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校如何善用大腦側效應成就孩子

 

    筆者讀小學四年級時，兩個人共用一張長書桌，而坐在我左邊的同學，就是個左撇子。上課時，無論打開課本、做練習題、甚至用毛筆寫書法，都會你手碰我手。可幸，聰明有愛心的班主任把我們的位置對調，所有麻煩都解決了。更讓人欽佩的是，班主任竟然跟同學家長說，左撇子是天生的，也許更聰明，千萬別勉強改用右手。就這樣，這個左撇子小子，年年考第一，還能考上香港大學。所以，當筆者的兒子及孫女自然地用左手時，筆者就讓他們順其自然，別因孩子用左手而萌生改用右手的念頭，亦沒必要因此而產生衝突。

「重右輕左」是全球絕大多數傳統文化中驚人的共識

    一定要用右手而禁止用左手是全球共同文化共識，只要不一樣，就會遭到嚴厲懲罰、強迫矯正。人類社會中，天生左撇子的比例大約只占10%。科學研究指出，這與人類直立行走、大腦左半球掌管語言及右側肢體精細動作的演化有關。在傳統農耕或集體社會中，「異類」往往等同於「危險」或「不和諧」。

    傳統的鐮刀、剪刀、織布機都是為90%用右手的人設計。在集體勞作中，一個左撇子方向相反，很容易撞到別人或降低效率。在餐桌上，大家擠在一起吃飯，左撇子夾菜時會一直跟旁邊的人「撞手肘」，這被視為破壞集體和諧。古代的盾牌通常左手拿，是為了保護左胸的心臟，右手持長矛進攻。如果軍隊裡混入一個左撇子，防線就會出現漏洞，甚至在揮舞武器時砍傷戰友。在強調集體主義、抹殺個性的傳統社會裡，矯正左撇子被視為一種「社會化」的必要手段，大人認為這是為了孩子好，好讓他們能融入這個右手主流的世界。

    文字與宗教符號的創造中，左手逐漸變成了「惡」與「下等」的代名詞。字義上的貶義：在英語中，Right同時代表「右邊」與「正確、正義」；而Left源自古英語lyft，意思是「虛弱、殘缺」。在拉丁語中，代表左手的Sinister，在現代英語裡直接變成了「陰險、邪惡」的意思。在中文裡，「左」也常帶有負面意涵，例如「意見相左」、「旁門左道」、古代當官降職稱為「左遷」等。

    在許多宗教壁畫和經典中，天主的右手象徵祝福與拯救，魔鬼則通常站在左邊。甚至有宗教傳說認為，厄娃當年摘下禁果用的是左手。在中世紀歐洲，左撇子甚至曾被懷疑是女巫或惡魔的化身。到了二十世紀初，隨著工業革命和現代學校制度的興起，對左撇子的迫害反而達到了高點。當時的犯罪學家都聲稱左撇子與精神錯亂、犯罪傾向、癲癇和道德敗壞有高度關聯。同時，現代學校開始普及鋼筆與墨水。用左手從左往右寫字時，手掌會直接抹過剛寫好的濕墨水，把作業本弄得一團糟，且當時的課桌椅都是一體成型的右手設計。在追求「標準化、紀律化」的集體教育時代，老師和家長便理直氣壯地用體罰，如打手心、罰站、言語羞辱來拯救左撇子。

大腦側效應終於重見天日

    歷史與當代社會中，許多傑出人物恰恰展現了「左側優勢」的潛能。拿破崙是歷史上最著名的左撇子軍事家和政治家之一。據說，當時歐洲的傳統軍隊习惯「靠左行進、右手持武器」，但拿破崙掌權後，為了方便自己左手拔刀和指揮，命令法軍改為「靠右行進」。這項改變隨著他的擴張影響了整個歐洲大陸，也成為現代世界上多數國家「開車靠右行」的歷史由來之一。

    在西方經濟界，微軟創辦人蓋茨（Bill Gates）也是左撇子之一。他在科技與商業決策上的創新思維，顯示出非典型認知模式的優勢。此外，甲骨文公司創辦人埃里森（Larry Ellison）亦以左手著稱，其在企業戰略與市場競爭中的靈活布局，體現了側向思維的力量。

