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浪潮下的傳統灌輸式教育的危機與轉向

 

    英國著名廣播媒體BBC紀錄片《中式學校》以極具張力的方式，將中式灌輸式教育與英式歡樂教育並置呈現。一邊是紀律、安靜、操題、成績導向；另一邊則是笑聲、鼓勵、個別差異與學習愉悅感。紀錄片播出後，在全球引發巨大討論，其焦點並不只是「誰的成績更好」，而是更深層的問題，什麼樣的教育，才足以面對未來的挑戰？

    若說在工業時代，「勤奮、服從、重複訓練」曾是社會最需要的能力，那麼進入AI時代後，這套以填鴨、標準化、競爭排序為核心的教育模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當知識不再稀缺，當記憶、計算與標準答案可由AI即時生成，傳統灌輸式教育所倚賴的權威與正當性，正瀕臨品動搖，甚至崩潰。更值得注意的是，全球越來越多家庭選擇讓孩子離開學校、在家自學，這並非偶然的潮流，而是一種對現行教育制度的集體質疑與說不回應。

「苦學」到「樂學」的對照，看教育目標的分歧

    紀錄片中，英國博航特中學的學生在課堂上笑意盈盈，對中國教師而言，這種狀態幾乎等同於「不認真」。然而，英式教育背後的理念並非放任，而是一種重要的教育信念，就是學習的動力源於好奇，而非恐懼。

    相對而言，中式教育長期建立在「競爭性匱乏」之上。人口眾多、社會流動有限、福利制度不足，使得「讀書改變命運」成為近乎唯一的正當路徑。在此結構下，教育不可避免地走向高壓、標準化與功利化。學生不是在探索世界，而是在避免被淘汰。

    舉例而言，體育課的對比尤其具有象徵性。英國體育教師鼓勵「戰勝自己、不放棄即可」，而非與他人比較；中國體育課則以統一標準衡量一切，無論先天條件如何。這不只是教學方法的差異，更是對「人」的理解不同。概括而言，英式教育傾向承認差異；中式教育則傾向消除差異。問題在於，當AI能輕易完成「標準化任務」時，一套以「消除差異」為目標的教育，還剩下多少不可取代的價值？

    回到澳門，政府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多年，只要願意，人人都可以上大學，儘管如此，以私立學校為主體的澳門教育體制，仍然奉行傳統灌輸式教育。雖然當前的家長絕大部份都受過高等教育，自身也曾是傳統灌輸式教育的得益者或受害者，但仍然乖乖服膺這套教育制度。

AI對填鴨式教育的結構性衝擊

    AI對教育的衝擊，並非「多了一個工具」那麼簡單，而是直接動搖了填鴨教育的三大支柱。

第一、知識傳遞不再單靠教師在標準教室裡傳授：傳統填鴨教育的核心功能，是「有效率地把知識塞進學生腦中」。但AI已能即時講解、反覆示範、因人調整節奏，甚至比教師更有耐性。當「講解知識」這件事不再稀缺，課堂單向灌輸的合理性便急速下降。

第二、標準答案的權威被瓦解：填鴨教育建立在「正確答案」之上，而AI卻能展示多種解法、不同觀點，甚至質疑題目本身。這使得以刷題、記憶為核心的學習模式，顯得既脆弱又過時。

第三、勤奮不再等於競爭優勢：在過去，長時間苦讀能換取相對優勢；但在AI 協助下，效率遠勝於單純勞力。若學生只是被訓練成「更能忍耐的執行者」，那麼他們最終競爭的對象，很可能正是AI本身。

    換言之，AI並非摧毀教育，而是揭穿了填鴨教育的歷史性功能已接近終點。

為何越來越多人選擇在家自學？

    全球自學人數的上升，並非反智或逃避競爭，而是對制度性失靈的回應。其一，學校節奏無法因材施教。正如紀錄片中的盧卡，一旦聽不懂，便迅速放棄。傳統班級制很難照顧這類學生，久而久之，他們不是被標籤為「不專心」，就是內化為「我不適合學習」。其二，學校過度重視評量，忽視學習感受。考試成績成為唯一語言，導致學生將學習等同於壓力。對部分家庭而言，自學反而能讓孩子重拾好奇與主動性。其三，AI與數位資源降低了自學門檻。線上課程、學習社群與AI導師，使得「不進學校也能學習」成為現實選項。當學校不再是知識的唯一入口，其吸引力自然下降。

    承認「在家自學」（Homeschooling）學歷或學習成果的主要國家可以區分為「高度制度化承認」、「條件式承認」與「嚴格限制或不承認」。

    「高度制度化承認」的國家如美國。全美五十個州皆合法承認在家自學，在家自學視為「一種正規教育形式」。大學普遍承認在家「自學文憑」（homeschool diploma），常春藤名校亦錄取大量自學生。重點不是「有沒有上學」，而是「學到什麼、能做到什麼」。

    英國採取承認結果、不強制過程的制度，在家教育（Elective Home Education）完全合法，家長對教育負完全責任。學歷承認方式不要求「學歷證書」，通常透過GCSE / A-Level（以私人考生身份）取得正式學歷，一般大學完全承認，非常符合英式「結果導向、低干預」的教育哲學，這種自由寬鬆的在家自學制度行諸多年，至今未受到強大的質疑。

    加拿大採取高度彈性、地方自治的制度，在家自學全國合法，但由各省規範。學歷與考核可申請省級高中學分，接受省考、標準化測驗、作品評量，大學普遍承認在家自學背景。政府提供教材與線上資源，家長與公立學校可保持「合作關係」

    「條件式承認」在家自學的國家如紐西蘭，在家自學合法，但需證明「教育品質不低於學校」，教育部會定期審查，可以自家學習學歷報考NCEA（Nation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是紐西蘭全國性的中學生畢業證書和評估體系，分一、二、三級，對應11至13年級，通過校內評估和全國統考獲取學分，成績達標（Achieved）、良好（Merit）、優異（Excellence）可獲等級認證，是進入大學和職場的重要憑證，受到國際認可。 

    「嚴格限制或不承認」的國家如日本，法律上仍屬「不就學」，但實務上承認「自由學校／在家學習」成果，可透過 高認考試（高中等學歷認定試驗） 取得學歷，屬於「名義保守、實務寬鬆」。

