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少子化逐漸從人口議題走向社會核心議題，並且以最直接、最尖銳的方式，撞擊著教育系統的結構，澳門亦不例外。根據最新數據，2024/25 學年幼兒教育一年級（K1）班別減少達二十個，接近四成的班級人數不足25 人，這不僅象徵著出生人口的急速下滑，也預示著整個教育生態正面臨重塑的臨界點。
行政長官岑浩輝於立法會就施政報告答問時，政府提出研究學齡人口變化、調整資助制度、優化教師流動、支援學校轉型等應對措施。這些方向雖有其合理性，但仍可看到政策重心偏重「以資助穩住現況」而缺乏「重新設計未來」。在少子化已成長期常態的時代僅靠補貼，恐怕只會使問題延續，而無力改變根本結構及制度。教育不只是維持運作，更是一個城市的文化肌理、人才根基與社會活力所在。因此，如何在少子化浪潮下重構教育，成為值得我們深入審視的公共議題。
少子化的衝擊已不再是未來式，而是現在進行式
少子化不是突然降臨的風暴，而是一場早已醞釀數十年的結構性變化，它的力量不是爆炸式，而是滲透式，從家庭積弱到社會存危、從勞動力不足到社會福利支出沉重，學校既是首當其衝的災區，亦可能是最後的廢墟。如果學校沒有培養好少子化一族的健全人生觀，如同某些國家的青少年已經養成躺平、不婚、不育、低慾的人生觀，正是走向絕境路上。
在澳門，出生人口下降已經持續多年，且敬陪全世界末座。班級縮減、收生不足、教師流動需求上升、學校財政壓力增加，這些都不是一時的個別現象，而是教育系統面對人口結構變化時必然出現的連鎖反應。政府以「全球性問題」來定位少子化，並不為過，但問題即便是全球共同挑戰，各地政府的應對策略卻大不相同。若處理不當，教育將成為少子化最先被迫縮減的受害者；若處理得宜，則教育有可能成為一個城市在少子化時代的再生引擎。澳門目前的政策仍集中在調整補貼標準、支援營運、不讓學校「出事」，全力阻止「殺校」；然而，真正的挑戰不僅在治標，而是找出少子化治本之道。
補貼凸顯政策的最大短板
此次政府提出新的教育津貼彈性機制，容許K1收生不足的學校申請額外資助，確實能在短期內緩解壓力。然而，若從教育系統長期運作的角度來看，補貼式治理存在多個根本限制。
首先，補貼維持現況，但無法逆轉趨勢。日本在1990年代已開始推行生育補貼，但生育率仍長期低迷；韓國自2006年後投入超過200兆韓元鼓勵生育，生育率反而跌至世界最低。台灣亦類似，數十項補助未能阻止學校倒閉潮。世界已證明：補貼無法提升生育率，更無法長期挽救教育系統的收生不足。澳門若不願正視縮班與整合的現實，反而會把大量資源投注在「錯位發展」的誤區，而非用於因少子化反而大力提升教育質素的正路上去。
再者，補貼容易造成資源分散。在少子化下，教育資源若不能集中，將造成每班人數下降，教師負擔不減反增；經費平均分配，教育質量難以提升；學校數量維持，教育創新難以推展。韓國在「學校合併工程」中便明確指出，教育資源過度分散，是拖慢教育改革的主因之一。澳門若要真正提升教育質素，勢必要重新審視「維持所有學校」是否仍是最佳策略。
還有，補貼讓教育發展落入「被動適應」而非「主動創新」。當政策核心是資助，學校與教師的策略也會被牽引成「如何適應補貼條件」而不是「如何創造新價值」。這是教育行政中最容易出現、卻最難察覺的盲點。
學校轉型方向模糊：多功能化不能只是口號
特首岑浩輝提出鼓勵學校承擔繼續教育、職業培訓、文化課程等功能，藉此提高校舍利用率，從政策理念來看是合理的。然而，實際操作上，仍存在多個未解決的結構性疑問。
