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日 星期三

一石擊起千層浪──正視私校管理失當對教師教師權益造成的損害


    前教業小學教師黃寒冰於二○一六年被學校解聘,始發現學校動用其該得的公積金作解僱賠償對沖,扣除後只拿到學校開立的六百多元支票,而本來該得的無理解僱賠償接近八萬元付諸東流。黃老師不服,去勞工局投訴,但該局認為學校做法並無不妥,裁決黃老師敗訴。黃老師不服,自費聘律師狀告初級法院,初級法院判黃老師勝訴。教業中學辦學團體不服,上訴至中級法院,主審法官在判詞裡強調,設立公積金旨在確保教師退休權益,而非保障學校能夠挪用此款項支付解僱賠償。公積金是根據《私框》第四十三條設定的強制退休保障,解僱賠償則是按《勞動關係法》第七十條規定的強制勞動保障,兩項制度原意不同,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被曲解為「容許對沖」。案件到此為止,學校不得不按照法院判決償還該得的賠款。
    事件發生後,有署名黃老師在網媒愛瞞日報撰文揭發案子的來龍去脈,並且呼籲所有持份者均應正視教師的權益。立法議員蘇嘉豪、李靜儀及陳虹先後在立法會口頭或書面質詢勞工局、社文司及教青局,敦促有對沖條款規定的學校必須糾正,還私校教師應有的公道與權益。
    根據勞工局資料顯示,自《私框》於二零一二年生效至今,當局就私校教師有關解僱賠償或公積金的投訴僅開立十八宗個案,同時投訴兩者僅得兩宗。很明顯,勞工局的對《私框》立法原意存有嚴重偏差。打擊教師的求助決心與信心,才導致歷年個案一直偏低。再者,除了果敢的黃老師外,有不服的教師敢冒險檢舉,會被眾辦學團體列為黑名單,在教育界永不超生;甘心情願耗費時間和金錢尋求司法公義的,實屬異數。所以,勞工局有責任率先檢討和改進相關工作,第一站保障教師的勞動權益。

私校非強制央積金的供款及權益歸屬損害教師權益
    黃老師此舉的確是一石擊起千層浪,揭示行政當局長期施政不力,忽視私校財務安排不當,損害私校教師權益。就事件教青局曾澄清說:「《私框》的頒佈實施使私立學校教學人員成為本澳唯一享有強積金制度保障的私人勞動市場群體,但由於法律未就對冲問題作明確的說明或規範,因此出現僱主利用強積金中僱主供款的部分對冲解僱賠償的情況。教青局傾向不作對冲,為此大力推動私立學校將其公積金計劃銜接至不容許設有對冲條款的央積金制度。除多次邀請社保基金向學校介紹非強制性央積金制度外,教青局亦透過教育發展基金內對參與央積金的學校在資助上增加其加權,推動學校逐步加入特區政府的央積金制度,現已有二十一所學校加入。」
    根據教青局二○一八至二○一九年的統計數字,正規學校有七十四間,教師人數為6755人。換言之,仍然有五十多所學校還沒有參與中央公積金制度,而是用私人公積金制度,兩者之間的供款比率及權益歸屬極可能差距很大。觀乎社會保障基金的網頁,對於有關制度有清晰的說明:「為落實中央公積金制度,加強本澳居民退休後的生活保障,第7/2017號法律《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已於去年(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公積金共同計劃是由僱主自願設立,僱員自願參與,共同向計劃供款,並各自選擇合適的退休基金及投放分配。而現時供款的基本標準為僱主僱員每月各自按僱員當月基本工資的百分之五繳納供款,但不妨礙僱主把基本工資以外的其他薪酬組成部分(例如津貼、雙糧等)納入作為雙方供款的計算基礎。公積金共同計劃中,僱員所取得的僱主供款結餘是根據供款時間及權益歸屬比率而釐定。一般而言,供款時間是指向計劃作出供款的期間,並以三百六十五日視為一年。由供款時間滿三年起計,僱員可取得僱主供款結餘的百分之三十,逐年增加百分之十,至滿十年取得僱主全部供款結餘。」
    日前,蘇嘉豪議員招開記者會,透露仍然有學校無視中級法院裁決,仍然罔顧私校教師權益;仍有校在教師合同、教師手冊中有公積金與解僱賠償的對沖條款,以及有教師反映,被無理尅扣公積金。如其中一所學校的公積金制度安排如下:校方供款方面,一至三年為5%,三至五年為6%,五至八年為6.5%,八至十年為7%,十至十三年為8%,十三至十八年為8.5%,十八至二十年為9%,二十年以上為10%,而教師的供款一直都是5%。驟眼看起來,學校的供款慷慨程度高於中央公積金制度。但是,魔鬼在後頭,在權益歸屬比率方面,教師一至三年離開,學校供款部份一毛錢都拿不到,三至五年只拿到20%,五至八年只拿到40%,八至十年只拿到60%,十至十三年只拿到70%,十三至十八年只拿到80%,十八至二十年能拿到90%,要做滿二十年以上才能足學校供款的100%,即是說,要比社保推行的央積金制度多留在原校十年,才能領足學校供款全數,怪不得只有少數學校參與央積金。同樣的邏輯,亦有學校財政實力雄厚,願意厚待教師,其公積金制度較社保訂定的權益歸屬比率高,如某愛國名校教師工作滿五年就可以全數領取學校的供款,遠遠超出央積金規定的上限。
    就算學校聽話,從此不對沖,但是,教師的公積金權益歸屬比率仍然不受規管,《私框》第四十三條設定的強制退休保障就因為校方的無良安排而持續令教師蒙受損失。換句話說,私校教師的權益及尊嚴仍然得不到恆常的保障。

