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和你想像的很不一樣

  

    月前，澳門天主教教區教理培育委員會舉辦「AI當道，倫理何從？」講座，由慈幼會葉泰浩神父及現任澳門旅遊大學創意旅遊與智慧科學學院副教授李剛博士主講，講座中提出一句十分值得深思的話：「AI最重要的能力就是預測，而不能代替人類的，就是判斷與選擇。」短短一句話，卻顛覆了不少人對人工智能的想像。
    不少人談到AI，不是充滿興奮，就是充滿恐懼。有人擔心AI會像電影《未來戰士》般統治世界；有人擔心自己的工作很快會被機器取代；也有人把AI神化，以為它已經具有像人類一樣的智慧。事實上，我們對AI最大的誤解，就是以為它真的「懂得思考及作出價值判斷」。
    近年，一本由多倫多大學羅特曼管理學院的三位頂尖經濟學教授，包括拉傑．阿格瓦爾（Ajay Agrawal）、約書亞．甘斯（Joshua Gans）和阿維．高德法布（Avi Goldfarb）共同撰寫，備受推崇的著作《AI極簡經濟學》（Prediction Machines），便提出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AI並不是智慧，而是一部「預測機器」。作者指出，人工智能真正帶來革命性的改變，不是它開始像人，而是它令「預測」這件事變得極其便宜。從來，在經濟學領域內，預測是非常昂貴的投資，AI的誕生，大大減低了昂貴的成本，而預測亦越來越準確。這個看法，不但改變我們理解AI的方法，也改變我們面對AI的態度。

AI究竟是什麼？
    過去我們常說電腦負責計算，人類負責思考。今天，AI能寫文章、作曲、翻譯、畫圖、診斷疾病，甚至可以和人聊天，於是很多人便認為它開始擁有思想。其實並非如此。從經濟學角度來看，AI本質上是一套利用龐大數據和統計模型，推測「下一步最可能是什麼」的系統。它不是理解，而是推算；不是思考，而是預測。例如ChatGPT回答問題，它不是像老師一樣真正理解每一句說話，而是根據數以千億計文字資料，預測下一個最適合出現的字詞。醫療AI判斷X光片是否有腫瘤，也不是它知道什麼叫癌症，而是根據過去數百萬張醫學影像，比較哪些圖像最接近癌症患者。導航系統預測哪條路最快；銀行預測誰可能拖欠貸款；Netflix預測你喜歡看哪套電影；Spotify預測你下一首最想聽的歌曲；網購平台預測你將會購買什麼產品。
    所有這些，本質都是預測，就像蒸汽機令體力變得廉價，電腦令計算變得廉價，而AI則令預測變得廉價。當預測成本大幅下降，整個社會的工作模式便開始改變。

AI將取代哪些職業？
    這是很多人最關心的問題。如果AI最大的能力是預測，那麼凡是工作內容主要依靠模式辨識、重複分析及大量資料整理的職業，都較容易受到衝擊。例如客服人員。今天不少公司的客服已由聊天機械人處理，因為大部分問題都可以根據過往數十萬宗案例，快速預測最合適答案。翻譯員亦受到一定影響。過去翻譯需要查字典、閱讀語境，現在AI可以瞬間完成初稿，大大提升效率。
文書行政工作、資料輸入、基本會計、簡單新聞整理、市場數據分析、程式編寫、法律文件初步整理、醫療影像判讀等，都逐步由AI協助完成。甚至教育界亦開始受到影響。AI可以設計教材、批改作業、分析學生學習表現、生成測驗題目，甚至為學生提供個別化學習建議。

    我們若因此認為教師、醫生、律師、社工、神父會被完全取代，那便誤解了AI，因為這些專業工作除了需要預測，更需要判斷。醫生不只是判斷病因，更要決定治療方案是否符合病人的年齡、家庭、經濟及人生意願。法官不是只看證據，而是追求公平與正義。教師不只是傳授知識，更要塑造人格、鼓勵學生、建立價值觀。社工不是填寫文件，而是陪伴受助者走過人生低谷。神父除了講道，更要陪伴信眾分辨天主的旨意。世界杯足球賽，多次遇上難以判斷的裁決，球證會透過VAR這套工作找出更多可靠的資訊，但最終，要判罰球員紅牌離場，又或是判十二碼罰球，仍然要由球證來決定。這些都不是AI能完成的工作。

AI只能預測，不能判斷
    在這本經典的《AI極簡經濟學》書中，作者提出一個十分重要的決策模型。任何決策，其實包括五個步驟。第一，是資料（Data）；第二，是預測（Prediction）；第三，是判斷（Judgment）；第四，是行動（Action）；第五，是結果（Outcome）。
    AI最擅長的是第二步預測，但真正決定事情成敗的，往往是第三步，即如何作出恰到好處的判斷。例如AI可以預測某位學生考試不及格機率高達九成，但老師應否因此放棄他？AI不能回答。AI可以預測一位病人存活率只有百分之五，但是否仍然值得全力搶救？AI不能回答。AI可以預測某位長者跌倒風險很高，但是否應送他入住院舍，而放棄在家生活？AI同樣不能回答。因為判斷涉及價值，價值不是數據。價值來自倫理、文化、宗教、法律、人性及愛。
AI知道「什麼可能發生」，卻不知道「什麼值得發生」；AI知道成功機率，卻不知道生命尊嚴；AI知道效率，卻不知道慈悲為懷；AI知道成本，卻不知道愛。
因此，AI可以協助人作決定，但不能替代人作決定。

人類真正珍貴的是價值判斷
    隨着AI愈來愈強，人類最重要的能力反而不是記憶更多知識，而是建立更成熟的判斷能力。未來教育，不應只是要求學生背誦課文，而要培養批判思考、倫理判斷、創意思維、團隊合作、同理心及責任感。因為AI可以回答問題，但不能決定人生；它可以分析數據，但不能承擔責任；它可以提出建議，但不能為後果負責。一位企業主管最重要的工作，不再是分析市場，而是決定企業應該走向哪個方向。一位校長最重要的工作，不再是聘請優秀教師、決定學校課程方向，而是思考教育究竟培養什麼樣的人。一位父母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替孩子搜尋答案，而是陪伴孩子建立人生價值。AI愈強，人類判斷愈重要。

