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養孩子並沒有想像中可怕

 

    十月十一日，在外地讀書、工作、結婚的小兒子難得帶妻子及其家人回澳門。連續三天，小兒子當起無牌導遊，帶家人四處觀光及品嚐澳門美食。筆者力說小兒子找個不錯的葡國餐廳一起吃飯。大兒子負擇訂餐廳及點菜，大女兒負責現場拍攝，小兒子負責聯繫所有人，小女兒負責訂兩個生日蛋糕，算是為多年沒為小兒子及兒媳慶生，而小小女兒就負責兒媳家人的交通。三個小時的聚餐，十六個人坐著由多張桌子拼起來的長臺，能近距離面對面暢所欲言，真是樂不可支。還有，我有五個孫子，最大的讀高三，最小的只有半歲。其中讀高二的是業餘歌手，還連續高歌五首中英文歌曲，讓現場氣氛更添興致。

    回想當年妻子臨盆生第四個時，一大早送她到醫院，有位護士幫忙辦入院手續，隨意問第幾胎，我們說生第四胎。那位頓時護士低頭看著入院表格，就破口大罵：「生第四個啊！怎麼有資格為人師表呢？」我馬上接招回應說：「能生能養會教，有咩問題。」也許，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敢生第四個的父母一定是很追不上時代，甚或連避孕都不懂。」換著出生率全球榜末的今天，說不定社文司長會親自感謝道賀，甚至親自送上生育津貼及禮物。

    聽說養一個孩子可能要六百萬元以上，單單這句話已經嚇跑不少打算生孩子的人；港澳生育率全世界榜末，有香港地產界巨頭施永青把矛頭指向避孕套，甚至提出避孕套應該有一定比例的「次貨」；也有人認為，現代年輕人不是不想生，而是生不起。奶粉、尿片、醫療、補習、興趣班、教育、置業、海外升學，樣樣都要錢，最後把養育孩子計算成一張沒完沒了的帳單，動輒五六百百萬元，才能滿足生一個孩子的要求，更遑論多生一兩啊！

生孩子真如「洪水猛獸」般可怕嗎？
    近年，整個社會都把養育孩子由一段人生歷程，變成了一項高昂的投資及消費工程？想起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很多家庭的居住環境非常狹窄，甚至是板間房、木屋或簡陋的鐵皮屋。夏天熱如煎魚，冬天冷如冰櫃。家中沒有冷氣，沒有電視機，只有一台原子粒收音機。更遑論網上購物，外賣平台，私人汽車，孩子的遊戲機、平板電腦、海外旅行。
    那個年代，一個家庭養三、四個孩子，甚至五、六個孩子，並不是什麼驚世駭俗的事情。但有趣的是，那一代人並沒有天天計算：「養一個孩子要多少錢？」「孩子將來讀大學要多少錢？」「如果孩子要出國留學怎麼辦？」「如果孩子將來買不到樓怎麼辦？」
    那個年代，幾乎沒有免費教育及社會福利，家家戶戶都為口奔馳。只是，他們沒有把「經濟拮据」變成「不生育」的重大理由。人人都抱著天生天養的樂天態度，孩子出生了，就想辦法好好教養。那個年代不是沒有困難，而是人們對「困難」的理解，跟今天不一樣。今天我們常常問：「我有沒有條件生孩子？」上一代人則比較常問：「孩子來了，我們怎樣把他養大？」兩種心態，結果可以非常不同。
    真心說，開飯不一定有魚有肉，但一家人總可以圍在一起吃開眉飯；衣服未必時常換新的，哥哥姐姐穿過的衣服鞋襪，弟弟妹妹繼續穿；玩具不多，一個紙盒、一條繩子、一粒玻璃珠，也可以玩上一個下午。
   
孩子真的要花六百萬元才能養大？
    有孩子，就有奶粉、尿片、衣服、醫療、教育等開支；父母也可能因為照顧孩子而減少工作時間，甚至犧牲部分職業發展。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成本，不能一句「以前的人窮也生」便把問題輕輕帶過。但我們要小心另一個陷阱，就是把「養育孩子需要付出」等同於「養育孩子必須花六百萬元」。這兩者並不是同一回事。如果把孩子一生所有可能出現的消費都計算進去，當然可以得到一個令人嚇一跳的數字。私人幼兒園、國際學校、鋼琴、小提琴、游泳、網球、機械人、編程、補習、海外遊學、私人補習、名牌波鞋、最新手機等，全部加起來，六百萬元恐怕還未必封頂。
    這些究竟是「養育孩子」的基本需要，還是「我們為孩子安排的消費」？
一個孩子需要的是安全、食物、衣服、睡眠、醫療、教育、陪伴、愛與界線；他未必需要昂貴的玩具或興趣班；孩子需要父親陪他走到公園，不一定需要父親花錢去旅行；孩子需要母親跟他一起觀察一隻螞蟻，不一定需要一套昂貴的 STEM教材；孩子可以在沙灘堆沙，可以在草地追蝴蝶，可以拾樹葉、石頭，可以一起煮飯、洗車、曬衣服，可以在雨後踩水氹；孩子未必因為父母買一台很昂貴的手機而興高采烈，反而會因為父母一起製作玩具而樂此不疲。這些活動的成本是多少？很多時候，接近零。

    現代親子教育，正在重新發現「免費」的價值。近年親子教育及遊戲研究愈來愈強調自然遊戲、開放式遊戲和親子互動，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提醒，孩子不一定需要更多玩具，他需要更多與人、與自然、與真實世界接觸的時間。

時間貧窮、陪伴貧窮，以及想像力貧窮
    我們有錢買玩具，卻沒有時間跟孩子玩，我們有錢買教材，卻沒有耐性陪孩子閱讀；我們有能力安排昂貴旅行，卻忘記家樓下的公園同樣可以成為孩子的天地。於是，父母越有錢，養育孩子反而越覺得昂貴。這不是孩子的問題，而是我們對「好父母」的定義，可能已經被消費社會改寫了。
    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孩子，而是兄弟姊妹。當然獨生子女同樣可以健康成長，可以有良好教育，可以成為優秀的人。但問題是，一個孩子擁有的成長經驗，跟兩個、三個甚至更多兄弟姊妹一起長大，始終不同。兄弟姊妹之間會爭玩具，
會爭電視遙控器，會互相告狀，會吵架，會互相嫌棄，甚至會為了最後一塊蛋糕而爭得面紅耳赤。當然，如果你富甲一方，多個孩子可能會上演爭產戲碼。

