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得性無助」VS「習得性快樂」

 

    澳門是個彈丸小城，每隔兩三天，就發生自殺案，從青春少年到年邁長者都有。常識告訴我們，人只會置身極端無助的困境才會萌生了斷的念頭。澳門是個福利很不錯的社會，從政府到社團都力倡互助文化，可是，現實生活裡，無助的場景無處不在，處處都在。我們每一個人，從小到大，總會經歷過無助的煎熬，深深感受過無助比病痛更難受。細心查找，原來，我們從小就經常活在一個習得無助的家庭與學校而不知覺而已！

什麼是「習得性無助」？什麼是「習得性樂觀」？

    「習得性無助」是心理學家馬汀．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和史蒂文．梅爾（Steven Maier）在上世記六十年代展開的經典心理學實驗，一隻狗若經歷過無法控制的電擊，後來即使有逃生機會，也不會嘗試逃脫，因牠學會了「我的行動無效」。轉換成人類層面，就是反覆遭遇不可控的困境後，產生認知歪曲，認為自己無能改變局勢，進而主動放棄努力，產生抑鬱、動機喪失與情緒低落等症狀。「習得性無助」不是個別心理疾病，而是一種系統性現象，當人們長期面臨不可控的制度阻礙與反覆挫敗，學會放棄，即使改變可能依然存在，但他們已不再有勇氣嘗試了！

    塞利格曼並不是一個悲情心理學家，只看到人生的負面，而是能從負面中突圍，發展出快樂的人生。所以，他的心理學理論歷經三個重要階段，彼此相連、遞進發展，形成一條從理解「無助」到實踐「幸福」的完整心理成長路線。

    第一階段是「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在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塞利格曼透過動物實驗發現，當個體反覆遭遇無法控制的負面經驗後，會產生一種「不管怎麼做也無法改變現況」的信念，進而產生逃避、放棄與抑鬱的行為傾向。他用這一理論來解釋人類在面對長期壓力與失敗時所產生的無力感與失去動力的社群現象。

    到了第二階段是「習得性樂觀」（Learned Optimism），進入九十年代，塞利格曼開始思考與「無助」相反的心理歷程，如果人可以學會無助，那是否也能學會「樂觀」？他提出了「歸因風格」（explanatory style）的概念，認為我們對事件的解釋方式會深刻影響行為與情緒，諸如「習得性無助」的人，會將負面事件解釋為是我不好、永遠都會如此、每件事都會這樣。而「習得性樂觀」的人，則傾向將負面經驗視為那是環境使然、這只暫時性的、不會影響其他領域。塞利格曼指出，這種歸因風格是可以透過訓練調整的，人可以主動學會更健康的思維模式，從而減少無助感並增強行動力與希望。

    到了第三階段是正向心理學與快樂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 & Happiness Theory），即踏入本世紀之初，塞利格曼認為心理學長期以來過度關注心理疾病與治療，而忽略了如何幫助普通人「活得更好」。於是他創立了「正向心理學」，其核心精神是探索人類的優點、美德，以及達致幸福與人生意義的方式。

    在這一框架下，他提出了「PERMA 模型」，說明人類幸福感來自五個主要面向：P是 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例如快樂、感恩、希望、滿足等正向心理感受；E是投入（Engagement）：當一個人專注投入某項活動，如藝術、閱讀、運動等，進入「心流」狀態，會感受到高度滿足；R是良好關係（Relationships）：與家人、朋友、社會的連結是人類情感的基礎來源；M是意義（Meaning）：人需要感受到自己屬於某個超越自身的價值系統，例如信仰、志業、社會使命等；A是成就（Accomplishment）：人對自我成長與達成目標的需求也是幸福感的一部分。

    從這三個階段來看，塞利格曼的心理學思想是高度連貫的，起初他觀察人如何在不幸中變得「習得性無助」；接著他發現人其實可以透過改變解釋世界的方式來重新點燃習得性樂觀；最終他將目光轉向整體的幸福感與生活品質，建立出一個積極、建設性的正向心理學或快樂心理學。簡言之，他一生的研究從「治癒痛苦」走向「培養幸福」，從理解人如何跌倒，到教導人如何站起來，並活得更樂觀個有亮點。

如何走出無助，學會快樂的生活？

    塞利格曼經過長年困在「習得性無助」的實驗裡，幾乎自己都變成一個「習得性無助」的受害者，幸好，他終於能撥開雲霧見青天，開創出「習得性樂觀」與「重建自我效能」的理論與策略，以對抗無助感。

    很多人從小到大，都經歷過一種無力感，諸如努力也沒用，怎麼做都改變不了什麼。這種「無助」不是一朝一夕產生的，而是長期累積下來的感受。當這種無助感變成一種習慣，我們就會漸漸失去信心、失去動力，甚至覺得活著沒意思。但是，我們可以選擇不要一直待在那個黑洞裡，我們可以一步步學會樂觀，重拾生活的力量。

    塞利格曼發現，無助與樂觀往往是一念之轉，換句話說，同樣一件事情，在於我們的解說，舉例，眼前放了半杯水，無助的人只看到已經沒有一半了，但是，樂觀的人會看到還有一半在。原來，換一種想法，看事情的角度會不一樣。當事情不順利時，我們常常第一時間責怪自己：「一定是我不好」、「我就是做不到」、「我總是失敗」，這種想法會讓人越來越無力。但是，如果我們試著換個樂觀的角度想：「這只是暫時的挫折」、「不是每一件事都會這樣」、「我們可以學會怎麼處理」，就會發現，心情和行動也會跟著改變。事情本身或許沒變，但我們的心態一變，就已經踏出改變的第一步。

