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賴AI讓孩子變笨蛋 無聊留白讓孩子聰慧

 

    小時候物資匱乏，有一架車仔或一個洋娃娃就已經讓乏味的童年生活添上許多姿彩。下雨天，父母不許通街跑，幸好可以用廢紙摺小船，在騎樓邊放在馬路邊，沿途一直看小船隨風隨雨飄盪，已經很快樂了。童年時，許多無聊透頂的日子，卻衍生出許多留白的空間，我輩憑此自製了很多玩具，三五個小孩一起想出好玩的集體遊戲，從中學習製定規則及遵守，亦學習包容與接納。
      
今天的澳門，AI幾乎已經到了「無孔不入、無校不進」的地步
    當整個社會還未真正理解人工智能（AI）對兒童成長的深遠影響時，澳門卻已經進入一場「AI教育熱」。政府、學校、教育機構、補習社、科技公司等火力全開。「AI進校園」、「AI輔助教學」、「AI智慧課堂」、「AI學習伙伴」等口號鋪天蓋地，彷彿只要不談AI，就代表教育落伍。
    不少學校以「智慧教育」作招徠，幼稚園孩子開始接觸平板電腦，小學生學習用AI生成圖片，中學生開始使用聊天機械人做功課，教師培訓課程亦大量灌輸AI工具應用。科技企業則高調宣稱：「未來不懂AI的孩子，將被時代淘汰。」
    問題是我們是否過早把孩子交給AI了？澳門是一個極度重視升學與競爭的社會。家長害怕孩子輸在起跑線，因此，任何打著「未來競爭力」旗號的舉措，都會引發焦慮式追逐熱潮。當AI成為全球熱潮後，家長自然擔心：「別人的孩子在學AI，我的孩子不學是否會落後？」於是，三歲學編程、五歲學AI繪圖、七歲用聊天機械人寫作文，逐漸變成新常態。
 

別忽視社會心理學家及環境神學家的呼籲 

    今天，當你去托兒所接小朋友放學，無論是家長及傭人，很自然就把手機遞給孩子，本來蹦蹦跳的幼童立刻安靜下來，目不轉睛盯著手機。原來，手機已經成為許多父母隨時拿出來讓孩子乖乖的電子奶嘴。有專業的幼教老師說，今天，幾乎每一個班級裡都能找到很多個注意力缺失的孩子，

    許多教育學者早已提醒，科技進步不等於教育進步。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以研究道德心理學、積極心理學以及數字時代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聞名於世。海特的研究指出，智能手機與短影音文化，正全面削弱兒童及青少年的專注能力與情緒穩定性。孩子的大腦長期被高刺激、快速切換的內容餵養後，會愈來愈難進行深度閱讀、耐性思考及延遲滿足。

    全球頂尖環境神經科學家、芝加哥大學環境神經科學實驗室創辦人暨主任馬克．柏曼（Marc G. Berman）在《專注：環境神經學家解密自然如何增進大腦機能，銳化專注度、提升認知能力並改善身心健康》一書中，發佈了一個逆序數字廣度測驗（backwards digit span task），俗稱「公園散步」（A Walk in the Park），考驗受試者的記憶與注意力。受試者會聽到一串數字，像是4、9、7、5、1，然後需要倒著唸出來：1、5、7、9、4。這項任務頗具難度，且在實驗中我們還會把數字加長，最多加到九位數。研究結果非常驚人且證據確鑿：受試者在自然中散步後，記憶與注意力測驗的表現大幅提升；但若在繁忙市區散步，表現則未見起色。

    許多國家的兒科學會與發展心理學研究均指出，幼兒大腦仍處於高速發展期，過度依賴電子屏幕，會影響前額葉功能發展。前額葉負責專注、自我控制、情緒調節及計劃能力。一旦孩子長期習慣高刺激內容，大腦便容易形成「即時快感依賴」。

依賴AI讓孩子變笨蛋

    值得警惕的是，AI與過去的電子產品不同。它不是單純娛樂工具，而是一種「代替思考」的工具。從前，孩子做功課，需要自己組織語言；今天，只需輸入一句指令，AI便能生成完整文章。從前，孩子畫畫需要慢慢構思；今天，只需輸入關鍵字，AI瞬間產出作品。久而久之，孩子或許學會了「如何下指令」，卻漸漸喪失「如何思考」的意願與能力。教育最可怕的，不是孩子不懂知識，而是孩子逐漸失去主動探索知識的能力。
    AI過早介入兒童學習的危機，不少幼教老師近年都發現，愈來愈多幼童出現以下現象包括：坐不定、容易煩躁、缺乏耐性、無法長時間專注、對現實世界缺乏興趣。但是，一接觸手機、平板或AI互動程式，卻異常興奮。簡單來說，孩子會愈來愈無法忍受「慢」。而真正的學習，本來就是慢的。
    閱讀一本書是慢的、練習寫字是慢的、思考一道數學題是慢的、觀察一隻昆蟲也是慢的。但是，AI世界提供的是即時答案、即時圖像、即時回應。它不需要等待、不需要思索、不需要摸索。久而久之，孩子對「等待」失去耐性，對「探索」失去興趣。更深層的問題在於，AI正在悄悄削弱孩子面對無聊的能力。

    澳門近年積極推動智慧城市與數字化教育，方向本身並非錯誤。問題在於，當整個社會只剩下「科技崇拜」，教育便容易失去平衡。不是所有新科技都適合愈早接觸愈好，不是所有效率都等於成長，不是所有AI工具都能提升學習，尤其對幼兒及小學生而言，他們最重要的發展任務，從來不是掌握AI，而是建立專注力、語言能力、情緒管理、身體感知、人際互動、現實世界經驗。
孩子需要跑、跳、跌倒、觀察昆蟲、玩泥沙、閱讀故事、與朋友吵架和好，而不是長期困在屏幕世界裡。

