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青少年自殺防治的盲點與出路

 

    十一月二十八日，社文司柯嵐司長列席施政方針答問大會上，多名議員均聚焦於青少年心理健康與輕生議題，反映當前澳門社會瀰漫著不容忽視的情緒壓力與心理危機。然而，在來自立法會的多重質詢聲中，整場討論依然缺少一個關鍵詞，就是真實的自殺數字。

    澳門政府多年來一直以「屍體發現案」作為官方分類，而非明確公佈自殺數據。這不僅造成資訊透明度不足，也使社會、學校及家庭難以正確評估風險，更無法依據趨勢制定精準的防治政策。當數字缺席，政策討論就失去基礎；當生命被歸為模糊的「案件」，青少年心理危機亦很難被當成系統性問題處理。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再檢視直選議員的質詢與社會文化司司長柯嵐的回應，不難發現澳門雖已意識到青少年心理困擾惡化，但整體策略仍停留於「增量服務」與「推廣活動」，而非「系統防治」。

政府長期迴避公佈自殺數字 資訊不透明造成結構性問題

    筆者曾多次撰文，批評政府自殺數據不透明，使問題無法量化，也無法作徹底的治理。自殺是一個需要精準監測的公共衛生議題。有統計常識的都知道，沒有精確的數據，就沒有辦法制定到位的政策。然而澳門截至今日，仍沒有每年、每季度公開的自殺統計。自殺事件則被歸類為「屍體發現案」。這個分類方式造成三大後果。首先，是無法掌握自殺的趨勢，過去十年自殺率是否上升？哪一群體特別高風險？目前無官方公開資料可查。再者，學校與社會服務機構難以準備資源，缺乏警訊數據，難以建立預防機制。最後，社會誤以為風險不大，當政府不說，問題就容易被淡化。這也是為什麼議員們雖在會上頻頻提問「壓力」、「心理健康」、「輕生」，但每一句話都像花拳繡，沒有數據就沒有扎實的解決招數。

    與鄰近地區相比，澳門在資訊公開上明顯落後。例如香港，每年公佈自殺人數、按年齡及地區統計、並交由「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讓公眾了解更多關於自殺的資訊、分析趨勢、為不同界別的人士提供具體有關預防自殺的方法、技巧和跟進建議。台灣則由衛福部每年公佈自殺率、方法、年齡層，並制定跨部門行動計劃。日本每月公布全國自殺數據，並根據學校學期、經濟波動調整政策。澳門一直採取模糊分類，缺乏公開資料，導致公共討論缺乏根據，亦形成「數字黑洞」。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下，要真正理解青少年輕生原因、介入時機與高危群群，便變得藥石亂投，事倍而功半。

議員們的關注揭示問題核心，但未觸及自殺防治根本結構

    謝誓宏難得現身說法，指出壓力來源多元，但仍聚焦於個案解決，而非系統改革，清楚指出疫情後青少年面對朋輩疏離、家庭暴力、經濟壓力等問題，並強調「狀況不斷惡化」。然而，他的提問更明確指向政府、家庭、學校如何「協作」？如何預防「一時衝動」？這些問題固然重要，但若沒有數據、沒有跨部門高危警訊通報機制、沒有校園自殺風險評估程序，協作便停留於概念層面。「衝動」往往不是突然，而是可被監測的心理軌跡。若背後缺乏結構支撐，討論仍難突破現有框架。

    身為中學校長兼教育專業人士的高錦輝議員表示：「老實講，政府唔同嘅部門真係做咗好多嘢，不過仍然係有一個上升嘅趨勢。」高錦輝議員提出的「介入時間」與「配置比例」問題，切中要害但仍缺乏制度回答。他的問題包括懷疑高風險學生後，需多久介入？現時有多少具心理專業的教師？有何困難？這些問題看似技術性，實際是制度性漏洞。

    呂綺穎關注早期介入，但教育體系仍偏向「事後支援」，她提到希望「提前部署」，不要等「出事先處理」，這是國際自殺防治的核心理念。但問題在於澳門沒有強制性心理普查制度，沒有校園自殺風險工具（如日本常用的情緒量表），沒有專職心理師制度（輔導員多數非心理專科）。因此，「提前部署」缺乏政策工具支撐。