    沒有人能一下子變得有自信樂觀，自信與樂觀是從很多「做到了」的小小經驗累積出來的。我們可以從一些小事開始，比如今天早起了、今天做完一件一直拖延的事情、今天願意試試新東西……這些小成功，會帶來一點點的小確幸，會讓我們慢慢找回「做得到」的感覺。記得提醒自己，不是沒有能力，而是需要一點時間重新找回力量。

    當我們覺得世界很冷的時候，我們更需要與他人連結，有時候一句理解的話、一個真心的擁抱、一個陪伴吃飯的朋友，就能把我們從絕望裡拉回來。不是每個人都值得傾訴，但總會有人願意聽我們說話。主動去找，也是一種勇氣。關係需要經營，但溫暖是值得的。

    再來，我們需要做些讓自己投入的事，找回生活的節奏。當我們做一件事做到忘記時間，像是畫畫、做甜品、種植物、看小說、整理房間……這些「專心投入」的時刻，其實會給人一種很深的滿足感。這種感覺不吵不鬧，卻很踏實。它不是來自外面的掌聲，而是內心的平靜。找一件自己喜歡做的事，並且規律地去做，它會成為你穩定生活的錨。

    把自己的生活和「意義」連結起來是當前都市人最需要懂得的生活能力。我們都不只是為了吃飯、賺錢、上班而活。人活著，是需要感受到「我的存在有價值」。也許我們是家人榜樣，是朋友的依靠，是同事的溫暖，是社會的一份子。當我們願意為別人多付出一點，也會讓自己感受到活著的理由和意義。不要小看自己的影響力，有時候你一句話、一個行動，真的可以改變別人的人生。

    我們都有追求卓越的本能與本事，我們不只是活著，而是要「活得更好」。很多人以為快樂是天生的，有些人就是比較陽光、比較樂觀。但其實，快樂是可以慢慢練習出來的。我們可以練習對自己說：「今天辛苦了，但我還在努力」；我們可以練習多笑一次、多對人說一句好話、多肯定自己一次……這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習慣，會一點一滴地，讓我們從黑暗裡慢慢走向光亮。

    我們每個人，都可能在某個時候跌倒、迷失，甚至不想再走下去。但要記得不是沒有路，而是還沒看到那條明亮康莊的大路。我們可以學會樂觀，就像我們曾經學會過放棄及無助一樣。我們可以重新相信自己，就像我們曾經一度失去了勇氣與信心。這個世界雖然有很多讓人失望的時刻，但也有很多值得我們繼續走下去的理由。請大家記住，慢一點沒關係，但不要用悲觀及無助的心態放棄自己。

獨留兒童在家的原因、風險與預防之道

 

　　近日，一宗令人痛心的兒童墮樓事件引起澳門社會廣泛關注。夜呣街一名年約四至五歲的男童被獨自留在家中，疑因感到恐懼嘗試逃離，最終從廚房窗戶墮下，導致頭顱內出血，情況嚴重。警方調查發現，該男童已非首次被獨留家中，累計至少三次。事發當日，家傭雖有提供平板電腦娛樂男童就忙做家務，沒有時刻將兒童納入視線之內。然後事件發生後，男童的母親及家傭被警方拘捕，涉嫌遺棄兒童罪，並移送檢察院處理。社會工作局亦已介入調查及跟進該家庭情況。這宗悲劇不僅揭示了照顧疏忽的嚴重後果，也提醒我們應更深入探討獨留兒童在家的成因、潛在風險以及有效的預防措施。

　　澳門是一個高度發展的城市，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但在育兒支援與兒童保障方面，與歐美先進地區仍有不少差距。以托育資源為例，澳門日間託兒服務普遍集中於固定時段，未能覆蓋夜間、突發或非標準工時家庭。即便有外傭幫忙的中產家庭，若無清晰照顧規範與培訓，一樣存在安全漏洞。

　　社會對「兒童是家庭私事」的觀念根深蒂固，不少人將照顧責任視為家長個人事務，外人不宜干涉，忽略了兒童是受法律保障的弱勢群體。一名兒童的安全，絕非僅屬一戶家庭之責，而是整個社會之責。當「見到孩子哭在陽台卻選擇不報警」，當「看到幼童獨留家中卻不作聲」，我們其實都是悲劇的間接共犯。就像本次事件中，鄰居或大廈管理員是否曾發現異樣？家傭是否知道法律責任？母親是否曾試圖求助卻無門？整個系統是否缺乏提供一條「比獨留更可行的方案」？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每一位市民深思。

　　這個悲劇令人痛心，亦為社會敲響了警鐘。正如社工局局長韓衛所言，兒童的安全絕不能有「睇少眼」的僥倖心理。保護兒童，是每位成年人不可推卸的責任。唯有社會各界共同正視問題，建立完善的支援與預防機制，才能避免類似的傷痛再度發生，讓每一位孩子都能在安全、關愛的環境中健康成長。

　　表面上，澳門的失業率只有2.5%，失業率低，但是，綜觀現實情況，澳門人搵工真的很難，以學校工作為例，無論是老師，乃至於餘暇活動推廣員，動輒幾百人應徵。很多家庭不可能只靠一個人掙錢，雙職情況非常普遍，就算找不到一份正職，兩夫婦輪班開計程車、外賣配送已經很普遍，換句話說，就算有條件請家傭，獨留兒童在家已經成為生活常態。所以，要各方整體做好預防、發展及補救工作，從關注孩子的獨留在家的身心恐慌到法律保障都應做好。