    在華文世界中，亦不乏左撇子的政經人物。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是世界頂尖的物理學大師。最有趣的是，他與李政道共同提出並證明的理論正是「宇稱不守恆」，打破了物理學界過去盲目相信的「左右對稱」鏡像原理。而楊振寧本人，正是一位著名的左撇子。寫出《衛斯理系列》、《原振俠系列》的倪匡，擁有極度跳躍和天馬行空的想像力。他從小也是個左撇子，雖然小時候在傳統教育下被強行糾正改用右手，但他大腦中屬於左撇子的創意思維與直覺並未被抹殺。被譽為羽壇歷史上最偉大的單打選手「超級丹」，正是以他那爆發力極強、角度刁鑽的左手進攻稱霸世界羽壇。這些例子說明，慣用手的差異並非限制，反而可能成為認知多樣性的來源。教育若能跳脫單一標準，便能更好地發掘不同類型的潛能。

    神經科學家揭示了一個深層的神經科學現象，那就是大腦側效應（lateralization）。人類的大腦並非完全對稱運作，就如我們的心臟是偏向左方一樣。大腦功能分工與偏向，而這種偏向不僅影響個性及其行為，也深深嵌入了我們文化、制度與教育的肌理之中。若能正確認識並善加運用，家庭與學校將能更有效地促進孩子的全面發展。

    頂尖神經科學家洛林．J．伊萊亞斯博士（LORIN J. ELIAS, PH.D.）在《大腦側效應：秀左臉，向右轉？左右我們行為偏好的祕密》一書中指出，大腦左右半球在功能上存在明顯分工：左腦主要負責語言、邏輯與分析，而右腦則偏重情緒、空間與整體感知。這種分工使人類在處理複雜資訊時更具效率，但同時也導致行為上的偏向。例如，人們在親吻時傾向向右轉頭，可能與左腦主導動作控制有關；母親抱嬰兒時偏向左側，則有助於右腦情緒處理與親子連結；而拍照時偏好露出左臉，則因右腦更擅長情緒表達，使左臉更具吸引力。

    幸運的是，現代神經科學已經證實，慣用左手純粹是大腦基因與發育的自然現象，原來是由脊髓和腦部側化所決定，強行矯正反而容易導致孩子口吃、閱讀障礙或專注力降低。現代社會也逐漸為左撇子提供專屬的剪刀、吉他和課桌椅，這正是人類文明從「盲目追求集體一致」走向「尊重個體差異」的進步體現。

    伊萊亞斯強調，這些「側效應」並非偶然，而是演化形成的適應機制。人類透過左右分工，提高了處理資訊的效率，也形成多樣化的行為模式。因此，教育的重點不應是消除差異，而是理解並善用這些差異。在教育實踐層面，家校若要善用側效應，首先必須從觀念上轉變。對於左撇子兒童，不應再以矯正為目標，而應尊重其自然發展。當教育從「一致性」轉向「個別化」，孩子才能在無壓力的環境中發揮潛能。

    其次，在教學策略上，教師應根據孩子的側化特徵進行調整。有些學生擅長邏輯分析，適合結構化學習；有些則在圖像與創意方面表現突出，需要更多視覺與情境刺激。透過多元教學方式，例如結合圖像、故事與實作活動，可以促進左右腦的整合發展，而非偏重單一能力。

    在學習環境與活動設計上，亦可體現對側效應的理解。例如在座位安排上，給予左撇子足夠空間，避免書寫碰撞；在體育與藝術活動中，鼓勵孩子適度使用非慣用手，以提升整體協調能力。這種「雙側發展」有助於建立更靈活的大腦連結。

    此外，家庭中的日常互動同樣重要。家長若能理解側效應，例如在抱孩子時多使用左側以增強情感連結，或觀察孩子面部表情的偏好來判斷情緒，便能更敏銳地回應孩子的需要。這些細微但有意識的行為，將有助於建立更穩固的親子關係。

    總體而言，大腦側效應提醒我們：人類並非對稱的機器，而是充滿差異與潛能的生命體。過去教育往往強調統一與標準，試圖將所有孩子納入同一模式，但這種做法忽略了個體差異的價值。未來的教育，應該從「矯正差異」走向「善用差異」，讓每一種偏好都成為成長的資源。

    當學校不再要求所有孩子都用同一隻手寫字，當家庭不再以單一標準評價孩子，我們才真正邁向因材施教的理想。側效應不只是神經科學的發現，更是一種教育啟示，它告訴我們，真正的公平，不是讓每個人一樣，而是讓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最好的自己。

