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我們就被調教成只會背誦、默寫、透過標準答案贏得所有考試，甚至躋身名牌大學，以卓越的成績畢業，然後晉身企業高管，又或是考上安穩的公務員，過著等下班、等放工、等出糧，最後等死的生活，卻從不學會追問生活是為什麼？原來，我們身處的教育場域，提供盡量不思考不存疑的教育，在接受溫水煮蛙的「功能性愚蠢」（Functional Stupidity）馴化教育。
解構「功能性愚蠢」
在納粹德國一九三三年，基督教著名牧師迪特里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曾經發表的鴻文《論愚蠢》說：「愚蠢的本質不是智力的問題，而是人性的問題。有些人的智力非常之高，但因此可能非常愚蠢；有些人智商不高，卻不愚蠢。愚蠢不是先天的缺陷，而是特定社會環境的產物，是人在某些條件下所選擇的結果。在某些環境中，人們會集體地陷入愚蠢，自己使自己陷入愚蠢。」
到了二○一二年，瑞典學者麥茨．阿爾維森（Mats
Alvesson）和安德列．斯派瑟（André Spicer）在合寫的名著《愚蠢的智者：工作中的思维陷阱》《The Stupidity Paradox: The Power and Pitfalls of Functional
Stupidity》中，將潘牧師的想法擴展，提出「功能性愚蠢」這個概念，主要用來描述一種在組織或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就是人們明明有能力思考、質疑或反省，但卻選擇停止思考，以促進效率與和諧。這種愚蠢不是出於智力缺陷，而是「功能性的」，因為它對組織高效運作有明顯的幫助。
「功能性愚蠢」是指「反思性思考、質疑和智力參與的拒絕，儘管個體具備進行這些活動的能力。」這種愚蠢之所以「功能性」，是因為它強調是子女必須服從父母，學生必須服從老師，下屬要絕對服從上司，捍衛團隊和諧，極力避免衝突，就可以換取父母的悉心栽培，獲得組織的稱讚及回報。但要付出的代價卻是非常沉重，諸如壓抑員工的創意，杜絕一切促進組織進步的批判思維，硬要員工啞忍種種不合情理制度，甚至不理即將出現的危機及重大失誤。
阿爾維森和斯派瑟指出，「功能性愚蠢」主要體現在三個面向：一是缺乏反思，不問為何而做，只關心怎麼做；二是逃避正當辯論，不追問政策或決策的合理性，只重程序與權威；三只關注狹隘的意義，忽視長遠價值，只追求眼前指標及排名等。
功能性愚蠢如何在教育場景中具體表現
學校作為社會的最基層組織之一，本來的使命在於啟蒙學生，引發學生的好奇與創意，培養他們有獨立思考，按良知理性去踐行公民應有的素養。可是，現實往往相反，許多學校，甚至整個教育體制都在製造「功能性愚蠢」的學習機器。
學校如何實踐「功能性愚蠢」？在現實教育場景中，學生經常被訓練「怎麼做」而不是「為什麼這麼做」。數學解題講究的是「標準步驟」，作文需要「格式與公式」，連辯論比賽也重視技巧勝過觀點的深度。這種教育制度迴避「為什麼」的追問，忽視學科的根本精神，如數學的邏輯性、歷史的因果與多元解釋，導致學生只求結果不問過程，久而久之，反思能力被閹割。
當學生或家長質疑課程設計、考試內容，學校往往以「政府要求」或「法律規定」作為回應，沒有創造討論甚至辯論的空間。老師難以公開質疑課程大綱，學生也被排除在教育政策討論之外。教育變成了一種「不能辯論、無需質疑」的權威實踐，邏輯學、批判思考、倫理辯證等課程也常遭邊緣化，甚至被刻意排除，甚至教育被質疑是徹頭徹尾「馴養」工程。
學生的價值被縮窄為成績、排名、KPI，學校追求的是升學率、國際評比、標準化測驗的表現，而非學生的好奇心、批判力與公民意識。學生自然學會在體制中找最安全的方式生存——迎合、服從、模仿。這正是「功能性愚蠢」的最佳結果：不質疑、不挑戰，只求不犯錯、安穩過關。