     「嚴格限制或不承認」在家自學的國家更有德國，原則上禁止在家自學，強調「學校是民主社會的公共場域」，違規可能被罰款甚至剝奪監護權，核心理由不是學習效果，而是家庭不具備社會整合與公民培養的責任，而這個責任只有學校才能履行。

    部分東亞地區如中國、香港及澳門，義務教育階段必須入學，在家學習不被承認為學歷，但實際上存在灰色地帶（線上學校、國際課程）。在家自學的「學歷認可」核心邏輯是什麼？綜合上述國家經驗，可以歸納出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多數承認在家自學的國家，不是承認「你在哪裡學」，而是承認「你是否具備相應能力」。

學校若不想被淘汰，必須轉型什麼？

    若學校仍自我定位為「知識傳遞工廠」，那麼被淘汰只是時間問題。未來的學校，至少必須完成三項轉型。第一、從教書的地方，轉為學習關係的場域。AI可以教知識，但無法取代真實的人際互動、價值討論與情感支持。學校應成為學生與他人、與世界建立關係的地方。第二、標準化評量，轉向成長導向的回饋。如英國體育課所示，重點不在名次，而在是否突破自我。學校應重新設計評量制度，承認多元能力。第三、從服從訓練，轉向思考與選擇能力的培養。AI時代真正稀缺的，不是會不會做題，而是能否提問、判斷、負責自己的選擇。

    在AI時代，灌輸仍重要，但不再足夠，中式教育與英式教育之爭，從來不該是非此即彼。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誰更嚴格、誰更快樂」，而在於教育是否仍把學生當作完整的人，而非成績的容器。

    AI的出現，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質。單相灌輸若失去方向，只會變成自我消耗；歡樂若缺乏基礎，也可能流於空談。未來的教育，必須在「苦學」與「樂學」之間，找到新的平衡點。研究中西教育差異，不只是為了比較勝負，而是為了提醒我們，當世界已改變，教育若拒絕改變，才是真正的危險。

澳門如何為隱蔽長者做得更好

 

澳門正以不可逆轉的高速步入老齡化社會。根據政府統計，去年本澳六十五歲或以上人口已突破十萬人，佔總人口近一成半。在出生率超低、少子化、家庭結構碎片化，陸續步入老年的多重背景下，獨居及兩老家庭長者的脆弱性正急速放大。近年不時發生長者在住所內失救致死、數日甚至數周後才被發現的個案，已不再是偶發悲劇，而是制度性支援不足的警號。     社會工作局近日啟動「獨居和兩老家庭長者普查及登記工作」，聯動七十多個社會服務設施，透過登記表及ICOPE長者功能評估量表，嘗試掌握長者生活與健康狀況，並建立資料庫，作為未來長者服務規劃與突發事件支援的基礎。此舉方向正確，亦顯示當局已意識到「找不到人」本身，正是長者政策最大的風險之一。     然而，截至目前收集的問卷僅佔推算目標的一小部分，參與者多為原本已與社服機構保持聯繫的長者。真正的難題在於，那些不出門、不參與活動、不求助、甚至不被任何制度與措施「看見」的隱蔽長者，仍然游離於政策雷達之外。若普查最終只能再次確認「正在被服務者」，那麼它對預防悲劇的實質效益，仍然十分有限。問題不在於普查是否用心，而在於澳門是否已準備好，從「被動回應」轉向「主動識別」？ 隱蔽長者：不是不需要，而是無法被找到     所謂「隱蔽長者」，並非單純指獨居者，而是一群因身體衰退、心理退縮、社交恐懼、對制度不信任，或長期累積的羞愧與無助感，而逐步與社區、服務與人際關係斷裂的人。他們不主動求助，亦往往拒絕上門探訪，甚至刻意隱藏自身狀況。     這一現象在高度老齡化國家早已出現，並被視為公共政策中的高風險群體。日本稱之為「孤獨死」高危長者，英國則以「嚴重的社交孤立」作為跨部門政策的核心指標。這些國家的共通點是，它們很早便意識到，單靠社福機構「等人上門」，注定無法觸及最需要幫助的一群。 他山之石：老齡化國家的制度經驗     日本在九十年代已正視「孤獨死」問題，逐步建立以地方自治體為核心的「地域包括支援系統」。各區設有「地域包括支援中心」，整合社工、護理師與醫療資源，並與郵差、電力公司、便利店、垃圾清潔員建立通報合作。當發現長者長期未取信件、水電使用異常、垃圾未倒，便可啟動關懷程序。關鍵不在於科技多先進，而在於將「日常觀察制度化」。這不是道德呼籲，而是清晰分工的公共責任。     英國的地方議會須定期更新「成人保障登記冊」（Adult Safeguarding Register），將醫療、社會服務、住房部門的資料整合，用以識別高風險長者。家庭醫生被賦予重要角色，當長者長期缺診、藥物未領取，便可轉介社區支援團隊。值得注意的是，英國並不以「活動參與率」作為主要指標，而是關注「誰沒有出現」。這種逆向思維，正是找出隱蔽長者的關鍵。     新加坡推行「社區長者網絡」以公共房屋為單位，由基層社工、義工及物業管理人員組成社區網絡。政府提供簡便的通報平台與明確指引，讓居民知道「發現異常後可以做什麼」，而不是只停留在「多關心鄰里」的口號層面。     北歐國家高度重視私隱，但仍容許在公共利益前提下，使用去識別化數據，如水電用量、緊急服務紀錄等作趨勢分析，並非監控個人，而是及早識別社區風險。這提醒我們，數據整合不必然等同侵犯私隱，關鍵在於制度設計與透明度。 回看澳門：問題不只是資源，而是視角     相比之下，澳門現行長者政策仍高度依賴社團網絡與活動參與邏輯。能到社服機構填問卷、領禮券的長者，本身已具一定社會連結。對唐樓密集、人口流動高、鄰里關係鬆散的舊區而言，周期性街站與宣傳單張，難以構成持續守望。更值得反思的是，政府至今未定期、系統性公佈「獨居長者及兩老家庭服務使用」的整體數據。公眾、學者與前線社工難以掌握全貌，政策調整亦欠缺透明基礎。     也許，三個方向讓澳門做得更好。 一、將「社區守望」制度化，而非道德化：政府應建立簡便、低門檻的通報機制，讓居民、大廈管理員、保安、清潔工等「城市守護者」知道如何、向誰通報異常情況，並確保通報後會有回應。守望不是熱心人士的額外負擔，而是被制度承接的公共行動。 二、建立跨部門的長者風險評估框架：在保障私隱前提下，整合社工、醫療、緊急服務等匿名化數據，用於風險趨勢分析，而非個人監控。若一個社區同時出現醫療缺席率上升、緊急送院個案集中，政策便應及早介：入。 三、從「活動導向」轉向「存在導向」：未來的長者政策，不應只問「有多少人參與活動」，而要問「有誰消失了」。真正的關懷，往往發生在最沉默之處。

