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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13日 星期五

AI短片或許是「結構性認知危機」的罪魁禍首

 


     上週拙文《如何應對全球中學生正陷於「結構性認知危機」》刊登後,有讀者J留言說:「非常認同,這是一個巨大的危機,閱讀的OECD每期都在大幅下降,作為家長,誠心想請教作為家長如何引導孩子重新愛上閱讀?尤其是已經在高小/初中階段,接觸電子產品後,對閱讀真的很難再有吸引力,誠心想請教各位學者及高手們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接著,有另一位讀者G回應說:「我不是高手,只是一個學習中的媽媽。我覺得閱讀很重要,過去亦用過不同方法讓孩子自主閱讀,但在種種方法中,我認為父母以身作則是最有效的方法,當家中開始有閱讀氛圍,孩子就容易被感染;另外,家中有隨手可以接觸的書本也是很有用的,我的家人會常跑圖書館借不同的書回家,起初可能孩子不看,但多次借閱,總有一些可以引起孩子的興趣的。大家都是同路人,互勉!」

    短影音的產量非常龐大,全網合計:加上 YouTube Shorts、Instagram Reels 與抖音(Douyin),全球每日創作者上傳的短影音總量預估高達上億條。大人小孩每天平均花兩到五小時觀看。也許,短影音比毒品對我們的身心靈傷害更深遠。全球中學生正陷於「結構性認知危機的因由錯綜複雜,也許,AI短片或許是「結構性認知危機」的罪魁禍首。

我們已經活在一個「短視社會」?
  如果社會仍然重視耐性、閱讀、沉思、品格、長期累積,短影音即使出現,也未必能夠全面佔領我們。可是,我們今天的社會,已經愈來愈崇尚「立竿見影」,我們愈來愈不想等待。工作要立即有成果,教育要立即見成績,投資要立即回報,學習要立即變現,學校要立即排名,孩子參加活動也希望立即可以寫進履歷。

  更值得警惕的是「菁英主義」帶來的競爭壓力,無內容的短影音也許如毒品樣讓我們暫時放鬆心情。孩子從小便被告訴,要考進好學校、拿高分、入名牌大學、找好工作。教育於是愈來愈重視可以量度的成果,卻愈來愈難容納那些需要時間才能發生的事情:閱讀、思考、品格、審美、同理心、信念及人格成長。
  短影音恰好在這樣的土壤中生長,它不要求你長期努力,它給你即時刺激;它不要求你深入思考,它給你一個三十秒答案;它不要求你忍受沉悶,
它承諾每隔幾秒便有新鮮事物。所以,我們不能只罵短影音,短影音之所以如此成功,也許正因為它太符合這個時代的步伐與需要,就是功利、急躁、追求效率、害怕落後,更害怕無聊。

短影音為甚麼會侵蝕大人小孩的認知能力?
  看短影音不一定會把大腦看壞,真正心問題是長時間、頻繁地接受快速刺激,可能改變我們使用注意力的習慣,從而導致認知能力受到重創。
  閱讀一本書、聽一場演講、研究一個問題,都需要我們忍受一段「沒有立即獎勵」的時間。開始閱讀時可能沒有高潮,聽課的頭十分鐘可能有點沉悶,解一道數學題甚至可能讓人苦思良久。但是,正是在這種「沒有立即獎勵」的狀態中,我們學習延遲滿足、建立工作記憶、整理資訊、比較觀點,最後形成自己的判斷。
  可是短影音的世界恰恰相反,它告訴大腦不用等,三十秒有一個笑點,二十秒有一個反轉,十秒有一個驚訝,幾秒鐘便可以換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看得不喜歡?向上一滑。太悶?換一條。沒有興趣?下一條。久而久之,我們的大腦可能習慣了「快速取得刺激」,卻愈來愈難忍受「長時間沒有刺激」。
  對成年人而言,這可能表現為看文件看不了幾頁、開會容易分心、讀新聞只看標題、遇到複雜問題便希望有人三分鐘講完。對孩子而言,問題更加值得警惕。因為兒童及青少年的注意力、執行功能、自我控制等能力仍在發育階段,他們更需要透過閱讀、遊戲、寫作、對話、等待及解決困難,慢慢建立認知能力。如果孩子從小習慣「三十秒一個刺激」,將來面對一本需要慢慢閱讀的書、一個需要反覆推敲的問題、一堂沒有娛樂效果的課堂,會不會很容易覺得「悶」?

短影音為甚麼如此容易令人上癮?
  大腦預設一個獎勵系統,以及與多巴胺有關的期待、動機與獎勵學習。我們常常把多巴胺簡單理解成「快樂荷爾蒙」,其實並不準確。多巴胺與「想要」、「期待」、「尋找獎勵」及學習預測獎勵有重要關係。
  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你不知道下一條影片是甚麼,這種「不確定性」反而很有力量,行為科學稱之為「變動比率增強」(Variable Ratio Reinforcement)。吃角子老虎是經典例子,你不知道下一次拉下把手會不會中獎,也不知道究竟要試多少次才會得到獎勵。短影音雖然不是賭博,但推薦機制可能產生類似的期待結構,這一條不好看,下一條呢?這就是為甚麼手機通知、新訊息、新留言、新影片,會形成一種「看看有沒有新東西」的心理。