無聊其實是孩子最重要的精神養分

    教育心理學其實早已指出，「無聊」對兒童發展極其重要。因為，無聊是創造力的起點，牛頓及達爾文皆在無聊時發現影響後世的科學原理。當孩子感到無聊時，大腦會開始主動尋找刺激與意義。孩子可能會發呆、幻想、觀察窗外、拆解玩具、亂畫圖畫、自創遊戲、講古靈精怪的故事。這些看似無意義的行為，其實正是創造力萌芽的過程。
    英國精神分析學家溫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曾提出：「只有在無聊與留白之中，孩子才真正開始形成自我。」因為，真正的自我，不是在被資訊填滿時形成，而是在安靜之中慢慢長出來。可惜，今天很多家長孩子都視「留白」為浪費光陰。起床看屏幕、吃飯看屏幕、坐車看屏幕、睡前看屏幕，甚至做功課也同時開著AI工具。孩子的大腦從早到晚都被外來資訊塞滿，完全失去與自己獨處的能力。一個無法享受安靜的人，很難發展深度思考能力。

家校如何善用「無聊」與「留白」？
    面對AI浪潮，真正重要的是重新建立節制與平衡。家長必須停止把手機當電子奶嘴。零碎而安靜的時間，正是孩子學習觀察世界的重要機會。家庭應建立「留白時間」，例如每天固定半小時不看電子產品；周末安排「公園散步」；讓孩子自由發呆、閱讀、畫畫、搭積木；甚至讓孩子「悶一下」。家長不要急著解決孩子的無聊，而應陪伴他們學習與無聊共處。

    學校應重新重視「低科技學習」，一本實體書、一張白紙、一場討論、一段安靜閱讀，反而更能培養孩子真正的學習能力。政府在推動AI教育時，必須建立年齡分級與健康指引。幼兒階段應嚴格限制AI及屏幕使用時間；小學階段應以基礎閱讀與生活探索為核心；中學以上才逐步引入AI工具的批判性使用。否則，當AI尚未幫助孩子變聰明之前，可能已經先令他們失去思考能力。

教育的終點，不是培養會用AI的人
    AI時代真正危險的，不是孩子不懂AI，而是孩子失去作為「人」的能力。當孩子無法專注閱讀一本書；無法耐心完成一件事；無法安靜面對自己；無法與真實世界建立連結；即使AI再先進，也無法填補精神世界的空洞。教育從來不只是知識輸送，而是人格養成。真正有智慧的孩子，不一定最快，不一定最懂科技，但他們懂得思考、感受、觀察、等待與創造。這些能力，往往不是在熱鬧中長成，而是在無聊與留白裡慢慢萌芽。

    我們真正擔心的，不是孩子未來會不會輸給AI。而是，當整個世界都急著把孩子交給AI時，我們是否還願意留一點安靜、一點空白、一點無聊，讓孩子慢慢長成，就像法國十七世紀大哲學家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其名著《思想錄》說：「人是會思考的蘆葦」。

多番折騰的道路修法與澳門生命教育的缺課 吳又可

 

「枯木逢春猶再發，人無兩度再少年」──明代啟蒙書《增廣賢文》

  「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這句名言，在澳門近日發生的十歲男童斑馬線死亡事故面前，顯得格外沉重。當青洲大馬路上那名年僅十歲的小學生被私家車撞倒並捲入車底，最後搶救無效離世的消息傳出後，全澳門陷入一片哀痛。短短數日，事發現場擺滿鮮花、玩具、零食與悼念卡片。許多人自發前往獻花，有人落淚，有人沉默，有人憤怒。
    然而，真正令人難過的，不只是這個孩子的離開。而是我們發現，這並非第一次。二○○七年的高樓街、二○一三年的青洲大馬路，再到二○二六年的青洲大馬路。十九年間，三個孩子先後倒在上學與放學的路上。如果第一次是意外，第二次是警訊，那麼第三次又算什麼？

三個孩子用生命寫下同一份警告書
    每個人身上都帶著幾組數字，它們會隨著你的生命歷程而出現變化，變化取決於你是怎樣的人、還有你的人生發生了什麼事。你總有一天會離開這個世界，但這些數字會繼續保留。

    二○○七年，高樓街海星中學門外，一名小四學生橫過馬路時遭私家車撞飛，傷重不治。事件震動全澳，政府迅速在校門附近設置減速帶、黃格線、警示牌，並加強執法。許多人認為，這是一場悲劇換來的進步。
    然而六年後，歷史重演。二○一三年，青洲大馬路某小學門口，一名小學生放學時遭巴士撞倒死亡。事後人們才發現，原來學校、家長和居民早已多次反映該處存在交通隱患。有人指出樹木阻礙視線，有人反映轉彎位車速過快，也有人要求增設減速設施。但問題始終未獲解決，直到孩子死亡。
    然後是上週，又是一個孩子，又是一條斑馬線，又是一個家面對喪子之痛，也是一場全民悲痛。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曾指出，社會現象從來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制度運作結果的反映。如果十九年間同類悲劇反覆發生，我們便不能再簡單歸因於個別司機失誤，這已經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制度與法律不周的問題。
真正撞死孩子的，不只是車輪
    每當重大交通事故發生，社會總有人說：「司機太大意了。」更有人說：「家長為何沒有看好孩子，任由他自己過馬路。」這些話也許沒錯，但若我們把所有責任都推給司機、路人，甚至家長，反而容易忽略更深層的問題。珍．雅各（Jane Jacobs）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城市規劃思想家與社會活動家。她打破了傳統的「由上而下」的現代主義規劃，主張以人為本的社區生活。她曾經提出一個重要觀念：「好的城市設計，應該預設人會犯錯。」因為人類本來就會分心、疲勞、判斷失誤。真正成熟的城市，不是要求每個人永遠不犯錯，而是在有人犯錯時，制度仍能保護生命，這正是許多先進城市近年推行「零死亡願景」（Vision Zero）的核心精神。
    瑞典早於一九九七年便提出相關理念，其基本假設非常簡單：人會犯錯，但生命不能因此被犧牲。因此，道路設計必須以保護弱勢使用者為最高原則。例如校區強制限速三十公里、抬升式斑馬線、行人優先區、路口縮窄設計、智慧交通燈等。這些措施並非假設駕駛者完美，而是假設駕駛者終究可能失誤。
澳門長期以來卻習慣以「提高市民意識」作為主要答案。
    當然，教育重要，但如果一條道路明知危險卻多年不改，即使人人都提高意識，也無法完全避免悲劇。因為真正撞死孩子的，有時不只是車輪。還包括拖延、僥倖和麻木。

