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番折騰的道路修法與澳門生命教育的缺課 吳又可

 

「枯木逢春猶再發，人無兩度再少年」──明代啟蒙書《增廣賢文》

  「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這句名言，在澳門近日發生的十歲男童斑馬線死亡事故面前，顯得格外沉重。當青洲大馬路上那名年僅十歲的小學生被私家車撞倒並捲入車底，最後搶救無效離世的消息傳出後，全澳門陷入一片哀痛。短短數日，事發現場擺滿鮮花、玩具、零食與悼念卡片。許多人自發前往獻花，有人落淚，有人沉默，有人憤怒。
    然而，真正令人難過的，不只是這個孩子的離開。而是我們發現，這並非第一次。二○○七年的高樓街、二○一三年的青洲大馬路，再到二○二六年的青洲大馬路。十九年間，三個孩子先後倒在上學與放學的路上。如果第一次是意外，第二次是警訊，那麼第三次又算什麼？

三個孩子用生命寫下同一份警告書
    每個人身上都帶著幾組數字，它們會隨著你的生命歷程而出現變化，變化取決於你是怎樣的人、還有你的人生發生了什麼事。你總有一天會離開這個世界，但這些數字會繼續保留。

    二○○七年，高樓街海星中學門外，一名小四學生橫過馬路時遭私家車撞飛，傷重不治。事件震動全澳，政府迅速在校門附近設置減速帶、黃格線、警示牌，並加強執法。許多人認為，這是一場悲劇換來的進步。
    然而六年後，歷史重演。二○一三年，青洲大馬路某小學門口，一名小學生放學時遭巴士撞倒死亡。事後人們才發現，原來學校、家長和居民早已多次反映該處存在交通隱患。有人指出樹木阻礙視線，有人反映轉彎位車速過快，也有人要求增設減速設施。但問題始終未獲解決，直到孩子死亡。
    然後是上週，又是一個孩子，又是一條斑馬線，又是一個家面對喪子之痛，也是一場全民悲痛。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曾指出，社會現象從來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制度運作結果的反映。如果十九年間同類悲劇反覆發生，我們便不能再簡單歸因於個別司機失誤，這已經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制度與法律不周的問題。
真正撞死孩子的，不只是車輪
    每當重大交通事故發生，社會總有人說：「司機太大意了。」更有人說：「家長為何沒有看好孩子，任由他自己過馬路。」這些話也許沒錯，但若我們把所有責任都推給司機、路人，甚至家長，反而容易忽略更深層的問題。珍．雅各（Jane Jacobs）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城市規劃思想家與社會活動家。她打破了傳統的「由上而下」的現代主義規劃，主張以人為本的社區生活。她曾經提出一個重要觀念：「好的城市設計，應該預設人會犯錯。」因為人類本來就會分心、疲勞、判斷失誤。真正成熟的城市，不是要求每個人永遠不犯錯，而是在有人犯錯時，制度仍能保護生命，這正是許多先進城市近年推行「零死亡願景」（Vision Zero）的核心精神。
    瑞典早於一九九七年便提出相關理念，其基本假設非常簡單：人會犯錯，但生命不能因此被犧牲。因此，道路設計必須以保護弱勢使用者為最高原則。例如校區強制限速三十公里、抬升式斑馬線、行人優先區、路口縮窄設計、智慧交通燈等。這些措施並非假設駕駛者完美，而是假設駕駛者終究可能失誤。
澳門長期以來卻習慣以「提高市民意識」作為主要答案。
    當然，教育重要，但如果一條道路明知危險卻多年不改，即使人人都提高意識，也無法完全避免悲劇。因為真正撞死孩子的，有時不只是車輪。還包括拖延、僥倖和麻木。

多番折騰的道路修法，折射的是生命價值排序
    近年《道路交通法》修訂一直討論不斷。有關駕駛期間使用手機、行人過路低頭看手機、提高罰則等建議，社會早有共識。然而修法卻多次延宕成為廢案，本來要到二○二八年才會再送到立法會審議。直到悲劇再次出現，然後政府高官、立法議員、交通諮詢委員馬上跳出來說再次討論、再次檢討、再次承諾。
    教育學家杜威曾指出：教育不是為未來生活作準備；教育本身就是生活。
其實法律也是如此。法律不只是事後懲罰工具，更是事前保護生命的教育機制。當一個社會願意花數年時間討論某項交通法修訂時，它其實正在表達一種價值排序：哪些事情最重要？哪些生命最值得優先保護？當我們願意迅速處理經濟發展問題，卻無法同樣迅速處理校園周邊安全問題時，社會其實已經透過花海在無聲地作出強烈的反應。
    問題不在於修法有多困難，問題在於生命安全是否真正被放在優先位置。每一次拖延，都是一次風險累積，而風險累積到最後，往往由最弱小的人承擔後果。

城市規劃其實也是一種教育
    許多人以為教育只發生在學校及家庭，其實不然。教育存在於整個城市之中。教育學家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在《非學校化社會》中指出，人真正的學習發生在生活環境。換言之，城市本身就是一所大型學校。孩子每天走過的馬路，正在教育他什麼叫安全；司機每天面對的道路，正在教育他什麼叫守法；市民每天經歷的公共空間，正在教育他什麼叫尊重生命。如果城市設計鼓勵搶快、爭先、違規停車，那麼它就在教育人們效率高於生命；如果斑馬線形同虛設，行人需要與車輛搏命爭路，那麼它就在教育孩子生命其實並不重要。因此，道路從來不只是道路，它是一種價值觀的展現，它反映一個城市究竟是以汽車為本位，還是以人為本位。
    近年，聯合國提出「兒童友善城市」概念，其中一項重要指標便是兒童能否安全步行上學。因為一個真正文明的城市，不是高樓最多，不是GDP最高，而是孩子能否安心走在街上。

我們需要的不只是交通教育，而是生命教育
    每當交通意外發生，人們總會呼籲加強交通安全教育，這當然重要。但今天澳門真正缺少的，也許不只是交通教育，而是生命教育。德國哲學家康德曾說：人永遠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這句話的意思是，每一個生命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當社會開始習慣以數字看待死亡時，危險便已經出現。

    澳門每年五至十名交通死者，聽起來只是一組統計數字。但每一個數字背後，都是一個家庭，一個父母永遠等不到回家的孩子，是一個空出來的書桌，是一個再也無法完成的夢想。生命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教導人珍惜自己的生命，而是讓人學會尊重別人的生命。
    當駕駛者願意在斑馬線前停下來，不再看手機，不再分心，因為他知道，眼前走過的是一個孩子、一個家庭的希望、一個無法重來的人生，這才是真正的生命教育。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古人說：亡羊補牢，未為晚也。問題是，我們已經失去了三隻羊，還要等第四隻嗎？這次事故之後，政府表示將全面檢視校園周邊交通設施，這當然值得肯定。但澳門社會真正期待的，不是短期整治，而是長期制度改革。包括全面檢視學校周邊交通黑點、加快修訂道路交通法、建立兒童優先交通政策、推動以人為本的城市規劃，以及建立真正尊重生命的交通文化。因為每一次悲劇發生後，我們都會流淚，我們都要再次經歷椎心之痛，但流淚並不能保護下一個孩子，真正能保護孩子的，是記憶、是反省、是改革、更是行動。
    青洲大馬路上的花海終有一天會枯萎，玩具會被收起，新聞會逐漸被新的事件取代。但願這一次，我們不要再把悲傷留在原地。因為那三個孩子留給澳門的，從來不只是死亡，而是一聲又一聲跨越十八年的呼喊。他們正在提醒我們：真正的文明，不是城市有多繁華，而是孩子能否平安回家。
    如果一個社會連最基本的上學路都無法守護，那麼再亮麗的GDP、再漂亮的發展藍圖，也終究失去了意義。願這三個孩子的離開，不再只是新聞事件；願他們的犧牲，成為澳門重新學習尊重生命的開始。否則，黑格爾的那句話，將會繼續在我們耳邊迴盪：「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