點解駕車要看手機又不讓行人優先過馬路？

     澳門治安警近日公佈執法數字，短短八日內共檢控六十七宗「斑馬線不讓行人」個案，以及一百一十八宗「駕駛期間使用手提電話」個案；另外，一星期內又檢控超過一百三十宗行人違規橫過馬路。當數字放在一起閱讀時，我們不禁要問，為甚麼駕駛者明知危險仍然邊開車邊看手機？為甚麼看見斑馬線上的行人仍不願停車？而行人又為何完全不看來車就直接過馬路？甚而，許多長者一上馬路，舉手一揮，就確定來車一定會停下來呢？問題從來不只是交通問題，它其實是一面社會鏡子，映照出一個城市的文化、價值觀、法治精神以及公民素養。

澳門的交通亂象反映了什麼？
    治安警八日內檢控六十七宗斑馬線不讓人，平均每天超過八宗；而駕駛時使用手機更高達一百一十八宗，平均每日接近十五宗。若加上其他違規行為，可見澳門道路違法已非個別事件，而是日常現象。
    首先，它反映部分駕駛者缺乏「以人為本、生命無價」的價值信念。不少司機心目中，馬路屬於汽車，行人只是「阻礙交通」的人。當車輛接近斑馬線時，不少司機並非主動減速，而是抱著「我先過」、「你讓我」的心態。有些甚至加速衝過，生怕停車浪費幾秒鐘。
    這種心態其實十分危險，在先進城市，斑馬線是一條「生命線」，汽車必須停下；但在澳門部分路段，行人卻要先觀察司機是否願意停車，才敢踏出第一步。法律上行人擁有優先權，但現實上卻常常變成「車大晒」。其次，反映現代人的「手機依賴症」。智能手機已經徹底改變人類生活。有人等紅燈看手機，有人駕車回覆訊息，有人查看社交平台，有人觀看導航以外的資訊。
    很多人抱著僥倖心理，「只是看兩秒」、「只是回覆一句」、「只是看看誰傳來訊息」。但是，交通意外往往比兩秒還短。心理學研究指出，駕駛時看手機會令駕駛者注意力下降五成以上，其危險程度甚至接近酒後駕駛，手機已成為現代交通的新殺手。
    再者，也反映澳門社會存在急躁文化。不少司機趕時間，不願停車；不少行人嫌行人天橋太遠，不願多走幾十米；有人闖紅燈，有人衝黃燈，有人在人群中穿插。大家都想快幾秒，但正正因為每個人都想快，結果反而造成更多交通事故。其實，在同一條路上，澳門的斑馬線與步行線相對比許多國家地區要多，隨時隨地都可以站在有利位置過馬路，可是，習慣成自然，路徑依賴使然，許多駕駛者及路人都不知覺地被這種急躁文化所驅使而已。

    另一方面，澳門道路狹窄、交通繁忙、停車困難，也容易令駕駛者產生壓力與焦躁。情緒緊張時，人更容易衝動駕駛。超車、搶道、不禮讓、衝黃燈，都與情緒管理有關。

世界各地情況如何？
    其實，駕駛時使用手機以及不禮讓行人，並非澳門獨有。去過日本的朋友都知道，行人絕對優先。在日本，司機接近斑馬線時幾乎都會停車。根據日本交通安全部門統計，多年來一直推動「停止讓行運動」，強調斑馬線前必須讓行人先過。若司機不禮讓，可被罰款並扣分。更重要的是，日本社會普遍認為撞到行人就是司機的責任，因此，駕駛者十分謹慎。
    在新加坡，駕駛期間使用手機屬嚴重違法。初犯最高可被罰款一千新加坡元，甚至監禁，重犯刑罰更重。如果因使用手機導致交通事故，可能面臨刑事責任。高成本違法，自然降低違規意願。英國的扣分制度十分嚴厲，駕駛時使用手機，可被罰款二百英鎊及扣六分。對於新手駕駛者而言，可能直接吊銷駕照。英國很多城市也設置大量監察系統，透過閉路電視執法。
    澳洲近年利用人工智能攝影機偵測司機是否使用手機，即使手機放在腿上，也可能被拍攝。高科技執法令違法成本大增。北歐許多國家的罰款未必最高，但市民普遍守法。因為從小學開始，孩子便接受交通安全教育。他們知道：「停車讓人，是文明」、「亂過馬路，是危險」、「道路是共享空間」，因此交通文化深植人心。相比之下，澳門雖然已有相關法例，但無論執法強度、科技執法還是交通教育，仍有進一步提升空間。

