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SA改革後更重視培養「自我調節學習」能力

 

    近年來，隨著人工智慧（AI）快速滲透教育場域，傳統以知識傳授為核心的學習模式正面臨根本性的挑戰。學生不再需要長時間記憶與搜尋資料，因為答案可以在瞬間生成；不過，這種「便利」同時也可能帶來一種危機，就是傳統學習越來越空洞及弱化。舉例而言，不少中學生在完成歷史或科學作業時，已習慣直接利用生成式AI整理答案，甚至連理解內容的過程也被省略。有教師反映，學生提交的報告雖然語句流暢，但在課堂提問時卻無法解釋基本概念，顯示「知道答案」與「理解知識」之間出現落差。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逐步調整其評估方向，將「自我調節學習」能力（Self-Regulated Learning, SRL）視為教育改革的重要核心。這一轉變並非偶然，而是對未來社會與學習本質深刻反思與變革的結果。

為何PISA將「自我調節能力」視為改革核心？

    PISA作為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主導的國際評估工具，其目的從來不只是測量學生知識，而是評估學生在未來社會中「能否有效生活與學習」。當AI逐漸成為知識生產與處理的重要工具時，「知道什麼」的重要性正逐步被「如何學習」與「如何思考」取代。例如，在芬蘭的教育改革中，學校已逐步減少單一學科考試，轉而推行「現象式學習」（phenomenon-based learning）。學生需要自行選定研究主題，如「氣候變化」或「城市交通」，並在跨學科情境中收集資料、分析問題與提出解決方案。教師觀察到，那些能主動設定目標與規劃學習的學生，往往比單純記憶知識的學生表現更佳。

    AI的普及讓知識獲取成本大幅下降，學生可以透過AI快速得到答案，甚至完成作業。甚而，只要掌握基本的搜尋技巧，人人都可以透過自學及網路完成心儀的學習。例如，美國不少大學生利用線上課程平台如Coursera等自學程式設計，並成功轉職科技行業。然而，研究亦發現，能夠完成課程並持續進步的學習者，通常具備高度的自我規劃與自律能力，否則容易半途而廢。

    未來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已從「知識型」轉向「能力型」。企業與社會更重視個體是否具備自主學習、問題解決、批判思考與持續成長的能力。以Google為例，其內部培訓制度強調「學習如何學習」，員工需自行制定學習目標並追蹤進度，而非被動接受培訓。

    從教育公平角度來看，自我調節學習能力也是縮減學習差距的關鍵。以港澳及內地部分基層學生為例，在疫情期間遠距學習中，缺乏家庭支援的學生若未具備自我管理能力，學習表現明顯下滑；反之，能自我安排時間與進度的學生，即使資源有限，仍能維持學習表現。因此，PISA將自我調節學習能力納入評估，不僅是因應科技變革，更是回歸教育培養能夠自主成長的人的基本任務。

什麼是「自我調節學習」能力？

    「自我調節學習」能力的理論基礎可追溯至心理學家Albert Bandura的社會認知理論。他提出，人類具有「前瞻控制」與「反應控制」的能力，能夠設定目標、監控行為並進行自我評估。例如，一名準備公開考試的學生，會先分析自身弱項如數學應用題，又或是作文能力薄弱，於是，制定每日練習計劃，並在每次測驗及寫小作文後檢視錯誤原因，這正是典型的自我調節學習過程。

    自我調節學習能力的核心包括學習者能計畫、監控並評估自己的學習成效。以一位學習英語的學生為例，他可能會設定「三個月內提升聽力能力」的目標，並安排每日收看自我編排的網路學習媒體，每週與朋友進行英語對話，同時透過測試評估進步情況。這種主動調整策略的能力，是SRL的重要體現。

    其實，整套運作歷程包含三個階段：第一，計畫與準備階段。例如學生在進行專題報告前，先分工、訂時間表、搜尋資料來源。第二，績效與執行階段。例如在實際執行報告過程中，學生會發現資料不足，於是改變策略，訪問專家或進行問卷調查。第三，自我反思階段。例如完成報告後，學生反思時間分配是否合理，是否可以改善團隊合作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成績優秀的學生，其實未必具備自我調節能力。例如，一些「考試型學生」在教師與家長高度監督下能取得高分，但進入大學後，由於缺乏外在壓力，反而出現學習迷失，甚至延畢。這種現象在亞洲地區尤為常見，顯示成績並不等同於學習能力。

PISA改革對學校教育的衝擊

    當自我調節能力成為核心指標，學校教育將面臨多方面的轉變與挑戰。首先，必然是教學模式的轉變，例如，新加坡部分學校推行「探究式學習」，讓學生在課堂中提出問題並進行研究。教師不再直接講解答案，而是引導學生思考與討論，培養其自主學習能力。其次是評量方式的改變，例如，台灣高中推行「學習歷程檔案」，學生需記錄學習過程與反思，而非只依賴考試成績。這種方式更能反映學生的學習能力與成長。再來是讓AI融入教學的兩難，例如，有教師要求學生使用AI生成初稿，但必須標註AI使用部分，並進行修改與反思，說明哪些內容需要修正。這樣既利用AI，又避免依賴。最後，教師專業的再定位，例如，部分教師開始接受培訓，學習如何設計「開放性問題」，如「如果你是城市規劃師，如何解決交通問題？」這類問題沒有標準答案，能促進學生思考。

澳門應如何回應這一教育轉向？

    澳門是一個學校教育實況非常保守及落後的小城，雖然，政府已經引入多元實作學習及評量等模式，惟是，學校依然採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吃老本方式應對，尤其是學生人口多、家長亟其追捧的名校，老本就是他們的資本，改革分分鐘削弱學校的傳統競爭力。

    眾所周知，改革必然會帶來陣痛與不安，但是，學校亦深知不改不行，惟有盡量應酬政府及社會期望，但是，他們非常知道，家長之所以要送子女到名校，目的仍然非常陳舊，就是透過厚重的知識堆積才能應付大學考試，才能送子女進名牌大學。實在，普羅家長都知道世界已經變了，AI分分鐘淘汰只有傳統學習能力的學生。但是，傳統總是讓不少家長產生路徑依賴的惡習，明知死記硬背鬥不過AI，但心中總以為扎實的知識堆積還是最佳的學習、升學及就業保證

    所以，政府理應帶領家長及社會進步，這不得不舉值得借鑑的例子，參考新加坡「21世紀能力框架」，將自我調節能力納入課程指引，並推動AI素養教育，兩者相輔相成，其教育效果已經非常明顯。

    近年，幾乎所有澳門學校都響應政府的多元實作學習及評量，例如已開始推行專題研習週，讓學生自主選題並進行研究，培養其規劃與執行能力。不過，當中，仍然存在分組及評核的疏漏，等待完善的空間仍很多。

    教師是改革的靈魂人物，他們可在課堂中加入「學習反思日誌」，要求學生每週記錄學習進度與困難，逐步培養自我監控能力。當然，善用AI是必然的手段，例如，學生可利用AI檢查作文語法，但需自行修改內容並說明原因，而非直接提交AI生成文本。最後，也市最重要的是要回歸教育的人本精神，例如有學校設立「生命教育課程」，引導學生認識自我、設定人生目標，這正是自我調節學習的深層基礎。