    這些看似「麻煩」的事情，其實也是生活及品德教育。孩子在兄弟姊妹之間學會分享，學會輪候，學會妥協，學會保護弱小，也學會道歉。哥哥跌倒，弟弟可能跑過去扶他。妹妹被欺負，姐姐可能第一個站出來。小時候為了一件玩具吵得不可開交，長大以後，卻可能成為彼此最可靠的人。

 

AI短片或許是「結構性認知危機」的罪魁禍首

 

     上週拙文《如何應對全球中學生正陷於「結構性認知危機」》刊登後，有讀者J留言說：「非常認同，這是一個巨大的危機，閱讀的OECD每期都在大幅下降，作為家長，誠心想請教作為家長如何引導孩子重新愛上閱讀？尤其是已經在高小/初中階段，接觸電子產品後，對閱讀真的很難再有吸引力，誠心想請教各位學者及高手們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接著，有另一位讀者G回應說：「我不是高手，只是一個學習中的媽媽。我覺得閱讀很重要，過去亦用過不同方法讓孩子自主閱讀，但在種種方法中，我認為父母以身作則是最有效的方法，當家中開始有閱讀氛圍，孩子就容易被感染；另外，家中有隨手可以接觸的書本也是很有用的，我的家人會常跑圖書館借不同的書回家，起初可能孩子不看，但多次借閱，總有一些可以引起孩子的興趣的。大家都是同路人，互勉！」

    短影音的產量非常龐大，全網合計：加上 YouTube Shorts、Instagram Reels 與抖音（Douyin），全球每日創作者上傳的短影音總量預估高達上億條。大人小孩每天平均花兩到五小時觀看。也許，短影音比毒品對我們的身心靈傷害更深遠。全球中學生正陷於「結構性認知危機的因由錯綜複雜，也許，AI短片或許是「結構性認知危機」的罪魁禍首。

我們已經活在一個「短視社會」？
　　如果社會仍然重視耐性、閱讀、沉思、品格、長期累積，短影音即使出現，也未必能夠全面佔領我們。可是，我們今天的社會，已經愈來愈崇尚「立竿見影」，我們愈來愈不想等待。工作要立即有成果，教育要立即見成績，投資要立即回報，學習要立即變現，學校要立即排名，孩子參加活動也希望立即可以寫進履歷。

　　更值得警惕的是「菁英主義」帶來的競爭壓力，無內容的短影音也許如毒品樣讓我們暫時放鬆心情。孩子從小便被告訴，要考進好學校、拿高分、入名牌大學、找好工作。教育於是愈來愈重視可以量度的成果，卻愈來愈難容納那些需要時間才能發生的事情：閱讀、思考、品格、審美、同理心、信念及人格成長。
　　短影音恰好在這樣的土壤中生長，它不要求你長期努力，它給你即時刺激；它不要求你深入思考，它給你一個三十秒答案；它不要求你忍受沉悶，
它承諾每隔幾秒便有新鮮事物。所以，我們不能只罵短影音，短影音之所以如此成功，也許正因為它太符合這個時代的步伐與需要，就是功利、急躁、追求效率、害怕落後，更害怕無聊。

短影音為甚麼會侵蝕大人小孩的認知能力？
　　看短影音不一定會把大腦看壞，真正心問題是長時間、頻繁地接受快速刺激，可能改變我們使用注意力的習慣，從而導致認知能力受到重創。
　　閱讀一本書、聽一場演講、研究一個問題，都需要我們忍受一段「沒有立即獎勵」的時間。開始閱讀時可能沒有高潮，聽課的頭十分鐘可能有點沉悶，解一道數學題甚至可能讓人苦思良久。但是，正是在這種「沒有立即獎勵」的狀態中，我們學習延遲滿足、建立工作記憶、整理資訊、比較觀點，最後形成自己的判斷。
　　可是短影音的世界恰恰相反，它告訴大腦不用等，三十秒有一個笑點，二十秒有一個反轉，十秒有一個驚訝，幾秒鐘便可以換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看得不喜歡？向上一滑。太悶？換一條。沒有興趣？下一條。久而久之，我們的大腦可能習慣了「快速取得刺激」，卻愈來愈難忍受「長時間沒有刺激」。
　　對成年人而言，這可能表現為看文件看不了幾頁、開會容易分心、讀新聞只看標題、遇到複雜問題便希望有人三分鐘講完。對孩子而言，問題更加值得警惕。因為兒童及青少年的注意力、執行功能、自我控制等能力仍在發育階段，他們更需要透過閱讀、遊戲、寫作、對話、等待及解決困難，慢慢建立認知能力。如果孩子從小習慣「三十秒一個刺激」，將來面對一本需要慢慢閱讀的書、一個需要反覆推敲的問題、一堂沒有娛樂效果的課堂，會不會很容易覺得「悶」？

短影音為甚麼如此容易令人上癮？
　　大腦預設一個獎勵系統，以及與多巴胺有關的期待、動機與獎勵學習。我們常常把多巴胺簡單理解成「快樂荷爾蒙」，其實並不準確。多巴胺與「想要」、「期待」、「尋找獎勵」及學習預測獎勵有重要關係。
　　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你不知道下一條影片是甚麼，這種「不確定性」反而很有力量，行為科學稱之為「變動比率增強」（Variable Ratio Reinforcement）。吃角子老虎是經典例子，你不知道下一次拉下把手會不會中獎，也不知道究竟要試多少次才會得到獎勵。短影音雖然不是賭博，但推薦機制可能產生類似的期待結構，這一條不好看，下一條呢？這就是為甚麼手機通知、新訊息、新留言、新影片，會形成一種「看看有沒有新東西」的心理。