為什麼司機明知危險仍然鋌而走險？
    犯罪心理學中的「風險補償理論」指出，人們會根據自己感受到的風險調整行為。很多司機認為：「我技術很好」、「我只是看一下」、「不會那麼倒楣」、
「警察不一定看見」。這種低估風險、高估能力的心理十分普遍。另外，「違規無後果」也是原因之一。如果十次違規都沒有被發現，第十一次便更容易再犯。不少駕駛者甚至形成習慣，如等紅燈看手機、塞車看手機、慢駛看手機，
久而久之便習慣成自然。
    為什麼行人也愛亂過馬路？
    很多人只責怪司機，但行人的違規同樣值得反思。首先是便利心理，有天橋不走、有紅綠燈不等、有斑馬線不用。因為覺得這樣很麻煩，他們常抱著僥倖的心態，以為只是幾步路，反正都沒車來，又以為車還在遠處，一定能快過車。其次是從眾效應，當一個人闖紅燈，第二個人便跟著走；十個人一起過馬路，違規似乎變成合理。第三是風險錯覺，行人認為自己看得見車，但很多交通意外證明，人永遠無法完全判斷車速。尤其長者總愛舉手一揮，以為車就會停下來，而兒童及使用手機的低頭族，總愛低頭過馬路，更容易發生意外。
    近年「手機行人」亦成為新問題。不少人過馬路時仍然低頭看電話、戴耳機、玩遊戲，注意力大幅下降，司機看手機危險，行人看手機同樣危險。

交通問題其實是公民教育問題
    澳門每年都進行交通安全宣傳，但效果有限，原因在於交通安全不能只靠宣傳海報及賣廣告，實在需要從小培養。日本幼稚園已教孩子如何過馬路、芬蘭小學生學習道路規則、德國學生甚至接受單車駕駛課程，交通教育其實就是公民教育。孩子若從小知道，排隊是尊重、禮讓是文明、守規則是責任，長大後便較少違法。反之，如果從小看到大人闖紅燈、雙重泊車、衝燈搶道，孩子也容易模仿。因此，家庭教育比罰單更重要。
   

如何讓駕駛者與行人共同守法？
    也許，治亂世用重典仍是無辦法中的辦法。例如加重違法成本，如果違規代價太低，阻嚇力便不足。可考慮增加駕車使用手機罰款、累犯加重處罰、增加扣分制度、嚴重者暫停駕駛資格，讓違法必須付出代價。政府也可以推動電子執法，澳洲、新加坡及香港均大量使用科技執法。澳門可研究AI手機偵測系統、斑馬線監察攝影機、自動檢控系統等協助。

    改善道路設計也是非常重要且根本，好的道路會引導正確行為。例如增設行人安全島、提高斑馬線高度、加設閃燈系統、擴大學校區慢駛範圍、讓駕駛者自然減速。強化學校教育也是非常重要，澳門亦有學校從幼稚園開始進行交通教育，惟是，一次性的教育難以匹敵長久的隨意開車隨意過路的積習。交通安全應納入生命教育，學生除了學習規則，更要理解一次違規可能改變一生，透過模擬體驗、案例分析、交通劇場等方式，可提高學生警覺。
    文明交通不能只靠警察，當社會普遍認為「停車讓人很正常」、「亂過馬路很丟臉」、「開車看手機不負責任」，違規自然會減少，證諸歐洲諸國，文化的力量往往比法律更持久。

    有人以為停車讓行人只是浪費幾秒；有人覺得看手機只是一瞬間；有人認為亂過馬路只是走捷徑。然而，交通意外往往就在這幾秒之間發生。澳門是一座只有三十多平方公里的小城市，沒有高速公路，也沒有長途駕駛，但交通事故卻仍然頻繁。問題不在道路，而在人。真正安全的城市，不是有多少罰單，也不是有多少攝影機，而是每一位道路使用者都懂得尊重生命。司機願意停一停，行人願意等一等；少看一次手機，多看一次路面；少搶一秒，多留一分安全。因為，在馬路上沒有人只是司機，也沒有人只是行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別人生命安全的守護者。只有當禮讓成為習慣、守法成為文化，澳門才能真正建立一個安全而文明的交通城市。

