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行，原來是最便宜的良藥

 

　 當澳門衛生局進行「2026年澳門健康調查」時，不少市民或許只將其視為例行的身體檢查。然而，這次每十年一次的大型健康調查，其真正意義並非只是收集血液、血糖和活動體重數據，而是一面鏡子，照見澳門人的，也照見這座城市未來的健康風險。尤其值得關注，本次調查首次加入握力測試及聽力檢測，並特別關注患者久坐問題。這次新增內容實際上揭示了一個重要訊息，澳門人的健康威脅，不再只是傳統疾病，而是來自生活方式的改變。當科技讓生活變得愈來愈痊癒時，人類卻也即將失去一步溝通的健康能力，那就是行走的願望與能力。

十年前的健康警號，今天依然存在

回顧2016年澳門健康調查，結果已令人擔憂。去年的調查顯示，澳門居民超過三成屬於過重或肥胖狀態，高血壓、高血壓及血脂異常問題亦日因此逐漸普遍。雖然澳門擁有全球領先的人均GDP、完善的醫療制度和較高的教育水平，但居民的慢性疾病風險卻持續上升。令人遺憾的是，十年過去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似乎急劇改變。

走進任何一間辦公室，看到員工從上班到下班幾乎整天都坐在電腦前；走進校園，也可以看到學生上課坐、補習坐、回家做功繼續坐；回到家課後，人們又坐在沙發上滑手機、追劇或玩遊戲。

澳門很多人出遊搭乘巴士、坐的士，甚至開車到距離不到五百公尺的地方。城市愈方便，反而人們越活動少。尤其政府善待長者，持有長者澳門通免費搭巴士，於是，只有一個站，許多長者都懶得步行而搭終止巴士。久而久之，長者步行的能力被優厚的措施福利奪走了。

當久坐成為日常，疾病逐漸成為常態。休坐狀態將身體活動不足成為全球十大死亡風險因素之一。大量研究顯示，每日久坐超過八至九小時，會顯著增加心血管疾病、第二型糖尿病、肥胖、部分癌症、早逝風險。更可怕的是，即使一個人每天有固定的運動習慣，只要剩下時間長期在久坐狀態，健康風險仍然無法完全消除。換句話說，問題不是“有沒有運動”，而是“沒有一直堅持”。

澳門學生被考試綁在椅子上的一代

在澳門，最值得擔心的其實是。明顯中小學生每天的生活模式相同：七時早上上學，下午放學後參加補習，晚上回家做功課至深夜。粗略計算一下，一名學生每天在課室、補習社及櫃檯前的時間，輕易超過十個小時。

教育制度強調成績與競爭，而常忽略了活動的重要性。許多學校雖然開設體育課，但每週只有兩到三節體能，而且因考試、活動或天氣因素取消。相較之下，學生每天面對電子螢幕的時間卻不斷增加。

根據一項重大研究，青少年久坐不僅影響成長，還會影響注意力、情緒管理及心理健康。近年來青少年憂鬱、身體焦慮、自傷甚至自殺事件受到社會關注，背後原因固然複雜，但長時間缺乏身體活動，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當孩子失去跑步的機會時，也可能失去與壓力和情緒言語的能力。

久坐工作的職場文化付出了健康的代價

不僅是長者與小孩，年輕人也能倖免久坐。澳門近年來大力發展智慧城市和數位化行政服務，大量工作都圍繞著電腦進行。白領人士早上九時坐到晚上六時，中間除了午餐時間，幾乎沒有座位留有。

久坐的傷害往往是慢性的。一開始只是肩頸僵硬、腰酸背痛；之後可能出現血糖升高、體重增加、睡眠品質下降；再往後，糖尿病、脂肪肝和心血管疾病便悄悄找上門。許多人以為健康問題是年老後才需要面對，但實際上，許多慢性疾病的種子在二十多歲甚至學生時期便已種下。當我們以為自己正在努力工作時，身體卻可能悄悄透支。

最神奇的處方其實只是步行

最新科學研究卻帶來了一個令人振奮的訊號。美國赫爾辛基州立大學近期發表於《自然-神經科學》（Nature Neuroscience）的研究指出，當人體開始行走時，腹部被切除的收縮會推動血液循環，使腦切斷液流動加速。這種流動就像是替腦進行一次「沖水清潔」。研究發現，大腦並未完全靜止，而會隨著身體活動產生劇烈的中繼，進而促進腦切斷液流動，進一步促進腦切斷液流動。

實際上，步行不只是鍛鍊雙腿，更要在幫大腦洗澡。過去醫學界已發現，阿茲海默症等神經衰弱疾病與腦內損傷有著緊密的關係。而現在科學家進一步證實，日常行走本身就是因為大腦天然的清潔系統。這項發現重要，提醒我們：改善健康並不重要最簡單、最便宜、最執行的方法，就是步行。飯後身體散步十分鐘、提早一站下車、爬樓梯代替搭電梯、工作一小時起身活動五分鐘，這些容易微不足道的小動作，都可能成為保護大腦與的重要投資。

打造健康澳門，政府可以做什麼？

如果步行如此重要，政府便不應只停留在健康教育層面，而應從城市設計著手。首先，澳門應進一步建置步行友善環境。許多居民不願步行，並非完全懶惰，而是因為部分區域人車爭路、行人空間不足，夏季高溫亦降低步行需求。

政府可參考新加坡、日本及北歐國家的經驗，增加有蓋步行系統、綠蔭步道及社區步行網絡，讓居民願意走、方便走、喜歡走。 其次，可推動「健康步數獎勵計畫」。透過手機應用程式記錄步數，將健康管理與公共服務結合，例如達標者可獲得文化活動動優惠、體育設施折扣或健康積分。許多國家已證明，額外獎勵往往能帶來巨大的行為改變。第三，政府可考慮在公部門率先推動「久坐中斷政策」。例如鼓勵員工每工作一小時便啟動活動三至五分鐘，並設置立式工作區域，建立健康職場文化。

學校應成為行走教育的起點

相較於學生，學校更改變未來的關鍵。首先，應增加學生每日時間。除體育課外活動外，可在課堂之間安排短暫的活動，讓學生離開座位活動身體。近年來亮起國家欄「活動課堂」（活躍）其次，學校可推動「步行校園」。鼓勵學生提早下車步行返校、利用午餐後步行、舉行步數活動挑戰等，培養終身受用的健康習慣。更重要的是，教育不能只教知識，也應教導生活。當學生共微積分，知道久坐的尊重；了解歷史，知道如何照顧自己的身體，這樣的教育顯然不完整。