不必害怕AI，而要學會與AI同行
    歷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令人恐懼，蒸汽機出現時，工人擔心失業；電腦普及時，文書人員擔心飯碗不保；互聯網興起時，不少人擔心書店消失。今天AI來臨，我們再次面對同樣焦慮。但歷史也告訴我們，真正被淘汰的，往往不是人，而是不願學習的人。
    AI不是敵人，而是工具。懂得善用AI的人，將比拒絕AI的人更具競爭力；老師利用AI備課，可以把更多時間陪伴學生；醫生利用AI分析影像，可以更專注照顧病人；律師利用AI整理案例，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法律策略；
社工利用AI完成行政文件，可以騰出更多時間探訪家庭；記者利用AI整理資料，可以投入更多時間深入調查。AI愈強，人愈應專注做人，把機器擅長的交給機器，把人最珍貴的保留下來。

教宗良十四給AI時代的重要提醒
    教宗良十四在有關人工智能的講話中，多次提醒世界，人工智能雖然是人類偉大的科技成果，但永遠不能凌駕人的尊嚴。科技應服務人，而不是人成為科技的工具。這個提醒，與《AI極簡經濟學》的觀點不謀而合。
    AI可以提升效率，卻不能取代良知；可以提供答案，卻不能替代智慧；可以協助決策，卻不能承擔道德責任。真正的智慧，不只是知道答案，而是知道什麼值得追求。真正的教育，不只是培養會使用AI的人，而是培養懂得善用AI的人。真正的信仰，不是拒絕科技，而是在科技高速發展中，仍然堅守人的尊嚴、自由、愛與責任。AI是一面鏡子，它反映的是人類輸入給它的知識；但人類的良知、慈悲、信仰與愛，卻不是任何演算法可以生成。

    未來，人與AI不是零和競爭，而是互補共生。AI負責快速預測，人類負責慎重判斷；AI提供資訊，人類賦予價值；AI提升效率，人類守護尊嚴。當我們明白AI真正是什麼，也就不用再害怕它。真正值得擔心的，不是AI愈來愈聰明，而是人類若停止思考、放棄判斷，把所有決定都交給機器。因為科技可以改變世界，但唯有人的智慧、良知與愛，才能決定世界應該走向何方。 A

拆解大人編織的八個謊言

 

    「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每個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這是俄國文豪托爾斯泰這句名言，今天看來仍然發人深省。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更值得深思的是，許多不幸，並非源自物質匱乏，而是源自一個又一個披著「愛」、「保護」、「為你好」糖衣謊言。

     韓國作家洪承銀在《那時錯了，現在也是錯的》一書中，以自身生命經驗，拆解八個大人不斷重複的「人生謊言」。她並非鼓勵孩子對抗父母，而是提醒社會，真正傷害孩子的，不只是暴力和貧窮，而是那些被包裝成「人生真理」的錯誤信念。洪承銀的警告極具震撼，讓大人必須重新思考，究竟是在教育孩子，還是在複製自己曾經受過的傷害？

有人的地方，就有謊言
    有人說，人類是唯一會說謊的動物。其實，人類從遠古開始，就透過故事、神話、宗教、法律、文化建構共同信念。有些是善意的想像，有些則逐漸演變成維持秩序的工具。因此，有人的地方，就有各種「敘事」。有些敘事是真理，有些只是某個年代的價值觀；有些是智慧，有些卻只是上一代未經反思便代代相傳的偏見。例如「只要努力一定成功。」無疑，努力固然重要，但成功還涉及家庭背景、機遇、健康、社會制度等因素。又例如「考上名校，人生就成功。」今天AI正在重塑所有職業，名校文憑早已不再是終身保證。然而，許多大人仍把自己年輕時相信的信念，當作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最危險的謊言，往往不是故意欺騙，而是大人總是固執己見。

大人為什麼總喜歡對孩子說謊？
    不少父母並非惡意欺騙，他們說謊，很多時是出於三種原因。第一，是害怕孩子受傷，他們希望孩子少走彎路，因此直接給答案，而不是陪孩子思考。
例如「不要問那麼多。」「照做就對了。」短期而言確實有效率，但長遠卻扼殺了孩子獨立思考能力。第二，是沿襲上一代模式，許多父母自己就是在責罵、比較、控制中長大。他們沒有接受過民主家庭教育，自然只能複製自己熟悉的方法，心理學稱之為「跨世代傳遞」。沒有被療癒的人，很容易成為下一個傷人的人。第三，是維持權威，當孩子開始提問，大人的權威便受到挑戰。因此，一句「我是你爸爸」、「我是老師」、「我吃鹽比你吃米多」，便成為停止討論的理由。真正成熟的大人，不怕孩子提問；只有缺乏安全感的大人，才害怕被孩子質疑。

八個謊言，如何一步步傷害孩子？
    洪承銀提出八個「人生謊言」，幾乎涵蓋青少年所有重要成長課題。第一個謊言是人生只有一條正確道路，讀書、名校、工作、買樓、結婚、生子等等，孩子從小被灌輸只有一種成功模式，結果，一旦考試失敗，就覺得人生完蛋。AI時代最需要的是創造力、多元能力與終身學習。若仍把人生畫成單一路線，只會培養害怕失敗的人，而不是敢於創新的人。
    第二個謊言是一切都是你的錯，遭遇性侵，是受害者穿太短？父母離婚，是孩子不夠乖？家庭破裂，是自己不夠努力？這種「受害者有罪論」，令孩子把所有責任內化，久而久之形成羞恥感、自責、焦慮，以至抑鬱。不少成年人的低自尊，其實正源於童年的過度自責。
    第三個謊言是小孩子什麼都不懂，孩子不懂政治？不懂家庭暴力？不懂父母婚姻？事實上，孩子比大人敏感。他們或許不懂理論，卻看得懂表情、情緒、冷戰、眼淚。當大人否定孩子感受，只會令孩子懷疑自己的判斷能力。
久而久之，他們不敢相信自己。
    第四個謊言是外貌就是價值，從幼稚園開始，比高矮、比膚色、比身材，
社交媒體更加劇容貌焦慮。孩子慢慢相信：漂亮才值得被愛；瘦才有價值；沒有雙眼皮就是失敗。結果形成厭食症、暴食症、整容焦慮、自卑等問題。真正需要培養的，不是「美貌」，而是身體自主權與自我接納。
    第五個謊言是青春期只是想太多，「過一陣就好了。」「青春期就是這樣。」然而，憂鬱症、自殘、自殺念頭，從來不是青春期必經過程。不少青少年，就是因為被說成「矯情」、「玻璃心」，錯失求助黃金時間。孩子需要的不是否定，而是被理解。
    第六個謊言是談性就是教壞孩子，很多華人家庭仍把性視為禁忌，結果孩子不是沒有性知識，而是從色情網站學習性。真正危險的，不是性教育，而是沒有性教育。健康的性教育，應包括身體界線、同意原則、尊重、責任、安全，而不是只有「不要」。
    第七個謊言是社會本來就是這樣，「忍耐吧。」「現實就是如此。」「改變不了。」這種宿命論，令年輕人放棄改變世界。歷史上所有改革，如廢奴、民主、人權、性別平權等都是因為有人拒絕接受「本來就是這樣」。教育若只教適應，而不教改變，便失去了真正使命。
    第八個謊言是青春一定最快樂，很多成年人總說：「學生最幸福。」「以後你就知道。」可是，許多孩子每天面對升學壓力、霸凌、家庭衝突、網絡比較、身份焦慮。青春可以很美，也可以非常痛。真正的大人，不會否定孩子痛苦，而會陪伴他走過痛苦。