你我都要掌控的十二碼壓力學

 

    五月三十一日凌晨，歐聯決賽在匈牙利布達佩斯普斯卡斯球場上演。衛冕的巴黎聖日耳門與英超冠軍阿仙奴激戰至互射十二碼。當阿仙奴中堅加比爾馬加希斯走向十二碼點時，數萬名球迷屏息以待，全球數以億計觀眾的目光也集中在他身上。然而，這位平日穩健的巴西國腳卻未能把握機會，最終被形容為「宴客」，讓巴黎聖日耳門以4：3成功衛冕。

    足球場上的十二碼，看似只是短短幾秒鐘，卻濃縮了人類面對壓力時最真實的心理反應。我們一生幾乎不會站上世界盃的十二碼點上，但我們都會遇到屬於自己的「十二碼時刻」：升學考試、工作面試、公開演講、創業投資、婚姻抉擇、照顧家庭、甚至是生無可戀那一刻。因此，十二碼壓力學其實不只是足球課，更是每個現代人都必須學習的人生課。

足球射失十二碼為何叫「宴客」？
    本來，足球賽事與宴客是大纜都扯唔埋的兩碼子事，但在港澳港地區的足球文化中，「宴客」是一個十分生動有趣的術語。本來，十二碼本來就是足球比賽中最沒有阻撓最容易得分的機會。根據國際足球統計資料，職業賽事十二碼平均入球率約在七成五至八成之間。換言之，當球證判罰十二碼時，等同送給進攻方一份價值極高的「大禮」。
    然而，當球員射失幾乎唾手可得的機會時，就好像把原本屬於自己的利益拱手讓給對手。面臨失球危機的守方，因為射門失誤而逃過一劫，甚至士氣大振。廣東人常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經常就出現反敗為勝的精彩賽局。於是，球評員便以廣東話中「宴客」來形容這種把好處送給別人的情況。
    還記得大台已故足球評述員伍晃榮的名言：「波係圓嘅！」這句話原本是用來解釋球賽充滿變數、不到最後一刻都未知鹿死誰手。同樣，「宴客」這個詞語之所以深入民心，不只是因為幽默，更因為它揭示了一個殘酷事實，人生很多失敗，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在壓力之下失去了原有的能力。我們常常看見優秀學生考試失常、經驗豐富的主管在重要會議中表現失準、優秀運動員在決勝時刻出現低級失誤，這些情況與射失十二碼本質上完全相同。
    問題往往不在技術，而在壓力。當壓力超越心理負荷時，原本熟悉的技能突然失靈，大腦進入高度警戒狀態，手腳變得不協調，判斷能力下降，最後出現平時不可能犯下的錯誤。因此，「宴客」不只是足球術語，更是一種人生警示：若無法掌控壓力，再好的能力也可能在關鍵時刻付諸流水。
什麼是十二碼壓力學？
    挪威運動科學學院心理學與足球教授蓋爾．約德（Geir Jordet）長年研究世界盃、歐洲國家盃及歐聯等重大賽事中的十二碼大戰。他認為十二碼是研究人類壓力反應最理想的天然實驗室。原因很簡單，首先，十二碼關係到成敗得失，一腳射門可能決定國家榮譽、球會命運、數十億轉播收益，甚至個人職業生涯。其次，十二碼結果極為單純，進就是進，不進就是不進；贏就是贏，輸就是輸。
    然而，影響這個結果的因素卻極其複雜，包括情緒、認知、專注力、身體狀態、團隊支持、教練策略以及群眾壓力等。約德教授透過大量數據分析發現，那些成功率較高的球員並非天生膽量較大，而是更懂得管理自己的心理狀態。他們通常具有以下特徵：第一、建立固定儀式，許多頂尖射手會在主射前重複固定動作，例如調整襪子、整理球衣、深呼吸或特定步伐，這些儀式能讓大腦產生熟悉感，減少焦慮。第二、專注於過程而非結果，失敗者往往思考「如果射失怎麼辦？」；成功者則專注於「我該如何完成動作？」第三、接納壓力而非逃避壓力，研究發現，最穩定的球員不是感覺不到緊張的人，而是能接受緊張存在的人。第四、依靠團隊支持，球員若感受到隊友、教練及團隊的支持，其焦慮程度會明顯下降。
    這些研究告訴我們，真正的抗壓能力並不是消滅壓力，而是學會與壓力共存。正如約德教授所說：「關鍵不在於無懼，而在於即使恐懼仍然能夠行動。」
這句話其實已超越足球範疇，成為現代社會最重要的人生智慧之一。

為什麼球迷甚至普通人都應該學會掌控十二碼壓力學？
    有人或許會問：「我又不是足球員，為什麼要研究十二碼？」因為，今天的世界本身就是一場大型十二碼大戰。學生面對公開考試時，成績可能影響未來升學方向；大學生畢業求職時，一次面試可能決定職涯起點；醫生在手術室裡，一個判斷可能影響病人生死；教師在課堂上，一句說話可能改變學生一生；企業主管在重大投資決策時，一次選擇可能影響整家公司命運；甚至父母教育孩子時，每一個關鍵時刻的應對，也可能影響下一代人格發展；談判專家一個有力的說服，可能會讓一個精神快要崩潰的人放棄自殺的念頭。
    我們每天都在面對不同程度的「十二碼」，然而，現代社會最大的問題並不是壓力太多，而是很多人從未學過如何面對壓力。當代心理學家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曾指出，過度保護的成長環境反而削弱了年輕人的心理韌性。當孩子長期被保護在舒適圈裡，他們缺乏面對挫折和失敗的經驗，一旦踏入現實社會，便容易因小挫折而崩潰。這與運動科學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不謀而合，壓力本身並非敵人，適度壓力反而能促進成長，如同肌肉需要重量訓練才能變強，心理韌性也需要透過適量壓力來培養。

    十二碼壓力學最大的啟示，就是教導我們如何將壓力轉化為成長動力。當我們懂得調整呼吸、建立儀式感、專注當下、接受失敗可能性，壓力便不再是阻礙，而是推動我們進步的力量。因此，十二碼壓力學其實是一門現代公民必修課。它教導我們如何在高度競爭、資訊爆炸、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仍然保持冷靜與理性。

今天生活壓力龐大的澳門人如何善用十二碼壓力學？
    近年，澳門經濟逐步復甦，博彩旅遊業重新活躍，但澳門居民面對的壓力卻未見減少，青年面臨高樓價及職涯競爭，中年人承受供樓、養育子女及照顧長者的雙重負擔，長者則擔憂退休保障及健康問題。
    根據澳門相關心理健康研究及社會服務機構資料顯示，焦慮、抑鬱及情緒困擾個案近年持續受到社會關注。即使澳門人均GDP位居世界前列，物質富裕並不必然等同心理幸福。
    這正好反映一個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矛盾：財富增加了，但內心的安全感未必同步提升。面對這種情況，十二碼壓力學提供了幾項值得借鏡的做法。首先，建立屬於自己的「固定流程」，例如每天固定運動三十分鐘、睡前閱讀、晨間靜坐或記錄感恩日誌。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習慣，實際上能增加生活中的掌控感。