 

AI公司高薪聘請哲學家 澳門教育如迎接哲學時代

 

             
    長久以來，在不少華人社會的實利主義文化下，大學科系的價值，往往以「畢業後能否找到高薪工作」來衡量。醫學、法律、工程、資訊科技，一直被視為前途無可限量的科系；相反，哲學系卻常被譏笑為「最沒有用的科系」，甚至有人認為哲學只是空談，甚至嘲笑說是在暗室裡找一隻不存在的貓，既不能賺錢，也不能解決生計。
    人工智能（AI）的迅速崛起，卻徹底顛覆了這種觀念。當全球仍然鼓勵學生學習程式設計之際，OpenAI、Google DeepMind、Anthropic、IBM等世界級AI巨擘，近年卻紛紛以高薪聘請哲學家加入研發團隊，協助建立AI的推理能力、倫理判斷與價值考量。更令人意外的是，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公布的2024年數據顯示，哲學系畢業生失業率只有5.1%，甚至低於電腦科學畢業生的7%。
    當全世界重新發現哲學的重要時，澳門是否仍然停留在「哲學沒有用」的舊思維？澳門高等教育正在討論院系重組之際，是否應以前瞻眼光重新思考哲學教育的定位？更重要的是，中小學教育又應如何培養下一代的哲學思維，以迎接AI時代的挑戰？就算澳門未能在短短十年八載可以培養出有水平的哲學家，哲學教育作為幫助我們認識自我，安身立命都不亞於其他學科教育。

昔日冷門科系，今天何以成為AI產業的新貴？
    哲學一直被稱為「學科之母」。在人類知識分類裡，哲學不是眾多學科之一，而是所有學科的共同起點。數學、物理、心理學、政治學、法律學、教育學，以至電腦科學，都曾經是哲學的一部分。時至今天，所有拿到博士學位的都統稱為「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簡稱Ph.D.）。哲學研究的，不是「知道什麼」，而是「為什麼知道」、「如何知道」、「是否應該知道」等價值學問的探求。

    不少家長問：「讀哲學可以做什麼？」其實，真正應問的是：「沒有哲學，人類還能做什麼？」AI以前，人類依靠大量專業知識便足以建立競爭力；AI出現後，知識迅速商品化，任何人都可以透過大型語言模型取得答案。當人人都能得到答案時，真正珍貴的，反而是提出問題的能力。提問，正是哲學最核心的能力。從蘇格拉底開始，哲學便不是教人背誦答案，而是不斷追問：「何謂正義？」「何謂幸福？」「什麼是真理？」這種尋根究柢的追問能力，正是今日AI企業最需要的人才。

AI為何開始聘請哲學家，而不只是電腦工程師？
    不少人誤以為AI只是程式設計。事實上，今天的大型AI模型，在技術層面已經相當成熟。未來真正困難的，不再只是讓AI「更聰明」，而是讓AI「更正確」、「更可信」、「更符合人類價值」。要不然，也許有一天，不僅是AI主宰人類，甚至AI會提出消滅人類。
    回到日常社會，為何AI需要人類，例如，自駕車遇到無法避免的交通意外時，應優先保護車內乘客，還是路上的兒童？醫療AI是否可以為了拯救更多病人，而犧牲少數病人的利益？AI是否可以說善意謊言？AI應如何理解公平、公義、自由、人權、尊嚴？這些都不是演算法能回答的問題。
    據此，OpenAI、Google DeepMind、Anthropic等企業開始邀請哲學家參與模型設計，把蘇格拉底式提問、康德義務倫理、功利主義、《世界人權宣言》等思想，融入AI安全訓練之中，希望減少AI幻覺、偏見及錯誤判斷。換言之，AI工程師負責建立「能力」，哲學家則負責開拓「方向」；AI可以回答問題，但哲學決定AI應回答什麼問題；AI可以提供手段，但哲學提醒人類存在的目的。當科技愈強大，人類便愈需要哲學。

AI不能代替哲學，因為它無法真正思考
    有人認為，AI已經可以寫論文、寫小說、寫程式，哲學終究也會被AI取代。這正是最天大的誤解，AI可以從一做到一百，而且速度遠勝人類；但真正從零到一的突破，仍然來自人的創造。AI善於整理已有知識，卻難以建立全新的價值體系；它能模仿思想，卻不能真正擁有思想；它能分析倫理，卻不能承擔倫理責任；它能回答問題，卻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意義。因此，未來最重要的人才，不一定是最會使用AI的人，而是最懂得提出及思考問題的人。哲學教育，就是訓練人提出好問題，並且鍥而不捨的找尋意義、價值與真理。