AI年代，大人的謊言還有效嗎？
    答案十分矛盾，一方面，大人的謊言更容易被揭穿。過去，老師說什麼就是什麼。今天，一個孩子三十秒便能利用AI查證。父母說：「所有成功人士都是苦讀出來。」孩子立刻找到無數例外。老師說：「AI不能寫文章。」學生現場展示AI完成作品。知識壟斷的時代已經結束，權威不再建立於資訊，而建立於誠信。
    另一方面，大人的謊言卻變得更加精緻，過去說謊靠嘴巴，今天說謊靠演算法。短影音、美顏濾鏡、假新聞、深偽（Deepfake）影片、AI生成圖片，都可能令人真假難辨。孩子每天接觸的不只是父母的謊言，而是整個演算法製造的世界。演算法不一定追求真相，它追求的是停留時間、點擊率和流量。因此，AI時代最大的危機，不是真假難辨，而是我們愈來愈只相信自己喜歡相信的東西。假如教育仍停留在背誦知識，而沒有培養媒體素養、資訊查證能力和批判思維，孩子便很容易成為假訊息的受害者。

如何教孩子識破大人的謊言？
    教育不應只是提供答案，而應培養提問能力。猶太教育有一句名言：「答案會停止思考，問題才能開始思考。」因此，我們可以教孩子五個習慣。凡事問「真的嗎？」不要急著相信，任何資訊，都值得查證；每事問「誰因此受益？」每一種說法，都可能代表某些人的利益。多做比較不同觀點，不要只看一個媒體、一位老師、一個AI答案。真正成熟的人，懂得交叉驗證。學會分辨事實與意見，「今天下雨」是事實。「今天很討厭」只是感受。很多謊言，就是把意見包裝成事實。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敢於修正自己。真正的智慧，不是永遠正確，而是發現錯誤後願意改變。教育最高境界，不是教孩子相信老師，而是教孩子連老師都可以理性質疑。

    洪承銀說，她最大的改變，就是開始在所有「正確答案」後面，加上一個問號。這個問號，不是叛逆，而是思想的開始。今天，我們身處AI時代，孩子比任何一代都更容易取得資訊，也更容易迷失方向。他們真正需要的，不是一群永遠正確的大人，而是一群願意承認「我也可能錯了」的大人；不是一句句「為你好」的命令，而是一場場願意共同尋找真理的對話。
    教育的終點，不是把孩子訓練成最聽話的人，而是培養他們成為能分辨真偽、勇敢追求真理、願意尊重他人、也忠於自己良知的人。當我們願意把問號還給孩子，把尊嚴還給孩子，把思考能力還給孩子，也許，他們終有一天能走出別人替他們規劃的人生軌道，找到屬於自己的星球；而那時，大人留給下一代最珍貴的，不再是八個謊言，而是一顆永遠追尋真理、誠懇、自由與愛的美麗心靈。

《反斗奇兵1-5》：學習「化敵為友」的樂活智慧

 

    迪士尼與彼思（Pixar）聯手打造的《反斗奇兵1-5》（Toy Story 1-5）系列經典電影，陪伴我們超過三十個寒暑。從第一集胡迪遇上巴斯，到第五集翠絲遇上莉莉平板，整個列電影苦口婆心訴說一個人生大道理：就是「化敵為友」

    當今世界，無論是宏觀地緣政治，還是微觀社會文化，甚而只是飲食男女，似乎都籠罩在「敵我對立」的陰霾之中。天真活潑的小孩，在功利教養文化中陷入自我否定、甚至因無法與自己和解而走向自絕；夫妻、親子、親友間相互猜忌與對立；為了生存與利益，職場充斥著勾心鬥角；國與國之間的爾虞我詐，隨時引發世界動盪，亟需注入「智、仁、勇」兼備的「化敵為友」力量，學會包容差異、消弭敵意、重建連結，才能在人生如戲的舞台上，真正獲得和諧、快樂與自由。

新舊玩具非零和博弈

    我輩兒時一貧如洗，所謂玩具只是一雙手，四五個鄰居玩「猜大王」；又或是一群同窗玩兵捉賊、捉迷藏和「一二三紅綠燈」。漸長，打波子、踢毽子、跳橡筋繩、摺紙飛機，就是最快樂的遊戲。七、八十年代，港澳兩地製衣及無煙工業蓬勃，玩具開始日新月異，塑膠模型、積木、遙控車、電子遊戲機、掌上遊戲機等琳瑯滿目。

    九十年代初，電子科技悄然進駐家庭，PlayStation遊戲機風靡一時。傳統父母，擔心孩子沉迷電玩無心向學開始都會拒絕買，最終都會心軟買下，以為可以高枕無憂。豈料，噩夢才開始，孩子打完一局又一局，親子間的衝突日趨頻繁，更促使一般家長認定電子遊戲不是有益身心的玩具。時光荏苒，二○二○年，很多高小學生經常在商場玩爆旋陀螺。不過，熱潮過後，很快就抵擋不住隨身攜帶的手機和平板電腦。沒想到，近日，許多已經讀高中的青少年，又在床底寶庫裡掏出小學時珍藏的爆旋陀螺，再次闖進商場和公園，與好友對戰到天昏地暗，樂而忘返。三代人的玩具遊戲，從戶外的沙地、客廳的遊戲機，再到掌中的虛擬世界，玩具雖各不相同，但那份童年專屬的快樂記憶，依然在歲月流轉中代代相傳。