    PISA將自我調節學習能力置於改革核心，反映了教育典範的深刻轉變，從知識導向走向能力導向，從他律學習走向自律學習。在AI時代，知識不再稀缺，但能夠駕馭知識的人卻更加珍貴。例如，在疫情後的全球教育反思中，許多國家已意識到，真正能適應不確定環境的學生，往往不是考試成績最高者，而是具備自我學習能力者。這些學生能在沒有教師監督的情況下，仍持續學習與成長。

    對澳門而言，這既是挑戰，也是契機。若能把握這一轉向，推動教育從「教會學生答案」走向「培養學生學習能力」，將有助於培養具備競爭力與自主性的未來人才。教育的真正價值，不在於學生記住了多少內容，而在於他們是否學會了如何學習。而「自我調節學習」，正是這一能力的核心所在。

為什麼手機不如紙本學習效果好？

 

    教青局局長龔志明日前表示，本學推出資助計劃，供十二所先導學校設立 AI教室，同時與華南師範大學合作推出AI教材，以及為教師提供培訓。他又稱當局已購買智慧教學平台，設智慧題庫，亦能智慧改卷及出卷，能大大減免教師工作量。

    龔志明又稱，已在課程加入適當使用手機的內容，當局亦與兩個網絡營運商洽談，推出學生計劃，可過濾色情、暴力、賭博、詐騙等網站，亦會透過家長學堂，進一步讓家長及子女共同管理好手機的使用。換句話說，未來，無論是在教室內外，透過手機及平板電腦等設備推動學生學習的機率大增。的確，這個舉措是順應世界潮流，但同時會引發學生過度使用手機帶來的身心損害；在這股科技浪潮之中，當學習愈來愈依賴螢幕與演算法，學生是否正在失去更深層的理解能力？針無兩頭利，權衡當中的利害得失，實在是所有教育持份者的共同覺醒與責任。

推動AI教室是順應潮流，還是教育轉型的必然舉措？

    澳門政府推動AI教室，是全球教育數字化浪潮的順應之策。從中國內地到歐美國家，智慧教育與個性化學習已成為發展主流。在這樣的背景下，AI教室的核心目的，既是提升效率，也是創建新的教學模式。

    在教學層面上，AI技術能協助教師處理大量重複性工作，例如出題、改卷與數據整理，使教師能從繁瑣的行政與評量工作中釋放出來，將更多精力投入教學設計與學生關懷。其次，在學習層面上，AI能透過分析學生表現，提供針對性的學習建議與練習，推動「因材施教」從理想走向實踐。再者，在政策層面，數據化的學習平台讓政府能更精準掌握教育成效，進而制定更具針對性的教育策略。

    不過，這些優勢背後隱含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教育是否可以完全依賴數據與技術來優化？當學習逐漸被量化與標準化，那些難以測量的能力，例如理解深度、批判思維、閱讀素養與人文關懷等是否會被邊緣化？這正是AI教室發展中不可忽視的隱憂。再者，長期觀看手機及平板電腦，紙本學習勢必更遭邊緣化，與此同時造成學生視力及專注力日益損害的局面。

AI教室是否意味紙本閱讀式微？

    隨著AI教室與手機學習逐漸普及，學生接觸紙本閱讀的機會確實可能減少。然而，這樣的轉變未必有利於學習，因為閱讀媒介本身，會影響理解與記憶的方式。

    兒童的大腦尚在發展階段，閱讀不僅是吸收資訊，更是建立語言能力與思考結構的關鍵過程。近年，認知科學研究提出「螢幕劣勢效應」（screen inferiority effect），意指在相同內容下，螢幕閱讀往往導致較差的理解與記憶表現。這種差異並非來自內容，而是來自閱讀過程的改變。當學生透過手機或平板電腦閱讀時，滑動、跳頁與通知干擾會增加大腦的認知負荷，使注意力難以集中，理解自然流於表層。同時，螢幕閱讀缺乏紙本所提供的空間線索，例如頁面位置與篇章結構，令記憶難以形成穩固的「心理地圖」。更重要的是，螢幕環境容易促使讀者採取快速掃描的方式閱讀，形成跳躍式的非線性閱讀習慣，雖然有利於搜尋資訊，卻不利於深度理解與知識內化。因此，AI教室若無配套措施，確實可能在無形中壓縮紙本閱讀的空間，進而損害學生的學習效能。

    其實，澳洲於去年十二月十日正式實施全球最嚴格的社群媒體限制令，禁止十六歲以下青少年使用包括Instagram、TikTok、Facebook、YouTube、Snapchat、X等主要社群平台。此舉旨在保障兒童的視力，穩住專注力有效運作，減少網路霸凌與身心健康危害。平台若未能採取有效年齡限制，最高可罰4,950萬澳幣。此法規引發國際關注，被視為「數字健康危機」的防禦措施，部分學校更配合此規定，要求學生改用無社群功能的基本款「翻蓋手機」。相反，澳門政府正要開放手機在正式學習的時間與空間，也許，真的要深思熟慮啊！

AI教室應如何真正提升學習能力？

    如果將AI視為取代人類學習的工具，效果可能適得其反；但若將其定位為輔助工具，則能有效提升學習品質。理想的情況是讓AI處理表層學習任務，例如基礎知識練習與即時回饋，而將深度學習交由教師引導，包括概念理解、批判思考與討論反思。透過這種分工，AI可以提升效率，而人類則維持學習的深度與溫度。

    此外，課程設計亦需刻意加入深度閱讀任務，例如長篇文章分析、跨文本比較與論證寫作，並鼓勵學生使用紙本材料進行學習。這不僅能平衡數字學習的影響，也有助於培養持續專注的能力。同時，學校應透過技術或制度限制多工與干擾，例如關閉通知或限制應用程式切換，讓學生在數位環境中重新學習專注。

    更重要的是，學生需要培養「數字閱讀素養」，理解不同媒介的特性，學會在適當情境下選擇合適的閱讀方式。當學生能夠自覺地在快速瀏覽與深度閱讀之間切換，AI教室才能真正發揮其教育價值。

如何在校內外維持紙本學習？

    在數字化趨勢下，紙本閱讀不應被視為過時，而應被重新定位為深度學習的重要工具。因此，在學校與家庭層面，都需要有意識地維持紙本閱讀的存在。

    在學校方面，可以透過制度設計保留紙本閱讀，例如設立固定的閱讀時段、要求部分課程使用實體書籍，或建立閱讀文化空間，使紙本閱讀成為日常學習的一部分，而非偶然選擇。在課程設計上，則可採取紙本與字分工的方式，例如利用螢幕進行資料搜尋與即時測驗，而將深度閱讀與筆記整理交由紙本完成，讓兩種媒介各司其職。政府亦可以繼續大量撥款給學校購買紙本圖書，學校亦可以推出更多紙本閱讀活動。

    在家庭方面，家長的角色同樣重要。透過親子共讀、設定無手機閱讀時間，以及減少睡前使用電子產品，可以幫助孩子建立穩定的閱讀習慣。研究顯示，家庭閱讀文化對孩子的學習成效具有長遠影響。

