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所未聞的「開學焦慮症」！

 

 

    在亞洲社會，上學為莘莘學子而言，是個早出晚歸，也許比職場打工仔壓力更沉重的任務。據多個研究顯示，這些國家的學生每天睡眠平均只有五個小時左右。長時間留校、補習班、各種能力測試，日復一日壓得學生喘不過氣。研究指出，許多學生每日睡眠僅約五小時，而有些甚至更短，加上社群媒體的夜間使用，其對入睡與睡眠質量的干擾更不容忽視。

    試想，一到放暑假，可以暫時拋開沉重的學業負擔，就不必早起，可以睡到日上三竿，又或是調侃說是「日上衫乾」才起床。吃個早午餐（brunch），撥一下手機，打幾局遊戲，又可以倒頭大睡。所以，為什麼孩子總是在暑假期間快高長大，原因不證自明。

    隨着暑假即將完結，一個愈來愈被討論的現象悄然浮現，那就是大家聞所未聞的開學焦慮症（Back-To-School Anxiety）。這個雖然尚未納入正式醫學診斷體系的名詞，卻日漸成為學生、家長及教育工作者關注的焦點。從心理學的角度，它反映了青少年面對轉變時的自然反應；從教育制度的層面，它亦揭示出某些結構性壓力的持續存在。從社會角度而言，許多備受校園欺凌的學生，開學意味著仍然要承受欺凌的對待。開學焦慮甚至導致學生自殺的情況日益嚴重，我們該如何理解及面對這個看似「新興」卻早已存在的教育怪現象呢？

    其實，開學焦慮症不僅僅是指學生，教師都會充滿焦慮。許多學校在安排新學年教師教學與非教學工作時，都會存在與教師期望落差的情況，一般教師除了默默接受外，還可以怎麼樣？

亞洲學生的睡眠剝奪實況

    在新加坡，一項研究指出高中生平均每晚僅睡約六個半小時，而美國國家睡眠基金會建議青少年應獲得八小時睡眠。中國大學生的睡眠狀況亦不佳，一個彙整超過八萬名學生的研究分析指出，學生平均睡眠時數為七點八小時，其中有高達43.9%的學生睡眠少於七小時，8.4%更少於六小時。另外，有一項針對中國大學生的調查也指出，平均睡眠僅為六點四小時，75.6%屬睡眠不足族群，且有5.4%的學生甚至每天睡不足五小時。台灣地區研究指出，超過40%的大學生面臨睡眠問題，缺眠可能導致學業、社交、健康與心理困擾，甚至產生自殺意念。在菲律賓，超過56%的成年人睡眠少於七小時，是亞洲地區最無眠的國家之一。

    在新加坡的一項實驗中，青少年若每晚只睡 五小時，便會出現持續注意力下降、工作記憶與執行功能退化，甚至情緒表現下降。國青少年常在平日睡眠不足八個半小時，而週末補眠導致「睡差差」，睡眠節奏被打亂，導致白天嗜睡、注意力不集中，並影響學業表現。

    據多項教師睡眠健康調查，90%的教師表示睡眠不足，很少能睡足七個小時。許多教師往往在開學前最後一刻，才收到課表，然後，就要趕緊寫好進度表、基力表、班務工作計劃，還有一大堆非教學甚至毫無意義的工作必須在開學前或開學後一個星期完成。這些都會讓教師的壓力倍添，而且，持續展開的工作將伴隨的壓力持續一整學年，想一想都知道有多可怕！

開學竟然成為學生自殺高峰期

    歷年以來，九月一日亦是內地開學的學生自殺高發日期。

    八月三十日香港明報，就報導了一名十二歲及一名十四歲的少年墮樓身亡，儘管行政長官李家超去年推出的三層應急機制是否需要檢討，他指機制對問題有幫助，惟有優化空間，包括第二層機制（社署統籌的校外支援網絡）的使用數字比第三層（轉介予醫管局）少，認為可加強運用。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直指，九月開學學生面對適應等問題，往往是自殺高危期，他提醒家長及學校應加倍小心，留意學童有否出現情緒驟變，並應多加關懷和鼓勵；又勉勵莘莘學子「書都未開始讀，大家放鬆啲，先唔好急，慢慢適應」。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今八月三十一日公布「2025年中學生幸福感調查」，調查發現逾兩成受訪學生分別出現中度至非常嚴重的抑鬱、焦慮及壓力，整體情况與去年相若；約三成學生有學業拖延行為，最常見的行為包括將功課拖到最後一刻才開始。足見香港學生面對開學的焦慮是非常嚴重的。
    九月一日被視為是日本最恐怖的一天，除了暑假結束外，學生們還要面對新學期開始、重新打造人際關係，甚至有人的「被欺凌生活」也因開學重啟，導致從九月一日起就有一波少年自殺潮。對此，社會福利團體就發起「stand by you」計畫，邀請知名運動員、藝術家等人協力，來幫助這些有痛苦煩惱卻無法說出的孩子，並發布一個「想守護你的微笑」。

開學焦慮的醫學根據

    開學焦慮症並非一項正式精神疾病診斷，但精神健康專家普遍認為，它可被視為「假期後症候群」或「情緒適應障礙」的表現之一。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名譽臨牀助理教授何雅莉指出，人在假期中精神放鬆、腎上腺素水平升高，一旦回歸現實生活，這種生理與心理的落差會引發情緒波動，甚至產生焦慮、抑鬱等症狀。學生尤其敏感，開學不僅意味著生活節奏突變，更喚起他們過往在校園中可能經歷的持續不快與無止盡壓力。

    從生理角度，學生可能出現心跳加速、手震、腸胃不適、頭痛、失眠等症狀；心理上則會出現不安、擔憂甚至恐懼感。行為層面則包括易怒、退縮、缺乏動力、逃避學業，嚴重者更會出現自殘或逃學行為。從社會學而言，近年，多了學生在開學第一個星期持續請假，不是逃學去玩耍，而是宅在家裡，足不出戶。也許是暑假長時間躲在家裡打遊戲，睡懶覺，社交能力斷片等因素早成，需要一段時間重返社群圈子。

    近期的網絡分析學術成果指出，「控制擔憂」、「緊張不安」、「難以放鬆」、「缺乏活力」、「內疚感」等，是在學校與假期切換中最核心的焦慮與抑鬱症狀中樞；而「坐立不安」、「緊張」、「動作遲緩」則是焦慮與抑鬱之間的橋樑症狀。焦慮傳導至整體不良情緒的方式，並非單一路徑，而是透過這些症狀互相啟動，造成負向惡性循環。同樣出現在學生身上的狀況，一樣會出現在老師身上，自不待言。