從健康調查邁向健康文化

《澳門健康調查2026》的價值，不應只停留在統計數字上。真正重要的是，當數據揭示問題後，我們是否願意改變。健康從來不是醫院的責任，也不是醫生的責任，而是一種社會文化。當城市鼓勵步行、學校鼓勵活動、企業重視員工健康、家庭願意放下手機一起散步時，健康才會真正融入生活。

德國思想家康德身體力行每天定時步行，所有鄰居都知道，康德一出門就是煮晚餐的時間。有一天，康德在讀盧梭的教育大作《彌兒》，竟忘了愛散步，害得所有鄰居都誤點煮飯。盧梭亦是一個每天出門步行的步行，他說：“步行是最自然最健康的生活狀態。”

天主教著名古老修會耶穌會，會士們每天晚餐後，都會外出散步。兩排會士波動，一排向前行，一排倒後行，然後對調。幾千年來，這種行走不單接觸會士四周間的溝通，也讓他們的後方及後腿窺視行走，更能增進他們的內部健康。

今天，我們擁有了最先進的科技、最便利的、最舒適的生活，但也因此失去了許多行走的機會。也許，《澳門健康調查2026》最值得我們思考的，不是血糖高了多少、體重增加了多少，而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多久沒有好好走路了？因為最新的科學已經告訴我們，當你站起來之前走出去時，只是身體在移動中，大腦也沒有展現出一種核心清潔；不僅僅是雙腿在運動，生命也正在為未來健康。

 

 

上班是社工與下班是虎媽的矛盾悲歌

 

 

    香港太古城一宗母女雙亡事件，震撼整個社會。一名四十八歲母親疑因女兒學業問題與其爭執後墮樓身亡；十二歲女兒親眼目睹母親死亡，報警求助，卻在約十小時後於同一地點以同樣方式結束生命。
    兩條生命在一天之內消逝，一個家庭在十小時之內瓦解。這不僅是一宗家庭悲劇，更是一面映照香港教育惡性競爭功利文化、專業工作者壓力、創傷危機處理以及親子關係失衡的鏡子。尤其令人深思的是，涉事母親本身是一名資深醫務社工。她平日協助別人面對疾病、危機與情緒困擾，最終卻未能幫助自己與家人走出困境。

白天當醫務社工，晚上當虎媽：專業與焦慮的矛盾人格
    事件最令人唏噓的地方，是這位母親的職業身份。醫務社工長期接觸病人及家屬，協助他們面對生離死別、家庭壓力、情緒危機及人生困境。理論上，她比一般人更明白心理健康的重要，更理解青少年成長需要，也更清楚過度壓力可能帶來的後果。
    可惜，專業知識與閱歷不等於擁有回到自家生活壓力的免疫力。許多專業人士在工作崗位上冷靜理性，能夠分析問題、提供建議、安撫情緒；但回到自己的家庭後，卻可能失去專業距離，被情感、期望和焦慮完全牽制。原因很簡單，當社工面對個案時，她看到的是別人的孩子；但當她面對自己的孩子時，她看到的是孩子的未來就是自己的未來。於是，「專業判斷」被「父母焦慮」強勢淹沒。
    港澳社會長期存在一種教育迷思：相信成績決定命運，名校決定人生。很多家長表面上說希望孩子快樂成長，實際上卻把孩子的成就視為自己人生成功的證明。加上，在華人的教育理念裡，既不能輸在起跑點，更要贏到最後終點，這種由頭到尾半點不能敗的心態，已造成無數的慘劇。
    在這種惡性競爭的思維下，教育不再是陪伴生命成長，而變成績效管理。
孩子的考試成績變成家長情緒的晴雨表；孩子的學習表現變成家庭榮辱的象徵。當愛被焦慮與期望綑綁，當關心被控制取代，父母便容易從教育者變成監督者，從陪伴者變成施壓者。

別忘了，社工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悲劇發生後，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發文指出：「社工都只是普通人。」這句話看似平凡，卻值得整個社會記住。長久以來，大眾對醫生、護士、教師、社工、心理學家等助人專業存有某種不切實際的期待，認定他們永遠理性、永遠堅強、永遠懂得處理情緒問題。
    事實上，他們與其他人一樣，也會疲倦、焦慮、失眠、憂鬱，也會面對家庭衝突、婚姻問題、經濟壓力和育兒困難。問題在於，助人專業工作者往往習慣照顧別人，卻忽略照顧自己。他們每天聆聽別人的痛苦，接收大量負面情緒，長期處於高壓環境。醫護界稱之為「同情疲勞」（Compassion Fatigue），心理學界則稱之為「替代性創傷」（Vicarious Trauma）。
    當一個人長期扮演拯救者角色時，他可能逐漸失去求助能力。因為他習慣成為照顧者，卻不習慣成為被照顧者。更危險的是，專業人士存在對自身的無形壓力，如一名教師不敢承認自己不懂教養孩子；一名心理學家不敢承認自己有情緒問題；一名社工也不容易承認自己需要心理輔導。因為他們擔心被質疑專業能力。結果形成一種弔詭現象：最懂得鼓勵別人求助的人，往往最難向別人求助。

別忽視孩子目睹母親墮樓的震撼創傷
    整宗事件中，最令人心碎的，其實是那名十二歲女孩。她不是單純失去母親，她是在眼前看見母親死亡。對成年人而言，目睹摯親自殺已經是極大的心理創傷；對一名十二歲孩子而言，更可能造成永久性創傷的災難。
    親眼目睹家庭成員死亡，尤其是自殺事件，會大幅增加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焦慮症、抑鬱症、自責心理以及自殺風險。更重要的是，孩子的認知能力尚未成熟。成年人知道死亡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結果，但孩子往往會用簡化而直接的方式理解世界。她可能會想：「是不是因為我成績不好？」「是不是因為我和媽媽吵架？」「是不是我害死了媽媽？」這些念頭未必符合事實，卻可能成為她內心最真實的感受。
    心理學家張傳義指出，這類孩子可能表面冷靜，但內心早已翻江倒海。許多人誤以為沒有哭鬧代表穩定，實際上卻可能是「情緒凍結」。當情緒超出承受能力時，大腦會暫時關閉感受功能，以保護自己免於崩潰。然而，被壓抑的情緒並未消失，它只是等待爆發，而當爆發來臨時，往往來得急速而猛烈。因此，目睹家人自殺的未成年人，本身已屬極高風險群體，需要長時間密切監察與陪伴。