    在政策層面，政府在推動AI教室的同時，亦應避免將「全面數字化」視為唯一方向，而應保留紙本教材的資源與空間，並持續評估學生閱讀能力的變化。唯有如此，才能確保科技發展不會犧牲教育的核心價值。

閱讀方式其實是思考方式的選擇

    全球最快樂也是教育最領先的國家芬蘭，早在一九七○年就率先推動媒體識讀教育，把它視作和閱讀與寫作同樣重要的教育，芬蘭人深信，唯有從小培養對資訊的判斷能力，才能確保下一代不會在資訊戰與極端言論中迷失。澳門政府大力推動AI教室的同時，可有想到在批判能力與倫理能力上都要多為莘莘學子健康成長著想。

    從認知科學角度來看，閱讀不只是資訊接收，而是一種思考活動。「閱讀的簡單模型」指出，理解來自文字解碼與語言理解的結合，但真正的關鍵，在於是否進行了深度處理。螢幕閱讀與紙本閱讀的差異，本質上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思考模式。前者強調速度與效率，適合資訊搜尋與多工處理；後者則強調連續性與專注，較有利於理解與內化。如果教育過度依賴螢幕閱讀，學生可能變得擅長獲取資訊，卻不擅長理解與思考，最終影響其學習深度與知識結構。

    AI教室的出現，標誌著教育邁向現代化的重要一步。然而，它不應成為取代傳統學習方式的理由，而應是補充與提升。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科技是否進入教室，而是教育是否仍然重視理解本身。當學生習慣於在螢幕上快速滑動知識，他們是否仍有能力停下來深入思考？當學習變得高效而即時，是否也變得淺薄而碎片化？

    因此，未來教育的關鍵，不在於讓學生學得更快，而在於讓他們理解得更深。在AI與紙本之間，我們不應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應建立一種新的教育平衡：讓科技服務學習效率，同時讓紙本維繫思考深度。唯有如此，教育才能在數位時代中，既不失速度，也不失靈魂。

當心理健康成為澳門高度關注的命題時

 

    在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中，「全球每四人就有一人曾經歷心理或精神健康問題」這一數據，早已不再只是冰冷的流行病學描述，而是一面照見現代人生活焦慮的鏡子。當焦慮、抑鬱與失眠成為澳門居民的困擾經歷時，我們不能再把心理問題視為少數人的「異常」，反而應重新思考，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使「不安」成為常態？而在這樣的全球背景之下，澳門這座高度繁榮的小城，又為何呈現出更為緊繃的心理圖景？當政府高舉「沒有心理健康就沒有真正的健康」的理念，我們又該如何理解這句話背後的深層意涵？其政策回應，又是否真正觸及問題核心？

為何「每四人就有一人」？

    「每四人就有一人」並非偶然，而是多重社會及心理結構性因素交織的結果。首先，是現代社會的高度壓力化。在工業化與後工業化的進程中，個體被嵌入一個以效率、競爭與績效為核心的體系。從學業競爭到職場壓力，人被要求不斷自我優化，稍有停滯便可能被淘汰。這種「永不停止的比較」使焦慮內化為日常心理狀態。心理學家指出，當壓力長期超出個體的調適能力時，焦慮與抑鬱便不再是短暫反應，而會演變為持續性困擾。

    社會連結並不因為數碼科技而緊密，反而日趨瓦解。科技發展雖然拉近了地理距離，卻未必縮短心理距離。社交媒體上的「連結」，往往取代了真實的人際關係，使人陷入隨時互動與深層孤獨並存的矛盾狀態。群體中的孤獨感已被多項研究證實與抑鬱、焦慮密切相關，甚至影響免疫功能。

    在傳統社會中，個體的身份較為穩定，如家庭角色、職業身份等，而現代社會則強調自我實現與自由選擇。然而，「選擇的自由」同時意味著「失敗的責任」。當個體未能達到理想生活時，往往將問題歸咎於自身，形成自責與無力感。最後，是心理健康意識的提升本身。過去未被辨識的心理問題，今天被更準確地命名與診斷。這並不代表問題突然增加，而是社會開始願意看見與承認它們。因此，「四分之一」的比例，不只是疾病的流行率，更是現代生活方式中難以拒絕的副產品。

澳門繁榮背後的心理陰影

    若將視野收窄至澳門，我們會發現這座城市具備多重「高風險因素」。首先，是經濟高度單一與波動性壓力。澳門長期依賴博彩與旅遊業，經濟結構單一，使居民對宏觀經濟變化極為敏感。一旦產業波動，個體便容易產生不安全感，進而引發焦慮。別少覷衛星場的退場，表面上是整頓及優化澳門博彩業，實質上是加遽許多個人甚至家人的精神壓力。

    其次，是空間狹小與人口密集。澳門地少人多，生活空間擁擠，房屋價格高企，居住壓力直接影響心理狀態。長期處於狹窄與高密度環境，會增加情緒壓抑與人際摩擦。澳門政府大力推動各種房屋政策，遠望新城區一棟又一棟高樓大廈已經落成，可是，依然未看到澳門市民的居住質素有明顯的改善，何來有好心理質素可言呢？

    澳門越來越呈現高度競爭的教育與就業不良環境，在「向上流動」機會有限的情況下，年輕人面對學業與職涯的不確定性，容易陷入焦慮與迷失。當「成功」被狹隘地定義為收入與地位時，未達標者便容易產生自我否定。      

    再者，傳統文化中的情緒壓抑傾向，習慣「忍一時就會風平浪靜」的生活態度，甚至將情緒表達視為軟弱，再加上對精神科的污名化，使不少人即使出現明顯症狀，也不願求助，導致問題惡化。

    少子化導致家庭結構轉變與支持系統削弱，隨著雙職家庭增加與人口老化，傳統的家庭支持功能逐漸減弱。長者孤獨、照顧者壓力、親子關係緊張等問題，均可能轉化為心理困擾。因此，澳門的「緊張」，並非個人脆弱，而是結構壓力的集中體現。

    最後，當澳門政府各個部門都總動員朝AI發展，從市政到教育，當居民足不出戶都能解決生活的種種問題與事情，如辦證、繳費、轉帳等，更導致社會連結不斷疏離，人與人之間更陌生，溝通能力日益削弱，內心的情緒更難以用語言宣之於口，憂鬱及焦慮只會不斷增加。

「沒有心理健康就沒有真正的健康」的深層意義

    世界衛生組織提出「沒有心理健康就沒有真正的健康」，這句話的核心在於，健康是一個整體概念，而非單純的身體無病狀態。首先，心理健康直接影響生理健康。長期壓力會導致荷爾蒙失衡，影響心血管系統、免疫系統與睡眠質素。抑鬱症患者出現慢性疾病的風險顯著提高，顯示身心並非分離，而是互為因果。其次，心理健康影響行為選擇。當一個人處於焦慮或抑鬱狀態時，更可能出現不良生活習慣，如失眠、暴飲暴食或缺乏運動，進一步損害身體健康。

    再者，心理健康關乎人的存在意義與社會功能。一個人即使身體健康，若失去生活動力、無法建立關係或感受快樂，其「健康」亦是不完整的。因此，這句話實際上是在挑戰傳統醫學的狹隘視角，呼籲社會從治病走向促進整體福祉。

