隨著澳門進入高齡化社會，意味著熟齡家庭越來越多，即是說，家庭裡既有超高齡長者，亦有已經踏入中年的子女，甚至青春期的孫輩。隨著醫療科技進步與生活水平的提升，現代人的平均壽命大幅延長，熟齡家庭的親子關係也因此展開了新局面。長壽的雙親可能面臨健康、財務、心理與人際方面的多重挑戰，尤其當他們與成年子女共處，或在生活上互相依賴時，家庭關係與互動模式更變得複雜。這些轉變也引發了人們對「斷捨離」的思考。

澳門女子掌摑老母視頻引眾怒「失能老人」處境受關注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一則中年女子當街掌摑年邁母親的短片在澳門社交網站上迅速流傳，這起「虐老」事件已由警方移交檢察院處理。這起親情扭曲的悲劇，引發了澳門社會對「失能老人」處境的關注。

　　事發當天，於澳門筷子基海旁，一名中年女子情緒激動，多次猛力掌摑坐在輪椅上的母親，年邁的母親無力反抗只能發出微弱的哀鳴。隨後，該女子喝令其自行放下輪椅的腳踏，母親手腳不靈敏未能做到，又遭到該女子掌摑。有許多路人看不過，大聲喝止，警告後該女子才罷手。警方於翌日發布消息說，已聯繫這名涉事的三十九歲張姓女子及受傷害的老人。兩人承認為母女關系，警方以「侵犯身體完整性」將案件送交檢察院處理。

　　掌摑老人牽動著背後的家庭悲劇，更加引發了人們對失能老人、失能家庭的關注。綜合澳門警方與社會工作局消息，涉案女子平日獨自照顧年老的父親、中風的母親及患有智障的弟弟。該女子去年曾向社工局申請「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服務，經評估后認為符合資格，但她當時認為，中心的服務不能提供一對一的治療，不如自己照顧母親，之後取消了申請。更加令人倍感唏噓的是，在警方向受傷害老人查詢情況時，這位年邁的母親一再強調，女兒是孝順女。隨後，這位年邁的母親已獲安排入住安老院，女兒已由社工跟進作情緒輔導，女兒的智障弟弟除繼續使用日間中心服務外，現已交由其父親照顧。該家庭一直受到政府的經濟援助。

發揮優秀長者僱員獲嘉許的正能量

　　日前，社工局與勞工局合辦、社保基金協辦的「二○二四年優秀長者僱員暨聘僱『耆才』僱主嘉許計劃」嘉許禮，有十名優秀長者僱員及六十二間「耆才」僱主機構獲嘉許表揚。獲嘉許中最年長的為八十五歲李錦秋女士，她入職一家石油汽公司逾四十年，現為總務經理／拓展部顧問。人稱「伍嫂」稱與公司、客戶就像是「大家庭」，「返工、返嚟公司自己都好開心」，與同事開會探討解決應收帳等各項難題，「係真係開心」。她直言，出來活動、服務社會，人也會變得健康一些。李女士的上司大讚她對公司很有心，把公司政策執行得很好，得員工和客戶信任，其作為資深員工尤如公司啦啦隊，助公司度難關、前行，又不諱言年齡只是數字，「佢係長者員工嘅典範」。

　　　　

熟齡家庭必須面對的「斷捨離」　

　　熟齡家庭關係處理不當會產生教人扼腕的悲劇，亦可以讓長者繼續工作，既可以使親子有喘息的空間，也可以發揮銀髮一族的獨特優勢，端看整個社會正面看待。近年，探討熟齡家庭中親子關係的轉變越來越受到高度關注，其中包括照顧關係、溝通衝突、甚至物品整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許「斷捨離」是恰當的面對現實方式。

　　顯然，隨著壽命延長，許多家庭成員共處的時間比以往更長，甚至跨越了多個世代。這意味著，父母與子女在生命不同階段的需求與期待也會隨之改變。對於年輕時期已經過著獨立生活的子女來說，再次與年老父母共處一室是一項挑戰，因為彼此的生活習慣、價值觀可能出現衝突。此外，當父母年老後，他們的需求可能變得更多、且需要更深的關注，這會使子女感到身心壓力。