    玩具的演變並不代表新的一定比舊的好。打波子沒有輸給電子遊戲，積木沒有輸給人工智能。不同年代的玩具，只是滿足孩子不同的需要。問題從來不是誰淘汰誰，而是如何讓不同形式的玩具共存。如果孩子整天只接觸電子產品，可能缺乏真實的人際互動，甚至變成學障；但如果完全拒絕科技，也可能與時代脫節。

    單靠一雙手或一對腳，乃至簡陋的傳統玩具，皆重視想像、合作與創造，我輩的想像力來自清貧的生活環境；電子玩具重視互動、資訊與知識；人工智能玩具則提供即時回饋與個人化學習。網路世界的無限擴展，讓觸控螢幕承載了無數的遊戲、影片與線上互動。

    吊詭的是，越來越多的神經科學家及遊戲教育學者透過研究發現，原來就只有一雙手，我們仍然可以創造許多好玩的遊戲，而人與人在遊戲中學會訂立規則，彼此包容，快樂解難。

《反斗奇兵1-5》教我們「化敵為友」之道

    整個系列電影表面上講玩具與電子產品之間的對抗故事，其實是一堂又一堂關於友誼、陪伴、包容、練就內在韌性尋求幸福，比零和博弈更具創意解難、樂活智慧的生命教育課。 

    從第一集胡迪遇上勁敵巴斯光年，到《反斗奇兵2》胡巴碰上翠絲，繼而是《反斗奇兵3》，胡巴拼死救了反派熊抱哥。然後是《反斗奇兵4》古董店的嘉比嘉比陷入極度絕望時，胡迪沒有一走了之，反而留下來安慰對方，並邀請她一起加入邦妮的玩具大家庭。最新的《反斗奇兵5》，翠絲遇上莉莉平板，從敵對、嫉妒、想消滅對方、掙扎、放下、陪伴。故事發展讓主角翠絲逐漸理解，莉莉平板本身並不是邪惡的，它同樣希望得到孩子的喜愛，也希望幫助小主人得到幸福。當危機來臨時，翠絲主動放下成見，與莉莉平板合作，共同協助邦妮解決困難，原本的敵人，最終成為夥伴，這正是「化敵為友」的真正意義。
    碰到衝突，可以選擇你死我活，也可以選擇和平共贏。真正的解難智慧，是在滿目瘡痍前停下手來，在差異中尋找理解，在對立中建立合作。省下那些無法彌補的內耗與廝殺，讓彼此早一步在和平中各取所需，這才是最省力、也最優雅的智慧。

    人貴自知自愛。自我慈悲（Self-Compassion）是由美國心理學家克莉絲汀．涅夫（Kristin Neff）教授所提出的核心理論。這個理論主張停止內在審判，改以「摯友」的視角對待受挫的自己。

    歷史上不乏將「化敵為友」做到極致的智者與政權，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美國總統林肯。南北戰爭後，林肯主張「對任何人都不抱惡意，對所有人都有慈悲心」，成功安撫南方叛軍並重塑國家。

    當然，現實真的非常殘酷。俄烏交戰已踏入第五個年頭，雙方死傷枕藉； 美以伊戰事反覆已成常態。面對這種跨越多年的惡性循環，也許只能「從兒童的慈悲教育開始，透過世代交替來化解」，然而，這條路亟為漫長艱難。

千里之行始於孩子的「化敵為友」教育

    現實生活中，父母與孩子之間常因手機而爭執；教師與學生因AI代做功課而衝突；世代之間因價值觀不同而對立。如果雙方都認定自己絕對正確，衝突只會加劇。但是，如果願意理解對方的需要，很多矛盾都能轉化。翠絲的成長，其實也是成年人必須學習的功課，先放下敵意，再尋找共同目標。當你具備了「化敵為友」的能力，每一個反對你的人、每一段痛苦的經歷，都成為滋養你的養份。

    面對學生自殺個案不斷增加的危機，政府皆推出校本「三層應急機制」，試圖透過跨部門合作，劃分校內支援、校外專業輔導及醫療緊急介入三個層次，及早識別並支援有較高自殺風險的學生。唯是，成效非常有限。因為，不解除過度的學業競爭機制，快樂學習只是空口講白話；不棄絕種種疏忽孩子的藉口，孩子仍然可能承受不了壓力，而步上自絕之路。

    發展心理學家維高斯基（Lev Vygotsky）則認為，兒童像是個「小學徒」，需要透過對話、合作和社會互動，才能推動認知發展，學會解決問題。《反斗奇兵1-5》正好印證了這個理論。無論是胡迪、巴斯、翠絲、莉莉平板、邦妮或布蕾茲，他們的問題都不是靠單獨努力解決，而是在互動與合作中找到答案。真正的智慧，往往不是從課本得到，而是在生活中發芽茁壯起來的。

    當孩子一起搭積木時，他們學會合作；當孩子一起踢球時，他們學會規則；當孩子發生衝突後重新和好，他們學會包容；當孩子一起面對困難，他們便逐漸培養解難能力。快樂並不是解決問題之後才出現；很多時候，是在一起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產生。因此，教育最大的目標，不是培養考試機器，而是培養能夠與別人合作的人。一個懂得與人相處、願意幫助別人、能夠「化敵為友」的人，往往比只會競爭的人活得更幸福。
    《反斗奇兵5》最珍貴的地方，不是批判電子產品，也不是懷念傳統玩具，而是提醒我們：世界不需要更多敵人，而需要更多朋友。科技不必打敗玩具，但科技一定要以人為本。新世代不必否定舊世代，孩子不必拒絕科技，成年人也不必害怕改變。真正重要的是，我們是否願意理解彼此、接納差異、互相合作。
    當電子產品成為拉近距離的工具，而不是製造孤獨的屏障；當玩具成為建立友誼的媒介，而不是彼此競爭的對象；當孩子在快樂中學習合作，在陪伴中建立智慧，人生便能長出真正的幸福，這正是《反斗奇兵1-5》送給所有孩子、父母與教育工作者最珍貴的禮物。

    亞里斯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中寫道，一隻燕子的到來並不代表夏天到了；同樣地，一天的快樂或短暫的成功，也不算真正的幸福。幸福是面對人生起伏時，始終能過得優雅、理性且充滿意義的「生活能力」。

    問世間，可有崇高且具挑戰性的遊戲，能獲得幸福快樂，筆者誠意推介「化敵為友」這一款亙古常新的遊戲！

照顧者中心能否接住瀕臨崩潰的家庭？

 