​修改《私框》及完善未出台的《私立教育機構通則》,保障教職員權益
    教育的成敗繫於教師的良窳,教師良窳又繫於教師的待遇。根據教青局二○一九年統計,非高等教育每位學生的公共教育開支是88555澳門元,教青局二○一九年四月初向傳媒透露說,《私框》實施後,私校的教學人員年薪中位數已由實施前的二○一一至二○一二學年的約23.3萬澳門元,提升至二○一七至二○一八學年的約38.7萬澳門元,六年間增幅66.1%,即月入平均32250澳門元。的確,對比許多不同的工種,私校教師待遇算是中上。惟是,既然特區政府投放給每一個非高等教育的學生投入如此高昂,理應完善私校教師待遇與權益福利,免被不良私校老闆刻薄壓榨。
    目前,《私框》只訂定學校收入中不少於70%給予教學人員的薪資,又沒有規範學校的開支分配,更沒有盈餘的上下限要求。如此,容易造成肥上瘦下的不健康作法。教青局強調,短期內將編制保障私立學校教學人員退休保障的指引。其實,快要出台的指引必須嚴格要求學校起碼要遵首社保推行的中央公積金雙方供款及權益歸屬比率的最低標準,當然,無任歡迎高於其標準。       
    指引沒有強制法律效力,可嚴格遵守亦可以隨便應付,起碼要制定嚴厲的罰則懲處違反指引的無良學校,甚至辦學團體;指引力度有強有弱,上有政策,學校自有對策。指引只是治標的過度手段,治本之道還是要修訂《私框》,除訂明公積金不能與解僱賠償對沖,更重要是將教職員薪酬福利與《私框》脫勾,效法香港及其他地區,另外制定教職員薪酬表。試想同是一級教師,一個在財力雄厚又善待教師的學校任教,另一個在只有百多個學生的蚊型小校任教,兩者薪酬何止差1.3倍,骨牌效應,公積金的金額亦相去甚遠,衍生更多教師與教師間不公平待遇與教師尊嚴遭到嚴重損害。
    顯然,要徹底解決上述問題,必須透過尚未出台的《私立教育機構通則》處理,科學制定私校的財政管理,有效監管私校的虧損與盈餘,嚴格規管私校運用公帑作解僱賠償,免致學校肆無忌憚動用公帑興訟,欺凌自掏腰包的弱勢教師。
    善待教師,甚至優待教師,已經是世界先進諸國的國策。視教師為特區政府的最寶貴資產,等於視教育為特區政府永續發展的重要社會資本。

澳門中小學教師公民權利素質培養初探


    教師,傳統以來都被視為崇高的工作,所以,容易被道德倫理綁架。每當有教師想染頭髮、想紋身、想出櫃、想同居、想賭馬,這些在別的行業視為隱私的個人基本權利,落在教師身上,卻被評為世風日下,有損師德。每當有教師想投訴、意欲申張公民權利時,就會被視為不守「師」道,被唾罵枉為人師。多年來,教師的基本權益到公民權利被所謂的「行為世範」所吞噬,誠如粵語「殘」片裡著名的台詞一樣「禮教吃人」。

我們該感謝黃老師的犧牲與付出
    二○一六年,任教小學的黃教師被學校辭退,校方將其公積金與解僱賠償對沖,黃老師不服,去勞工局投訴失敗,旋即狀告至初級法院,校方敗訴,不服上訴至中級法院,今年三月中,校方再次敗訴,由於金額在八萬元左右,屬於小額,不能再上訴至終審法院,案件終告一個段落。
    最開始,黃老師只因個人的基本權利受損,與校方交涉不果,只好尋求本該為勞工爭取權益的勞工局,但是,勞工局認為校方有權把解僱賠償與公積金對沖,換言之,黃老師被學校解僱,丟了工作,本已經很倒楣,但經勞工局一判,被辭退後原有的解僱賠償連公積金共十多萬,無端被沖走了八萬元。心不有甘,亦義憤填膺,遂義無反顧地走上法院,申張了個人的基本權利,還付出四年的焦灼不安及高昂律師費。最後,黃老師終於捍衛住自己的基本權,贏得應有的賠償。事件經過中級法院審結,變成了案例,有實質的法律效力。與此同時,與黃老師有同類不幸遭遇的教師應改擺脫似是而非的道德枷鎖,挺身而出,共同彰顯教師的公民權利。
    此案產生若干的漣漪效應,率先是蘇嘉豪立法議員在議會裡質詢教青局失職,立法議員陳虹亦敦促政府關注教師的權益。很快,教青局亦跟進,承諾會制定指引給學校,冀望學校不要損害教師權益。最近,蘇嘉豪議員及李靜儀議員都透過書面質詢政府要依法辦事。看來,教青局會修定學校運作指南,明確要求學校不可以將解僱賠償與公積金對沖,繼續損害教師權利。不過,有最近被解僱的教師,仍然遭到學校強行對沖的霸凌。有不少教師息事寧人,為能再有機會轉校而忍氣吞聲,噤若寒蟬。亦有很多教師仍然蒙在鼓裡,不知道自己的基本權利,更遑論團結教師,共同捍衛教師隊伍的公民權益。

禮俗規範不等於要嚴格遵守的法律制度
    小時候的中秋節,總喜歡到工人球場猜燈謎。有一年,有一個燈謎是「兒童不宜」,猜一個字。我在那裡想了一晚,晚會快要結束時,我突然靈光一閃,猜出答案是個「奇」,即大人就可以。實在,許多架在教師身上的道德倫理規範其實只有兒童不宜的約束,對成人而言,甚至對教師社群而言,都不應構成具職業殺傷力。對學生而言,校規禁止吸煙、談戀愛、同居、婚前性行為、紋身、賭博。因為這些行為會產生學生承受不了的後果,或會有損健康。校規只是規範學生不宜,但這些行為頂多只構成犯校規,絕對算不上犯法。換言之,許多行為是成人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要去做的,如選擇抽煙或染頭髮的教師,要自行付出其損害健康的後果與責任。
    的確,教師是學生的榜樣與典範,如談吐溫文爾雅,粗言穢語會對學生有不良影響。但是,教師是同性戀者、身體上紋身、閒來打打麻將,這些,純屬於個人私生活,是教師做為社會一員應有的同等基本權利。只是,教師亦應該知止,這些個人的喜好與選擇,不應該混進與學生的交往中,甚至更不適宜與學生同樂,直接間接教壞學生。
    多年前,參觀台灣私立開平餐飲職業高中,校長夏惠汶就允許學生染頭髮。當大家都比拼誰的頭髮最出位,看到整個教室五顏六色,就等於毫無特色。最後,絕大部份學生都乖乖把頭髮染黑色,那些奇髮亦沒能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夏校長跟我說,要學生尊重學校,也許學校可以率先尊重學生;要學生愛學校,也許學校可以率先愛學生及其喜好。

