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校長公開信對澳門教育發展的重啟示

 

 

    當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以令人來不及喘息的速度進入我們的生活，首當其衝是家園及校園，既是福也是禍。世界正出現一個非常有趣、甚至荒謬的現象，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發明者和最前線的科技企業不斷提醒人類，AI發展速度可能太快；另一方面，教育界卻爭先恐後把AI送進校園，而且愈來愈早，甚至由幼稚園強推到大學。

慎防AI駛進校園變成「車毀人亡」

    我們究竟是在面對一場需要謹慎駕馭的科技革命，還是在參加一場「誰最早全面AI化」的競賽？這正是麻省理工學院校長科恩．布魯斯（Sally Kornbluth）今年八月二十五日公開信最值得澳門教育界深思的地方。她形容AI對MIT乃至整個高等教育構成一個「watershed moment」，即具有分水嶺意義的轉捩點。
   為甚麼MIT不是急著說「全面擁抱AI」，反而先問AI進來以後，我們究竟還要怎樣教育人？一邊喊停，一邊狂奔，我們是否自相矛盾？科技最前線的人說：「慢一點，我們還沒有完全準備好。」教育界卻好像在說：「快一點，學生不能落後！」
    近年全球對AI的態度，早已不是單純的「科技萬歲」。最值得注意的是，要求放慢AI發展速度的聲音，並非來自只懂得擔心科技的老人家，而是來自AI產業內部。二○二六年七月，OpenAI、Anthropic等主要AI公司及其員工支持一封呼籲政府在AI進展過快時「pace」其發展速度的公開信；信中擔心，如果AI開始大規模自動化AI研究本身，發展可能加速到人類難以控制的程度。
Anthropic更在六月提出，如果AI能力持續高速提升，主要AI實驗室應研究一個可以驗證、協調的發展暫停機制，以便建立足夠的安全及監察制度。
    AI究竟有多危險，我們還沒有弄清楚；AI究竟會怎樣改變人的認知能力，我們還沒有弄清楚；AI究竟會否令兒童過早失去獨立思考、閱讀、寫作、記憶和解難能力，我們仍然需要大量研究。但我們卻已經開始討論，怎樣把AI放進課室、怎樣把AI放進課程、怎樣讓學生用AI做功課，甚至怎樣讓年紀更小的兒童接觸AI。這是不是把「不能落後」變成了教育界最方便、也最危險的理由？

AI進入校園已經勢不可擋

    問題不是「要不要」，而是「什麼時候、為什麼？」無人會反對AI進入教育，恰恰相反，當AI已經成為社會不可逆轉的工具，學校如果完全拒絕AI，同樣是一種不負責任。問題從來不是「AI可不可以進入學校」，而是什麼年齡進入？什麼課程使用？甚麼時候使用？使用到甚麼程度？哪些事情反而必須禁止AI代勞？
    澳門今天面對的最大危險，並不是學校沒有AI，而是我們可能太快接受一個簡單邏輯，既然AI是未來，所以教育就應該盡快AI化。但「AI是未來」與「兒童今天就應該大量使用AI」，根本是兩回事。
    學生要學懂怎樣提出問題、怎樣忍受不懂、怎樣閱讀一篇很長的文章、怎樣寫出第一個很差的版本、怎樣修改十次、怎樣與同學爭論、怎樣接受老師批評、怎樣在沒有人立即給答案的情況下繼續想下去。這些恰恰是AI最容易替我們省掉的東西。所以，當澳門從大學到中小幼都逐步把AI納入教學，我們需要建構一張清楚的地圖，哪些門應該打開，哪些門只能半開，哪些門在某些學習階段根本不應該打開。

深思麻省理工學院（MIT）校長的警示

    MIT校長公開信提出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教育究竟是為了產出答案，還是為了塑造一個能夠自己尋找答案的人？
    MIT校長的報告指出，AI已經足以讓傳統課後作業、程式作業、數學證明和論文等部分評量方式受到根本挑戰。因此，MIT提出重新設計評量，包括口試、作品集、課堂討論、實作及真實情境的專題學習。
    這個方向非常重要。因為，如果一份功課可以由ChatGPT在幾十秒內完成，那麼老師繼續要求學生回家花兩小時完成這份功課，究竟是在評量學生，還是在評量AI？更值得注意的是，MIT沒有把希望寄託於AI偵測器，這也是一個重要警告。如果教育變成「學生用AI寫功課——老師用AI查學生有沒有用AI——學生再學習怎樣騙過AI偵測器」，教育就已經陷入一場毫無意義的軍備競賽。
    MIT真正希望保護的是學習過程本身。二○二五年《The Tech》調查超過千名MIT成員，46%本科生表示每天使用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簡稱LLM），它是基於深度學習與海量文字資料訓練而成的AI核心技術，專門用來理解、處理與生成人類語言。有超過80%用於理解課程內容，約70%用於程式設計，超過一半用於完成課程工作；然而約90%本科生同時對自己過度依賴LLM表示某程度或高度擔憂。這個數字最值得教育界注意的，不是「MIT學生很會用AI」，而是學生一邊使用AI，一邊害怕自己太依賴AI，這就是教育真正應該介入的地方。

「生產性掙扎」不是浪費時間
    今天的教育非常重視「效率」，學生遇到不懂的問題問AI；AI立即回答。作文不會寫問AI；AI立即寫。英文不會改問AI；AI立即修改。程式不會做問AI；AI立即生成。數學不懂問AI；AI逐步解釋。