　　在熟齡家庭中，子女往往肩負起父母照護者的角色。然而，照顧年邁的父母不僅涉及體力與時間，也會影響情感連結。子女可能會因為擔憂父母的健康狀況會多加關顧，但這種關顧也可能伴隨著責任的重擔，使得親子關係變得緊張甚至摩擦不斷。長期的照護可能令子女感到疲憊，影響到自己家庭生活的平衡，最不想見到的狀況就如前述的女兒掌摑母親，但母親仍然感恩女兒的照顧，確認女兒是孝順的。

　　在長壽時代，情感上的斷捨離不僅指物品的整理，也代表重新調整親子關係。過去的親子互動模式可能不再適用於新情況，雙方應重新定義彼此的角色與相處方式。父母應學會尊重子女的獨立性，而子女則需理解父母的衰老，保持耐心與包容。這種「情感斷捨離」可幫助雙方減少不必要的摩擦與衝突，使關係更加和諧。打一個簡單的比方，如果一個一塊和一個五塊硬幣放在近眼去，我們無法區分兩個硬幣，要是分開放在掌上，就一目了然。

　　熟齡家庭的物品積累可能是家庭中的一大挑戰，對許多熟齡父母來說，家中存留的物品往往承載了他們珍貴的記憶與情感。這些物品可能是孩子成長過程的紀錄，也可能是夫妻間甜蜜回憶的象徵。當子女主張「斷捨離」時，父母可能會感到情感上的失落，甚至認為子女無法理解他們對這些物品的情感依賴。因此，在進行物品整理時，子女需要以感性的方式與父母溝通，讓他們感受到被尊重。

　　「斷捨離」過程中的親子互動，能幫助雙方重新理解彼此的需求與價值觀。子女可以在幫助父母進行物品整理的過程中，傾聽他們對某些物品的故事與情感。這種支持不僅增強了親子之間的情感連結，還能讓雙方在這個過程中建立共識，減少衝突。斷捨離過程中的溝通與理解，往往能拉近親子間的距離。

　　物品積累過多會使居住環境變得雜亂，進而影響家庭成員的心理健康。透過「斷捨離」，家庭成員可以享受到更開闊的空間，並在生活中感受到一種秩序感。對於子女來說，幫助父母整理物品不僅能增進家庭和諧，也可讓自己在日後的生活中減少整理壓力。對父母而言，擺脫不需要的物品能讓他們的生活更輕鬆，甚至有助於提升生活品質。

　　「斷捨離」的過程不必一蹴而就，而應分階段進行。雙方可以選擇先從日常用品開始整理，再逐步到回憶物品，如此一來能讓過程變得更自然，也更容易被接受。這樣的步驟能減少情感上的壓力，使熟齡家庭能更輕鬆地進行這項生活改變。

　　在壽命延長的今天，熟齡家庭的親子關係面臨著新的挑戰與機遇。家庭成員在面對親子角色轉變時，應以開放的心態去調整互動模式。在這樣的背景下，「斷捨離」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不僅是物質上的簡化，更是情感與心靈的釋放。通過物品的「斷捨離」，親子雙方可以共同打造一個更為和諧的家庭環境，並從中增強彼此的情感連結。這樣的家庭互動，既能讓長者享受晚年生活的質感，也能減輕子女的生活壓力，使得長壽時代下的家庭關係更為健康穩定，何樂而不為呢！

與想死的青少年一起破地獄

 

    上週最轟動的新聞是一名少女在俾利喇街一大廈天台墮下，有途人拍下墮樓過程，砰的一聲，少女倒臥在到場救援的一輛消防車車頂，當場傷重沒有呼吸心跳，送院搶救後終不治。有說少女在墮樓前，曾經與跟進她個案的社工在路上交談，之後，少女就墮樓，據報跟進的社工情緒崩潰。司法警察局暫列屍體發現案，確實死因有待法醫檢驗確定，案件已交由該局侵犯人身罪案調查科跟進。據有關部門網站消息，侵犯人身罪案調查科（第一科）隸屬刑事調查廳，主要負責調查涉及侵犯人身方面的罪案，特別是兇殺、侵犯身體完整性、強姦、綁架等犯罪。過去，警方只會公佈說是屍體發現案就完了，這一次卻多了交由侵犯人身罪案調查科負責，是否案件另有原委。也許，澳門市民其實很關心自殺事件，礙於警方及相關部門刻意全面管控，有案件會見報，有案件聞所未聞，最後只剩下一個冷冰冰的屍體發現案，之後就不了了之，市民的關心亦只能到此為止。