多番折騰的道路修法，折射的是生命價值排序
    近年《道路交通法》修訂一直討論不斷。有關駕駛期間使用手機、行人過路低頭看手機、提高罰則等建議，社會早有共識。然而修法卻多次延宕成為廢案，本來要到二○二八年才會再送到立法會審議。直到悲劇再次出現，然後政府高官、立法議員、交通諮詢委員馬上跳出來說再次討論、再次檢討、再次承諾。
    教育學家杜威曾指出：教育不是為未來生活作準備；教育本身就是生活。
其實法律也是如此。法律不只是事後懲罰工具，更是事前保護生命的教育機制。當一個社會願意花數年時間討論某項交通法修訂時，它其實正在表達一種價值排序：哪些事情最重要？哪些生命最值得優先保護？當我們願意迅速處理經濟發展問題，卻無法同樣迅速處理校園周邊安全問題時，社會其實已經透過花海在無聲地作出強烈的反應。
    問題不在於修法有多困難，問題在於生命安全是否真正被放在優先位置。每一次拖延，都是一次風險累積，而風險累積到最後，往往由最弱小的人承擔後果。

城市規劃其實也是一種教育
    許多人以為教育只發生在學校及家庭，其實不然。教育存在於整個城市之中。教育學家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在《非學校化社會》中指出，人真正的學習發生在生活環境。換言之，城市本身就是一所大型學校。孩子每天走過的馬路，正在教育他什麼叫安全；司機每天面對的道路，正在教育他什麼叫守法；市民每天經歷的公共空間，正在教育他什麼叫尊重生命。如果城市設計鼓勵搶快、爭先、違規停車，那麼它就在教育人們效率高於生命；如果斑馬線形同虛設，行人需要與車輛搏命爭路，那麼它就在教育孩子生命其實並不重要。因此，道路從來不只是道路，它是一種價值觀的展現，它反映一個城市究竟是以汽車為本位，還是以人為本位。
    近年，聯合國提出「兒童友善城市」概念，其中一項重要指標便是兒童能否安全步行上學。因為一個真正文明的城市，不是高樓最多，不是GDP最高，而是孩子能否安心走在街上。

我們需要的不只是交通教育，而是生命教育
    每當交通意外發生，人們總會呼籲加強交通安全教育，這當然重要。但今天澳門真正缺少的，也許不只是交通教育，而是生命教育。德國哲學家康德曾說：人永遠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這句話的意思是，每一個生命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當社會開始習慣以數字看待死亡時，危險便已經出現。

    澳門每年五至十名交通死者，聽起來只是一組統計數字。但每一個數字背後，都是一個家庭，一個父母永遠等不到回家的孩子，是一個空出來的書桌，是一個再也無法完成的夢想。生命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教導人珍惜自己的生命，而是讓人學會尊重別人的生命。
    當駕駛者願意在斑馬線前停下來，不再看手機，不再分心，因為他知道，眼前走過的是一個孩子、一個家庭的希望、一個無法重來的人生，這才是真正的生命教育。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古人說：亡羊補牢，未為晚也。問題是，我們已經失去了三隻羊，還要等第四隻嗎？這次事故之後，政府表示將全面檢視校園周邊交通設施，這當然值得肯定。但澳門社會真正期待的，不是短期整治，而是長期制度改革。包括全面檢視學校周邊交通黑點、加快修訂道路交通法、建立兒童優先交通政策、推動以人為本的城市規劃，以及建立真正尊重生命的交通文化。因為每一次悲劇發生後，我們都會流淚，我們都要再次經歷椎心之痛，但流淚並不能保護下一個孩子，真正能保護孩子的，是記憶、是反省、是改革、更是行動。
    青洲大馬路上的花海終有一天會枯萎，玩具會被收起，新聞會逐漸被新的事件取代。但願這一次，我們不要再把悲傷留在原地。因為那三個孩子留給澳門的，從來不只是死亡，而是一聲又一聲跨越十八年的呼喊。他們正在提醒我們：真正的文明，不是城市有多繁華，而是孩子能否平安回家。
    如果一個社會連最基本的上學路都無法守護，那麼再亮麗的GDP、再漂亮的發展藍圖，也終究失去了意義。願這三個孩子的離開，不再只是新聞事件；願他們的犧牲，成為澳門重新學習尊重生命的開始。否則，黑格爾的那句話，將會繼續在我們耳邊迴盪：「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

你我都要掌控的十二碼壓力學

 

    五月三十一日凌晨，歐聯決賽在匈牙利布達佩斯普斯卡斯球場上演。衛冕的巴黎聖日耳門與英超冠軍阿仙奴激戰至互射十二碼。當阿仙奴中堅加比爾馬加希斯走向十二碼點時，數萬名球迷屏息以待，全球數以億計觀眾的目光也集中在他身上。然而，這位平日穩健的巴西國腳卻未能把握機會，最終被形容為「宴客」，讓巴黎聖日耳門以4：3成功衛冕。

    足球場上的十二碼，看似只是短短幾秒鐘，卻濃縮了人類面對壓力時最真實的心理反應。我們一生幾乎不會站上世界盃的十二碼點上，但我們都會遇到屬於自己的「十二碼時刻」：升學考試、工作面試、公開演講、創業投資、婚姻抉擇、照顧家庭、甚至是生無可戀那一刻。因此，十二碼壓力學其實不只是足球課，更是每個現代人都必須學習的人生課。