    其次，學會深呼吸與正念練習。研究顯示，刻意放慢呼吸能降低交感神經活躍程度，使身體從戰鬥或逃跑模式回復平衡狀態。當情緒來襲時，先讓自己停下來深呼吸十次，往往比急著解決問題更有效。再者，建立支持系統，很多澳門人習慣獨自承擔壓力，不願向外求助。然而約德教授研究指出，社會支持是降低壓力的重要因素。家人、朋友、同事甚至專業社工與心理輔導員，都可能成為關鍵時刻的重要後盾。

    最後，學會重新定義失敗，射失十二碼固然令人難過，但世界級球員如巴治奧、碧咸、C朗拿度、美斯等人都曾射失關鍵十二碼。他們之所以偉大，不是因為從未失敗，而是在失敗後仍然願意再次站上十二碼點。人生亦然，真正決定一個人的，從來不是是否跌倒，而是跌倒後是否願意再站起來。

    今天的澳門，正在面對經濟轉型、人口老化及青年發展等多重挑戰。每一位居民其實都像站在十二碼點前的球員。我們無法控制外在環境，但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態。我們無法保證每一次射門都成功，但可以學習如何在壓力之下保持冷靜。足球史上最精彩的十二碼，從來不只是進球的一刻，而是球員克服恐懼的一刻。同樣地，人生最值得驕傲的成就，也未必是永不失敗，而是在面對巨大壓力時，仍然能夠穩住自己，勇敢向前。

少子化危機背後被迴避的教育真相

 

    日前，立法會就少子化衝擊教師就業問題展開討論。面對學齡人口持續下跌，教青局推出「過渡性幼兒教育補助支援措施」、「教師人力資源共享平台」、「轉型培訓資助」、「學校合併資助」及「學校轉型資助」等措施，希望協助學校及教師渡過難關。
    從行政角度而言，政府確實作出了回應；但若從教育政策的高度來看，這些措施更像是在漏水的船艙裡忙著舀水，卻始終不願意修補船底的裂縫。因為真正的問題根本不在教師，而在少子化；而少子化的根源，正是澳門教育未能回應孩子的生活需要，更無法在面對整個澳門社會的結構性困境。如果連病因都找錯了，再多的補助與培訓，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已。

教師失業只是結果，少子化才是原因
    近十年來，澳門出生人口持續下降。根據統計暨普查局資料，澳門出生人口從最每年高七千多名嬰兒，其後逐步下跌。疫情期間更跌至不足四千人。即使疫後經濟逐漸復甦，出生率亦未見明顯反彈，反而敬陪全世界末座。換句話說，今日幼稚園減班、小學縮班、中學招生不足，不是教師教得不好，而是學校辦學方針仍非常保守，無法讓家長覺得孩子在校園裡獲得快樂與全人發展的優良教育，既然如此，許多年輕家長就不想孩子來到這個充滿不確定而又不快樂的世界。
    當學生數量減少，教師需求自然下降，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人口學邏輯。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社會討論往往聚焦於如何保住教師職位，卻很少追問為什麼澳門年輕人愈來愈不願意生孩子？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回答，那麼今天保住一批教師，明天仍然會有另一批教師面對失業危機，因為學生不會憑空出現，就算讓大量新移民學童來澳補充教育人口的嚴重不足，其得不償失的評估深信特區政府及辦學團體心中有數。

澳門少子化的真正根源：年輕人看不見未來
    許多人把少子化歸因於年輕人自私、享樂主義盛行，或者女性教育程度提高，這些因素固然存在，但都不是核心原因。真正的原因其實只有一句話：年輕人看不到養育孩子的未來。世界著名經濟學家蓋瑞．貝克（Gary Becker）的家庭投資理論中，視生育是一項長期投資決策，當未來收益不確定，而成本不斷增加時，人們自然傾向減少生育。
    今天的澳門正處於這種情況。首先是家長職業自身難保的問題。眾所周知，人工智能革命帶來的就業衝擊不亞於工業革命時代。今天，不是重覆低階的工作已經被AI取代，就算是資訊科技的職位亦被大量裁減。在這種飯碗隨時不保的狀況下，誰敢生小孩呢？再者，樓價與住屋空間問題，澳門土地狹小，樓價長期高企，即使近年樓市回落，對許多年輕家庭而言，置業仍然是一項沉重負擔。其次是教育成本，從補習班、興趣班，到升學競爭，許多家長都希望孩子不要輸在起跑線上。結果孩子愈少，投資愈集中，養育成本反而愈高。第三是職業前景的不確定，澳門長期依賴博彩旅遊業。疫情期間，許多年輕人第一次深刻感受到產業結構單一所帶來的風險。當一個社會的經濟命脈過度集中於單一產業，人們自然會對未來產生焦慮。而焦慮最直接的表現，就是不敢生孩子。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澳門正在形成一種「高收入、低希望」的社會現象。表面上，人均GDP位居世界前列；實際上，許多年輕人感受到的是向上流動空間縮窄、生活壓力增加，以及對未來缺乏掌控感。當一代人連自己的未來都感到不確定，又如何敢承擔下一代的人生？因此，少子化從來不是教育問題，而是住房問題、就業問題、產業問題、家庭政策問題，以及青年發展問題的總和。

四項措施看似積極，其實只是表面功夫
    面對教師就業危機，政府提出多項措施。然而仔細分析便會發現，這些措施大多是在處理結果，而不是解決原因。
    先說教師共享平台，所謂教師人力資源共享平台，本質上是把甲校多餘的教師調往乙校。問題是，如果整體學生人口都在下降，那麼共享的究竟是教師資源，還是失業風險？當整個蛋糕縮小時，重新切蛋糕並不會讓蛋糕變大。共享平台或許可以短期緩解部分學校的人手問題，但無法創造新的教育需求。
    再說轉型培訓資助，政府鼓勵教師接受培訓，提升技能。這個方向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在於如果沒有新的職位和產業需求，再多培訓也可能淪為「為培訓而培訓」。過去澳門不少培訓課程都存在同樣問題，證書愈來愈多，工作機會卻沒有同步增加。真正需要回答的是培訓之後，教師將去哪裡工作？如果沒有答案，培訓只是延後焦慮，而不是解決焦慮。
    接著說學校合併資助，學校合併的確能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但合併的本質是縮減規模，它是一種節流措施，而不是發展策略。一個社會如果長期依靠合併學校來應對人口下降，實際上是在接受教育規模持續萎縮的現實。這或許是必要之惡，卻絕不是值得慶祝的政策成果。
    最後說學校轉型資助，近年不少學校考慮發展持續教育、長者教育、職業培訓等新業務。從市場角度而言，這是一種求生策略。但從教育政策角度來看，卻反映出正規教育需求正在收縮。如果愈來愈多學校需要依靠轉型維持生存，那麼社會真正應該反思的，不是轉型是否成功，而是為什麼學校已經無法依靠本來的教育功能生存。筆者長年在本專欄呼籲政府與辦學團體要趕上時代，為孩子創造快樂、貼地、能解決生活困苦的教育，而不再一味專注博雅古典教育。