為何家長會選擇獨留兒童在家？

　　獨留兒童在家的情況並不罕見，背後的原因多樣。在現代社會，許多父母同時需兼顧工作與家庭，尤其是單親家庭或雙職家庭，經常面對臨時無人照顧孩子的情況。在經濟壓力下，一些家長可能誤判風險，短時間外出時選擇將兒童獨留家中。有些家長誤以為家中環境相對安全，加上配備鎖門、防護窗或電子設備如平板電腦，即可短時間內「放心」離開。然而，他們往往忽略了兒童對危險的認知有限，突發狀況難以應對。更有不少家長並不了解將兒童獨留家中，已可能觸犯法律，包括遺棄罪或虐待兒童罪，亦未能充分理解相關行為所帶來的潛在傷害。缺乏公共托育資源與社區支援亦是被逼獨留兒童在家的因由之一。在突發需要外出的情況下，若缺乏彈性托育服務或緊急照顧選項，部分家長可能只能選擇讓兒童獨留，這凸顯社會保障系統在育兒支援上的不足。

　　獨留兒童的潛在風險實在不可輕視，無論時間長短，將年幼兒童獨留在家中都存在極高風險。兒童缺乏危機處理能力，容易因恐懼、好奇或意外行為而發生墮樓、觸電、火災等悲劇。長時間被孤立或面對恐懼感，可能對兒童造成焦慮、恐慌，甚至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家長或照顧者可能因疏忽照顧而觸犯法律，承擔刑事責任，亦會影響家庭完整性及兒童福利。

普羅家庭的法律素養嚴重不足

　　在澳門，仍然有很多家長不知道獨留兒童在家是犯法的行為，就算知道亦存在僥倖心理，以為不會出事，就算出事，只要向警察或社工求情就可以免責。現實是，獨留兒童在家並非完全「無法可管」，根據《澳門刑法典》第192條至第195條，若成年人未盡照顧責任，導致兒童處於危險中，可構成刑事責任。其中，《刑法典》第195條是「遺棄或剝奪援助罪」：若任何人將無能力自我保護之人遺棄、丟下，或使其處於無法自我照顧之境地，情節嚴重者可處以最高五年徒刑；如導致嚴重傷害或死亡，刑期更可提高。

　　再者，《家庭暴力法》（第2/2016號法律）已頒行快十年，《家庭暴力法》將虐待、遺棄或忽視兒童列為可追究的家庭暴力行為，並賦予社工及警方更明確的介入權限。另外，《兒童及青少年福利法》亦在草案研擬中，計劃明文列出監護責任及社福部門的早期介入條件，但目前仍未立法。該草案日後若能通過，將為處理疏忽照顧提供更具操作性的依據。

　　參照其他國家，英國雖然無法定「最低獨留年齡」，但根據《兒童及青年人法》（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Act 1933），如家長獨留兒童致其身處風險，可視為疏忽照顧，最高可被判刑。英國國家防止虐兒協會（NSPCC）建議不應任十二歲以下兒童不應獨留。德國雖未規定最低年齡，但重視「家庭支援優先」，設有兒童保護協作制度，如發現家庭照顧不周，社工可立即介入，並有法律強制性。美國多數州對獨留兒童有明確年齡限制，從八歲到十四歲不等，違者可能面臨罰款、社工介入，嚴重者將被起訴虐待兒童。日本未明文規定最低年齡，但有完善的社工通報制度。如兒童遭受遺棄或明顯無人看顧，鄰居可通報「兒童諮詢所」，並由專責單位評估是否介入監護。近年，這些國家更著力於普法教育，尤其婚前教育，提醒將來作為家長，必須明白法律保障子女的重要性，勸導他們要充份掌握各種家庭資源去照顧孩子。

如何有效預防悲劇重演？

　　根據資料數顯示，二○二四年澳門的住戶總數約為205,000戶，比二○二三年的204,400戶增加了600戶，住戶總數的增加反映了澳門家庭數量的增長。 換言之，如果當中有三份之一的家庭有十二歲的孩子，即是說我們有約六萬個家庭存在獨留兒童在家的風險。我們已經進入金融生活年代，我們已多多少少學會投資理財，自然掌握多少理財風險。但是，獨留兒童在家的風險評估與措施卻有待加強。

　　眾所周知，獨留兒童即便在家，也面臨大量潛在危險。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二○二三年報告，意外傷害是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60%以上發生在家中。十二歲以下兒童無自我保護能力，絕不應獨留。家居住環境並未如家長所料的安全。家居的窗戶露台是否已有安全防墜設施，插座未加裝保護蓋以防觸電，廚房器具無安全鎖以免釀成火災，藥物及清潔劑是否放置在孩子拿不到的高位上，定期檢查家居環境，移除潛在危險再者，幼童在無陪伴下可能產生恐慌、誤判情境，往往在大人的視線範圍外活動，造成很多不可彌補的意外。

　　家長切勿有「就幾分鐘」心態，意外往往發生於片刻之間。 應該 建立緊急照護網絡，如親友、鄰居、社區托育中心。加強家居安全： 如安裝防墜網、安全門鎖等。教育孩子求助方法，包括識別緊急電話、開鎖操作、基本自保常識。

　　政府與社會應採取的行動， 建立臨時托育服務，如提供短期、即時的托育支援。大力推動育兒教育，結合學校、醫療機構普及兒童照顧知識。補足立法補強漏洞，如明確最低獨留年齡、社工權限及懲罰標準。強化跨部門合作，教育、衛生、警察、社福等部門應協同機制，形成兒童保護網。

　　社會層面，各界社團理應建立互助文化。鼓勵社區鄰里互相照應，發揮「守望相助」精神。推動社會機構提供義工支援，例如臨時保母、短期陪伴等，減少家長的壓力。

如何預防香港悅來酒店滅門慘案再次發生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凌晨，一宗震驚全港的家庭悲劇發生於荃灣悅來酒店。一名三十七歲男子墮樓身亡後，警方在其所租住的酒店房間內發現其三十六歲妻子及兩名年僅三歲和六歲的兒子均已身亡，三人身上均有刀傷。警方初步調查後，將案件列為謀殺及自殺處理，初步相信男死者患有情緒病，曾於社交平台透露難以照顧家人，卻未能獲及時支援。