從「看得見服務」走向「找得到人」

    要真正改善隱蔽長者的處境，澳門需要的不只是更多服務項目，而是一次治理視角的轉換。隱蔽長者的最大困境，從來不是「沒有服務」，而是「服務找不到人」。若政策仍然以「長者是否出現」作為服務起點，那麼最需要幫助的一群，注定會被排除在外。

第一、必須承認「不出現」本身就是一個重要風險訊號：現行長者政策，往往以活動參與率、服務使用量作為成效指標，卻忽略了那些長期未露面、未求助、未聯繫的人。對隱蔽長者而言，「缺席」不是冷漠，而是身心功能退化、社交退縮、甚至抑鬱與焦慮的外在表現。政府若能將「長期未被接觸」納入風險評估，而非只統計「已被服務者」，政策焦點便能自然向最脆弱者傾斜。

第二、從「社團為本」走向「社區為本」的守望模式：澳門長者服務長期依賴社團網絡，這在過去行之有效，但在高流動、舊區唐樓密集、鄰里關係疏離的現實下，已顯得力有不逮。真正能接觸隱蔽長者的，往往不是社服中心，而是每天出入大廈的管理員、保安、清潔工、郵差與街坊小店。政府應建立正式而清晰的通報與回應機制，讓這些「第一線觀察者」知道：發現異常後可以怎樣做，通報後會發生什麼事，並確保善意不會變成麻煩。

第三、讓跨部門協作成為常態，而非臨時動員：隱蔽長者問題橫跨醫療、社會服務、房屋與緊急救援等多個範疇，卻長期以單一部門各自為政的方式處理。若能在保障私隱的前提下，整合匿名化的醫療缺診數據、緊急送院紀錄、社服接觸頻率等，便能從「個案反應」轉為「風險預警」。當某一社區出現多項異常趨勢，政府便可主動部署外展支援，而非等待事故發生。

第四、重視「關係建立」，而非一次性接觸：對隱蔽長者而言，一次探訪往往不足以建立信任。部分長者因過往經驗，對制度存有戒心，甚至抗拒正式服務。政府與社服機構應預留資源，支持「低介入、長期陪伴」的外展模式，例如固定由同一人員進行關懷，從簡單寒暄、協助日常小事開始，逐步建立關係。這類工作成效難以即時量化，卻是打開隱蔽之門的關鍵。

第五、讓科技成為輔助，而非取代人際：智能手環、緊急呼叫器等科技工具，對部分長者有實際幫助，但對隱蔽長者而言，科技往往因操作門檻、抗拒監控或經濟因素而難以推行。政策不應將科技視為「萬靈丹」，而應作為社區守望的輔助工具，例如用於整體趨勢分析、支援前線判斷，而非取代人與人的接觸。

第六、重新定義政策成效與問責方式：若政府繼續以「登記人數」、「活動場次」作為主要績效指標，前線單位自然難以投入大量時間於找不到、叫不出名字的隱蔽長者。政策評估應納入「成功接觸高風險個案」、「避免悲劇發生」等質性指標，並為外展與守望工作提供穩定資源與制度支持。

    總括而言，為隱蔽長者做得更好，並不意味著大幅增加開支，而是要求政府願意承認：真正困難的工作，往往發生在數據之外、報表之下。當政策願意把目光從「來了多少人」轉向「還有誰沒被看見」，澳門才有可能在老齡化浪潮中，建立一個不讓人悄然消失的社區。

當18.8萬旅客同時湧進一座只有68萬人的城市

 

    一月二日星期五下午四點，我如常出發到燒灰爐巴士站坐車去皇朝廣場上運動課。豈料，巴士站沿路看過去法院，塞滿了車，當中以巴士最多，完全動彈不得。我唯有沿路走向巴掌圍站，看看路況是否會通暢一點，結果一樣。只好再往前走到亞馬喇前地，嚇然發現所有站頭都擠滿了人，粗略估算有上千人在等巴士。最後，我只好徒步走到皇朝廣場上課。

    六點鐘下課後，在捐血中心上了MT5路巴士，打算在亞馬喇前地轉車到燒灰爐回家，驚訝地發現人潮比四點多的時候還要多，我不假思索地走路回家吃點東西。晚上七點半，我又站在燒灰爐站，想搭巴士到亞馬喇前地再轉車到氹仔運動場上課，再次嚇然發現燒灰爐站沿路的車照樣塞滿。於是，再次徒步到亞馬喇前地，人潮依然。有上百內地旅客擠在3X站頭等車，突然，有一台從殷皇子開過來的3A巴士到站，本來站在3X站的人蜂擁過來，務必要擠上車，在你推我撞，完全不排隊的狀況下，語言與身體的衝突此起彼落。最後，我只好折返銀葵醫院門口，請來好友開車接載去氹仔運動場上課。

    筆者多年來都是坐巴士出行，出行路線幾乎天天都一樣，卻從未看過燒灰爐、巴掌圍到亞馬喇前地，有那麼多人要坐巴士，亦從未在亞馬喇前地看過如此多的人潮。那一夜，接到很多朋友的訊息，都有如此際遇，更甚的是，有朋友要徒步往返嘉樂庇總督大橋，才能上下班回家。更有朋友在社交平台上質問，我們交通部門是否活在另一個交通無比暢順的平行時空，竟然無視當晚澳門市民的出行苦況。如果說，一座城市的承載力是一條看不見卻實實在在存在的界線，那麼今年元旦，澳門無疑已經多次踩線，甚至越線而不自知。

    根據治安警察局數據，元旦當日單日訪澳旅客達18.8萬人次，接近本地人口的三成。換言之，在短短二十四小時內，澳門街頭每走三個人，便有一個是旅客。這個比例，對於一個土地面積僅33平方公里、公共交通高度集中於少數樞紐的城市而言，並非一個值得炫耀的「政績數字」，而是一道極為嚴峻的結構性考驗。問題從來不在於旅客來得多，而在於澳門是否有能力，亦是否有準備，承受如此高密度的流動人口？