先讓教師擁有軟實力
    軟實力這個概念是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首先提出,是一種愛心、包容、尊重、認真的態度;一種平等、博愛、守法、具人文關懷的精神;一種開放、創新、積極、好奇的動力。為能實踐上述的目標,著名社會哲學家Avishai Margality在其名著The Decent Society裡,高呼要建立健全的正派社會,從基本的不讓弱勢社群受侮辱到彼此尊重。而正派社會是要透過健康而快樂的生活來實現,著名快樂心理學家Rober Ornstein在《越快樂,越健康》一書中談到追求快樂有兩種途徑時說:「一種是藉由感官到周遭起反應而感到愉悅;另一種是我們看待世界及自己的方式,由心智決定我們是樂觀或是悲觀。身體健康的人通常能使兩種管道有良好的運作。」一直以來,教師被期許要有多種崇高的師德,要全心全意恪守種種社會期待的規範,這些外來的約束的確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具備孕育自內心的師德,一股充滿著人文關懷的軟實力。教師都是有血有肉的人,都有七情六慾,都應擁有與其他行業同等的基本權利。很明顯,教師能快樂地展現出內心的自由、快樂地自由教學,就能將快樂之道潛移默化給學生,師生家長和平友愛相處,將非常有助於建立健康快樂的正派社會。

既要軟實力亦要具備硬實力
    《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自實施以來,的確保障了很多教師應有的權益。惟是,留任書、一年一簽、學校隨時可以動用免費教育公帑解僱教師,足以看到教師職業保障仍然有個大缺口。教師自身亦沒有足夠的法治教育水平是個不爭的現實。有見及此,黃老師案值得所有教師警醒自己要增強另類的硬實力,就是學會保障及捍衛自己的基本權益及公民權利。
    社會變遷急遽,教師專業知識學習已滿足不了當前教師職業生涯的發展需要。特區政府銳意保障私校教師,應聯同勞工局每年為新入職教師開辦勞工基本權利進修,勞工部份由勞工局負責,《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部份由教青局負責。教師要學會先理解與學校簽訂的合約是否公平合理才簽定,尤其關心所有勞動條款是否合法。勞工局實在有責任徹底明瞭《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的法律權利,避免黃老師的個案不斷重演。教青局亦應該全面監督學校是否踐行中級法院的裁決,不允許學校繼續對沖教師的權益。

2020年6月8日 星期一

消費卡利多於弊?


    消費卡一出,誰與爭鋒;消費卡一刷,慾望奔馳。
    特區政府為了振興經濟,推出消費卡,第一輪三千大元,第二輪加碼五千大元,大人細路人手一卡。疫情緩和,家家戶戶拿著消費卡飲飲食食,食肆生意倍興隆,佔消費卡使用總額的23.2%。聰明的父母,為免被孩子指責挪用其消費卡,特意帶同仔女到書局買圖書文具,在刷卡時跟仔女說,媽媽沒有用你的錢,都是用來買有益圖書文具。除此以外,亦有很多父母用仔女的消費卡去超市購買日用品,佔消費卡使用總額的21.4%,同時為零售業中最高。
    據經濟局發放消息指,消費卡計劃頭二十天已超過908萬宗交易,消費總額已達9.62億澳門元,超過已發放消費卡總額的一半,逾五十六萬人使用過電子消費卡,平均每人已使用1714元,近六成的消費卡已使用超過一千五百元。無疑,消費卡真的帶旺經濟,亦讓悶抗疫情的市民藉消費放鬆心情。但是,也推高通貨膨脹,更讓人擔心的是,澳門年年派錢,可是,在社區及學校推行過理財及消費教育並不普及,試看一個二○○八年在澳出生的孩子,十三年來總共領取本104000元,很少聽聞有家長及小孩真的能把整筆錢存起來。澳門儼然成為消費天堂,很難抵擋金錢的誘惑而不胡亂消費,有幾多就花幾多乃人之常情。對正在成長的未成熟孩子,到底是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利呢?

我消費故我在
    消費可以說一面鏡子,如果消費只是滿足個人的基本需要,鏡子會如實地反照出平實的自己;如果消費是為了按捺不安及尋求別人的認同,鏡子會如凸鏡般反照出一個矮化的自我;如果消費是為了炫耀自己的地位及聲譽,鏡子會如凹鏡般反照出一個誇大的自我。
    當論及消費與滿足的關係時,就會出現三種消費行為。一是投入的消費與獲得的滿足對等,如有人拿消費卡去買市值三千元的金飾,每天店員刷最高消費額三百元,十天後,顧客連金帶卡取回,非常滿足;二是高消費低滿足,如有人用幾張消費卡去買美容套餐,發現物非所值,很不爽;三是低消費高滿足,如許多超市及食肆用消費卡花三百元回贈五十元兼有贈品。
    在美國,有一個倡導善用金錢的非牟利組織「新路圖基金會」(New Road Map Foundation),長年到處宣揚「低消費,高滿足」的生活模式,指出消費者懂得「金錢與足夠的真正意義」,就不會過度消費,而造成浪費。
    心理學家佛洛姆(Eric Formm)晚年,寫了一本關於慾望的名著《佔有還是存在》(To Have or To Be),指出人們會透過兩種方式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一是透過不斷擁有(To Have),一是透過不斷自我改變及成長(To Be)。前者要透過購買來滿足擁有的慾望,後者是透過不斷內省及簡約生活來持續成長。今天,物慾橫流,很可能把成長中的孩子推向一個不斷擁有的懸崖。

消費浪潮推高i世代的弊病
    一九九五年上網(internet)正式商業化,走進千家萬戶,更走進i世代。二○○七年iphone問世,二○一○年ipad來到,徹底改變了世界的通訊及搜尋模式。當前的澳門,一人一手機,連小學三年級的學生都知道怎麼上網,無論是建立個人社交網絡,還是在疫情間上網找資料做功課。
    美國專門研究擁有手機的青少年的心理學家珍•特溫格( Jean M. Twengei)在其新著《i世代報告:更包容、沒有叛逆期,卻也更憂鬱不安,且遲遲無法長大的一代》(iGen: Why Today’s Super-Connected Kids Are Growing Up Less Rebellious, More Tolerant, Less Happy and Completely Unprepared for Adulthood and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Rest of Us)一書中,列出有十個i世代的明顯特徵,其中有八個非常讓人擔心,包括:一、不急著長大;二、上網時間有增無減;三、不重視親身與人交往;四、不安;五、備受保護,欠缺內在動力;六、宗教冷漠;七、對收入缺乏安全感;八、對未來充滿不明確感。
    想想,i世代的家長都能感受到孩子的不安情緒,但不知所措,更不懂如何教養他們。也許,只要不學壞,乖乖讀書,透過消費滿足孩子的不安,是無辦法中的辦法。近年,網購大行其道,不必拋頭露面,不必討價還價,就能滿足消費慾望,更助長i世代的消費及不安黑洞無限擴大。