全面因應對策

    在個人與家庭層面，好應該建立生理節奏適應期，開學前一週逐步調整作息，恢復早睡早起，減少夜間玩手機／娛樂行為。在心理防護操練方面，練習深呼吸、肌肉放鬆技巧與正念禪修，幫助調節焦慮與身心警覺度。在認知重塑方面，可以透過回顧過去成功經驗，建立自我肯定；鼓勵學生接受不確定性，減少自我苛責。社交支持亦是重點之一，鼓勵學生與好友、師長談心；家長應傾聽理解、提供情緒陪伴，而非急於「解決問題」。預備小成功經驗亦是靈活策略之一，如提前整理書包、布署書桌、寫開學第一篇小日記，強化控制感與信心。

    在學校與教育層面，可以 設置開學緩衝週，縮短課業量、減少考試頻率，讓學生有時間適應校園節奏。建構溫和有序的開學活動，如班會時間、團體適應輔導、社交活動，有助於減輕人際焦慮與孤立感。教師敏感度提升，老師在開學初期主動了解學生情緒狀況，提供安撫支持與資源連結。開辦情緒教育短講，將情緒調節、抗壓技巧融入健康及品德課程，提升學生自我覺察能力。最後， 針對高風險學生的支持系統：學校可針對性格內向、有障礙或家庭資源弱者，提供小班輔導或心理輔導介入。

    在社會政策與教育行政方面，倡導公共資源投入，政府或學區應推動暑假心理健康促進計劃，如「假期後適應工作坊」、「家庭陪談支持線」等。可以 提升教育制度人性化，檢討過度密集課程與升學導向，鼓勵系統性降低學生焦慮來源。再者， 提倡宣導心理透明文化，讓「開學焦慮」成為可被理解與討論的現象，而非學生「本身有問題」。

    政府也好，學校也好，實在需要為教師減負。排山倒海的非教學工作實在讓老師疲於奔命，會讓免疫力下降，影響認知功能，更提升焦慮、抑鬱、身體疾病風險，更會引發許多心血管等慢性病。試問，這樣的教學隊伍如何能教出快樂優秀的學生呢？

正視糖業操控科學話語導致全球肥胖危機

 

   衛生局於今年三月二十六日舉行《科普體重管理 健康生活同行》新聞發佈會，介紹本澳居民體重現況及體重管理的重要性，旨在提升居民對體重管理的認識和實踐健康生活方式的能力。衛生局代表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為配合《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去年六月啟動為期三年的《體重管理年》活動。特區政府《健康澳門藍圖》亦將肥胖防控納入2030年目標指標，推動從「被動治病」轉向「主動防病」的健康理念。事實上，隨著城市發展及生活方式改變，人人一機在手，不出門而能知天下事已經不是天方夜譚，普羅市民靜態行為激增、身體活動量明現下降，加上外賣飲食文化普及，導致超重及肥胖問題日趨嚴峻。

「糖」才是肥胖世界的幕後黑手

    在我們的健康敘事裡，脂肪長期被視為萬惡之源。從二十世紀中期開始，各國官方膳食指南紛紛倡導「低脂飲食」，警告飽和脂肪與膽固醇對心血管健康的風險。然而，今天愈來愈多的研究指出，當我們用低脂產品取代全脂牛奶、用加工穀片取代天然食物時，我們其實正在用「糖」取代「油」，並為全球肥胖與代謝疾病鋪路。

    看清這個類近龐氏騙局，不難發現這並非單純的科學失誤，而是一場由糖業背後操控的話語轉移。根據2016年發表於《美國醫學會期刊內科學》（JAMA Internal Medicine）的研究，美國糖業協會（Sugar Research Foundation）在1960年代資助哈佛大學的研究者發表文章，將心臟病的主因歸咎於飽和脂肪與膽固醇，並刻意淡化糖的影響。該研究發表於權威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期刊》，但未公開資金來源，也未揭露其背後利益衝突。

    往後數十年間，糖業透過資助研究、推動公共衛生政策、操控媒體輿論，成功讓糖在全球飲食文化中「安全地位」穩如泰山。當人們戒除脂肪、轉向「低脂但高糖」食品時，肥胖與糖尿病卻開始迅速蔓延。糖才是真正的隱形兇手。

驚人的全球肥胖數據現況

    今天，全球肥胖問題已成為一場公共衛生災難。根據世界肥胖聯盟（World Obesity Federation）2023年的報告，到2050年，全球將有超過50%的成年人被歸為「超重或肥胖」。在某些國家如葡萄牙，這個趨勢已經成為現實。

    美國是全世界肥胖率最高的已開發國家之一。根據2021年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統計，有超過42%的美國成年人為肥胖，若加上超重者，比例超過65%。肥胖與低收入、少數族裔呈現高度相關，黑人與拉丁裔社群的肥胖率特別高，且常伴隨糖尿病、高血壓與心血管疾病。低收入家庭往往難以負擔健康食品，只能選擇價格低廉但高糖高脂的加工食品，形成「窮胖」的社會現象。

    過去中國社會面對的是營養不足，今日則是營養過剩與失衡的雙重挑戰。根據《中國居民營養與慢性病狀況報告（2020年）》指出，中國成年人中有50%以上為超重或肥胖，城市地區的肥胖率甚至更高。兒童肥胖問題也日益嚴重，尤其在城市地區，學校周邊飲食環境充斥高糖零食與含糖飲料。這一切與飲食西化、含糖飲料普及、久坐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歐洲的肥胖情況呈現分化現象。英國、西班牙、希臘等國的肥胖率接近或超過30%，而瑞典、丹麥、荷蘭等北歐國家則控制得較好。文化差異與飲食習慣是主因，地中海飲食逐漸被速食文化取代，傳統節制的飲食觀逐漸被便利、高糖、即食的生活方式侵蝕。歐洲雖有較強的食品法規與消費者意識，但在產業游說與市場壓力下，健康飲食推行仍面臨困境。

    澳門是個非常忙碌的城市，「無飯家庭」比比皆是，高鹽高糖多油的食店及廢水店遍佈澳門街，加上外賣配送費用便宜，形成一個隨時可以讓人肥胖的地雷鎮。稍有不慎，就會跌入這個不能自拔的過胖社會。