68萬人口的小城，真的撐得起18.8萬旅客嗎？

    澳門的空間結構，本身就極為脆弱。半島路窄彎多，新口岸、皇朝、亞馬喇前地一帶長年已是交通瓶頸；輕軌尚未成網，巴士成為唯一大量承載旅客與居民的公共運輸工具。當旅客量處於日常水平，系統尚可勉力維持；一旦遇上節假日或大型活動，整個城市就像一條被瞬間注水的細管，立刻膨脹、阻塞，甚至破裂。

    元旦當天的情況，並非偶發事故，而是一場可預期、卻沒有被妥善預備的壓力測試。18.8萬旅客不是臨時決定來澳，相關政策與通關安排早已釋放訊號；然而，交通部署、分流設計、巴士加班、即時資訊發布，卻顯然未能與旅客增幅成正比。

    結果是什麼？不是旅客不便，而是居民生活被全面擠壓。如我所描述，平日半小時可完成的路程，變成一小時的徒步；本應準時抵達的課堂，只能靠雙腳硬撐；更甚者，有市民需徒步橫跨大橋上下班。這不是「少少不便」，而是對城市日常秩序的實質破壞。一座城市的韌性，不在於它能吸納多少人，而在於它在高峰時刻，是否仍能維持基本尊嚴與功能。

數字至上：當旅客再創新高，市民卻被迫讓路

    近年澳門政府的旅遊敘事，有一個明顯傾向，皆以旅客數字作為唯一成功指標。「破紀錄」、「創新高」、「再上一層樓」，成為新聞稿中的關鍵詞；然而，這些數字背後，卻極少伴隨對城市生活質素的反思。當旅客量節節上升，政府似乎理所當然地假設，市民可以忍、可以讓、可以配合。這種思維，其實非常危險。因為它隱含了一個前設，本地居民的生活，是可以被不斷壓縮的彈性空間。塞車是應該的，等巴士是應份的，遲到是個人問題，徒步是「你自己選擇」。

    當市民在社交平台質問「交通部門是否活在平行時空」，其實不是情緒發洩，而是一種深層的不被看見。政策制定者彷彿只看見入境數字，卻看不見街頭正在發生的生活現實。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旅客優先」的邏輯，並非透過明文政策表述，而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實際體驗被證實。市民逐漸明白，在節假日，城市不屬於我們。長此以往，城市的歸屬感將被侵蝕，居民對公共政策的信任亦會逐步流失。

亮麗的旅客數字，真的帶來對等的經濟回報嗎？

    支持旅客高增長的其中一個主要論據，是「經濟效益」。然而，若細看數據，這個論據其實並不穩固。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不過夜旅客增幅遠高於留宿旅客；內地個人遊與「一周一行」、「一簽多行」旅客數量大增，卻未必轉化為高消費。換言之，人多了，但錢未必多了。

    博彩股股價短期向好，固然可作為市場情緒指標，但它能否長期回饋本地就業、薪酬、公共服務，仍有極大疑問。更何況，博彩收入的結構性集中，令大部分中小企只能分得零星人流紅利，卻要共同承受交通、租金、勞動力競爭的成本上升。若市民為了18.8萬旅客，付出的是時間、體力、情緒與生活品質，而換來的，只是新聞稿上的「亮麗成績」，那麼這筆帳，怎樣算都不划算。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來了多少人」，而是這些人，為城市帶來了什麼？又帶走了什麼？

提升旅遊與生活素質：澳門必須走出「量的迷思」

    澳門並非不需要旅遊，而是不能只要旅遊的「量」。提升旅遊及居民生活素質，關鍵不在於更多政策口號，而在於三個實質轉向：第一，由「通關導向」轉為「承載導向」。旅客政策必須以城市承載力為前提，而非事後補救。節假日應設明確人流預警與分流機制，而非任由旅客集中湧入核心區。第二，公共交通優先保障居民基本出行權。可考慮在高峰期設居民專線、加密短途巴士，甚至以科技手段區分通勤與旅遊需求，避免兩者在同一節點正面衝突。第三，重塑旅遊定位，從「快進快出」走向「深度停留」。與其追求單日破紀錄，不如提升留宿率、文化消費比例，讓旅遊真正成為城市的養分，而非負擔。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須跳出既有套路，承認一個事實，城市不是景點的附屬品，市民也不是旅遊業的配角。

    再回到經濟層面，旅客數字的確為部分行業帶來短期熱鬧，但我們亦必須誠實面對，熱鬧未必等於普惠。當不過夜旅客比例持續上升，消費集中於少數大型綜合體與連鎖品牌，中小商戶、社區經濟能分得的，其實十分有限；反而，租金上升、交通擠塞、人力成本增加，卻是全體市民共同承擔的「外部成本」。這種「收益集中、成本分散」的結構，若長期存在，只會加劇社會的不平衡感。

    更值得關注的是，當城市過度依賴旅遊與博彩作為經濟引擎，政策想像空間便會被進一步壓縮。任何質疑旅客增長速度的聲音，都容易被標籤為「阻礙發展」、「不切實際」，而忽略了真正不切實際的，或許是對城市無限承載的幻想。不只是空間安排，更是一種治理態度。當政策願意為市民留下一點呼吸的空間，旅遊才有可能真正走得長遠。否則，今天刷新的是人潮紀錄，明天流失的，可能就是這座城市最珍貴的人心。

    當官員口中談的是「旅客增長動能」、「消費市場回暖」、「整體氣氛良好」，市民心中想的卻是「今天還能不能準時回家」、「要不要乾脆放棄外出」、「節假日是不是最好留在屋企」。這種斷裂，會慢慢消磨市民對公共事務的認同與關心，也會令政策失去應有的社會基礎。

    一座城市若長期依賴市民的忍耐來維持運作，這本身就是一種風險。政府需要清楚回答一個根本問題，澳門首先是一座宜居的城市？若答案仍然含糊，政策便只能在短期應變中反覆打轉；若答案是市民，那麼所有旅遊政策，就必須以不犧牲市民基本生活節奏為前提。

當「真人爸媽」不敵「電子爸媽」時

 