「鉤子」為甚麼力量如此巨大？
　　短影音世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叫「Hook」，中文可以理解為「鉤子」。鉤子就是用一個問題、一個懸念、一個反常識觀點、一個衝突或一個令人震驚的畫面，把你的注意力「勾」住。例如「99%的人都做錯了。」「如果你每天都這樣做，你的孩子可能正在失去……」「我本來也不相信，直到我看到這個數據。」這些句子的作用只是留下了一個「缺口」，而人的大腦非常不喜歡懸而未決的事情，於是很想快點找到答案。
　　短影音創作者甚至發展出「三分鐘一個鉤子」的內容策略，開頭先抓住你，三分鐘左右再製造新的轉折，再過三分鐘再給一個新的衝突、懸念或高潮，當整個內容產業都把「如何讓你不要離開」當成最高目標時，事情便開始變質。我們慢慢不再問：「這段內容有沒有價值？」而是問：「能不能留住你？」不再問：「這個觀點是否正確？」而是問：「這個標題夠不夠震撼？」不再問：「孩子有沒有真正學會？」而是問：「孩子有沒有保持興趣？」

怎樣拯救大人和孩子的認知能力？
　　手機是工具，不是敵人。真正需要改變的是我們與工具的關係。第一、可以把手機螢幕改成灰階。有研究團隊曾讓健康在職人士連續一段時間使用灰階手機，觀察手機使用情況；降低色彩刺激，確實可能令手機沒有那麼具有吸引力。第二、把通知留給真正重要的人。不是每一個App都有資格打斷你的生活。家人、重要朋友及真正緊急的事情可以保留通知，其他通知則不妨關掉。我們需要重新學習一件事情：不是別人一按按鈕，我就必須回應。第三、把手機放到看不見的地方。工作、閱讀、吃飯、與孩子談話時，把手機放到另一個房間，往往比把手機放在桌面上更有效。因為真正高明的自律，不是每天跟誘惑搏鬥，而是減少自己與誘惑相遇的機會。第四、重新訓練「長注意力」。每天讀幾頁書，而且不看手機；完整看完一套電影；聽完一場訪談；與家人坐下來談一個小時；讓孩子玩一個沒有螢幕的遊戲；甚至容許孩子發呆。「無聊」不是敵人。很多創意，正是在無聊之中出生。第五、重新建立我們對「慢」的尊重。教育本來就是慢的，閱讀是慢的，思考是慢的，建立人格是慢的，愛一個人是慢的，甚至一個孩子真正長大，也是一件慢得不能再慢的事情。
    我們不能要求孩子一面被短影音訓練成「三十秒注意力」，一面又要求他們坐在課室裡四十五分鐘專心聽課；不能自己一邊撥手機，一邊責罵孩子沉迷手機；更不能把孩子送進一個充滿競爭、排名、考試和即時回報的世界，然後責怪他們沒有耐性。
　　成人必須先作出改變。首先，我們比那些「預設設定」更有選擇權，譬如我們可以選擇不按，可以選擇不撥，可以選擇不被每一個通知牽着走，可以選擇一本幾百頁的書，而不是三十秒的摘要，可以選擇一次深刻的談話，而不是幾百個陌生人的留言，可以選擇讓孩子經歷等待、失敗、沉悶和思考，而不是用一部手機把所有空白填滿。因為真正需要拯救的，也許不是我們的手機使用時間，而是我們的注意力主權。
    活在速度驚人的社會，慢而淡的生活才是拯救認知能力的良方。

如何應對全球中學生正陷於「結構性認知危機」

 

    當澳門教育界為PISA 2025的亮麗成績感到鼓舞時，容許筆者澆一盆冷水。孩子考得更高分，是否就代表我們的教育真的美滿成功？今年九月公布的PISA 2025結果，澳門十五歲學生在數學取得549分，科學541分，閱讀501分，運算解題更取得572分；台灣則分別為546、540、508及551分。換言之，澳門在數學、科學及運算解題均高於台灣，其中運算解題更是全球第一；但閱讀台灣稍高7分。澳門學生在三大核心學科均明顯高於OECD平均，而且數學、科學的低成績學生比例相當低。
    無疑，這是一張值得驕傲的成績單。不過，PISA 2025同時向全世界發出另一個警告：全球學生的學習能力正在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OECD國家的閱讀成績由2015年至2025年平均下降28分，數學下降22分；單是2022年至2025年，閱讀又下降約14分，數學下降9分。更值得警惕的是，數碼娛樂、課堂分心，以及人工智能的使用方式，都可能正在弱化學生學習及思考的方法。在AI、短視頻、手機和平板全面進入孩子，甚至已經攻陷家長的生活之後，我們究竟能不能保住孩子的大腦？這才是PISA給澳門最重要的啟示。

應對全球中學生正陷於「結構性認知危機」的五個盲點

    台灣《親子天下》雜誌近日發文，提出面對全球中學生正陷於「結構性認知危機」過於急進，未見其成，先出現五個盲點。

第一個盲點：不要以為「禁手機」就等於解決了數碼分心
    很多在PISA成績一直很亮麗的國家，2025的表現大幅下滑，歸咎於學生沉迷手機，很多國家及學校馬上「禁手機」。PISA 2025亦顯示，超過四分之一學生表示，同學在大部分或每一堂科學課中都會受到數碼裝置干擾。OECD因此提醒，數碼工具應該有明確目的，而且必須適度使用；當裝置被過度使用，或者在學校主要用作休閒娛樂，學生表現往往較差。
    可是，澳門今天連小學一年級的學生都有手機，「禁手機」只有少數家長及學校可以徹底執行。學生坐在電腦前「做功課」，實際上卻一邊搜尋、一邊聊天、一邊看影片。所以以，澳門學生本身已經是高度數碼化的一代。PISA資料顯示，澳門學生使用AI及數碼工具的程度並不低；其中74.5%的學生表示，學校課堂曾學習評估AI生成資訊的質素，高於OECD平均的62.6%。換句話說，當澳門政府及學校大力推進AI如何提升教師的英語教學能力，AI如何讓課堂更有績效等舉措時，學生只會更依賴科技，只會繼續被科技牽着鼻子走。
    真正的數碼素養，不只是懂得操作ChatGPT，而是知道甚麼時候應該用，甚麼時候不應該用；知道甚麼資料值得相信，甚麼資料需要查證；更知道甚麼事情必須自己慢慢想。