    澳門近日發生一宗令人扼腕的家庭悲劇。一名長期病患、患有抑鬱症及行動不便的老父，在跌倒後求助家人未獲回應，待妻兒回家後發生激烈爭執，情緒失控下要求兒子給他「毒藥」結束生命。豈料，兒子竟然遞上一支消毒水，父親喝下一口後受不了，自行報警送院，兒子最終涉嫌「慫恿、幫助或宣傳自殺罪」被捕。
    同一天，社會工作局宣布將聯同工聯於北區成立「照顧者支援中心」，提供照顧技巧培訓、情緒支援及個案介入等服務，希望及早識別高危照顧家庭。兩則新聞放在一起閱讀，令人百感交集。一邊是悲劇已經發生；另一邊則是政府亡羊補牢。問題是這個中心究竟來得及嗎？又是否足以承接澳門未來急速增加的照顧危機？

一個超高齡社會已經到來
    澳門人口老化早已不是新聞，而是每個家庭正在面對的日常。過去，照顧老人主要由五、六十歲的子女負責；今天，很多照顧者自己已七十歲，照顧八、九十歲的配偶，形成所謂「老老照顧」、「以老護老」的新常態。更普遍的是「雙老家庭」，丈夫八十二歲，中風失智；妻子七十八歲，本身患有糖尿病、高血壓、膝關節退化，每天仍要扶丈夫如廁、洗澡、餵飯、陪覆診。
    到底是誰照顧誰呢？兩個人其實都需要被照顧。再過幾年，今日四、五十歲的中年人，又將面對另一波更沉重的壓力。因為他們同時要照顧年老父母、供養子女、面對工作壓力，形成社會學所說的「三文治世代」。
    照顧，已不是一個家庭問題，而是整個人口結構帶來的新危機。被照顧者，其實也很痛苦。社會往往較容易同情照顧者，卻忽略被照顧者內心的掙扎。很多長者並不是故意難服侍，當一位曾經一家之主的人，突然不能自己洗澡、不能自行如廁、不能走路，甚至要依靠子女換尿片，那種羞辱、自卑與無力感，不是健康的人能夠想像。再加上長期病痛、睡眠障礙、失智初期、抑鬱症等因素，他們容易變得情緒暴躁、疑心重、反覆要求別人照顧，甚至經常說：「我不如死了算了。」很多家人以為老人只是「情緒勒索」，但精神科醫生提醒，長者反覆談論死亡，本身已屬高危訊號。新聞中的老父，正正就是典型個案。他長期病患、行動不便、抑鬱，長期揚言自殺。聽說一直有社工跟進，
但好像於事無補。

照顧者也正在慢慢枯萎
    及時遞上消毒水的兒子又真的只是冷血嗎？法律可以裁決行為，但社會仍需要理解形成行為的原因。長期照顧最大的敵人，不是疾病，而是慢性耗竭（Caregiver Burnout）。很多照顧者每天的生活就是：早上扶起床、餵藥、換尿片、陪覆診、買餸煮飯、夜晚又怕老人跌倒，不敢熟睡。一天如此、一年如此、十年也是如此，沒有假期、沒有下班、沒有退休。
    心理學研究指出，長期照顧者容易出現三種現象：第一是情緒耗盡（Emotional Exhaustion）；第二是冷漠麻木（Depersonalisation）；第三，是失去人生意義（Reduc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他們開始沒有同理心、開始容易發脾氣、開始覺得「我真的受夠了。很多照顧者甚至同時患上焦慮症、抑鬱症、高血壓及失眠，有些人不是沒有愛，而是已經沒有力氣。

所有照顧暴力，都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
    每逢發生倫常慘劇，社會總愛問「他怎麼可以這樣？」其實更值得問的是
「他怎麼一步一步變成今天？」幾乎所有因照顧引起的家庭暴力，都有共同特徵。不是突然爆發，而是長年累積。第一次只是大聲責罵，第二次開始推撞，
第三次開始粗暴餵食，第四次開始拒絕照顧，最後才變成真正的暴力。
    很多照顧家庭表面看似正常，實際上早已長期失眠、經濟困難、家庭衝突、兄弟姊妹互相推卸責任、夫妻關係惡化、社交完全中斷，只等待最後的悲劇到來。這宗案件中，那一支消毒水，不是悲劇開始，只是悲劇最後的一幕。
為什麼已有社工跟進，仍然出事？新聞提到，該家庭其實一直已有社工跟進。
這一句話，更值得深思，如果已有服務，為何危機仍然發生？原因可能很多。
首先，個案數量過多，一位社工往往同時跟進數十甚至上百宗個案，很難做到高密度陪伴。其次，現行服務仍偏向「求助模式」，即家庭願意開口，社工才容易介入。但真正高危家庭，很多反而最不願意求助，他們怕麻煩別人、怕被標籤、怕失去面子。於是，一直苦撐。社工可以安排資源，卻不能每天替老人洗澡，不能夜夜陪伴，不能代替家庭生活。因此，真正需要的是整個照顧支持系統，而不是單一服務。

新的照顧者中心，是希望還是幻想？
    社工局與工聯合作成立照顧者支援中心，方向值得肯定。至少，它開始承認：照顧者，也需要被照顧。目前公布的三項重點服務，包括能力培訓、情緒支援及資源連結，方向沒有問題。
    問題在於是否足夠？如果只是辦幾場講座，幾個減壓工作坊，幾次照顧技巧班，效果恐怕有限。因為真正疲憊的人，不是不懂技巧。而是沒有時間。一位每天二十四小時照顧失智長者的人，你叫他參加講座？他可能根本走不開。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教育，而是「幫手」。
    照顧者真正需要的是：今天下午，有人替我照顧爸爸三小時；今晚，我可以睡一整晚；明天，我可以安心去看醫生。如果沒有喘息服務，再多心理輔導，也只是治標。