   學生卡在一道數學題前二十分鐘，未必是浪費時間。學生寫一篇文章寫不好，再重寫多次，也不是浪費時間。學生讀一本艱深的書讀到頭痛，甚至暫時看不懂，也可能正是學習正在發生的時候。這就是教育學上所說的「生產性掙扎」（productive struggle）。人的能力，往往不是在「答案出現」的一刻形成，而是在「答案還沒有出現，我仍然不放棄」的過程中形成。兩千多年前，孔子已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如果每一次困難都由AI即時消除，學生可能得到更高分，卻未必得到更強的能力。AI可以替學生消除摩擦，但教育不能消除所有摩擦。這恐怕是MIT給我們最重要的提醒。
    澳門高等教育首先應該接受一個現實，AI已經進入大學，而且不可能退出。所以，大學不是要回到「沒有ChatGPT的世界」，而是要重新定義大學教育。
   第一、重新設計評量：如果一份論文可以由AI完成，就不要再把「交一篇論文」當作唯一評量；可以增加口試、課堂辯論、研究歷程、作品集、實驗、專題及面對面答辯。
    第二、重新界定AI素養：真正的AI素養不是懂得寫漂亮提示詞，而是知道AI何時可靠、何時不可靠；懂得核實資料；懂得辨認幻覺；懂得保護私隱；懂得揭露使用AI的程度；更重要的是，知道甚麼時候不應該使用AI。
    第三、保留沒有AI的學習空間：MIT提出四種不同AI課程政策，包括無限制使用、有限度使用、強制使用及嚴格禁止使用。這個安排的精髓並不是四個級別，而是承認：不同學科、不同課程、不同學習階段，不應該有同一答案。
    澳門大學也應如此，醫學、工程、電腦科學可以有不同規則；文學、歷史、哲學、教育又應有不同規則。甚至同一門課，也應該有「AI可以幫我」的作業，以及「這一次請你只靠自己的腦袋」的作業。
    對非高等教育，尤其要問孩子真的需要這麼早嗎？如果大學生已經面對AI依賴問題，那麼我們更加不能跳過一個基本問題，幼兒需要AI嗎？這不是反科技，而是兒童發展問題。一個幼兒需要的是什麼？他需要與人說話，需要用手畫畫，需要拿筆寫字，需要閱讀繪本，需要玩積木，需要與同伴爭玩具，需要學習等待，需要學習表達憤怒，需要聽故事，也需要有「我不知道」的時刻。
如果孩子一遇到問題便由螢幕提供答案，他失去的可能不是一個答案，而是一段自己摸索的時間。

    澳門非高等教育推動AI，尤其要避免「年級越低越要科技化」的錯誤邏輯。AI應該隨著兒童的認知成熟而逐步增加，而不是因為技術出現了，就由幼稚園開始全面滲透。小學可以先建立資訊判讀、數碼倫理及基本AI素養；中學再逐步學習生成式AI、資料驗證、人機協作；到了高中，才進一步討論AI與專業、社會、倫理及未來職業的關係。而在整個過程中，必須刻意保留閱讀、書寫、背誦、計算、實驗、討論、演講、辯論及動手做的空間。因為這些看似「落後」的活動，可能正是未來最珍貴的人類能力。

從郭亞女到提二十罐否啤酒的受虐女孩

 

    一個十歲左右的女孩子，背着一個破爛書包，雙手提着兩大袋啤酒，在屋邨斜路上一拐一拐地往前走。她不是在操場跑步，不是在健身室做負重訓練，而是穿着校服，跟着家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最令人難受側目的，還不只是那兩大袋啤酒，而是她走得如此吃力，旁人已經忍不住上前問她：「使唔使幫你？」她卻回答：「爸爸唔畀。」又說「爸爸會鬧」。
    一段只有數分鐘的影片，卻像一根刺，突然刺進了許多人的心。有人憤怒，有人心痛，有人立即想到虐兒；有人說現在的孩子太嬌生慣養，昔日的小孩可以幫父母買菜、煮飯、照顧弟妹，今日的小朋友拿幾罐啤酒便被稱為虐兒，是否社會已經過度保護孩子？筆者反而認為，這件事最值得我們思考的，不是簡單地判斷「以前的孩子捱得苦，所以今天的孩子也應該捱」，或者「凡是令孩子辛苦的事情，就是虐兒」。真正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究竟是在訓練一個孩子的生活能力，還是在利用一個孩子承擔本應由成年人承擔的重量？這兩者，外表可以很相似，本質卻完全不同。

