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壓垮了澳門全球最低出生率的最後一根稻草？》續篇

      十月三十一日，《訊報》刊出拙文《是什麼壓垮了澳門全球最低出生率的最後一根稻草？》後，意想不到，引起普羅大眾的關注，在《訊報》的社交平台上，錄得九萬多人點擊，而在另一個轉載的社交平台上竟錄得三十多萬人的點擊，分享給出去的亦有接近上千個，最讓筆者感動的是文章的留言幾乎都非常正面且有建設性。筆者在此，非常感謝眾多的讀者，亦非常欣慰大眾對出生率不斷下降的關心。還有，現代都市人都非常忙碌，要能靜下來看一篇接近三千字的評論文章，還夾雜許多數據，依然有這樣的點擊，證明這個議題實在是大家都很憂心及關心的。

聽張俊妮教授一席「人口」話「震聾發聵」

    哈佛大學統計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張俊妮副教授專攻人口政策研究，她嚴正指出，中國正在形成「幼年人口比例極低、老齡人口比例攀升、青年勞動人口基底縮薄」的「倒金字塔」結構。0到14歲童佔比只有6.4%，65歲及以上的人口比例極高到45.7%，遠比日本及韓國嚴重。如果生育率維持低位、又無大量移民流入，中國人口在百年內很有可能降至四億人。      

    在總和生育率，國際社會通常以2.1作為一位年齡介乎15-49歲婦女的生育數量，因為，只有女的能生育。如果每個婦女都能生2.1個小孩，那麼，就能穩住人口總量。去年澳門每位女性僅生0.68名子女，其次是香港和韓國的0.73，至於台灣則以0.86。所以，長此以往，澳門的人口與命運是非常堪虞的。

    張俊妮教授說在中國出生率低的原因，首要是教育競爭非常激烈，工作時間長，再加上就業環境非常不靈活，於是，大家都不想生孩子。澳門亦如是，別以為澳門有十五年免費教育孩子就「優哉遊哉」，無壓力地學習，實在，很多的研究都證實澳門學生的學習焦慮不亞於鄰近地區。且看本澳上半年，五至十四歲的兒童及青少年已有十四宗企圖自殺個案，較去年同期的七宗倍增，就知道學業的壓力有多大殺傷力啊！

    張俊妮教授說工作時間長及合同的不穩定，將進一步加劇了這些困難。澳門情況亦不遑多讓。2025年第3季（7月至9月）的總體失業率只有1.8%，總體勞動力參與率為66.8%，總體就業人口為 375.3千人。數字似是很亮麗，但是，澳門整體呈現人浮於事、工資偏低、工時長又要24小時輪班、兼職工種越來越多是鐵一般的事實，對於提振出生率非常不利。立法會十一月三日審議通過《僱員最低工資》法律修正案，預計將有約18,200名本地居民受惠。新法規將於2026年1月1日正式生效，屆時最低時薪將由現行的34澳門元調升至35澳門元，升幅近3%。換言之，澳門仍然有不少居民仍在最低工資的生活圈，假設他們都是家庭經濟支柱，且有生育能力，那麼，最低工資調整只是杯水車薪，對提振生育率零幫助。

 「人口即命運」並非危言聳聽

    張俊妮教授引用社會學之父孔德（Auguste Comte）「人口即命運」的論述，指出人口總量減少及老齡化會帶來那些問題，從長遠來看，會不利於創新，試看今天的科技業高手，都是年輕人的天下；試想想如有一天，沒有足夠的年輕人來接棒，那麼，我們的活力及創新將何去何從？還會不可避免地對經濟基總量帶來負面的衝擊。

    一方面是勞動力人口的下降，一方面是社會整體的總需求減少。因為老齡化養老金、醫療保險、護理服務等支出都會大幅上升，會構成整個政府的財政壓力非常嚴峻。再說，如果一個國家地區的出生率持續低迷，而老齡化又日益擴大，將有損於在國際社會上的話語權。

    張俊妮教授說影響一個國家地區的人口只有出生、死亡及移民三個因素。預期壽命亦不能無限提高，所謂的活到120歲甚或150歲顯然只是個神話。三個因素的整體考慮，最治本的作法還是要設法提升生育率。從國際經驗的理解，要提升生育率是需要一整套、一致並且互相兼容的家庭、勞動力市場、教育、醫療等政策。這些政策要回應民眾的需求，還需要保持相對的穩定。

    許多國家地區以為托兒所的入托率是提振出生率的一個重要指標，韓國的零歲入托率是24.9%，一歲的是86.2%，兩歲的入托率是92.8%，盡管如此，成效不彰，因為沒有達成一些根本的改變。其中包括高度競爭的教育體系、工作時間長、還有不靈活的就業環境、家庭和撫育責任中的兩性不平等。

    張俊妮教授指出韓國於去年六月，政府宣佈國家進入人口緊急狀態，啟動全面應對體制，早在2005年制定《低生育‧高齡社會基本法》，直到解決低生育率問題為止，出生率指標為1.0。韓國政府提出三大核心任務，實現工作與家庭兼顧、改善養育環境、解決居住問題、同時還要毫不動搖地去推動各方面的結構性改革。包括地區均衡的發展、教育及醫療等等。成立一個副總理級別的部門，人口戰略企劃部，負責制定人口的中長期發展戰略，就生育、死亡及移民制定應對策略。種種強力措施出台，成效仍然不彰。

命運是對手永不低頭

    澳門人口問題其實已經去到「水浸眼眉」的階段，張俊妮教授極力提倡在各個生活領域裡營造包容及合作文化，反而比增加津貼及育兒措施更具建設亮點。張俊妮教授指出，必須改變高度競爭的教育環境，要推動鼓勵與合作，因為影響人口政策的組建家庭，養育孩子，在在需要包容和合作的行為。可是，我們的孩子從小就處於高度內捲的環境，雖然大部分時間都活在群體中，卻很少機會和同齡人自由玩耍、合作、學會怎樣建立長期的友愛關係。

    當他們真的長大，碰到的人生更多難題時，更難有意願去組建家庭，更少意欲生育。目前，有很多電子遊戲公司發展出AI遊戲給Z世代，滿足他們的友愛情感需求，但是，這些都只是虛擬的情感支持，並不能真正幫助年輕人在現實中順利組建家庭及生育孩子。須知道，要成家立室，需要更多的妥協、更多的包容、更多的合作，這些都需要時間及機會去培養與累積。