    澳門政府全力推進AI入校園，別忘了教孩子今天非常稀有的能力，就是安靜專注力。能夠沒有通知、沒有短視頻、沒有即時回應，安安靜靜讀完十頁書；能夠面對一道不懂的數學題，不立即問AI答案；能夠坐在課室裏十五分鐘，只為弄明白一個問題。

第二個盲點：不要以為越早使用AI，孩子就越聰明
    AI來了，家長怕孩子輸在起跑點；學校怕競爭力落後同業；教師怕飯碗不保。於是，大家都誤以為越早讓學生使用AI越好。PISA 2025給出的答案值得澳門教育界認真警惕。OECD指出，AI與學生成績的關係相當複雜，學生如果使用AI來摘要文章、草擬文字或進行研究，其科學成績反而可能低於沒有如此使用AI的學生。問題並不是AI本身不好，而是學生是否把AI當作思考工具，還是當成思考的替代品。
    這是一個極重要的思考與變笨的分水嶺。例如學生寫作文，第一種做法是：「AI，請幫我寫一篇一千字文章。」五秒鐘後，一篇結構完整、語句流暢的文章出現。第二種做法是：「我有三個觀點，但不知道哪一個比較有力，你可以反問我十個問題，幫我找出漏洞嗎？」兩種都叫「使用AI」，教育價值卻完全不同。前者把大腦交出去，慢慢變笨；後者把AI變成陪練，越來越成有寫作智慧。
    教育心理學家再次高訴我們，孩子的大腦必須經歷「不會→嘗試→失敗→再嘗試→終於明白」的過程。這個過程又稱之為「學習磨擦」，過程很慢甚至很痛苦，但學習本來就是如此。誠如蘇格拉底的「產婆術」，是現代問答式教學法（Socratic Method）與批判性思考的基石，主張最好的教育不是給答案，而是透過問對問題，激發學習者獨立思考的能力。
    值得欣慰的是，澳門已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優勢，PISA 2025顯示，澳門學生運算解題取得572分，是參與評估體系中最高；而且74.5%的學生表示曾在課堂學習評估AI生成資訊。這說明澳門不是不能走AI教育，而是更應該走「AI＋思考」而不是「AI代替思考」的道路。

第三個盲點：不要以為高社經背景便自然可以保護孩子

    我們常常以為，有電腦、有平板、有補習、有私人教師、有大量教育資源，孩子自然容易成功。可是，資源越多，如果缺乏自律，誘惑也可能越多。
有錢的家庭可以給孩子最好的手機、最快的網絡、最先進的平板、最昂貴的電腦。這些設備究竟用來學習，還是用來消耗時間？這就是時間管理與自我調節的重要性，對澳門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澳門家庭、學校、社區高度密集，教育資源相對集中。這是一種優勢，但同時也容易形成「只要增加資源，孩子便會進步」的思維。其實，教育從來不只是資源問題，更是習慣問題、價值問題及自我管理問題。一個孩子擁有十本書卻不閱讀，並不等於擁有閱讀能力；擁有最新的AI工具卻不懂思考，也不等於擁有AI素養。澳門教育真正要培養的，是「能夠管理自己」的學生。

第四個盲點：考得高分，不等於真正愛學習
    這可能是PISA成績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面。我們很容易看見分數，卻看不見孩子的內心。549分很漂亮，但不足以代表孩子喜歡學習。澳門學生在PISA三大學科的成績非常突出，但PISA資料也提醒我們，澳門學生表示喜歡學習新事物的比例為58.1%，低於OECD平均的68.8%；表示喜歡知道事物如何運作的比例則為69.3%，也低於OECD平均74%。這組數字值得澳門教育界停下來想一想，我們不能因為學生考得高，就認定他們一定熱愛學習。
    有些孩子可以非常努力地考試，卻不喜歡學習；可以非常熟練地操題，卻沒有好奇心；可以把標準答案背得滾瓜爛熟，卻不會問：「為甚麼？」如果教育只剩下分數，孩子可能會形成一種危險的心理：「老師教甚麼，我便學甚麼；考試考甚麼，我便學甚麼。」目前，教育有越變越功利的趨勢。因此，澳門不能只追求「高分學生」，還要培養「會問切中要害的問題的學生」。一個敢於問要害問題的孩子，才是真正具有創新潛力的孩子。

第五個盲點：不要讓PISA排名成為澳門教育的新迷信
    PISA本來是用來了解十五歲學生能否把知識運用於真實情境，而不是讓各地教育部門每三年「報喜」。但我們很容易把PISA變成一場國際排名賽。台灣看到自己進入全球前列，很高興；澳門看到自己數學、科學及運算解題取得非常高的位置，也很高興。
    PISA 2025其實提醒所有高分地區，高分並不能免疫於全球性的教育危機。澳門的數學成績549分，科學541分，運算解題572分，固然亮麗；可是閱讀501分仍低於台灣508分。而且澳門閱讀成績較2022年下降9分，數學下降3分，科學下降2分；其中閱讀的下降尤其值得關注。
    澳門現在最應該做的不是「守住排名」，而是要思考為甚麼閱讀正在下降？
如果今天我們因為數學第一、運算解題第一附近的位置而高興，明天卻發現孩子越來越不願意閱讀長文、越來越依賴AI摘要、越來越沒有耐性理解複雜文字，那麼我們今天的高分可能正是明天的警號。
    閱讀不是一門普通科目，但是，閱讀能力是所有學習的地基。不會深度閱讀，就很難深度思考；不會理解文字，就很難理解法律、歷史、科學、哲學；沒有長文本閱讀能力，也很難形成完整而複雜的思想。所以，澳門教育界在PISA取得佳績之後，理應全力推動孩子愛上閱讀，引領孩子重新體驗，一本書可以帶他走到美麗新世界。

當青少年與AI談戀愛時

 