足球射失十二碼為何叫「宴客」？
    本來，足球賽事與宴客是大纜都扯唔埋的兩碼子事，但在港澳港地區的足球文化中，「宴客」是一個十分生動有趣的術語。本來，十二碼本來就是足球比賽中最沒有阻撓最容易得分的機會。根據國際足球統計資料，職業賽事十二碼平均入球率約在七成五至八成之間。換言之，當球證判罰十二碼時，等同送給進攻方一份價值極高的「大禮」。
    然而，當球員射失幾乎唾手可得的機會時，就好像把原本屬於自己的利益拱手讓給對手。面臨失球危機的守方，因為射門失誤而逃過一劫，甚至士氣大振。廣東人常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經常就出現反敗為勝的精彩賽局。於是，球評員便以廣東話中「宴客」來形容這種把好處送給別人的情況。
    還記得大台已故足球評述員伍晃榮的名言：「波係圓嘅！」這句話原本是用來解釋球賽充滿變數、不到最後一刻都未知鹿死誰手。同樣，「宴客」這個詞語之所以深入民心，不只是因為幽默，更因為它揭示了一個殘酷事實，人生很多失敗，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在壓力之下失去了原有的能力。我們常常看見優秀學生考試失常、經驗豐富的主管在重要會議中表現失準、優秀運動員在決勝時刻出現低級失誤，這些情況與射失十二碼本質上完全相同。
    問題往往不在技術，而在壓力。當壓力超越心理負荷時，原本熟悉的技能突然失靈，大腦進入高度警戒狀態，手腳變得不協調，判斷能力下降，最後出現平時不可能犯下的錯誤。因此，「宴客」不只是足球術語，更是一種人生警示：若無法掌控壓力，再好的能力也可能在關鍵時刻付諸流水。
什麼是十二碼壓力學？
    挪威運動科學學院心理學與足球教授蓋爾．約德（Geir Jordet）長年研究世界盃、歐洲國家盃及歐聯等重大賽事中的十二碼大戰。他認為十二碼是研究人類壓力反應最理想的天然實驗室。原因很簡單，首先，十二碼關係到成敗得失，一腳射門可能決定國家榮譽、球會命運、數十億轉播收益，甚至個人職業生涯。其次，十二碼結果極為單純，進就是進，不進就是不進；贏就是贏，輸就是輸。
    然而，影響這個結果的因素卻極其複雜，包括情緒、認知、專注力、身體狀態、團隊支持、教練策略以及群眾壓力等。約德教授透過大量數據分析發現，那些成功率較高的球員並非天生膽量較大，而是更懂得管理自己的心理狀態。他們通常具有以下特徵：第一、建立固定儀式，許多頂尖射手會在主射前重複固定動作，例如調整襪子、整理球衣、深呼吸或特定步伐，這些儀式能讓大腦產生熟悉感，減少焦慮。第二、專注於過程而非結果，失敗者往往思考「如果射失怎麼辦？」；成功者則專注於「我該如何完成動作？」第三、接納壓力而非逃避壓力，研究發現，最穩定的球員不是感覺不到緊張的人，而是能接受緊張存在的人。第四、依靠團隊支持，球員若感受到隊友、教練及團隊的支持，其焦慮程度會明顯下降。
    這些研究告訴我們，真正的抗壓能力並不是消滅壓力，而是學會與壓力共存。正如約德教授所說：「關鍵不在於無懼，而在於即使恐懼仍然能夠行動。」
這句話其實已超越足球範疇，成為現代社會最重要的人生智慧之一。

為什麼球迷甚至普通人都應該學會掌控十二碼壓力學？
    有人或許會問：「我又不是足球員，為什麼要研究十二碼？」因為，今天的世界本身就是一場大型十二碼大戰。學生面對公開考試時，成績可能影響未來升學方向；大學生畢業求職時，一次面試可能決定職涯起點；醫生在手術室裡，一個判斷可能影響病人生死；教師在課堂上，一句說話可能改變學生一生；企業主管在重大投資決策時，一次選擇可能影響整家公司命運；甚至父母教育孩子時，每一個關鍵時刻的應對，也可能影響下一代人格發展；談判專家一個有力的說服，可能會讓一個精神快要崩潰的人放棄自殺的念頭。
    我們每天都在面對不同程度的「十二碼」，然而，現代社會最大的問題並不是壓力太多，而是很多人從未學過如何面對壓力。當代心理學家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曾指出，過度保護的成長環境反而削弱了年輕人的心理韌性。當孩子長期被保護在舒適圈裡，他們缺乏面對挫折和失敗的經驗，一旦踏入現實社會，便容易因小挫折而崩潰。這與運動科學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不謀而合，壓力本身並非敵人，適度壓力反而能促進成長，如同肌肉需要重量訓練才能變強，心理韌性也需要透過適量壓力來培養。

    十二碼壓力學最大的啟示，就是教導我們如何將壓力轉化為成長動力。當我們懂得調整呼吸、建立儀式感、專注當下、接受失敗可能性，壓力便不再是阻礙，而是推動我們進步的力量。因此，十二碼壓力學其實是一門現代公民必修課。它教導我們如何在高度競爭、資訊爆炸、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仍然保持冷靜與理性。

今天生活壓力龐大的澳門人如何善用十二碼壓力學？
    近年，澳門經濟逐步復甦，博彩旅遊業重新活躍，但澳門居民面對的壓力卻未見減少，青年面臨高樓價及職涯競爭，中年人承受供樓、養育子女及照顧長者的雙重負擔，長者則擔憂退休保障及健康問題。
    根據澳門相關心理健康研究及社會服務機構資料顯示，焦慮、抑鬱及情緒困擾個案近年持續受到社會關注。即使澳門人均GDP位居世界前列，物質富裕並不必然等同心理幸福。
    這正好反映一個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矛盾：財富增加了，但內心的安全感未必同步提升。面對這種情況，十二碼壓力學提供了幾項值得借鏡的做法。首先，建立屬於自己的「固定流程」，例如每天固定運動三十分鐘、睡前閱讀、晨間靜坐或記錄感恩日誌。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習慣，實際上能增加生活中的掌控感。

    其次，學會深呼吸與正念練習。研究顯示，刻意放慢呼吸能降低交感神經活躍程度，使身體從戰鬥或逃跑模式回復平衡狀態。當情緒來襲時，先讓自己停下來深呼吸十次，往往比急著解決問題更有效。再者，建立支持系統，很多澳門人習慣獨自承擔壓力，不願向外求助。然而約德教授研究指出，社會支持是降低壓力的重要因素。家人、朋友、同事甚至專業社工與心理輔導員，都可能成為關鍵時刻的重要後盾。

    最後，學會重新定義失敗，射失十二碼固然令人難過，但世界級球員如巴治奧、碧咸、C朗拿度、美斯等人都曾射失關鍵十二碼。他們之所以偉大，不是因為從未失敗，而是在失敗後仍然願意再次站上十二碼點。人生亦然，真正決定一個人的，從來不是是否跌倒，而是跌倒後是否願意再站起來。