為何日本、越南與緬甸人不太胖的異數？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與各國數據，日本、越南與緬甸是少數維持低肥胖率的國家。以日本為例，2016年成人肥胖率僅約4.3%；越南約2.1%，緬甸則約7.5%。這些國家共通的特徵，提供了我們反思的參考。

    日本人以魚類、米飯、發酵食品、蔬菜為主，甜食與高糖飲料比例低。傳統飲食結構有助於控制血糖與體重。 越南與緬甸的飲食結構較接近農村經濟，以原型食物與低加工為主，肉類與糖的攝取仍相對有限。這些國家普遍有「吃七分飽」的文化觀念，份量精簡，進食速度慢，較不傾向暴飲暴食。與美式大份量快餐文化形成鮮明對比。在都市化尚未全面佔據社會前，這些國家的日常生活仍包含大量走路、騎腳踏車與戶外活動。即使在都市中，也有強烈的步行文化與公共交通導向。這些文化與結構因素，使得糖與加工食品難以全面滲透當地社會。然而，隨著外資食品業進入、飲食西化與經濟成長，這些國家的肥胖率也正逐漸上升。

為何糖的本質是肥胖的主因？

    糖分，尤其是「添加糖」（如高果糖糖漿、蔗糖）並不天然存在於食物中，而是廣泛加入於加工食品、飲料與甜點中。它具有幾個危險特性：首先，糖不具飽足感，一瓶含糖飲料往往等於10~12茶匙糖，卻無明顯飽腹反應，容易進食過量。再來是糖會刺激腦部分泌多巴胺，產生愉悅感，長期形成心理依賴。接著是長期高糖攝取會導致胰島素阻抗、血糖不穩、脂肪堆積。當然，糖會引發內臟脂肪堆積與系統性發炎，增加心血管疾病與癌症風險。

    多數人未意識到，自己每日攝取的糖量早已遠超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每日不超過25克」。含糖飲料、早餐穀片、低脂優格、醬料與各式零食都是糖的隱藏來源。許多經常光顧食肆的市民，以為跟店家講一聲少鹽少油就健康，其實少糖，甚至走糖更重要。

如何擺脫糖的陰影？政策、文化與個人三方合作

    要減少糖對全球健康的破壞力，不能單靠個人自律，而需從政策制定、文化塑造與個人行動三方面著手。近年，英國、新加坡、墨西哥等國，對含糖飲料課徵高額的健康稅，有效降低消費量與企業添加糖。再者，明確標示「添加糖」與「每日建議攝取比率」，提高消費者辨識力。再來是禁止高糖食品進入校園，尤其甚者，如英國、挪威與智利等國禁止兒童節目中播放含糖食品廣告，這不僅是保護孩子的健康選擇，更是防止從小建立錯誤飲食習慣。

    一個人是否超重，往往受其家庭與社群影響。鼓勵家庭共餐、推動社區健康飲食活動（如烹飪課、社區菜園）皆可降低對速食與即食食品的依賴。早在多年前，日本已經將食育列入學校正式課程，從「認識食物來源」與「飲食文化反思」出發。日本的學校餐食制度即為典範，學校自設廚房，每日提供平衡飲食，並教育孩子了解食材來源與節制攝取的重要性。「慢食運動」發源於義大利，提倡地方食材、傳統烹調與用餐儀式感，不僅能減少加工食品攝取，也讓人重新思考飲食背後的價值。

      無論是家庭或是學校，都可以每週設定一到兩天「無糖日」，嘗試階段性戒糖，降低味蕾依賴。再者， 以原型食物取代加工零食，選擇天然堅果、水果、無糖茶飲作為點心。接著可以 設定目標與紀錄飲食：使用飲食紀錄APP幫助追蹤糖攝取量，並與家人一起訂下健康挑戰目標。

    糖業對科學研究的干預並非孤例，而是「商業利益如何滲透公共領域」的縮影。當一項食品可以透過資金操控研究結果、左右政策走向，最終受害的，是每一位消費者的健康與知情權。

    今日，我們面對的不只是超重或肥胖的身體問題，更是飲食制度失衡、科學信任破產、公共政策被操弄的結構性危機。因此，重建飲食文化與健康觀念，不只是「吃得更好」的問題，而是重建我們與食品工業、政府政策與科學研究之間的信任關係。

    糖帶給人類甜美的感官享受，也曾是生存歷史中的重要能量來源。然而，在商業化與全球化的背景下，它已從天然的調味變成無所不在的「飲食污染源」。走出糖的陰影，不是一場反糖運動，而是一場飲食覺醒運動。我們要的不只是減糖，而是對健康的重新定義、對科學的再信任、對制度與產業的責任問責。

從日本長壽與自殺率談生命的矛盾

 

    在全球壽命排行榜中，日本又再次蟬聯榜首，日本人的平均壽命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 根據最新的數據，日本女性的平均壽命約為87.13歲，男性約為81.09歲。 儘管這兩年因疫情影響，平均壽命略有下降，但日本女性的平均壽命仍連續四十年位居世界第一。日本百歲老人更是比比皆是，堪稱世界上最長壽的國家。然而，諷刺的是，日本同時也是自殺率極高的國家之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與日本厚生勞動省的數據，日本每年約有三萬人自殺，亦有三萬人是孤獨死，當中有跟家人同住，竟然沒有交往，獨自死在自己的房間超過一個星期才被發現，聽起來真的教人不寒而慄。

    在一個醫療制度全球領先、治安良好、生活條件優越的國家，人們雖然活得久，卻不見得活得「好」。背後反映日本社會深層結構問題，人們拚命延長生命，卻似乎無法解決內在的痛苦與虛無。澳門居民的平均預期壽命約為85.4歲，男性約為82.8歲，女性約為88.1歲。澳門醫療保障水準不錯，初級衛生保健體系被世界衛生組織評為「太平洋地區典範」，醫療健康指標在國際上處於領先地位。不過，澳門亦是個自殺率極高的地區，每一兩天就聽聞有自殺個案，又或是孤獨死在家而無人問津。

長壽背後的社會壓力與孤獨風險

    長壽，不等於幸福；活著，不只是存在。真正理想的社會，不是讓人多活幾年，而是讓人每一天都值得活。在高齡化與心理健康問題日益嚴峻的今天，世界應該思考的不是如何延長生命，而是如何讓生命更有意義、更被理解、更有溫度。