    過去，父母最怕孩子學壞、又怕他吸煙吸毒、更怕沉迷打機，不過，最怕的還是怕孩子在求學階段談戀愛。中學生談戀愛，家長第一個反應往往不是問：「你愛上了一個怎樣的人？」而是問：「會不會影響成績？」第二個問題則是：「會不會越行越近，最後弄出人命？」所以從前不少父母一聽到兒女拍拖，便如臨大敵；老師在校園看見男女同學走得太近，也會立即提高警覺。尤其甚者，那個年代，有學校把不准談戀愛寫進校規裡。
    青春期的孩子情感強烈而人生經驗不足，戀愛可能帶來失戀、妒忌、衝突，甚至性行為和意外懷孕。華人社會過去對「未成年談戀愛」的恐懼，很大程度就是建基於這些現實風險。家長甚至會說：「你現在不好好讀書，將來怎麼辦？」若發展至奉子成婚，更可能成為一個家庭甚至兩個家庭的巨大壓力。
   然而，今天的世界已經悄悄改變。孩子談戀愛，不一定要走出家門；不一定要在放學後到公園長椅約會；不一定要寫情信；甚至不一定要認識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只要拿起手機，戀人戀情俯拾皆是。

香港有16%的學生同AI談戀愛

    今年十月，香港性文化學會公布《AI情人：香港中學生的虛擬親密關係研究報告2026》，研究了持十七所中學、3,389名有效受訪學生。結果顯示，15.9%的中學生曾經與虛擬人物進行帶有情感交流的親密互動；女生比例達21.8%，男生約11.2%。換句話說，每五名女生之中，就有一人曾經有過這類虛擬親密經驗。
    我們這一代人小時候，父母擔心孩子偷偷躲在房間與異性通電話；今天的父母，可能要面對的是孩子關上房門，戴着耳機，對着手機裡一個不存在的「情人」談心。更特別的是，這個「情人」二十四小時隨時待命。你半夜三點睡不着，它可以陪你聊天；你考試失敗，它可以安慰你；你跟父母吵架，它可以站在你這一邊；你說自己很醜，它可以告訴你「你很特別」；你發脾氣，它不會真正離開你；你要求它順從，它甚至可以按照你的喜好調整自己的語氣。今天的孩子根本不用承受真實戀愛的風險，卻可以得到戀愛的感覺，這算不算戀愛？問你怕未？

孩子需要的究竟是「愛」，還是「被滿足」？
    上述調查有56.9%的受訪學生認同：「理想伴侶應永遠支持我、順從我，不會跟我爭吵。」而在曾經有虛擬親密經驗的學生中，41.76%認為與虛擬人物談戀愛可以算作真正的愛情。須知道，孩子慢慢學會把「愛」理解成「對方永遠滿足我」。可是，真正的愛從來不是這樣。夫妻會吵架，朋友會誤會，父母會拒絕孩子，老師有時候會對學生說「不可以」。我們之所以需要學習愛，不就是因為別人不是按照自己的意願而存在嗎？
    一個真正的人有自己的情緒、需要、尊嚴和選擇。他今天愛你，明天可能因為你的言行而生氣；他有自己的工作，不可能二十四小時陪你；他不同意你的看法，有時甚至會直接告訴你：「你錯了。」但AI不一樣，它最令人着迷、也同時最恐怖的地方，恰恰就是它可以千依百順按照使用者的需要調整自己。可是，它只是一台機器，一套演算法，並非有血有肉有個性的真人。
   成年人在進入AI世界以前，已經由父母、伴侶、朋友等真實關係塑造了自己的關係模式；但如果一個孩子從小已經把大量時間花在AI身上，甚至AI成為他最重要的「朋友」或第一個「情人」，那麼AI就可能反過來塑造他對人際關係的期待。因為真人不會永遠有空，也不會永遠順從，更不會永遠心情良好。

最值得擔心的，不是AI，而是孩子原本已經很孤單
    香港的研究還有另一組數據不能忽略。曾經有虛擬親密關係的學生，有27.05%在過去兩星期出現中重度的心情低落、憂鬱或絕望；「幾乎天天」出現這種情況的比例為9.33%，是沒有相關經驗學生2.61%的3.6倍。若虛擬平台突然永久關閉，23.88%的相關使用者表示自己會感到焦慮甚至「痛不欲生」。 
    這些數字顯示虛擬親密使用者與較高的情緒困擾之間存在明顯關聯，卻不能簡單說「AI令孩子抑鬱」。因為研究本身是橫截面調查，孩子原本的孤獨、情緒困擾和社交支援不足，也可能促使他們尋找AI陪伴。研究團隊本身也把現實社交支援不足和孤獨感視為重要因素。所以，父母若只看到「孩子談AI戀愛」，立即沒收手機，可能反而錯過了更重要的訊息。真正的問題是：為甚麼一部機器竟然比父母更懂得讓孩子覺得自己被看見？

這與柏拉圖式的愛一樣嗎？
    有人或許會說，既然AI戀愛沒有身體接觸，純粹是精神上的交流，那不是很接近「柏拉圖式的愛」嗎？是不是比真人戀愛更安全，更不必冒情傷及奉子成婚的風險呢？
    這恐怕是一個美麗的誤會。我們今天常常把「柏拉圖式的愛」理解成沒有肉體關係的愛情，但柏拉圖真正談的，是一種由感官吸引逐步超越個人慾望，走向對美、善與真理的追求。這跟今天的AI「情人」，其實是兩碼子的事。柏拉圖式的愛要求我提升自己， AI式的虛擬親密，只要求系統迎合我。前者讓我學習欣賞一個比自己更大的世界；後者卻可能讓我以為整個世界都應該按照我的需要運轉。
    如果孩子透過閱讀、書信、藝術、音樂和思想，學會欣賞一個人的內在生命，學會尊重對方的自由，那是真正的愛。但如果孩子每天對着AI說：「你一定要聽我的」、「你不可以離開我」、「你必須永遠愛我」，而AI又不斷回答：「當然，我永遠都會陪着你」，這究竟是在教育孩子愛人，還是在訓練孩子要求世界服從自己？

家長最需要改變的，不是孩子的手機，而是自己的耳朵
    面對青少年與AI關係越來越深，他們的數碼安全、色情內容、操控性互動、個人資料、沉迷及情緒依賴，都需要清楚規範。但是，「禁止」永遠只能處理表面。孩子可以把手機藏起來，卻不能把孤獨一起沒收。家長第一步應該是重新學習一件最古老、也是今天最珍貴的事情：聆聽。
    如果知道孩子有AI情人，不如問：「你為甚麼喜歡跟它聊天？」「它最令你覺得舒服的是甚麼？」「你有沒有一些事情，是不敢跟我們說，卻願意跟它說的？」「如果它真的不再理你，你會有甚麼感覺？」這些問題，才有可能打開孩子的心門。