為何讓孩子重返案發現場？危機介入是否出現缺口？
    事件最受爭議的地方，是女孩在醫院接受評估後，由家人陪同返回住所。結果，她在同一地點步上母親後塵。我們必須強調，外界並不了解全部評估細節，因此不宜輕率指責個別醫護或社工。不過，從危機介入專業角度而言，這個安排確實值得檢討。
    創傷心理學有一項重要原則：避免過早暴露於強烈創傷刺激。案發現場對孩子而言，不只是住所，它同時是母親死亡的地方，牆壁、房間、窗戶、氣味、聲音，都可能成為創傷觸發點，每一個細節都可能讓孩子重新經歷死亡畫面。如果孩子尚未完成心理穩定的系列程序，便重新回到現場，確實可能增加情緒失控風險。

    目睹自殺者的家屬本身便屬於「自殺模仿效應」的高危族群，尤其當死者是父母時，風險更高。因此國際許多危機處理機構都主張，對此類未成年人應提供密切監護、持續評估及安全環境。值得反思的不是追究誰對誰錯，而是現行危機介入制度是否足夠完善？是否有統一指引？是否有跨專業即時協調機制？是否有專責團隊跟進重大創傷兒童？是否有二十四小時持續支援安排？這些問題值得相關部門深入檢討，因為制度存在的目的，就是在最危急時刻保護最脆弱的人。

專業抽離與運用專業於自身的矛盾如何化解？
    這宗事件同時揭示助人專業最大的困境，那就是我們如何把專業用在自己身上？社工工作的重要原則之一是「專業抽離」，只有保持適當距離，才能客觀分析問題。但當問題發生在自己家庭時，抽離幾乎不可能。
    醫生為自己做手術困難；律師不宜替自己打官司；心理學家也難以替自己做治療。因為人在涉及自身利益與情感時，判斷能力容易受到扭曲，所以專業倫理一再強調督導制度、同儕支援和外部協助的重要性。真正的專業，不是凡事靠自己；真正的專業，是知道自己何時需要別人的幫助。
    亞洲文化長期推崇「堅強」、「撐住」、「不要麻煩別人」，尤其日本，所以，孤獨死在日本非常普遍。很多專業人士即使陷入困境，仍然選擇獨自承受，結果往往錯過最佳求助時機。因此，各專業機構除了提升服務對象支援外，更應建立員工心理健康機制，包括定期心理評估、匿名輔導服務、創傷支援小組以及家庭壓力管理課程。因為照顧助人者，本身就是助人工作的一部分。

給所有在職專業人士的警惕
    這宗悲劇不只是社工界的警鐘，向所有在職專業人士發出警告。今天的社會滿高壓文化，醫生擔心病人；教師擔心學生；律師擔心案件；銀行家擔心業績；企業主管擔心績效。大家都在照顧工作，卻未必照顧家庭，大家都在追求成功，卻未必照顧心靈。不少父母把大量時間投入子女教育，卻忽略要營造親密的親子關係。他們關心孩子考多少分，卻很少關心孩子是否快樂；關心孩子能否進名校，卻忽略孩子是否感受到被接納；關心孩子未來有沒有競爭力，卻忘記培養孩子面對挫折的能力。人生最重要的能力，從來不是考試能力，而是在失敗時仍然相信自己有價值的能力。如果孩子得到滿分，卻失去快樂；如果孩子進入名校，卻失去自我認同；如果孩子學會競爭，卻學不會珍惜生命；那麼教育其實已經失敗。當社會把分數看得比生命重要，悲劇便有可能一再重演。教育若失去生命，成績再好，又有什麼意義呢？

澳門如何迎接AI觸發第四次教育革命的挑戰

 

    澳門政府近年在推動人工智能（AI）教育上的力度非常大。按照「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方針，教青局已經從法規、師資到社區普及，建立了一套相當系統化的推進模式。澳門政府在課程頂層設計上作出了重大修訂，完成了《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及「資訊科技基本學力要求」的修改，正式從法律層面將編程及人工智能教育納入中小學課程。這意味著AI不再只是興趣班或選修課，而是各個教育階段學生都必須系統性學習的內容。

    為了讓老師能教、會教，教青局構建了系統化的師資培訓體系，並對資訊類與非資訊類教學人員分別提出了每學年十小時和六小時的培訓要求。培訓主要圍繞以下六大教育應用場景展開：AI助教、AI助學、AI助研、AI助評、AI助育及AI助管等。此外，當局也透過教育基金研究推出專項資助，支持學校建立人工智能實驗教室，並與內地及本地高校合作開發適合澳門使用的AI補充教材。

    值得注意的是，當政府與學校一股腦兒全力推進AI教育時，可有想到我們正站在AI教育很保守落後的起點。假如沒有一套擺脫這些傳統漏習，所有的改革只是新瓶舊酒，換湯不換藥罷了。

    英國教育學者安東尼．賽爾登（Anthony Seldon）在《第四次教育革命：人工智能如何改變教育》中提出一個震撼性的觀點：「教育正站在人類歷史上第四次重大變革的門檻。每一次教育革命都改變了知識的傳遞方式、教師的角色以及人才培養模式，而人工智能（AI）的出現，正在掀起一場比工業革命更深刻的教育重構。」
    當ChatGPT、DeepSeek、Claude、Gemini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普及，世界各地的教育系統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如果機器已經能夠教學、評量、輔導與創作，人類學校還需要存在嗎？教師是否會被取代？學生應該學習什麼？
對於澳門而言，這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一場教育理念與制度的挑戰。因為當世界正邁向第四次教育革命時，澳門教育仍深受傳統模式束縛，改革步伐顯得緩慢而保守。