    今天的澳門，正在面對經濟轉型、人口老化及青年發展等多重挑戰。每一位居民其實都像站在十二碼點前的球員。我們無法控制外在環境，但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態。我們無法保證每一次射門都成功，但可以學習如何在壓力之下保持冷靜。足球史上最精彩的十二碼，從來不只是進球的一刻，而是球員克服恐懼的一刻。同樣地，人生最值得驕傲的成就，也未必是永不失敗，而是在面對巨大壓力時，仍然能夠穩住自己，勇敢向前。

少子化危機背後被迴避的教育真相

 

    日前，立法會就少子化衝擊教師就業問題展開討論。面對學齡人口持續下跌，教青局推出「過渡性幼兒教育補助支援措施」、「教師人力資源共享平台」、「轉型培訓資助」、「學校合併資助」及「學校轉型資助」等措施，希望協助學校及教師渡過難關。
    從行政角度而言，政府確實作出了回應；但若從教育政策的高度來看，這些措施更像是在漏水的船艙裡忙著舀水，卻始終不願意修補船底的裂縫。因為真正的問題根本不在教師，而在少子化；而少子化的根源，正是澳門教育未能回應孩子的生活需要，更無法在面對整個澳門社會的結構性困境。如果連病因都找錯了，再多的補助與培訓，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已。

教師失業只是結果，少子化才是原因
    近十年來，澳門出生人口持續下降。根據統計暨普查局資料，澳門出生人口從最每年高七千多名嬰兒，其後逐步下跌。疫情期間更跌至不足四千人。即使疫後經濟逐漸復甦，出生率亦未見明顯反彈，反而敬陪全世界末座。換句話說，今日幼稚園減班、小學縮班、中學招生不足，不是教師教得不好，而是學校辦學方針仍非常保守，無法讓家長覺得孩子在校園裡獲得快樂與全人發展的優良教育，既然如此，許多年輕家長就不想孩子來到這個充滿不確定而又不快樂的世界。
    當學生數量減少，教師需求自然下降，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人口學邏輯。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社會討論往往聚焦於如何保住教師職位，卻很少追問為什麼澳門年輕人愈來愈不願意生孩子？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回答，那麼今天保住一批教師，明天仍然會有另一批教師面對失業危機，因為學生不會憑空出現，就算讓大量新移民學童來澳補充教育人口的嚴重不足，其得不償失的評估深信特區政府及辦學團體心中有數。

澳門少子化的真正根源：年輕人看不見未來
    許多人把少子化歸因於年輕人自私、享樂主義盛行，或者女性教育程度提高，這些因素固然存在，但都不是核心原因。真正的原因其實只有一句話：年輕人看不到養育孩子的未來。世界著名經濟學家蓋瑞．貝克（Gary Becker）的家庭投資理論中，視生育是一項長期投資決策，當未來收益不確定，而成本不斷增加時，人們自然傾向減少生育。
    今天的澳門正處於這種情況。首先是家長職業自身難保的問題。眾所周知，人工智能革命帶來的就業衝擊不亞於工業革命時代。今天，不是重覆低階的工作已經被AI取代，就算是資訊科技的職位亦被大量裁減。在這種飯碗隨時不保的狀況下，誰敢生小孩呢？再者，樓價與住屋空間問題，澳門土地狹小，樓價長期高企，即使近年樓市回落，對許多年輕家庭而言，置業仍然是一項沉重負擔。其次是教育成本，從補習班、興趣班，到升學競爭，許多家長都希望孩子不要輸在起跑線上。結果孩子愈少，投資愈集中，養育成本反而愈高。第三是職業前景的不確定，澳門長期依賴博彩旅遊業。疫情期間，許多年輕人第一次深刻感受到產業結構單一所帶來的風險。當一個社會的經濟命脈過度集中於單一產業，人們自然會對未來產生焦慮。而焦慮最直接的表現，就是不敢生孩子。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澳門正在形成一種「高收入、低希望」的社會現象。表面上，人均GDP位居世界前列；實際上，許多年輕人感受到的是向上流動空間縮窄、生活壓力增加，以及對未來缺乏掌控感。當一代人連自己的未來都感到不確定，又如何敢承擔下一代的人生？因此，少子化從來不是教育問題，而是住房問題、就業問題、產業問題、家庭政策問題，以及青年發展問題的總和。

四項措施看似積極，其實只是表面功夫
    面對教師就業危機，政府提出多項措施。然而仔細分析便會發現，這些措施大多是在處理結果，而不是解決原因。
    先說教師共享平台，所謂教師人力資源共享平台，本質上是把甲校多餘的教師調往乙校。問題是，如果整體學生人口都在下降，那麼共享的究竟是教師資源，還是失業風險？當整個蛋糕縮小時，重新切蛋糕並不會讓蛋糕變大。共享平台或許可以短期緩解部分學校的人手問題，但無法創造新的教育需求。
    再說轉型培訓資助，政府鼓勵教師接受培訓，提升技能。這個方向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在於如果沒有新的職位和產業需求，再多培訓也可能淪為「為培訓而培訓」。過去澳門不少培訓課程都存在同樣問題，證書愈來愈多，工作機會卻沒有同步增加。真正需要回答的是培訓之後，教師將去哪裡工作？如果沒有答案，培訓只是延後焦慮，而不是解決焦慮。
    接著說學校合併資助，學校合併的確能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但合併的本質是縮減規模，它是一種節流措施，而不是發展策略。一個社會如果長期依靠合併學校來應對人口下降，實際上是在接受教育規模持續萎縮的現實。這或許是必要之惡，卻絕不是值得慶祝的政策成果。
    最後說學校轉型資助，近年不少學校考慮發展持續教育、長者教育、職業培訓等新業務。從市場角度而言，這是一種求生策略。但從教育政策角度來看，卻反映出正規教育需求正在收縮。如果愈來愈多學校需要依靠轉型維持生存，那麼社會真正應該反思的，不是轉型是否成功，而是為什麼學校已經無法依靠本來的教育功能生存。筆者長年在本專欄呼籲政府與辦學團體要趕上時代，為孩子創造快樂、貼地、能解決生活困苦的教育，而不再一味專注博雅古典教育。