「功能性愚蠢」的教育制度培養出「乖巧」、「聽話」的好學生，實則是在訓練對體制絕對服從的不思考的機器人。他們擁有操作機器與完成任務的能力，卻無能力提出意義上的質疑或倫理上的判斷。當他們進入職場時，也將成為另一個不反思、不辯論、不干預的齒輪。這是一種奴化式教育，不是用暴力壓制，而是用制度安排讓你不再思考、也不覺得應該思考。
借鏡芬蘭融入思辨邏輯跨學科與法國的專門哲學思辯課
芬蘭教育體系中，小至中學階段並沒有獨立標注為「邏輯」或「哲學」的科目，而是透過整體課程設計將邏輯、推理與倫理思考融入跨領域學習。早在二○一四年芬蘭頒行的國家核心課程，從小學到中學階段目標之一是培養學生「學會思考」，包括生成與分享想法、分析、推理、反思、倫理判斷與批判資訊等。所有七至十六歲的基礎教育均需至少一年導入一次跨科主題式學習，例如氣候變遷、生態系等；學生需自行設定問題，收集資料、跨學科協作、發表成果，過程中發展推理與批判思維技能。上中學後，學生會接觸名為FI1、FI2、FI3等模組的哲學課程。FI1教授哲學方法、論證結構、邏輯謬誤、認識偏誤與認知偏見、批判性媒體識讀等核心思辨技能；FI2學習德性倫理、義務倫理、後果論等應用倫理課程；FI3學習分析正義、自由、不平等、權力與社會制度，並應用於公共議題。
法國學生到高中，可以選修「人文哲學特化」課，每週約四小時，主題包括「語言的力量」、「世界觀」、「尋找自我」、「人性議題」等更深入主題，由哲學科與文學科老師共同授課。自二○二○年後，哲學是高中最後一年的必修科目，完整納入普通高中學生的核心課程，學生每週必修哲學課約四小時，於六月參加統一的哲學考試（寫作＋論說文），及格才能進大學。
重構澳門中小學的思考課程
學校應在基礎教育階段引入邏輯學、批判性思考、哲學導論、公民倫理等課程。這些課程不應僅是選修或只給一個等第，而應納入主體課程。學習如何推理、懷疑、辯論，是公民身心社靈健康發展的核心能力。
課堂應該允許學生發問、挑戰教學內容、對教材存疑。老師的角色也應轉向引導反思與討論，而非單向輸出知識的權威者。建立一種可以質疑的教學文化，是反「功能性愚蠢」的第一步。
打破「考試至上」的評量系統，納入專題研究、跨領域整合報告、創造性表達等方式，鼓勵學生用多樣方法表達對知識的理解與思考，讓學習回歸其根本目的：理解世界、建構自我。教師本身也需擺脫「制度中執行命令的人」的角色，獲得更多課程自主權與學術自由，讓老師可以針對學生實際情況設計課程，而非機械執行教學指引。
當然，目前在大學教育學院，邏輯、哲學及道徳教育只是可有可無的學科。一個師範生理應在大學四年受足夠的思維培養，能夠隨時理性思考，懂得獨立批判，甚至視討論辯論為喜好，這樣，才能在正式擔任教師時做好自己的本職。
我們正在教孩子怎麼活，還是教他們怎麼順從？「功能性愚蠢」不是偶發現象，而是權力與組織邏輯的產物。當學校教育系統化地避開思辨、壓制好奇、懲罰質疑，那麼我們不只是在教書，而是在訓練未來的服從者。真正的教育，不該是讓人「變得乖巧」，而是讓人學會思考、敢於發問、懂得反省自己所處的世界。若我們不從體制本身開始反思與解構，「功能性愚蠢」將會繼續複製，世世代代不會停止。
身處「食腦」的AI年代，如果我們的教育制度只是因循培養讀書的機器，那很快計就會被AI取代。當特區政府求才若渴，不斷告訴全澳門市民知道如何重視人才培養，如何提高人才委員會的效能，還積極引進更多國際人才來澳。原來，我們的教育一直走在南轅北轍的路上，一直被保守威權的教育體制拖著後腿。如果我們真的要成為國際AI發達的城市，意味著我們要培養尖端的創意人才，而這些人才正要透過邏輯思維、哲學思辯及自由批判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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