    根據最新的全球壽命統計圖顯示，日本位居世界第一，台灣則排名第35，而中國則居第50名。這三個東亞文化圈的國家與地區，地理接近、飲食習慣相似，卻在壽命統計上出現不小差異，引人深思。

    日本傳統飲食以魚類、蔬菜、豆腐、米飯為主，油脂攝取量低，加上喜好清淡口味，使得肥胖率全球最低之一。高纖維、低糖鹽的飲食結構對預防心血管疾病與癌症有明顯幫助。日本擁有世界頂尖的全民健保制度與基層醫療網絡，醫療可近性高，且預防醫學發展良好，定期健檢與健康教育落實，促使民眾能及早發現疾病並有效治療。儘管日本面臨嚴重高齡化，但政府早有因應政策，包括長照保險制度、社區支援機制與高齡者就業鼓勵，讓老年人能持續參與社會並維持活力。日本人重視秩序與紀律，普遍有運動習慣，壓力管理也逐漸受到重視，加上治安良好、生活環境潔淨，這些都是長壽的重要因素。

    台灣雖在長壽榜上排在第35名，但實際表現也相當亮眼，平均壽命達81歲左右，近年甚至有持續上升趨勢。台灣的健保體系以低費用高成效著稱，對疾病的早期發現與治療效率相當高。雖然醫療資源集中度高、過度使用問題存在，但整體仍有效提升國民健康水準。隨著教育水準提升與公共衛生推廣，越來越多民眾注重飲食、運動與生活習慣，尤其中老年族群更積極參與健走、慢跑等活動。台灣已進入高齡社會，政府逐步推動長照2.0計畫、社區健康營造與高齡友善城市發展，有助於延長健康壽命。

    不過，台灣仍面臨菸酒使用率、壓力過高、都市空汙等挑戰，可能是排名未能更高的原因之一。衛生部公布二○二四年自殺是十大死因，十四年後自殺重返十大死因，排名第十，其中二十五至四十九歲等年輕、中壯族群每十萬人標準化死亡率各創下新高。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研判應與職場、經濟等壓力因素有關，近年詐騙案件頻傳，部分被害人自覺人生無望，選擇輕生。

    中國目前平均壽命約為78歲，位居全球第50名。雖然與過去相比有顯著提升，但與日本、台灣相比仍有落差。中國幅員遼闊，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鄉村或內陸地區仍面臨醫療可近性不足、公共衛生薄弱的問題。城鄉差距與社會不平等嚴重影響整體壽命數據。工業發展快速，如媒與稀土等開採帶來嚴重空氣汙染，部分地區PM2.5數值長期超標，對呼吸系統與心血管疾病有重大影響。此外，工人階層長期勞動、加班及職業病風險亦未完全改善。隨著經濟發展與生活型態改變，高糖高脂飲食普及，肥胖、糖尿病與高血壓等慢性病快速上升，年輕族群健康狀況令人擔憂。雖然，中國近年積極推動醫改，但因人口基數龐大，醫療資源配置仍不足，加上基層醫護人員訓練參差，尚未能全面普及高品質的健康服務。

    從日本、台灣到中國，我們看到的不只是數據差異，更是一個國家對於健康政策、醫療資源分配、教育與文化價值的整體體現。長壽不只是醫療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在生活品質、平等與永續發展上的綜合成果。未來，隨著各國高齡化挑戰加劇，如何延長「健康壽命」而非僅是「總壽命」，將成為全球共同努力的方向。

從「長壽」轉向「善終」與「有意義的活著」

    世界已經變了，長壽已經不能滿足我們對生活的要求，即是說，我們不僅僅要「量」，更越來越在乎「質」。公共政策與醫療不應只強調延長壽命，更應關注健康壽命與人生的尊嚴。

    在青壯年社會，應致力提升學校、職場、社區的心理輔導資源與預警系統，並大力去污名化心理疾病。當社會接受「情緒生病」如同感冒，就能讓人勇敢求助、不再以自殺為出口。城市規劃、社區照護應強化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讓老年人不孤單、讓年輕人不迷失。重建跨世代對話平台與社區參與機制，讓每個人都「感覺被需要」。

    讓長壽成為完整的生命品質已經成為各國社會，尤其是進入高齡化社會重中之重的社會工作。強化安寧療護與末期照護制度，尤其針對高齡者推廣尊嚴死與晚年參與機會。發展老而不廢的社會參與政策，如義工、兼職、社區導覽等，讓長者感受到存在價值。

     推行工時縮減與彈性制度，鼓勵青年成為自由工作者或選擇靈活職業，避免過度依賴一種穩定單一工作。財務教育與債務輔導亦應納入，就算無力償還貸款也不失援助與出路。社區中心、老人日托、親子活動等能打破隔代孤立，讓參與者覺得自己被看見、被需要。設立陪伴服務、長者互助小組與青少年交流平台，改善孤獨感與疏離心理。引入與急診室連結的自殺未遂資料庫，及時追蹤潛在高風險者。支援自殺幸存者，以防止重複事件。

    長壽並不等於快樂，僅僅延長生命，而忽略了心理健康與社會連結，其實是對人的一種折磨。日本的例子提醒世界：真正的進步，應是讓每一天都值得活，而不是只是多活幾年，甚至幾十年。若要打造人類真正的幸福社會，就必須讓人「活得有尊嚴、有陪伴、有意義」，而非在生命的長度上空留雷聲與數字。

來自維克多・法蘭克（Viktor E. Frankl）的善意提醒

    奧地利精神科醫師是納粹集中營的生還者，他在《活出意義來》一書中指出：「當一個人知道他為什麼而活，就能承受任何的生活方式。」這句話成為法蘭克「意義療法」的核心思想。人類最根本的驅力不是追求快樂或逃避痛苦，而是尋找生命的意義。這提醒我們，在絕望的邊緣時，我們可以重新問自己：「我還有什麼未完成的使命？還有誰在等待我？」法蘭克指出，人即使在最孤立的狀態，也可以透過回憶愛、創造、甚至是承受苦難的勇氣來賦予生命意義，人依然擁有選擇態度的自由，即便在無法改變的處境中。即使我們無法控制老化、病痛或被社會邊緣化，但我們能選擇勇敢面對，這種態度本身就是有尊嚴的表現。