澳門大學院系重組，正是建立哲學專業的最佳時機
    一個沒有哲學教育的大學制度，只能培養回答問題的人，而不能培養提出問題的人。哲學教育不足，不只是少了一個學系，而是整個社會逐漸失去批判思考、公共討論、倫理判斷及文明反思的能力；沒有哲學，人們容易相信任何資訊，也容易陷入AI生成內容真假難辨的世界；沒有哲學，人們或許擁有科技，卻不知道科技應走向何方？
    澳門高等教育近年面對少子化、人口結構改變及人工智能帶來的新挑戰，不少院系正重新檢討定位。如果只是削減學生較少的學科，而沒有建立新的跨學科能力，改革便容易流於短視。今天全球頂尖大學，都正把AI倫理、科技哲學、數位人文、公共政策、認知科學結合發展。澳門應趁院系重組契機，設立哲學專業或跨學科哲學中心，重點發展：第一、AI倫理與治理；第二、科技哲學與數位文明；第三、批判思考與邏輯；第四、公共政策倫理；第五、生命教育與生物倫理；第六、中西哲學比較研究。
    澳門雖然規模不大，卻可以善用「小而精」的優勢，打造華語世界具有特色的AI哲學研究平台，培養既懂科技，又懂倫理的人才。

中小學更應及早推行哲學教育
    近年全球已有不少國家推動「兒童哲學」（Philosophy for Children），讓學生從小學開始透過故事、討論、提問及思辨，培養邏輯推理和批判思考能力。
哲學課不是背誦哲學家生平或他們的金句，而是學會思考。例如：「什麼是真正的公平？」「AI可以成為朋友嗎？」「誠實是否永遠正確？」「如果人人都作弊，還算作弊嗎？」這些討論沒有標準答案，卻能培養學生分析、比較、推理、表達及尊重不同觀點的能力。
    澳門教育若希望培養未來AI時代的人才，哲學教育應逐步融入中小學課程。可從三方面開始：第一、在常識、公民、資訊科技及語文課加入哲學討論；第二、建立哲學思辨社、AI倫理辯論及探究式學習活動；第三、培訓教師掌握哲學對話及蘇格拉底提問技巧，讓課堂由「教答案」轉向「教思考」。未來的教師，不只是知識傳遞者，更是學生思維的引導者。

教育改革最大的轉變：由知識教育走向思考教育
    過去，教育重視記憶、計算、標準答案。未來，教育更重視創意、批判、價值判斷與倫理思辨。如果學校仍然只要求學生背誦資料，AI永遠做得比人更快、更準。但如果教育培養的是提問能力、思辨能力及跨學科整合能力，人類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優勢。因此，哲學並不是要取代STEAM，而是讓STEAM有方向。沒有哲學，科技可能變成危險工具；有了哲學，科技才能真正服務人類。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曾說：「科學會思考嗎？」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科學研究的是事實，哲學追問的是意義。AI時代最弔詭的現象，就是當機器愈來愈像人，人類反而更需要重新學做人。哲學，正是幫助我們理解何謂人、何謂善、何謂真理、何謂自由的學問。曾經被視為最冷門、最無用的哲學，如今卻站在AI革命的中心，成為全球科技巨頭競相延攬的人才。這不只是就業市場的轉變，更是一場文明方向的改變。
    澳門若希望在新一輪人工智能浪潮中保持競爭力，就不能只培養更多會使用AI的人，更要培養更多能夠思考AI、規範AI、引導AI的人。因為決定未來世界的，不是最強大的演算法，而是最深刻的哲學思考。當AI可以替人類完成愈來愈多工作時，人類真正不可取代的價值，將不在於知道多少答案，而在於能否提出決定文明未來的關鍵問題。

    「人是會思考的蘆葦」是十七世紀法國哲學家、數學家巴斯卡（Blaise Pascal）在《思想錄》（Pensées）中的名言。言下之意，人異於禽獸，或者說人是萬物之靈在於，只有人會獨立思考。

 

當AI左右世界盃足球賽的裁決時

 