建立i世代的理財能力,與他們同行
    今天,澳門已經是一個鼓吹消費文化的信息社會,一旦收到有漂亮口罩的訊息,就馬上按手機買下,又或直奔藥房搶購。賭權開放後的澳門,吃喝玩樂的設施林立,更助長追求享受的消費文化。疫情導致很多家長的收入大減,消費卡總有用盡的一天,特首都開腔說大家開始過緊日子了。是時候與i世代好好坐下來,與他們一起商討,建立良好的理財習慣,並且與孩子同心同行。以下是重點的建議:
一、與孩子一起訂定零用錢金額:香港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成立廉政公署時,就展開理財教育,發展出第一套理財教材就是教導孩子如何使用零用錢。透過每週,然後每月發放零用錢,雙方各提出基本開支所需金額,累計出零用錢總額。當然,金額有上下限調整的空間,雙方共同訂定,達致雙贏的局面。
二、建立先儲蓄後消費的生活態度:有零用,自然有剩餘,亦可能超支,透過了解孩子的開支紀錄,務實地養成儲蓄的生活態度。誠如上述,自現金分享發放到現在,一個十三歲的少年已應儲備十萬以上;若是管理不善,深信已經花光。所以,與孩子到銀行開立聯名戶口,把用不上的錢全存到銀行備用。
三、教導孩子懂得分辨「必要」與「想要」的分別:必要是基本需要,想要是心頭好。如進入超市購物,最好事前羅列好購物清單,按本子辦事,可以很大程度避免過度購物。又如疫情過後的假期,很多家庭會舉家旅行,購物尤其是個陷阱,經常買了很多「唔等使」的東西回來。所以,平時,就應該好好教養孩子練就出甚麼是「必要」及甚麼「想要」的分辨能力。
四、教導孩子懂得做開支預算:中國人說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今日,「先使未來錢」這股歪風正在荼毒孩子,一定要教好孩子做購物預算,除了學精打細算外,亦讓孩子學習等待,期間,好好思索這一筆錢是不是真的要花,是不是物有所值。
五、教導孩子格價是必要的理財能力:近月,豬價爆漲,同一街市,肉價相距可以一倍;消費卡一出,超市間同一貨品的價格落差很大,帶孩子逛街市及超市學格價非常有用。我的大孫子有一台兒童玩具的零件壞了,四出格價,有三元的,亦有四元的,更有九元的,最後以最平價買到,非常得意洋洋。
六、父母的表率尤為重要:身為家長,理財有道是榜樣;勿以金錢獎勵孩子是良方;率先珍惜眼前一切,無論是人還是物;更重要的是率先成為節儉的模範,讓孩子不得不跟隨。
七、教導孩子慷慨解囊,樂善好施:要孩子明白擁有是一種福份,遇不幸者應伸出援手是義之所在。所以,無論是零用,或是預算,都鼓勵孩子能從多餘的捐出,更要鼓勵孩子能捐出手上珍愛之物,學會與人分享是崇高的美德。
  
    消費浪潮風高浪急,與孩子並肩同行,穩住腳步,乘風破浪。

從恐懼文化看港版國安法


    美國已故總統羅斯福曾經說過:「我們唯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更加堅定地認為,憲法該保障公民擁有四大自由,即人人享有發表言論和表達意見之自由;人人享有宗教信仰之自由;人人享有免於匱乏的自由;人人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昂山素姬曾說:「恐懼本身就有如一種牢獄。人民不能讓恐懼掌握自己的生活,你必須掌握自我,要是你面臨外在壓力時,還同時被內在的恐懼所掌控,那麼你會更不自由,你會完全動彈不得。」
    沒錯,今天的香港人,正處於內外交困的恐懼中,港版國安法在兩會通過,旋即交人大常委立法,聽說會在九月前立法執行。面對美國總統特朗普說的香港由「一國兩制」由「一國一制」取代,有能力的人會馬上「移民」,沒辦法的就只好做「順民」,香港很多不滿的青年已被標籤為「暴民」。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張燦輝說:「香港人還有一個選擇,就是在恐懼中做個真正果敢非暴力的『人民』。」

一切由恐懼開始說起
    人是追求快樂,逃避痛苦,先生存後發展的社會動物。換句話說,人天生就是害怕恐懼,DNA設計就把恐懼內置好,提醒人們要避開危險,只為保住性命。另外,我們大腦裡的杏仁核主管攻擊、守住及逃避。一旦遇到未知狀況,又或是有危機,杏仁核就會啟動恐懼情緒,確保我們在有潛在威脅情況下保持警覺,提升應對當前困局的綜合能力。
    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曾對恐懼作如下定義:「恐懼是擴散的、分散的、不清晰的、不附著或不固定在某個東西上的、自由浮動的、沒有明確的地址或起因的時候……當我們應該害怕的威脅隨處可見又無處可見時,它是最可怕的。恐懼是我們給自己的不確定感以及自己對威脅和應該做什麼茫然無知起的名字。」
    我們會畏高、畏黑、畏血、畏蜘蛛及畏死等等,恐懼有先天的因素,但大多數情況是後天習得的。研究表示我們的大腦經過若干的努力,就能克服恐懼。但是,亦會在無數面對恐懼的挫敗中學會無助與放棄。一念恐懼,一念無懼,全繫一念之轉。

