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恐懼文化看港版國安法

    美國已故總統羅斯福曾經說過：「我們唯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更加堅定地認為，憲法該保障公民擁有四大自由，即人人享有發表言論和表達意見之自由；人人享有宗教信仰之自由；人人享有免於匱乏的自由；人人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昂山素姬曾說：「恐懼本身就有如一種牢獄。人民不能讓恐懼掌握自己的生活，你必須掌握自我，要是你面臨外在壓力時，還同時被內在的恐懼所掌控，那麼你會更不自由，你會完全動彈不得。」

    沒錯，今天的香港人，正處於內外交困的恐懼中，港版國安法在兩會通過，旋即交人大常委立法，聽說會在九月前立法執行。面對美國總統特朗普說的香港由「一國兩制」由「一國一制」取代，有能力的人會馬上「移民」，沒辦法的就只好做「順民」，香港很多不滿的青年已被標籤為「暴民」。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張燦輝說：「香港人還有一個選擇，就是在恐懼中做個真正果敢非暴力的『人民』。」

一切由恐懼開始說起

    人是追求快樂，逃避痛苦，先生存後發展的社會動物。換句話說，人天生就是害怕恐懼，DNA設計就把恐懼內置好，提醒人們要避開危險，只為保住性命。另外，我們大腦裡的杏仁核主管攻擊、守住及逃避。一旦遇到未知狀況，又或是有危機，杏仁核就會啟動恐懼情緒，確保我們在有潛在威脅情況下保持警覺，提升應對當前困局的綜合能力。

    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曾對恐懼作如下定義：「恐懼是擴散的、分散的、不清晰的、不附著或不固定在某個東西上的、自由浮動的、沒有明確的地址或起因的時候……當我們應該害怕的威脅隨處可見又無處可見時，它是最可怕的。恐懼是我們給自己的不確定感以及自己對威脅和應該做什麼茫然無知起的名字。」

    我們會畏高、畏黑、畏血、畏蜘蛛及畏死等等，恐懼有先天的因素，但大多數情況是後天習得的。研究表示我們的大腦經過若干的努力，就能克服恐懼。但是，亦會在無數面對恐懼的挫敗中學會無助與放棄。一念恐懼，一念無懼，全繫一念之轉。

恐懼文化無處不在，處處都在

    小時候，每遇態度行為表現不佳時，父母總會受到語言上的恐嚇，如「運你入黑房」、「叫姑娘同你打枝針」、最可怕的是「叫警察叔叔拉你」。這一切都是散佈恐懼文化的作為。進了學校，我們要面對老師過度執行權威的恐懼，不少老師經常制造教室恐懼，來經營班級及教學管理；進了職場，為保飯碗我們不得不面對合約及辦公室政治的恐懼；在社會上，我們要面對政治的恐懼，因為隨時會以言入罪，監都有得坐。

    恐懼文化的嚴肅後果，是任何問題都可能轉變為生死存亡的問題。著名政治學者法蘭克•福瑞迪（Frank Furedi）在其名著《恐懼如何被操弄：不確定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為何形成21世紀的恐懼文化》（How Fear Works: Culture of Fear in the 21st Century）一書中說：「當人類想到死亡時，總會感到害怕，這也讓大腦立刻做出反應，尋找能帶給自己安慰，讓自己安全的東西，以此對抗這種無力感。 當我們感到恐懼時，意志力就會減弱，因此更容易屈服於各種誘惑。」

    二○一四年中國國務院印發的《國務院關於印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的通知》，當中清楚提出每個公民都應當被授予根據有關其經濟和社會地位數據得出的社會信用評分。根據趙旭東教授的分析：「首先，有必要指出，該文件是一份《通知》而非法例。在社會信用體系的具體運作方面，則由各級人民政府、發改委和地方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小組一起，通過按照例如不同政府行政和執法部門的『法規』標準，來針對個人行為打分。而到今天，大家明白，評分結果最後會影響個人出行出遊、升職、置業、子女就學等。但是否就止於此，不少人相信，受監控和受審查的範疇還包括言論入罪、對社會敏感性哪怕是關乎民生議題的討論、隱私權的侵害等公民權利。」

    今年，中國將全面實施「社會信用體系」，追本溯源，是內地「黑名單制度」的一種延伸和擴大版，通過採用先進人臉識別和大數據技術，將原本針對和監控個人行為的「黑名單制度」發揮至極致。這一套制度已率先在江蘇、山東、武漢、上海、浙江及廣東惠州試行。  

    港版國安法是23條加辣版，因為23條只是在有行動時才會被逮捕，可是，港版國安法連相關的活動都包括進去，換言之，以言可以入罪，公安可以明正言順在港執法，只要說一句結束一黨專政就成為顛覆國家政權的理據。

    總而言之，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團體，無論是發表言論，還是結社批評時政，甚或個人的社會信用系統表現，均一網打盡，都受到老大哥的眼睛盯著，脖子上無時無刻架著一把利刃。噤若寒蟬就是恐懼文化的極致，讓整個社會屈服於恐懼文化的陰霾裡，恐懼文化天羅地網地箝制著每一個人，甚至整個公民社會。

   

一起來學恐懼管理

　　恐懼管理理論基本觀點兩方面：一是無論活在怎樣的恐懼文化中，仍然深信自己活在邁向正面美好的文化中。威權政府操弄恐懼文化，強行要人民遵行政治正確而生活；同樣，在民主自由世界，亦有其美好的政治正確世界觀。誠如林肯深信的民有、民享及民治。只有正確的世界觀才能賦予我們存在的意義與動力，去抗衡不正義的政治正確恐懼文化。二是相信自己所遵守的民主世界觀會內化成為自己的生活標準。這種已經內化了的價值標準遵守程度越高，越是能夠淬鍊出不屈不撓的生活態度，越能展現出免於恐懼的自由。

　　恐懼就像一把雙刃刀，可以是好的，亦可以是壞的。在好的方面，可讓人追求更高的科學及藝術成就；在壞的方面，會讓人類產生偏見、鬥爭衝突，甚至是恐怖襲擊和侵略性行動等等；恐懼管理理論幫助人們拓寬了視野，對於政治、文化、宗教及人類的行為都有透徹的認識，提升人類的身體和心理健康水平，並且以此來促進社會的進步。

在恐懼文化中做個堅持「對話」的「人民」

    著名心理學家大衛•奧斯本擅長研究溝通中的恐懼文化，他在其名著《愛的溝通》中，展示出人從對話淪陷到恐懼的過程及逆反進程。人總喜歡先透過文明的「溝通」去處理問題，要是溝通受到阻礙，仍然會嘗試透過文明的「說服」去解決紛爭。但是，一旦發現說服無效時，就會萌生透過權威去「操縱」局面，要是操縱都不奏效時，會試圖透過「交易」手段控制局面，當都不是辦法時，唯一的手段就是「威脅」，無論是散佈白色恐怖，還是又拉又鎖，無所不用其極。

    奧斯本說，人本善良，無論身在上述那一個位置，都應努力締造條件返回對話的立場。這就是前述張燦輝教授說的「人民」。甘地也好，馬丁路得金也好，甚至非常激進的曼特拉都好，最後，總是要回到對話，才能真正解除恐懼文化的傷害。手無寸鐵的香港人，深受世界景仰的高素質人民，不斷透過頌唱光榮歌，到出和你lunch及理性論述，都在努力用對話抗衡恐懼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