    為自殺者遺屬，馬上要處理的，當然是辦一場葬禮，如果是天主教徒，就會舉行一場追思彌撒；如果沒有宗教信仰，就會舉行一場簡約的告別式；如果是信奉傳統習俗，就會請道士舉行一場破地獄，盼望逝者能免於地獄之苦，好能儘快超度輪迴。

認識「破地獄」與《破．地獄》

    在澳門，通常辦喪事，如非特定宗教，就會選擇道教儀式，而「破地獄」指的是透過儀式解救在地獄受苦的亡靈，讓他們脫離苦難，得到超渡或轉生。    「破地獄」儀式多由一群道士集體進行，「破地獄」的意思是帶領先人從九層地獄的束縛脫離出來，得以安息。九層地獄中的每一層都有不同的懲罰，審判先人是否犯過罪孽。在「破地獄」過程中，大家所見身手了得的喃嘸師傅揮動桃木劍，作穿步及破瓦等動作，引領亡者；而放置中間的小火盆及盆上圍放九塊瓦片，則是代表業火及九幽地獄。通過誦經、作法、超渡等形式，意圖為亡靈解除在地獄的折磨。

    的確，「破地獄」並不能用科學衡量其果效，只能理理解為親人對往生者的思念與慈悲心，希望為他們爭取一個更好的靈魂去處。此外，「破地獄」也提醒人們在世時應該行善積德，避免來世受苦。透過破地獄的教義和儀式，道教也在引導信徒行善，這樣在生死輪迴中可以避免地獄的痛苦。

    誠如前述，《破地獄》本來不是尋常殯葬儀式，那是為了枉死或意外身故的人，他們的人生或留下孽債遺憾，都倚靠在世者去做這個儀式，為他們破除一切悵惘而得到安息，也讓在生者「認為」他們去到一個極樂世界，把一切「釋懷」。當黃子華跟許冠文說要「釋懷」時，在漆黑的電影院裡，坐在我身旁，唸初中一的孫女兒問我，甚麼是「釋懷」？我只能如語文科的詞語解釋一樣，回答「釋懷」即是「放下」，孫女兒說我答了等於沒答。

    也許，只要去過殯儀館的喪禮，都會看過「破地獄」的場景，如果用「破地獄」做為電影橋段，一定非常有賣點，要是由兩位笑匠許冠文及黃子華去演，事實證明非常賣座。筆者前幾天，一家大小買票看，意料之外，許冠文一生都在為死人破地獄，到了晚年，認識了黃子華這個搭擋，才恍然大悟，原來從沒有為自己及家人的困苦「破地獄」。還好，黃子華幫他完成了遺願，破了他一家大小的「心靈地獄」。

我們都可以為墮樓輕生的十七歲少女「破地獄」

    原來，我們只有正視我們的種種作孽所建構的「心靈地獄」，勇於去去逐層挖掘內心深處，力圖把那些糾結惆悵作孽破除，你為了我我為了你，生人為了死人釋懷，亡者反過來也可以為生人解開心結。

一、青少年如何為自己「破地獄」

    今天的青少年一直被調教以擁有（to have）物質及身份地位來肯定自己，從家庭到學校及社會，皆以你擁有多少來決定你的價值，如有好的成績，有好的人際關係，甚只擁有很多物質享受如手機、球鞋及飾物等，漸漸，青少年就物化了別人，亦物化了自己。有一天，覺得自己很失敗，一無事處，毫無價值時，就會選擇墮樓輕生。青少年應該從小不斷學習成為一個靠善良來自我肯定的人。懂得關心他人，甚至能敏別人的困境，而能及時給予同情理解。慢慢，就會從擁有等於我的地獄，破獄而出，不斷以成為一個以人為本的人（to be），地獄破了，心結解了，了然發現不必用外在的擁有來肯定自我，而只要能活得快樂，人間有情，率性的真我才能免於挫敗帶來的恐懼，真正的勇敢來自坦然面對一切，自然能樂觀面對失敗，甚至死亡，死不再是解脫的選項。《破．地獄》裡的所有主角配角，最後，都覺醒能去愛與渴求被愛，才能離地獄到樂土。