「鉤子」為甚麼力量如此巨大?
  短影音世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叫「Hook」,中文可以理解為「鉤子」。鉤子就是用一個問題、一個懸念、一個反常識觀點、一個衝突或一個令人震驚的畫面,把你的注意力「勾」住。例如「99%的人都做錯了。」「如果你每天都這樣做,你的孩子可能正在失去……」「我本來也不相信,直到我看到這個數據。」這些句子的作用只是留下了一個「缺口」,而人的大腦非常不喜歡懸而未決的事情,於是很想快點找到答案。
  短影音創作者甚至發展出「三分鐘一個鉤子」的內容策略,開頭先抓住你,三分鐘左右再製造新的轉折,再過三分鐘再給一個新的衝突、懸念或高潮,當整個內容產業都把「如何讓你不要離開」當成最高目標時,事情便開始變質。我們慢慢不再問:「這段內容有沒有價值?」而是問:「能不能留住你?」不再問:「這個觀點是否正確?」而是問:「這個標題夠不夠震撼?」不再問:「孩子有沒有真正學會?」而是問:「孩子有沒有保持興趣?」

怎樣拯救大人和孩子的認知能力?
  手機是工具,不是敵人。真正需要改變的是我們與工具的關係。第一、可以把手機螢幕改成灰階。有研究團隊曾讓健康在職人士連續一段時間使用灰階手機,觀察手機使用情況;降低色彩刺激,確實可能令手機沒有那麼具有吸引力。第二、把通知留給真正重要的人。不是每一個App都有資格打斷你的生活。家人、重要朋友及真正緊急的事情可以保留通知,其他通知則不妨關掉。我們需要重新學習一件事情:不是別人一按按鈕,我就必須回應。第三、把手機放到看不見的地方。工作、閱讀、吃飯、與孩子談話時,把手機放到另一個房間,往往比把手機放在桌面上更有效。因為真正高明的自律,不是每天跟誘惑搏鬥,而是減少自己與誘惑相遇的機會。第四、重新訓練「長注意力」。每天讀幾頁書,而且不看手機;完整看完一套電影;聽完一場訪談;與家人坐下來談一個小時;讓孩子玩一個沒有螢幕的遊戲;甚至容許孩子發呆。「無聊」不是敵人。很多創意,正是在無聊之中出生。第五、重新建立我們對「慢」的尊重。教育本來就是慢的,閱讀是慢的,思考是慢的,建立人格是慢的,愛一個人是慢的,甚至一個孩子真正長大,也是一件慢得不能再慢的事情。
   
我們不能要求孩子一面被短影音訓練成「三十秒注意力」,一面又要求他們坐在課室裡四十五分鐘專心聽課;不能自己一邊撥手機,一邊責罵孩子沉迷手機;更不能把孩子送進一個充滿競爭、排名、考試和即時回報的世界,然後責怪他們沒有耐性。
  成人必須先作出改變。首先,我們比那些「預設設定」更有選擇權,譬如我們可以選擇不按,可以選擇不撥,可以選擇不被每一個通知牽着走,可以選擇一本幾百頁的書,而不是三十秒的摘要,可以選擇一次深刻的談話,而不是幾百個陌生人的留言,可以選擇讓孩子經歷等待、失敗、沉悶和思考,而不是用一部手機把所有空白填滿。因為真正需要拯救的,也許不是我們的手機使用時間,而是我們的注意力主權。
   
活在速度驚人的社會,慢而淡的生活才是拯救認知能力的良方。

如何應對全球中學生正陷於「結構性認知危機」

 



   
當澳門教育界為PISA 2025的亮麗成績感到鼓舞時,容許筆者澆一盆冷水。孩子考得更高分,是否就代表我們的教育真的美滿成功?今年九月公布的PISA 2025結果,澳門十五歲學生在數學取得549分,科學541分,閱讀501分,運算解題更取得572分;台灣則分別為546、540、508及551分。換言之,澳門在數學、科學及運算解題均高於台灣,其中運算解題更是全球第一;但閱讀台灣稍高7分。澳門學生在三大核心學科均明顯高於OECD平均,而且數學、科學的低成績學生比例相當低。
   
無疑,這是一張值得驕傲的成績單。不過,PISA 2025同時向全世界發出另一個警告:全球學生的學習能力正在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OECD國家的閱讀成績由2015年至2025年平均下降28分,數學下降22分;單是2022年至2025年,閱讀又下降約14分,數學下降9分。更值得警惕的是,數碼娛樂、課堂分心,以及人工智能的使用方式,都可能正在弱化學生學習及思考的方法。在AI、短視頻、手機和平板全面進入孩子,甚至已經攻陷家長的生活之後,我們究竟能不能保住孩子的大腦?這才是PISA給澳門最重要的啟示。

應對全球中學生正陷於「結構性認知危機」的五個盲點

    台灣《親子天下》雜誌近日發文,提出面對全球中學生正陷於「結構性認知危機」過於急進,未見其成,先出現五個盲點。

第一個盲點:不要以為「禁手機」就等於解決了數碼分心
   
很多在PISA成績一直很亮麗的國家,2025的表現大幅下滑,歸咎於學生沉迷手機,很多國家及學校馬上「禁手機」。PISA 2025亦顯示,超過四分之一學生表示,同學在大部分或每一堂科學課中都會受到數碼裝置干擾。OECD因此提醒,數碼工具應該有明確目的,而且必須適度使用;當裝置被過度使用,或者在學校主要用作休閒娛樂,學生表現往往較差。
   