澳門政府應對策略的進步與限制

    澳門政府在心理健康方面的政策，已呈現出幾個值得肯定的方向。首先是分級介入與全人覆蓋。政府建立了從社區、衛生中心到專科醫院的分級介入機制，並涵蓋預防、治療與康復三個階段。這種模式符合國際趨勢，有助於減輕醫療系統負擔，並讓輕症個案在社區得到及早處理。此外，跨部門合作亦是一大亮點。透過資源整合與個案互通，能避免服務碎片化，提升整體效率。

    政府強調心理健康科普，介紹焦慮、抑鬱與失眠等常見問題，並推廣求助三步曲，這有助於降低污名化。當社會開始理解「求助是負責任的行為」，文化才可能真正轉變。

    從學生、長者到孕產婦與康復者，政府均提供相應支援，顯示政策已從「一刀切」走向「分眾服務」。例如駐校輔導、長者外展服務、孕產婦醫社合作等，均具實際意義。不過，這些措施亦存在若干限制與隱憂。現有政策多集中於服務提供與個案介入，但對於造成心理壓力的結構性因素，如房屋問題、職場文化、教育制度等著墨不足。若壓力源未被處理，心理問題只會不斷再生。

    雖然，政策提出「資源下沉」，但實際上，基層心理服務的可及性與專業人手仍可能不足。部分居民仍面臨輪候時間長、服務資訊不透明等問題。即使政府積極宣傳，社會對精神疾病的標籤仍然存在。改變文化並非短期可達，需要更長期的教育與公共討論。

    心理健康政策應與城市規劃、文化活動與生活方式結合，例如增加公共空間、促進社區互動、鼓勵藝術與運動參與等。若僅停留在醫療與輔導層面，難以全面提升心理福祉。

    「每四人就有一人」的現實提醒我們，心理健康不再是邊緣議題，而是現代社會的核心課題。澳門的經驗更說明，即使在經濟繁榮之地，心理困擾仍可能普遍存在。政府的努力固然重要，但真正的轉變，來自於整個社會對「何謂健康生活」的重新想像。我們或許需要問的不只是「如何治療心理問題」，而是我們是否正在建構一個讓人容易焦慮的社會？我們是否過度強調競爭，而忽略連結？我們是否習慣壓抑情緒，而非理解它？

    當心理健康被視為與空氣、水與居住環境同等重要的公共資源時，「沒有心理健康就沒有真正的健康」才不會只是一句口號，而會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而那時，「每四人就有一人」的比例，或許才會真正下降。

    眾所周知，要培養身心靈健全的公民，從知到行都很重要。在認知方面，我們必須補上傳統中醫的醫食同源的健康教育，面對許多疾病，很多人管不了嘴，戒口怎麼簡單的知識都沒有。在行動方面，運動不等於跑步，亦不等於去健身房做高強度運動，而是必需找到適合個人身心且年紀配合的運動。最後，如何從小培養樂觀的生活態度，又或是如何在已經很憂鬱的生活改變成樂天的態度，這才是扭轉的困局的真知灼見。

「家長學堂」：從「教養焦慮」到「共學社會」

 

    當代社會的育兒情境已徹底改變，家庭規模縮小、雙職家庭普及、科技快速滲透生活，令家長面對的問題不再單純。例如子女沉迷電子產品、情緒管理能力不足、學習動機下降，甚至親子關係緊張，都使「教養」由生活經驗轉變為一種需要專業知識支撐的能力。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澳門政府透過社會文化司統籌，聯合教青局、衛生局及社工局推出「家長學堂」，標誌着育兒問題從「私人責任」走向「公共政策」的重要轉向。這項計劃透過線上與線下結合的方式，建立一個全鏈條親職教育平台，並以「3+2」課程架構覆蓋從孕期到青少年期的不同階段，嘗試為家長提供系統性支援。

    這種跨部門整合本身已具有重要意義。教青局提供教育資源，衛生局負責健康知識，社工局則支援家庭與社會適應，三者結合，使「家長學堂」不再是單一部門的宣傳項目，而是一個多面向的社會支持系統。從政策層面而言，這反映出政府對「家庭是教育第一現場」的重新重視，也顯示出在快速變動的社會中，家庭已難以單獨承擔教養責任，必須由制度介入支持。

「家長學堂」的核心價值轉變是從「教孩子」到「學做家長」

    「家長學堂」的價值，不僅在於提供課程，更在於其背後所蘊含的教育理念轉變。傳統教育往往聚焦於學生學習成效，但忽略家長在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事實上，大量研究已指出，家庭環境與教養方式對孩子的影響，往往比學校更為深遠。

    首先，「家長學堂」有助於減輕家長的教養焦慮。在資訊爆炸的年代，家長面對來自網絡、專家與他人的多元建議，反而更容易陷入困惑。透過系統化課程，家長可以建立較為穩定的知識框架，避免在不同教育觀念之間搖擺不定，從而提升自信心。

    其次，它有助於改善親子關係。許多家庭衝突，並非源於價值差異，而是溝通方式不當。例如過度控制可能引發子女反抗，而過度放任則可能導致缺乏規範。透過親職教育，家長可以學習如何在關愛與界線之間取得平衡，建立更健康的互動模式。

    再者，「家長學堂」強調身心健康的整體發展。課程涵蓋營養、運動、睡眠與情緒管理，實際上是在推動一種「家庭健康文化」。孩子的生活習慣往往來自家庭示範，因此，教育家長本身就是最直接的健康促進策略。

    更深層而言，「家長學堂」具有社會再生產的正向功能。當家長具備良好教養能力，下一代更可能發展出健全人格與社會適應能力，從而形成良性循環。因此，這項計劃不僅關乎個別家庭，更關乎整體社會質素的提升。

成功親職教育的國際經驗借鑑

    從國際視野來看，親職教育並非新概念，而是許多先進國家長期推動的重要政策。例如北歐國家普遍設有由政府資助的父母教育課程，並結合育兒假制度，讓家長在孩子成長初期獲得充分支持。這些課程不僅提供知識，更重視情緒支持與家庭關係的建立。

    在美國，較具代表性的「正向教養計劃」（Triple P）透過科學研究驗證其成效，強調以正向回應取代懲罰式管教，並透過分層課程滿足不同家庭需求。其成功之處在於將理論轉化為可操作的實踐，並持續進行評估與改進。

    新加坡則以「家校合作」為核心，透過學校推動家長教育，並建立整合平台，使家長能夠便捷獲取資源。這種模式的優勢在於將親職教育嵌入日常教育系統，提升參與率與持續性。

    綜合這些經驗，可以歸納出成功親職教育的三大關鍵：第一是制度化支持，使課程具持續性；第二是專業化內容，確保知識科學性；第三是參與式設計，讓家長成為主動學習者而非被動接受者。這些元素，正是澳門「家長學堂」未來需要深化的方向。