真正的解方是把教育政策提升到人口政策高度
    少子化時代，教育問題不能只由教育部門處理，必須上升到整個特區的人口發展戰略。
    第一、建立全面家庭友善政策：世界上出生率較高的地區都有共同特徵，如政府願意分擔家庭養育成本；又例如北歐國家提供育兒津貼、托育服務、家庭稅務優惠及彈性工作制度。澳門雖有出生津貼及部分福利措施，但整體仍偏向一次性補助。真正需要的是從懷孕、生育、托育到教育的一條龍支持系統，讓年輕人感受到生孩子不是個人冒險，而是整個社會共同承擔的責任。
    第二、重建青年向上流動機會：如果青年看不到未來，再多生育獎勵也無法改變趨勢。政府必須加快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尤其在人工智能、數字經濟、大健康、文化創意、現代金融等領域創造更多高質量職位，讓年輕人相信努力能夠改變人生。須知道，希望，才是最好的催生劑。
    第三、重新定義教師角色：少子化未必代表教育需求減少。未來社會需要更多心理健康教育、生涯規劃教育、家庭教育、長者教育及終身學習服務。教師不應只是課堂知識傳授者。他們可以成為社區教育工作者、家庭教育顧問、生涯輔導員、終身學習推動者。問題不在教師太多，而在社會尚未開發教師專業的更多可能性。
    第四、把危機變成教育改革契機：當學生減少，每位教師反而能獲得更多時間關注個別學生。這其實是推動小班教學、個別化教育及因材施教的機會。
許多國家夢寐以求的教育資源配置，澳門反而有可能在少子化背景下實現。關鍵在於政府是否願意把節省下來的資源投入教育品質提升，而不是單純削減成本。

 

    常理告訴我們，沒有孩子的城市，沒有教育等於沒有未來。今天討論教師失業問題，表面上是在談教育。其實是在談澳門未來，因為教師職位減少的背後，是孩子愈來愈少；孩子愈來愈少的背後，是家庭愈來愈不敢生育；而家庭不敢生育的背後，則是整個社會對未來缺乏信心。因此，教師危機只是冰山一角。真正藏在海面下的，是人口危機、家庭危機、發展危機及教育失能。如果我們只看到教師共享平台、轉型培訓、學校合併等技術性措施，而忽略了少子化背後的結構性問題，那麼今日保住幾十個教師職位，明天仍然會有更多教師面對同樣困境。
    教育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學校是社會的縮影，教室是未來的預告。當校園裡的孩子愈來愈少時，那不只是教育界的警訊，而是整個澳門社會向我們發出的警報。

瑞典教育「重回紙本」給澳門的啟示

 

    早前，英國媒體BBC News刊出一則報導，標題為《瑞典學校重回書本，減少數字學習》（Schools in Sweden going back to books and cutting digital learning）。根據報導，瑞典政府近年作出一個「逆時代」的教育方向調整，在課堂中重新重視實體書本、紙張與手寫。其理念可以用「från skärm till pärm」這句標語概括，意思大約是「由屏幕到書本」。有官員更直言，在低年級階段，不應使用電子產品作為學習工具。

    今天的澳門，政府火力全開要AI進校日室，甚至入侵孩子的視力、專注力、智力都在所不計。當教育改革正在起步，學校仍然用書本及手寫時，所有教育持份者理應謹慎衡量紙本教育與數字的教育的輕重緩急啊！

瑞典為何痛下決心「重回紙本」教育？

    早在二○○○年，瑞典是歐洲最積極推動數字學習的國家，大規模推行電腦、平板入課室；到二○一五年，學生已經幾乎「人手一機」；二○一九年，瑞典將平板電腦的強制使用納入學前教育課程，旨在讓孩子們為日益數字化的工作和生活做好準備。然而，多年之後，瑞典政府猛然發現並沒有達成預期提升學習成效的目標，反而問題叢生。例如，瑞典學生在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的成績大幅下降，尤其閱讀理解能力明顯變差。自二○二二年，政府將教育引向非數字化，瑞典幼兒園不再被強制要求使用電子設備，兩歲以下的兒童也不會被發放平板電腦。

    二○二三年十月在網媒《奇摩》刊載一則新聞，標題為「反其道而行？瑞典學校棄用平板回歸紙本書寫，政府年編二十億」，這則新聞除了相關政策的簡要說明之外，也引述部分學校教師和學生的看法，受訪的學校教師和學生都對這項政策的轉變，不僅持肯定態度，認同書本閱讀和手寫的重要性。相關新聞的深入分析指出，改革的靈魂人物是教育大臣洛塔．埃德霍姆（Lotta Edholm），他本身就對政府過度擁抱科技持強烈批判。這項決策也引用了相關實證研究的證據，即數位學習未能促進學習，反而妨礙了學習。例如，一項由瑞典卡羅林斯卡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t）進行的研究發現，使用數位工具不僅無法促進學生的學習，反而有所妨礙；有的研究結果顯示，對學生的學習成效產生負面影響，尤其在閱讀理解。這也進一步強化了瑞典政府回歸紙本和書寫的合理性。

    瑞典政府為甚麼會把問題歸咎於電子用品呢？因為語文學習是需要時間與耐性的。以培養閱讀能力為例，「閱讀」不只是「看懂字面意思」，還要推敲語境、咀嚼語義，然後在透徹理解的基礎上建立鑑賞與評價的能力，甚至形成個人心得涵養。培養這些能力需要持續而穩定的專注力，以及對文本緩慢而深入的沉思玩味。

    瑞典這項回歸紙本和書寫的決定，並非排斥數字科技，而是針對教育過度 使用科技的反思。因此，在實施新政策同時，政府開始編列經費購買書本，並決定廢止學齡前兒童的數字學習。有學者認為，屏幕閱讀時資訊排列碎片化，操作介面鼓勵跳躍，內容隨時可切換等的特性，都容易令學生形成「掃描式閱讀」，即跳讀、略讀與快速瀏覽的習慣，不利於建立深度理解，亦會削弱他們的專注力。於是，瑞典政府著手推動一系列「復古」措施，包括增加紙本教科書、強調手寫訓練、限制屏幕使用、推行無手機校園，甚至撥款添置實體書，讓學習回到沒有科技前的「本質」。

    當然，我們沒法憑瑞典政府的政策轉向，就一刀切斷言數字教育無用，紙本書才有用。人們大多懂得把「科技只是工具」掛在口邊，但實際這工具要怎麼用？在哪些範疇用？用到甚麼程度為之恰當？仍需要不斷地探究與試驗。可以肯定的是，經過二十年的嘗試，瑞典政府坦承還未掌握到利用科技促進學習的核心關鍵。如此看來，當瑞典政府發現過去的政策並未帶來理想成效時，敢於踩下煞車，回到紙本的做法，不失為務實面對問題、勇於及時修正的表現。

    科技及線上教學的採納已在歐美各國引發廣泛的討論。例如，波蘭政府最近執行的政策是為小學四年級每位學生購買電腦，以使國家更有科技競爭力。德國是歐洲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將所有東西上線的速度卻很緩慢，教育也是如此。雖然數字閱讀已是不可逆的教育趨勢，學校的閱讀教育也必須納入這項素養的培育，以避免螢幕的劣勢效應；美國史丹佛大學專任心理學教授薩奇（Jamil Zaki）研究發現，寫作能深化批判性思考、改善記憶力，書寫引發劇烈情緒的事件甚至能幫助我們獲得嶄新的視角，藉此減輕焦慮和憂鬱。研究分析卻發現，紙本閱讀才能培養深刻的閱讀，其閱讀表現也優於數字閱讀。