可是,澳門今天連小學一年級的學生都有手機,「禁手機」只有少數家長及學校可以徹底執行。學生坐在電腦前「做功課」,實際上卻一邊搜尋、一邊聊天、一邊看影片。所以以,澳門學生本身已經是高度數碼化的一代。PISA資料顯示,澳門學生使用AI及數碼工具的程度並不低;其中74.5%的學生表示,學校課堂曾學習評估AI生成資訊的質素,高於OECD平均的62.6%。換句話說,當澳門政府及學校大力推進AI如何提升教師的英語教學能力,AI如何讓課堂更有績效等舉措時,學生只會更依賴科技,只會繼續被科技牽着鼻子走。
   
真正的數碼素養,不只是懂得操作ChatGPT,而是知道甚麼時候應該用,甚麼時候不應該用;知道甚麼資料值得相信,甚麼資料需要查證;更知道甚麼事情必須自己慢慢想。

    澳門政府全力推進AI入校園,別忘了教孩子今天非常稀有的能力,就是安靜專注力。能夠沒有通知、沒有短視頻、沒有即時回應,安安靜靜讀完十頁書;能夠面對一道不懂的數學題,不立即問AI答案;能夠坐在課室裏十五分鐘,只為弄明白一個問題。

第二個盲點:不要以為越早使用AI,孩子就越聰明
    AI
來了,家長怕孩子輸在起跑點;學校怕競爭力落後同業;教師怕飯碗不保。於是,大家都誤以為越早讓學生使用AI越好。PISA 2025給出的答案值得澳門教育界認真警惕。OECD指出,AI與學生成績的關係相當複雜,學生如果使用AI來摘要文章、草擬文字或進行研究,其科學成績反而可能低於沒有如此使用AI的學生。問題並不是AI本身不好,而是學生是否把AI當作思考工具,還是當成思考的替代品。
   
這是一個極重要的思考與變笨的分水嶺。例如學生寫作文,第一種做法是:「AI,請幫我寫一篇一千字文章。」五秒鐘後,一篇結構完整、語句流暢的文章出現。第二種做法是:「我有三個觀點,但不知道哪一個比較有力,你可以反問我十個問題,幫我找出漏洞嗎?」兩種都叫「使用AI」,教育價值卻完全不同。前者把大腦交出去,慢慢變笨;後者把AI變成陪練,越來越成有寫作智慧。
   
教育心理學家再次高訴我們,孩子的大腦必須經歷「不會→嘗試→失敗→再嘗試→終於明白」的過程。這個過程又稱之為「學習磨擦」,過程很慢甚至很痛苦,但學習本來就是如此。誠如蘇格拉底的「產婆術」,是現代問答式教學法(Socratic Method)與批判性思考的基石,主張最好的教育不是給答案,而是透過問對問題,激發學習者獨立思考的能力。
   
值得欣慰的是,澳門已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優勢,PISA 2025顯示,澳門學生運算解題取得572分,是參與評估體系中最高;而且74.5%的學生表示曾在課堂學習評估AI生成資訊。這說明澳門不是不能走AI教育,而是更應該走「AI+思考」而不是「AI代替思考」的道路。

第三個盲點:不要以為高社經背景便自然可以保護孩子

    我們常常以為,有電腦、有平板、有補習、有私人教師、有大量教育資源,孩子自然容易成功。可是,資源越多,如果缺乏自律,誘惑也可能越多。
有錢的家庭可以給孩子最好的手機、最快的網絡、最先進的平板、最昂貴的電腦。這些設備究竟用來學習,還是用來消耗時間?這就是時間管理與自我調節的重要性,對澳門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澳門家庭、學校、社區高度密集,教育資源相對集中。這是一種優勢,但同時也容易形成「只要增加資源,孩子便會進步」的思維。其實,教育從來不只是資源問題,更是習慣問題、價值問題及自我管理問題。一個孩子擁有十本書卻不閱讀,並不等於擁有閱讀能力;擁有最新的AI工具卻不懂思考,也不等於擁有AI素養。澳門教育真正要培養的,是「能夠管理自己」的學生。

第四個盲點:考得高分,不等於真正愛學習
   
這可能是PISA成績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面。我們很容易看見分數,卻看不見孩子的內心。549分很漂亮,但不足以代表孩子喜歡學習。澳門學生在PISA三大學科的成績非常突出,但PISA資料也提醒我們,澳門學生表示喜歡學習新事物的比例為58.1%,低於OECD平均的68.8%;表示喜歡知道事物如何運作的比例則為69.3%,也低於OECD平均74%。這組數字值得澳門教育界停下來想一想,我們不能因為學生考得高,就認定他們一定熱愛學習。
   
有些孩子可以非常努力地考試,卻不喜歡學習;可以非常熟練地操題,卻沒有好奇心;可以把標準答案背得滾瓜爛熟,卻不會問:「為甚麼?」如果教育只剩下分數,孩子可能會形成一種危險的心理:「老師教甚麼,我便學甚麼;考試考甚麼,我便學甚麼。」目前,教育有越變越功利的趨勢。因此,澳門不能只追求「高分學生」,還要培養「會問切中要害的問題的學生」。一個敢於問要害問題的孩子,才是真正具有創新潛力的孩子。