二、家人如何孩子「破地獄」

    《破．地獄》裡的許冠文，每次家庭有爭吵，他都「贏咗場交，輸咗頭家」。直到中風之後才明白，溫馨的親情原來比喃嘸師傅揮動桃木劍，穿步及破瓦更有價值。今天，家家有本獨一無二難念的經，這一本經其實就是個地獄，許多家長都被「天下無不是父母」、「望子成龍」、「苦讀有成」這些吃人禮教牢牢困住，無數宗孩子在家窗口墮樓，也許真正的死因是滿足不了父母的期許。筆者無意把青少年自殺全歸責父母。惟是，父母要果敢破自己的地獄，多花時間陪伴孩子，聆聽他們的心聲困惑，也許就能讓自己及孩子「獄」火重生。

三、學校如何為學生「破地獄」

    顯然，學校從沒有開設如何面對死亡的課程，更遑論深究青少年自殺的議題。其實，學校課程實屬過時，傳統的主科仍然佔絕大部份的課時，隨著AI的突飛猛進，很多主科已經可以透過AI學習，且更切合因材施教的原則。今天，青少年面對生死的難題比要考試的難題更難，更要學校的良師益友幫助，才有可能迎刃而解。筆者無數次在本欄倡議，學校應正式開設哲學課，有宗教背境的學校請不要只辦禮儀性的活動，而應該按部就班教學生生死觀，及如何用宗教的情懷樂觀面對困境。

四、社會、宗教社團如何為青少年「破地獄」

    無論是基督宗教、佛教及道教，都有地獄之說。在基督宗教教義裡，犯大罪會被判下地獄，自殺是大罪，因為人無權終止神給予的生命。佛教道教視地獄為輪迴流轉中最痛苦、最低劣的生存界。社會社團理應廣泛宣導，我們因為承受不了痛苦才要自殺，可是，自殺之後，在地獄裡要承受的苦更是千萬倍。所以，趁青少年還在世上活著時，就應該不斷陪伴他們一起「破地獄」。

五、政府如何為青少年「破地獄」

    當政府尤其是警政部門，率先要為屍體發現案這個惡習「破地獄」，這種極其低調掩蓋的方式處理自殺案，會誤導出「佢死佢事」的冰冷社會氛圍，青少年誤以為自殺就能一了百了。至於社教衛生部門推出的四級聯防，成效不彰。教育部門理應大刀闊斧「破地獄」，改革傳統過時的課程，讓哲學、社會、心理等具有生命價值探索的課程成為學校的核心教學任務。社會衛生部門，除了提供緊急的青少年意圖輕生的個案追蹤輔導外，更應組織多支關愛義工隊，讓每一個受苦想死的青少年都得到適切的陪伴與心靈撫慰。

    電影「破．地獄」提醒我們活人要破的地獄更多更具現實價值。亡者一次過也許就能「破地獄」久層的苦，活生生的人卻有無窮的「破地獄」關卡要過。中國文化的「破舊立新」，就是通過打破及改變既有的規範、傳統制度、甚至吃人禮教，建立新的系統，新的人生觀，用於促進社會或個人發展。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出「創造性破壞」，強調創新是經濟成長的核心動力，但這種創新往往伴隨著對舊有產業、產品或模式的破壞，因而具有顛覆性，黃子華在電影「破．地獄」，試圖革新的不只是「破地獄」的儀事，藉此推動業務蒸蒸日上，他更上層樓，想打破只為超渡亡魂的框框，透過推動經濟進步和促進資源重新配置，讓活人在「破地獄」中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