    今天，我們的社會福利網讓我們不致於要過著資源匱乏的生活，但我們卻很少認真探討生活的意義，所以，生活的品質不斷下降。誠如法蘭克所提醒：「人類不是為了逃避痛苦而活，而是為了尋找意義而活。」在越來越長壽的生活裡，又或是生活艱困得想自殺，更在孤獨死的邊緣時，我們都要努力追求人生的意義。當我們仍覺得「我還有值得活下去的意義」，那怕再微小的希望，也足以挽回一條寶貴的生命。

從小學會衝突管理，或能避免倫常悲劇

 

    一向人倫關係良好、治安不錯的小城澳門，近日卻上演了一場血腥且令人心碎的家庭悲劇。一對年逾六旬的親兄弟，疑因金錢糾紛積怨多年，最終哥哥涉嫌以金屬水喉通狠擊胞弟致死。四十八小時後，嫌疑人攜同兒子再次登門，兒子驚見叔父倒臥血泊中、氣絕身亡。面對無法挽回的後果，哥哥情緒崩潰，反鎖自己在房間，最終從高處墮下、當場死亡。這段原本應該血濃於水的手足情，竟以一死一自殺收場，讓整個社會震驚之餘，也再次敲響無法忽視的警鐘。

    這場悲劇，表面看似是金錢與情緒衝突的結果，實則背後反映的是我們整體社會對於「衝突」的逃避與無知。它不只是一次衝動失控的暴力事件，更是長年情緒積壓、溝通缺失、教育缺位所釀成的惡果。事發之後，社會大眾不禁追問：「怎麼會走到這一步？」「難道沒有人可以阻止？」「真的不能好好坐下來討論甚至只是爭論嗎？」其實，答案往往早已藏在我們每個人的童年與成長過程中。倘若我們從小就在家庭與學校裡學會面對衝突、處理情緒、理解溝通與修復的重要性，也許，這類悲劇的發生，便不至於如此頻繁、如此沉痛。

教育的四個面向：過去、當下、未來與死後

    教育不應只是一條單向的知識灌輸通道，它其實有著四個相互關聯的面向——過去、當下、未來與死後。

    「過去」即歷史，這是目前學校教育最常著墨的一環。我們從語文到歷史，從數學到科學，幾乎所有學科都以過去為起點，教導學生理解已發生的事。然而，當教育過度著眼於歷史，便容易與學生的當下生活脫節，失去啟發人心與引導行為的功能。

    「當下」是教育中最被忽視的環節。這個面向，關乎學生如何活得快樂、活得有意義，如何在人際互動中建立健康關係、發展自我價值。可惜，目前的學校教育往往缺乏對學生心理與情感層面的引導，使得孩子雖知「何為古今中外」，卻不知「如何與人相處」，更遑論「如何處理衝突」！

    「未來」的面向，是教育的預備功能，預備學生迎接未知的社會與人生。傳統上，這是學校重要使命之一。不過在人工智能與資訊爆炸的當代，知識更新速度飛快，昨天尚屬主流的理論與技能，今日可能已被淘汰。許多專業如設計、法律、甚至醫療領域，正逐步被智能科技所取代。孩子們若只學會吸收知識，而不具備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未來恐怕仍將無所適從。

    教育預備說是十九世紀由英國綜合哲學家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所創立的一種理論。斯賓塞以為教育的主要作用，在於預備完滿的生活（Complete living），使個人有能力經營五種完滿生活的活動，即對於自我生存的直接活動，對於自我生存的間接活動，對於生存和教養子女的活動，參加社會或政治關係的各種活動，及休閒娛樂的活動。愛人如己、與人為善、懂得管理衝突想必是當中重中之重的能力。

    至於「死後」的教育面向，包括宗教與非宗教性的概念。宗教的面向正是當前教育學校經常忽略的教育面向。如果，我們的教會學校樂意多教死亡教育，讓學生懂得死，換句話說，就能更懂生的意義與價值，就不會動輒以各種暴力去解決問題。非宗教的面向是探討個人留下的生命意義、對他人、對社群、對未來世代產生了什麼影響？

    若將這四個面向比喻為組成木桶的四塊木板，都是短、殘、不全，都無法回應學生的真正需要。莘莘學子長期在接受離地不全的教育，才導致許多社會罪案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當我們長期忽視孩子的生活實況與情緒世界，就容易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知識豐富卻情緒貧乏的成年人，成為社會衝突與悲劇的犧牲者。

衝突管理：教育中最缺席的一課

    在華人社會裡，「家和萬事興」意味著一人少一句。許多家庭與學校，對衝突採取迴避態度，甚至將其視為不祥之兆，極力避免。於是，多數孩子從小學到的，不是如何處理衝突，而是如何壓抑情緒、避免爭執、維持表面和平。

    在家中，長輩常對孩子說：「唔好駁嘴」、「唔到你出聲」，潛移默化地傳達出「衝突是不應存在的」訊息。這讓孩子不敢表達不滿，甚至認為「有意見」等同「不孝」、「叛逆」。

    在學校裡，情況也好不了多少。老師常常獎勵「乖」、「安靜」、「守紀律」的學生，而對敢於發問、表達不同意見的學生則貼上「麻煩」、「不合作」的標籤。當學生之間產生矛盾，處理方式往往是叫雙方道歉了事，從未引導他們去理解衝突的成因，或學習如何解決矛盾、修補關係。

    這樣的教育模式，最終養出了一代又一代缺乏情緒智商、溝通技巧與衝突管理能力的成年人。他們一旦面臨人際衝突，不是選擇沉默壓抑，就是爆發暴力或情緒失控。他們誤以為「退讓是懦弱」、「輸了就是輸了」，卻從未學會「對話」、「妥協」與「尋求協助」才是真正成熟的力量。

復和教育的缺席：修補機會的錯失

    比逃避衝突更嚴重的是，我們的教育從未教導如何「修復關係」。許多人以為道歉就是全部，沉默就是解決，時間可以沖淡一切傷害。然而，真正的情感裂痕若未被理解、接納與處理，只會愈來愈深，最終破壞彼此的信任與連結。所謂「復和式教育」（Restorative Education），便是針對這種教育缺口而設計。它源於「復和司法」的理念，強調關係的修補而非懲戒。當衝突發生，重點是讓雙方有機會表達、傾聽與理解對方的感受與立場，尋找和解與復和的可能，而不是變成「誰大誰惡誰正確」。