第五個盲點:不要讓PISA排名成為澳門教育的新迷信
    PISA
本來是用來了解十五歲學生能否把知識運用於真實情境,而不是讓各地教育部門每三年「報喜」。但我們很容易把PISA變成一場國際排名賽。台灣看到自己進入全球前列,很高興;澳門看到自己數學、科學及運算解題取得非常高的位置,也很高興。
    PISA 2025
其實提醒所有高分地區,高分並不能免疫於全球性的教育危機。澳門的數學成績549分,科學541分,運算解題572分,固然亮麗;可是閱讀501分仍低於台灣508分。而且澳門閱讀成績較2022年下降9分,數學下降3分,科學下降2分;其中閱讀的下降尤其值得關注。
   
澳門現在最應該做的不是「守住排名」,而是要思考為甚麼閱讀正在下降?
如果今天我們因為數學第一、運算解題第一附近的位置而高興,明天卻發現孩子越來越不願意閱讀長文、越來越依賴AI摘要、越來越沒有耐性理解複雜文字,那麼我們今天的高分可能正是明天的警號。
   
閱讀不是一門普通科目,但是,閱讀能力是所有學習的地基。不會深度閱讀,就很難深度思考;不會理解文字,就很難理解法律、歷史、科學、哲學;沒有長文本閱讀能力,也很難形成完整而複雜的思想。所以,澳門教育界在PISA取得佳績之後,理應全力推動孩子愛上閱讀,引領孩子重新體驗,一本書可以帶他走到美麗新世界。

法國高中生上街的前因後果 

 



    法國高中生又上街了,有二十五萬人參與,被捕的學生人次超過六千。更令人擔心的是,示威已經逐漸由高中教育問題,擴展到全國性的示威抗議。十月十七日,更爆發大規模示威,民眾不滿生活成本上升及公共服務倒退,數十個城市有數以十萬計人上街。示威期間,大部分人和平遊行,但部分激進人士搗亂,洗劫名店及超市、襲擊警員及警車,多處公共建築遭縱火,演變成法國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暴力事件之一。

    對許多華人來說,看到這個新聞,第一個反應可能是:「法國學生真幸福,讀書還可以上街示威!」甚至有人會問:「學生不好好上課,為甚麼要參與政治?」甚至有人歸咎於法國過度重視哲學及批判思考的惡果。然而,如果只看到「上千所學校參與上街」「學生罷課」、「六千多人次學生被捕」,甚至「與警方發生嚴重衝突」,恐怕就會錯過了這場法國青年運動最值得教育界反思的部分。因為這一次,法國高中生真正追求的是「教育公平」。

法國高中生為何要上街?

    今年九月二十一日,巴黎郊區一所高中對教師空缺問題的抗議,短短十多天便迅速蔓延至全國。學生抗議的內容也由一所學校的教師不足,逐漸擴展至教師荒、班級過度擁擠、校舍老舊、課程安排過重、升讀大學的壓力,以及大學入學申請制度Parcoursup等問題。到了十月,示威已經成為法國近年少見的大規模高中生運動。
   
其實,這場抗議並不是突然發生。表面上,它是由「沒有老師」引爆;深層原因,卻是法國高中生長期累積的不滿,其中最直接的問題,就是教師不足。法國教育部的資料顯示,目前公立高中仍有相當比例的課時找不到教師,部分學校甚至長期由代課教師填補空缺。學生最不能接受的是,同樣是法國的孩子,住在不同地區、進入不同學校,所接受的教育竟然可以如此不同。於是,教育公平就成為這次全國性上街的主軸。
   
老師不足,意味著一個班可能由三十多人變成三十六人、甚至四十人;老師請假沒有代課,學生便有空堂;課程無法完整教授,卻仍然要面對考試;最後,升讀大學時,學生仍然必須拿自己的成績與別人競爭。
   
這便形成一個非常不公平的惡性循環:窮學生讀窮學校,窮學校缺老師,缺老師影響成績,成績再影響升學。因此,學生反對的並不只是「沒有老師」,而是教育機會的不平等。這也是為甚麼一些條件較好的私立學校學生,亦參與示威。他們知道自己未必是最受影響的一群,但他們放下私利,看到集中照顧窮學生被放棄,最終受傷的不是某一間學校,而是整個社會。

    法國是本來是一個富裕國家,但近年經濟轉差,不停發債只會導致債台高築。於是,在緊縮政府開支的狀態下,馬克龍政府顯然是向教育開刀,藉減縮教育開支試圖令赤字好看一點。
   
現實是,很多高中存在漏水、牆身破損、設備老舊,甚至有學生投訴校內出現老鼠等問題。法國高中校舍平均樓齡約六十年,職業高中更超過七十年,當中,只有約15%的學校可以翻新或重建。
   
更值得注意的法國夏天天氣非常酷熱,學生要在沒有良好降溫設備的課室,從星期一到星期五,從早上八點到下午六點,要在快熱死人的教室上課、考試,學生只能舉起「40°C考試不能接受」的標語時抗議。

    法國學生所擔心的是,Parcoursup把高中成績、學校背景以及其他資料,轉化為升讀大學的重要依據。問題是如果學生原本就在一所師資不足、資源不足的學校讀書,那麼他的成績較差,究竟代表他能力不足,還是代表他的起跑點本來就比較落後?
   