真正的解方是把教育政策提升到人口政策高度
    少子化時代，教育問題不能只由教育部門處理，必須上升到整個特區的人口發展戰略。
    第一、建立全面家庭友善政策：世界上出生率較高的地區都有共同特徵，如政府願意分擔家庭養育成本；又例如北歐國家提供育兒津貼、托育服務、家庭稅務優惠及彈性工作制度。澳門雖有出生津貼及部分福利措施，但整體仍偏向一次性補助。真正需要的是從懷孕、生育、托育到教育的一條龍支持系統，讓年輕人感受到生孩子不是個人冒險，而是整個社會共同承擔的責任。
    第二、重建青年向上流動機會：如果青年看不到未來，再多生育獎勵也無法改變趨勢。政府必須加快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尤其在人工智能、數字經濟、大健康、文化創意、現代金融等領域創造更多高質量職位，讓年輕人相信努力能夠改變人生。須知道，希望，才是最好的催生劑。
    第三、重新定義教師角色：少子化未必代表教育需求減少。未來社會需要更多心理健康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家庭教育、長者教育及終身學習服務。教師不應只是課堂知識傳授者。他們可以成為社區教育工作者、家庭教育顧問、生涯輔導員、終身學習推動者。問題不在教師太多，而在社會尚未開發教師專業的更多可能性。
    第四、把危機變成教育改革契機：當學生減少，每位教師反而能獲得更多時間關注個別學生。這其實是推動小班教學、個別化教育及因材施教的機會。
許多國家夢寐以求的教育資源配置，澳門反而有可能在少子化背景下實現。關鍵在於政府是否願意把節省下來的資源投入教育品質提升，而不是單純削減成本。

 

    常理告訴我們，沒有孩子的城市，沒有教育等於沒有未來。今天討論教師失業問題，表面上是在談教育。其實是在談澳門未來，因為教師職位減少的背後，是孩子愈來愈少；孩子愈來愈少的背後，是家庭愈來愈不敢生育；而家庭不敢生育的背後，則是整個社會對未來缺乏信心。因此，教師危機只是冰山一角。真正藏在海面下的，是人口危機、家庭危機、發展危機及教育失能。如果我們只看到教師共享平台、轉型培訓、學校合併等技術性措施，而忽略了少子化背後的結構性問題，那麼今日保住幾十個教師職位，明天仍然會有更多教師面對同樣困境。
    教育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學校是社會的縮影，教室是未來的預告。當校園裡的孩子愈來愈少時，那不只是教育界的警訊，而是整個澳門社會向我們發出的警報。

瑞典教育「重回紙本」給澳門的啟示

 

    早前，英國媒體BBC News刊出一則報導，標題為《瑞典學校重回書本，減少數字學習》（Schools in Sweden going back to books and cutting digital learning）。根據報導，瑞典政府近年作出一個「逆時代」的教育方向調整，在課堂中重新重視實體書本、紙張與手寫。其理念可以用「från skärm till pärm」這句標語概括，意思大約是「由屏幕到書本」。有官員更直言，在低年級階段，不應使用電子產品作為學習工具。

    今天的澳門，政府火力全開要AI進校日室，甚至入侵孩子的視力、專注力、智力都在所不計。當教育改革正在起步，學校仍然用書本及手寫時，所有教育持份者理應謹慎衡量紙本教育與數字的教育的輕重緩急啊！

瑞典為何痛下決心「重回紙本」教育？

    早在二○○○年，瑞典是歐洲最積極推動數字學習的國家，大規模推行電腦、平板入課室；到二○一五年，學生已經幾乎「人手一機」；二○一九年，瑞典將平板電腦的強制使用納入學前教育課程，旨在讓孩子們為日益數字化的工作和生活做好準備。然而，多年之後，瑞典政府猛然發現並沒有達成預期提升學習成效的目標，反而問題叢生。例如，瑞典學生在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的成績大幅下降，尤其閱讀理解能力明顯變差。自二○二二年，政府將教育引向非數字化，瑞典幼兒園不再被強制要求使用電子設備，兩歲以下的兒童也不會被發放平板電腦。

    二○二三年十月在網媒《奇摩》刊載一則新聞，標題為「反其道而行？瑞典學校棄用平板回歸紙本書寫，政府年編二十億」，這則新聞除了相關政策的簡要說明之外，也引述部分學校教師和學生的看法，受訪的學校教師和學生都對這項政策的轉變，不僅持肯定態度，認同書本閱讀和手寫的重要性。相關新聞的深入分析指出，改革的靈魂人物是教育大臣洛塔．埃德霍姆（Lotta Edholm），他本身就對政府過度擁抱科技持強烈批判。這項決策也引用了相關實證研究的證據，即數位學習未能促進學習，反而妨礙了學習。例如，一項由瑞典卡羅林斯卡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t）進行的研究發現，使用數位工具不僅無法促進學生的學習，反而有所妨礙；有的研究結果顯示，對學生的學習成效產生負面影響，尤其在閱讀理解。這也進一步強化了瑞典政府回歸紙本和書寫的合理性。

    瑞典政府為甚麼會把問題歸咎於電子用品呢？因為語文學習是需要時間與耐性的。以培養閱讀能力為例，「閱讀」不只是「看懂字面意思」，還要推敲語境、咀嚼語義，然後在透徹理解的基礎上建立鑑賞與評價的能力，甚至形成個人心得涵養。培養這些能力需要持續而穩定的專注力，以及對文本緩慢而深入的沉思玩味。

    瑞典這項回歸紙本和書寫的決定，並非排斥數字科技，而是針對教育過度 使用科技的反思。因此，在實施新政策同時，政府開始編列經費購買書本，並決定廢止學齡前兒童的數字學習。有學者認為，屏幕閱讀時資訊排列碎片化，操作介面鼓勵跳躍，內容隨時可切換等的特性，都容易令學生形成「掃描式閱讀」，即跳讀、略讀與快速瀏覽的習慣，不利於建立深度理解，亦會削弱他們的專注力。於是，瑞典政府著手推動一系列「復古」措施，包括增加紙本教科書、強調手寫訓練、限制屏幕使用、推行無手機校園，甚至撥款添置實體書，讓學習回到沒有科技前的「本質」。

    當然，我們沒法憑瑞典政府的政策轉向，就一刀切斷言數字教育無用，紙本書才有用。人們大多懂得把「科技只是工具」掛在口邊，但實際這工具要怎麼用？在哪些範疇用？用到甚麼程度為之恰當？仍需要不斷地探究與試驗。可以肯定的是，經過二十年的嘗試，瑞典政府坦承還未掌握到利用科技促進學習的核心關鍵。如此看來，當瑞典政府發現過去的政策並未帶來理想成效時，敢於踩下煞車，回到紙本的做法，不失為務實面對問題、勇於及時修正的表現。