人類歷史上的三次教育革命
    要理解第四次教育革命，首先必須回顧前三次教育革命的發展。第一次教育革命是從家庭教育走向學校教育。在人類早期社會，教育主要在家庭中進行。父母透過言傳身教，把狩獵、耕種、生活技能及文化價值傳授給下一代。隨著文明發展，文字出現，知識變得越來越複雜，家庭已無法承擔完整教育功能。於是，學校誕生了。古希臘學園、中國私塾、儒家書院等制度相繼出現，教育從家庭走向專門化機構。
    第一次教育革命的核心特徵是教育開始制度化，教師成為專業知識傳授者
學校取代家庭成為教育中心；第二次教育革命是印刷術帶來的大眾教育，十五世紀印刷術發明改變了世界。過去只有少數貴族和神職人員能閱讀書籍，印刷技術使知識大量複製與傳播，教育因此逐漸普及，國家開始建立公共教育制度，學生透過課本學習標準化知識。
    第二次教育革命的特徵是知識從稀缺變為普及、教科書成為教學核心、教育開始大規模推廣。第三次教育革命是工業化塑造現代學校，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後，工廠需要大量守時、服從紀律、具備基本讀寫能力的工人，現代學校制度因此建立。統一年級、統一課程、統一考試、統一教材，學校像工廠一樣運作，學生被分班管理，教師站在講台上授課，考試決定學生未來。這套制度極大提高教育效率，但也形成標準化教育模式。
    第三次教育革命的特徵包括班級制、年齡分組、標準化課程、考試導向、
集體教學等，令人深思的是，今天澳門大部分學校仍然沿用第三次教育革命的基本框架。

人工智能為何觸發第四次教育革命？
    賽爾登認為，人工智能將徹底改變教育，原因在於AI第一次讓人類擁有了「能夠陪伴每一位學生學習的智慧系統」。過去最大的教育限制是教師數量，一位教師面對三十至四十名學生，很難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孔子早在兩千多年前提出：「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現實中很少能完全實現，但是，人工智能改變了這個局面。AI可以即時分析學生學習狀況、找出知識漏洞、提供個人化教材、設計適合能力的練習、進行全天候學習陪伴等。換句話說，過去是一位老師教三十個學生；未來可能是每個學生都擁有自己的AI導師。這種改變的威力，遠超過印刷術與工業革命。因為它首次讓大規模個別化教育成為可能。如果說第三次教育革命追求的是「效率」，那麼，第四次教育革命追求的將是「個性化」。

澳門仍被五大教育難題擋住改革去路
    第四次教育革命並不代表澳門已準備好。現實上，澳門教育仍面對五個深層困境。第一、考試至上的文化：雖然近年強調多元評量，但升學競爭依然主導學校運作，許多學校及教師擔心，不用考試如何評估學生？如何維持名校的優勢，於是教育仍圍繞分數運轉。

    第二、填鴨式教學仍然是學校教學的主軸：不少課堂仍以教師講授為主，學生習慣接受答案，缺乏提問能力與批判思維。然而，AI時代最重要的能力恰恰是提出好問題，這恰恰是當前澳門學校教育的死穴。

    第三、創造力培養不足：澳門學生在各種國際學能測驗中表現不俗，但開放性創意活動相對不足。當人工智能逐漸接管知識記憶與資訊搜尋後，創造力將成為人類最珍貴的能力。

    第四、教師數位能力落差：不同學校、不同年齡教師之間，數位素養差異巨大。部分教師已熟練運用生成式AI，部分教師甚至從未真正接觸過，教育改革往往受制於教師培訓不足。

    第五、教育制度缺乏彈性：澳門教育仍以固定課程、固定時數、固定評核為主。但是，AI時代需要跨學科學習，學生可能同時學習編程、心理學、設計思維、社會創新，現行制度未必能支持這種靈活模式。

人工智能帶來的好處、機遇與風險
    人工智能教育能根據學生程度調整內容，快的學生可加速學習，慢的學生可反覆練習，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學習路徑。再來是提高學習效率，學生不必等待教師批改，AI可即時回饋，學習速度大幅提升。接著，人工智能教育擴大教育公平。最後，人工智能教育減輕教師行政負擔，批改作業、整理教材、製作教案等工作可由AI協助完成，教師有更多時間關注學生。
    第四次教育革命最大的機遇是教育終於有機會回到人本價值。當知識傳授交給AI後，教師可以專注於品格教育、情緒教育、生命教育、公民教育、創意思維培養，這正是機器難以取代的人類價值。
  
澳門如何應對人工智能的教育衝擊？
    面對第四次教育革命，澳門不能只是購買設備或引入AI平台，真正重要的是教育思維轉型。第一、建立AI教育政策藍圖：政府應制定未來十年至十五年的人工智能教育發展規劃。明確界定AI應用範圍、數據倫理規範、教師培訓方向、課程改革目標、避免各校各自摸索。第二、重塑課程內容：未來教育不應只是背誦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批判思維、創造力、問題解決能力、溝通能力
團隊合作能力，因為這些能力難以被AI取代。第三、培養AI素養：學生不只要會使用AI，更要理解AI，包括原理、倫理、偏見、風險，成為負責任的使用者。第四、重新定義教師角色：教師不再是知識提供者，而是學習引導者、心理支持者、品格塑造者、生涯規劃者。未來最好的教師，不是知道最多知識的人，而是最懂得陪伴學生成長的人。第五、回歸教育的人文精神：賽爾登最重要的觀點其實不是技術，而是人性。他認為：「AI愈強大，人類愈需要培養同理心、愛、道德判斷與生命意義感。未來教育的核心不是與機器競爭知識，而是發展機器無法擁有的人性。」

    澳門教育真正需要的，不只是更多平板電腦、更多智慧教室或更多AI軟件，而是一場從「教知識」走向「育人」的深層改革。第四次教育革命已經開始，問題不再是它會不會到來，而是澳門是否有勇氣有能力迎上前去！

 

從公共健康推展澳門減香心香新文化

 

    有關擴大室外禁煙範圍、全面禁電子煙等的《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修法案正在立法會審議中。負責的委員會引述政府表示，建議新法將在明年元旦起生效，而對電子煙執罰則另隔半年、同年七月一日生效。無疑，近年政府真的不遺餘力禁煙，推心置腹為居民健康作出諸多舉措，除了透過寓禁於徵的手段讓煙價昂貴，試圖讓試民少抽煙，甚至不抽煙。又設置很多公共禁煙區保障不抽煙市民免於二手三手煙害。唯是，對於街頭巷尾及樓宇梯間燒香造成的健康隱患，卻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澳門是個拜神燒香很普遍的小城，走進大街我們有觀音堂，走進小巷我們有福德祠，走進橫街窄巷我們有香火鼎盛的土地公，走進大廈的樓梯我們又有前後地主財神，這就是典型的華人拜神文化。拜神燒香禮佛也許是長輩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但現實是年輕一代，也許仍然禮佛，但已經不再燒香。隨著人們對身體健康的更高要求，燒香證實對我們身體會造成諸多不良影響。