因此,學生所抗議的並不是單純一個「升學平台」,而是一種更深層的恐懼,如果我的人生,最後由幾個分數、一套演算法和一個平台決定,我還有多少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

早出晚歸的高中生活一直沒有改革

    法國學校普遍實行早出晚歸的作息,學生經常從早上八點上到下午五點甚至六點。這種安排並非偶然,而是由法國的教育體制、社會文化和家長需求共同決定的。

    法國教育除了法語、數學、歷史地理等核心學科外,學生通常還需要修習兩門以上的第二外語、藝術史、音樂、美術以及大量的體育課。為了把這些豐富的課程塞進課表,同時又不希望每天的密集上課讓學生負荷過重,學校往往會將課程拉長。

    法國的法定工作週是三十五小時,許多家長的工時與通勤時間較長。學校將放學時間設定在傍晚五、六點,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配合家長的下班時間。
在學校裡,下午四點放學之後到五點或六點這段時間,通常會安排「自習時間」或課業輔導。這對雙薪家庭來說非常便利,免去了額外尋找安親班或保姆的負擔。
   
另外,法國中學的「空白堂課」與多數亞洲國家不同。因為選修課程多、教師資源或教室調配的關係,學生的課表中經常會出現「空白堂課」,也就是某個小時沒有課。如果某個時段沒有老師或沒有課,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待在學校的圖書館自習、溫習功課,或是留在休息室交流。這種排課方式導致學生的在校時間被拉得很長,雖然身在學校,但實際有效上課時數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法國學校非常強調群體生活與社交。下午較晚放學,也包含了校內社團活動、體育競賽或是學生之間的交流時間。在法國教育文化中,學校不只是傳授知識的場所,也是學習社會化、培養獨立自主的重要社交空間。
    
雖然這種長工時的學校生活讓部分法國學生和家長抱怨壓力大、作息被綁死,但它也反映了法國社會對公共教育托育功能的依賴,以及對全人教育的堅持。為法國學生而言,上課時間拖到下午很晚確實是個問題。這主要是因為午休時間過長和課程安排複雜,而不是因為假期太長。延長上課時間一直是法國學校生活中一個令人遺憾的現象,因此很難解釋當前的爆發。

學生上街,並不等於學生無心向學
   
恰恰相反,有時候,學生正因為太在乎真正優質且公平的教育,才會走上街頭。如果一個孩子完全不在乎學校,他根本不會花時間去抗議「沒有老師」、「班房太擠」、「校舍太舊」或者「升學制度不公平」。許多時候,成人很容易把學生的抗議理解成「不守規矩」。但是,教育的目的不是訓練學生永遠服從。真正的教育,應該是讓學生深度思考:為甚麼同一個國家的孩子,接受的教育可以如此不同?為甚麼老師不足仍然要學生承擔後果?為甚麼學校破舊,學生卻要為自己的成績負責?為甚麼一個家庭的收入、居住地區、學校資源,最後會影響一個孩子能不能進入理想的大學?如果學生永遠只會「聽話」,卻不敢提出這些問題,我們培養出來的究竟是好學生,還是只懂服從的人?
   
當然,站在政府角度,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學生要求增加教師、改善校舍、減少班級人數、改革升學制度,全部都需要錢。偏偏現在的法國,正面對嚴重的公共財政壓力。法國公共債務已達非常高的水平,政府同時又面對退休金、醫療、國防等龐大開支,因此教育增加資源並不是一句「多撥一點錢」就可以解決。

法國學生上街,真正給我們甚麼啟示?
   
一個國家可以削減一些開支,但如果連老師都找不到、校舍都不能正常使用,最後節省的錢,很可能變成日後更昂貴的社會代價。如果學生平日提出問題,成年人總是回答:「你還小,你懂甚麼?」那麼有一天,他們自然會發現,課室裡沒有麥克風,街頭卻有。法國這場高中生運動,究竟會走到哪一步,現在仍然沒有答案。政府已經作出部分讓步,但學生並沒有因此完全退場;示威甚至開始與更廣泛的社會不滿連結。
   
為甚麼一群十多歲的孩子,要走到街上,才覺得自己的未來終於有人聽見?這才是法國高中生上街真正的前因。而他們上街之後,究竟能不能讓教育重新成為國家最重要的公共投資之一,則是這場運動最後必須回答的後果。
   
澳門教育資源豐厚,上述法國的教育問題,澳門都早已處理,剩下的就是如何保持高質量的教育持續發展。

別讓學校教育只成為公關宣傳

 



    
最近看了很多關於學校的新聞,不外乎是學生或老師得到國際獎項、又或是學校與外地學校交流,甚或是學校成為名師名校及教育基地。無疑,這的確值得嘉許表揚。也許,關心澳門教育發展的社會大眾,不難發現,近年,有越來越多的學校線上線下火力全開,鋪天蓋地作學校公關宣傳,很容易讓人質疑「學校辦教育」,慢慢走向「學校辦形象」?如果是前者,公關是教育的工具;如果變成後者,教育就可能反過來成為公關的素材。這要小心不要讓「學校公共關係」最後變成學校自己的「關公災難」。

澳門學校從來不愛宣傳,為甚麼突然變了?
   