學校不能再把「戀愛教育」當成禁忌
    過去學校講戀愛教育，往往集中於「不要拍拖」、「不要影響學業」、「不要發生性行為」。可是AI時代，這已經遠遠不夠。我們需要教孩子認識「親密關係」本身。甚麼叫喜歡？甚麼叫依賴？甚麼叫孤獨？甚麼叫尊重？甚麼叫界線？甚麼叫承諾？甚麼叫控制？甚麼叫真正的愛？
    要讓孩子明白，一個永遠同意你的人，不一定真正愛你；一個敢於指出你的錯誤、尊重你的自由、同時也保留自己自由的人，反而可能更接近真正的關係。
    學校也應該教學生分辨AI的「情感模擬」與人的真實情感。AI可以寫一封極動人的情書，卻不代表它正在思念你。AI可以說「我很擔心你」，卻不等於它真的在你的生命中承擔責任。AI可以模擬嫉妒、傷心、思念和愛，但「模擬一種情緒」與「真正經驗一種情緒」，是兩回事。這個分別，孩子必須懂。否則有一天，他可能把流暢的語言誤認為靈魂，把即時回應誤認為愛，把絕對順從誤認為深情。

我們真正要守護的，是孩子愛人的能力
    其實，AI情人的出現，確實可以為我們提供多元服務，它可以陪你溫習、寫文章、整理資料、分析問題，甚至每天陪你聊天。但如果包括「成為一個人」，那麼AI便永遠不能完全取代真實的人際關係。因為人之所以成為人，恰恰是在與另一個不完全順從自己的人相處時成長。
    孩子要學會分享，是因為玩具不能全部自己拿。孩子要學會忍耐，是因為媽媽不能每次立即滿足他的要求。孩子要學會道歉，是因為朋友真的會受傷。
孩子要學會寬恕，是因為別人真的會犯錯。孩子要學會妥協，是因為兩個人不可能永遠意見一致。孩子甚至要學會失戀，是因為他終有一天要明白：愛一個人，並不等於擁有一個人。這些人生功課，沒有一個聊天機械人可以替孩子完成。

法國高中生上街的前因後果

 

    法國高中生又上街了，有二十五萬人參與，被捕的學生人次超過六千。更令人擔心的是，示威已經逐漸由高中教育問題，擴展到全國性的示威抗議。十月十七日，更爆發大規模示威，民眾不滿生活成本上升及公共服務倒退，數十個城市有數以十萬計人上街。示威期間，大部分人和平遊行，但部分激進人士搗亂，洗劫名店及超市、襲擊警員及警車，多處公共建築遭縱火，演變成法國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暴力事件之一。

    對許多華人來說，看到這個新聞，第一個反應可能是：「法國學生真幸福，讀書還可以上街示威！」甚至有人會問：「學生不好好上課，為甚麼要參與政治？」甚至有人歸咎於法國過度重視哲學及批判思考的惡果。然而，如果只看到「上千所學校參與上街」「學生罷課」、「六千多人次學生被捕」，甚至「與警方發生嚴重衝突」，恐怕就會錯過了這場法國青年運動最值得教育界反思的部分。因為這一次，法國高中生真正追求的是「教育公平」。

法國高中生為何要上街？

    今年九月二十一日，巴黎郊區一所高中對教師空缺問題的抗議，短短十多天便迅速蔓延至全國。學生抗議的內容也由一所學校的教師不足，逐漸擴展至教師荒、班級過度擁擠、校舍老舊、課程安排過重、升讀大學的壓力，以及大學入學申請制度Parcoursup等問題。到了十月，示威已經成為法國近年少見的大規模高中生運動。
    其實，這場抗議並不是突然發生。表面上，它是由「沒有老師」引爆；深層原因，卻是法國高中生長期累積的不滿，其中最直接的問題，就是教師不足。法國教育部的資料顯示，目前公立高中仍有相當比例的課時找不到教師，部分學校甚至長期由代課教師填補空缺。學生最不能接受的是，同樣是法國的孩子，住在不同地區、進入不同學校，所接受的教育竟然可以如此不同。於是，教育公平就成為這次全國性上街的主軸。
    老師不足，意味著一個班可能由三十多人變成三十六人、甚至四十人；老師請假沒有代課，學生便有空堂；課程無法完整教授，卻仍然要面對考試；最後，升讀大學時，學生仍然必須拿自己的成績與別人競爭。
    這便形成一個非常不公平的惡性循環：窮學生讀窮學校，窮學校缺老師，缺老師影響成績，成績再影響升學。因此，學生反對的並不只是「沒有老師」，而是教育機會的不平等。這也是為甚麼一些條件較好的私立學校學生，亦參與示威。他們知道自己未必是最受影響的一群，但他們放下私利，看到集中照顧窮學生被放棄，最終受傷的不是某一間學校，而是整個社會。

    法國是本來是一個富裕國家，但近年經濟轉差，不停發債只會導致債台高築。於是，在緊縮政府開支的狀態下，馬克龍政府顯然是向教育開刀，藉減縮教育開支試圖令赤字好看一點。
    現實是，很多高中存在漏水、牆身破損、設備老舊，甚至有學生投訴校內出現老鼠等問題。法國高中校舍平均樓齡約六十年，職業高中更超過七十年，當中，只有約15%的學校可以翻新或重建。
    更值得注意的法國夏天天氣非常酷熱，學生要在沒有良好降溫設備的課室，從星期一到星期五，從早上八點到下午六點，要在快熱死人的教室上課、考試，學生只能舉起「40°C考試不能接受」的標語時抗議。

    法國學生所擔心的是，Parcoursup把高中成績、學校背景以及其他資料，轉化為升讀大學的重要依據。問題是如果學生原本就在一所師資不足、資源不足的學校讀書，那麼他的成績較差，究竟代表他能力不足，還是代表他的起跑點本來就比較落後？
    因此，學生所抗議的並不是單純一個「升學平台」，而是一種更深層的恐懼，如果我的人生，最後由幾個分數、一套演算法和一個平台決定，我還有多少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