從黎淑美開始，香港終於看見虐兒
    今天，我們看到一個孩子提着沉重物件，會立即想到保護兒童，這種敏感並不是天生的，而是幾十年來，香港社會透過無數個悲慘個案的代價換回來教訓。
    四十八年前的一九七八年十月，一名十歲女童黎淑美獨自走進觀塘警署求助。她當時遍體鱗傷，身體有多處骨折，頭髮被扯掉，體重不足四十磅。這宗案件震動香港，令社會第一次如此直接地看見，原來虐待兒童並不是刪埋門打仔的家事，而是一個需要整個社會正視的公共問題。
    事件之後，一群關心兒童福利的人士組成「防止虐待兒童行動組」。一九七九年適逢國際兒童年，在香港賽馬會資助下，防止虐待兒童會以試驗計劃形式開始工作；一九八○年正式註冊成為非政府機構。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黎淑美這個十歲女孩走進警署，香港保護兒童的歷史，可能會是另一個模樣。
    但是，社會的進步並沒有在黎淑美事件之後便完成。一九八六年的郭亞女事件，再一次迫使香港人思考，當父母本身沒有能力照顧孩子時，政府究竟應該介入到甚麼程度？
    當年六歲的郭亞女與患精神病的母親居於葵興邨，社署早已接獲報告，但社工多次探訪都被拒諸門外。最後，當局在考慮女童安全後，引用當時的《保護婦孺條例》，聯同警方、消防、政務及房屋部門破門入屋，把女童帶走。事件引起極大爭議，有人認為政府終於勇於保護孩子，也有人認為政府權力過大，破門入屋、強行分開母女，是否已經越過界線。

為甚麼一條影片，可以讓全世界如此憤怒？
    我們對兒童的眼光，已經變了。以前，人們看到一個孩子提着重物，可能只會說：「細路仔幫下手，有乜問題？」今天，當大家看到孩子背着破爛書包、雙手提着沉重啤酒、步履蹣跚，而身旁成年人似乎沒有及時協助，馬上釋出一個善念：「這個孩子還好嗎？」這種本能式的保護意識，其實是一個文明社會的重要進步。
    網民的「洗版」，固然可能有情緒化、獵巫甚至過度反應的一面，但它同時說明了一件事，我們已經不再認為「孩子是父母的私產」，孩子是孩子，他有自己的尊嚴、身體和權利。可是，這是否又代表我們已經走向另一個過度溺愛的極端呢？今天有些父母不讓孩子洗碗、不讓孩子拖地、不讓孩子自己搭車、不讓孩子買東西、不讓孩子承擔任何錯誤後果，甚至孩子書包重一點、功課多一點，父母已經立即出手。
    真正的兒童保護，不是把孩子放進溫室裡，而是讓孩子在安全的範圍內逐步長大。保護與溺愛，中間其實有一條非常重要的界線，保護，是避免孩子承受不必要的傷害；溺愛，是避免孩子承受任何應有的挫折。前者是在愛孩子，後者反而可能削弱孩子。

    真正要問的是孩子是否因為家庭困難而承擔了不合理的責任？她是否長期被忽略？是否受到身體或心理傷害？父母是否有能力照顧孩子？如果沒有，社會有沒有提供足夠支援？這才是成熟的兒童保護。
    今次事件最值得肯定的，是影片曝光後，學校社工、警方、社署等迅速介入。其後警方新界北總區虐兒案件調查組進一步調查，拘捕女童的三十八歲繼父及三十二歲母親，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三名兒童亦被安排接受身體檢查及健康評估，經社署評估後，認為該家庭的三姊弟不適宜馬上回家。由於三人的年齡不同，社署已安排不同的合適院舍對他們進行暫時照顧。

六歲背着三歲弟弟買菜，與十歲提二十多罐啤酒，是同一回事嗎？
    看到今天的孩子，我們又不免想起我輩窮困的童年。小時候的澳門及香港，沒有今天這麼富裕。家庭人口多，父母工作忙，孩子很早便要學習「幫手」。六歲的孩子，可能已經背着三歲的弟弟妹妹去買菜；回家要幫忙洗米、洗菜、煮飯、晾衣服；弟妹哭了，要哄；父母未回家，要先把家裡打理好。
    那時候沒有人說這是「兒童負擔過重」，更沒有人想到要找社工。可是，我們不能因為昔日的人曾經這樣生活，就把所有「讓孩子做家務」都合理化。因為吃苦與受苦，不是同一件事；鍛鍊與虐待，也不是同一件事。一個六歲孩子幫媽媽買幾棵菜，可能是在學習生活；幫忙照顧弟妹，可能是在建立責任感；學洗衣服、煮飯，可能是在學習獨立。但如果一個成年人把沉重的成人責任長期壓在孩子身上，甚至孩子已經疲憊不堪、害怕反抗，還要求她「頂硬上」，那便不能再用「磨練」兩個字掩飾。
    問題從來不是「孩子可不可以做家務？」而是「這件事究竟是為了孩子成長，還是為了成年人方便？」同樣是洗衣服，可以是教孩子自理，也可以是父母把家庭責任完全推給孩子。同樣是照顧弟妹，可以是兄弟姊妹之間互相幫助，也可以變成「父母不照顧、由大孩子代替父母」。同樣是搬東西，可以是安全、適量、有成人監督的體能訓練，也可以變成孩子已經明顯吃力，成年人卻仍然站在旁邊叫她繼續。所以，提啤久酒女孩父母辯稱是「肌肉訓練」可想而知是托詞。