幫到忙，還是幫倒忙？
    照顧者中心會不會變成另一個行政中心？答案取決於它做的是「服務」，還是「文件」。如果中心主要工作是：填表、轉介、登記、講座、活動、拍照、
成果報告，只是增加另一個制度。真正高危家庭依然找不到出口，但如果中心真正做到以下幾點，它將可能改變很多家庭。第一是動找人，而不是等人求助；第二是建立高危家庭預警資料庫；第三是提供真正的到戶喘息服務；第四是建立二十四小時危機支援熱線；第五是成立照顧者互助網絡；第六是與醫院、衛生中心、社服機構、警方建立快速轉介機制，尤其精神科、家庭醫學及社工必須共同合作。因為照顧危機，從來不是單一專業能夠解決。
    澳門更需要的是照顧政策，而非照顧活動。澳門目前不少照顧服務仍停留在活動模式：今天做講座、明天做工作坊、後天做嘉年華。活動很多，真正長期陪伴卻不足。照顧是一場馬拉松，不是一場嘉年華。因此，政府更需要重新思考整個照顧政策，包括增加社區日間照顧名額、提升家居照護服務、擴展夜間暫托、設立緊急替代照顧機制，以及建立跨部門高危家庭預警系統。醫療、社福、警方、消防、社區中心和非牟利機構之間，應建立資訊共享與危機介入機制，當一名長者反覆揚言自殺、頻繁跌倒、照顧者亦出現身心耗竭時，系統便能及早啟動跨專業支援，而不是等到悲劇發生後才各自善後。
    此外，我們也需要改變社會文化。華人社會一直強調「百行孝為先」，許多照顧者因此背負沉重的道德壓力，認為求助就是不孝，把父母送往日間中心就是推卸責任。這種觀念往往令家庭選擇獨自承受，直到筋疲力盡。其實，善用社區資源並不是放棄家人，而是讓照顧走得更遠、更穩。真正的孝順，不是獨力扛起一切，而是讓父母得到最持續、最專業、最安全的照顧。
    很多人看到新聞，只記住那支消毒水。其實，它只是最後的畫面，真正值得害怕的是：跌倒時，沒有人接電話；長者長期抑鬱得不到適切的照顧；長期家庭長期爭吵，直到揚言自殺。
    照顧者早已筋疲力盡，社工長期超負荷，這些加起來，才是真正的危機。我們不能把所有責任推給一名兒子，也不能只寄望一間新的照顧者中心便能化解所有問題。社會更應反思：一個家庭究竟累積了多少無助、多少疲憊、多少求救訊號，才會走到如此令人痛心的一步？
    一座照顧者中心，可以是一個新的開始；但它若只是增加一個服務點，而沒有增加真正的到戶支援、喘息服務、跨專業合作和主動識別高危家庭，它終究只能在悲劇之後提供安慰，而無法在悲劇之前改變結局。

短影音與功利教育偷走大學生的深度閱讀志趣

 

 

    近月，美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訪問了三十三位來自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喬治城大學等頂尖學府教授時，他們異口同聲指出一個令人震驚的現象，今天最優秀的大學生，竟然愈來愈不會讀書，也愈來愈不願讀書。
    一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回憶，一名大一新生竟然跑到辦公室問他：「為什麼課程要求我們讀完整本書？」另一位教授更指出，很多學生不是懶惰，而是從來沒有學會如何閱讀一本完整的書。這並不是三流大學，而是全世界最頂尖的大學。如果連經過最嚴格篩選的菁英學生，都失去了深度閱讀能力，那麼，問題就不是學生，而是整個教育制度已病入膏肓了！
    不少人把責任全部推給AI、TikTok、Instagram或手機，其實，真正偷走閱讀能力的，不只是科技，而是家庭教育、中小學課程、升學制度，以及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共同造成了一場長達二十年的「閱讀崩塌」。

科技產品早在童年時代，已偷走孩子閱讀的大腦
    閱讀興趣，不是在十八歲進入大學才培養，而是在三歲、五歲、八歲便開始形成。神經科學家瑪麗安娜．沃爾夫（Maryanne Wolf）曾指出，人類天生並沒有閱讀基因，大腦必須透過長時間閱讀建立新的神經迴路。孩子愈早接觸故事書，大腦便愈容易發展出深度閱讀能力；反之，如果童年主要由螢幕陪伴，大腦便逐漸習慣快速刺激，而失去長時間專注的能力。
    今天不少家庭，孩子尚未學會說話，已懂得撥手機，吃飯要看YouTube，
哭鬧要看動畫，乘車要玩平板，放學第一件事不是拿起圖書，而是打開短影音。許多父母以為孩子十分「安靜」、「乖巧」，好像還很專注地盯著電子屏幕學習，其實只是電子產品成功接管了孩子的大腦。
    短影音最大的問題，不只是浪費時間，而是重新塑造注意力模式。TikTok平均每十多秒便切換畫面；Instagram不斷推送新帖子；演算法永遠比父母更掌握孩子的喜好。久而久之，大腦習慣高速刺激，便開始抗拒需要耐性的學習。
閱讀一本小說，需要幾小時到數十小時，理解一篇哲學文章，需要反覆思考，就如欣賞《紅樓夢》、《戰爭與和平》或《罪與罰》，更需要情節累積與情感沉澱。然而，當大腦每天接受成千上萬次快速刺激後，文字便開始變得「沉悶」。
    不是學生變笨，而是大腦已經被重新訓練，AI更進一步加速了這種現象。以前學生至少還需要閱讀摘要；今天，只要輸入一句提示，AI便能在幾秒內整理一本書、分析角色、完成心得，甚至生成讀書報告。當學生只追求答案，而不願經歷思考過程，閱讀便失去了存在價值。可是，人生真正重要的能力，從來不是找到答案，而是在閱讀過程中，學會思辨、懷疑、比較、反省與判斷。AI可以代替摘要，卻永遠無法代替一個人經過深度閱讀而獲得的成長喜悅。

中小學碎片化閱讀，培養不了真正的閱讀者
    如果說科技是外因，那麼教育制度便是內因。不少教授指出，今天的大學生不是不肯讀，而是以前從未被要求讀完整本書，這句話值得所有教育工作者深思。近二十年來，世界各地教育改革強調閱讀理解、資訊整理、重點摘錄、跨文本比較等能力，方向本來沒有錯。問題是，在考試導向下，「閱讀理解」逐漸變成閱讀摘錄，教材愈來愈短，文章愈來愈碎。學生每天閱讀很多篇短文，卻很少真正完成一本書，教科書像自助餐，一本文學作品，被切割成碎片化閱讀教材。  
    學生知道很多故事，卻沒有真正閱讀任何一本經典。更重要的是，考試只重答案，不重閱讀歷程。教師忙於完成課程，學生忙於操練題目。閱讀變成答題技巧，而不是生命經驗。不少老師甚至不敢要求學生閱讀整本書，擔心學生跟不上進度、家長投訴、考試失分。結果，閱讀教育愈來愈功利，學生懂得圈重點，卻不懂欣賞文字；懂得找中心思想，卻不懂思考人生；懂得作答技巧，卻沒有閱讀習慣。當這些孩子升上大學，突然面對一本四、五百頁的經典，自然感到恐懼。不是他們能力不足，而是整個教育制度從未真正訓練他們。