早出晚歸的高中生活一直沒有改革

    法國學校普遍實行早出晚歸的作息，學生經常從早上八點上到下午五點甚至六點。這種安排並非偶然，而是由法國的教育體制、社會文化和家長需求共同決定的。

    法國教育除了法語、數學、歷史地理等核心學科外，學生通常還需要修習兩門以上的第二外語、藝術史、音樂、美術以及大量的體育課。為了把這些豐富的課程塞進課表，同時又不希望每天的密集上課讓學生負荷過重，學校往往會將課程拉長。

    法國的法定工作週是三十五小時，許多家長的工時與通勤時間較長。學校將放學時間設定在傍晚五、六點，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配合家長的下班時間。
在學校裡，下午四點放學之後到五點或六點這段時間，通常會安排「自習時間」或課業輔導。這對雙薪家庭來說非常便利，免去了額外尋找安親班或保姆的負擔。
    另外，法國中學的「空白堂課」與多數亞洲國家不同。因為選修課程多、教師資源或教室調配的關係，學生的課表中經常會出現「空白堂課」，也就是某個小時沒有課。如果某個時段沒有老師或沒有課，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待在學校的圖書館自習、溫習功課，或是留在休息室交流。這種排課方式導致學生的在校時間被拉得很長，雖然身在學校，但實際有效上課時數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法國學校非常強調群體生活與社交。下午較晚放學，也包含了校內社團活動、體育競賽或是學生之間的交流時間。在法國教育文化中，學校不只是傳授知識的場所，也是學習社會化、培養獨立自主的重要社交空間。
    雖然這種長工時的學校生活讓部分法國學生和家長抱怨壓力大、作息被綁死，但它也反映了法國社會對公共教育托育功能的依賴，以及對全人教育的堅持。為法國學生而言，上課時間拖到下午很晚確實是個問題。這主要是因為午休時間過長和課程安排複雜，而不是因為假期太長。延長上課時間一直是法國學校生活中一個令人遺憾的現象，因此很難解釋當前的爆發。

學生上街，並不等於學生無心向學
    恰恰相反，有時候，學生正因為太在乎真正優質且公平的教育，才會走上街頭。如果一個孩子完全不在乎學校，他根本不會花時間去抗議「沒有老師」、「班房太擠」、「校舍太舊」或者「升學制度不公平」。許多時候，成人很容易把學生的抗議理解成「不守規矩」。但是，教育的目的不是訓練學生永遠服從。真正的教育，應該是讓學生深度思考：為甚麼同一個國家的孩子，接受的教育可以如此不同？為甚麼老師不足仍然要學生承擔後果？為甚麼學校破舊，學生卻要為自己的成績負責？為甚麼一個家庭的收入、居住地區、學校資源，最後會影響一個孩子能不能進入理想的大學？如果學生永遠只會「聽話」，卻不敢提出這些問題，我們培養出來的究竟是好學生，還是只懂服從的人？
    當然，站在政府角度，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學生要求增加教師、改善校舍、減少班級人數、改革升學制度，全部都需要錢。偏偏現在的法國，正面對嚴重的公共財政壓力。法國公共債務已達非常高的水平，政府同時又面對退休金、醫療、國防等龐大開支，因此教育增加資源並不是一句「多撥一點錢」就可以解決。

法國學生上街，真正給我們甚麼啟示？
    一個國家可以削減一些開支，但如果連老師都找不到、校舍都不能正常使用，最後節省的錢，很可能變成日後更昂貴的社會代價。如果學生平日提出問題，成年人總是回答：「你還小，你懂甚麼？」那麼有一天，他們自然會發現，課室裡沒有麥克風，街頭卻有。法國這場高中生運動，究竟會走到哪一步，現在仍然沒有答案。政府已經作出部分讓步，但學生並沒有因此完全退場；示威甚至開始與更廣泛的社會不滿連結。
    為甚麼一群十多歲的孩子，要走到街上，才覺得自己的未來終於有人聽見？這才是法國高中生上街真正的前因。而他們上街之後，究竟能不能讓教育重新成為國家最重要的公共投資之一，則是這場運動最後必須回答的後果。
    澳門教育資源豐厚，上述法國的教育問題，澳門都早已處理，剩下的就是如何保持高質量的教育持續發展。

治標容易治本難——我們為甚麼總愛頭痛醫頭？

 

 

    消防員看見大廈起火，第一件事當然是救火，不會站在火場外研究：「這座大廈為甚麼會失火？建築設計有沒有問題？城市規劃是不是出了毛病？」急症室醫生面對奄奄一息的病人，第一責任是把病人的生命救回來，而不是一邊搶救，一邊研究病人為甚麼會有這種生活習慣。老師發現校園欺凌，也必須立即制止欺凌行為，不可能等到完成家庭背景、人格發展、親子關係等長篇研究後，才去保護眼前受傷的學生。
    所以，「治標」本身並不是錯。真正值得我們警惕的，是把治標當成治本。
退燒了，不代表疾病痊癒；孩子不再打架，不代表他已經懂得尊重別人；網上的問題影片刪除了，不代表問題已經消失；一宗社會事件平息了，也不代表造成事件的制度漏洞已經修補。一起屍體發現案，不代表澳門自殺問題不存在。
    治標，是危機處理；治本，卻是追問危機為甚麼會出現。這兩者不是敵人，而是先後次序不同。問題是，我們這個時代太講求「即時見效」，於是政府喜歡出台措施，機構喜歡推出計劃，學校喜歡舉辦活動，社會喜歡成立小組。政府很快告訴市民：「我們已經做了很多事情。」可是，做了很多事情，是否就等於解決了問題？

成立工作組之後，要往治本全力推進
    最近澳門成立「跨部門身心健康工作組」，由衛生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社會工作局、文化局、體育局及藥物監督管理局等部門共同參與，目的是整合資源、改善求助、評估及轉介機制。工作組自2026年7月試運行以來，已接收超過600宗個案，並推出24小時「身心健康求助熱線」及「心晴外展隊」等服務。政府亦計劃在2027年第二季啟用身心健康服務站。