    要成功提升生育率，必須結束教育是功利的零和遊戲。目前，課程越來越多又越來越難，要花的時間越多，家長的應付能力越快見底，只好送子女去補習。而補習只為成績，沒有空餘時間讓孩子學習思考，更遑論與同齡孩子互動。基礎教育不是把有用無用的知識塞進孩子的腦袋。應該提供給孩子更從容的成長環境，架設有深度思考能力空間，創造更多機會與其他人一起探討、思考與創新。

    張俊妮教授說，一直在填鴨式的學校體制及補習社的不健康生態成長的孩子，會延續自我填鴨的讀書習慣到大學，譬如修很多課，拿很多學分，要拿很高分數，以為優秀就能滿足自己及家長的期望。更有很多學生在初高中已經很疲憊，上到大學，父母的監管少了，就只想躺平，又或是得過且過。

    社會需要所謂的創新人才，不是那些會考試的書呆子，而是需要能將知識融會貫通，形成獨立思考的能力。偏偏政府及學校最怕就是學生會批判思考，接受不了異見。沒有頂尖人才，只要庸才，何來創新與永續發展，沒有這樣的土壤生態，何來生育的意願呢？

    澳門目前出生率只有0.68，遠低於維持人口穩定所需的約2.1水平，這意味著澳門極有可能比許多國家更快進入倒金字塔結構。在這樣的背景下，澳門面臨的挑戰可概括為：1.年輕人口基數薄弱，未來勞動力、消費者、創新者減少，經濟活力大大折損。2.養老與醫療體系壓力快速增長，而撫養比惡化（少量青年撫養大量老年）將加重公共财政負擔。3.家庭結構可能加速縮小，婚育年齡延後、單身率上升，文化對「結婚生子」的正向期待或被弱化。4.若制度與文化支持不足，補貼或宣傳雖存在，但恐難逆轉趨勢。

    我們常常戲謔說，錢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可逆邏輯是，錢不能解決的問題，就很大問題。借鑑南韓、張俊妮教授的觀察與警醒，不是「資源投入多少」的問題，而是投入的方式是否契合具備包容與合作內涵的結構、文化、制度。

 

正視家課的教育效益 是減輕學習負擔之本

 

    日前，教青局根據研究結果表示，政府近年已為學生「減負」推出多項措施，例如課程及評核制度調整、校本活動、心理健康支援等。教青局局長龔志明表示，特區政府重視學校教育的品質及學生身心健康發展。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通過參與「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PIRLS）和「國際數學與科學趨勢研究」（TIMSS）等國際性的評估研究計劃，持續蒐集包括學生學習表現、學習壓力等情況。相關研究結果顯示，本澳非高等教育系統獲國際組織機構認定為持續優質且公平。

    龔志明續指出，教青局通過推動課程改革，以及實施《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學生評核制度》等，促進學校優化課程、教學及評核；落實以多元、形成性評核為主，減輕學生參與總結性評核時的學習負擔。目前，全澳學校已設有統籌和協調功課及評核的機制，教青局會繼續支援學校，關注學校教學領導機關的統籌協調功課和評核功能，以及功課和評核的設計、佈置及總量控制等情況。近年，教青局亦推出「智慧教學先導計劃」，支援學校運用科技提升教學效能，實現個性化、精準化的教與學。

    無疑，教青局近年在教育改革，尤其意欲減輕學生學業及心理負擔不遺餘力。惟是，本澳學校及家庭的教育觀念仍然非常傳統保守，仍然非常重視每日是否有家課，深信一定數量的家課，既能填滿學生的課餘時間，亦能增進默書、測驗及考試的成績。

華人文化的家課崇拜，高投入是否高報酬？

    記得小時候，澳門家長識字的人不多，很多學校都明白這個客觀現實，於是，學生大部份的作業都在學校完成，甚至，很多學校廣設留堂室，除了讓欠交功課及不會背書的同學留下外，亦讓無法在家完成作業的同學在老師指導下完成，然後輕輕鬆鬆回家。   

    如同當年筆者兒時，不是所有家庭都有對等的家庭資源供應給孩子在家順利完成作業。尤其當孩子讀到小學高年級，甚或初高中，在目前課程越越越艱深的實況下，許多家長被逼把孩子送去補習。華人社會對家庭作業的堅持，源自家課被視為自律與努力的象徵。然而，當代教育已逐漸從「時間累積」轉向「認知效率」，從「被動操練」轉向「精練理解」。

    時移世易，當堂課或作業變成家課後，在華人社會裡，家課幾乎等同於學習本身。父母的陪讀聲、催促聲，與孩子的嘆息聲、爭執聲、磨蹭聲，共構出每晚的家庭日常。然而，家課是學習的延伸與深化，卻逐漸成為親子衝突的導火線。

    華人家庭父母多以「趕快把家課做完」作為管教主軸。孩子若稍有拖延，立刻迎來責備；家課若未完成，罪責直指為「不負責任」。在高壓之下，家課從一項溫故知新任務，變成一場情緒拉鋸戰。作為家長，付出的是時間、金錢與情感，卻未必換來孩子真實的學習成效，甚至親子關係日趨緊張，家課的經濟低效亦日漸明顯。

    我們從小就在「家課對學習肯定有幫助」的文化中成長，很少質疑家課的成效及反效果。近年，教育經濟學日漸受到重視，家課亦被納入教育經濟效益的專業考量。既然我們深信貴精不貴多的經濟定律，歷年以來，我們都花了無數時間及心血在家課上，是時候好好檢視家課的教育效益。也許，減少家課才是減輕學生學習負擔的當務之急。

家課改革的國家案例

    在中國雖然不是完全廢除作業，但中國在二○二一年實施的「雙減政策」，明確要求義務教育階段降低家庭作業量、限制校外輔導、並規定「小學一至二年級書面作業不得佔過多」，「初中不得超過某一限度」等。

    波蘭最新教育政策指出，對於小學一至三年級學生，不再強制要求寫家課；而對於四至八年級，家課變成「可選且不計入成績」。這樣的改革正是基於「減少學生負擔」及「提升學習主體性」的考量，由被迫完成轉為自主安排，這是極具代表性的國家實踐。