    此案喚起社會對家庭精神健康、隱性壓力、社福介入與個人求助行為的廣泛關注。表面上，這是一宗個人情緒病引發的悲劇；但往深層探究，實際反映出我們整體社會支援體系的多重缺口。這些問題橫跨精神健康、社工服務、自我照顧及公眾教育，亦提醒我們，一宗悲劇的發生，往往不只是個人的崩潰，更是整個社會安全網的失守。香港與澳門社情類同，此案值得澳門各界關注，亦有必要從中汲取教訓。

精神健康體系的危機在於資源短缺與污名並存

    近年香港社會對精神健康議題的關注雖有所增加，但從服務資源、篩查制度到病識教育，整體體系仍存在明顯漏洞。根據衞生署過往資料，香港每七人便有一人曾面對情緒病困擾，惟願意主動求助者仍屬少數。很多患者受制於自身對病情認識嚴重不足、心理及精神科排期太長、極為擔心病情被識破後會被標籤，甚至污名與歸責而更加把一切隱藏起來，往往在沒有外界介入下，獨自承受極大心理壓力，壓力爆煲時，意想不到的悲劇驟然發生。

    在這個個案中，男死者早前已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正面對情緒問題，擔憂即將移民後的是否可以適應，更擔心無力照顧家庭。種種表達，其實就是一種求救訊號。但現實是，這類訊號並未獲得足夠的關注；他沒有入院、沒有求診記錄，自然也不會進入精神健康體系的「視線」範圍內，自然無法引起社區支援系統介入。

    這反映出當前精神健康支援仍主要依賴「等人來求助」的被動機制。公立精神科醫生長期短缺，輪候時間往往以月，甚至以年計，基層醫療亦無法提供即時心理支援服務。此外，缺乏一個能全港統籌的「社區精神健康追蹤網絡」，導致大量情緒病患者未能被早期識別與持續關顧。

    事後孔明，許多社福機構馬上跳出來，提出種種改善建議，香港應仿效英國制度，設立「社區精神健康管理員」，於地區健康中心、學校、長者中心及親職支援組織設立初步篩查點，並由專業社工與心理諮商師聯動跟進。另一方面，應進一步推動情緒病識教育，例如於中小學及企業推行心理健康講座，鼓勵市民主動求助並理解疾病非羞恥。甚且，歐美先進國家已經將心理衛生列入課程，無論是滲透式或是獨立成科都有，從小鼓勵孩子把心中的困難隨時宣之於口，亦培養孩子從小有聆聽別人心聲的耐性與能力。

    去污名化工作亦不容忽視。傳統中國文化，男主外女主外，男尊女卑仍然根深柢固，男士因「大男人主義」的面子文化而抗拒求助，認為表露情緒等於示弱。若這一觀念得不到根本改變，任何制度性的支援亦難以有效滲透。

社會服務缺口，隱性家庭無人知

    除了精神健康體系失靈，社會福利服務的無法及時介入也是今次慘案的一大關鍵。根據警方公布，涉事家庭無明顯財政問題，亦無家庭暴力紀錄。他們從今年五月起以每月四萬元租住酒店，原訂至七月底舉家移民。這種居住模式本身就更加容易隱藏個人及家庭種種問題，更不容易引起鄰舍的關注，社福部門更無門向其提供相關支援。

    現時社工系統主要服務對象，往往為綜援家庭、有暴力紀錄或學校通報個案。對於像這樣表面無異常、但實質已陷入高壓高危狀態的「隱性家庭」，社工往往無從介入。酒店長住者與社區脫節，學校、鄰里、物業管理員等均難發現異常行為，令這些家庭陷入「孤島」狀態。

    為了更早辨識潛在風險家庭，建議政府建立一套「過渡性家庭主動識別及聯絡制度」。例如針對在商業酒店長住超過兩個月的住戶，政府可透過業界與房管聯絡，交由地區家庭服務中心主動聯絡，提供非入侵性支援，例如家庭諮詢、兒童活動等，讓高風險家庭不會完全從社會視線中消失。

    此外，應強化家庭危機熱線功能，例如設立二十四小時的「無名求助平台」，讓有困難的父母可以不具名地諮詢情緒支援與家庭輔導，減少「一求助就被標籤」的心理負擔。社署亦應與地區學校、非營利組織、物業管理機構建立聯動通報機制，例如發現某家庭孩子長期缺課或行為異常，即可介入評估。更重要的是，不應只依賴危機後處理。社福政策必須轉向預防性，將資源集中於早期介入。當家庭還未「崩潰」前，就應有人能伸出手。

個人與文化層面應學會求助不是羞辱

    男死者在社交平台留下的訊息：「我不知能否照顧好家庭」，道出了其內心極深的無力與孤單。他的求助未能被聽見，最終走上絕路。這暴露的不僅是制度問題，也是一種深植人心的文化缺陷，我們如何正面看待「情緒脆弱」呢？在華人社會中，尤其對於男性，「要堅強」、「男子漢大丈夫，流血不流哭」仍是牢不可破的價值觀。這令許多父親即使身處極大壓力下，亦不敢對外表達困難，害怕被視為失敗者。作為一家之主，他們往往將家庭幸福視為己任，但這種責任感一旦變成無法承受的重擔，就可能惡化為病態行為。

    我們的教育體系應重新審視「情緒教育」的重要性。從小培養孩子面對壓力、認識情緒的能力，讓未來的成年人明白，求助不是懦弱，而是一種成熟的表現。媒體、企業及學校亦應推廣「正向求助文化」，例如設立男性支援小組、父親情緒分享坊等，鼓勵更多男性參與。