    科技及線上教學的採納已在歐美各國引發廣泛的討論。例如，波蘭政府最近執行的政策是為小學四年級每位學生購買電腦，以使國家更有科技競爭力。德國是歐洲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將所有東西上線的速度卻很緩慢，教育也是如此。雖然數字閱讀已是不可逆的教育趨勢，學校的閱讀教育也必須納入這項素養的培育，以避免螢幕的劣勢效應；美國史丹佛大學專任心理學教授薩奇（Jamil Zaki）研究發現，寫作能深化批判性思考、改善記憶力，書寫引發劇烈情緒的事件甚至能幫助我們獲得嶄新的視角，藉此減輕焦慮和憂鬱。研究分析卻發現，紙本閱讀才能培養深刻的閱讀，其閱讀表現也優於數字閱讀。

    事實上，不少神經科學與教育心理學研究亦指出，紙本閱讀在理解深度、記憶保留與專注力方面，普遍優於屏幕閱讀。因為屏幕本身就具有「多工誘惑」：通知、彈窗、切換頁面、快速滑動等設計，會不斷打斷人的專注。人類大腦並非真正擅長「多工處理」，所謂一邊學習、一邊接收大量訊息，很多時只是讓注意力不斷被切割。

    過去學生不懂寫作，至少還要硬著頭皮思考；今天學生只要輸入幾句指令，AI便能迅速生成一篇看似完整的文章。表面上，學生「完成了功課」，但實際上，他可能完全沒有經歷過構思、推敲、修改與反思的過程。長遠而言，這不只是能力退化，更可能是思維能力的空洞化。
    教育最怕的，不是學生「不會」，而是學生「以為自己會」。這也是為何瑞典政府開始重新強調紙本閱讀與手寫的重要性。因為他們逐漸發現，很多深層次能力，其實無法單靠科技培養。當學生用紙本閱讀時，他需要逐頁翻閱，需要跟隨文本線性思考；當學生手寫時，大腦需要進行語言組織、記憶提取與動作協調，這些過程都能強化理解與記憶。相反，長期依賴屏幕與鍵盤，容易令學習變得碎片化與表面化。

瑞典教育「重回紙本」給澳門的啟示   

    瑞典對於平板使用的政策轉向，對於澳門全力推動AI教學應能有 所啟示。例如，相關政策的推動應審慎地考慮學生使用平板的時間和方式，強調數字教育的品質而非工具的數量。推動時應考慮在某些年齡或教育階段制訂使用的規範和限制。同時，將提升教師數字工具使用的專業知能，以促進並確保學習品質列為重要的目標。這些方向應該納入相關政策的評估和修訂過程中進行考量。

    澳門近年的教育方向，某程度上卻正朝着相反方向前進。一個社會若只重視科技速度，而忽略人的成長節奏；只重視工具更新，而忽略心靈培育；只重視「未來競爭力」，卻忘記教育本身的初心，那麼再先進的科技，也未必能真正帶來更好的教育。瑞典教育「重回紙本」，某程度上不是反科技，而是重新提醒世界：教育的核心，始終應該是人，而不是屏幕。結果，形式上轉變了，教學質素卻不一定有所提升。

    更值得澳門教育界深思的是，今天不少學校對「數字教育」的理解，其實仍停留在「設備思維」。好像課室多了電子白板、學生多了一部平板、老師學會使用AI生成教材，便等於教育進步了。然而，真正決定教育質量的，從來不是工具本身，而是工具背後的教育哲學。如果教育的目的只是追求「更快完成任務」、「更有效率輸出內容」，那麼人工智能與數碼科技確實十分適合。但如果教育真正的目的，是培養一個人思考、判斷、理解、感受世界的能力，那麼很多最重要的學習歷程，其實都需要「慢」。
    綜觀今天的教育生態，往往鼓勵學生追求即時刺激與快速反應。學生習慣短影片、摘要式資訊、AI自動生成答案，久而久之，便容易失去耐心閱讀長篇文章、深入分析問題的能力。這也是近年不少教師共同面對的困境：學生愈來愈「識得搵資料」，卻愈來愈不懂得「消化資料」；愈來愈懂得「複製答案」，卻愈來愈難建立自己的觀點，尤其在AI盛行後，這種危機更加明顯。也許，各個教育持份者是時候冷靜下來，好好思索澳門AI教育的路該如何慢走。

練習不比較：從人比人到大學排名

 

    我們都聽過，人比人，比死人，沒比較就沒傷害，人習慣老愛透過與他人比較來定位自己，建立自我評價與社會地位。比較從來都有好有壞，正所謂有競爭才會有進步；孔子亦說：「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問題是只透過人比人來定義自己，來確認自己的價值，而最終極的比較指標就是「光宗耀祖。」也許，我們一生都在比較的競技場進行永不休止的零和比賽。

    我們從小就在處處都是比較的環境中成長，首先是自己比自己，就如中學語文課文中教過梁啟超先生的「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再來就是人同人比，當中又分為向上比較、向下比較、還有平輩比較。從在家裡父母會有意無意比較子女的長短優劣，到到老師很喜歡說的「有競爭才會有進步」；甚而到職業鬥獸場裡的能力及拍馬屁比較；還有就是讓所有家長都非常關心的大學排名比較。真的，沒比較就沒傷害，從來，我們就故意忽略比較帶來的種種由內而外的傷害。我們一直被囚禁在這座從良性到惡性比較座標籠牢中困頓不已！

比較為何成為我們的日常本能？

    在當代社會，人幾乎無法逃離「比較」。從社交媒體上的生活展示，到學校成績排名，再到國際大學排列，個體與群體彷彿被安置在一個巨大的座標系中，不斷被定位、衡量與排序。

    心理學家利心理學利昂．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早於二十世紀提出社會比較理論（Social Coomparison Theory），人類傾向透過與他人比較來確認自我位置。這一機制原本具有適應性，它幫助我們在群體中找到方向、調整行為，甚至促進進步。中國傳統文化亦有相似觀點，如孔子所言「見賢思齊」，強調以他人為鏡，完善自身。