    若我們的教育系統能早日引入復和式對話、情緒智商訓練、非暴力溝通技巧，許多內心積怨多年、難以啟齒的情緒，或許就能及早有出口，避免最終變質為仇恨與暴力。

如何從家庭與學校開始教導衝突管理？

    從家庭做起，父母應以身作則，創造願意對話的氛圍。當夫妻間有矛盾，不必總是「大人私下處理」，而應在適當時機讓孩子看到父母也會爭執，但可以和平表達、願意妥協、懂得復和。孩子需要看到「衝突後的關係依然能夠修補」，這樣他們才不會對衝突產生恐懼，或以暴力作為唯一出口。

    此外，父母應接納孩子的情緒與意見，不再以「你同我收聲」、「唔好駁幹咁多嘴」，而是學習傾聽與引導。可以定期舉行「家庭會議」，讓每位家庭成員都有表達想法與情緒的機會，從而建立協商與合作的家庭文化。

    學校方面，衝突管理應納入正規課程。情緒教育可以從認識情緒、表達情緒，到如何在激烈情緒中冷靜下來；透過角色扮演、情境模擬等方式，訓練學生在衝突中尋找雙贏方案。復和式對話圈（circle time）也是一個有效做法，讓學生定期圍坐討論班級內人際互動、矛盾與感受，建立支持性的同儕關係。

社區也需要支持：培養非暴力文化

    家庭與學校之外，社區的角色同樣關鍵。政府與非政府機構應設立家庭調解中心，提供第三方中立協助，幫助有衝突的家庭尋找對話的可能。心理支援資源亦需普及，並消除求助的羞恥感，讓心理健康不再是禁忌，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我們應在整個社會中推動「非暴力文化」，將情緒管理與衝突處理視為每個市民都應具備的基本素養，從教育、法律、傳媒到日常生活中，全面提升社會的情緒智能。

    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培養完整的人。澳門這場家庭悲劇，雖已成歷史，卻不能就此被遺忘。它不應只是短暫的新聞話題，更應成為我們對教育體系與社會結構深刻反思的契機。

    衝突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從不教孩子如何處理它。愛與關係的破裂，從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無數次錯過對話與修復機會的累積。真正的教育，從來不只是考試與升學，更是教會孩子如何活出完整的人生。

    如果我們能從今天起，從家庭、學校到社會，共同教導孩子面對衝突、理解他人、學會修復，這將是我們給下一代最寶貴的禮物。讓我們記住這場悲劇，轉化成社會進步的力量。願逝者安息，願生者清醒，願和平之道，從教育開始。

從大學學費暴漲到全球Z世代拒讀大學的教育反思

     丁遠昭，一個近日很受關注的名字。三十九歲的丁遠昭於二○○四年參加高考時考取700分的高分，先後獲得清華大學本科學位、北京大學碩士學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博士學位以及牛津大學碩士學位。丁遠昭在自拍的影片中，駕著電單車送外賣，他直言「大家以後的工作也許都差不太多」。

    影片引來網民兩極反應，有網民表示浪費才能「讀這麼多書去送外賣」、「哎～上大學意義何在」，另有網民則讚其能自食其力，可以「放下身段送外賣」、「勇敢面對人生低谷，做法完全無問題」、「好厲害，清華北大送外賣」、「外賣天花板啦，老表加油」，亦有網民質疑其炒作。

    眾所周知，大學學歷不斷貶值，學費卻不斷攀升？大學學費突飛猛漲，到底在釋放什麼信號？為什麼Z世代與他們的直升機家長都開始覺醒，大學不再是職業保障，亦未必是社會流動的不二選擇。

一切由廉價的大學學費開始說起

    在很久以前，內地大學的學費其實是非常「便宜」，雖然不屬於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福利」，但它卻長期享受著 「類公共福利」的地位，公立高校超過六成經費來自政府，學費二十年幾乎沒漲過，遠低於實際培養成本。一九八五年以前，中國大學幾乎全由財政包底，大學生不僅不用交學費，還有獎助學金及各種補貼，畢業就分配工作，堪稱「天之驕子」。那些年，全國普通本科畢業生不到129萬人，博士還不到1000人。

    時移世易，大學的「公共福利」角色卻在悄悄退出舞台，轉折出現的背景，是大學生數量的爆炸式增長。從一九九九年開始，高校連年擴招，升學率從4%飆升到近60%，大學從「菁英教育」變為「全民高等教育」。大學生人數從一九九九年的150萬人，到二○二五年的1222萬人，翻了近八倍。

    與此同時，大學也變成了一個龐大的「資金黑洞」，財政負擔急劇上升。二○二五年大陸教育部的高教撥款為1143億元，比二○二四年預算執行額還下降了約4.7％。這意味著，在畢業生數量再創新高、民辦學校擴張迅猛的鋒面，中央財政分配給高等教育的「蛋糕」反而變小了。

    隨著科技、設備及各種人力成本的漲價，隨之而來的，是整個體制的遽變。二○二五年，大陸全國已有二十多個省份上調高校學費，平均漲幅10%至15%，部分地區如上海、四川、吉林漲幅甚至達20%至35%。貴州大學將本科專業學費從5000元上漲至6500元，漲幅30%；雲南大學從4200元漲至6000元；北京工業大學則逼近9000元；與此同時，民辦高校甚至年花費突破4萬元。對比之下，城鎮居民二○二四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49302元，鄉鎮居民為19605元。也就是說，一個孩子一年的大學學費，足以掏空一個普通家庭全年工資。

    當學費漲價潮來襲，公立高校、民辦高校，都不約而同選擇漲價補缺口，甚至跑馬圈地。一些民辦學校的生意經，靠的不是科研教學，而是「擴招＋高價＋低成本」的生財套路。數據顯示，大陸全國高校總數超3000所，其中民辦高校764所，佔比四分之一。這些民辦高校背後多為高盈利性教育集團主辦，有接近50%的回報率，遠超多數製造業公司，直逼互聯網企業，對於民辦學校來說，一個學生四年下來十多萬元的學費，簡直成了「穩定的現金流」。

    相比之下，公辦高校漲價則更多屬於「自救」。如果把大學想像成一家自負盈虧的「企業」，更能很好理解資產要存活，服務要承包，學生要變現。這些只是「開源節流」的初級操作。更深一層的動作，是大學開始將「資源」當成產品賣，如圖書館、體育館、停車場按小時計費；再如圖書資料按「借閱配額」分級收費；還有「成人教育」、「繼續教育」、「非學歷證書項目」變成增加收入的資源。現在，連教學樓、報告廳、實驗室的命名權也可以以捐贈永久鐫刻姓名，甚至如香港及歐美國家，通過教學樓冠名籌得豐厚資金幫補營運。