恐懼文化無處不在,處處都在
    小時候,每遇態度行為表現不佳時,父母總會受到語言上的恐嚇,如「運你入黑房」、「叫姑娘同你打枝針」、最可怕的是「叫警察叔叔拉你」。這一切都是散佈恐懼文化的作為。進了學校,我們要面對老師過度執行權威的恐懼,不少老師經常制造教室恐懼,來經營班級及教學管理;進了職場,為保飯碗我們不得不面對合約及辦公室政治的恐懼;在社會上,我們要面對政治的恐懼,因為隨時會以言入罪,監都有得坐。
    恐懼文化的嚴肅後果,是任何問題都可能轉變為生死存亡的問題。著名政治學者法蘭克•福瑞迪(Frank Furedi)在其名著《恐懼如何被操弄:不確定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為何形成21世紀的恐懼文化》(How Fear Works: Culture of Fear in the 21st Century)一書中說:「當人類想到死亡時,總會感到害怕,這也讓大腦立刻做出反應,尋找能帶給自己安慰,讓自己安全的東西,以此對抗這種無力感。 當我們感到恐懼時,意志力就會減弱,因此更容易屈服於各種誘惑。」
    二○一四年中國國務院印發的《國務院關於印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的通知》,當中清楚提出每個公民都應當被授予根據有關其經濟和社會地位數據得出的社會信用評分。根據趙旭東教授的分析:「首先,有必要指出,該文件是一份《通知》而非法例。在社會信用體系的具體運作方面,則由各級人民政府、發改委和地方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小組一起,通過按照例如不同政府行政和執法部門的『法規』標準,來針對個人行為打分。而到今天,大家明白,評分結果最後會影響個人出行出遊、升職、置業、子女就學等。但是否就止於此,不少人相信,受監控和受審查的範疇還包括言論入罪、對社會敏感性哪怕是關乎民生議題的討論、隱私權的侵害等公民權利。」
    今年,中國將全面實施「社會信用體系」,追本溯源,是內地「黑名單制度」的一種延伸和擴大版,通過採用先進人臉識別和大數據技術,將原本針對和監控個人行為的「黑名單制度」發揮至極致。這一套制度已率先在江蘇、山東、武漢、上海、浙江及廣東惠州試行。  
    港版國安法是23條加辣版,因為23條只是在有行動時才會被逮捕,可是,港版國安法連相關的活動都包括進去,換言之,以言可以入罪,公安可以明正言順在港執法,只要說一句結束一黨專政就成為顛覆國家政權的理據。
    總而言之,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團體,無論是發表言論,還是結社批評時政,甚或個人的社會信用系統表現,均一網打盡,都受到老大哥的眼睛盯著,脖子上無時無刻架著一把利刃。噤若寒蟬就是恐懼文化的極致,讓整個社會屈服於恐懼文化的陰霾裡,恐懼文化天羅地網地箝制著每一個人,甚至整個公民社會。
   
一起來學恐懼管理
  恐懼管理理論基本觀點兩方面:一是無論活在怎樣的恐懼文化中,仍然深信自己活在邁向正面美好的文化中。威權政府操弄恐懼文化,強行要人民遵行政治正確而生活;同樣,在民主自由世界,亦有其美好的政治正確世界觀。誠如林肯深信的民有、民享及民治。只有正確的世界觀才能賦予我們存在的意義與動力,去抗衡不正義的政治正確恐懼文化。二是相信自己所遵守的民主世界觀會內化成為自己的生活標準。這種已經內化了的價值標準遵守程度越高,越是能夠淬鍊出不屈不撓的生活態度,越能展現出免於恐懼的自由。
  恐懼就像一把雙刃刀,可以是好的,亦可以是壞的。在好的方面,可讓人追求更高的科學及藝術成就;在壞的方面,會讓人類產生偏見、鬥爭衝突,甚至是恐怖襲擊和侵略性行動等等;恐懼管理理論幫助人們拓寬了視野,對於政治、文化、宗教及人類的行為都有透徹的認識,提升人類的身體和心理健康水平,並且以此來促進社會的進步。

在恐懼文化中做個堅持「對話」的「人民」
    著名心理學家大衛•奧斯本擅長研究溝通中的恐懼文化,他在其名著《愛的溝通》中,展示出人從對話淪陷到恐懼的過程及逆反進程。人總喜歡先透過文明的「溝通」去處理問題,要是溝通受到阻礙,仍然會嘗試透過文明的「說服」去解決紛爭。但是,一旦發現說服無效時,就會萌生透過權威去「操縱」局面,要是操縱都不奏效時,會試圖透過「交易」手段控制局面,當都不是辦法時,唯一的手段就是「威脅」,無論是散佈白色恐怖,還是又拉又鎖,無所不用其極。
    奧斯本說,人本善良,無論身在上述那一個位置,都應努力締造條件返回對話的立場。這就是前述張燦輝教授說的「人民」。甘地也好,馬丁路得金也好,甚至非常激進的曼特拉都好,最後,總是要回到對話,才能真正解除恐懼文化的傷害。手無寸鐵的香港人,深受世界景仰的高素質人民,不斷透過頌唱光榮歌,到出和你lunch及理性論述,都在努力用對話抗衡恐懼文化。

從《邊城英烈傳》與《十月圍城》看香港人的不屈精神



  
    近日,人大及政協兩會召開,突然提出港版國安法,全世界為之震動,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制裁中國的嚴厲宣言,英美澳加等國發出嚴厲聲明,都阻止不了草案通過,之後,就交給人大常委立法,最快九月前立法完成實施。香港人一直抗惡法,從去年反送中到現在反國歌法等等,不惜犧牲前途及性命。當中,有說是「攬炒」,我說是「不屈」。
    提起「攬炒」及「不屈」,不得不說印度聖雄甘地。有一次,甘地坐火車,登車時人太擠,丟了一隻鞋。上車後,甘地乾脆把另一隻鞋都扔出車窗外。有人好奇問甘地。甘地說只剩下一隻有何用,反而馬上扔出去,盼有人可以同時撿起一雙鞋去穿。甘地的果斷、徹底及整全觀念就是「攬炒」加「不屈」。
    說起「攬炒」與「不屈」,有兩齣電影值得推介,一是美國德克薩斯爭取獨立的阿拉莫之戰的《邊城英烈傳》及港產片《十月圍城》。