家校協同從「兩條線」走向「一個系統」

    若「家長學堂」與學校教育各自運作，其效果將大打折扣。教育的真正力量，在於家庭與學校的協同作用。因此，如何將兩者整合，是政策成敗的關鍵。首先，學校可成為家長學堂的重要入口。透過家長會、講座與校內活動，將相關課程資訊直接傳遞給家長，可大幅提升參與率。同時，教師可根據學生在校表現，向家長提供具體建議，使家長學習更具針對性。

    其次，應建立雙向溝通機制。家長不僅是學習者，也應是課程設計的參與者。透過收集家長意見與需求，能使課程更貼近實際情況，避免流於理論化。

    再者，可推動「親子共學」模式。例如設計親子工作坊，讓家長與子女共同參與學習活動，不僅能提升學習效果，也能加強情感連結。最終，目標是將「家長學堂」融入教育生態系統，使家庭與學校不再是兩條平行線，而是相互支援的整體。

    美國的家校合作（School-Family Partnerships）研究主要聚焦於建立「交叠影響域」理論，強調家庭、學校與社區共同分擔教育責任。核心學者愛普斯坦（Joyce Epstein）是美國家校合作領域的領軍人物，霍普金斯大學教授。他提出「交叠影響域理論」（Theory of Overlapping Spheres of Influence），認為學校、家庭和社區共同對兒童教育產生叠加影響。其中，他倡議真實有效的家校合作，必須透過各種家校共同學習，幫助家長養成「六種家長參與類型」，包括家庭養育、溝通、志願服務、在家學習、參與決策和與社區合作。也許，「家長學堂」的領軍人物都應該好好參考愛普斯坦的理論，鄰近香港都有很多大學學者何瑞珠教授，運用其理論推動學校的「家長學堂」，成果豐碩。換句話說，「家長學堂」只是課堂，家校合作才是長久之策。

時代壓力下的政策轉向：為何是現在？

    澳門近年大力推動「家長學堂」，並非偶然，而是多重社會因素累積的結果。首先，經濟結構單一，使家庭對子女教育寄予更高期望，希望透過教育提升競爭力。這種期望，無形中增加了家長壓力。

    其次，數位科技的普及改變了兒童成長環境。電子產品既是學習工具，也是潛在風險來源。家長若缺乏相關知識，容易採取極端方式，或過度限制，或完全放任，均不利於子女發展。此外，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逐漸受到關注。壓力、焦慮與情緒困擾的增加，使政府意識到，單靠學校教育難以應對，必須從家庭層面介入。再加上家庭結構轉變，傳統的支援網絡減弱，使家長更需要外部協助。在這樣的背景下，「家長學堂」的推出，既是回應現實需要，也是政策理念由「教育孩子」轉向「支持家庭」的重要標誌。

讓「家長學堂」真正發揮全方位家校合作的效能

    任何公共政策若缺乏實質成效，便容易淪為形式或宣傳工具。「家長學堂」要避免這一問題，關鍵在於從制度設計上確保其實用性與持續性。首先，課程內容必須建立在實證基礎上，並由專業人士設計與評估，避免流於口號式宣講。其次，應建立長期追蹤機制，評估家長參與後的實際改變，例如親子關係改善程度或子女行為變化。

    再者，需提升參與誘因。可考慮與學校活動或社區服務結合，讓家長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接觸課程，而非額外負擔。同時，課程設計應具彈性，回應不同家庭的需求，例如單親家庭、新移民家庭或雙職家庭，提供差異化支援。最後，政府應保持開放態度，持續收集意見並調整政策，使「家長學堂」成為一個不斷演進的系統，而非一次性項目。

    總體而言，「家長學堂」的推出，標誌着澳門在教育理念上的重要轉變。它不再將教育責任單純放在學校或個別家庭，而是透過制度設計，促進家庭、學校與社會的共同參與。

    然而，其成效並不取決於課程數量或參與人次，而在於能否真正改變家長的教養方式，並提升親子關係質素。若能結合國際經驗、強化家校合作、回應本地需求並持續優化內容，「家長學堂」將有潛力成為推動澳門邁向「共學社會」的重要基石。在這樣的社會中，學習不再只是孩子的責任，而是整個家庭乃至學校及整個社會的共同歷程。唯有當家長願意學習、社會願意支持，孩子才能在一個理解與關愛並存的環境中健康成長。這或許正是「家長學堂」最深遠的價值所在。

澳門中年危機的困境與再出發

 

    在一次社工專業的非正式餐會上，一位從事法律工作的資深大律師提到，近兩年他接觸到不少四十至六十歲的中年客戶。這些人曾經是社會所認可的「成功樣本」，有穩定工作、置業成家、規劃未來，按部就班地走在一條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人生軌道上。然而短短數年間，隨著澳門經濟波動、樓價調整與行業收縮，他們有的失去工作，有的被迫降職，甚至面臨銀行追收貸款。昔日被視為穩固的生活基礎，在極短時間內出現裂縫，甚至全面崩塌。

    更令人憂慮的是，這些中年人面對的並不只是經濟壓力。許多人開始出現焦慮、失眠、情緒低落與持續的不安，對未來感到迷惘甚至絕望。原本對人生的掌控感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無力感與不確定感。這種由外在變化引發的內在動盪，正是典型的中年危機。然而，如果我們僅僅把這些現象視為個人抗壓能力不足或心理調適失敗，便忽略了其背後更深層的結構性因素。

從個人困境到全球大流行的中年危機

    當我們將視角從個別案例擴展至整體社會，便會發現中年危機並非澳門特有，而是一種全球性的現象。在傳統社會中，人生的軌跡相對穩定，從求學、就業、成家、生子、退休，每一階段都可預見且順利達成。然而，這條「主流之路」逐漸鬆動甚至瓦解，使許多中年人過去累積的專業技能在短時間內變得不再具有市場價值。

    與此同時，醫療進步延長了人類壽命，使人生的時間結構發生改變。過去五十歲可能意味著接近退休，但如今卻可能仍需面對數十年的職業與生活挑戰。這種「延長的中年」，使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方向。此外，社交媒體與全球文化傳播不斷強化成功敘事，讓人們在比較中產生焦慮，質疑自己是否落後於人。而家庭結構的轉變，特別是「三明治世代」的出現，使中年人同時承擔照顧父母與支持子女的責任，進一步加重心理與經濟壓力。

「污名陷阱」的揭示失業如何被說得理直氣壯

    在理解中年危機時，《污名陷阱》提供了一個關鍵視角，根據美國社會學家奧弗．沙龍（Ofer Sharone）在《污名陷阱：對高學歷失業者的社會性圍獵》一書的觀點，社會普遍推崇「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想法。當這種邏輯被推向極致時，失業或失敗被視為個人價值的全面否定，而非環境、技術變遷或結構性問題的結果。 

    當污名化的運作邏輯在社會自然而然的有效運作，公眾污名（Public Stigma）會對社會對特定群體，尤其是高學歷失業人員產生偏見與刻板印象，認為他們是「異常」或「無能」的。慢慢，外的污名化會打擊受害者，讓他們會變成自我污名（Self Stigma），換句話說，被貼標籤者將社會的負面評價內化，產生自我否定與羞恥感，導致其喪失重返社會或尋求協助的信心與動力。 