    「爸爸媽媽，今天我過得不太好。」「媽媽，我終於升班啦，你會為我高興嗎？」「爸爸，今天我有比賽，你會來為我加油嗎？」

    這些留言並非出自家庭群組，而是出現在短影音平台的留言區。二○二四年初，上海一名博主的影片獲得二十多萬點讚，卻湧入超過四十萬條留言，留言者以「爸爸」「媽媽」作為稱呼，向螢幕另一端的陌生人報告生活、傾訴情緒、索取祝福。另一位以「和女兒分享日常」為名的帳號，透過教女兒切菜、穿搭、做人處世的道理，在短短數月內累積逾一百八十萬粉絲。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浮現了，當真實的父母逐漸被「電子爸媽」取代，網紅卻成了Z世代的「電子爸媽」，請問為人父母的你們有何感想呢？

    巴士上，一個兩歲多剛從托兒所放學的男孩，呼天搶地要媽媽給他玩手機。媽媽苦無辦法，只好拱手相讓。小男孩一機在手，馬上安靜，定睛凝視螢幕上的兒歌動畫。媽媽在旁說什麼，一概充耳不聞。今天，很多父母已經視手機為「電子奶嘴」。說不定，不久的將來，手機就會成為「電子爸媽」了！

為何會出現「專屬Z世代」的電子爸媽？

    當孩子需要向陌生人尋找父母的感受時，真正的父母早已在情感層面幾近破產。很多父母急著反駁：「我們供書教學、吃穿不缺，哪裡失職？」問題恰恰在於，這一代父母仍然把「功能履行」誤認為「關係經營」。你供養了孩子的生存，卻長期缺席於他的情緒世界；你負責他的成績與前途，卻對他的恐懼、羞愧與孤獨視而不見。於是，孩子學會了在家裡，只能表現得「沒事」。

    不少長輩喜歡用一句話否定整個現象：「現在的年輕人太脆弱啊！」問題是誰打擊他們成如此脆弱呢？多倫多大學助理教授郭婷指出，中國式親職長期受歷史不安全感支配，「愛」往往以管制、要求甚至暴力形式出現。這不是道德批判，而是鐵一般的事實。這一代父母的成長經驗告訴他們，情緒沒用、忍耐才重要；示弱危險、成功才安全。於是，他們用同一套邏輯教養孩子，卻沒有發現世界早已變了，孩子的想法也變了。

    「電子爸媽」並非橫空出世。它不是單純的情感消費，也不只是演算法推送的偶然產物，而是多重結構性因素疊加後的必然結果。Z世代多數成長於高度競爭、風險不斷被放大的社會氛圍中。他們的父母，往往也是在不安全感中長大的一代。正如郭婷教授指出，中國父母「拙於表達感情、對子女要求高」，其根源來自歷史動盪、貧困記憶、制度壓力與叢林法則。他們學會的是生存，而非情感對話；學會的是控制風險，而非陪伴脆弱。在這樣的家庭文化中，「我愛你」往往被翻譯為「我都是為你好」，關心被包裝成干預，焦慮被轉化為控制。久而久之，孩子學會了報喜不報憂，甚至乾脆不報。

    Z世代高度重視心理感受、情緒界線與自我敘事。他們熟悉「情緒勒索」、「原生家庭創傷」、「心理安全感」等語言，卻發現這套語言在家中幾乎無法使用。當孩子嘗試表達感受，換來的往往是：「你想太多了」、「哪有那麼脆弱」、「我們那個年代更辛苦」。不是父母不愛，而是他們不懂如何用孩子聽得懂的方式去愛。於是，孩子轉身走向另一尋找親情慰藉的網路空間。Z世代活在高度心理化的時代，他們談創傷、界線、情緒，並非無病呻吟，而是試圖為自己建立一個不再靠壓抑才能活下去的世界。而父母，卻成了這個世界裡最不願學習Z只世代語言的人。

    「電子爸媽」的魅力，恰恰在於它的安全距離。你可以被關心，卻不用承擔責任；你可以被祝福，卻不會被追問成績、薪水與婚期；你可以脆弱，卻不用擔心讓對方失望。這是一種經過演算法優化的親密，有情緒回饋，卻沒有情感債務。

「電子爸媽」的利害得失思量

    必須承認，多數「電子爸媽」做的事並不偉大，不過是好好說話、不急著糾正、不把一切對話變成檢討會。但正是這些在家庭中早已消失的基本尊重，讓Z世代感到震撼，原來被關心，不需要先交出成績單。更諷刺的是，許多父母一邊痛斥孩子「沉迷網絡」、「被網紅洗腦」，一邊卻不願正視自己無法提供的情感，才是別人有機可乘的地方。電子爸媽從來不是掠奪者，他們只是補位者。

    但這種補位，正在製造更深層的危機。我們同樣必須警惕「電子爸媽」再溫柔，也是一種情感的「廉價替代」。它不需要衝突、不必負責、不必面對真實關係中最困難的部分。它教會孩子被安慰，卻無法教會孩子如何在真實關係中被理解。更嚴重的是，當孩子習慣把脆弱外包給網絡，家庭關係便永久停留在傳統的親子功能關係中，同住一屋，卻情感分居。這不是和解，而是冷處理；不是成熟，而是撤退。

    若只將「電子爸媽」視為洪水猛獸，未免過於簡化。對許多Z世代而言，「電子爸媽」第一次讓他們體驗到被溫柔對待、被耐心傾聽、被肯定存在價值的感覺。那一句「你已經很努力了」，也許在家庭中從未出現。在心理層面，這是一種重要的修復經驗。

    網路上出現越來越多的博主之所以被視為「電子爸媽」，並非因為他們多麼成功，而是因為他們說話的方式皆以不評價、不羞辱、不居高臨下，而是以理解與陪伴為前提。某程度上，他們正在替真實父母示範另一種可能的親子互動方式。

    然而，補位一旦變成依賴，問題便開始浮現。「電子爸媽」不會在你生病時送你去醫院，不會在你跌倒時真正扶你一把，也不會為你的長期選擇承擔後果。它能提供情緒慰藉，卻無法提供生活中的實境陪伴。

    當情感需求被轉移到網路空間，孩子與父母之間原本需要面對的衝突與修復，反而被無限期擱置。久而久之，家庭關係停滯，卻缺乏真正的連結。再溫柔的博主，也終究置身於流量經濟之中。當關心成為內容，陪伴變成商品，情感本身便不可避免地被演算法塑形。

真正該被質問的，是「為何父母不肯改變？」

    很多父母愛說：「我們那一代就是這樣過來的。」但教育從來不是複製命運，而是中斷傷害。如果一個父母在面對「電子爸媽」現象時，第一反應是譴責孩子，而非反思自己，那麼他其實已經選擇了把親職責任，外包給演算法。