    教育強國芬蘭雖然並非明確法律「禁止」家課，但芬蘭文化中，小學低年級幾乎沒有傳統大量家課的現象。為芬蘭家長及學校而言，學生直到青少年階段才較常有作業，平均每週作業量很低是他們的教育正常生態。挪威許多自治體，實行「不再將作業列為必須事項」的政策，特別是針對小學階段。可作為一個「改革試點」的例子，展示在北歐教育體系中，家課的角色正在被重新思考。

    在AI時代，家課的教育經濟效益更應重新被審視。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讓「學習」不再侷限於傳統家課與重複操練。AI學習工具能即時分析學生的學習數據，根據其強弱項提供個性化練習與反饋，讓「少量但精準」的學習取代「大量但低效」的家課操練。這種智慧化的學習模式，正是教育經濟效益的最佳體現，以最少時間與情緒投入，換取最大理解與能力提升。

    同時，AI技術能協助教師監測學生的學習進度與心理壓力，從而調整家課難度與份量，真正實現「教得好、學得輕」。對學生而言，減少機械式家課不僅能釋放休息與探索時間，更能培養自主學習與批判思考的能力。AI輔助的學習環境，將家課從「任務」轉化為「成長歷程」的一部分，讓學生在學習中找到掌控感與成就感。換言之，AI不是取消家課，而是讓家課更具智慧與效益，在減輕負擔的同時，提升學習的深度與幸福感。

將家課變回堂課，家庭變回親子樂園，我們將失而復得許多

    德國教育家卡洛琳．聖安吉（Caroline von St. Ange）在其名著《教出自主學習的孩子：德國名師教你使用成長型學習思維，找回孩子主動學習的動機與專注力》中指出，兩千多年前孔子說「溫故知新」的場所最好在學校，學與思、溫與習都理應在擁有教育專業知識的老師指導下高效完成。所以，卡洛琳極力反對作業從學校搬到家庭。當然，目前我們無法立刻取消家課，但是，世界隨著AI的迅速發展，朝著無家課是必然的教育趨勢。

    為什麼同一份作業，有人三小時，有人二十分鐘？所謂教育經濟效能，簡言之就是投入最少資源（時間、情緒、精力），產出最大學習效果的能力。卡洛琳的主張極具啟發意義，她提出三個策略：1.由孩子選擇家課開始的時間；2.縮短家課時間，提高專注密度；3.將家課拆解為可執行的小步驟。乍看之下只是技巧，但本質上，是將「時間管理權」與「行動控制權」交還給孩子，促使其轉變為學習的主動者而非被動者。她甚至建議，父母可與孩子約定「家課啟動音樂」，例如播放孩子喜歡的音樂或流行曲，這不僅是遊戲化策略，更是一種心理儀式的建立，讓孩子在輕鬆氛圍中進入學習狀態。從教育經濟學的視角來看，這正是提高「投入—產出比」的核心方法，縮減無效拖延時間，提高專注力單位時間內的產出。4.強化情緒成本管理，事實上，每一次為家課吵架，都是對家庭情感的消耗。若家課造成情緒赤字，再多知識也難以彌補親子間的傷痕。

    我們不得不反問：一個每天花三小時寫作業、邊哭邊磨蹭的孩子，與一個二十分鐘內高效完成的孩子，誰真正學得更多？一個在爭吵後完成的作業，其價值是否高於一個在平靜與專注中完成的作業？我們是否忽略了孩子的生理節奏、專注周期與心理準備時間？若果家課只剩「完成」與「交差」，而沒有理解與內化，那麼再多的投入，也只是教育及健全人格發展的浪費。

    真正有效的教育，不是花最多時間，而是用對方式。卡洛琳提醒我們，學習是成長，而不是服從；家課只是工具，而不是枷鎖。當華人社會仍習慣以「量」衡量努力，德國的教育思維已轉向以「效」衡量成長。面對全球競爭，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家課，而是更聰明、更具自主性的學習方式。如果家課長期成為撕裂親子關係的戰場，我們必須勇敢承認：不是孩子不努力，而是我們錯用了教育資源。教育的經濟效能提醒我們：好的家課，不在於寫完，而在於學會。家不是家課鬥獸場，而是親子健全關係的樂土。

正面公佈及看待自殺數字

 

    十月三十日，《正報》一篇題為〈自殺死亡數字說不得？〉引來多方的關注，筆者一向非常關心這個議題，在這個欄目上也寫了很多相關主題的文章。深信公開正面看待總有施政的良好效果。

    在剛過去的十月初，澳廣視葡文新聞報導指出，衛生局未有如期公佈「自殺死亡監測結果」，而只能根據保安部門短訊估算出，今年四月至十月間，至少有四十人自殺。葡文報章《澳門今日》（Hoje Macau）亦有類似報導。自二○一八年起，衛生局每季發佈自殺死亡監測數據，但自今年第二季起遲遲未見新報告。傳媒多次查詢原因，衛生局的唯一回覆是：「收到你的查詢。謝謝！」這樣大眾非常疑惑及更加關心自殺。

   表面上，數據公佈的延誤似乎只是行政程序的遲滯；但在公共衛生的語境中，它反映的其實是政府對「生命議題」的態度。自殺，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一個社會的鏡像。當政府選擇不說、媒體難以報導、有自殺傾向的個人及家人無從獲知有用的信息、社會大眾更認定這是敏感且不宜談論的議題，自殺便成為一個「說不得」的數字，一種被隱藏的現實。

    值得注意的是，報導同時提及，今年上半年，五至十四歲的兒童及青少年已有十四宗企圖自殺個案，較去年同期的七宗倍增。若非葡文新聞部記者追查，這一組令人震驚的數字恐怕難以進入公共討論。

沉默的數字會說話

    衛生局的「自殺死亡監測結果」原為一項值得正面肯定的制度。它代表着官方願意以統計方式，監測社會心理健康的變化。過去數年，這份季度報告為學者、社工、精神科醫生、心理諮商師、教育界、甚至是為政府提供施政的最好參考。然而，今年第二季報告至今未出，外界只能從保安部門零散的訊息推算死亡人數。這樣的資訊真空，使自殺成為一個模糊的、無法被社會正面關心的社會現象。