    另一方面，父母角色本身也需要被支持。現代父母往往身兼多職，在照顧子女、工作、應對生活壓力間疲於奔命，卻鮮少有人關心「父母的情緒」。建議政府及非牟利機構加強「家長情緒健康」資源，例如提供免費心理諮詢時段、開設情緒急救課程、社區爸爸支援網絡等，讓照顧者也成為被照顧的一員。

悅來悲劇給澳門的警示

    今年三月下旬，司警拘捕一名三十九歲本澳男子，涉嫌多次脅迫、禁錮和家暴前妻，並搶劫前妻財物，嫌犯被司警追捕時一度以水果刀抵抗，令兩名司警受傷，需送院治理。案情顯示，該名男子雖然已婚，但仍經常騷擾前妻，甚至襲擊對方，被檢察院禁止接觸對方，隨後仍多次到被害人住所掌摑並持刀要脅被害人要求拿錢，並將被害人禁錮在住所直至取得九千元才離開。其後被害人在朋友的陪同下報警求助，司法警察局隨即展開調查，嫌犯被司警追捕時一度以水果刀抵抗，令兩名司警受傷，需送院治理。

    其實這些案情並不例外，亦曝露澳門的情況其實與香港雷同，只是相關的計時炸彈還沒有爆炸。無論是政府、社團、甚至個人，還抱持澳門是蓮花寶地的迷信心態，更誤以為悲劇只是會在香港、大陸及台灣等地發生，澳門是個小城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密切，相信不會有重大案件發生。可是，翻開澳門歷年社會的新聞，其實隱藏的危機個案比比皆是。筆者已在前文論述了很多值得參考與改善的建議，都值得我們一起思索與推動。

    悅來酒店家庭慘案再次提醒我們，悲劇的發生從來不是一瞬間，而是多重系統失效下的連鎖反應。當我們看到一個看似「無異常」的家庭走向崩潰，就應該反思，在他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我們在哪裡？當我們仍然習慣各家自掃門前雪，從不主動建構鄰舍友愛關係，有一天，情緒崩潰壓境時，誰來第一時間伸出援手呢？

    目前，仁伯爵醫院精神科醫生數量仍然只有二十人左右，距離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比例仍然存在巨大距離。精神健康資源不能再停留於醫療體系的邊緣；社工服務不應只介入「明顯有事」的家庭；而我們每一位市民，都應學會聽懂他人的求救訊號。制度可以改善，文化可以轉變，前提是我們願意面對這些深層問題，不再以沉默回應痛苦。

當世界變得「鴉雀無聲」

 

    「鴉雀無聲」這句連小學生都熟悉的成語出自蘇東坡的一首詩：「廊腰縵轉，檐牙高啄，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卷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鴉雀無聲，萬籟無譁，寂寞深宮事可哀。」這段出自蘇軾的《赤壁懷古》系列詩中的一首，也可能是《念奴嬌·赤壁懷古》的另一版本或其他詩詞作品中的句子，不過，為總是夜夜失眠，要借助「鴉雀無聲」的寧靜時刻才能詩興大發的蘇東坡，「鴉雀無聲」當然是最好不過了。

    不過，世界總是要往文明永續發展的路走，在在需要多元的聲音與意見，彼此交鋒，如琢如磨，器量寬厚，才會真正進步。法國伊夫林．比阿特麗斯．霍爾寫過一本《伏爾泰的朋友們》的書，其中寫了兩句流傳後世的名言：「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其實，早在古希臘及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爭鳴，展現東西方哲學與文明世界的黃金時代。

    每天清晨，太陽初升，鳥兒總會在窗外的樹間穿梭覓食，同時發出好聽的鳥鳴聲，就算偶爾聽見吵耳的烏鴉「豆沙喉」叫聲，又或是夏日吵耳的蟬鳴聲，但總比了無聲色生意要好。如果這個世界變得「鴉雀無聲」，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提問的人如提燈的引路人

    古希臘的雅典廣場，在黃昏時分顯得格外寧靜。風吹過學院門前的石柱，傳來微弱的沙沙聲，彷彿是萬千思緒無聲地爭論，又彷彿是歷史在低聲嘆息。那個曾經日日在這裡與青年醉心辯論、質疑權威、挑戰常識的哲人，今天靜靜地坐在監獄裡，等待喝毒堇汁。他的名字是蘇格拉底，不是一個殺人犯，也不是一個叛國者，他所犯的所謂罪行，只是不斷「提出問題」。

    在雅典民主最繁華的年代，蘇格拉底行走於市集、學院與神廟之間，向各階層的人提問。他問政治家「何謂正義」、問詩人「何謂靈感？」問士兵「何謂勇敢？」問藝術家「何謂美感？」問教師「何謂教育？」通常，對方以為蘇格拉底正在製造一個讓他們表現的機會，遂開始口若懸河。不料，蘇格拉底會問對方所知所見的理據從何而來時，卻往往令對方詞窮理屈。蘇格拉底就像一面鏡子，照出每個人知識的盲點、自以為是的荒謬。

    起初，人們被他的智慧吸引；但很快，他讓人感到不安，甚至憤怒。特別是那些擁有權力的人，議會中的雄辯者、神職的代言人、以詩為名的空談者。他每次質問，總讓他們非常難堪。這個人不但不服從傳統，還讓青年們開始質疑父母、教師與城邦的制度。他不說「答案」，他教人質疑一切被奉為神聖的權威。於是，蘇格拉底不是問題的提出者，而被當作問題本身。

審判的靜默

    公元前399年，一場審判悄然開始。蘇格拉底被控以兩項罪名，一是荼毒青年、二是不敬神明。控告者米利都、阿尼圖斯與呂孔聲稱，蘇格拉底的哲學行為，讓年輕人失去了對傳統的尊重，動搖了對城邦的忠誠，動搖了云云眾生對神祇無限崇拜。但是，所有人都明白，這不過是一場政治審判，是一場徹頭徹尾的「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蘇格拉底不是第一個挑戰傳統的人，卻是第一個讓整個社會「尷尬」到不低頭無語的人。他讓雅典人不得不正視，過往所信仰的，到底是什麼？是智慧？還是盲從無知？