澳門教育傳統長期不是由政府直接經營大量學校,而是由教會、社團及不同辦學團體共同承擔。很多學校辦學數十年,甚至超過一百年,給人的印象不是「宣傳很厲害」,而是「這間學校辦得很好」。
   
過去的澳門學校,似乎沒有今天這麼強烈的「曝光焦慮」。學生考到好成績,不一定要拍一輯新聞照片;老師獲獎,不一定要寫一篇長長的新聞稿;學生參加境外交流,也不一定要把整個過程變成社交媒體內容;學校辦了一場活動,校長、嘉賓、學生、老師也未必需要站在一起拍一張「大合照」才算完成。因為,在那個年代,學校的口碑主要靠一代又一代校友建立。
   
澳門的教育環境已經改變,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少子化。學生少了,學校卻沒有按照同樣比例減少。當蛋糕縮小,而分蛋糕的人沒有同步減少,學校之間的競爭自然加劇。過去家長可能問:「哪間學校比較近?」今天家長可能問:「哪間學校升學率高?」「有沒有國際課程?」「有沒有AI?」「有沒有STEAM?」「有沒有海外交流?」「有沒有得獎?」「有沒有名校合作?」「畢業生去了哪些大學?」\

    慢慢,學校開始發現教育是一項非常現實的競爭工程,做得好已經不夠,還要讓別人知道自己做得好,這就是學校公關迅速變得重要的社會背景。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傳媒環境也完全不同。以前一間學校一個月可能只有一兩次機會出現在報章;現在學校有自己的網站、Facebook、Instagram、微信、短片平台、電子通訊、家長群組,甚至可以自己製作新聞。從前學校等記者來採訪;今天學校自己就可以成為「媒體」。於是,一個學生獲獎,可以變成新聞;一場交流,可以變成新聞;一位校長發言,可以變成新聞;一項課程,可以變成新聞;一個簽約儀式,可以變成新聞。學校從教育機構,逐漸多了一個「內容生產者」的身分。

其實學校公關不是壞東西,它原本是為了甚麼?
    我們不能因為今天學校宣傳太多,就反過來認為「學校公關」本身是邪惡的,學校公共關係有很悠久的歷史。早期的學校公共關係,大約在二十世紀初已經開始形成。早期主要目的很實際,就是讓社區理解學校、支持學校,尤其是爭取社會對教育經費、學校政策及辦學工作的支持。相關研究指出,學校公共關係的早期文獻在1920年前後已經出現;到了1930年代,概念逐漸由單純爭取經費,擴展到學校與社區之間更廣泛的溝通。二戰後,學校公共關係的研究及實務更迅速發展。所以,學校公關最初並不是「吹噓自己有多厲害」。它真正的核心,是溝通。
   
學校要向家長解釋為甚麼要推行某項政策;要向社區說明學校正在做甚麼;要讓家長了解學生的學習;遇到危機時,要向社會交代事實;同時也要聆聽社區對學校的意見。換句話說,真正的學校公共關係不是「學校說話給社會聽」,而應該是學校與社會之間雙向溝通。如果公關只剩下「發新聞稿」,那已經不是完整的公共關係,而只是宣傳。
   
學校公共關係真正應該包括四件事:第一,資訊透明,讓家長知道學校正在做甚麼;第二,建立信任,讓社會理解學校的辦學理念;第三,雙向溝通,不只是學校講,還要聽家長、學生及社區講;第四,危機處理,當學校出現問題時,能夠迅速、誠實及負責任地回應。所以,今天的學校比過去更需要良好的公共關係。問題是學校究竟是在做公共關係,還是在做公共形象?兩者看起來只有幾個字的差別,實際上卻是教育理念的分水嶺。

當公關由工具變成目的,災難就開始了
    學校公關最危險的地方,是它很容易產生一種「成果誘惑」。今天一個學生獲獎,可以報;明天一個老師獲獎,可以報;後天學校與姊妹學校簽約,又可以報;再後天校長參加某個論壇,可以報。久而久之,學校內部可能形成一種無形壓力,凡是可以報的事情,就值得做;凡是不能報的事情,就好像沒有那麼重要。
   
一個老師每天耐心輔導一個成績不好的學生,沒有新聞價值;一個班主任用了半年時間,幫助一個不願意上學的孩子重新建立信心,沒有漂亮照片;一個老師下課後留下來,聽學生哭了二十分鐘,沒有獎盃;一名學生在沒有人看見的時候,替清潔工撿起地上的垃圾,也不會成為校園新聞。許多師生默默耕耘的生命教育故事缺乏宣傳與新聞價值,但卻包含豐厚具的教育價值。
   
如果學校逐漸形成「能曝光的才是成果」的文化,最終就會出現一個非常危險的現象,教育活動會本末倒置,異化成為了傳播而設計,為了拍照而舉辦活動、為了上新聞而交流、為了製作短片而比賽、為了展示成果而課程、甚至為了升學履歷而培養「明星學生」。這時候,公關已經不再服務教育,而是教育開始服務公關,而這就是「關公災難」真正可怕的地方。今天你把學校最漂亮的一面展示出去,卻慢慢會花很多時間心血去掩蓋明不漂亮的一面。
最後,日積月累,就形成「報喜不報憂」的非常反教育的潛在課池與文化。

一所學校如何自己製造「公關災難」?
    還記得九月開學,庇道學校發生校園師生衝突事件,一名中六學生因不滿過往被批評,在開學日於課室向班主任淋潑通渠水,導致教師嚴重灼傷及失明風險。事後,網上迅速流傳各類謠言,其實對學校造成許多負面影響。要是學校及時說明事實,適時向家長匯報事態進展與學校應對之策,就不會引來諸多猜測與質疑。許多時候,學校都用否認或沉默來應對,這已經是很過時的處理手法,得不償失。這就是典型的「公關反噬」。學校原本面對的是一個校園管理問題,後來卻因為處理溝通的方法不當,變成一場更大的聲譽危機。
   