    「不公佈」或「延後公佈」的理由，衛生局沒有交代。或許是為了避免引起恐慌，又或是增加模仿個案，甚或是出於數據核實的技術原因。然而，越是敏感的議題，越需要透明的制度來維持信任。當官方選擇沉默，社會便失去對問題規模與走向的掌握，也削弱了及早干預的可能性。

先進國家用透明正視問題看待自殺

    不少先進國家，自殺數據的公佈早已制度化、常態化。以日本為例，警察廳每月都會公佈全國自殺統計，厚生勞動省則在每年出版《自殺對策白書》，分析性別、年齡、職業、地區等細項。這些資料不僅是統計，更是政策依據。二○二一年，日本女性自殺率上升，政府即時調整支援策略，加強對單親母親與年輕女性的輔導服務。透明的數據，使問題得以被「看見」，進而產生行動。

    英國亦同樣重視數據公開。英國國家統計局每年定期發布自殺死亡率報告，並提供地區及社會群體分佈。這些資料被用於評估各地區心理健康政策的成效，也為媒體提供客觀依據。英國政府強調，「數據不是用來恐嚇公眾，而是提醒決策者」。

    澳洲聯邦政府於二○一九年成立「自殺監測與預防系統」，每季度更新全國自殺率及自殘行為趨勢。更重要的是，數據並非鎖在政府櫃檯，而是向公眾開放。學者、非政府組織、記者都可使用，以促進跨部門研究與公共教育。

    至於北歐國家芬蘭，其政府長期以「開放數據」策略推動心理健康政策。芬蘭統計局會公布自殺率，並附帶說明、趨勢分析及求助途徑。政府相信，開放資訊並不會增加自殺，而是讓社會能更理性地討論，減少污名與誤解。這些例子顯示：數據公開並非危險，而是預防的一部分。透明是面對問題的第一步，也是建立信任的起點。

數據透明的四大意義

    政府準時、持續、主動地公布數據，並以專業方式解釋趨勢，便能顯示其對公民心理健康的重視。衛生局過去每季公佈的做法，其實是與社會「保持對話」的姿態。當制度中斷，不僅削弱了監測功能，也損及了信任基礎。社會的信任來自誠實，誠實不只是說好消息，更要有勇氣說壞消息。

    讓問題「可見化」，創造早期干預的可能，這是施政常道。自殺不是突發事件，而是長期壓力與心理困境的結果。只有透過連續的數據監測，才能察覺哪個群體、哪個階段出現風險上升。例如日本在疫情期間發現青少年自殺率攀升後，立即推動「學校心理支援計劃」，結果翌年該年齡層自殺率下降約一成。澳門上半年兒童企圖自殺人數翻倍，若能早於七月公布，相信學校及社工機構可提早介入，進行輔導與宣導。當數據延遲三、四個月，這段空窗期可能意味著更多無聲的危機。

    爭分奪秒去救人是施政的重中之重，關鍵在於支援政策與資源配置。世界衛生組織（WHO）一再指出：「良好的自殺監測系統，是防治政策的基礎。」沒有準確數據，就無法制定針對性措施。公開的統計能協助政府了解，哪個年齡層最脆弱、哪個地區需要更多支援、哪項措施成效最顯著。此外，透明的數據也能吸引跨部門合作。教育、社福、警政、衛生等部門可根據同一套資料進行策略協調。反之，若資訊被鎖在單一部門，防治工作容易變成各自為政。

    社會進步有賴打破禁忌，去除污名化。自殺在許多文化中是禁語，家屬避談、學校迴避、社會恐懼。然而，正如芬蘭與澳洲的經驗所示，公開討論反而能降低恐懼。當媒體與政府以負責任的方式談論自殺數據，社會能逐漸理解，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心理健康與社會支持的議題。

    定期準確公佈自殺數據，讓數據公布與行動產生優良的連結效果，真正的關鍵在於數據如何轉化為行動。一個完善的自殺監測制度，應包括三個層面：一是持續追蹤，確保資料的準確與連貫；二是公開解讀，以易懂方式向公眾解釋趨勢與原因；三是政策回應，根據數據進行實際行動，如增設輔導服務、培訓前線人員、加強學校心理教育等。

    澳洲的「自殺預防策略」便是以此為基礎。政府每季度公布數據後，衛生部會舉行簡報會，邀請心理學家及社會學者分析趨勢，並即時提出政策建議。這樣的制度讓數據成為「行動引擎」，而非「冷冰冰的統計」。衛生局不僅要公佈數據，更應同時提出專業分析與政策方向。例如，若青少年自殺企圖增加，是否與學業壓力或社交媒體使用有關？若中年男性自殺率偏高，是否與失業、家庭壓力或社會孤立有關？這些問題若無資料基礎，就無從討論。

沉默的代價

    當一個社會對自殺保持沉默，代價往往是沉重的。首先，公眾失去對現實的感知。當數據不再公佈，自殺似乎「消失」了，但實際上，只是被藏在報表之外。缺乏官方數據，媒體與學者只能依靠零星新聞或警察資料，難以進行長期趨勢分析。再者，社會失去對話空間。沒有數據，就沒有議題；沒有議題，就沒有政策；沒有政策，問題便在沉默中惡化。

從「說不得」到「能對話」

    正視數據，不代表宣傳悲觀，而是尊重生命。政府的責任不只是防止死亡，更在於建立一個讓人敢於求助的社會氛圍。澳門應重新啟動每季自殺監測報告的發佈機制，並加以完善，其中包括固定發佈時間，如每季結束後三個月內公佈；詳盡統計內容，包含年齡、性別、職業、地區、手段等；趨勢比較與分析，說明變化原因、提出預防方向；配套宣導，公佈同時提供求助熱線與心理健康資訊；跨部門合作，教育、社工、衛生三方協調，針對高風險群體制定行動計畫。