「家庭韌性」與「家庭失責」的界線何在？

    孩子需要韌性，但不能靠傷害孩子製造韌性。尤其這一次，媒體報道所指的並不是幾罐飲品，而是一名女童一次提着約二十四罐啤酒。按報道每罐五百毫升計算，總重量約十二公斤；影片中的女童需要停下來休息，行走明顯非常吃力，從影片所見，女童所承受的重量已超出其體能負荷。所以，父親所說的「訓練肌肉」，本身並不能自動成為合理答案。真正的兒童體能訓練，有安全原則、有適當重量、有成人監督，也不會以孩子明顯吃力甚至可能受傷作為訓練成果。
    四十八年前，十歲的黎淑美自己走進警署，讓香港第一次如此清楚地看見虐兒問題。三十八年前，六歲的郭亞女事件，又迫使香港思考政府應該如何介入家庭、法律應該如何保護孩子。今天，一段十歲女童提着一袋又一袋啤酒的影片，再次讓我們停下來好好思考。我們當然不應該把今天的孩子，養成完全不能吃苦的「溫室小花」。但我們也不能把上一代人曾經受過的苦，變成下一代人必須接受苦難的理由。孩子需要韌性，但韌性不是由成年人把重量壓在孩子肩上，再叫孩子學懂堅強。
    真正的韌性，是孩子知道自己可以做得到，也知道累了可以停下來；知道家庭有困難，自己可以幫忙，但也知道大人仍然是大人；知道人生有挫折，卻不必以身體受傷來證明自己長大了。
    兒童保護最困難的地方，保護孩子，有時要介入家庭；但介入家庭，也可能傷害家庭。所以，真正成熟的兒童政策，從來不是「見到可疑就搶走孩子」，也不是「父母話無事就當無事」，而是要在兒童最佳利益、家庭自主權、證據、風險和專業判斷之間取得平衡。

看《問蒼生》學大不敬時代的生存之道

 

   一部二十六分鐘的AI動畫短片《妖異簿・問蒼生》，上載後迅速登上B站全站排行榜第一。短短五天，觀看突破一千萬；截至目前，已超過兩千萬。一部沒有真人導演與明星、沒有大型製片公司、沒有豪華攝影棚、甚至連道具都省下的AI短片，為甚麼會產生「振聾發聵」的聲量？
  

為甚麼說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大不敬時代」？
    「大不敬」原本是古代政治法律中的嚴重罪名，核心不是一句話不好聽，而是對權威秩序的冒犯。今天所說的「大不敬時代」，並不是鼓吹反抗權威，更不是鼓勵對任何制度都採取不敬態度。而是我們正在進入一個人人都可以不必跑圖書館及檔案館，隨時都可以拿到可靠的證據挑戰權威的AI時代。換句話說，只要手上有一台手機，就可以成為「大不敬時代」的一份子。
    威權時代，一個人問「為甚麼」，往往已經是很危險的事情；今天，人工智能可以在幾秒之內反問我們十個「為甚麼」。過去，老師說答案是A，學生最好記住A；今天，學生可以立即問AI：「為甚麼不是B？」過去，報紙、電視、出版社、電影公司掌握敘事的話語權；今天，一個普通人坐在家裡，也可以寫劇本、畫分鏡、生成角色、製作音效，再把作品放到網絡上。
   

為甚麼一部AI短片《問蒼生》可以撼動千萬人？
    AI電影《問蒼生》最厲害的地方，正正抓住了這個要害。故事取材於東晉干寶《搜神記》所記載的漢代災異，包括「寺壁黃人」、「木不曲直」、「草作人狀」等。原典本來就是志怪記錄，而《搜神記》卷六更把「寺壁黃人」與後來張角起事聯繫起來。
    《問蒼生》真正厲害的地方，不是「AI做得像不像真人電影」。反而是觀眾看到後來，已經忘記自己正在看AI。故事與人物皆屬虛構，只是取材於干寶《搜神記》中的漢代災異，並參考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史事作虛構演繹。這個「虛構」反而很重要，因為它沒有假裝自己是歷史紀錄片，而是借歷史的骨架，講一個關於「人」的故事。
    故事中的裴令史奉命調查妖異。一開始，他相信自己是在查妖怪，可是查得越深入，他越發現所謂妖異背後的，可能是饑荒，徭役，官吏盤剝，百姓走投無路。於是，他面對一個非常殘酷的選擇，如果如實寫成「人」，這些人可能被定為亂民，甚至牽連家人。如果寫成「妖」，他們反而可能有一條活路。於是他選擇把「人」寫成「妖」。到了晚年，他卻留下了一句令人心痛的話：「我這一生最大的罪，是把人寫成了妖。」

   名稱一變，人的命運便可能完全不同。所以，片尾那句：「後人讀妖，勿問鬼神，問蒼生。」才會如此有力。不要只問妖怪是真是假，不要只問誰對誰錯，先問這些人究竟經歷了甚麼？這也是千萬觀眾真正產生共鳴的地方。

電影的弦外之音，是「誰在替我們寫故事」？
    也許，電影中一句話：「苦難曾經真實到需要借鬼神開口。」非常引人思索。古人面對無法解釋的災難，可能用妖怪、鬼神、天譴來解釋。但今天的人其實也一樣。只不過我們不一定叫它「妖怪」。我們可能叫它「問題人物」、「麻煩製造者」、「失敗者」、「激進者」、「不合群的異見者」。名稱不同，機制卻可能相似，當一個人沒有能力為自己說話，別人便替他命名。
    所以《問蒼生》不是簡單地「翻案」，它沒有告訴我們，所有被稱為妖的人都是好人，也沒有告訴我們所有起義者都是英雄。它真正做的，是把問題重新放回人的身上。一個社會發生衝突，我們很容易先問：「誰是壞人？」但《問蒼生》提醒我們，也許應該多問一句：「在他成為我們口中的那個人以前，他究竟經歷了甚麼？」這個問題，在今天尤其重要，因為我們每天接受的信息太多了。一條短片，幾十秒便可以告訴你誰是壞人；一個標題，十幾個字便可以替一個陌生人下定論；一段剪輯，可以把一個人幾分鐘的說話重新排列成完全不同的意思。
    所以今天真正稀缺的，不是資訊，而是理解一個人的耐性，這也就是《問蒼生》最深的弦外之音：不要只看別人替你寫好的故事，也要追問故事沒有寫下來的人。片末字幕說：「謹以此片，紀念那些沒有被歷史記下名字的人。」
這一句，比所有宏大的戰爭場面都重要。因為歷史最容易留下皇帝、將軍、領袖的名字，卻最容易忘記那些餓死的人、逃難的人、被迫沉默的人，以及在時代巨輪下連名字都沒有留下的人。