    真正清醒的父母，應該問的是三個殘酷問題與慨嘆：1.我上一次不帶目的地傾聽孩子說話是什麼時候？2.我是否把「為你好」當成逃避道歉的盾牌？3.如果我是我的孩子，我會願意向現在的自己傾訴嗎？如果我不馬上修補已經疏離的關係，孩子只會漸行漸遠啊！

    做父母不是等孩子回頭，而是自己先走向孩子；不是站在道德高地，不是用自己的人生經驗去教訓孩子，而是要坦承地說：「我以前真的不懂怎樣陪你。」這句話對很多父母來說，比承認失敗還難。但不說，孩子就會繼續在螢幕裡找虛擬爸媽啊！

真正的父母，該如何在「電子爸媽」的威脅下醒悟？

    「電子爸媽」的流行，並不是對父母的否定，而是一面照妖鏡。它照見的不是孩子變了，而是父母的語言與時代脫節了。也許，當今的父母要從過去的「大家長」轉換角色，成為孩子的「陪伴者」。Z世代不缺建議，缺的是被理解。父母若仍死守在「我食鹽多過你食米」的位置上，只會把孩子越推越遠。真正的陪伴，是先聽完，再回應。

    成績、工作、收入固然重要，但在此之前，孩子更需要被問一句：「你最近累不累？」情緒不是軟弱，而是連結的入口。對Z世代而言，最具療癒力的一句話，或許不是「我為你好」，而是「我以前不知道怎樣愛你，現在我想學。」當父母願意放下權威，親子關係才可能重新開始。

    孩子要的不是一個完美的爸媽，而是一個願意在場陪伴的爸媽。「電子爸媽」的出現，提醒我們親職的核心從來不是供養與管教，而是關係營運。若真實世界的父母願意重新學習傾聽、表達與陪伴，那麼再溫柔的電子螢幕，也終究只能是輔助，而非替代。因為，孩子真正渴望的，從來不是網紅，而是一個願意坐在他身旁、不急著說教的父母。

   

別讓學校繼續成為養雞場 別讓孩子繼續成為飼料雞

 

    在當前許多國家與地區，當然包括澳門的教育制度中，填鴨式教學仍是主流：教師主導、學生被動，知識被強制灌輸，而考試成績成為衡量價值的最終指標。這樣的教育體制，長期以來像一座巨大的養雞場：學生就是被「飼養」來應付考試的「飼料雞」。然而，真正的教育不在於填滿腦袋，而在於啟發思考、培養懷疑與探索精神。

從實證看困境拆解填鴨教育的現實與危機

    填鴨教育的本質與邏輯是指教師佔據主導地位，課堂以教師講授為主，學生的主要工作是聆聽、記憶、重複。知識以標準化教材傳授，考試則成為最重要的評價方式。這種模式具有以下特性：1.知識灌輸，教師像是資訊供應商，學生是知識接收器；2.標準答案，考題設計倾向於唯一正確答案，偏離標準便意味扣分或失敗；3.統一評量，高頻率高風險的考試、標準化測驗成為衡量學習成效的主要工具；4.強烈競爭，學生在考試壓力下彼此競爭，使得學習變成一種生存遊戲。5.學習遺忘率高，硬塞進腦袋的知識會伴隨高壓的考試過後快速遺忘，造成教育的極大浪費。這樣的系統，雖然能在短期內提升考試成績，但卻忽視深層學習、思維能力與內在動機。學校不再是啟發智慧的場所，而是訓練服從與應試的工廠。

    應試教育，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填鴨式教育，其特徵是高度強調考試分數、標準答案與競爭。這種制度在現代AI資訊時代更顯得「捉襟見肘」，對社會永續發展、親子關係、師生身心健康的禍害層出不窮。首先，它帶來巨大的考試焦慮。根據教育心理學研究，高度的考試焦慮與學習者的心理健康、認知資源配置有明顯關聯。中國西南大學心理學部教授姜海洋與馮美绮的最新研究《考試焦慮個體抑制控制功能的研究進展》中指出，考試焦慮往往伴隨擔憂思維和緊張情緒，會使注意力難以有效聚焦於認知學習。 

    此外，更多研究累積證據顯示，考試焦慮與標準化測試成績呈負相關，考試前準備期的預期焦慮與考試當下的臨場焦慮，都會直接影響考試成績的不穩定性，導致經常說的「失常」。這樣的心理現象，既干擾學業表現，也嚴重影響學生長期的心理健康。學生在這樣的高壓體系中，被迫調整自己的學習策略、焦慮管理，卻很少有機會真正反思、提問或質疑。在心理學上，「沉沒成本效應」描述了人們常因「不想浪費」而陷入非理性決策的現象。換句話說，為了捨不得之前投入種種努力，非得倍增時間與精力去溫習，甚或惡性補習。但是，效果顯然是事倍功半。 

    無論是家庭、社會、學校，都盛讚創造力是未來人才需要具備的核心素養。然而，填鴨體制下，創造力卻往往被犧牲。根據中國著名心理學專家彭瑩在中國心理學前沿期刊發表的研究《焦慮對創造性思維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指出，不同類型的焦慮（一般性焦慮、特定焦慮、創造性焦慮）對創造性思維有不同影響；其中創造性焦慮可能透過干擾認知資源、降低加工效率等機制，削弱創造性思考。這說明了考試、重評分、重標準答案的體系下，學生即便有創造力潛能，也很可能被焦慮、壓力吞噬。

    從眾多系統性分析表明，壓力與創造力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當個體面對學業、評量或其他壓力源時，其認知負荷會顯著上升，進而抑制創造性思維。填鴨教育制度所造成的壓力導致創新潛力流失。在這樣壓力重重、標準答案至上的教育體制中，我們急需重新思考教育的核心價值，為什麼學習不是單純填鴨，而是啟蒙思考。

好奇與懷疑是學習的開端

    世界知名哲學家羅素曾說過：「當學生懂得好奇與懷疑時，教育就成功了。」好奇與懷疑不是反對一切，而是一個主動探問、反思與分析的過程。這種思辨能力，是科學精神的核心，也是自主人才的根基。換句話說，好奇是主動學習的根源，填鴨式教學只會讓孩子更被動厭學。當教育讓學生不僅接受知識，而且有機會提出自己的問題、質疑權威、挑戰既有假設，他們才能真正參與其學習過程。相反地，若制度對異見與懷疑缺乏包容，學生則可能在焦慮與壓力中被馴服。