    自殺是可以預防的，關鍵在於資訊的流通、問題的可見與及時行動。數字本身不會挽救生命，但它能指引我們看見哪裡需要幫助。澳門是一個富裕、教育水平高的城市，但在心理健康議題上，仍然存在深層的沉默與保守。若我們連「數據」都不敢說，何談「關懷」與「防治」？政府的沉默，也許出於謹慎；但過度的謹慎，有時就是另一種逃避。正面公佈、誠實面對，是對生命最基本的尊重。唯有讓數字發聲，讓社會看見那些被忽略的痛楚，我們才能真正走向一個懂得珍惜、懂得傾聽的城市。

《道德經》教會學生熟能生巧的能力

 

    香港天水圍的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自九月開始，取消中英文科默書。校長劉鐵梅說，該校原要求各級每學年中英默書達32次，包括上學年16次、下學期16次；但校方發現即使學生默書高分，寫作或考試時仍執筆忘字，亦有學生反映溫默書耗時，看課外書時間大減，故校方盼釋放空間讓學生看書，相信亦有助識字。該校新措施旨在為學生「減磅」，學校取消默書，增加閱讀及背誦，學生的語文能力反而顯著提升。

重返熟讀唐詩三百首的年代

    記得讀中小學時，學校設有班長及行長，每天要一般同學去行長背書，行長要去班長背書，班長要去科任老師背書，每次背書最多只可以提三個字，三次都背不好就要放學留堂，向值日老師背好才能回家。兒時的我，經常留堂到夕陽西下，想起來仍然餘悸猶存。學校通常會安排經過背書之後，才會要求堂上默書。不知何故，這種好制度竟消聲匿跡。

    翻開古老的教育史，從孔子到近代私塾老師，無不要求學生不斷熟讀詩書經典，更揚言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時也會偷。」其實，這句話的意思是，就算不擅長寫詩，只要熟讀《唐詩三百首》這本經典詩集，也能夠透過反覆朗誦和學習，進而提升對詩歌的鑑賞能力，也能夠自然地吟詠詩歌，甚至在潛移默化中掌握詩歌的規律，進而也能夠創作詩歌。試看從古至今，傳統儒家追隨者，無不手捧經典，像撰寫《中國哲學史新編》的馮友蘭，到當代學者唐君毅、方東美、牟宗三及徐復觀等，都是從死記硬背開始，就算不明所讀的內容，只要熟讀，銘記於心，總有一天會學以致用，了然於心的。今天，兩岸的語文學習又再次掀起背誦詩文之風，重拾當中的好處。

    一直以來，我們都深信先理解後背誦的教育原理，才能讓學生明白及掌握該學的知識。但是，誠如上週本欄文章《「認識自己」是科普教育未上的一堂課》所介紹的「基底神經節」，將大腦學會的知識，從前額葉主導的「刻意練習」後，逐漸過渡到基底神經節主導的「自動化流程」，就如我們一直走路一邊背乘數口訣般駕輕就熟。

《道德經》教會學生熟能生巧的能力

    《道德經》開宗明義：「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這一句，早已揭示了「學習」的玄機。道是普遍的原理，是人人可尋可證的學問之路；而德，是個人行於其中、由體驗而得的智慧與直覺。道如一張無形的譜，指引行為的軌跡；德則是演奏者的手感與風格。從教育的角度看，「道」像知識與能力的原理，「德」則是實踐時的心得與感悟。學生的學習歷程，正是從「明理」到「成德」的過程，而所謂「熟能生巧」，正是這條由知入行、由行生悟的修煉之路。

    《道德經》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這裡的「聞道」，正如學生初學新知。上士者，一聽到學習的道理，就能身體力行；中士者，半信半疑；下士者，反以為笑。其實，這三種人不止存在於修行之路，也存在於學習現場。

    我們在學校裡常見三類學生：第一類聽到老師講的原理，立即實踐、反覆練習，不怕枯燥；第二類似懂非懂，學習有時熱、有時冷；第三類則輕視規矩，嫌理論無趣，只追求速成。結果，能真正熟練乃至創新的，多半出於「勤而行之」的那一群。

    《道德經》所言「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意思是說真正的德行並非外在規範，而是內化為一種自然的習慣。學習的歷程亦然。初學書法者，須遵循筆法之道：中鋒行筆，藏鋒收筆，起止分明。初時手僵筆重，形似而神不似；但若每日臨帖，年復一年，筆隨心轉，氣脈貫通，那時的書寫，已非「照葫蘆畫瓢」，而是一種內化的自然之美。這種內化，就是德。

    「熟能生巧」的關鍵，在「熟」。熟不只是反覆的動作，而是一種身心的統一，是「知行合一」的體現。當學生從機械模仿走向心手相應，當原理化為肌肉記憶與直覺反應，學習的「德」便生焉。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孔子重積累，老子重減法；一增一損，看似相反，實則互補。

    《道德經》說：「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熟能生巧的過程，往往不是直線上升，而是曲折回環。學習者若總是照舊路走，終將止步不前。唯有不斷去「反」，就是反思、反省、反向操作，才能突破慣性，化熟為巧。譬如學籃球的學生，初學時重基本功：運球、投籃、腳步、防守，皆循規蹈矩。當熟練之後，便需學會「反」，不再只是照本宣科，而要依情境變化。對手封右，就從左突圍；速度受限，就用假動作。這時的反應不再是思考後的選擇，而是直覺式的流動。

    「弱者道之用」，在教育上也極具啟發。弱，不是無力，而是柔順。當學生願意承認自己的不足，願意在挫敗中學習，願意以柔克剛，他便能持續進步。反之，若一味逞強，急於求成，反而遠離「道」。老子提醒我們：「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不爭不是消極，而是懂得順勢、守中，讓力量在柔中積蓄。熟能生巧的過程，正需要這樣的「反」與「弱」。只有在柔中練膽、在靜中養力、在失敗中省思，才能讓「熟」昇華為「巧」，讓技巧轉化為藝術。

知其白守其黑：學習的邊界智慧

    《道德經》又說：「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知白，是明理；守黑，是謙遜。教育最大的失敗，往往不在學生不知，而在於太早自以為知。現代教育強調「理解」，老師上課問：「明唔明？」學生多半回答：「明！」其實，那只是為了避免尷尬的社交答覆。真正的理解，不是嘴上說明白，而是在黑暗中仍能摸索前行。那些在學習中「若存若亡」的時刻，似懂非懂、半明半昧，正是知識內化的關鍵期。