香港是東方的阿拉莫
    影片根據美國歷史上最重大的戰爭「阿拉莫最後一役」拍成電影《邊城英烈傳》,即德克薩斯爭取獨立的阿拉莫之戰。人數占劣勢的阿拉莫保衛者用他們充滿智慧的激情以及獨立自主的理想,奮起反抗強大的墨西哥政府軍。
   十九世紀初的德克薩斯,還是一片荒野處女地,地域遼闊,人煙稀少,面積為當時墨西哥國土的三份之一。墨西哥政府為了增加稅收,鼓勵外國人到德克薩斯定居。移民手續很簡單,只要宣誓效忠墨西哥國家,尊崇天主教是國教,就可得到大片免費土地。吸引美國人再次移居還有另一個原因,在美國本土,廢除奴隸制的聲音漸趨響亮,一些靠奴工牟利的種植園主,心存疑慮,而在德克薩斯靠黑奴擴充種植園的潮流方興未艾,利益誘人。十餘年間,幾十萬的歐美移民壓倒性地取代原住民的數萬人口,主宰了德克薩斯地區,這裡變成一個以英語為主的社會。
  墨西哥政府目睹德克薩斯有越來越美國化的跡象,遂透過重稅收、限制德克薩斯居民和美國貿易等,引起居民的不滿。墨西哥本屬於西班牙,斯塔•安納成為墨西哥獨立時期的英雄人物,被稱為墨西哥的拿波侖。但是,他在聯邦共和派擁戴下登上總統座位後,突然改變政治立場,轉向中央獨裁派。斯塔·安納下令廢除新憲法,集軍權與政權於一身,強化天主教的國教地位,實行政教合一的獨裁政府。
  1836年春,墨西哥統治者安東尼奧率領數千名精兵圍攻德克薩斯的軍事堡壘阿拉莫(Alamo)。面對這場不可能獲勝的戰爭,人數不到兩百名的平民為保家園組成自願軍。這群散兵游勇裡沒有一名是軍人,有的是銀行家、農民、律師,有的是丈夫、兄弟、父親,有的是流浪漢、夢想家和傳奇人物。
  在神聖三傑,包括年輕氣盛的威廉少尉、熱血男兒詹姆斯和拓荒者大衛的指揮下頑強抵抗。死守十三天后,孤立無援的城堡因彈盡糧絕,最終全軍覆沒。這批英勇的德克薩斯男人為了信念,犧牲自己的生命,上演了一曲英勇抗暴的悲壯史詩。之後,薩姆將軍帶領一支援軍趕到,並擊退墨西哥。
  《邊城英烈傳》講述位於南部德克薩斯州本來屬於墨西哥,當時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強人聖安娜將軍(Antonio Lopez de Santa Ana)企圖將去向未明的阿拉莫歸入自己的版圖,而阿拉莫的本地居民和不少從當時美國其他州過來的移民,多半是聯邦主義分子,不喜歡聖安娜中央集權及獨裁殘暴的統治,決定使整個德克薩斯州獨立,脫離墨西哥的管治。
  特拉維斯最後一封求救信給美國,使得美國人深感良心上的自責。激
發起更多的志願者奔來參加反墨西哥政府軍的戰鬥。從此「不要忘記阿拉莫」
德克薩斯軍隊和後來的美國軍隊的響亮訓誡詞,在戰爭中用來激勵士兵的士氣,最終打敗了墨西哥,獨立後成為美國第二十八個州。

今日的香港正處於《十月圍城》的困局 
    《十月圍城》講述1905年孫中山在香港遭遇清廷殺手行刺,得到以香港富商李玉堂為首的各行義士保護,為了把孫中山安全送離香港,多位義士犧牲的可歌可泣故事。
    電影開始講香港中興會會長楊衢雲在私塾講課時,被滿清胡軍扮演的刺客閻孝國槍殺。《中國日報》創辦人陳少白積極鼓吹革命,是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在保護孫中山的過程中,一直起著總聯絡人的作用。香港富商李玉堂作為一個有良知和正義感的商人,一直資助革命報紙《中國日報》,後因好友陳少白被抓,他召集各行義士為孫中山護駕,而他的兒子李重光因扮演孫中山替身犧牲。
  眾所周知,除了上述人物及情節外,故事都是虛構的。歷史上有1905年十月孫中山到香港的記錄,但沒有提到過孫中山在香港遇刺,而且當時香港是英國管制,膽小的清廷也不敢在香港輕舉妄動。
   電影中很多虛構的烈士都在被砍殺的那一刻,在銀幕上打出其出生年月、籍貫,以假亂真,帶出無名英雄的張力印象。在大時代的歷史塵埃中沒留名的小人物,也確實存在。雖然片中的情節、時間、人物有不少是虛構的,但這並沒有脫離歷史事實。
   
在那樣的時代,初始的「革命」,其實都是些有錢的商人、讀書人,才會做的事。只有他們西學、接受過西方思想、眼界開了,才會想到革命起義。所以片中陳少白所率領的的革命黨,放眼望去都是書生與公子臉孔。一般書讀不多或市井小民,管的只是溫飽,絲毫沒想過革命起義,甚至可能連概念意義都沒有。

阿拉莫之春與十月圍城之夏
    聖經裡,先有大衛打敗巨人歌利亞,後有阿拉莫打敗墨西哥。有時事評論員說,今天的香港就是亞洲的阿拉莫,雖小但頑強。香港人,從來予人是世界仔;香港,從來就是一隻會生金蛋的世界金融中心;香港,從來就是一個只談搵銀不談政治的大都會。
    2014年,香港爆發雨傘革命,讓全世界對香港刮目相看。但是,很快被撲滅。去年,反送中運動爆發,讓全世界看到香港人的政治素養,為了民主自由法治果敢灑熱血,拋頭顱。中文大學及理工大學兩次抗爭,根本就是香港版的《邊城英烈傳》與《十月圍城》。香港人雖然活在港版國安法及香港警暴的恐懼中,但是,一如《十月圍城》中前朴後繼的年輕人及《邊城英烈傳》的雜牌軍,就連教師及中學生都聯署抗爭惡法通過。
    這個春夏天,香港人努力抗疫,疫情稍為緩和,又再面臨一場比疫情更可怕的反惡法抗爭。香港人不但沒有給嚇倒,反而更抖擻抗爭。自由之秋,定會夾住清風送爽徐徐來臨。


2020年5月25日 星期一

當「溫故」向左走而「知新」向右走時


    武漢肺炎疫情肆虐,自農曆新年後,非高等教育全面停課。期間,網上教學成為新貴,教師、家長及學生都要學會網上教學。一時間,大家都手忙腳亂,怨聲四起。教育當局為了平息大家的擔心及憤怒,推出溫故知新的指引,要求校方只能溫故,不能知新,甚至不能評核計分。
    大家都沒料到疫情比當年SARS嚴竣多倍,停課令一延再延,直至五月四日,高中復課,五月十一日初中復課。五月二十五日高小復課,六月一日初小復課,至於幼稚園及特殊教育,就只能繼續溫故知新了。
    幾個月了,教師、家長及學生一直在所謂的溫故知新黑洞了載浮載沉,到底,我們可有在其中思索,甚至批判溫故與知新的關係呢?溫故定能知新嗎?溫故有助於知新嗎?
       