    美加墨世界盃三十二強淘汰賽，葡萄牙對克羅地亞的比賽來到補時最後階段，克羅地亞隊孤注一擲發動最後一次攻勢。佩里希奇傳球到對方禁區，格華迪奧爾近門射入，全隊瘋狂慶祝，以為成功把比分追成二比二，可以加時再定勝負。然而，VAR立即介入，配合官方比賽用球「Trionda」內置感測晶片，以及半自動越位系統分析後，確認前鋒馬塔諾維奇頭部曾極輕微觸碰皮球，而這一下肉眼幾乎無法察覺的「微觸球」，令隊友帕沙利奇處於越位位置，因此整個入球被判無效。
    不少球迷認為，皮球其後亦擦過葡萄牙守將維加的頭頂，理應重新計算越位；但球證最終根據VAR分析，認定維加只是本能閃避，並非刻意控球，因此維持原判。一枚只有不足一克重、藏於足球中央、每秒發送五百次數據的晶片，竟然比現場數萬名觀眾、電視旁數億球迷，以至場上球證，都更早知道究竟誰曾觸碰皮球。這一刻，人們開始思考：今天左右世界盃勝負的，到底是球證，還是人工智能？VAR是否介入太多？AI是否已經逐漸主宰足球？球證究竟是在「執法」，還是在「執行AI的決定」？

世界盃是映照人類文明發展的鏡子
    自一九三○年，首屆世界盃於烏拉圭舉行至今，九十多年來，世界盃見證了人類科技、文化、經濟與政治的巨大變遷。從黑白電視直播，到衛星彩色直播，再到今天的8K高清、AI分析、大數據運算及智慧球場，足球早已由單純的運動，演變成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文化盛事。每逢世界盃，無論國家大小、人口多少，都有機會站在同一個舞台，追逐同一個夢想。足球因此被譽為「世界共同語言」，因為它超越種族、宗教、語言和政治，把全世界連結起來。
    世界盃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並不只是誰奪得冠軍，而是每一支球隊都可能創造奇蹟。昔日有喀麥隆、南韓、哥斯達黎加、摩洛哥，今年則有佛得角。他們一次又一次證明，足球不是金錢的遊戲，也不是人口多寡的比拼，而是一場勇氣、團隊合作與信念的較量。
    正因如此，世界盃一直強調「公平競賽」。每一位球員都相信，只要遵守相同規則，就能憑實力決定勝負。球證則是公平競賽最重要的守護者。他們不是比賽的主角，卻肩負維護公正的重任。一聲哨子、一面黃牌、一個十二碼、加時多少分鐘，都可能改變整場比賽，甚至改寫一個國家的足球歷史。
    可是，今天的世界盃已悄悄進入新時代。昔日球證依靠經驗、位置感和肉眼判斷；今天，他們身後站著的是高速攝影機、半自動越位系統、人工智能演算法，以及一顆會「說話」的足球。當科技愈來愈精準，人類判斷的空間是否愈來愈少？當AI能夠比球證更快、更準確地找出越位、手球和犯規，球證未來還會是球場上的「最高裁決者」嗎？世界盃正在提出一個比足球更重要的問題：當人工智能開始取代人的判斷，人類專業的真正價值究竟是什麼？