功利主義讓閱讀變成最沒有用的事情
    閱讀危機，其實也是價值危機。今天的學生不會問：「這本書有什麼價值？」而是問「考不考？」如果不考就不讀，如果不能直接找工作，就不學。如果不能立即變現，就沒有時間。哈佛大學調查發現，不少學生花在兼職、實習、社團及建立履歷上的時間，幾乎與學業相若。今天的大學生十分努力，但努力方向已經改變。他們努力經營LinkedIn，努力建立個人品牌，努力累積證書，努力考取資格，卻很少努力閱讀一本改變人生的書。因為，整個社會都告訴他們：「閱讀無助於找到工作。」須知道，企業真正需要的人才，從來不是會背答案的人，而是能夠理解複雜問題、整合資訊、跨領域思考的人。而這些能力，正是深度閱讀慢慢培養出來的。

沒有閱讀，就沒有真正的批判思考
    很多人以為閱讀只是增加知識，其實遠遠不止如此。閱讀小說，可以學會同理思考脈絡；閱讀歷史，可以理解文明興衰；閱讀哲學，可以學會追問；閱讀宗教經典，可以探索宇宙人生；閱讀文學，可以深度理解人性。閱讀經典，不是背誦作者，而是在不同時代的人身上，看見今天的自己。如果一個人只閱讀演算法推送給他的內容，他將永遠活在自己的資訊泡泡。如果一個社會失去閱讀能力，也容易失去獨立判斷能力。
    短影音擅長激發情緒，閱讀則培養冷靜思考。前者追求立即反應，後者要求理性判斷。一個只會撥手機、不會閱讀的世代，更容易被標題操控，被情緒帶動，被假資訊欺騙，這正是許多學者最擔心的地方。

家庭及學校才是真正的閱讀起點
     閱讀教育，首先不是學校，而是家庭。許多研究發現，影響孩子閱讀最大的因素，不是收入，而是父母是否閱讀。許多父母及傭人去托兒所或學校接小孩放學，第一件工作就是給孩子一部手機，換來是接下來的安靜時刻。父母每天撥手機，卻要求孩子認真讀書，說服力十分有限。反之，一個充滿書香的家庭，自然能培養終身閱讀的孩子。

    家長可以從幾方面開始：第一，每天固定親子閱讀，那怕是只有幾分鐘，即使孩子已升上中學，也可共同閱讀、分享心得。第二，家中建立小型書架，而不是只有電視與平板。第三，限制電子產品使用時間，尤其睡前一小時避免螢幕。第四，多帶孩子逛圖書館、書店，而非只有商場。第五，父母以身作則，讓孩子看到成年人仍然閱讀。孩子不是聽父母說什麼，而是看父母做什麼。

    學校更應重新思考閱讀教育。第一，每學年至少安排若干本整本書閱讀，而不是只有節錄教材。第二，把閱讀融入所有學科，而非只有中文科。第三，減少過度操練閱讀理解題，增加閱讀分享、戲劇、辯論、寫作等活動。第四，建立閱讀社群，讓學生互相推薦書籍，而不是只完成閱讀報告。第五，教師本身也要成為閱讀者。
    AI不應成為閱讀的替代品，而應成為閱讀助手。例如閱讀後利用AI討論角色分析、比較不同觀點、延伸歷史背景，而不是一開始便要求AI生成摘要。工具可以提升閱讀，而不是取代閱讀。
    以推動經典閱讀的永恆主義教育思想（Perennialism）代表，著名教育家赫欽斯（Robert Hutchins）曾說：「教育的目的是讓人終身閱讀。」今天，我們卻逐漸把閱讀變成考試技巧，把書本變成摘錄，把思考交給AI，把注意力交給演算法。這場閱讀危機，絕不只是美國菁英大學的問題，也是澳門、香港、台灣，乃至全球教育共同面對的挑戰。如果孩子從小便沒有機會沉浸於一本好書，他們長大後便很難在複雜世界中保持耐性、辨別真偽、理解他人，更難形成成熟的人格。
    教育不能只是培養會答題的人，更要培養會思考的人；不能只是培養會操作AI的人，更要培養能夠駕馭AI的人。而這一切，都要從重新學習愛上閱讀開始。

如何走出《對人專業，背人脆弱》的助人者困局？

 

    「醫者不能自醫」、「社工救到別人卻救不到自己」、「心理治療師也會患上抑鬱症」，每當助人專業人士輕生的消息傳出，社會總會發出這樣的疑問。然而，這些疑問背後，其實隱藏著另一種危險的迷思，我們總以為，懂得安慰別人的人，就不應該痛苦；懂得心理學的人，就不應該崩潰；每天陪伴他人走過黑暗的人，就應該永遠活在光明之中。
    可是，現實卻一次又一次提醒我們，助人者首先是人，而不是神。從笑匠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的自殺，到香港太古城醫務社工母女墮樓悲劇，再到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大師歐文．亞隆（Irvin Yalom）的兒子、資深臨床心理師維克多．亞隆（Victor Yalom）自殺離世，都共同揭開一個殘酷事實，最懂得照顧別人的人，往往最容易忘記照顧自己。這不是專業失敗，而是整個社會對專業角色期待過高所造成的悲劇。

對人歡笑背人垂淚的笑匠羅賓威廉斯

    二○一四年，世界喜劇巨星羅賓．威廉斯自殺身亡，震驚全球。電影中的他，是《窈窕奶爸》的慈父、《暴雨驕陽》的熱血老師、《小飛俠》的彼得潘、《阿拉丁》的精靈，他總能帶給觀眾笑聲。然而，真正的羅賓威廉斯卻長年與抑鬱症、焦慮症及神經退化疾病搏鬥。
    心理學有一句話：「最會令人發笑的人，很多時候正努力掩飾自己的哭泣。」不少喜劇演員都具有高度敏感人格。他們特別容易感受別人的情緒，因此能創造歡笑；但同樣也更容易吸收別人的悲傷。舞台上的掌聲，未必能填補內心的孤獨。當全世界都期待你帶來歡笑時，你反而沒有空間承認自己的悲傷，這正是第一種「專業角色陷阱」。