    然而，問題在於當比較從「參考工具」變成「價值標準」，當「我是誰」必須透過「我比誰強」來回答時，很容易就出現許多自我質問，如「夠不夠好？」「為什麼我總是比不上別人？」「我還值得被愛及被尊重嗎？」原來，正是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人類的基本勤奮通常來自一種劣勢感的自卑情意結」，而這座標一直困住許許多多自我感覺自卑的人，自卑的外顯行為就是焦慮與退縮。因此，理解比較的不同層次，並重新建立內在價值系統，已成為現代人不可迴避的課題。

與自己的比較啟動自我焦慮機制

    許多家長及老師都會很同理的向孩子說，不必跟別人比，只要跟自己比就可比了。事實上，這種看似健康的成長內含惡性競爭，在績效主義盛行的今天，即便是自我比較，也逐漸被外部標準滲透與磨蝕。例如：每日學習進度、收入曲線等有沒有不斷增長，久而久之，自我比較導致無止盡的焦慮與自我懷疑。

    問題的核心在於當我們以「效率」而非「意義」來評價自己時，成長便失去了方向。例如一個人每天閱讀，只為維持閱讀量的數字，而非真正理解與思考，更遑論追求閱讀的樂趣，那麼，這種「進步」實質上是一種自我消耗。

    十七世紀荷蘭哲學家史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認為，人類唯有認識真正的自我，內心已經建立很個性化的價值，才會得到真正的自由。如果有還子醉心閱讀，閱讀帶來內心的平靜與應對外在挑戰的力量，有了這份價值，就不會閱讀比賽、創作比賽牽動的成敗得失牽絆，而能成為一個真正自由的讀書人。

從見賢思齊到惡性競爭

    孔子說的見賢思齊，旨在要求我們借鑑別人，取長補短。但是當比較由內轉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便逐漸轉化為惡性競技。這種轉變在家庭、學校與職場中尤為明顯。舉例，我們常常聽到家長會說：「你看人家的孩子多勤奮」。這句話幾乎是華人家庭的經典語句。這種比較看似激勵，實則在潛移默化中建立了一套條件式價值體系，孩子的價值取決於其在群體中的相對位置。

    當愛與成就掛鉤，家庭便從情感支持系統，轉變為評價與篩選機制。長期處於這種環境的個體，容易形成「外在導向人格」，即過度依賴他人認可來確認自身價值。其後果不僅是低自尊，更是對「失敗」的極端恐懼，因為失敗意味著不被愛。

    比較在親密關係中的破壞力尤為隱蔽而深刻。當伴侶之間開始計算付出、比較收入，甚至將對方與他人進行橫向對照時，關係的「不可替代性」便被削弱。愛本應建立在獨特性之上，而比較則將人轉化為可替換的標準化對象。當「你」變成「與他人相比的你」，關係的情感基礎便開始瓦解。

當大學與國家成為數據競賽的參與者

    有社會學家提出「炫耀性忙碌」與「炫耀性成功」。人們不僅比較誰做得更好，更比較誰看起來更成功；誰更忙、誰頭銜更高、誰履歷更亮眼。這種競爭逐漸偏離本質意義，轉而追求能被他人認可的外在標誌。

    大學排名與國力競爭正是制度化比較的典型表現。GDP、科技指數、軍事實力等指標，構成了現代國家比較的核心框架。這些數據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政策效率與國際競爭力，但也容易導致「零和思維」，即一國的成功被視為他國的失敗。當國家過度依賴數據比較來制定發展方向時，公共政策可能忽略民眾的實際幸福感，轉而追求可量化的「國際排名」。

    根據今年最新數據，澳門大學（University of Macau）在國際排名表現亮眼，於泰晤士報高等教育（THE）名列145位，亞洲大學排名28位，年輕大學排名28位。澳門高等院校在國際排名中的提升，引發社會廣泛關注與自豪感。然而，這種集體情緒背後，隱藏著值得反思的問題。

    首先，大學排名將複雜的教育活動簡化為數據指標，例如論文發表量、引用次數、國際化程度等。這種量化邏輯，容易導致學術行為的功利化，教師為發表而研究，而非為問題而研究，更不是為了改進教學而研究。其次，排名體系多源自西方學術標準，強調自然科學與英語發表，導致人文學科與本土研究被邊緣化。長此以往，大學可能失去文化根基，淪為全球學術體系中的「標準化生產單位」。最後，排名壓力會向下傳導至教師與學生，形成高強度的績效要求。行政層級的榮耀，往往建立在基層的過勞與焦慮之上。因此，大學排名雖具參考價值，但若被視為唯一標準，將對教育本質造成深遠侵蝕。

怎樣走出比較的迷思？

    比較本質上是一種「外部歸因」機制。當個體的自我價值依賴於相對位置時，其穩定性極低。首先，比較沒有終點。無論個體達到何種高度，總存在更高的參照對象，導致滿足感難以持續。其次，比較削弱主體性。長期依賴外在標準，個體會逐漸失去判斷「我真正想要什麼」的能力。

    過度比較會導致「內卷」，當所有人都在同一賽道上競爭有限資源，卻無法創造新的價值時，整體社會將陷入高投入、低回報的困境。最終結果是：個體更努力，卻更不快樂；社會更競爭，卻更停滯。

    要擺脫比較的束縛，並非否定比較本身，而是重建其合理邊界。首先，個人需要重新定義成功，不是超越他人，而是實現自身潛能。這意味著將評價標準從「相對位置」轉向「個體意義」。

    數據可以提供參考，但不應主導決策。無論是個人生活還是教育政策，都應警惕將複雜價值簡化為單一指標的傾向。研究顯示，強調合作的社會，其整體幸福感更高。在家庭、學校與職場中，若能將他人的成功視為共同資源，而非威脅，將有助於建立更健康的關係網絡。

    人生不應是一場無止境的排名競賽。比較本可成為理解自我的工具，但當它主導價值判斷時，便會反過來限制人的可能性。澳門的大學排名提升，固然值得肯定；但若整個社會沉迷於數字帶來的榮耀，而忽視教育的本質，培養完整的人，那麼再高的排名，也無法掩蓋精神世界的貧乏。

    真正的自由，不在於站在更高的位置，而在於不再需要透過他人的位置來定義自己。當我們放下比較，重新凝視內心，我們才有可能走出那個無形的座標枷鎖，回到每一個獨一無二的人的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