    事實上，不少神經科學與教育心理學研究亦指出，紙本閱讀在理解深度、記憶保留與專注力方面，普遍優於屏幕閱讀。因為屏幕本身就具有「多工誘惑」：通知、彈窗、切換頁面、快速滑動等設計，會不斷打斷人的專注。人類大腦並非真正擅長「多工處理」，所謂一邊學習、一邊接收大量訊息，很多時只是讓注意力不斷被切割。

    過去學生不懂寫作，至少還要硬著頭皮思考；今天學生只要輸入幾句指令，AI便能迅速生成一篇看似完整的文章。表面上，學生「完成了功課」，但實際上，他可能完全沒有經歷過構思、推敲、修改與反思的過程。長遠而言，這不只是能力退化，更可能是思維能力的空洞化。
    教育最怕的，不是學生「不會」，而是學生「以為自己會」。這也是為何瑞典政府開始重新強調紙本閱讀與手寫的重要性。因為他們逐漸發現，很多深層次能力，其實無法單靠科技培養。當學生用紙本閱讀時，他需要逐頁翻閱，需要跟隨文本線性思考；當學生手寫時，大腦需要進行語言組織、記憶提取與動作協調，這些過程都能強化理解與記憶。相反，長期依賴屏幕與鍵盤，容易令學習變得碎片化與表面化。

瑞典教育「重回紙本」給澳門的啟示   

    瑞典對於平板使用的政策轉向，對於澳門全力推動AI教學應能有 所啟示。例如，相關政策的推動應審慎地考慮學生使用平板的時間和方式，強調數字教育的品質而非工具的數量。推動時應考慮在某些年齡或教育階段制訂使用的規範和限制。同時，將提升教師數字工具使用的專業知能，以促進並確保學習品質列為重要的目標。這些方向應該納入相關政策的評估和修訂過程中進行考量。

    澳門近年的教育方向，某程度上卻正朝着相反方向前進。一個社會若只重視科技速度，而忽略人的成長節奏；只重視工具更新，而忽略心靈培育；只重視「未來競爭力」，卻忘記教育本身的初心，那麼再先進的科技，也未必能真正帶來更好的教育。瑞典教育「重回紙本」，某程度上不是反科技，而是重新提醒世界：教育的核心，始終應該是人，而不是屏幕。結果，形式上轉變了，教學質素卻不一定有所提升。

    更值得澳門教育界深思的是，今天不少學校對「數字教育」的理解，其實仍停留在「設備思維」。好像課室多了電子白板、學生多了一部平板、老師學會使用AI生成教材，便等於教育進步了。然而，真正決定教育質量的，從來不是工具本身，而是工具背後的教育哲學。如果教育的目的只是追求「更快完成任務」、「更有效率輸出內容」，那麼人工智能與數碼科技確實十分適合。但如果教育真正的目的，是培養一個人思考、判斷、理解、感受世界的能力，那麼很多最重要的學習歷程，其實都需要「慢」。
    綜觀今天的教育生態，往往鼓勵學生追求即時刺激與快速反應。學生習慣短影片、摘要式資訊、AI自動生成答案，久而久之，便容易失去耐心閱讀長篇文章、深入分析問題的能力。這也是近年不少教師共同面對的困境：學生愈來愈「識得搵資料」，卻愈來愈不懂得「消化資料」；愈來愈懂得「複製答案」，卻愈來愈難建立自己的觀點，尤其在AI盛行後，這種危機更加明顯。也許，各個教育持份者是時候冷靜下來，好好思索澳門AI教育的路該如何慢走。

練習不比較：從人比人到大學排名

 

    我們都聽過，人比人，比死人，沒比較就沒傷害，人習慣老愛透過與他人比較來定位自己，建立自我評價與社會地位。比較從來都有好有壞，正所謂有競爭才會有進步；孔子亦說：「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問題是只透過人比人來定義自己，來確認自己的價值，而最終極的比較指標就是「光宗耀祖。」也許，我們一生都在比較的競技場進行永不休止的零和比賽。

    我們從小就在處處都是比較的環境中成長，首先是自己比自己，就如中學語文課文中教過梁啟超先生的「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再來就是人同人比，當中又分為向上比較、向下比較、還有平輩比較。從在家裡父母會有意無意比較子女的長短優劣，到到老師很喜歡說的「有競爭才會有進步」；甚而到職業鬥獸場裡的能力及拍馬屁比較；還有就是讓所有家長都非常關心的大學排名比較。真的，沒比較就沒傷害，從來，我們就故意忽略比較帶來的種種由內而外的傷害。我們一直被囚禁在這座從良性到惡性比較座標籠牢中困頓不已！

比較為何成為我們的日常本能？

    在當代社會，人幾乎無法逃離「比較」。從社交媒體上的生活展示，到學校成績排名，再到國際大學排列，個體與群體彷彿被安置在一個巨大的座標系中，不斷被定位、衡量與排序。

    心理學家利心理學利昂．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早於二十世紀提出社會比較理論（Social Coomparison Theory），人類傾向透過與他人比較來確認自我位置。這一機制原本具有適應性，它幫助我們在群體中找到方向、調整行為，甚至促進進步。中國傳統文化亦有相似觀點，如孔子所言「見賢思齊」，強調以他人為鏡，完善自身。

    然而，問題在於當比較從「參考工具」變成「價值標準」，當「我是誰」必須透過「我比誰強」來回答時，很容易就出現許多自我質問，如「夠不夠好？」「為什麼我總是比不上別人？」「我還值得被愛及被尊重嗎？」原來，正是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人類的基本勤奮通常來自一種劣勢感的自卑情意結」，而這座標一直困住許許多多自我感覺自卑的人，自卑的外顯行為就是焦慮與退縮。因此，理解比較的不同層次，並重新建立內在價值系統，已成為現代人不可迴避的課題。

與自己的比較啟動自我焦慮機制

    許多家長及老師都會很同理的向孩子說，不必跟別人比，只要跟自己比就可比了。事實上，這種看似健康的成長內含惡性競爭，在績效主義盛行的今天，即便是自我比較，也逐漸被外部標準滲透與磨蝕。例如：每日學習進度、收入曲線等有沒有不斷增長，久而久之，自我比較導致無止盡的焦慮與自我懷疑。

    問題的核心在於當我們以「效率」而非「意義」來評價自己時，成長便失去了方向。例如一個人每天閱讀，只為維持閱讀量的數字，而非真正理解與思考，更遑論追求閱讀的樂趣，那麼，這種「進步」實質上是一種自我消耗。

    十七世紀荷蘭哲學家史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認為，人類唯有認識真正的自我，內心已經建立很個性化的價值，才會得到真正的自由。如果有還子醉心閱讀，閱讀帶來內心的平靜與應對外在挑戰的力量，有了這份價值，就不會閱讀比賽、創作比賽牽動的成敗得失牽絆，而能成為一個真正自由的讀書人。