公關不能把問題消滅,只能把問題及早處理好;如果學校本身沒有問題,公關可以讓社會更了解學校;如果學校本身有問題,拙劣公關則可能讓更多人知道問題。所以,學校最好的公關,永遠不是「如何把壞消息壓下去」,而是「如何讓學校真正變得更好」。

不要讓學生變成學校公關的「道具」
   
學校公關最容易利用的,就是學生。學生得獎了馬上拍照放上學校網頁,要是學生出事,讓學校聲譽受損,卻動用一切資源將負面影響降到最低。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從教育中獲得成長,而不是讓學生的成長變成學校的宣傳素材。
   
今天一個孩子獲得國際獎項,學校當然可以祝賀;可是不要讓孩子誤以為:「我有價值,是因為我替學校爭光。」今天一個孩子考入名牌大學,當然值得高興;可是不要讓他相信:「只有進入名牌大學,我才是成功的人。」否則,我們表面上是在培養孩子,實際上卻可能是在培養「學校品牌的代言人」。

    學校公關究竟應該怎樣做?教育是主人,公關是僕人,所有公關工作都應該以對學生有教育價值為優先。比宣傳成果,報導過程顯得更有教育價值。不要只說「學生得了第一名」,也要讓社會知道學生怎樣學習、老師怎樣陪伴、失敗過多少次。換句話說,真正值得宣傳的,不只是結果,而是人的成長。

2026年10月20日 星期二

MIT校長公開信對澳門教育發展的重啟示 

 

 

   
當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以令人來不及喘息的速度進入我們的生活,首當其衝是家園及校園,既是福也是禍。世界正出現一個非常有趣、甚至荒謬的現象,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發明者和最前線的科技企業不斷提醒人類,AI發展速度可能太快;另一方面,教育界卻爭先恐後把AI送進校園,而且愈來愈早,甚至由幼稚園強推到大學。

慎防AI駛進校園變成「車毀人亡」

    我們究竟是在面對一場需要謹慎駕馭的科技革命,還是在參加一場「誰最早全面AI化」的競賽?這正是麻省理工學院校長科恩.布魯斯(Sally Kornbluth)今年八月二十五日公開信最值得澳門教育界深思的地方。她形容AI對MIT乃至整個高等教育構成一個「watershed moment」,即具有分水嶺意義的轉捩點。
  
為甚麼MIT不是急著說「全面擁抱AI」,反而先問AI進來以後,我們究竟還要怎樣教育人?一邊喊停,一邊狂奔,我們是否自相矛盾?科技最前線的人說:「慢一點,我們還沒有完全準備好。」教育界卻好像在說:「快一點,學生不能落後!」
   
近年全球對AI的態度,早已不是單純的「科技萬歲」。最值得注意的是,要求放慢AI發展速度的聲音,並非來自只懂得擔心科技的老人家,而是來自AI產業內部。二○二六年七月,OpenAI、Anthropic等主要AI公司及其員工支持一封呼籲政府在AI進展過快時「pace」其發展速度的公開信;信中擔心,如果AI開始大規模自動化AI研究本身,發展可能加速到人類難以控制的程度。
Anthropic
更在六月提出,如果AI能力持續高速提升,主要AI實驗室應研究一個可以驗證、協調的發展暫停機制,以便建立足夠的安全及監察制度。
    AI
究竟有多危險,我們還沒有弄清楚;AI究竟會怎樣改變人的認知能力,我們還沒有弄清楚;AI究竟會否令兒童過早失去獨立思考、閱讀、寫作、記憶和解難能力,我們仍然需要大量研究。但我們卻已經開始討論,怎樣把AI放進課室、怎樣把AI放進課程、怎樣讓學生用AI做功課,甚至怎樣讓年紀更小的兒童接觸AI。這是不是把「不能落後」變成了教育界最方便、也最危險的理由?

AI進入校園已經勢不可擋

    問題不是「要不要」,而是「什麼時候、為什麼?」無人會反對AI進入教育,恰恰相反,當AI已經成為社會不可逆轉的工具,學校如果完全拒絕AI,同樣是一種不負責任。問題從來不是「AI可不可以進入學校」,而是什麼年齡進入?什麼課程使用?甚麼時候使用?使用到甚麼程度?哪些事情反而必須禁止AI代勞?
   
澳門今天面對的最大危險,並不是學校沒有AI,而是我們可能太快接受一個簡單邏輯,既然AI是未來,所以教育就應該盡快AI化。但「AI是未來」與「兒童今天就應該大量使用AI」,根本是兩回事。
    
學生要學懂怎樣提出問題、怎樣忍受不懂、怎樣閱讀一篇很長的文章、怎樣寫出第一個很差的版本、怎樣修改十次、怎樣與同學爭論、怎樣接受老師批評、怎樣在沒有人立即給答案的情況下繼續想下去。這些恰恰是AI最容易替我們省掉的東西。所以,當澳門從大學到中小幼都逐步把AI納入教學,我們需要建構一張清楚的地圖,哪些門應該打開,哪些門只能半開,哪些門在某些學習階段根本不應該打開。