當一個內置晶片的足球開始介入裁決時，公平還在嗎？
    如果說，VAR是世界盃近十年最大的裁判改革，那麼，本屆世界盃的「晶片足球」，則標誌著足球正式踏入人工智能時代。許多球迷以為，VAR只是透過慢鏡重播協助球證翻看畫面，其實背後早已結合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三維影像重建及物聯網感測技術，形成一套龐大的智慧裁判系統。
    今屆世界盃官方比賽用球「Trionda」內置一枚慣性測量感測器（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IMU），安裝於足球正中央。這枚不足一克重的晶片，每秒可向系統發送約五百次數據，準確記錄皮球被觸碰的瞬間、飛行速度、旋轉角度、移動方向及落點位置。與此同時，球場四周十多部高速攝影機，會持續追蹤每位球員二十九個身體關節的位置，包括頭部、肩膀、手臂、膝蓋、腳尖等細微動作，再由人工智能即時建立三維人體模型。換句話說，當一名球員起腳傳球的一瞬間，人工智能已經知道皮球是在零點零幾秒離腳，哪位球員哪一個部位首先觸球，甚至能計算另一名球員當時是否有一隻腳尖越位。這些資訊，早已超越任何人眼所能辨識的範圍。
    葡萄牙對克羅地亞一役，正是最佳例子。若沒有晶片足球，沒有人會察覺馬塔諾維奇那一下幾乎看不見的頭槌微觸；沒有人工智能分析，也難以在短短數十秒內完成如此複雜的越位判定。從科技角度而言，這是一項令人驚嘆的成就，它大大減少了誤判，也提升了比賽的公信力。
    然而，科技愈精準，爭議卻沒有因此消失，反而變得更多。首先，是「毫米越位」的爭議。昔日球迷討論越位，多半是半個身位、一個肩膀，甚至整個人明顯超前；今天，人工智能可以精確到腳尖、膝蓋，甚至一個鼻尖是否越過防線。當一名球員只是鞋尖超前一、兩厘米，甚至連肉眼都無法分辨時，入球卻因此被取消，不少球迷開始質疑，足球規則的原意，真的是要懲罰這種「科技才能看見」的越位嗎？
    足球之所以被稱為「世界第一運動」，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它流暢、連續、充滿人性與激情。一個精彩反擊，只需十多秒便能完成；一次絕殺，更足以令全場沸騰。然而，VAR介入後，球員往往不敢立即慶祝，球迷亦不敢盡情歡呼，因為大家都知道，還要等待系統確認。原本一氣呵成的激情，變成了「先慶祝，再等待，再決定是否真的可以慶祝」。這種情緒上的中斷，是任何科技都無法量化的損失。
    過去，球證的哨聲代表最終裁決；今天，每逢出現爭議，球員第一時間不是與球證理論，而是不斷做出「看電視」的手勢，要求VAR介入。球迷也習慣認為，只要VAR沒有出現，就是球證失職；只要VAR推翻判決，就是球證看錯。久而久之，球證似乎由「裁決者」變成「系統操作員」。
    更值得留意的是，人工智能並非真正「沒有偏見」。很多人以為，AI代表絕對客觀，但事實並非如此。人工智能只能根據既定規則分析數據，卻無法理解比賽的整體脈絡，更無法判斷人的意圖。例如，甚麼叫做「刻意手球」？甚麼叫做「合法衝撞」？甚麼叫做「故意阻礙門將」？又例如葡萄牙對克羅地亞一役，維加究竟是刻意頂球，還是本能閃避？這並非感測器可以測量，而是涉及對球員動作與意圖的理解。
    人工智能可以告訴你「發生了甚麼」，卻不能完全回答「為甚麼會這樣」。
AI可以量度速度、角度、距離和時間，卻無法量度勇氣、經驗、臨場判斷與人情。當人工智能愈來愈像一位「完美助手」，球證真正的角色，也許反而更加重要。
    足球從來不是一場只有數據的遊戲，而是一場充滿人性的競賽。科技可以讓比賽更公平，但公平並不等於完美；精準也不代表沒有爭議。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AI是否比球證更厲害」，而是當AI愈來愈聰明，人類應如何善用它，而不是依賴它。
 

球證還有存在價值嗎？  

    當科技可以在零點零幾秒內判斷越位、在數據層面還原每一次觸球、甚至比球員自己更清楚皮球曾經碰過哪一根頭髮時，一個看似直觀的結論便會浮現：既然AI更準確，那球證是否還需要存在？這個問題看似合理，但其實忽略了一個更根本的事實，足球從來不只是「對與錯」的運算題。如果足球只是數據，那麼比賽早已可以交由電腦自動運算勝負；但世界盃之所以仍然需要球場、球員、觀眾與球證，正正因為足球同時是一種「人類行為的展示」，而不是純粹的機械競賽。因此，球證的角色正在由「判斷者」轉變為「最終責任承擔者」。他不一定是最先知道真相的人，但他必須是最後說「這個判決成立」的人。
   當AI進入足球，我們其實看到的是一個更大的社會現象：權力正在從「人」轉移到「系統」。過去，權力集中在球證手中；現在，權力分散到VAR中心、數據系統與AI模型。換言之，球證正在由「執法者」進化為「裁決協調者」。甚至可以說，未來最好的球證，不是最少出錯的人，而是最懂得如何在AI與人類之間取得平衡的人。

    世界盃之所以令人著迷，從來不只是因為公平，而是因為它充滿不確定性、爭議、情緒與人性。因此，球證不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