    污名陷阱會產生連鎖反應，會導致多重障礙，使受害者難以脫困，諸如招聘偏見，雇主可能潛意識裡排斥有「空窗期」或特定背景的求職者。長期的社交壓力和生活困境會消耗個人的「認知頻寬」，使其更難做出理性的長遠決策，進而陷入更深的惡性循環。最可怕的是對於高學歷失業群體而言，社會的期待與現實的落差形成了一種「社會性圍獵」，使他們在精神與現實生活中雙重受困。 

    這種現象構成所謂的「污名陷阱」，一方面，失業源於產業轉型與經濟結構變動，是典型的結構性問題；另一方面，社會卻將責任歸咎於個人，使當事人承受額外的心理負擔。對中年人而言，這種傷害尤為嚴重，因為他們的自我價值長期建立在職業身份之上。當工作消失，不只是收入中斷，更像是整個人生被否定。在這樣的情境中，中年危機不再只是對未來的焦慮，而是對自我存在價值的深層動搖。

澳門的隱性現實：低失業率下的結構壓力

    若將上述理論放回澳門社會，我們會發現一種「表面穩定、內在緊張」的現象。雖然澳門的整體失業率長期維持在低水平的2.2%，但這一數字未能充分反映中年群體所面對的真實處境。首先，澳門經濟高度依賴博彩與旅遊業，產業結構單一，使中年從業者在經濟波動時首當其衝。當外部環境改變，相關行業迅速收縮，原本穩定的職位便可能消失。

    其次，「隱性失業」問題日益顯現。不少中年人雖未完全失業，但面臨收入下降或職位降級，例如從管理層轉為基層員工，或由全職轉為兼職。這些情況在統計數據中未必被視為失業，但對個人尊嚴與家庭經濟卻造成實質影響。此外，高房價帶來的長期負債，使家庭財務結構極為脆弱，一旦收入不穩，便可能迅速陷入危機。在科技轉型的壓力下，中年人又往往難以快速掌握新技能，進一步感到被排除在主流之外。更重要的是，心理健康支援在文化上仍存在障礙，使許多人選擇沉默承受壓力。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一種隱性的社會壓力場，使中年危機在看似平穩的環境中悄然累積。

中年危機的核心本質是身份崩解與意義危機

    中年危機的本質並非單一事件，而是一種多重層面的崩解。首先是職業身份的動搖，當工作不再穩定甚至消失，人們失去了長期依附的自我定位。其次是身體的變化，體力下降與健康問題提醒人們時間的有限性，使「不再年輕」成為無法忽視的現實。最後，也是最深層的，是人生敘事的破裂。許多人曾相信「只要努力就會成功」，但當現實不再符合這一信念時，整個價值體系便開始動搖。

    多重的分崩離析使人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過去與未來，並提出根本性的問題：我走的這條路是否正確？未來是否仍有可能改變？這些疑問雖然帶來痛苦，但同時也具有轉化的潛力。中年危機因此不僅是一種失衡狀態，也是一個促使人重新理解生命意義的重要轉折點。

從主流之路到無路之路：重新理解人生方向

    面對中年危機，最重要的並不是逃避，而是重新理解人生的意義。近年一本引起廣泛討論的書《從領先到復活》（又譯《無路之路》）提出一個重要觀點：人生其實有兩條道路。一條是社會普遍認可的「主流之路」，例如名校、名企、高薪與成功；另一條則是「無路之路」，那是一條沒有明確地圖，需要自己探索的道路。

    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路之路」的概念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解框架。傳統上，人生被想像為一條清晰的主流之路：進入好學校、找到好工作、獲得穩定收入，最終達致社會認可的成功。然而，當這條道路在現實中逐漸瓦解，人們便被迫面對一種「沒有地圖」的狀態。這種狀態並非單純的迷失，而是一種尚未被命名的可能性。

    結合《污名陷阱》的分析，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中年危機並不是因為個人選錯道路，而是因為原本被視為穩固的道路已不復存在。因此，「無路之路」並非一種浪漫的選擇，而是一種對現實的回應。在這條路上，人們需要重新定義成功、重新理解自我，並在不確定中尋找新的方向。這種轉向雖然充滿風險，但同時也為人生帶來新的可能性。

從中年危機走向壯年轉機

    面對中年危機，個人的調整固然重要，但若缺乏制度支持，仍難以真正走出困境。在個人層面，人們需要首先理解自身處境的結構性來源，從而減少不必要的自責。透過重新定義成功，將焦點從單一的職業成就轉向多元價值，例如健康、人際關係與個人成長，可以逐步重建自我認同。同時，透過設定可行的小目標與建立支持網絡，人們能在日常生活中重新獲得掌控感，並逐步恢復信心。

    然而，更根本的改變仍在於制度層面。政府應推動終身學習與再培訓制度，幫助中年人適應產業轉型；同時促進經濟多元化，減少對單一產業的依賴。再就業政策亦應針對中年群體，透過誘因鼓勵企業聘用資深員工。此外，心理健康服務的普及與去污名化，亦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更深層的轉變，則在於文化價值的調整，社會應從單一崇尚年輕與效率，轉向尊重經驗與多元人生路徑。唯有如此，中年人才能在制度與文化的支持下，真正實現再出發。

謹慎看待開放外地生入讀非高等教育

 

    近年澳門出生率持續下降，適齡學童人口逐步減少，去年就只有2871個新生嬰兒，較2024年的3607名減少超過20%，首次跌破3000名大關，創下近年新低。更值得關注的是，根據聯合國《2024年世界生育報告》，澳門總生育率僅為0.68，遠低於維持人口穩定所需的2.1的更替水平，為全球出生率最低地區。立法議員呂綺穎表示，少子化已經對學校造成直接且明顯的影響，建議在幼稚園階段推行「兩教一保」，調整每班人數的上下限，鼓勵學校之間協調收生等，藉以推動學校教育向高質量、公平化發展，保障教學穩定與教師就業。

    教育界開始感受到結構性的壓力。出生率減少直接影響到部分學校收生，有教育團體建議政府加強教師轉職培訓，或者是研究理念相同學校合併的可行性等。中華教育會副會長王國英表示：「特別和相同背景或者辦校宗旨相同的，可不可以做一些合併動作，這個也是一個方法，除此之外，有些學校其實因應社會需要會否轉做一些職業培訓地方。」

    立法會議員宋碧琪早前在書面質詢中指出，在少子化社會發展下，本地生源減少已直接衝擊小幼教育體系，部分學校面臨收生不足的問題。社會亦有聲音提出，是否可以開放非本地學生入讀澳門的非高等教育，以補充生源，穩定教育體系。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回覆表示，有關建議需要綜合考慮生源範圍、簽證制度、學生陪護人員居留方式及升學管道等因素，並須取得社會共識。

    這個議題表面上是教育政策調整，但其實反映了少子化社會下教育制度面臨的深層挑戰。如何在生源下降的情況下維持教育體系穩定，同時提升教育質素，是澳門未來教育政策必須認真思考的重要課題。

少子化衝擊是學校生存與教師職涯的雙重壓力

    澳門近年出生率持續下降，適齡學生人口逐年減少，這對教育體系產生直接影響。首先受到衝擊的是小學與幼兒教育。由於學校規模通常以班級數量作為基本運作單位，當學生人數減少時，部分學校便會出現「縮班」甚至「停辦」的壓力。對私立學校而言，學生人數減少意味著學費收入下降，營運壓力隨之增加；對整個教育體系而言，學校結構可能出現重組。