AI還未「消滅人類」，卻已經先衝擊電影電視業
    《問蒼生》還有另一個非常現實的意義：AI未必首先取代人類，卻很可能首先改變電影電視的生產方式。過去拍一部古裝奇幻電影，需要導演、編劇、演員、攝影、美術、服裝、化妝、道具、場景、燈光、特效、後期……是一個龐大的工業系統。
    今天，一個創作者已經可以利用生成式AI完成大量過去必須由不同工種共同完成的工作。《問蒼生》整齣戲只有一個作者青瓜蛋，撰寫了劇本以後，使用 Seedance 2.5 影片生成模型與GPT Image 2圖片生成工具製作。一齣沒導演、沒演員、沒場景、沒道具的電影瞬間就生成了。當然，這並不表示「從此不需要人」，事實恰恰相反，越是觀看《問蒼生》，越會發現AI最容易生成的是畫面，最難生成的是為甚麼要講這個故事。
    AI可以生成妖怪，但「為甚麼要把人寫成妖」不是AI自己提出來的。AI可以生成張角站在黃土地上，但「你們不是天生該跪」之所以成為令人記住的台詞，是因為背後先有創作者對人的處境有所感受。AI可以生成一千個古代村莊，但它不知道哪一個村莊值得我們停下來看。所以，真正受到威脅的，可能不是「電影人」三個字，而是電影工業過去那套高門檻的生產模式。
    當製作成本下降，創作權力便可能下沉。一個人也可以成為小型電影公司。一個人也可以試驗過去因為成本太高而沒有人願意投資的題材。這是AI最令人興奮的地方，但同時也是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因為當創作門檻下降，內容未必因此變好。未來我們可能不再面對「沒有電影可看」，而是面對每天有一百萬部電影可以看，卻不知道哪一部值得看。於是，新的權力又會出現，那就是比妖更可怕的演算法。

大不敬時代，我們究竟學到甚麼生存之道？
    《問蒼生》至少教給我們五個生存之道。第一，不要急著替別人命名，當一個人被稱為「妖」時，先不要急著問他是不是妖，先問誰給他這個名字。第二，不要把任何一種敘事當成全部真相，歷史有史書的版本，新聞有新聞的版本，社交平台有社交平台的版本，AI甚至可以在幾秒鐘內替你生成一個看似完整的歷史故事，但完整不等於真實。第三，在大不敬時代，更要保留敬畏，這聽起來很矛盾。既然是「大不敬時代」，為甚麼還要敬畏？因為我們需要敬畏的，不一定是權力，而是真相、生命和人的尊嚴。真正成熟的人，是敢於問「為甚麼？」同時也敢於問自己：「如果我錯了呢？」第四，不要只學會說話，也要學會留下證據，裴令史至少還有一支筆。第五，不要讓自己成為時代裡沒有名字的人。這不是叫每個人都要成名，而是即使我們不能改變時代，也不要輕易放棄自己的判斷、良知和記憶。《問蒼生》最後沒有叫我們「問妖」。它叫我們問蒼生。蒼生就是一個個具體的人，是餓肚子的人，是失去家園的人，是被誤解的人，是沒有機會發言的人，也是每天在自己的小小生活裡努力活下去的人。
   看《問蒼生》其實不只是一部AI電影，看到的是一個時代的轉折，過去，有財有勢的人才能掌握攝影機拍出來的故事；今天，掌握AI的人，那怕是個窮鬼，都可以講自己喜歡的故事。過去，只有大公司才有能力拍一部電影；今天，一個普通人也可以用很低的成本，把心裡的一個故事變成影像。

    「問蒼生」也許才是大不敬的人工智能時代，人類最不應該失去的道德勇氣。這是一個「大不敬」的時代，但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是「不敬」，而是不再相信任何人可以壟斷所有話語權。

別讓彌足珍貴的廣東話在學校變得可有可無

 

    近日香港德望學校一宗「畢業片禁廣東話」事件，恐怕不只是一場校方的行政失誤，而是一面很值得教育界好好參考借鏡的例子。網上流傳的中六畢業告別影片製作指引，要求影片中的角色對白及旁白只能使用英語或普通話，更用英文明文寫上（Cantonese is STRICTLY FORBIDDEN）「嚴禁廣東話」，甚至涉及向中文老師致謝的內容，也要求使用普通話。事件曝光後，校長Gary Harfitt先致歉，解釋有關簡報屬未經妥善修訂的文件，強調學校從未禁止學生使用廣東話；其後教育局表示已聯絡學校，促請檢視相關活動安排。到了9月21日，校方再發正式聲明，全面撤回有關指引，並與學生領袖、畢業生及家長代表重新商討。
    表面看，事情似乎已經解決。一份錯誤文件、一句不當用語、一場道歉、一次撤回。但真正令事件難以如此簡單收場的，是有舊生表示，「不准使用廣東話」並非今年才出現的做法；有畢業生更指，上一屆在影片接近完成時，也曾被要求把廣東話片段靜音，或者重新以英文、普通話配音。這些說法與校方所強調的「從未禁止廣東話」之間，便出現了值得追問的落差。當一所學校先說是「未經修訂的簡報」，再說學校「從未禁止廣東話」，但學生卻說這種安排並非第一次，問題便已經不是一張簡報，而是「欲蓋彌彰」，誠信崩潰。