    「守黑」就是給自己空間，允許不完美、不即時懂、不立刻成功。正是在這種黑暗中，學生逐漸形成自己的感覺，從模仿走向創造。書法家在無數次落筆之間，找到屬於自己的筆勢；籃球員在失誤與嘗試之間，摸索出個人風格。這種黑中孕白、暗裡生明的歷程，就是「道」運行的節奏，也是教育最動人的部分。

由「規矩」到「自如」：從道而入德的教育之路

    老子說：「有道者不處，處者不久。」真正懂道的人，不會固守形式。學習之初，學生必須遵守規矩，那是「道」的框架；但當規矩融入血液，行為自然而然，那就是「德」的展現。出家人守戒律以修道，學生守紀律以養心。若不守規矩，談不上修道；但若終日拘於規矩，也無法達到自由。

    教育者的任務，正是引導學生從「外在的規矩」走向「內在的自覺」。熟能生巧的「巧」，不是取巧，而是「巧於心手之間」，是規矩化為直覺、理性融入情感的結果。當學生能在學習中體驗這種心手合一的境界，教育便不只是傳知，而是傳道。

    《道德經》的「道」與「德」，不只是修行的概念，也可視為教育的雙翼。道是方向，德是方法；道給予學生知識的結構，德培養學生面對世界的態度。若只重「道」而忽略「德」，教育容易變得冰冷、技術化；若只重「德」而不講「道」，又會陷於感性而缺乏深度。

    「熟能生巧」的能力，其實不止於技能層面，更是人格養成的象徵。當學生在千錘百煉中養成耐性、在反覆失敗中學會謙遜、在不斷練習中領悟道理，他的心性也隨之穩定。老子說：「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真正的高手，往往不以滿自矜，而以不斷修持為樂。

    教育的目的，不只是培養「能做事的人」，更是培養「能安於道的人」。當學生理解「道」的原理、體驗「德」的實踐、並在熟中悟「巧」，他就能在任何學科與人生情境中，找到內在的秩序與力量。當中小學語文教科書裡的範文越來越少是古代先師偉人的名著，真是非常讓人憂心。期盼教育者不盡信教科書，多給予有助學生熟能生巧的補充讀物。

是什麼壓垮了澳門全球最低出生率的最後一根稻草？

 

    五月二日，社會文化司司長柯嵐在立法會發出了明確警告：僅僅五年內，澳門將正式進入「超少子化」階段。目前生育率已是全球最低，每名婦女僅生育0.58名孩子。與此同時，長者人口將急劇攀升，到2041年，每四位居民中就有一位超過六十五歲。這一重大的人口轉變不僅僅是一個令人警惕的數據，更是一顆無聲的「計時炸彈」，勢必徹底改變勞動市場。在生育率只有0.58和迅速老化的社會下，進入勞動市場的年輕人會越來越少。每月1,500澳門元的補貼無法扭轉這一趨勢，事實上任何生育鼓勵政策亦難以及時解決問題。

    言猶在耳，聯合國公佈《2024年世界生育報告》，澳門以每名女性僅生0.68名子女，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區。澳門出生率全球墊底，確實令政府及學者專家百思不得其解，更讓大家搲爆頭的是，澳門竟然比壓力超爆的香港、韓國、台灣及日本的出生率還低。據澳門統計局數據，2025年上半年出生率僅6.1%，全年新生嬰兒人數預計將跌破2024年的3,607人，創下近代新低。如無意外，明年，澳門仍然大有可能會蟬聯出生率最低冠軍。這不僅對澳門的未來人口結構構成嚴重威脅，也將深刻影響其教育、經濟、社會、文化、體育的永續發展與創新。

Z世代與低生育意願的成長根源

    今天，不想生或只生一個小孩的群體被稱為Z世代（Generation Z），大概在1990年末期至201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群，也被稱為「數碼原住民」或「千禧世代的尾巴」。 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已經熟悉科技、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他們通常在核心家庭長大，即是說家裡只有父母及一兩個兄弟姊妹，由於居住環境狹窄及需要更多自由空間，所以，都不與祖父輩同住。在這樣環境成長大的孩子，家中多數聘請傭人，父母就把所有的愛與期待全傾注在孩子身上，慢慢，孩子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被照顧者」，鮮少機會學習成為「照顧者」。由此推論，他們很多都在溫室長大的小花，但卻又因為父母的過高期望而成為只管好學業的書呆子。

    他們看見父母為了孩子放棄個人生活、長期疲於奔命，於是潛意識地將「成為父母」與「失去自由」畫上等號。對他們而言，育兒不再是幸福的象徵，而是沉重的責任。此外，由於少了祖父母或親戚的長期協助，Z世代親眼見到父母在育兒過程中孤立無援，一切都要靠自己扛。這種印象深植於他們心中，使他們相信「有了孩子就等於一切壓力都落在夫妻身上」，從而對生育產生退卻心理。

    上一代人多半把結婚生子視為人生的必經階段，但Z世代成長於個人主義盛行的時代，教育與媒體都強調「活出自己」、「做自己的主人」，這使他們更重視自我成長與生活品質，不願為傳統觀念而犧牲自由。對他們而言，婚姻與生育不再是義務，而是一種需要謹慎衡量的選擇。

    對女性而言，性別角色觀念的變化更加明顯。Z世代女性普遍受過高等教育，擁有職業抱負與獨立意識。然而現實中，育兒負擔仍然主要落在女性身上，這讓許多女性認為「一旦生育就得放棄自我」。因此，她們選擇延後甚至放棄生育，以維持生活與工作的自主權。同時，Z世代對未來的世界也抱持悲觀態度。他們成長於氣候變遷、戰爭、AI導致失業等全球危機頻發的時代，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強烈。許多人甚至認為「不想讓孩子受苦」，成為拒絕生育的情感理由。

     Z世代普遍面臨高房價、低薪資與就業競爭的現實。對他們而言，生活本身已不易維持，更難想像要再多養一個孩子。當基本生存都需要付出極大努力，生育自然被視為一種風險與負擔，而非幸福的延伸。另一方面，他們從小經歷「投資型育兒」的環境，諸如補習、比賽、升學競爭不斷。這使他們深知養育孩子不僅昂貴，更是漫長的壓力來源。因此，許多人選擇「不開始就不會後悔」，避免重複父母那種為孩子犧牲整個人生的模式。