    早在二○一四年，台北行天宮已實施「禁香令」，撤除香爐與供桌，成為台灣首創不燒香、不燒金紙、不設供桌的大型指標廟宇。台灣《今周刊》近日聯同多間知名宮廟推動「減香減金紙」運動，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台北龍山寺經過二十年的努力，最終以「心香」取代「燒香」，不但改善空氣品質，也沒有削弱信徒的虔誠信仰。事實上，香港、新加坡、台灣及中國內地不少寺廟近年都朝向環保祭祀發展，反觀澳門，不少家庭和廟宇仍然維持大量焚香習俗，尤正月廿六「觀音借庫」，不少善男信女都跑去觀音堂，備妥雙數蠟燭、觀音衣紙、招財寶牒等，祈求觀音大士大開金庫。可是，附近的商戶、住客、甚至學校除了漫天衣紙飄外，更聞到陣陣的香火味。面對肺癌、心血管疾病、認知障礙症等公共健康風險，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宗教信仰是否一定要建立在煙霧繚繞之上？
    如果說大街小巷公園是公共地方，為何一棟大廈裡的樓梯間卻被忽視，尤其住在舊式五層樓的頂層，因為煙裡的微粒會隨著熱氣往上飄，經常要聞到濃濃的燒香味，真的很受不了。政府有否正視大廈樓梯間的煙害？如果政府認為公共空間要擴大禁煙區，那就請政府按步立法，從為公共健康禁止在大廈梯間燒香，續步惠及住戶健康禁止在家內燒香。   

焚香禮佛的歷史源流，時代不同，也許已成公共健康隱患
    佛教東傳後，寺院吸收了中國傳統祭祀文化，把焚香作為供養佛陀、淨化身心及表達恭敬的方式。《華嚴經》記載：「戒香、定香、慧香」，所強調的是內在修養，而非香枝本身。換言之，佛教原意重視的是心念，而不是燃燒多少香火。古代焚香與今日有一個重大差異。古代人口少、空間大、香料天然，焚香數量有限；今天則是在高密度城市環境中，大量使用化學製造香枝、香環及金銀衣紙，其污染程度遠超古代社會。因此，我們不能以「傳統如此」作為拒絕改變的理由。傳統的精神值得保存，但實踐方式可以與時俱進。
    現代科學研究已充分證明，燃香並非無害。台灣肺癌連續二十一年成為死亡率最高的癌症。雖然汽車廢氣、吸煙及工業排放仍是主要污染源，但燃香同樣是室內空氣污染的重要來源。
    台灣大學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教授陳保中指出，燃香產生大量PM2.5微粒、多環芳香烴、甲醛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這些物質與肺癌、中風、心肌梗塞及腎臟疾病風險增加有關。更值得關注的是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於二○二○年發表在《Scientific Reports》的研究。研究團隊追蹤327名六十五歲以上長者三年，發現長期在室內燒香的長者，其認知能力、思考能力、記憶力及視覺空間能力均顯著較差。磁力共振掃描顯示，他們大腦不同區域之間的功能連結明顯減少。

    研究人員認為，燃香產生的PM2.5及有毒化學物質會透過呼吸系統進入血液循環，甚至影響腦血管及神經系統，增加阿茲海默症和血管性認知障礙症風險。尤其是患有高血壓、糖尿病及高血脂等慢性疾病人士，燃香污染更會產生交互作用，令腦退化風險倍增。因此，焚香已不再只是宗教問題，而是公共衛生問題。

家居及樓梯焚香：一戶燒香，全樓吸煙
    相比寺廟，家居燒香的問題其實更嚴重。澳門不少家庭仍保留神位、祖先牌位及觀音位，平日各神位點香，逢初一、十五、節慶及祭祖時元寶蠟燭、香、金銀衣紙更加倍。有些居民甚至習慣在走廊、樓梯口或公共空間燃點香燭及冥鏹。由於澳門住宅以高層大廈為主，空氣流動受限，煙霧容易沿樓梯井、天井及管道上升。很多高層住戶都曾有類似經驗：樓下住戶燒香，樓上十多層都聞到濃烈香味；甚至半夜祭祖燒金銀紙，整幢大廈瀰漫煙霧。這種污染並非個人問題。燒香者享有宗教自由，但鄰居卻被迫吸入污染物，特別是嬰幼兒、孕婦、長者及呼吸道疾病患者，更容易受到影響。有居民因香煙刺激誘發哮喘，有長者因煙霧導致呼吸困難，也有住戶長期受氣味困擾卻投訴無門。然而，許多人卻忽略了燃香同樣會釋放大量懸浮粒子。因此，「家居燒香自由」不應凌駕於鄰居健康權之上。

跨部門推動寺廟由減香走向無香
    澳門現有數十間歷史悠久廟宇，其中不少屬文物建築。文化局若希望推動減香文化，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首先是建立「健康寺廟認證制度」。參考台灣「舒適度廟公計畫」，定期監測寺廟PM2.5、二氧化碳及揮發性有機物濃度，向公眾公布數據。當寺廟管理者看見科學數據，自然更願意作出改善。其次是設立示範廟宇，可選取規模比較小的觀音廟、福德祠及蓮峰廟等作試點，逐步減少香爐數量，鼓勵一人一香、集中焚香，最終朝向電子香及心香祭拜。第三是把「無煙祭祀」納入文化保育理念。文化保育保存的是精神文化，而非煙霧本身。第四是推動宗教界參與，宗教領袖的影響力遠超政府宣傳，若澳門佛教總會、道教協會及各大廟宇共同倡議「心誠則靈」，信徒接受程度將大大提高。
    家居減香需要教育與法規並行。市政署、衛生局、教青局及社工局可透過社區宣傳，向居民介紹燃香對肺癌、心血管疾病及認知障礙症的風險。在長者中心、社區服務中心及學校舉辦講座，提高市民認識。此外，可鼓勵使用電子香、鮮花供奉及鮮果祭祀等替代方式。
    市政署亦可設計「文明祭祖公約」，倡導少香少紙，消防局則應加強火災安全教育。根據過往火警案例，不少住宅火災與香燭、蠟燭及燒冥鏹有關。消防局可透過社區巡查及宣傳活動，提醒居民切勿在走廊、梯間及公共空間燃燒香燭。對於經常發生違規焚燒的大廈，可透過管理委員會制定大廈公約，限制公共區域燃香行為。長遠而言，可研究把樓梯間焚香納入公共安全管理範圍。因為這不僅是宗教問題，更涉及火警風險及公共健康。