兩文三語裡的廣東話越來越失色   
    香港、澳門學生學好普通話，增加與內地不同地區人士溝通的能力，這是教育應該做的事情。英文同樣重要，因為它讓學生進入更廣闊的世界。問題從來不是「普通話與廣東話二選一」，更不是「英文與中文誰比較高級」。真正危險的是當一種語言被視為有用，另一種語言被視為沒有用；當學生逐漸明白，說某種語言比較容易得到認同、機會與尊重，於是開始主動放棄另一種語言。
    語言消失，很多時候並不是政府宣布「禁止」開始的，它往往是從「沒有必要」開始，再由「沒有必要」，變成「不方便」，再由「不方便」，變成「沒有用」。最後，學生自然就沒有說下去的動機了。
    澳門會不會也走上這條自我審查與設限的路？其實比德望事件更值得教育界警惕。澳門學生學普通話，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普通話除了作為一項語言能力來培養之外，已經大幅度進入中文科、校園活動甚至其他教學場景，令原本自然存在的廣東話空間愈來愈窄。
    官方課程框架現時要求中文科包括普通話，這本身並不等於排斥廣東話；而教育當局近期的小學語文教師培訓活動，也有以普通話作為授課語言的安排。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說「澳門正在禁廣東話」，但教育界更應該好好檢視，有沒有在不知不覺間，把廣東話從「教育資源」變成了「家庭語言」？這兩者差別非常大，如果廣東話只剩下家中聊天、街上買東西、茶餐廳叫餐，那麼學校便失去了一個極重要的文化傳承場所。尤其中文教育，廣東話其實有自己的優勢。
    我們讀唐詩宋詞，並不是只有普通話一條道路。「平平仄仄平」不是一張考試表格，而是中國古典詩歌原本就存在的聲音世界。普通話只有四個聲調，但廣東話就有九個，廣東話保存了相當豐富的古漢語語音特徵，學生用廣東話朗讀古詩，能夠感受到押韻、聲調、節奏與語氣的關係。這種「聲音上的中文」，不是把文字翻譯成普通話就可以完全取代的。「床前明月光」、「低頭思故鄉」，如果只是把它當成一篇需要背誦的課文，學生可能只記得答案；但如果老師用廣東話讀出來，讓學生聽見韻腳、節奏與語氣，詩便不只是紙上的文字，而開始變成聲音。這就是母語教育的價值。

更令人汗顏的是，日本學者反而提醒我們
    剛剛有中文翻譯本的《廣東話的世界：全球超過八千萬人使用的另一種中文，不被同化、收編的獨特語言》，是日本著名廣東話專家飯田真紀的新書，一出版就非常暢銷。書中把廣東話放在全球華人社會的脈絡裡重新觀察，指出廣東話並不只是港澳地區的一種地方方言，而是有超過八千萬人使用、在東南亞、北美及其他海外華人社會都有深厚足跡的一種中文。
    書名已經很有意思：「另一種中文」，不是「比較差的中文」，也不是「等待被普通話取代的中文」，更不是「只有在家裡才可以說的中文」。飯田真紀特別從語言形成角度討論廣東話，將它概括為「唐代漢語＋東南亞語言＋西洋的氣息」，並從功夫、飲茶、香港流行文化以及日常慣用語等方面，展示廣東話獨有的語言生命力。書中甚至專門討論廣東話與英語、北京話之間的共存與競爭。
    一個日本語言學者千里迢迢研究廣東話，告訴我們這種語言有八千多萬人使用、有自己的歷史、有自己的文法、有自己的文化世界；我們自己卻可能在學校裡告訴下一代：「這句不要用廣東話。」「這首歌不要用廣東話。」「這段影片不要講廣東話。」那麼，我們究竟是太富有，還是太不懂得珍惜？廣東話最珍貴的，正是那些「普通話沒有完全取代」的重要語言。