     Z世代是第一個在網絡與社交媒體中成長的世代。他們習慣在線上社交、重視個人空間與獨立生活。這種生活方式讓他們對「家庭責任」與「長期共處」的適應力下降，反而更享受單身與自由。同時，媒體上對婚姻與育兒的描述也大多偏向負面，如「媽媽好累」、「婚姻是陷阱」、「孩子毀了自由」等說法頻繁出現，讓Z世代潛意識地對生育產生抗拒感。他們的文化環境不再讚美「成家立業」，而更強調「好好愛自己」。

    城市化與生活節奏的加快，也使人際關係趨向淡薄。許多年輕人以旅遊、興趣或養寵物來取代傳統的家庭角色，形成一種新的「替代性親密關係」。這樣的生活模式雖然孤獨，卻自由、輕盈，因而對許多人更具吸引力。

    最後，不得不說政治環境也是一個因素。今天，當他們看到不談政治，只談風月消費，這樣，就能保有若干的自由。澳門人並不熱衷政治，但政治的影響力會牽動市民的情緒，更會增加市民是否生育的憂慮！

    有鑑於香港生育率跌至歷史新低，香港民研於2024年發表首個民調專題「香港下一代？」，透過網上組群民調探討港人生育意願、考慮因素、不同群體的意向差異，共收到2,496 個有效回應。調查發現，受訪的18至39歲女性中，八成人表示不希望生育；而在不願生育的被訪者中，43%考慮的是政治環境，僅次於對教育制度的憂慮（58%），居住空間為43%；這些考慮因素遠高於成家意願或事業發展。其實，許多地方的Z世代都懼怕政治干擾生活，更不想下一大生活在各種政治地雷的險境中。別再以為增加生育津貼及推出各種家庭友善政策就可以推高生育率了。

     總體來說，Z世代的低生育意願並非單一原因造成，而是由「家庭結構的變遷」、「價值觀的轉型」、「政治經濟不安」等相互作用的結果。核心小家庭讓他們體驗到育兒的孤立與壓力，而個人主義教育又強化了他們對自由與自我實現的追求。當這些心理因素再與高壓的政治經濟環境與媒體文化疊加，最終形成了集體性的「不想生」態度。

Z世代養成「un-child-friendly」的生活態度亦是導致生育率奇低

    誠如前述，Z世代在萬千寵愛的家庭長大，進了學校，美其名多了群育及德育學習，但是，功利主義的學習環境仍然戰勝一切正向教育舉措。雖然，學校多了很多合作學習，分組報告等，但最終，所有學生都知道，學業成績是單打獨鬥的惡性競爭產物。因為，第一名只有一個，保送名額及考進大學的名額的確有限，在競爭入名校好科系的非友善競爭下，孩子一直生活在種種都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生態下，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

    近年，社會學流行所謂「不友善對孩子或不喜歡與孩子相處」的文化，並不一定是討厭孩子，而是指對「孩子的存在與需求」缺乏耐性、興趣或情感連結。在都市化社會中，商場、餐廳、地鐵等公共空間往往充滿「安靜」與「秩序」的要求。孩子的哭鬧或奔跑被視為「干擾」，成年人對孩子的容忍度越來越低。Z世代在這種文化中長大，自然內化了「孩子麻煩」「公共空間不屬於小孩」的觀念，形成潛在的不友善態度。

    在社交媒體影響下的「理想化生活」想像，在眾多社交媒體的審美文化中，Z世代追求乾淨、精緻、可控的生活美學。而孩子的存在往往象徵混亂、髒亂、失序。因此，「有孩子」被視為與「理想生活」相矛盾的狀態。這種審美與心理傾向讓他們在潛意識中更排斥生育。

    這樣的特徵不僅影響他們個人的婚育選擇，也對整體社會結構產生深遠影響。首先，生育率下降會使整體人口老化問題惡化；其次，社會的「兒童可見度」下降，導致公共空間、媒體與政策都愈來愈少關注孩子的需要；最後，社會的代際理解被削弱，當年輕人對孩子缺乏同理心，也更難理解長輩的育兒經驗，形成「代際冷感社會」，生育率只會不斷下滑啊！

從家庭、學校與法規的三重兩難看禁手機有用嗎？

 

    智能手機已滲透人類日常的肌理，從通訊、社交、娛樂到學習，手機彷彿成為現代人不可或缺的「標配」。然而，當手機走進兒童的世界，這份便利也迅速轉化為焦慮的源頭。眾多家長、老師正面對一個教育重大課題，究竟該引導孩子善用手機，還是乾脆禁用？在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預計在下學年推出手機管理指引，要求學生在上課和休息時間限制使用手機，並將手機存放在指定位置，但有教師指導的教育活動或特殊情況除外。局方將為學校提供資助，支持學校添購手機儲物櫃等集中管理設備，同時會與電信商合作，為學生提供可過濾不良訊息的綠色上網環境。

    聖公會在二○二二年起已開展青少年網絡素養調查，發現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的時間越多，精神狀況或越差，同時經常留意自身社交媒體的消息，易影響情緒及產生焦慮。也發現網絡成癮呈年輕化趨勢，接觸家長求助的最年輕個案，涉及六至八歲子女過度使用電子產品。當局已透過學校運作指南向學校提供資訊科技及網絡使用相關指引，供學校在教學過程中參照，讓學生適當應用網絡時間圍繞每日平均一小時，使用電子產品二十分鐘後亦應休息。他並引述國際測試數據，指學生在適當時間內使用資訊產品，有助提升數學及創造性思維表現。

早熟的Z世代家長及後Z世代的孩子，手機是奶媽是朋友是毒藥

    根據香港由家長發起的非牟利組織「Look Up Hong Kong」的調查：超過七成中小學生擁有智能手機，其中六至十歲年段的擁有率為52%，平均首次擁有年齡僅為九歲。並發現有25%兒童曾在網上被陌生人聯繫，12%接觸不當成人內容。家長亦普遍因手機使用與孩子發生衝突。

    如此數據令人不安。孩子在尚未具備有效自我控制、識別網絡危險的年齡，就進入了一個無邊界的數碼世界。社交媒體平台的演算法與上癮機制，更讓孩子難以自拔，也令家庭承受重大壓力。