讓「心香」真正代替燒香
    真正困難的並非技術，而是觀念。許多人相信香愈多愈靈、煙愈大愈誠，
其實這是一種誤解。佛教強調「佛在心中」，道教講求「誠則靈」。神佛若真的慈悲，豈會因為少燒幾枝香而不保佑信眾？龍山寺董事長黃書瑋說得很好：「點香不是外部的香，而是點燃內心的香。」
    真正的香，是善良的心、慈悲的心、感恩的心。與其花幾百元買香燭金紙，不如把金錢捐助有需要人士；與其燒一大堆冥鏹，不如探望獨居長者；與其追求香火鼎盛，不如實踐公益服務。當善行成為祭祀的一部分，「心香」自然能取代「煙香」。宗教的核心從來不是煙霧，而是教人向善。
    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更應建設健康城市與文明祭祀文化。文化局、市政署、消防局、宗教團體及市民大眾都應共同努力，推動寺廟由減香走向無香，推動家庭由煙香走向心香。因為真正上達天聽的，不是裊裊青煙，而是一顆善良、虔誠和關愛他人的心。當人人心中有香，人間自然少煙，多一分健康，也多一分文明。

社區消費大奬賞噩夢狂想曲

 

    一天深夜發了一個噩夢，特區政府推出抽字大獎賞，如果連續抽到三個同樣的字，如同角子老虎機一樣，就中大獎。如果抽到三個都是「龍」，就可得到最高奬金八十萬元。果不其然，我的連續抽到三個「龍」字。全家喜出望外。可是，手機界面，突然彈出一行字：「未來週一至週四，必須想方設法花兩百四十三萬元，才能享用政府獎賞的八十一萬元。」我突然夢醒，全身冒汗，可幸逃離噩夢。之後細想，忽然發現這場荒誕的噩夢，與現實中的「社區消費大獎賞」竟有幾分相似。
    當然，現實沒有二百四十三萬元的消費門檻。然而，當一項公共政策開始以抽獎刺激消費，以幸運代替規劃，以博彩心理代替經濟策略時，我們是否也正一步步走進另一場集體狂歡的夢境之中？

從刺激消費到刺激慾望
    也許，「社區消費大獎賞」成功帶動人流，增加中小企收入，活化社區經濟。經濟及科技發展局稱，活動首四星期共錄得約349.2萬筆合資格抽券交易，較上期同期的335.6萬筆增加約4%，活動首四周合共發放694.7萬張電子優惠。核銷金額超過1.18億澳門元，而卡式消費立減優惠已核銷金額超過3,100萬元，合共聯動全澳消費逾5.6億。按統計數據顯示活動在新模式下，無損市民參與意欲，並有效刺激周末本地消費以獲取抽取電子優惠的機會。
    表面看來確實如此，每逢星期五、六、日，市民消費後便立即拿起手機抽獎。抽到十元會心一笑；抽到五十元興奮拍照；抽到二百元更會四處分享。餐廳、茶餐廳、小食店、超市都出現久違的人流。然而，真正被刺激的究竟是消費，還是慾望？
    經濟學上，消費應該建立於需求，肚子餓所以吃飯，衣服破了所以買新衣，家裡缺少用品所以購物。但抽獎制度卻將邏輯倒轉，不是因為需要而消費，而是因為想抽獎而消費；不是因為商品有價值，而是因為獎賞有吸引力。
於是，消費的目的逐漸異化。市民開始計算「還差十元就夠五十元門檻。」「再買一件東西就可以抽獎。」「今天還未抽滿三次。」當消費的動機由需要轉變成博彩式期待，這已不單是經濟活動，而是一種博彩遊戲。
    有人說：「抽獎和賭博不同，我又沒有輸錢。」但是，心理學家早已指出，人類大腦對隨機獎勵最容易產生路徑依賴，賭場的角子老虎機如此，手機遊戲的抽卡如此，社交媒體的點讚機制如此。而今天的消費抽獎，本質上同樣利用了人類對未知獎賞的期待。每次付款後按下抽獎鍵的瞬間，心跳加速、充滿期待，那種感覺與博彩文化其實只有一步之遙。說穿了，澳門本來就是世界知名賭城；多年來，我們一直努力降低博彩文化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如今，卻用公共資源鼓勵全民參與另一種形式的「小博彩」，這是否值得深思？

最令人憂慮的是孩子
    如果說成年人尚有判斷能力，那麼孩子呢？眾所周知，連小學生的手機都有各種支付系統，換句話說，社區消費大獎賞不但惠及成人和中小企，亦大大刺激青少年兒童的消費與博彩亦欲。
    最近，不少家長都有同樣經歷，結帳後把手機交給孩子。「你幫媽媽抽啦。」孩子抽到十元，大人笑逐顏開；抽到二百元，全家歡呼；抽不到獎，大人露出失望表情。表面看似親子互動，實際卻在無形中進行價值教育。孩子會學到什麼？他學到的不是努力工作獲得回報，不是知識創造價值，不是付出換來收穫，而是運氣可以帶來金錢，按一下手機可能獲得獎勵，人生最重要的是抽中大獎。

    當長輩對孩子說：「你好叻呀，抽到二百蚊！」其實已經把幸運誤認為能力。反過來，若孩子抽到零元，長輩半開玩笑地說：「你咁渣嘅！」則把失敗歸咎於個人。這些說話成年人未必在意，但對兒童而言卻可能留下深刻印象。教育從來不是課堂裡才發生，生活中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行為，都在塑造孩子的世界觀。

    澳門社會長期受到博彩產業影響，許多年輕人成長過程中已經不斷接收到「發達靠運氣」、「橫財比努力更重要」等訊息，如今連政府主導的活動也以抽獎作為核心機制，我們究竟希望培養怎樣的一代？今天孩子學習抽獎，明天他會不會更容易接受博彩？今天孩子習慣等待幸運降臨，明天他會不會較難理解努力的重要？這些問題或許沒有立即答案，但值得整個社會思考。