    法庭上，蘇格拉底面對五百名來自社會各階層民眾的陪審員自辯說：「我不是教師，我從未收過學費。我只是像助產士一樣，幫助人們把思想生出來。」他並未低頭，也未求情。他堅持他的立場，甚至說：「一個不經省察的人生，不值得活下去。」這句箴言，像針一樣刺入那些已放棄思考、只圖安穩的靈魂。他沒有激怒法庭，是法庭無法承受他的清醒。最終，他被判死刑，判服毒堇汁。當這杯毒汁送來他面前，他問說：「我該怎麼做？」獄卒答道：「你只需要喝下去，走動走動，直到雙腿感到沉重，然後就此躺下，毒藥就會發揮作用。」當他感到下腹也漸漸發冷，就說出他最後的遺言：「克里圖（Crito），我欠了阿斯克里皮烏斯（Asclepius）一隻雞，你能記得幫我還嗎？」「我會還的，」克里圖答道，「還有別的事要辦嗎？」蘇格拉底反而沉默不語。過了一會兒，聽到他動了一下，侍衛揭開頭蓋查看，發現他已雙眼無神，於是克里圖闔上了他的眼睛和嘴巴。那一刻，全場鴉雀無聲。

為什麼不能留下蘇格拉底？

    很多愛好哲學的朋友，讀到這一段史話時，不禁問蘇格拉底只是一個能言善辯的老人，為什麼要殺他？因為，蘇格拉底提出的不是「可控制」的問題，而是暴露「體制不善」的問題。他挑戰的不是個別的錯誤，而是整體的無知。他讓人意識到，我們以為知道的，其實都不知道。這樣的提醒，是一種顛覆。對既得利益者而言，蘇格拉底的存在，就像清楚看見鏡子裡的瘡疤般不能接受。對雅典體制而言，蘇格拉底的存在，整天釘著人們的無知及政府的專橫，就像「牛虻」刺進厚厚的牛皮，讓牛很不自在，但又甩不料，非常不爽，欲除之而後快。蘇格拉底死後，雅典沒有因此變得更自由、更理性。反而在後來的政治鬥爭中日益衰弱。失去了能質疑自己的人，城邦只剩下一群習慣點頭的人。尚好，蘇格拉底的智慧卻流傳後世。

歷史告訴我們，提問者就是吹哨人

    蘇格拉底的個案這並不只發生在雅典，歷史不斷重演同樣的情節。哥白尼說地球不是宇宙中心，他的書被禁；布魯諾說宇宙無邊無界，他被燒死；伽利略說地球會轉，他被迫道歉；吳晗寫《海瑞罷官》，結果不是海瑞被罵，而是吳晗被整肅。李文亮醫生是新冠肺炎的吹哨人，結局眾所週知。這是一條血淚的傳統路線，提出問題，說出真話，代價不菲。

    當一個社會習慣讓「提出問題的人」沉默，真正沉默的，不只是他，而是整個時代。回望當今社會，類似蘇格拉底的角色仍在發聲，如吹哨者、記者、異議者、改革者。他們指出制度的漏洞，揭露企業的醜聞，挑戰權威的敘事，但結局往往如出一轍， 說出真相的記者被控告毀謗， 揭露醜聞的員工被「內部調查」， 倡議改革的學者被貼上政治標籤， 舉報貪污的官員，被冷凍、被調職、被迫退休……

    我們一次次看到，問題沒有被解決，而是那個提出問題的人「消失」了。這正是當代版的「毒酒」。是一種社會性的排斥與冷處理。蘇格拉底死後兩千多年，柏拉圖的《對話錄》仍在世界各地的課堂中被朗讀。但我們是否真的聽見他的聲音？每個時代，都需要蘇格拉底。但每個時代，也都有一群人想讓蘇格拉底閉嘴。他們也許成功了，他服了毒酒，死在牢房裡。但他留下的問題，像毒酒一樣滲入歷史的血脈：你敢不敢問？你敢不敢答？你敢不敢承擔一個清醒者的孤獨？你敢不敢在一片沉默中，成為那第一聲打破靜默的「為什麼？」

    拿破崙在1808年重組法國教育體系，設立了現代意義上的「高中課程」與「高考制度」，哲學被列為最高年級的核心科目，目的是為法國訓練思辨與倫理判斷，使人能為社會公共利益服務，而不僅是服從權威。

    法國自拿破崙開創盛世後，他要求教育部門把哲學課定為正式課程，他要求每年高考，哲學考試必須及格才能上大學。幾乎，每隔幾年，柏拉圖《斐多篇》或《蘇格拉底的辯護》的考題會再次出現。經常要問學生蘇格拉底被判死刑是公義的決定嗎？蘇格拉底對死亡與靈魂不朽的看法是怎樣？死亡是否是壞事？靈魂與身體的分離意味著什麼？都是搲破大腦都沒有標準答案的申論題。

   法國經歷過拿破崙戰敗（1815）、普法戰爭割地（1870）、二戰德軍占領（1940）之後，哲學教育成為文化尊嚴與精神抵抗的象徵。法國教育下一代懂得何為自由、正義、尊嚴，從而不再重蹈被瓜分、被操控的歷史，常珍惜提出具哲學底蘊問題的人。  

    「鴉雀無聲」也許為詩人作家是福，但為社會進步可能是禍！

當教科書只剩下生財工具的價值時

 