溫故與知新的邏輯關係
    從邏輯真值樹來看,溫故與知新存在四種關係,一是溫故可以知新,二是溫故但不可以知新,三是不溫故但可以知新,四是溫故與知新毫不相干。
    近年,有許多暢銷小說改編成賣座電影,如香港作家張小嫻的《我的愛如此麻辣》就被改編成電影《花椒之味》;法國新浪潮電影大師埃里克•侯麥(Eric Rohmer)本是作家,但一直覺得寫小說,還不能完全表達其作品的精髓,於是跑去當導演,自編自導自己的小說成為電影。在《六個道德故事》的小說集前言中,埃里克說:「一個故事,如果能寫出來,為甚麼還要拍成電影?如果要拍成電影,為甚麼又要去寫它?」原來,埃里克非常明白文字與電影能相互輝映,互補不足,把小說拍電影,就是因為能產生溫故知新的功能。美國暢銷作家作家葛拉•威爾在《異數》一書中說:「任何的複雜性認知工作,都要經過一萬個小時的不斷練習,才能成為頂尖高手。」這就是我們說的熟能生巧的意思,透過刻意練習,任誰都能溫故知新,匠心獨運的藝術家就是經過千錘百鍊才能巧奪天工。
    若果說溫故不能知新原因大概有兩方面,一是知識內容缺乏能提煉成新的價值,二是溫故者本身缺乏提升故到新的能力。以著名的童話故事《狼來了》為例,從道德教育心理學看,這是一個非常刻板及教條的故事,缺乏可開發的道德教育價值,因為教訓只有兩個,一是不要說謊,一是不要信人。要是把故事改成農夫的道德兩難,既可以自行選擇是否要上山救牧童,又可以視其吹噓。如此,就變成具備很豐富的德育教材,溫故知新的空間寬闊了很多。至於溫故者通常是一般學生,實在需要多方指導才能拓寬溫故的視野;再者,亦需要老師同學的鼓勵,方能從孜孜不倦中領悟出知新來。
    要不溫故便能知新,也許只能是上智的學習者才能做到。因為,所有的學習都必須建立在固有的基礎知識技能上,學習從來都是拾級而上的歷程。至於又不溫故又不知新顯然是拒絕學習的不良態度,無討論的餘地。

溫故知新是見山仍是山的領悟
    好看的電影會一看再看,有趣的是再看會發現一看時沒有看到的東西,讓我想起禪宗警語說:「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還是山。」初次見山,會有一種印象;當第二次再去看山時,體驗與領悟加深了,好像不是先前的山;多次看山,始發現山仍是最開始看到的山,只不過個人的境界已經提升,山仍是山,但內在變化已經不同了。
   
故是過去學習過的知識、能力及情感積澱,溫就是重新去把過去學過的種種再作深入的檢視,看是否能提升新的感悟來。溫故像挖井,越往下挖,水越清澈,水越甘之如飴。溫故如果只是走馬看花,自然難以知新,就算新也許只是膚淺的新而已。

溫故是格物 知新是致知
  
 活在信息爆炸的年代,知新是我們的競爭力,要不是輸在起跑點,就是一直落後於其他人。知新已經不是一個質的問題,顯然已經變成一個速度的問題。於是,除了應付考試以外,我們都視溫故為奢侈品。
    本來,學校設置的課程應該遵行螺旋式,即一邊挖深慢慢向前。惟是,在今天競爭激烈的教育體制下,學校課程已改成直線式,為了達到目的而去教與學,教完及學完之後就放下,馬上追趕下一站要教要學的內容。
    教與學都會碰到難點,要反覆思考,多角度揣摩;思考和揣摩的過程就是溫故,能解決問題,就能知新。溫故,就是格物,知新,就是致知。溫故而知新,就是格物致知的過程。就如學騎腳踏車,經過多番的跌跌撞撞,終於找到平衡的意識及技能。

溫故而知新 可以為師矣
    在《論語》中,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孔子的世界裡,成為老師並不要去讀師範教育,拿一張文憑才能當老師,能擇善從之,見不善改之的人就堪當老師。同在《論語》中,孔子亦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故知新之間多了一個而字,換言之,能溫故而又能知新的人,就可以成為老師。《戰國策•趙策一》中有說:「前世之不忘,後事之師。」總結起來,只要有幾個人,能擇善,能改過,能前車之鑑,就能成為稱職的老師。
    現實是,許多教師,應該說是教師匠,是溫故的高手,甚且以為能把教科書全教給學生,就等於完成教學任務。現實是,亦有許多教師,只管不斷教新知識給學生,尤其是旨在培養菁英的名校。
    原來,溫故是過去,知新是未來;溫故是一體的兩面;溫故是固本,知新是培元;溫故是不斷舉一,知新是反三;溫故是手段,知新是目的;溫故是投入,知新是產出;溫故是蛇蛻皮,知新是長出新皮。溫故與知新脫鉤,不是八股就是荼毒。
    沒料到,溫故與知新可以異化成南轅北轍,當前的香港,DSE考試先是通識科講新聞自由必須受限於國家安全,繼而是歷史科的利多於弊題目攪到滿城風雨,文革2.0一幕又一幕上演,原來,歷史只以「溫故」,且要向「左」走,而歷史教學的目的是要建立學生的歷史獨立批判後獲得的「知新」,即全面向「右」(right)走時,教育問題政治化把本來純淨的溫故知新徹底污衊化了。
    教師的最神聖任務是帶領學生如何透過過去的知識,學以致用到當下的生活,更理想的是能與學生同行,透過自身的高瞻遠矚,帶領學生走進知識的新天新地。
    當前的教育,若是只顧溫故是不足,若是只顧知新是過尤,兩者皆偏廢,惟走中庸之道,方能教出立足過去,穩居現在,展翅將來的好學生。

《月光男孩》與《少年的你》在欺凌中絕處逢生


    小時候,我個子長得矮,又瘦骨嶙峋,左臉上長了一大片鮮紅斑痣,很自然就成為校園欺凌的對象。我整個小學一直怕落小息,因為又到了任人魚肉的可怕時刻。上了初中,那些欺負我的同學或轉校或去當學徒,我開始有好日子過。多年以來,那段欺凌陰影仍揮之不去,猶有餘悸。
    有校園的地方就有欺凌,所以,以校園欺凌為題材的電影不勝枚舉。近日,香港第三十九屆金像獎最佳電影《少年的你》就是以大陸的校園欺凌為題材,講女主角為了順利參加高考寧願默默承受欺凌。二○一六年,美國電影《月光男孩》描繪在黑人聚居區一個小男生在欺凌困境下絕處逢生的故事。今天看來,仍然讓人窒息,絕處逢生的確是所有飽受欺凌的人士的共同渴望。想真一點,有誰不受過欺凌,又有誰不曾欺凌過別人,關鍵是我們是否有逃出欺凌的覺醒與行動。