    其次受到影響的是教師職業生涯。教師的工作機會與學生人數密切相關。當班級數量減少，教師需求自然下降，年輕教師的就業機會可能減少，甚至影響教育專業的吸引力。部分教師可能需要轉換工作環境，例如到橫琴合作區的學校任教，或尋找其他教育相關職位。

    近年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教育發展，也被視為澳門教師的一個新出路。按照相關規劃，已取得澳門中小幼教師資格的教師，經培訓考核後可以在合作區便利執業，並享有與澳門相若的待遇。這在一定程度上為教師提供了新的職涯空間。然而，教育政策的根本目標不應只是「分流教師」，而是如何在少子化背景下重塑教育體系的發展模式。

開放外地學生是機遇與隱憂並存

    面對生源下降，一些人提出開放外地學生入讀澳門非高等教育，以補充學生人數。這種構想並非沒有道理，但其利弊需要審慎評估。可能的好處包括生可以短期內緩解學校收生壓力。若能吸引一定數量的外地學生，部分學校可以維持班級規模，避免因生源不足而縮班或停辦。其次，外地學生的加入有助於促進教育國際化。多元文化背景的學生能夠擴闊本地學生的視野，使校園更具國際特色。再者，若政策設計得宜，澳門亦可能發展成區域性的教育服務中心，吸引周邊地區學生來澳就讀。

    針無兩頭利，可能的風險包括有損澳門公共資源分配。澳門的教育資源主要由公共財政支持，若大量外地學生入學，可能引發社會對資源公平分配的討論。其次是制度配套問題。非本地學生來澳就讀，往往涉及簽證、居留及監護安排。若學生年齡較小，還需處理接送、膳食、交通安全等問題，制度設計相當複雜。第三是升學銜接問題，若外地學生在澳門完成中學教育，是否能順利銜接高等教育？相關制度亦需要提前規劃。因此，教育部門提出需要取得社會共識並作長遠研判，是相當審慎的態度。若只是為了解決短期生源問題而倉促開放，可能帶來更大的制度壓力。

少子化未必是危機，很可能是小班化與個性化教育的契機

    在討論少子化問題時，人們往往只看到「學生變少」的壓力，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學生減少其實也可能是一種教育機會。過去許多教育改革都提倡「小班教學」，但由於學生人數眾多，實施成本較高，推行並不容易。如今學生人數自然減少，反而為小班教育提供了條件。

    小班制有多項教育優勢：首先，小班教學可以增加教師與學生的互動。教師能更了解每一位學生的學習狀況，及時提供個別指導。其次，小班制有利於推行個性化教育。學生的興趣、能力與學習節奏各不相同，小班環境更容易實現因材施教。第三，小班教育有助於培養學生的創造力與合作能力。在較小的學習群體中，學生更有機會參與討論、發表意見及進行合作學習。

    教育學者早已指出，未來教育的發展方向將從「大規模標準化教育」轉向「個性化學習」。若能善用少子化帶來的條件，澳門完全有機會打造更具特色的教育模式。以二○二六學年為例，K1入學人數約3400人，較上年度減少500人。按照澳門免費教育以25人為單位資助開班的標準計算，預計縮減的班級超過20個，整體減幅達12%。目前本澳班師比約1：1.9，大部分學校每班2位班主任需「包班」工作，除了日常教學，還要負責學生午膳、午睡、課後督課和看管等工作。幼兒教師工作負荷很大，難以在備課、研究等方面投入足夠精力。另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數量逐漸上升；因而，繼續推動優化班師比，更有助於因材施教，也更能穩住教師隊伍。

國際經驗告我們少子化也能推動優質教育

    不少國家和地區早已面對少子化問題，但有些地方成功把人口下降轉化為教育改革契機。日本是全球少子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許多地方學校因學生減少而面臨整併，但日本政府同時推動「小班化教育」，讓學生在更細緻的教學環境中學習。此外，日本亦發展「特色學校」，讓不同學校根據自身優勢設計特色課程，例如科技教育、文化藝術或環境教育，以吸引學生。

    芬蘭的學生人口並不龐大，但其教育品質長期位居世界前列。芬蘭教育體系強調小班教學、個別化指導及學生福祉。教師能夠投入更多時間關注每一位學生的學習與心理狀況。韓國在少子化背景下，積極推動智慧教育與創新課程。例如增加STEAM教育、創客教育等新型學習模式，使學生能夠適應未來社會的需要。這些例子顯示，少子化並不一定意味教育衰退。只要政策方向正確，反而可以提升教育質量。

澳門教育的未來應從「規模思維」走向「品質思維」

    面對少子化挑戰，澳門教育政策需要從過去的「規模思維」轉向「品質思維」。過去教育發展重點往往是增加學位、擴充校舍及滿足人口增長需求；但在學生人口下降的時代，教育政策更應關注如何提升教學質素。例如推動小班教學、加強教師專業發展、發展多元課程與創新教育、建立更完善的學生支援系統。教青局近年推行的教師專業發展制度，包括新入職教師培訓、教師精英培訓及學校領導儲備人才培訓等，正是朝這個方向努力。同時，透過與內地師範大學建立教研交流基地，以及推動人工智能教育、編程教育等新領域，也有助於提升教育質素。

    少子化已是不可逆轉的人口趨勢。對教育制度而言，這既是一項挑戰，也是一個重新思考教育發展方向的契機。開放外地學生來澳就讀，或許可以在短期內緩解生源問題，但政策設計必須謹慎，以免引發新的制度壓力。更重要的是，澳門應把握學生人數減少的機會，推動小班化與個性化教育，提升整體教育質素。當教育政策從「數量競爭」轉向「品質提升」，少子化便不再只是危機，而可能成為教育轉型的契機。

公眾場所禁煙是普世價值 無煙澳門由學校教育開始

 

    近年，全球公共衛生政策的一個明顯趨勢，是不斷收緊吸煙規管，與此同時是在學校大力推動煙害教育。澳門特區政府最近提出修訂《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並就五項重點展開公眾諮詢，包括擴大室外禁煙範圍、監管新型煙草產品、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電子煙、引入煙草製品標準化包裝、以及容許執法人員使用隨身攝錄設備等。這些措施看似只是法規技術上的更新，但若放在全球公共健康的發展脈絡的視野對照下，其實反映了一個清晰方向，公眾場所禁煙已逐漸成為現代城市治理的普世價值，而「無煙社會」正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目標。

    澳門若要真正邁向「健康城市」，除了法規層面的加強監管，更需要教育、文化與社會共識的配合。從政策、教育到公共文化三個層面同步推進，「無煙澳門」其實並不是遙不可及的理想。

公眾場所禁煙是全球公共健康的普世價值

    控煙政策並不是某一個地方的獨特措施，而是全球公共衛生治理的重要議題。二○○三年，世界衛生組織通過《煙草控制框架公約》（WHO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FCTC），至今已有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加入。該公約強調的核心原則之一，就是保護公眾免受二手煙危害。