一個荒謬社會現實：抽完即走
    政策原意是鼓勵留澳消費，但是，現實情況卻出現另一種有趣現象。許多市民已摸索出一套固定模式：星期五凌晨零時後消費，馬上抽獎，抽完即看結果，然後轉身前往青茂口岸，北上消費。這種現象其實並不罕見，因為澳門與珠海只有一關之隔，許多人習慣週末到珠海吃飯、購物、按摩、看電影，即使抽中優惠券，也必須等到週一至週四使用。結果變成週末完成抽獎任務，平日再回澳門用券，其餘時間繼續北上。於是，政策形成一種奇特效果，市民不是因為喜歡澳門消費而留下，而是為了抽獎而短暫停留，完成抽獎程序後，再回到原本的消費模式。換句話說，政策改變的是行為時間，而不是消費習慣，這就像給病人止痛藥，疼痛暫時消失，病因卻仍然存在。澳門居民北上消費，根本原因在於價格差異、商品選擇、服務種類及消費體驗，若這些結構問題沒有改善，再多抽獎也無法改變現實。

中小企真的受惠嗎？
    不可否認，部分商戶的確受惠，尤其是餐飲業及零售業。然而，受惠是否等於可持續？答案未必，如果一間店舖的生意來自優惠券，當優惠結束時，顧客還會回來嗎？如果消費是由補貼推動，補貼停止後是否立即回落？許多經濟學研究都指出，短期刺激措施可以製造消費高峰，但難以改變長期市場結構。
更何況，政府投入近四億元公帑，若將同樣資源用於改善社區營商環境、推動數碼轉型、降低租金壓力、培育特色品牌、提升旅遊吸引力，會否產生更長遠效果？真正健康的經濟，應建立於產品競爭力，而不是建立於抽獎吸引力。當一間店舖必須依靠政府補貼才能吸引顧客，這本身已反映其經營環境存在問題。

狂歡背後的焦慮
    澳門人喜歡抽獎嗎？當然喜歡，誰不喜歡中獎？誰不喜歡免費得到額外收入？問題從來不在於市民喜歡抽獎，而在於政府是否應該把抽獎變成公共政策的重要工具。從現金分享到消費卡，從消費優惠到大抽獎，十多年來，澳門已習慣以派糖方式回應經濟問題。短期而言，確實有效；長期而言，卻可能形成依賴。當經濟遇到困難，我們第一時間想到派錢；當商戶生意下降，我們第一時間想到補貼；當消費意欲不足，我們第一時間想到抽獎。一個成熟社會最需要的，或許不是更多抽獎，而是更多思考。如何提升產業多元？如何增加居民收入？如何改善營商環境？如何培養下一代正確價值觀？如何建立不依賴博彩的未來？這些問題遠比抽中二百元重要。

    回想那個夢，八十一萬元獎金看似巨大，但背後附帶的條件卻愈來愈荒謬。長者必須先掏五百元，才能享用政府給的五百元獎賞，許多生活簡樸的長者說，為了這五百元竟然買了很多「唔等洗」的東西。當規則愈來愈複雜，人們卻仍然沉醉其中，原因很簡單，大家只看到獎金，忘記計算代價。今天的「社區消費大獎賞」當然沒有夢境那麼誇張。但它同樣提醒我們一件事，所有獎賞都不是免費的。政府投入的每一分錢來自公帑，社會付出的每一種代價都真實存在。如果一項政策助長貪慾、多於培養責任；鼓勵碰運氣、多於鼓勵努力；強化抽獎文化、多於建立健康消費文化；甚至讓孩子從小相信「幸運比付出更重要」，那麼即使短期帶來熱鬧，也可能埋下長遠隱憂。
    澳門需要的不是永無止境的抽獎狂歡，需要的是一個讓居民願意留下消費、願意安心生活、願意放心把孩子交給社會的未來。否則，今天手機螢幕上的中獎提示，或許只是另一場集體夢境的開始；而當夢醒時，我們才會發現，真正失去的，遠遠不只是幾億元公帑，而是整個社會最珍貴的價值觀。

依賴AI讓孩子變笨蛋 無聊留白讓孩子聰慧

 

    小時候物資匱乏，有一架車仔或一個洋娃娃就已經讓乏味的童年生活添上許多姿彩。下雨天，父母不許通街跑，幸好可以用廢紙摺小船，在騎樓邊放在馬路邊，沿途一直看小船隨風隨雨飄盪，已經很快樂了。童年時，許多無聊透頂的日子，卻衍生出許多留白的空間，我輩憑此自製了很多玩具，三五個小孩一起想出好玩的集體遊戲，從中學習製定規則及遵守，亦學習包容與接納。
      
今天的澳門，AI幾乎已經到了「無孔不入、無校不進」的地步
    當整個社會還未真正理解人工智能（AI）對兒童成長的深遠影響時，澳門卻已經進入一場「AI教育熱」。政府、學校、教育機構、補習社、科技公司等火力全開。「AI進校園」、「AI輔助教學」、「AI智慧課堂」、「AI學習伙伴」等口號鋪天蓋地，彷彿只要不談AI，就代表教育落伍。
    不少學校以「智慧教育」作招徠，幼稚園孩子開始接觸平板電腦，小學生學習用AI生成圖片，中學生開始使用聊天機械人做功課，教師培訓課程亦大量灌輸AI工具應用。科技企業則高調宣稱：「未來不懂AI的孩子，將被時代淘汰。」
    問題是我們是否過早把孩子交給AI了？澳門是一個極度重視升學與競爭的社會。家長害怕孩子輸在起跑線，因此，任何打著「未來競爭力」旗號的舉措，都會引發焦慮式追逐熱潮。當AI成為全球熱潮後，家長自然擔心：「別人的孩子在學AI，我的孩子不學是否會落後？」於是，三歲學編程、五歲學AI繪圖、七歲用聊天機械人寫作文，逐漸變成新常態。
 

別忽視社會心理學家及環境神學家的呼籲 

    今天，當你去托兒所接小朋友放學，無論是家長及傭人，很自然就把手機遞給孩子，本來蹦蹦跳的幼童立刻安靜下來，目不轉睛盯著手機。原來，手機已經成為許多父母隨時拿出來讓孩子乖乖的電子奶嘴。有專業的幼教老師說，今天，幾乎每一個班級裡都能找到很多個注意力缺失的孩子，