    無疑，對一個正在痛苦中的人來說，一條有人接聽的熱線、一支可以走入社區的外展隊、一個能夠迅速轉介的服務網絡，都非常重要。一個人已經站在懸崖邊，我們首先當然要把他拉回來。可是，把人拉回來以後呢？為甚麼會有這麼多人走到了懸崖邊？是家庭壓力？學業競爭？工作文化？孤獨？網絡世界？婚姻問題？人口老化？青年缺乏歸屬感？還是我們的城市生活方式，本身已經令很多人長期處於精神耗損之中？
    如果我們每次都只是「有人跳樓，就加強危機介入；有人抑鬱，就增加輔導服務；有人求助，就增加轉介渠道」，最後整個社會便可能變成一台巨大的「危機處理機器」。

    熱線一條一條增加，工作組一個一個成立。可是，造成危機的根本因由沒有改變？這才是治本真正困難又必須根本解決的。政府公布的方向其實已經提出「關口前移、資源下沉、觀念轉變」。這三句話值得肯定，但真正困難的是最後一句，觀念究竟要轉變甚麼？如果我們仍然把心理健康主要理解為「出了問題便找心理醫生、社工或輔導員」，那只是把醫療及輔導服務做得更完整，並沒有真正觸及人的生活環境。真正的治本是文化與制度的改變，我們究竟建立了一個怎樣的社會，才會讓這麼多人感到孤單、焦慮、無助和失去希望？

治標容易，治本難；但我們偏偏最愛談治本
    奇怪的是，無論政府也好，大學也好，甚至社團也好，最常掛在嘴邊的就是「治本」。政府施政出了問題，就成立多一個部門；教育出了問題，就動輒說要徹底教育改革；青少年出問題，要從根本改善家庭教育；老人孤獨，就祭出建立社區支援；生育率低，就說要大派福利貼津刺激生育意願等等。
    近十年來，台灣15至24歲青少年的自殺率出現顯著攀升，從2015年的每十萬人5.9人增至約11.9人，翻倍成長，但同時教育部與衛福部投入的心理健康資源與輔導人力也創下新高。目前，任何一個學生只要提出有情緒困難，就會馬上獲得三次免費情緒諮商，之後，如果情況沒有改善，可以獲得更多服務。但是，現實是有高達45%自殺死亡學生在生前未曾進入任何校內外輔導體系，揭示了現行輔導機制存在嚴重的「盲點與漏接」。
    為甚麼受助者明明接受了服務，問題仍然重複？為甚麼制度明明存在，受害者仍然得不到真正的保護？而最令人不舒服的一個問題是，原來，僵化及官僚本位已讓部門成為問題的一部分。治本之所以難，正因為它有時不是要求別人改，而是要求掌權者、管理者、專業人士，甚至整個制度改變。治標也許看到立竿見影的成效，治本必然是細水長流，成果不彰。

最難治的不是個案，而是權力文化
    耶穌會李驊神父多年以來，不斷努力從事天主教會的兒少保護工作，反思教會過去處理兒少侵害事件時，過度留在教會內部處理所造成的結構性問題。他指出，過去教會沒有充分聆聽受害者，又可能受到加害者蒙蔽，以致處理失當；今天則更強調兒少侵害涉及刑法，必須配合政府當局處理，並推動零容忍、神職培育、身體界線及健康牧靈界線等工作。
    十月二十一日，李驊神父親臨澳門，在「捍衛弱小的理論與實務」課程中，進一步從心理、倫理、牧靈及權力關係等角度談兒少保護。有關報道尤其指出一個值得所有教會人士深思的問題，教會不能以「調職」或「私下悔改」掩蓋問題，更不能把所謂寬恕變成受害者的負擔；真正的慈悲，必須以受害者為中心，進行制度性的預防。
    這裡，其實正好說明了「治標」與「治本」的分別。一名涉嫌性侵孩子的神職人員被調職，可能是治標；要求他悔改，可能是治標；提醒其他神職人員提高警覺，可能也是治標。但如果權力結構沒有改變，如果受害者仍然不敢說話，如果管理層仍然首先考慮「教會的名聲」，而不是「受害者的傷害」，那麼我們只是處理了一個人，卻沒有處理產生問題的制度。
    更值得反思的是所謂「司鐸主義」及父權式權力文化。當一個制度太相信「我們的人」，就容易出了問題，第一反應不是「受害者發生了甚麼」，而是「我們的弟兄怎麼辦？」這種文化一旦形成，權力便會保護權力。主教可能首先考慮神職人員的前途，管理層可能首先考慮機構聲譽，團體可能首先考慮「不要醜事外傳」，最後真正需要被保護的受害者，反而被放到了最後。這就不是一宗個案的問題，這是制度的問題。
    保護弱勢，最重要的不是我們有多愛弱勢，而是我們願不願意下決心根除「司鐸主義」及父權式權力文化，值得所有教會、學校、院舍、社福機構，乃至政府部門反覆思考。

真正的「以人為本」，不是一句口號
    真正的以人為本，是當制度利益與人的利益發生衝突時，我們究竟選擇誰？當學校聲譽與受欺凌學生的安全發生衝突時，我們選誰？當教會形象與受害者的真相發生衝突時，我們選誰？當行政效率與一個弱勢者的特殊需要發生衝突時，我們選誰？當「大家一直都是這樣做」與受害者真正需要發生衝突時，我們敢不敢改？這才是「以人為本」最真實的考驗。所以，治本往往意味著破除舊制度。不是為改革而改革，而是當舊制度已經不能保護人，甚至開始傷害人時，就必須有勇氣承認：「這套方法不行。」這需要權力者有放下權力的勇氣，也需要管理者容許別人說真話，更需要一個制度容許受害者被聽見。
    我們常常以為「維持制度」就是穩定。其實，一個不能保護人的制度，即使維持一百年，也不值得留戀。跨部門身心健康工作組值得做，但更重要的是為甚麼令部分人走到精神健康危機的邊緣？兒少保護工作值得做，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制度究竟是否真正站在受害者一邊？社會政策值得推出，但更重要的是問：政策最後服務的是行政方便、機構利益，還是真正的人？這才是「以人為本」的真正意思。

    「聚沙」與「集腋」必需有長遠願景、計劃及有序執行，才能「成塔」與「成裘」。同樣，一大堆東拼西湊的治標舉措，何來可以得出治本的目標。岑特首上任以來，打破過往各司局之間的「部門壁壘」，成立了跨範疇領導及工作小組的部門協調機制，藉此常態化推進重點政務，但更重要的是全力推進施政的治本之道，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