    暑假最擠滿家長及孩子的地方要算是書局，直升機家長會搶先去買新一學年的教科書，提早給孩子預習，絕不讓孩子輸在起跑點。近日，發現教科書又加價了。一套小學教科書都要幾千元，初高中教科書接近五千元，真的很聳人聽聞。近年澳門少子化情況嚴重，教科書市場利益必然受到猛烈衝擊，改版、改編、加插電子配套，又可以變新書，遏阻舊書的生存空間。

    上週，行政長官岑浩輝主持科技委員會二○二五年第一次全體會議，高喊澳門亦必須抓緊國際科技革命與數字經濟發展的歷史機遇；特區政府聲稱大力發展AI教育，到頭來，推行多年的十五年免費教育，為何仍然要家長背負沉重的經濟壓力？為何莘莘學子仍然要天天背著裝滿教科書的沉重書包上學去呢？

教科書的內容本來就純屬公共財

    從教育經濟學說，已經沒有專利產權的知識通常被視為一種準公共財，甚至是純公共財，打個比方空氣就是，人人都可有權呼吸，不存在空氣是誰的專享權益。當語文老師拿起教科書教李白的《靜夜思》時，這首詩已經不再屬於李白或其後人的專利。換句話說，教科書的內容完全屬於   所有人，人人都可以學習。這些知識屬於   非排他性與非競爭性，一個人使用知識不會減少他人使用該知識的可能性。

    教科書內容只是已有的共享知識，例如科學原理、數學定理、歷史事件、文學作品、語言規則等的整理與詮釋，本身並不屬於出版商的原創知識。出版商只是編輯排版，再透過精美印刷後推出市場。儘管教科書內容多數為共享知識，但一旦經由編輯與出版，被賦予了版權保護，就產生了排他性，成為商品後，價格當然由出版社主導，這就形成公共財的市場失靈，成為書商及代理書局的生財工具，價格高企加重家庭負擔。再者，   不同出版商編輯重複內容，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在遊說學校使用，一切成本順理成章都會轉嫁給家長。可惜，無論是辦學團體及政府，一直沒有認真展開「治本」作為。

少子化教科書為何更貴的「反常態」？

    在全球教育改革風起雲湧的今天，我們仍不時見到一幅荒謬的景觀：一個又一個家長付出昂貴的金錢後，無奈地將教科書放在「拖喼」推回家；孩子則滿臉迷茫地翻看越來越艱深的內容，同時慨嘆教科書總是與生活完全脫節，但又要苦苦讀進腦袋裡，還要應付壓力沉重又沒完沒了的測驗考試。顯然，我輩兒時知識來源匱乏，教科書的確有存在的價值，可是，今天是AI發達的資訊時代，教科書彷彿只剩下一項價目表上的編號，成為出版商與市場操控下的「必需品」，脫離了教育的初衷。

    當教科書被經濟利益綁架，只剩生財價值時，不僅扭曲了教育目的，更將教科書的公共財變成私利。許多教育先進國家，教科書的地位早已淡化甚至被邊緣化。他們以更彈性、更自由、更開放的方式設計課程與教學內容，反觀我們的制度，還死守著「一本書決定一門課」的思維，形成強烈對比。

    教科書原本是教學工具，理應隨課程發展與教學需要而變化，然而，教科書產業已演變成龐大的商業市場，不難發現多個令人憂心的趨勢：1.出版社每年推出新版本，理由是「因應課程改革」，實則往往僅微調排版、替換幾頁插圖，卻強制學校全面換書，致使舊書無法再利用。2.紙本教科書綁定電子學習平台，家長不但無法選擇只購買其中一項，還被迫支付雙重成本。電子資源本應降低學習成本，卻反成加價藉口。3.教科書與測驗出版社密切合作，學校與教師往往為了配合考試而依賴某一版本，導致教學目標傾斜，學生學習動機降低，內容與評量掛勾，壓制創意思維。

    近年，政府著力參與教科書的編輯與出版，當然可以透過補貼下調價格。可是，在人文、歷史、語文、品德與公民等科目的統一教材過程中，便利塑造國民認同、價值觀與歷史觀的教育目標，甚至帶由濃厚的政治與民族情緒教育色彩。當然，就算公私立學校教師每週上課節數，他們的非教學工作極為沉重，教師無暇自編教材，專業自主程度低，更需要高度依賴教材。家長與社會對教學透明度的了解亦只能依賴教科書的內容，所以，教科書橫行教育界經年，並未有受到AI資訊時代挑戰的種種考驗。

他山之石：哪些國家拋棄「教科書依賴症」

    先進國家已採用「大綱主導、教材自由」模式。與其感嘆市場主導，不如借鏡他國經驗，看看那些真正走在教育前線的國家，如何重建教學與教材的關係。

    眾所周知，芬蘭是全球最幸福的國家，亦是教育強國，歷年以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舉辦的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芬蘭都是名列前茅，是名副其實的教育強國。芬蘭教育最大特色是「教學自主」，教育部只提供課程大綱（Syllabus），由各地市教育局與學校自由決定如何達成課程目標。教師可自由選擇教材或自編教材，不受指定教科書限制。學生使用的學習材料大多數由學校或教師自行準備，根據班級需求調整。學校大量使用電子教材與開放資源，政府提供統一平台支援。芬蘭的教育政策簡單卻徹底：「教育核心在於學習，而不是在教科書。」

    荷蘭政府不強制使用任何教科書，學校擁有極高的教學自主權。多數教師根據課綱結合各種數碼教材、自編資料與活動設計課程。教師可選擇不同出版社的教材自由拼接使用。荷蘭大力投資「數碼學習平台」如Digitale Leermiddelen，鼓勵教師使用電子教學資源與互動工具。學生評估以素養為主，教材不再主導學習進程。