從見賢思齊到惡性競爭

    孔子說的見賢思齊，旨在要求我們借鑑別人，取長補短。但是當比較由內轉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便逐漸轉化為惡性競技。這種轉變在家庭、學校與職場中尤為明顯。舉例，我們常常聽到家長會說：「你看人家的孩子多勤奮」。這句話幾乎是華人家庭的經典語句。這種比較看似激勵，實則在潛移默化中建立了一套條件式價值體系，孩子的價值取決於其在群體中的相對位置。

    當愛與成就掛鉤，家庭便從情感支持系統，轉變為評價與篩選機制。長期處於這種環境的個體，容易形成「外在導向人格」，即過度依賴他人認可來確認自身價值。其後果不僅是低自尊，更是對「失敗」的極端恐懼，因為失敗意味著不被愛。

    比較在親密關係中的破壞力尤為隱蔽而深刻。當伴侶之間開始計算付出、比較收入，甚至將對方與他人進行橫向對照時，關係的「不可替代性」便被削弱。愛本應建立在獨特性之上，而比較則將人轉化為可替換的標準化對象。當「你」變成「與他人相比的你」，關係的情感基礎便開始瓦解。

當大學與國家成為數據競賽的參與者

    有社會學家提出「炫耀性忙碌」與「炫耀性成功」。人們不僅比較誰做得更好，更比較誰看起來更成功；誰更忙、誰頭銜更高、誰履歷更亮眼。這種競爭逐漸偏離本質意義，轉而追求能被他人認可的外在標誌。

    大學排名與國力競爭正是制度化比較的典型表現。GDP、科技指數、軍事實力等指標，構成了現代國家比較的核心框架。這些數據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政策效率與國際競爭力，但也容易導致「零和思維」，即一國的成功被視為他國的失敗。當國家過度依賴數據比較來制定發展方向時，公共政策可能忽略民眾的實際幸福感，轉而追求可量化的「國際排名」。

    根據今年最新數據，澳門大學（University of Macau）在國際排名表現亮眼，於泰晤士報高等教育（THE）名列145位，亞洲大學排名28位，年輕大學排名28位。澳門高等院校在國際排名中的提升，引發社會廣泛關注與自豪感。然而，這種集體情緒背後，隱藏著值得反思的問題。

    首先，大學排名將複雜的教育活動簡化為數據指標，例如論文發表量、引用次數、國際化程度等。這種量化邏輯，容易導致學術行為的功利化，教師為發表而研究，而非為問題而研究，更不是為了改進教學而研究。其次，排名體系多源自西方學術標準，強調自然科學與英語發表，導致人文學科與本土研究被邊緣化。長此以往，大學可能失去文化根基，淪為全球學術體系中的「標準化生產單位」。最後，排名壓力會向下傳導至教師與學生，形成高強度的績效要求。行政層級的榮耀，往往建立在基層的過勞與焦慮之上。因此，大學排名雖具參考價值，但若被視為唯一標準，將對教育本質造成深遠侵蝕。

怎樣走出比較的迷思？

    比較本質上是一種「外部歸因」機制。當個體的自我價值依賴於相對位置時，其穩定性極低。首先，比較沒有終點。無論個體達到何種高度，總存在更高的參照對象，導致滿足感難以持續。其次，比較削弱主體性。長期依賴外在標準，個體會逐漸失去判斷「我真正想要什麼」的能力。

    過度比較會導致「內卷」，當所有人都在同一賽道上競爭有限資源，卻無法創造新的價值時，整體社會將陷入高投入、低回報的困境。最終結果是：個體更努力，卻更不快樂；社會更競爭，卻更停滯。

    要擺脫比較的束縛，並非否定比較本身，而是重建其合理邊界。首先，個人需要重新定義成功，不是超越他人，而是實現自身潛能。這意味著將評價標準從「相對位置」轉向「個體意義」。

    數據可以提供參考，但不應主導決策。無論是個人生活還是教育政策，都應警惕將複雜價值簡化為單一指標的傾向。研究顯示，強調合作的社會，其整體幸福感更高。在家庭、學校與職場中，若能將他人的成功視為共同資源，而非威脅，將有助於建立更健康的關係網絡。

    人生不應是一場無止境的排名競賽。比較本可成為理解自我的工具，但當它主導價值判斷時，便會反過來限制人的可能性。澳門的大學排名提升，固然值得肯定；但若整個社會沉迷於數字帶來的榮耀，而忽視教育的本質，培養完整的人，那麼再高的排名，也無法掩蓋精神世界的貧乏。

    真正的自由，不在於站在更高的位置，而在於不再需要透過他人的位置來定義自己。當我們放下比較，重新凝視內心，我們才有可能走出那個無形的座標枷鎖，回到每一個獨一無二的人的原點。  

當泊車變成一場全民焦慮時

 

    交通事務局日前表示，未來公共道路咪錶泊車位將全面引入車輛探測傳感器、圖像識別功能，甚至研究電子化自動執罰制度。消息一出，不少駕駛者第一反應並不是「智慧城市終於光榮到來」，而是「以後泊車超時一秒即刻被罰？」「會不會連上落客幾分鐘都被攝錄？」「政府是不是只想增加罰款收入？」這種焦慮，其實並不難理解。因為澳門人與「泊車」之間的關係，早已不只是交通問題，而是一種生活壓力、一種城市生存經驗，甚至是一種集體情緒。

從「隨便泊」到「拍卡泊」，澳門人早已接受付費泊車
    時間倒流二、三十年，澳門街頭的泊車文化其實十分「隨性」。當年私家車數量遠未如今天般爆炸式增長，許多舊區路邊只要有空位便可停泊。即使有些地方畫了黃實線，執法亦不算嚴格。居民習慣「落車辦點事先」、「停一停唔緊要」，甚至形成一種默契式的灰色空間。
    後來，政府開始推行咪錶制度，最初社會反彈也非常大。不少人認為：「以前免費，點解而家要收錢？」「我都係泊一陣啫？」當時咪錶最大的功能，不是管理交通，而是象徵一種生活方式的改變，政府試圖告訴全民，車多泊位少，道路資源不能再免費。
    然而，今天回頭再看，大部分澳門人其實已接受「泊車需要付費」這舉措。尤其近十年，電子支付普及，拍卡泊車、手機App繳費、自動扣費等方式逐漸成熟。很多駕駛者甚至覺得：「只要方便，其實付費不是最大問題。」真正令市民反感的，往往不是收費本身，而是找不到車位、明明入了咪錶仍被抄牌、忘記續費幾分鐘便被罰、有人長期霸位卻沒被處理、執法標準不透明。換句話說，市民在意的是「公平感」，而不是單純「要不要收費」。因此，今天政府若再推動咪錶電子化、自動執法，其實已不是「收不收費」的問題，而是科技會不會令市民覺得自己被全天候監控？會否令本已緊張的泊車壓力進一步惡化？市民的生活焦慮情緒是否再被推高？