    黃家倫在議會上坦承自己的情緒困擾，並呼籲市民勇於求醫。這份分享很重要，因為它直面「污名」問題。長期以來，澳門社會存在「去睇醫生會被困住」、「你只是想太多」、「撐住就好」、「去輔導中心會被人話」，這種觀念使很多青少年不敢談、不敢求助、不敢讓家人知道。然而，個人經驗分享雖能減少污名，但整體政策仍需制度支撐。否則，只靠個案故事，無法扭轉「結構上的沉默」。

柯嵐司長的回應：著重增量，但缺乏結構性與科學化防治架構

    柯司長強調「服務增加」，但這是補洞式，而非系統式，例如設置線上24小時諮詢、社區「健康加油站」、增加體育運動、家長學堂、推廣健康Tips等，這些措施並非不好，但屬於「健康促進」而非「自殺防治」。當青少年處於自殺危機階段時，請問有更多健身器材、有更多運動、有更多健康Tips，遠水救不了近火，無法阻止他們走向絕路。真正有效的防治需要的是風險辨識、早期篩查、多部門通報、即時介入、系統跟進及危機後回溯，而目前看不到政府正面處理這些機制。

    柯司長說：「唔係特別想追求一個數據比例，希望真係解決到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但是沒有量化指標，就無從評估問題是否改善，無法比較各校資源差異，更不能判斷每年需新增多少人手。沒有標準，就沒有問責；沒有問責，就沒有改善。

澳門青少年自殺防治的五大限制與良方

    綜合上述，澳門的侷限大致包括：1.無公開自殺數據，政策難以科學化；2.缺乏跨部門統籌，由教育、社工、衛生分別處理，無統一介入流程；3.學校心理輔導人員不足，且非心理專業比例高；4.沒有校園自殺風險普查機制，端賴老師觀察，難以早期發現；5.政策偏向宣傳與健康推廣，缺乏危機介入與後續跟進制度。6.欠缺如「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在地研究機構。

    既然問題有結構根源，解決方案也必須系統化，其中包括：1.建立透明自殺數據平台（每月公布），包括數量、年齡層、性別、地區、方法、季節趨勢等。2.成立「澳門自殺研究及防治中心」，從研究到研擬政策，到跨部門統籌，由心理健康、教育、衛生、警察、社工等部門共同參與。主要任務有設計全澳自殺風險評估工具、統一學校與社服機構的通報與介入流程、建立危機後回溯與改善制度、作年度報告與建議。3.校園心理健康普查制度化（每年至少一次），採用國際通用的情緒量表，如：「長處和困難問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病人健康狀況問卷-9」（PHQ-9）及「廣泛性焦慮症量表」（GAD-7），普查結果交由專業團隊分析，並向學校提供風險級別。4.建立「青少年自殺危機介入72小時流程」，包括發現高風險，立即通報；72小時內必須作出專業評估+家長會面+跟進安排；三個月內務必密切定期追踪；半年內長期關懷與社區服務衔接，這是日本與台灣廣泛使用的標準程序。

    生命需要被看見，而不是被分類為「發現屍體」。澳門的青少年心理問題確實惡化，而議員們的詢問亦反映整體社會的焦慮。然而，倘若政府仍迴避公佈殺數據，仍將自殺事件視作「屍體發現案」，那真正需要的「系統性防治」就永遠無法起步。柯嵐司長的政策方向雖然善意，但目前更接近「健康促進」而非「危機防治」。沒有制度、沒有數據、沒有量化目標，澳門便難以對青少年心理健康作出真正有效的干預。預防自殺的第一步，是讓問題浮上檯面。第二步，是讓制度承擔責任。第三步，是讓每一個青少年知道，你不是被隱藏的數字，你的生命值得被看見。只有當透明化、專業化與制度化真正落地，澳門才有可能扭轉當前青少年心理困境。否則，所有的「健康 Tips」、所有的「提升運動量」與所有的「家長學堂」，都只會像一陣微風，吹過傷痕卻沒有真正療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