《少年的你》絕處逢生智慧
    《少年的你》(Better Days),英文名一看片就道出所有受欺凌人們的共同願望,就是要結束壞日子,好日自快點來臨。電影開始,女主角陳念的好友胡曉蝶承受不了欺凌,在午間用膳時間從教室外走廊一躍而下,用最悲觀的方式結束被欺凌及提出最徹底的控訴。這齣電影用校園拉開故事的序幕,亦是用以牙還牙的報復來結束校園欺凌。其中,帶出更可怕的現實訊息,與其以為可以靠學校及靠警方,不如靠自己「私鳥」更有效果。
    欺凌才是《少年的你》的主題,縱然許多電影都拍過相關的題材,為何欺凌仍然是創作者屢拍不厭的素材呢?因為創作者認為自己有義務,將自己所見證的社會真實面貌,用攝影機記錄下來,讓我們省思自己有無絕處逢生的生存應變智慧。《少年的你》片頭更打上字卡:「希望能匯聚社會各界的力量,來防堵校園欺凌這種普存的現象。」
    女主角陳念是一個內外交困的高三學生,與母親相依為命,由於母親欠一筆還不完的貴利債,只好逃走。弱質纖纖的陳念不單要一個人生活,還要常常面對債主的恐嚇。回到學校,因為胡曉蝶已去世,陳念自然成為下一個矚目的欺凌對象。陳念很清楚自己的弱勢,深信擺脫困局的唯一方法是能考上名牌大學,透過知識改變命運。陳念一方面扛住高考的沉重壓力,一方面卻要白白承受同儕的欺侮;還好,陳念遇上一個天涯淪落人叫小北,這小混混樂意保護她。小北要保護陳念,但小北亦經常被欺凌,時常倒臥在血泊中,自身難保。   
    最令人訝異及同情的是陳念和小北的情感結盟,無論是友情和愛情上,全都用以抵抗外在的欺凌。言下之意,輻射出諷刺整個世界無論學校、警局或社會對他們不公待遇是無能為力的,武裝自己是他們能應對這世界唯一的辦法,起身反擊是他們唯一能走出欺凌的路徑。
    本來,陳念只想好好讀書,考好高考,百般承受凌虐都在所不計。可是,就算被脫光衣服,亂剪頭髮,均無任何跡象看到對方收手。一天晚上,經常欺凌陳念的同班女生請求她原諒,要不然就遭到不能高考的處罰。其間,對方仍然以言語欺負陳念,陳念一個不小心,就把對方從石階高處推下而死。苦無辦法找來小北,合力埋屍,但終被發現。小北自認無前途可言,願意頂罪,要陳念訛稱不認識他,自編一個殺人故事來轉移警方的視線。後來,陳念才知小北已過合法年齡,可能要終身監禁甚或死刑。陳念只好和盤托出,直認不諱。接受刑責後,陳念上了大學讀英語,畢業後成為一名英語教師,小北仍然過著小混混的生活。

《月光男孩》絕處逢生智慧
    《月光男孩》(Moonlight)是一部黑人男孩成長的電影,電影分成三個篇章,從孩童到青年再到成年。故事的元素與醞釀後來的衝突情節,而這個衝突有男孩自己對自己內心轉變的衝突、與母親關係的衝突,以及摯友凱文的關係衝突。
    奇倫來自黑人底層的弱勢單親家庭,母親疏於照顧,遊手好閒且染上毒癮,而奇倫個子瘦小,就成為被欺凌的對象。有一天,奇倫在毒窟被一名販毒的中年男子胡安救出,兩人成為好朋友。奇倫不想回家,胡安就讓他在自己家過夜,並教他游泳及許多人生哲理。胡安問奇倫為何一直被同儕欺負,鼓勵他可以透過學習堅強起來;面對奇倫問身為黑人為何經常遭到歧視時,胡安說黑人是地球上最早誕生的人類,應該自豪才對;奇倫不喜歡女生,覺得自己是同性戀者,遂問胡安自己可能是個基佬時,胡安說基佬是帶有侮辱成份的說法;胡安更告訴奇倫說,你終究要決定自己想當什麼樣的人,別讓任何人替你做決定。後來,胡安死於非命,奇倫只好靠自己生活。
    很快,奇倫進入青春期,但仍然備受欺凌,幸好得到好友凱文的支持與鼓勵。但是,奇倫與凱文旋即發生同性戀的性行為。但那一晚後,兩人再沒有見面了。有一天,奇倫被班上的同學欺凌,警官說如果不主動提告,就無法將對方繩之以法。奇倫如陳念一樣,認為警方幫不上忙,決定不主動提告,反而採取私了。翌日,奇倫怒氣沖沖進入教室,拿起椅子猛打欺負他的同學。奇倫被捉,判入感化院。在院裡,奇倫下決心操到自己變成肌肉男,惟有如此才能結束被欺凌的狗臉歲月。
    在感化院認識了毒販頭目,出院後開始他的成人生活,離開家園,搬到亞特蘭大。奇倫走上胡安的舊路,成為毒梟,撈到風生水起。一直吸毒的母親改過自身,苦勸奇倫不要販毒,但他完全沒有聽進去。
    十年後,奇倫他接到了凱文的電話,再次回鄉找凱文,凱文結婚有了小孩,但也離婚了,而奇倫一向少言,最後在凱文的屋子裡告訴他,他只讓一個人碰過他,那就是凱文,兩人再續前緣。 

人人都應練就絕處逢生的智慧及能耐
    兩齣電影的主角都一直活在充滿欺凌土壤的環境中,如單親家庭及各種生活壓力。高三的陳念活在高考制度的欺凌中,奇倫身陷毒品市場的欺凌。被欺凌通常都是因為長得個子小及內向,怕事又不信任人,特別是警方。所以,經常泥足深陷於欺凌與被欺凌的惡性循環中。
    許多研究說明,被欺凌者如奇倫,最後會變成個大隻佬,成為施虐者。當大家直斥施虐者的不仁時,卻往往會挖出一個過去被欺凌的悲劇故事。人是無法擺脫恐懼,但可以透過努力學習,認識恐懼的真相,優化同理心的能力,從而控制情緒,懂得情理法兼備去處理人我之間的衝突,達致人我和諧相處。
    陳念就是能克服恐懼的例證,終究有出欺凌與被欺凌的黑洞,成為身心靈健全的人。人總要被逼活在欺凌的土壤上,要出於污泥而不染,除了練大隻外,還要懂得絕處逢生的智慧及能耐。

人人都應當知道「突然死亡」的哀傷之道 

      上週本欄拙文《先看見人,再談看不見的屍體發現案》刊登後,引來不少讀者關注,而社交平台上的回應亦相當正面。這些回應令筆者更加確信,澳門人並不是不關心死亡,更不是對自殺無動於衷;相反,大家關心的,正正是死亡發生以後,那些仍然活著的人怎樣辦。     自殺,是「突然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