    矛盾的是，家長一邊禁止孩子用手機，卻一邊在忙碌時把手機視作奶媽扔給孩子。更諷刺是，連家長自己也機不離手，無論是工作、娛樂、甚至交友都時刻在撥手機。這種矛盾顯示教育上的尷尬，家長要求孩子自律，卻難以以身作則。當孩子看到父母時不停滑手機、睡前仍在回訊息，他們會認為大家平等，「我不管你＝你亦不要管我」，這已經是眾多家庭的生活常態。

    當家長惱羞成怒，以命令式的語氣要求孩子放下手機，而背後卻缺乏一致的行為示範。教育心理學指出，若家長不能展現「有意識使用」手機的態度，那麼單純發出脆弱的「禁令」，極有可能會演變成一場不流血的權力鬥爭，而非真正的善意教化。

    在家庭中，比起嚴格監控孩子手機使用，更重要的是建立親子間的信任與對話。聰明的家長會平心靜氣地與孩子一起制定使用手機協定，例如每晚某段時間不看手機、進餐時間手機歸位、課後指定休息為面對面互動時間。亦有更開明的家長帶領親子共用手機活動，與孩子一起使用教育應用程式、拍攝短片、查找資訊，讓科技成為共同語言，而非隔閡。更有家長示範自律使用，率先定時擺放手機、限定上社交媒體，以行動給孩子正確示範。

為何歐美先進國家（或地區）會立法限制青少年及兒童使用手機？

    確實，濫用手機反映出一個日益受到關注的公共衛生、心理與精神健康議題。所以，歐美先進國家爭相立法禁止青少年及兒童使用手機。主要論據有：1.睡眠干擾與生理節奏破壞：有研究指出，使用手機或其他螢幕裝置，其睡前會干擾褪黑激素分泌，影響入睡時間、睡眠品質與睡眠時長。睡眠不足、入睡困難、夜間醒來多，對於兒童及青少年的認知功能、情緒調節、學習能力都有負面影響。無休止看螢幕、使用次數過多，較可能出現晚睡、不規律睡眠、與身體活動減少相關。 

2.減少身體活動、增加坐臥時間、體態健康等風險：長時間使用手機、平板或螢幕裝置，會減少戶外活動與身體運動時間，可能導致體能下降、肥胖風險增加、代謝及心血管風險提升。 一些系統性分析指出，二到十二歲兒童長時間接觸數位裝置，其體力活動下降、肥胖或體脂肪參數較高。 

3.心理健康與社交、認知發展受影響：多項研究指出，兒童及青少年過度使用手機或智慧型裝置，可能與焦慮、憂鬱、注意力不足、行為問題如衝動、情緒不穩相關。裝置使用也可能影響認知－情緒調節能力、社交互動、面對面交流與同儕互動品質。例如，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分部指出，青少年中「問題性社交媒體使用」比例正在上升，與心理社會福祉有負面關係。 

4.注意力、學習與學校環境干擾：在校園情境中，手機可能成為課堂上注意力分散、社交媒體、網路遊戲誘惑、甚至霸凌及社交壓力的來源。部分研究發現，限制手機使用的學校，其學生的學習結果與心理健康指標較佳。雖然手機本身可能有教育用途，但經常「私人使用 + 課堂／休息時段自由使用」情況下，學習環境與老師監控會變得更困難。

5.生理及輻射風險與長期未知效應：曾有論據提出，兒童的大腦、頭骨、吸收電磁輻射的比率與成人不同，可能對手機使用所產生的射頻電磁場較為敏感。不過，目前主流監管機構，如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認為：「在目前手機使用量與標準範圍內，沒有證據顯示手機使用會造成廣泛的健康風險，例如癌症」。從以上論據，可以理解為什麼歐美開始對兒童及青少年手機使用、特定場域如學校，手機使用進行嚴格的立法限制或規範。

澳門法規新動向：學校「限制使用」而非完全禁止

    在澳門，教青及青年局已明確表示，將於2025/2026學年推出「參考指引」，規範學生在校攜帶及使用手機與電子裝置。具體而言，學生除在教師指示下於教學活動中使用手機，或在特殊情況下，其餘時間，包括課堂及校內休息時間需限制使用此類裝置。此外，消息顯示，教青局將協助學校採購手機收納櫃，以實現裝置集中管理。可見澳門並非完全禁止學生帶手機入校，而是在「使用時段」與「用途情境」上設限。這反映一種中間路線，既承認科技在學習中的必要性，又希望減少其對孩子注意力、社交、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

    禁用與善用手機的確進退維谷，教育過程中存在難以一刀切的灰色地帶。「禁手機」聽上去是個乾脆的措施，但教育現場往往比黑白還複雜。完全禁止手機，雖能暫時減少接觸風險，但也可能造成兩個副作用：首先，數碼素養機會流失，現代學習環境與科技深度融合，電子教材、線上作業、即時查找資訊常需手機或平板電腦，完全禁用可能令學生被排除在新學習模式之外。再者，地下使用與反彈情況嚴重，當手機成為「被禁止物」，學生可能選擇偷偷使用，導致監控成本上升、信任下降。事實上，有學生指出：「即使學校禁止，我仍可能在課間偷偷用手機」。因此，真正的挑戰並非「禁」或「不禁」，而是如何教孩子「怎樣善用」。正如教青局所述：「我們不能逃避網絡世界，而應以正確態度與價值觀迎接它」。

    對學校而言，「禁止攜帶手機」過去是最直接的管理工具。然而，在科技滲入教學的今天，學校逐漸轉型為「數碼素養教導者」。其實，已經有學校開設「數碼公民與媒體素養」課程，讓學生了解演算法、網絡操控、資訊識別與隱私保護；亦有學校制定「手機使用公約，明確哪些時段可用，如教師指令時、課堂查找資料時，哪些時段須禁用，如課堂正式教學、休息自由交流時間除外。當然，亦已經有學校提供手機集中保管設備，如教青局協助學校設立的手機收納櫃，以保障無干擾、專注的學習環境。這些方式，使學校不只是「禁止裝置的場所」，而是「裝置與學習共生」的教育空間。這樣的教導不只培養孩子的數位素養，也加強親子關係的連結與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