香港醫務社工拯救別人，卻忘記拯救自己
    近日香港太古城發生的母女墮樓悲劇，再次震動整個助人專業。一名四十八歲醫務社工，每天在公立醫院協助病人及家屬面對死亡、疾病、創傷、家庭危機。她每天都是別人的支持者，但當自己的家庭出現危機時，她卻沒有找到可以承接自己的人。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一句話，道盡所有社工的心聲：
「社工都只是普通人。」然而，在現實工作中，社工往往被期待：不能崩潰；
不能失控；不能哭；不能情緒化；不能說自己撐不住。長期面對自殺個案、家暴個案、虐兒事件、長者死亡、精神病患者、末期病人、每天都在接觸別人的創傷。心理學稱之為替代性創傷（Vicarious Trauma）。別人的創傷，會慢慢變成自己的創傷。除此之外，還有同情疲勞（Compassion Fatigue）以及職業耗竭（Burnout）。很多社工不是不知道如何求助，而是早已習慣把自己的需要放到最後。因為他們總認為：「病人比我更需要。」「案主更重要。」「我不能倒下。」久而久之，「照顧別人」竟變成一種不能停下來的責任。

最懂心理的維克多．亞隆，為何仍敵不過自己的痛？
    另一宗令人深思的事件，是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大師亞隆之子維克多的離世。維克多本身是一位資深臨床心理師，他創辦了Psychotherapy.net，是一個全球非常著名的心理治療教學影片與資源網站，三十多年來拍攝超過一百部心理治療教學影片，影響世界各地無數治療師（如 Yalom、Linehan、Minuchin等），沒有人懷疑他的專業能力。但專業能力，並不等於心理免疫，心理學從來沒有一條公式：懂心理學＝不會抑鬱。正如：心臟科醫生也會患心臟病；腫瘤科醫生也可能患癌；精神科醫生也可能患抑鬱症。須知道，知識不能完全抵抗人生的痛苦，更何況，他還背負著另一種巨大壓力。他的父親，不只是父親，
更是一代宗師。當父親成為一個學派，一種思想，一個世界級名字時，孩子的一生，往往都活在無形比較之下。這種壓力，不一定來自父親，更多時候來自社會。大家都期待：「他一定很優秀。」「他一定很成功。」「他一定比別人更懂人生。」這種期待，本身便是一種沉重負擔。

榮格早已提醒我們專業很可能是「受傷的療癒者」
    心理學家卡爾．榮格（Carl Gustav Jung）提出一個極具啟發性的概念：
受傷的療癒者（Wounded Healer），真正能理解痛苦的人，很多時候，本身曾經受過傷。正因為經歷過失落，所以懂得陪伴失落。正因為曾經絕望，所以懂得陪伴絕望。傷口，可以成為同理心的來源。但若傷口一直沒有被照顧，療癒別人的同時，自己也會慢慢流血。心理治療不是把自己的傷口完全治好才開始，而是在持續整理自己的生命。因此，專業人士最大的責任，不是永遠沒有問題，而是持續面對自己的問題。

「對人專業，背人脆弱」的五大內在衝突
    許多助人者共同承受著五種深層心理衝突。第一是「角色」與「真我」的衝突。工作時，他們必須冷靜、理性、成熟；回到家，卻可能只是疲憊、焦慮、無助的普通人。當角色與真實自我長期分離，便容易出現情緒耗竭。第二是「堅強」與「求助」的衝突。社會常把求助等同軟弱，尤其對專業人士更是如此。於是他們寧願獨自承受，也不願意向同儕、督導或心理師坦承自己的困境。第三是「照顧別人」與「照顧自己」的衝突。助人工作本身強調利他，久而久之，自我照顧便被視為自私。然而，沒有補充能量的人，終究無法長久陪伴他人。第四是「理性知識」與「情緒經驗」的衝突。知道如何處理情緒，不代表情緒就不會來。知識可以提供方法，卻不能取消痛苦。第五是「社會期待」與「人性限制」的衝突。外界期待專業人士永遠穩定、成熟、可靠，但人始終有限，也會悲傷、恐懼、失望與疲倦。

如何走出專業期許的困局？
    要避免悲劇重演，不能只依靠個人的堅強，而需要文化與制度的改變。首先，要建立「助人者也是受助者」的文化。接受心理輔導、接受督導、接受治療，不應成為能力不足的象徵，而應視為專業倫理的一部分。
    其次，要把督導由行政管理轉向情緒支持。真正有效的督導，不只是檢討個案，更應提供安全空間，讓社工、心理師、醫護與教師談論自己的情緒與壓力。再來是要建立固定的同儕支持制度。很多人不是沒有朋友，而是不敢在專業圈內承認自己的脆弱。若能定期設立保密的小組分享，彼此接納、互相陪伴，便能減少孤立感。

    接著，機構應正視替代性創傷與職業耗竭。除了工作量管理，也應安排心理健康教育、減壓措施及休息制度，讓照顧者有恢復的空間。然後，在專業教育中加入「自我照顧」課程。醫學生、社工學生、教師培訓、心理治療訓練，不應只學習如何幫助別人，更應學習如何辨識自己的情緒警號，建立求助習慣。最後，整個社會也要停止神化助人專業。當我們不再要求他們永遠堅強，而允許他們流淚、休息、求助時，他們才更有力量繼續陪伴別人。

    真正的專業，不是永不倒下，而是願意被接住。存在主義心理學一直提醒我們，人無法逃避孤獨、焦慮、失落與死亡。助人者並不是站在痛苦之外，而是與受助者一同走在生命的道路上。
    羅賓威廉斯帶給世界歡笑，卻未能逃過內心的黑夜；香港醫務社工長期陪伴病人和家屬，卻在自己的家庭危機中倒下；維克多致力推廣心理治療教育，也未能戰勝生命中的沉重時刻。這些事件固然令人悲痛，但更提醒我們：專業不是免疫，知識不是護身符，角色也不能取代真實的人。

    真正成熟的助人文化，不是要求每一位社工、醫護、教師或心理師都成為沒有裂縫的英雄，而是建立一個讓他們可以誠實說「我累了」、「我需要幫助」而不被標籤的環境。唯有當照顧者也被照顧，療癒者也有人療癒，助人專業才能長久而健康地延續。
    願我們記住一句最重要的話：陪伴他人走過幽谷的人，也需要有人陪伴他走過自己的幽谷。這不是軟弱，而是人性的真實；不是專業的失敗，而是生命最值得珍惜的謙卑。當我們認識世界上最強的人耶穌、佛陀等都是人，都有軟弱的時候，就要充份認知道真正強者背後亦只是一個普通人，都是有血有肉、都有底線、都有不為人知的獨特困境。要是我們都多同情理解，也許，一個快要走上絕路的智者就能過上普通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