    無獨有偶，歐美諸國都在來年有若干學費調整，美國大學約加3至4%，普遍漲幅溫和，但歷史悠久的「菁英高校」學費漲幅明顯更高。英國增幅為3.1%，是八年凍結後首次上調。荷蘭勁增13%，瑞士國際生暴增200%，從二○二五秋季起，國際學生負擔激增，被視為管理成本壓力與資源分配調整。

    經濟不景氣，家長收入不理想已經是全球普遍現象，這些情況在在影響入讀大學的意願。當財政不再兜底，大學的「成本」開始層層轉嫁到學生和家庭頭上，大學就成了對學生家庭的「結構性融資」。大學曾經是學子及其家庭扭轉命運的分水嶺，如今是價格拉開了大家的階級斷層線。曾經，上大學是國家動用資源培養你；現在上大學，是你要為國家社會建設而先「投資自己」。

大學學歷貶值趨勢不可擋，近四分一Z世代後悔讀大學

   《財富》雜誌引述求職專家表示，年輕人對讀大學的看法正在逆轉。大學學位、本科畢業證書，曾經被視為求職和實現經濟穩定的入場券，但不斷增加的學生貸款債務和不穩定的就業市場，讓獲得學位不再是必然結果，反而變成一個沉重的負擔。現在，追求高等教育的人愈來愈多，職位卻愈來愈少，再加上科技飛速發展，不確定性更大，保障更少。

    根據多項職場調查顯示，四分一Z世代後悔讀大學，或希望自己當初選中更賺錢的學科去修讀，只有三分一希望自己當初選擇科技、金融、工程或醫療保健等工資較高的領域。許多Z世代學生覺得，當初有人告訴他們讀大學是唯一出路，卻發現擁有高學歷的人都就業不足或被忽視，質疑大學是否仍有真正價值。

    根據《教育數據倡議》（Education Data Initiative）報告，大學的平均學費不斷增加，但讀大學的「性價比」愈來愈低。家長也開始意識到大學學位正在貶值。American Student Assistance近日對3000多名初中和高中生進行的另一項調查顯示，70%表示他們父母更支持他們放棄大學教育，轉而選擇其他途徑如職業訓練學校或學師。家長們正在覺醒，大學教育的投資回報今不如昔，因為成本高得離譜，而且結果也充滿不確定性。學生們目前面臨有史以來最高的債務，但畢業後的就業保障卻幾乎不存在。

    澳門情況亦不理想，每年，平均一個高三班級的學生就有一半可以保送進大學，年年有超過80%的高中生入讀大學，雖然澳門失業率只在2.5%，但人浮於事，找工作難，找到心儀的工作更難。這一切，都會形成讀大學越來越沒有用的社會氛圍。或者說，讀大學好像沒太大作用，但是不讀，前途更堪憂。

    隨住人工智能（AI）開始接管「神科」的工作，過去被視為出路好收入高聲譽佳的「神科」，如醫學及法律等科目，就算是當時得令的工程、電腦科學和市場營銷等技術性更強學位的專業人士，都因為人工智能的入侵而遭到解僱。年輕人及其父母的心態從「一定要上大學」變成「先活下來、再談理想」。當生活壓力從教育債務襲來，才意識到社會早已改變，非上大學不可的傳統教育觀念卻越來越不現實了！

上大學不再是成功的唯一出路

    李嘉誠、喬布斯、馬雲等改變世界的人物，都沒有完整的大學學歷。如今，在AI和自媒體快速發展的時代，自學能力、創新精神、解決問題的能力，遠比一紙文憑更值錢。AI正在取代一部分傳統白領崗位，「神科」也不再是穩賺不賠的保證。如果說過去是「考上大學改變命運」，那麼現在，是「你自己創造命運」。

     Z世代不再相信「沙紙換未來」的神話。他們看得見現實，也質疑傳統。他們不是叛逆，而是更早看清了殘酷事實：大學不是捷徑，而是選項之一。是時候，撕下「唯有大學才能成功」的標籤了。

    不是每個人都該上大學，也不是不上大學就代表失敗。真正的教育，不應該是階級上升的篩子，而是每個人自我成長的工具。Z世代與他們的父母，正在共同經歷一場觀念的覺醒：當政府與父母不再兜底，個人的明智抉擇與策略，才是突圍的關鍵。上不上大學，不該由傳統決定，而該由自己的人生規劃與現實條件共同決定。逃避沒用，覺醒才有出路。

別繼續培訓功能性愚蠢的孩子

     從小，我們就被調教成只會背誦、默寫、透過標準答案贏得所有考試，甚至躋身名牌大學，以卓越的成績畢業，然後晉身企業高管，又或是考上安穩的公務員，過著等下班、等放工、等出糧，最後等死的生活，卻從不學會追問生活是為什麼？原來，我們身處的教育場域，提供盡量不思考不存疑的教育，在接受溫水煮蛙的「功能性愚蠢」（Functional Stupidity）馴化教育。 

解構「功能性愚蠢」

    在納粹德國一九三三年，基督教著名牧師迪特里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曾經發表的鴻文《論愚蠢》說：「愚蠢的本質不是智力的問題，而是人性的問題。有些人的智力非常之高，但因此可能非常愚蠢；有些人智商不高，卻不愚蠢。愚蠢不是先天的缺陷，而是特定社會環境的產物，是人在某些條件下所選擇的結果。在某些環境中，人們會集體地陷入愚蠢，自己使自己陷入愚蠢。」

    到了二○一二年，瑞典學者麥茨．阿爾維森（Mats Alvesson）和安德列．斯派瑟（André Spicer）在合寫的名著《愚蠢的智者：工作中的思维陷阱》《The Stupidity Paradox: The Power and Pitfalls of Functional Stupidity》中，將潘牧師的想法擴展，提出「功能性愚蠢」這個概念，主要用來描述一種在組織或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就是人們明明有能力思考、質疑或反省，但卻選擇停止思考，以促進效率與和諧。這種愚蠢不是出於智力缺陷，而是「功能性的」，因為它對組織高效運作有明顯的幫助。

    「功能性愚蠢」是指「反思性思考、質疑和智力參與的拒絕，儘管個體具備進行這些活動的能力。」這種愚蠢之所以「功能性」，是因為它強調是子女必須服從父母，學生必須服從老師，下屬要絕對服從上司，捍衛團隊和諧，極力避免衝突，就可以換取父母的悉心栽培，獲得組織的稱讚及回報。但要付出的代價卻是非常沉重，諸如壓抑員工的創意，杜絕一切促進組織進步的批判思維，硬要員工啞忍種種不合情理制度，甚至不理即將出現的危機及重大失誤。

