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傳統以來都被視為崇高的工作，所以，容易被道德倫理綁架。每當有教師想染頭髮、想紋身、想出櫃、想同居、想賭馬，這些在別的行業視為隱私的個人基本權利，落在教師身上，卻被評為世風日下，有損師德。每當有教師想投訴、意欲申張公民權利時，就會被視為不守「師」道，被唾罵枉為人師。多年來，教師的基本權益到公民權利被所謂的「行為世範」所吞噬，誠如粵語「殘」片裡著名的台詞一樣「禮教吃人」。
我們該感謝黃老師的犧牲與付出
二○一六年，任教小學的黃教師被學校辭退，校方將其公積金與解僱賠償對沖，黃老師不服，去勞工局投訴失敗，旋即狀告至初級法院，校方敗訴，不服上訴至中級法院，今年三月中，校方再次敗訴，由於金額在八萬元左右，屬於小額，不能再上訴至終審法院，案件終告一個段落。
最開始，黃老師只因個人的基本權利受損，與校方交涉不果，只好尋求本該為勞工爭取權益的勞工局，但是，勞工局認為校方有權把解僱賠償與公積金對沖，換言之，黃老師被學校解僱，丟了工作，本已經很倒楣，但經勞工局一判，被辭退後原有的解僱賠償連公積金共十多萬，無端被沖走了八萬元。心不有甘，亦義憤填膺，遂義無反顧地走上法院，申張了個人的基本權利，還付出四年的焦灼不安及高昂律師費。最後，黃老師終於捍衛住自己的基本權，贏得應有的賠償。事件經過中級法院審結，變成了案例，有實質的法律效力。與此同時，與黃老師有同類不幸遭遇的教師應改擺脫似是而非的道德枷鎖，挺身而出，共同彰顯教師的公民權利。
此案產生若干的漣漪效應，率先是蘇嘉豪立法議員在議會裡質詢教青局失職，立法議員陳虹亦敦促政府關注教師的權益。很快，教青局亦跟進，承諾會制定指引給學校，冀望學校不要損害教師權益。最近，蘇嘉豪議員及李靜儀議員都透過書面質詢政府要依法辦事。看來，教青局會修定學校運作指南，明確要求學校不可以將解僱賠償與公積金對沖，繼續損害教師權利。不過，有最近被解僱的教師，仍然遭到學校強行對沖的霸凌。有不少教師息事寧人，為能再有機會轉校而忍氣吞聲，噤若寒蟬。亦有很多教師仍然蒙在鼓裡，不知道自己的基本權利，更遑論團結教師，共同捍衛教師隊伍的公民權益。
禮俗規範不等於要嚴格遵守的法律制度
小時候的中秋節，總喜歡到工人球場猜燈謎。有一年，有一個燈謎是「兒童不宜」，猜一個字。我在那裡想了一晚，晚會快要結束時，我突然靈光一閃，猜出答案是個「奇」，即大人就可以。實在，許多架在教師身上的道德倫理規範其實只有兒童不宜的約束，對成人而言，甚至對教師社群而言，都不應構成具職業殺傷力。對學生而言，校規禁止吸煙、談戀愛、同居、婚前性行為、紋身、賭博。因為這些行為會產生學生承受不了的後果，或會有損健康。校規只是規範學生不宜，但這些行為頂多只構成犯校規，絕對算不上犯法。換言之，許多行為是成人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要去做的，如選擇抽煙或染頭髮的教師，要自行付出其損害健康的後果與責任。
的確，教師是學生的榜樣與典範，如談吐溫文爾雅，粗言穢語會對學生有不良影響。但是，教師是同性戀者、身體上紋身、閒來打打麻將，這些，純屬於個人私生活，是教師做為社會一員應有的同等基本權利。只是，教師亦應該知止，這些個人的喜好與選擇，不應該混進與學生的交往中，甚至更不適宜與學生同樂，直接間接教壞學生。
多年前，參觀台灣私立開平餐飲職業高中，校長夏惠汶就允許學生染頭髮。當大家都比拼誰的頭髮最出位，看到整個教室五顏六色，就等於毫無特色。最後，絕大部份學生都乖乖把頭髮染黑色，那些奇髮亦沒能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夏校長跟我說，要學生尊重學校，也許學校可以率先尊重學生；要學生愛學校，也許學校可以率先愛學生及其喜好。
先讓教師擁有軟實力
軟實力這個概念是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首先提出，是一種愛心、包容、尊重、認真的態度；一種平等、博愛、守法、具人文關懷的精神；一種開放、創新、積極、好奇的動力。為能實踐上述的目標，著名社會哲學家Avishai Margality在其名著The Decent Society裡，高呼要建立健全的正派社會，從基本的不讓弱勢社群受侮辱到彼此尊重。而正派社會是要透過健康而快樂的生活來實現，著名快樂心理學家Rober Ornstein在《越快樂，越健康》一書中談到追求快樂有兩種途徑時說：「一種是藉由感官到周遭起反應而感到愉悅；另一種是我們看待世界及自己的方式，由心智決定我們是樂觀或是悲觀。身體健康的人通常能使兩種管道有良好的運作。」一直以來，教師被期許要有多種崇高的師德，要全心全意恪守種種社會期待的規範，這些外來的約束的確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具備孕育自內心的師德，一股充滿著人文關懷的軟實力。教師都是有血有肉的人，都有七情六慾，都應擁有與其他行業同等的基本權利。很明顯，教師能快樂地展現出內心的自由、快樂地自由教學，就能將快樂之道潛移默化給學生，師生家長和平友愛相處，將非常有助於建立健康快樂的正派社會。
既要軟實力亦要具備硬實力
《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自實施以來，的確保障了很多教師應有的權益。惟是，留任書、一年一簽、學校隨時可以動用免費教育公帑解僱教師，足以看到教師職業保障仍然有個大缺口。教師自身亦沒有足夠的法治教育水平是個不爭的現實。有見及此，黃老師案值得所有教師警醒自己要增強另類的硬實力，就是學會保障及捍衛自己的基本權益及公民權利。
社會變遷急遽，教師專業知識學習已滿足不了當前教師職業生涯的發展需要。特區政府銳意保障私校教師，應聯同勞工局每年為新入職教師開辦勞工基本權利進修，勞工部份由勞工局負責，《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部份由教青局負責。教師要學會先理解與學校簽訂的合約是否公平合理才簽定，尤其關心所有勞動條款是否合法。勞工局實在有責任徹底明瞭《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的法律權利，避免黃老師的個案不斷重演。教青局亦應該全面監督學校是否踐行中級法院的裁決，不允許學校繼續對沖教師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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