自動執法的優點是效率、公平與智慧交通
    客觀而言，泊車電子化與自動執法，的確有不少優點。誠如政府所言，此舉真的能提高泊車位周轉率。澳門最核心問題從來不是「有沒有人想泊車」，而是「有人長期霸位」。不少駕駛者為了方便自己，會不斷續泊，甚至故意拖延，令其他人根本無法使用公共泊車位。如果引入車輛感應器與電子監測系統，便能更準確掌握哪些車位長期被佔用、哪些區域周轉率過低、哪些時段需求最嚴重。這有助政府更科學地調整泊車政策，而非單靠巡查人員經驗判斷。
    此舉亦能減少人手執法爭議，過去，咪錶執法經常引起爭議，例如「我明明剛剛續錶」、「抄牌員來得太快」、「隔離車無抄點解只抄我」。電子化後，所有時間與紀錄均自動化，理論上可減少人為誤差與選擇性執法。從制度角度而言，這確實更公平。
    明眼人都看出，澳門政府已舉全力建立智慧城市，科學泊車也許是政府又一政績。未來若能整合即時泊位資訊、導航系統、電動車充電資訊、路面交通數據、駕駛者便能更快找到車位，減少「兜圈搵位」造成的交通擠塞與碳排放，這也是許多國際城市推動智慧泊車的原因。

自動執法的缺點是科技冷冰冰，但人是有情緒的
    任何制度一旦完全依賴科技，也會產生新的問題。此舉一旦出台，全民「時間焦慮」將全面升級。過去駕駛者還可能抱有「或者未必即刻被抄」的心理。但若全面電子化後，市民會形成另一種壓力，包括：「仲有幾分鐘？」「會唔會即刻罰？」「去廁所一陣都唔得？」這種「秒錶式生活」，其實會增加城市焦慮感。澳門本身已是一個節奏越來越快、空間極擠迫的城市，當連泊車都變成一種分秒必爭的壓力來源，市民對城市的情緒只會愈來愈緊繃。
    再者，科技未必真正公平。理論上，機器比人公平；但現實上，科技也可能出錯。例如感應器誤判、車牌識別失靈、系統延遲、網絡故障、支付平台問題。如果市民已付款卻因系統問題被罰，申訴程序又繁複，最終只會加劇民怨。尤其澳門居民對公共行政效率本來就有不少意見，一旦電子化過快推行，容易出現「科技未成熟、市民先受罪」的情況。
    本意是智慧城市的制度，很容易淪為「罰款經濟」。最令市民擔心的，其實是政府會否把科技執法變成增加收入的方法。當系統能全天候自動開罰單時，罰款數字勢必增加。若政府缺乏透明解釋，很容易令居民覺得「政府不是改善交通，而是想賺錢。」這種觀感非常危險，因為一旦市民不再相信政策是為公共利益，而認為只是「收割市民」，政府公信力便會被削弱。

世界各地怎樣做？澳門能借鏡什麼？
    其實，許多國家早已實施智慧泊車制度，但成功關鍵不只在科技，而在「人性化」。新加坡的電子道路收費與智慧泊車制度世界知名，高效率但配套極完整。新加坡成功並不只是因為嚴格，而是因為公共交通非常完善、泊位資訊透明、手機支付方便、執法標準清晰、市民早已形成守法文化。換言之，科技只是最後一步，而非第一步。
    日本出名罰則重，但社會文化配合，路邊停車管理極嚴格，自動監測與高額罰款十分普遍。但日本之所以可行，是因為當地本來就有強烈公共秩序文化。更重要的是，日本很多地區要求「有車先要有固定泊位」，減少道路資源被濫用。
    反觀澳門卻長期存在車多位少、舊區道路狹窄、私人停車場昂貴、公共交通未完全便利。若只學「嚴格執法」，卻不改善結構問題，市民自然反感。北歐許多城市設有「Grace Period（寬限時間）」，例如超時五至十分鐘內不即時罰款，而是給予緩衝。這種制度看似寬鬆，實際上反而能降低市民對執法的敵意，提升制度接受度，澳門其實很值得參考。因為真正成熟的治理，不是「零容忍」，而是理解市民生活的複雜性。

當全城陷入「泊車焦慮」時，這不只是交通問題
    今天澳門居民談泊車色變，有人為了找車位兜半小時；有人怕被抄牌，吃飯都坐立不安；有人因充電位被霸佔而憤怒；有人甚至因長期交通壓力影響家庭關係。泊車焦慮，其實是城市壓力的縮影。背後反映的是空間不足；人口密度過高；生活節奏過快；公共資源競爭激烈。當城市每一寸空間都變成競爭，人自然會焦躁。而如果政府只不斷增加監管與處罰，卻忽略市民情緒，科技便容易變成壓迫感來源。智慧城市不應只是「智慧監控」，更應是「智慧理解人」。

政府應該如何「慢一點」？
    任何新制度，最怕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太快」。澳門政府過去不少政策失敗，往往不是方向完全錯，而是推行節奏太急、市民心理準備不足。因此，泊車電子化若要成功，政府應考慮以下幾點：

1.先試點，再全面推行，可先在部分新區測試感應器穩定性；車牌識別準確率；市民使用習慣；申訴機制效率。
而非一次過全澳推行。

2.設立合理寬限期，例如超時五分鐘內先提醒；初期以警告代替罰款；提供手機通知功能。這能減少市民焦慮。

3.提升申訴透明度，
若系統出錯，居民能否快速撤銷罰單？這非常重要，否則科技只會令人覺得「有冤無路訴」。

4.增加泊位與改善公交同步進行，若車位永遠不足，再嚴格執法也只是加深矛盾。真正長遠之道仍是改善公共交通；增加轉乘便利；合理規劃停車場；提升步行環境。否則，市民只是被迫在有限資源中互相競爭。

   澳門推動咪錶電子化與自動執法，方向未必錯。問題是，一個城市若只剩下效率、監測與處罰，而失去對人的理解，那麼再先進的科技，也可能令人活得愈來愈疲憊。從路邊隨便停車，到咪錶收費，再到今天拍卡泊車，澳門人其實已經一步步接受制度改變。但接受，不代表沒有壓力。政府真正需要思考的，不只是「如何更快開罰單」，而是如何令市民相信，科技不是用來對付人，而是讓生活變得更好。因為一個成熟城市最重要的，不只是管理能力，而是能否在秩序與人情之間找到平衡。

老樹向來都是我們「寂靜的朋友」

 

    特區政府發表最新的氹仔北區都市化整治計劃，將建設「古樹群公園」。原來，氹仔北區共有古樹名木二十三棵。早於二○二三年，工務局曾經向傳媒表示，要為原地保育古樹重新規劃。日前，公布的最新規劃將會保育古樹，除現況道路外，大部分新建行車道不入侵古樹及大樹保護範圍。也會通過在關帝殿及天后宮周邊創造綠地及公共開放空間，形成融合文化遺產保護與市民休憩的公共節點。

    規劃有三條景觀視廊：「古樹群─大潭山觀景台方向視廊」，貫通古樹群與大潭山觀景台視廊，以強化視角聚焦，優化開放空間品質；「孫逸仙博士圓形地─古樹群方向視廊」，延續基馬拉斯大馬路視線，古樹群後方營造貼近自然的城市背景，充分保障對天空的可見度。「關帝殿及天后宮─大潭山方向視廊」，通過道路及兩側綠化空間，充分保障觀山視廊的通透性。的確，特區政府近年在環境與保育等方面不遺餘力，讓市民多了親親大自然的機會。

 

老樹向來都是我們「寂靜的朋友」 

    老樹一直都是我們寂靜的朋友，也許，這句話為原本不動聲色的大樹賦予深厚的人文情感。老樹的壽命往往遠超人類，閒閒地幾百年至千年，它見證了一個地方的演變、見盡大家族一代又一代人的興衰。對於生活在周遭的人來說，老樹就像一位長輩，即便世事變遷、人事已非，它依然佇立在原地。老樹帶給人安穩的感受，彷彿只要樹還在，故鄉、童年等記憶的根猶在。澳門從小漁村發展成今天的大都會，老樹卻默默見證一切發展。