    中國著名教育家胡適多次在不同的演講中說：「在不疑處存疑。」胡適提醒我們即使是看似理所當然、不容置疑的事物，也要敢於存疑。這種態度能促使人們反思既有體系和常識，推動社會與思想進步。把這種觀念放回當下的教育系統中，我們不只是希望孩子背會公式、答題正確，更希望他們能問「為什麼如此？我們可以怎麼做得不一樣？」當懷疑成為習慣，反思成為能力，孩子就不再是飼料雞，而是思想的探路者。

    拿創造力與懷疑作為核心能力的教育，不只是理論理想，而是應對未來世界的必然選擇。有了上述理論與實證支持，我們必須提出切實可行的改革建議，以確保學校真正不是「養雞場」。眾所周知，在中國人社會，考試從來都是教學的指揮棒。所以，要扭轉填鴨式的悶局，必須致力改革考試形式，引入雙階段或分組考試，例如兩階段考試：個人 + 小組，以降低個人的學習焦慮。近期研究便指出，兩階段考試不僅能降低學生焦慮，還能提升學習保留與合作學習意願。再來是增加形成性評量的比重，學校不僅要逐漸看輕終端成績，也應重視學生的思考過程、探究能力與反思，這有助於激勵學生提出問題，而非一味追求正解。接著，要引入學生生成測驗，說穿了就是學生參與評量，從出題到自評都可以。有教育實驗發現，讓學生自己設計考題，再由教師納入正式評量，能顯著提升其分析能力與學習成就。

    學校應致力創造讓懷疑精神與科學精神的空間。真正的科學精神，包含懷疑、批評、分析和實證。懷疑讓我們不輕信權威；批評讓我們敢於挑戰既定框架；分析讓我們拆解、理解結構與邏輯；實證讓我們在經驗中檢驗與修正。教育若能扎根這樣的精神，就不僅是傳授知識，而是在培養未來能解決問題、創造價值、公正思考的公民。

    要重建懷疑精神，教育必須重新定位它的價值，思辨優先於答題，不再只教學生「正確答案」，而是教他們如何問問題、如何拆解問題、如何提出多種可能。過程重於結果，評量不僅看最終答卷，而看思考過程。學生在反思、試錯、重構思路中學會修正與成長。錯誤成為資源，讓課堂接納不完美、接納懷疑、接納偏差。教育不是怕錯，而是從錯誤中學。多元聲音與包容文化，創造一個空間，讓學生可以質疑、不必擔心被貼標籤。這需要教師、家長與制度共同轉變。

    回到日常的教室，必須致力扭轉課堂教學的老師講學生聽的文化，慢慢形成懷疑導向教學模式，教師不再只是傳授知識，而是引導學生提出質疑、質問權威、展開對話，並為學生創造安全提問與反駁的空間。當然，復興一直被輕視的探究式／專題式學習，讓學生在真實或模擬情境中自主提出問題、設計實驗、搜集資料、反思成果，這樣的學習方式能顯著提升創造力與批判思維。

      在教室裡，逐漸放棄排山倒海的教學，可以加入教育留白。石排灣公立學校教師羅宇順在香港《信報》撰文〈被壓縮的教學詩篇：為教育留白〉中說：「真正的教育，並非填鴨式的知識灌輸，不應是機械化的記憶與重複，而應是引導學生探索、思考、成長，培養他們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終身學習的熱情。適度的「減量」，才能令教育回歸本質，讓學習成為一件快樂而有意義的事，讓教育的詩篇，在留白處，綻放出最美的意境。」

    更有許多國內、台灣及外國的學校引入正念干預，基於實證研究，正念減壓能幫助學生釋放考試焦慮，並在創作中表達壓力與情緒，反過來提升創造力表現。

    別讓學校繼續成為養雞場，決心揚棄填鴨式教育；別讓孩子繼續成為飼料雞，決心引導學生成為會思考的蘆葦！   

是誰逼使「尖子」走上絕路？

 

    近年來，不少地區的教育界與社會輿論都在關注一個令人心痛的現象——學業尖子自殺事件的頻仍。這些學生曾是老師眼中的菁英、父母的驕傲、同學心中的「人生勝利組」。他們成績優異、能力出眾，似乎擁有無限可能。然而，正當眾人以為他們會一帆風順時，悲劇卻發生了。社交媒體上的留言總是震驚又惋惜：「他不是一直很厲害嗎？」「怎麼可能是他？」這些尖子離開的背後，藏著一個值得整個教育體系深思的問題：尖子的完美主義，是否正在逼使他們走上絕路？

    今年上半年，五至十四歲的兒童及青少年已有十四宗企圖自殺個案，較去年同期的七宗倍增。可惜，政府一直迴避這些可憐的孩子為何而死，當中，也許有不少是「尖子」。屍體發現從來都無助於解決自殺這個沉重的社會問題，甚至弄巧反拙啊！

何謂「尖子」？榮譽的標籤，還是沉重的枷鎖？

    在中文語境中，「尖子」一詞帶有明顯的價值判斷色彩。它象徵學業成績拔尖、競爭力強、領導模範的學生。這個詞彙的誕生本意是肯定努力者的成就，但在現代教育體制中，卻逐漸演變為一種隱形壓力的代名詞。

    「尖子」的定義其實並非自然存在，而是由教育制度、評量機制與社會高度期望共同建構的結果。從小學到大學，學生成績被分級、排名、獎勵、公佈於榜單上，學校亦以「尖子生比例」作為辦學指標。於是，「尖子」不再只是個菁英的代名詞，而成了制度下被標示的榮譽符號。

    然而，這個符號的力量遠超我們想像。它不僅定義了「誰是最強的學生」，更暗示「誰不夠強的後段生」。當一個孩子被稱為尖子，他也同時被置放在無限虛榮的高台上。從此之後，他不只是他自己，而是整個期望體系的吹捧對象。這樣的身分，既光榮，也危險。