深思麻省理工學院(MIT)校長的警示

    MIT校長公開信提出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教育究竟是為了產出答案,還是為了塑造一個能夠自己尋找答案的人?
    MIT
校長的報告指出,AI已經足以讓傳統課後作業、程式作業、數學證明和論文等部分評量方式受到根本挑戰。因此,MIT提出重新設計評量,包括口試、作品集、課堂討論、實作及真實情境的專題學習。
   
這個方向非常重要。因為,如果一份功課可以由ChatGPT在幾十秒內完成,那麼老師繼續要求學生回家花兩小時完成這份功課,究竟是在評量學生,還是在評量AI?更值得注意的是,MIT沒有把希望寄託於AI偵測器,這也是一個重要警告。如果教育變成「學生用AI寫功課——老師用AI查學生有沒有用AI——學生再學習怎樣騙過AI偵測器」,教育就已經陷入一場毫無意義的軍備競賽。
    MIT
真正希望保護的是學習過程本身。二○二五年《The Tech》調查超過千名MIT成員,46%本科生表示每天使用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簡稱LLM),它是基於深度學習與海量文字資料訓練而成的AI核心技術,專門用來理解、處理與生成人類語言。有超過80%用於理解課程內容,約70%用於程式設計,超過一半用於完成課程工作;然而約90%本科生同時對自己過度依賴LLM表示某程度或高度擔憂。這個數字最值得教育界注意的,不是「MIT學生很會用AI」,而是學生一邊使用AI,一邊害怕自己太依賴AI,這就是教育真正應該介入的地方。

「生產性掙扎」不是浪費時間
   
今天的教育非常重視「效率」,學生遇到不懂的問題問AI;AI立即回答。作文不會寫問AI;AI立即寫。英文不會改問AI;AI立即修改。程式不會做問AI;AI立即生成。數學不懂問AI;AI逐步解釋。

   學生卡在一道數學題前二十分鐘,未必是浪費時間。學生寫一篇文章寫不好,再重寫多次,也不是浪費時間。學生讀一本艱深的書讀到頭痛,甚至暫時看不懂,也可能正是學習正在發生的時候。這就是教育學上所說的「生產性掙扎」(productive struggle)。人的能力,往往不是在「答案出現」的一刻形成,而是在「答案還沒有出現,我仍然不放棄」的過程中形成。兩千多年前,孔子已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如果每一次困難都由AI即時消除,學生可能得到更高分,卻未必得到更強的能力。AI可以替學生消除摩擦,但教育不能消除所有摩擦。這恐怕是MIT給我們最重要的提醒。
   
澳門高等教育首先應該接受一個現實,AI已經進入大學,而且不可能退出。所以,大學不是要回到「沒有ChatGPT的世界」,而是要重新定義大學教育。
  
第一、重新設計評量:如果一份論文可以由AI完成,就不要再把「交一篇論文」當作唯一評量;可以增加口試、課堂辯論、研究歷程、作品集、實驗、專題及面對面答辯。
   
第二、重新界定AI素養:真正的AI素養不是懂得寫漂亮提示詞,而是知道AI何時可靠、何時不可靠;懂得核實資料;懂得辨認幻覺;懂得保護私隱;懂得揭露使用AI的程度;更重要的是,知道甚麼時候不應該使用AI。
   
第三、保留沒有AI的學習空間:MIT提出四種不同AI課程政策,包括無限制使用、有限度使用、強制使用及嚴格禁止使用。這個安排的精髓並不是四個級別,而是承認:不同學科、不同課程、不同學習階段,不應該有同一答案。
   
澳門大學也應如此,醫學、工程、電腦科學可以有不同規則;文學、歷史、哲學、教育又應有不同規則。甚至同一門課,也應該有「AI可以幫我」的作業,以及「這一次請你只靠自己的腦袋」的作業。
   
對非高等教育,尤其要問孩子真的需要這麼早嗎?如果大學生已經面對AI依賴問題,那麼我們更加不能跳過一個基本問題,幼兒需要AI嗎?這不是反科技,而是兒童發展問題。一個幼兒需要的是什麼?他需要與人說話,需要用手畫畫,需要拿筆寫字,需要閱讀繪本,需要玩積木,需要與同伴爭玩具,需要學習等待,需要學習表達憤怒,需要聽故事,也需要有「我不知道」的時刻。
如果孩子一遇到問題便由螢幕提供答案,他失去的可能不是一個答案,而是一段自己摸索的時間。

    澳門非高等教育推動AI,尤其要避免「年級越低越要科技化」的錯誤邏輯。AI應該隨著兒童的認知成熟而逐步增加,而不是因為技術出現了,就由幼稚園開始全面滲透。小學可以先建立資訊判讀、數碼倫理及基本AI素養;中學再逐步學習生成式AI、資料驗證、人機協作;到了高中,才進一步討論AI與專業、社會、倫理及未來職業的關係。而在整個過程中,必須刻意保留閱讀、書寫、背誦、計算、實驗、討論、演講、辯論及動手做的空間。因為這些看似「落後」的活動,可能正是未來最珍貴的人類能力。

生養孩子並沒有想像中可怕 

      十月十一日,在外地讀書、工作、結婚的小兒子難得帶妻子及其家人回澳門。連續三天,小兒子當起無牌導遊,帶家人四處觀光及品嚐澳門美食。筆者力說小兒子找個不錯的葡國餐廳一起吃飯。大兒子負擇訂餐廳及點菜,大女兒負責現場拍攝,小兒子負責聯繫所有人,小女兒負責訂兩個生日蛋糕,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