    所謂「寂靜」，是因為樹木不言語。在繁忙喧囂的現代生活中，人們往往需要一個可以安靜待著的空間。老樹下常是人們乘涼、沉思或訴說心事的場所。它不會評判、不會打斷，只是靜靜地提供陰涼與空間。這種包容性讓它成為心靈的避風港，許多孤獨靈魂的樹窿。老樹雖然安靜，但能默默地淨化空氣、調節氣候，為鳥類和昆蟲提供棲所。透過發芽、茂盛、落葉、枯寂的循環，它無聲地提醒著人們時間的流逝與生命的韌性，是人類非一般的良師益友。許多文學或哲學作品裡，老樹象徵著智慧與淡定，任憑風吹雨打依然氣定神閒，這份沉穩無聲無息地治癒受損的大地及身心創傷的人們。

看「寂靜的朋友」更要保育、親愛及研究老樹

    日前，去了戀愛館欣賞匈牙利女導演伊迪高安怡迪（Ildikó Enyedi）與梁朝偉合作的《寂靜的朋友》（Silent Friend），安怡迪的自然拍攝美學令人驚艷讚嘆，情節更讓人腦洞大開。原來，我們對老樹的認知及感受也許非常片面。梁朝偉飾演來自香港的神經科學家黃教授，到了德國講學。不久就遇上新冠疫情，被逼與一位語言不通的校役共處，卻在無意中愛上了一棵銀杏樹。當我們吃腐竹糖水時，總會有幾粒黃色的銀杏，即是白果。卻不知道，電影裡的百年銀杏樹很壯麗，充滿鮮為人知的生命力。

    電影橫跨上下一百年，反思疫情、大學、女性主義、人生意義等哲學命題，恆久存在的銀杏樹是萬千生命的寂靜朋友，亦是歷史記憶的見證者。一九○八年，當時還沒有女生能打破傳統上大學的年代，女學生Grete聰慧過人，博聞強記，精通大部份植物學名都是原文的拉丁語，憑實力闖進大學讀植物學系。性別偏見並沒有阻礙她的學業與研究，憑著在照相館學攝影光影，讓她可以遠赴印度考察的唯一女研究生。
    一九七二年，農夫學生Hannes，身處性解放與學生靜坐示威的時代，與外在短暫喧囂保持距離，他從一開始宣稱不喜歡植物，到愛上做天竺葵實驗的女學生，受她啟發，開始思考植物在想甚麼？感受到甚麼？到了片尾，黃教授與一直以為他發神經的校疫，透過語音翻譯，變成好拍擋。黃教授亦與Hannes跨越時空共坐銀杏樹下，觀看樹的內在動態，沉浸在怡然自得的美景中。

    全片連結三個年代，透過精湛剪輯有機交織，探索一棵銀杏樹的前世今生，值得玩味。導演駕馭能力精準，探索領域浩瀚深邃，包括人與人、人與自然及人與植物之間的關係，孤獨與群居，科學研究與感官世界中，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的張力，科學知識需要詩與攝影的藝術配搭，方能打開想像邊界，如何溝通、如何感受、如何保護、如何安身立命。

政府如何推動親親老樹的持續教育

    許多植物學家研究所得，植物與人類之間的關係從來不是單向投射，而像是一種緩慢、神秘卻真實存在的雙向交流。這種說法近乎荒誕、卻是許多從小就跟樹一起生活的朋友都同意的。在這個什麼都講求即時、明確、可量化的年代，它反而提醒我們，有些存在，愈慢，愈深；愈安靜，愈難忘。更重要的是，保育老樹不能只停留在「不要砍樹」的層次，而應進一步建立一種「與樹共生」的城市文化。

    首先，政府可以透過公共政策與社區活動，讓市民學會認識、關愛及與老樹相處。現時不少人對樹木的理解仍停留在「綠化植物」的功能層面，例如遮蔭、美化環境、降低溫度等，但其實每一棵古樹都有自己的歷史與生命故事。政府可仿效外地做法，為本地古樹建立「生命履歷」，包括樹齡、品種、生長歷史、曾經見證的重要事件等，再透過電子地圖、二維碼導覽及手機應用程式，讓市民在日常散步時也能閱讀樹木故事。當一棵樹不再只是「一棵樹」，而是某個年代的見證者、市民共同回憶的一部分，人們自然會愛上樹木。

    政府可定期舉辦「古樹導賞」、「夜觀樹木」、「親子樹藝體驗」、「城市森林散步」等活動，讓市民透過身體經驗接近樹木，而不是只在課本上認識植物。很多孩子從小在石屎森林長大，甚至不知道鳳凰木、細葉榕與木棉樹的分別。當他們能親手觸摸樹皮、觀察年輪、感受樹蔭下的溫度差異時，樹木便不再抽象，而是一種可以建立情感連結的存在。政府亦可鼓勵社區組織推動「一樹一故事」計劃，邀請長者分享自己與某棵老樹的生活記憶，例如兒時乘涼、節慶聚會、街坊生活等，讓老樹成為社區歷史教育的一部分。

    在教育層面，澳門亦應建立由幼稚園至大學的「樹教育」體系。幼兒及小學階段，不應只停留在認識葉子形狀與植物名稱，更應培養孩子對自然的感受力。例如學校可以設立「校園認養樹木」計劃，由學生輪流照顧校園植物，觀察樹木四季變化，記錄開花與落葉時間，甚至透過繪畫、寫作、攝影等方式表達自己與樹的關係。這種教育並非純粹灌輸知識，而是在培養溫柔而細膩的熱愛生命價值。

    中學階段則可進一步結合科學、人文與公民教育。例如在生物科中加入植物感知、生態系統與城市森林等內容；在歷史科中討論古樹與地方歷史記憶；在中文科閱讀與樹木有關的散文與詩歌，理解樹木如何承載文化與情感。甚至可以安排學生進行社區古樹普查，學習田野調查方法，培養公民參與意識。當年輕人願意主動了解樹木背後的歷史與生態價值，日後面對城市發展與保育衝突時，才不會只以「經濟效益」作為唯一標準。

    大學與專業教育方面，澳門其實更需要建立完整的樹藝與城市生態人才培訓。近年極端天氣頻繁，颱風暴雨增加，城市樹木安全管理愈來愈重要，但本地相關專業人才仍然不足。政府可與高校合作，開設樹藝學、城市林務、生態心理學、景觀保育等課程，培養具國際視野的專業人才。同時，也應資助青年到外地學習先進樹木管理技術，再回澳服務。因為真正的保育，並不只是口號，而需要大量專業知識與長期研究支撐。

    更值得重視的是「樹的人文教育」。今天很多人願意保護古建築，卻未必願意保護老樹，原因在於人們普遍認為建築具有文化價值，但樹木只是自然景觀。然而，樹木其實一直深深參與人類文明。中國人有「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日本神道相信古樹寄宿神靈；歐洲不少村莊則以大樹作為公共生活中心。換句話說，樹木從來不只是植物，更是文化與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飲水思源，見樹如見人，引發我們對樹木的敬畏與感恩，當下，我們的世界會變得更美麗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