    阿爾維森和斯派瑟指出，「功能性愚蠢」主要體現在三個面向：一是缺乏反思，不問為何而做，只關心怎麼做；二是逃避正當辯論，不追問政策或決策的合理性，只重程序與權威；三只關注狹隘的意義，忽視長遠價值，只追求眼前指標及排名等。

功能性愚蠢如何在教育場景中具體表現

    學校作為社會的最基層組織之一，本來的使命在於啟蒙學生，引發學生的好奇與創意，培養他們有獨立思考，按良知理性去踐行公民應有的素養。可是，現實往往相反，許多學校，甚至整個教育體制都在製造「功能性愚蠢」的學習機器。

    學校如何實踐「功能性愚蠢」？在現實教育場景中，學生經常被訓練「怎麼做」而不是「為什麼這麼做」。數學解題講究的是「標準步驟」，作文需要「格式與公式」，連辯論比賽也重視技巧勝過觀點的深度。這種教育制度迴避「為什麼」的追問，忽視學科的根本精神，如數學的邏輯性、歷史的因果與多元解釋，導致學生只求結果不問過程，久而久之，反思能力被閹割。

    當學生或家長質疑課程設計、考試內容，學校往往以「政府要求」或「法律規定」作為回應，沒有創造討論甚至辯論的空間。老師難以公開質疑課程大綱，學生也被排除在教育政策討論之外。教育變成了一種「不能辯論、無需質疑」的權威實踐，邏輯學、批判思考、倫理辯證等課程也常遭邊緣化，甚至被刻意排除，甚至教育被質疑是徹頭徹尾「馴養」工程。

    學生的價值被縮窄為成績、排名、KPI，學校追求的是升學率、國際評比、標準化測驗的表現，而非學生的好奇心、批判力與公民意識。學生自然學會在體制中找最安全的方式生存——迎合、服從、模仿。這正是「功能性愚蠢」的最佳結果：不質疑、不挑戰，只求不犯錯、安穩過關。

    「功能性愚蠢」的教育制度培養出「乖巧」、「聽話」的好學生，實則是在訓練對體制絕對服從的不思考的機器人。他們擁有操作機器與完成任務的能力，卻無能力提出意義上的質疑或倫理上的判斷。當他們進入職場時，也將成為另一個不反思、不辯論、不干預的齒輪。這是一種奴化式教育，不是用暴力壓制，而是用制度安排讓你不再思考、也不覺得應該思考。

借鏡芬蘭融入思辨邏輯跨學科與法國的專門哲學思辯課

    芬蘭教育體系中，小至中學階段並沒有獨立標注為「邏輯」或「哲學」的科目，而是透過整體課程設計將邏輯、推理與倫理思考融入跨領域學習。早在二○一四年芬蘭頒行的國家核心課程，從小學到中學階段目標之一是培養學生「學會思考」，包括生成與分享想法、分析、推理、反思、倫理判斷與批判資訊等。所有七至十六歲的基礎教育均需至少一年導入一次跨科主題式學習，例如氣候變遷、生態系等；學生需自行設定問題，收集資料、跨學科協作、發表成果，過程中發展推理與批判思維技能。上中學後，學生會接觸名為FI1、FI2、FI3等模組的哲學課程。FI1教授哲學方法、論證結構、邏輯謬誤、認識偏誤與認知偏見、批判性媒體識讀等核心思辨技能；FI2學習德性倫理、義務倫理、後果論等應用倫理課程；FI3學習分析正義、自由、不平等、權力與社會制度，並應用於公共議題。

    法國學生到高中，可以選修「人文哲學特化」課，每週約四小時，主題包括「語言的力量」、「世界觀」、「尋找自我」、「人性議題」等更深入主題，由哲學科與文學科老師共同授課。自二○二○年後，哲學是高中最後一年的必修科目，完整納入普通高中學生的核心課程，學生每週必修哲學課約四小時，於六月參加統一的哲學考試（寫作＋論說文），及格才能進大學。

重構澳門中小學的思考課程

    學校應在基礎教育階段引入邏輯學、批判性思考、哲學導論、公民倫理等課程。這些課程不應僅是選修或只給一個等第，而應納入主體課程。學習如何推理、懷疑、辯論，是公民身心社靈健康發展的核心能力。

    課堂應該允許學生發問、挑戰教學內容、對教材存疑。老師的角色也應轉向引導反思與討論，而非單向輸出知識的權威者。建立一種可以質疑的教學文化，是反「功能性愚蠢」的第一步。

    打破「考試至上」的評量系統，納入專題研究、跨領域整合報告、創造性表達等方式，鼓勵學生用多樣方法表達對知識的理解與思考，讓學習回歸其根本目的：理解世界、建構自我。教師本身也需擺脫「制度中執行命令的人」的角色，獲得更多課程自主權與學術自由，讓老師可以針對學生實際情況設計課程，而非機械執行教學指引。

    當然，目前在大學教育學院，邏輯、哲學及道徳教育只是可有可無的學科。一個師範生理應在大學四年受足夠的思維培養，能夠隨時理性思考，懂得獨立批判，甚至視討論辯論為喜好，這樣，才能在正式擔任教師時做好自己的本職。

    我們正在教孩子怎麼活，還是教他們怎麼順從？「功能性愚蠢」不是偶發現象，而是權力與組織邏輯的產物。當學校教育系統化地避開思辨、壓制好奇、懲罰質疑，那麼我們不只是在教書，而是在訓練未來的服從者。真正的教育，不該是讓人「變得乖巧」，而是讓人學會思考、敢於發問、懂得反省自己所處的世界。若我們不從體制本身開始反思與解構，「功能性愚蠢」將會繼續複製，世世代代不會停止。

    身處「食腦」的AI年代，如果我們的教育制度只是因循培養讀書的機器，那很快計就會被AI取代。當特區政府求才若渴，不斷告訴全澳門市民知道如何重視人才培養，如何提高人才委員會的效能，還積極引進更多國際人才來澳。原來，我們的教育一直走在南轅北轍的路上，一直被保守威權的教育體制拖著後腿。如果我們真的要成為國際AI發達的城市，意味著我們要培養尖端的創意人才，而這些人才正要透過邏輯思維、哲學思辯及自由批判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