    醫學研究早已證實，二手煙並不是單純的「氣味問題」，而是實質的健康風險。世衛的研究指出，二手煙含七千多種化學物質，至少七十種被證實可致癌。長期暴露在二手煙環境中的人，罹患肺癌、心血管疾病及慢性呼吸道疾病的風險明顯增加，亦會增加醫療的成本。

    更值得注意的是，公共場所的吸煙問題，本質上是公共權利的衝突問題。吸煙者可以選擇吸煙，但非吸煙者卻無法選擇不吸入二手煙。因此，現代公共政策普遍採取的原則是，在公共空間中優先保障不吸煙者的健康權。正因如此，世界各地的控煙政策都在不斷收緊。例如：英國、愛爾蘭等國早已全面禁止室內公共場所吸煙；新加坡、日本東京等城市擴大室外禁煙區；紐西蘭更提出「無煙世代」政策，規定某一出生年份後的人將永遠不能合法購買煙草，這些政策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吸煙逐漸從私人行為轉為公共行為。因此，澳門政府提出擴大室外禁煙範圍，並針對「邊走邊吸煙」的情況進行規管，其實並不是過度干預，而是與國際公共健康治理接軌的必然趨勢。

    在澳門，只要有放在路邊的深綠色桶型垃圾箱，就有一群人圍著抽煙，更甚的是很多煙民一邊抽煙一邊走路，直像是一個古老的蒸汽火車頭，去到邊二手煙就帶到邊，路過的人群長期啞忍這種不公平的現實。

新一輪控煙政策的意義與評價

    澳門自二○一二年實施《控煙法》以來，控煙政策已經逐步收緊。這次提出的五項修法重點，可以說是控煙政策進入「第二階段」的重要意義與標誌。

1.擴大室外禁煙範圍是回應市民生活困擾

    「火車頭式吸煙」早已成為不少市民的日常困擾。行人在狹窄的街道上行走時，如果前方有人吸煙，往往難以避開煙霧。澳門街道空間本來就狹窄，加上人流密集，二手煙問題更加突出。因此，透過行政長官批示，在人流密集的街道或廣場設立禁煙區，同時設置指定吸煙點，這是一種較為務實的平衡方案。這種做法其實在不少城市已有先例。例如東京部分商業區已全面禁止街頭吸煙；香港亦設有多個室外禁煙區；新加坡更在旅遊區設立指定吸煙區。這些措施都證明，只要配套得宜，禁煙與旅遊經濟並不衝突。

2.加強監管新型煙草產品

    近年煙草商的新策略是推出各種「替代產品」，如電子煙、尼古丁袋、草本煙和水煙等。這些產品往往被包裝成「較健康」或「較時尚」的選擇，但公共衛生研究顯示，其健康風險仍然不容忽視。更重要的是，這些產品對青少年的吸引力極高。色彩鮮艷的包裝、不同口味的煙油，往往使電子煙成為青少年接觸尼古丁的入口。因此，澳門政府建議禁止尼古丁袋、草本煙及水煙的製造、銷售及進出口，這其實是從供應鏈源頭進行管控，避免市場形成。這種做法與不少國家的政策相似，例如新加坡全面禁止電子煙；泰國對電子煙採取嚴格刑事管制；香港亦正討論進一步限制加熱煙產品，在全球控煙趨勢下，預防新型煙草產品流行，比事後治理更有效。

3.公眾地方禁止管有電子煙

    這次修法最具爭議的措施，可能是「在公眾地方禁止管有電子煙」。按照政府構想，若在街道或商店等公眾地方持有電子煙，將可能被罰款一千五百元。從政策角度看，這其實是為了解決執法困難。電子煙體積小、煙霧不明顯，執法人員往往難以即時判斷是否正在使用。若只禁止吸食而不禁止管有，實際執法效果有限。另一方面，電子煙亦被發現可作為某些毒品的載具，例如依托咪酯等物質，增加了社會治安風險。因此，從公共健康及公共安全兩方面考慮，這項措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政府仍需在執法細節上保持透明，例如如何界定「公眾地方」？如何避免過度執法？只有在法規清晰、執法合理的情況下，政策才能獲得市民及旅客支持。

4.標準化包裝削弱煙草吸引力

    另一項重要措施，是引入煙草製品標準化包裝制度，並將健康警示圖文標籤比例提高至85%。研究顯示，煙草包裝往往是煙草公司最重要的廣告工具。透過統一包裝、放大警示圖片，可以大幅降低煙草產品的吸引力。澳洲早在二○一二年已率先實施「素包裝政策」，其後英國、法國、加拿大等國亦陸續跟進。研究顯示，該政策能有效降低青少年開始吸煙的意願。因此，澳門若能落實這項措施，將有助於從文化層面改變煙草形象。

控煙不能只靠法律，教育才是根本   

    任何公共政策，如果只依賴法律而缺乏教育支持，效果往往有限，控煙亦是如此。吸煙行為大多在青少年時期開始，世衛指出，超過八成吸煙者在十八歲之前已經開始吸煙。因此，若要真正減少吸煙人口，學校煙害教育至關重要。

    不少國家早已把煙害教育納入學校政策。例如芬蘭的學校健康教育課程中，嚴正指出吸煙的害處。學生不僅學習煙草對健康的影響，藉討論煙草產業的龐大市場利潤，培養批判思考能力。新加坡透過「健康促進學校計劃」，在校園內推動無煙文化，同時配合社區活動及家長教育。澳洲學校普遍推行「Smoke Free School」政策，不僅禁止校園吸煙，亦透過課程及活動建立健康生活方式。

    這些經驗顯示，控煙最有效的方式不是懲罰，而是預防。對澳門而言，可以考慮在中小學健康教育課程中加強煙害教育、舉辦無煙校園活動、培養學生對煙草廣告的批判能力。當年輕一代自然形成無煙生活方式，控煙政策便會事半功倍。

邁向「無煙澳門」的公共健康城市願景

    控煙政策的最終目標，不只是減少吸煙人口，而是建立一個更健康的生活環境。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第三項目標，就是「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作為一個高度旅遊化的城市，如果街道充滿煙味，不僅影響居民生活，也影響旅客體驗。反過來說，一個整潔、空氣清新的城市，更能體現現代文明城市的形象。因此，「無煙澳門」並不是理想化口號，而是一種城市發展方向。

    當然，任何政策推行都需要時間。政府在推動控煙時，也需要兼顧社會接受度，循序漸進。但只要方向清晰、措施合理，加上教育與社會共識的支持，控煙政策終將逐步深化。

    從全球趨勢來看，公眾場所禁煙已成為現代城市治理的普遍原則。澳門政府此次提出的控煙修法，基本上符合國際公共健康發展方向。然而，真正的無煙社會並不只靠法律建立，而是需要文化轉變。當吸煙不再被視為時尚，而是一種影響他人的行為時，社會自然會形成新的公共習慣。因此，控煙不只是政府責任，也是整個社會的共同任務。透過法規、教育與公共文化的結合，澳門完全有機會逐步邁向一個更健康、更文明的城市。為了下一代的健康，也為了城市的未來，「無煙澳門」並不是奢望，而是一個值得努力的公共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