第一是澳門的成人教育市場規模有限。澳門人口約68萬，當中70%已接受過不同形式的社會文化或職業進修課程，繼續教育市場並非無限擴張。第二是學校的專長不一定能直接轉換成職訓能力。幼稚園、小學本身的專業聚焦於兒童發展，不代表能自然接手成人職業教育。例如如何確保課程品質？是否會造成學校本不務正業？這些都需要更精細的評估。第三是轉型需要跨部門整合，而非單一教育政策。職訓屬勞工局、文化教育屬文化局、繼續教育資助由教青局負責，若沒有整體藍圖，學校會淪為臨時政策的拼貼部門，而不是真正展現出具發展潛力的綜合教育平台。
澳門學校若要轉型，就必須先回答一個根本問題：轉型不是從「做更多事情」開始，而是「找到屬於自己的角色定位」。日本的做法更具系統性，許多縮班或廢校的小學被改建為「社區綜合中心」，整合老人照護、幼兒托育、圖書館與創業空間，形成區域再生的核心。其成功來自於明確定位，而不是「有甚麼需求就接甚麼」。
教師流動與培訓改革尚未觸及專業核心
此次政策提出讓教師跨階段任教、優化人力規劃、加強AI與新課程培訓等方向看似積極，但若從教育專業角度檢視，仍可見三項深層不足。首先，跨階段流動不能只靠短期課程，幼兒教師轉任小學教師，需要重新掌握不同的教學理念、兒童發展階段、課程架構與評估方式。若僅以短期培訓作為轉換門檻，將有可能影響新學段的教學品質。韓國與芬蘭的做法均強調「再認證制度」，轉任教師必須通過大量專業訓練，而非快速轉換。
再者，教師能力提升不能以「課程新增」為中心，AI應用與特色體育等課程固然重要，但教師真正需要提升的是課程設計能力、數據素養、教育心理學深度理解、班級經營策略、家校溝通技巧、跨學段教學合作能力等，沒有這些能力，即使開設了更多課程，也難以確保教學質量。
教師培訓應納入「教育系統轉型」的一部分，芬蘭教育改革的核心便是「教師主導教育轉型」，教師不僅是執行者，更是課程設計者與教育創新者。澳門若能將教師培訓與教育改革結合，才能在少子化時代重塑教育競爭力，而不是停留在增加課程、補足資格的層次。
資源整合與教育公平的拉鋸
政府提出搭建學校之間的溝通平台，共同制定K1招生方案，以避免個別學校爆滿或冷清。這種「學額調控」在少子化時代確實必要，但同時也伴隨著若干敏感議題。首先，家長的選校自由可能受到限制。若招生配額帶有行政主導式分配，家長多年建立的「擇校自由」可能會被動搖。其次，若未處理妥當，協調招生恐加深名校與非名校分化。若優質學校仍然供不應求，而一般學校因行政分配勉強維持班級，將造成教育公平的結構性問題。
加拿大的做法，便是以「特色學校」與「課程分流」來自然形成學生分佈，而避免行政強制分配。澳門若要推行協調招生，也應優先創造差異化教育，而非靠行政協調填補空缺。
澳門如何補上政策短板？
只有重整結構，補貼才能具有意義，由補貼式治理走向結構性治理，少子化時代的教育政策應具備：1.十五年人口與教育資源藍圖；2.跨部門協作平台（教育局、勞工局、文化局、城市規劃部門）；3.必要時進行校網優化與整合；4.建立教育系統彈性治理機制。
推動學校公共化與多功能化，學校應逐步成為：1.社區文化中心；2.青年與老人學習平台；3.公共服務空間；4.教育創新試驗場；5.地區合作伙伴。如此一來，少子化不會讓校舍空置，而會讓校舍功能升級。
建構深度專業化的教師培訓體系，包括：1.跨階段教學再認證；2.教師作為課程設計者的專業培力；3. AI、數據與教育科技的深度訓練；4.國際教育合作與教師交流計劃；5.從「課程增加」轉向「課程重構」；5.教師水平能否提升，是整個教育系統能否在少子化時代保持質量的決定性因素。
澳門是個資源豐厚的小城市，別以為少子化是劣勢，可以透過多重結構性的改革及到位措施化為優勢。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資助，而是更勇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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