    廣東話有很多有趣的詞語，背後其實都是文化，例如書中說「上善若水」，作者引用李小龍在習修行中領悟到的境界後說的名言：「朋友，要像水一樣」（Be water, my friend.）。由於水沒有固定的形態，會隨容器而改變，他從水中發現了這種流動性與自然而然的狀態。在廣東話中，使用「水」的慣用語和俚語特別多。在「嗌心水」（正合心意）等詞語中出現的「心水」（想法、心中盤算，引申為中意的東西），以及「威水」（了不起、出類拔萃、威風）、「醒水」（機靈、聰明）當中，「水」並沒有實質的語意。
    此外，「睇水」（把風、放哨）這個說法，據說源自尚未接通自來水的年代，人們要在公共自來水的取水處設置看守人來加以管理。在「通水」（透露消息），以及與之同義的「放水」當中，「水」則帶有秘密情報的意思。如此風趣的廣東話實在比四平八穩的普通話更能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澳門學校應該怎樣珍惜廣東話？
    我們不反對教普通話，亦反對不來，只是希望政府與學校停止把語言當成零和行政主導操作。普通話可以學，而且要學好；英文可以學，而且要學好；葡文也可以學，而且澳門更有條件學好。但多語教育不是把其中一種語言消滅，讓另一種語言勝出。真正成熟的語言教育，應該是「多一種語言，就多一扇窗」，而不是「多學一種語言，就必須關掉另一扇窗」。
    再者，中文課應該保留廣東話朗讀古詩詞的空間，教師可以先用普通話朗讀，再用廣東話朗讀；讓學生比較押韻、聲調、節奏及語感。甚至可以讓學生自己找出哪些詩詞用廣東話讀起來特別順口。這不是「保護廣東話」那麼簡單，而是在教學生理解漢語的多樣性。
    第三，學校可以把廣東話本身變成教材，讓學生訪問祖父母，記錄澳門老人的說話；收集澳門街坊的俗語；整理漁民、商販、街坊的生活用語；訪問不同年代的澳門人，看看同一句話在不同世代如何演變。這樣，學生學到的便不是一種「方言」，而是一座活的語言博物館。
    第四，學校的校園生活應該讓學生自然使用廣東話，不是規定「只能說廣東話」，也不是規定「只能說普通話」，而是讓學生知道在澳門，說廣東話沒有任何需要羞愧的理由。學校真正要教的，不是「識時務」，而是懂得珍惜
    如果有一天，澳門的學生開始覺得「普通話比較高級。」「英文比較有用。」「廣東話留在家裡講就可以。」那麼，我們真正失去的便不只是一種語言，我們失去的是孩子對自己文化的自信。我們才更需要一種成熟的語言觀：
學普通話，是打開中國的門；學英文，是打開世界的門；而珍惜廣東話，是不要把自己家的門拆掉。

    當一所學校不再讓學生自然地使用自己的母語，語言便會先失去地位，然後失去尊嚴，最後失去下一代。而教育的責任，正正就是阻止這件事情發生。
我們當然可以教孩子向前看，但向前看的同時，也應該讓他知道自己從哪裡來。

PISA之父及聯合國警告：AI時代，別讓學童變白老鼠

 

    綜觀2018至2025年間，在有可比數據的74個教育體系中，有56個閱讀成績顯著下跌，約佔四分之三，平均退步25分，相當於超過一學年的學習成果，且退步主要集中在2022至2025年。令人意外的是，降幅最大的並非弱勢家庭學生，而是富裕家庭學生，顯示不是社經資源差的學生學習成就低，反而是社經地位優越的學生學習成就低。        

    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學生在AI時代最需要的能力，如閱讀長篇文字、辨識證據、整合不同資料來源、分辨事實與意見、進行批判性思考等，偏偏正在削弱。PISA 2025更揭露，「匆忙閱讀」、快速作答、容易答錯的學生明顯增加。當中，富裕家庭學生擁有手機、平板電腦及座臺電腦的遠比貧困的多。這就是為何近年，歐美諸國，尤其PISA成績一直獨佔鰲頭的芬蘭及丹麥諸國，甚至，連大洋洲國家，都因為PISA成績大幅下滑，遂先後立法禁止16歲以下學生使用社交網絡。

    非常吊詭的是，許多國家一邊廂千方百計禁用AI，另一邊廂卻大力鼓吹AI教學。當PISA之父安德烈亞斯．史萊賀（Andreas Schleicher）呼籲不要把孩子變成「白老鼠」，聯合國亦警告不應把兒童當AI演算法「白老鼠」。到底，我們如何應對這矛盾重重的教育課題呢？

PISA之父到底警告甚麼？
    PISA之父史萊賀在九月八日發表的文章中指出，我們對新疫苗尚且要求嚴格臨床試驗，卻可能在證據仍然不足的情況下，把新的數碼科技大規模放進學校，讓數以百萬計的學生直接承受尚未完全了解的後果。
    這個比喻值得教育界深思，假如一種新疫苗還未完成安全測試，沒有人會說：「先給幾百萬兒童注射試試看，出了問題再研究。」可是，面對AI，我們卻掉以輕心，科技公司推出產品，學校急於追上潮流，政府擔心落後，家長怕孩子輸在起跑線，最後便由孩子來承擔試驗成本與不可估計的惡果。
    不是說AI不能進入學校，恰恰相反，PISA 2025的資料並沒有支持「AI一律有害」這個簡單結論。OECD發現，AI與學習成績的關係相當複雜。學生若使用AI協助摘要、初步研究或撰寫功課，其科學成績平均低於沒有使用AI做這些工作的學生；但若是把AI作為一般性的學習工具，而且學校同時教學生如何評估AI生成資訊，結果是有利於學習。
    因此，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AI進不進學校，而是AI究竟在幫孩子思考，還是在代替孩子思考？一個學生寫完文章，再請AI找錯字、指出論證漏洞，這是工具。另一個學生連文章都沒有寫，直接叫AI生成一篇「高分作文」，再交給老師，這已經不是學習。前者增加人的能力，後者則可能取消人的能力。

    當孩子透過AI學習，容易跳過專注、犯錯、再修正的「磨擦學習過程」，直接尋求答案，即是說用AI代替大腦，孩子就會變笨。這就是史萊賀所說的，學習必須包含努力、專注和思考。旁觀運動比賽不會令身體變得強壯，同樣地，觀看AI替自己思考，也不會自動令大腦變得更強。