    許多教育學者早已提醒，科技進步不等於教育進步。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以研究道德心理學、積極心理學以及數字時代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聞名於世。海特的研究指出，智能手機與短影音文化，正全面削弱兒童及青少年的專注能力與情緒穩定性。孩子的大腦長期被高刺激、快速切換的內容餵養後，會愈來愈難進行深度閱讀、耐性思考及延遲滿足。

    全球頂尖環境神經科學家、芝加哥大學環境神經科學實驗室創辦人暨主任馬克．柏曼（Marc G. Berman）在《專注：環境神經學家解密自然如何增進大腦機能，銳化專注度、提升認知能力並改善身心健康》一書中，發佈了一個逆序數字廣度測驗（backwards digit span task），俗稱「公園散步」（A Walk in the Park），考驗受試者的記憶與注意力。受試者會聽到一串數字，像是4、9、7、5、1，然後需要倒著唸出來：1、5、7、9、4。這項任務頗具難度，且在實驗中我們還會把數字加長，最多加到九位數。研究結果非常驚人且證據確鑿：受試者在自然中散步後，記憶與注意力測驗的表現大幅提升；但若在繁忙市區散步，表現則未見起色。

    許多國家的兒科學會與發展心理學研究均指出，幼兒大腦仍處於高速發展期，過度依賴電子屏幕，會影響前額葉功能發展。前額葉負責專注、自我控制、情緒調節及計劃能力。一旦孩子長期習慣高刺激內容，大腦便容易形成「即時快感依賴」。

依賴AI讓孩子變笨蛋

    值得警惕的是，AI與過去的電子產品不同。它不是單純娛樂工具，而是一種「代替思考」的工具。從前，孩子做功課，需要自己組織語言；今天，只需輸入一句指令，AI便能生成完整文章。從前，孩子畫畫需要慢慢構思；今天，只需輸入關鍵字，AI瞬間產出作品。久而久之，孩子或許學會了「如何下指令」，卻漸漸喪失「如何思考」的意願與能力。教育最可怕的，不是孩子不懂知識，而是孩子逐漸失去主動探索知識的能力。
    AI過早介入兒童學習的危機，不少幼教老師近年都發現，愈來愈多幼童出現以下現象包括：坐不定、容易煩躁、缺乏耐性、無法長時間專注、對現實世界缺乏興趣。但是，一接觸手機、平板或AI互動程式，卻異常興奮。簡單來說，孩子會愈來愈無法忍受「慢」。而真正的學習，本來就是慢的。
    閱讀一本書是慢的、練習寫字是慢的、思考一道數學題是慢的、觀察一隻昆蟲也是慢的。但是，AI世界提供的是即時答案、即時圖像、即時回應。它不需要等待、不需要思索、不需要摸索。久而久之，孩子對「等待」失去耐性，對「探索」失去興趣。更深層的問題在於，AI正在悄悄削弱孩子面對無聊的能力。

    澳門近年積極推動智慧城市與數字化教育，方向本身並非錯誤。問題在於，當整個社會只剩下「科技崇拜」，教育便容易失去平衡。不是所有新科技都適合愈早接觸愈好，不是所有效率都等於成長，不是所有AI工具都能提升學習，尤其對幼兒及小學生而言，他們最重要的發展任務，從來不是掌握AI，而是建立專注力、語言能力、情緒管理、身體感知、人際互動、現實世界經驗。
孩子需要跑、跳、跌倒、觀察昆蟲、玩泥沙、閱讀故事、與朋友吵架和好，而不是長期困在屏幕世界裡。

無聊其實是孩子最重要的精神養分

    教育心理學其實早已指出，「無聊」對兒童發展極其重要。因為，無聊是創造力的起點，牛頓及達爾文皆在無聊時發現影響後世的科學原理。當孩子感到無聊時，大腦會開始主動尋找刺激與意義。孩子可能會發呆、幻想、觀察窗外、拆解玩具、亂畫圖畫、自創遊戲、講古靈精怪的故事。這些看似無意義的行為，其實正是創造力萌芽的過程。
    英國精神分析學家溫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曾提出：「只有在無聊與留白之中，孩子才真正開始形成自我。」因為，真正的自我，不是在被資訊填滿時形成，而是在安靜之中慢慢長出來。可惜，今天很多家長孩子都視「留白」為浪費光陰。起床看屏幕、吃飯看屏幕、坐車看屏幕、睡前看屏幕，甚至做功課也同時開著AI工具。孩子的大腦從早到晚都被外來資訊塞滿，完全失去與自己獨處的能力。一個無法享受安靜的人，很難發展深度思考能力。

家校如何善用「無聊」與「留白」？
    面對AI浪潮，真正重要的是重新建立節制與平衡。家長必須停止把手機當電子奶嘴。零碎而安靜的時間，正是孩子學習觀察世界的重要機會。家庭應建立「留白時間」，例如每天固定半小時不看電子產品；周末安排「公園散步」；讓孩子自由發呆、閱讀、畫畫、搭積木；甚至讓孩子「悶一下」。家長不要急著解決孩子的無聊，而應陪伴他們學習與無聊共處。

    學校應重新重視「低科技學習」，一本實體書、一張白紙、一場討論、一段安靜閱讀，反而更能培養孩子真正的學習能力。政府在推動AI教育時，必須建立年齡分級與健康指引。幼兒階段應嚴格限制AI及屏幕使用時間；小學階段應以基礎閱讀與生活探索為核心；中學以上才逐步引入AI工具的批判性使用。否則，當AI尚未幫助孩子變聰明之前，可能已經先令他們失去思考能力。

教育的終點，不是培養會用AI的人
    AI時代真正危險的，不是孩子不懂AI，而是孩子失去作為「人」的能力。當孩子無法專注閱讀一本書；無法耐心完成一件事；無法安靜面對自己；無法與真實世界建立連結；即使AI再先進，也無法填補精神世界的空洞。教育從來不只是知識輸送，而是人格養成。真正有智慧的孩子，不一定最快，不一定最懂科技，但他們懂得思考、感受、觀察、等待與創造。這些能力，往往不是在熱鬧中長成，而是在無聊與留白裡慢慢萌芽。

    我們真正擔心的，不是孩子未來會不會輸給AI。而是，當整個世界都急著把孩子交給AI時，我們是否還願意留一點安靜、一點空白、一點無聊，讓孩子慢慢長成，就像法國十七世紀大哲學家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其名著《思想錄》說：「人是會思考的蘆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