「尖子」是如何煉成的？成就與犧牲的雙面煉金術

   「尖子」不是天生的，而是被菁英教育制度、家長望子成龍文化與個人性格共同「煉成」的。首先，教育制度的單打獨鬥競爭邏輯是尖子生成的溫床。從排名到升學，再到獎學金與推甄制度，一切評價都以「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卓越表現為衡量指標。「尖子」在這套機制中學會取悅家長、老師、同學，甚至自己。他們熟悉考試的底層遊戲邏輯、深諳教師的底層期望、懂得自我監控與時間管理，學會塑造菁英學生的典範。

    其次，家庭期望的文化力量推波助瀾。在華人社會，學業表現往往被視為家庭榮譽的延伸。家長會以「我為你好」的名義，將自己的焦慮轉嫁給孩子。孩子在潛移默化中把父母的期待內化為責任，將「成功」視為對愛的回報。「尖子」於是誤以為，只有不犯錯、保持領先、不斷用好成績取悅所有人，才能配得上別人的愛與信任。

    最後，還有一種隱性的心理因素，自我價值與表現掛鉤。許多「尖子」從小就被稱讚聰明、乖巧、能幹，他們的自我形象由外在肯定構築。一旦失敗或落後，他們就會感覺自己毫無價值可言。美國史丹佛大學的行為心理學教授卡蘿．德威克（Carol S. Dweck提出的「固定型心態」理論指出，那些被過度讚美為「尖子」的天才孩子，往往更害怕挑戰，因為任何失敗都可能摧毀他們的「完美形象」。「尖子」因此學會了避免失敗，而非追求成長。於是，一個「完美學生」就這樣被煉成勤奮、自律、聰明、乖巧、無懈可擊。然而，在這層光鮮的外衣之下，往往潛伏著深層焦慮、自我否定與孤獨感。

「尖子」為何都是完美主義者？當卓越成為恐懼的來源

    「完美主義」是「尖子」的共通心理特質。這並非指他們只是想「做好」，而是害怕不夠好。心理學將完美主義分為三類：1.自我導向型：對自己要求嚴苛，設定極高標準；2.他人導向型：對他人期待完美；3.社會規範型：感覺外界要求自己完美，不容失誤。「尖子」往往兼具前兩者，而後者尤其致命。因為他們相信「別人都在看我」，所以任何錯誤都會被放大成恥辱。他們的世界觀是「二元的」，要嘛完美，要嘛失敗。

    這種心態極易導致慢性焦慮與抑鬱傾向。根據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心理學教授保羅．休伊特（Paul Hewitt）的研究，完美主義與自殺風險有顯著正相關。特別是社會規範型完美主義者，在壓力與孤立情境下最容易產生極端念頭。在學校裡，考到九十八分的「尖子」會懊惱天、一直考第一卻突然拿第二名「尖子」會淚流滿面，這都是筆者在長年的教學生涯屢屢教過的學生。他們把「錯誤」視為罪惡，而非學習的必經之路。

    「尖子」的心理結構就像一個「無誤系統」。當他們不再能維持完美，整個自我便崩塌。許多身陷完美主義的「尖子」都曾留下很類似的遺書：「我不是不努力，只是我再也不想讓人失望。」這句話，正道出了尖子完美主義的悲劇根源，他們努力的動力，從來不是熱愛，而是恐懼。

完美的代價：「尖子」們的隱形倦怠與靈魂失聲

    完美主義者的心理代價，遠比外界想像的沉重。長期處於高壓、高期望環境下的「尖子」，容易出現以下現象：1.慢性焦慮與失眠：擔心下一次考試、下一次面試、下一次被比較；2.情緒麻木與自我隔離：為了維持表現，他們學會壓抑情緒，不再表達脆弱；3.成就空虛感：即使成功，也難以感到快樂，因為總覺得「還可以更好」；4.價值迷失與存在焦慮：離開成績場域後，他們不知道「沒有表現的我」是誰。

如何拯救尖子？從「要求卓越」走向「允許不完美」

    要拯救「尖子」，不是降低標準，而是重建教育的價值觀。教育不應只是篩選誰最優，而應協助每個人找到平衡卓越與幸福的方式。

一、學校要徹底揚棄績效文化

    一般學校都以德智體群美為辦學宗旨，現實是智育至上，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是辦學的底層邏輯。一天不放棄這樣的教育制度，一天完美主義仍然毒害學生的身心靈，甚至誤導他們走上不歸路。所以，學校必須在評量與輔導作出結構性改變。慢慢，重新塑造人人都是「尖子」的教育文化。目前，學校應設立「心理健康素養」課程，讓學生學會辨識壓力、接納情緒與尋求幫助。教師培訓中也應加入「完美主義輔導」內容，讓老師懂得觀察「尖子」的情緒訊號，及早介入，而非只是讚美他們的「努力與堅持」。同時，學校的獎懲制度不應只獎優秀成績，也應鼓勵「嘗試失敗」、「創意冒險」、「團隊合作」等多元價值。讓「尖子」明白，錯誤不是恥辱，而是學習的證明。

（二）家庭：從期待成功轉向接納真實

    家長的角色更關鍵。研究指出，父母的條件式關愛是孩子完美主義的重要來源。當孩子覺得「我被愛，是因為我表現好」，他們就會陷入無限循環的焦慮中。家長應學會用語言與行動傳遞「無條件的接納」，孩子考不好也值得被愛、值得被擁抱。與其問「你考第幾名？」，不如問「你這次學到了什麼？」此外，父母應有意識地示範「不完美的生活態度」，讓孩子看到，大人也會犯錯、也會學習。榜樣不必是完美的，而應是真實的。

（三）社會：從單一價值轉向多元成就

    媒體與社會也應放下對「尖子神話」的迷戀。新聞總愛報導「神童」、「狀元」，卻忽略他們背後的壓力與孤單。社會應更多地呈現不同成功樣貌，技職成就、藝術創作、社區服務、心理健康復原等，這些都應被視為值得尊敬的「成功」。唯有如此，孩子們才會明白，成績不是唯一賽道。

教育的覺醒：從「追求完美」到「學習成為人」

    教育的目的，不是製造一種標準化的菁英，而是培養能發揮獨特天賦的孩子。「尖子」的悲劇提醒我們，當教育變成績效工廠，學生不再是人，而是被測量的數據。完美主義正是這個工廠的副產品，它把孩子的自我價值與表現綁在一起，讓他們失去了呼吸的空間。

    真正的教育應幫助人學會與不完美共處。因為成長從來不是直線，而是曲折的、錯誤的、失敗的反覆試探的過程。當一個人能坦然面對失敗、容忍不確定，他才真正擁有走向成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