聯合國的警告：孩子不應成為演算法的白老鼠
    聯合國警告，AI及數碼平台不能把兒童當成測試對象。2026年7月，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法國、西班牙等合作夥伴在日內瓦成立「人工智慧時代兒童權利與保護聯盟」，核心理念就是兒童不應只是AI時代被動接受保護的人，也應該是擁有權利、可以發聲和參與治理的人。

    我們經常說：「孩子還小，不懂，所以我們替他們決定。」但AI時代真正危險的地方，正是成年人也未必真正知道演算法如何影響孩子。孩子今天搜尋甚麼、停留多久、喜歡甚麼影片、對甚麼內容產生情緒反應，都可能成為平台了解他的資料。所謂「注意力經濟」，就是平台透過爭取使用者更多時間、更多點擊及更多互動來獲利。於是，孩子不是單純「使用」平台，平台也在「研究」孩子。更值得警惕的是，孩子可能不知道自己正在被研究。
    聯合國在《全球資訊完整性原則》中，已要求科技企業把安全及私隱放進產品設計，而不是出了問題才補救；同時要求提高演算法透明度，讓研究人員能夠檢視平台的影響，並特別保護及賦權兒童。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甚至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沒有人應該任由自己無法控制、又不是以保障其利益為目的的演算法擺布。
    這句話運用在教育上，同樣適用。如果一個十五歲孩子每天看甚麼、相信甚麼、討厭甚麼，甚至最後想學甚麼，都愈來愈受到演算法推薦影響，那麼我們真正要問的，就不只是「孩子有沒有沉迷手機」，而是誰正在教育孩子？是老師？是父母？是孩子自己？還是平台背後那套以「留住你的注意力」為目標的演算法？

要正視PISA會不會被AI「操弄」？
    目前沒有證據證明PISA 2025本身已被AI大規模操弄，因此不能把PISA成績下跌直接說成「AI造成」，也不能說某個地方PISA成績好，就是因為AI使用得好。但是，AI確實正在改變「學生如何學習」，而這最終必然會影響我們用測驗觀察學習的方式。
    PISA 2025已經直接詢問學生使用AI的情況。OECD指出，平均而言，46%的學生每星期至少使用AI聊天機器人協助學習。另一方面，學生在PISA閱讀測驗中最需要的資訊評估、跨文本連結及批判思考能力，恰恰出現明顯下降。這裡便出現一個教育上的悖論，學生可以用AI把功課做得更好，但未必因此學得更多。
    OECD在2026年的數碼教育研究也指出，生成式AI可以令學生在某些工作上產出更好的答案，但如果AI只是替學生承擔認知工作，學生未必真正取得長期學習效益；有些研究甚至發現，當考試環境取消AI支援時，原來依賴AI的優勢可能消失。所以，今天最值得警惕的不是學生用AI「作弊」這麼簡單，而是另一種更隱蔽的事情，學生可能在沒有作弊的情況下，逐漸失去自己思考的能力。過去學生不懂一條數學題，可能要坐在書桌前想半小時；現在問AI，十秒鐘便有答案。過去學生讀不懂一篇文章，要重新閱讀；現在叫AI「用初中程度解釋」。過去學生寫不出一篇文章，要苦思開頭；現在輸入十幾個字，AI已經可以生成千字文章。
    問題是答案出現了，學習是否也發生了？這正是PISA最值得我們反思的地方。PISA測量的是學生「能做甚麼」，但AI卻可能讓學生在短時間內「做出甚麼」。兩者不是同一回事。如果學校只看最後的產品，而不看學生經歷了甚麼思考過程，教育便可能產生一個危險錯覺，我們以為孩子進步了，其實只是工具進步了。

所以學校不能一邊禁AI，一邊又迷信AI
    真正應該禁的，不是「科技」本身，而是無目的、無規範、無反思的科技使用。真正應該鼓勵的，也不是「AI越多越先進」，而是AI是否真的令孩子學得更深、更懂、更能獨立思考。因此，學校需要建立三條界線。第一，甚麼事情必須由學生自己完成？例如閱讀原文、初步構思、數學基本運算、手寫文章、口頭表達及課堂討論，不能全部外包給AI。第二，甚麼時候可以使用AI？
可以用AI找反例、提出問題、檢查論證、模擬不同觀點，但不能讓AI直接成為「代寫機器」。第三，使用AI之後，學生是否比使用AI之前懂得更多？這應該成為教育科技最重要的評估問題。

家長不要只做「AI警察」
    家長面對AI，同樣不能走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完全禁止孩子接觸AI，認為「不用就安全」。另一個極端則是認為「現在人人都用AI，孩子當然要愈早學、愈多用」。
    家長真正需要教孩子的是「AI使用倫理」。例如，孩子可以問AI：「這個答案有甚麼證據？」可以追問：「你會不會錯？」可以要求：「請提供不同觀點。」更重要的是：「我不同意你的答案，原因是甚麼？」
    聯合國近年的數碼政策也特別強調圖書館、社區中心、青年俱樂部等「第三空間」的重要性，孩子需要在家庭及學校之外，建立真實的人際關係、培養公民意識及批判思考。換句話說，保護孩子免受AI傷害，不只是把手機收起來，而是要讓孩子有足夠豐富的真實生活，令AI不會成為他唯一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