    近年，新加坡在PISA測試有領先芬蘭的勢頭，皆因多年來進行了很多教育改革，包括取消很多校內考試等。當中，最為人稱道的是政府出版免費教材，推行電子學習，並逐步推行全國數碼教學平台，如Student Learning Space, SLS。政府主導出版，避免商業利益干擾教材內容，鼓勵各校進行自主教材開發，尤其在人文與科學領域。電子教學比例逐年上升，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加拿大近年大力推動教育改革，主張開放資源為主，支持校本教材。加拿大各省教育制度獨立，許多省份如卑詩省明確支持開放教材與校本編寫。政府資助大學與教師團隊開發免費可下載教材。在中學階段，各學校教師常使用網上資源、自製講義與多媒體作教學工具。 學校可完全不使用商業出版的教科書，依課程大綱自行設計課程內容。

    教育的最終目標是讓學生建立思維、創造力與自主學習的能力，而不是「複製知識、記熟答案」。當別的國家早已跳出教科書框架，回歸教育本質，澳門以及亞洲地區，卻仍把教科書當成學習的全部。這背後有以下幾點制度性問題：1.過度依賴標準化考試，限制教學彈性，也許是教師擔心教材不夠「應試」，家長也追求「考試對應練習」，於是選擇綁定考評標準的商業教科書。2.教師培訓不足，無法靈活使用教材資源。教師若未受過專業教材整合與課程設計訓練，很難完全放棄教科書，進行更彈性教學。3.政策缺乏長遠教材發展規劃，政府往往只管審批教科書，卻未真正投資「教材平台」、「開放教材」、「校本教材支援」等基礎建設。

    當教科書成為出版社的「搖錢樹」，我們就該問一句：教育是為誰而設的？是為學生學習，還是為市場盈利？若我們繼續讓教材市場化、商品化，不僅壓垮基層家庭的經濟，也將孩子的學習自由、教師的專業尊嚴與教育的公共價值一同埋葬。

    政府不斷完善基礎教育的課程框架，且與時並進作適切修訂，理應大力資助學校開發符合課程框架要求的校本教材。而未來的教材，應該是開放的、彈性的、因應學生需要及社會發展而生的工具，而不是「強制購買、無法選擇」的商品。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教科書，而是更好的教學自由與教育公平，能促進孩子身心社靈健康成長的教材。

    政府除了要學校遞交教科書書單外，試問又有何良政策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又有何良策讓孩子獲得創意學習？減輕脊椎受精美厚重的教科書負擔呢？

 

什麼樣的父母，才能養出真正懂得感恩的孩子？ 可

     在親職教育的工作坊中，不斷聽見很多父母抱怨說：「我為孩子犧牲了一切，怎麼他卻從未感恩？」這樣的疑問令人心酸，卻也反映出許多家庭潛藏的矛盾，我們用盡全力去愛孩子，卻常常換來冷漠、疏離，甚至反抗。也許，這是我們對「愛」與「感恩」的理解出了問題。

愛，不該是帶條件的投資

    許多父母對孩子的愛，是深刻而真實的。他們早出晚歸、無怨無悔地付出，盼望孩子「出人頭地」、「成龍成鳳」，將最好的資源都投注在孩子的未來。這樣的愛無疑是偉大的。但問題往往出在這份愛，是否夾帶了隱形的交換條件？就算沒有，亦在親子溝通不良的情況下添上陣陣疑雲。

    當父母內心默默期待孩子長大後能回報自己、聽話孝順、按照自己理想的方式生活，這份愛就不再是無條件的，而變成了一種「感情投資」，一筆期望未來能回報的債。心理學家稱之為「情感債務模式」（Emotional Debt Model）。孩子從小被教育要懂事、聽話、報答父母，不是因為內在自願，而是因為「虧欠感」和「道德壓力」。於是，感恩不再是自然流動的情感，而是被催促出來的義務。而孩子心中所感受到的，就不是「愛」，而是一種深不見底的壓力與負擔，換成現代流行語就是「情緒勒索」。

當愛變成情緒勒索，孩子只會想逃

    我們不妨看看這樣的對話：父母說：「我辛辛苦苦把你養大，掛十號風球你連一通電話都不沒打來問候？」孩子心想：「我只是工作太累，不想講電話而已，但為什麼總覺得我不夠好、不夠孝順、好像犯下滔天大罪？」有父母說：「你要搬出去住，有沒有想過我們的感受？」孩子心想：「我只是想獨立，但每次做自己想做的選擇，父母都覺得我不愛他們。」

    這些對話的背後，隱含著強烈的情緒勒索。父母不一定有意圖要控制孩子，但在無形中，他們已經讓愛變成了一種情感壓力。孩子會覺得他們無論怎麼做，都不能讓父母稱心滿意。」時間久了，孩子即使心裡有愛，也會因為無法承受這種壓力，而選擇疏離甚至遠離父母。

為什麼會這樣？從父母的成長背景談起

    許多父母是在艱苦環境中成長的。他們的父母多半講求權威、重視功成名就、不習慣情感表達。他們從未真正被好好愛過、被理解過、被肯定過。於是，他們在成為父母之後，將自己未完成的夢想、渴望與期待，一股腦地投射到孩子身上。他們想給孩子最好的，卻不知不覺將愛變成了「必須回報」的工具。他們不是不愛，而是「不會健康地去愛」。這是跨世代教養壓力的結果。一代代複製著控制與犧牲的教養方式，卻期待下一代「自然地」懂得感恩與回報，這本身就是一個「媳婦熬成婆」的惡性矛盾。

專制與開明父母的差別：從對話看出教養心態

    讓我們來看看生活中常見的不同教養風格的對話方式：當孩子考試成績不理想，專制父母會說：「我花那麼多錢讓你補習，你居然只考這種分數？你怎麼對得起我？」開明父母會說：「看起來這次考得不理想，哪一科最讓你困擾？我們一起找出原因及辦法。」當孩子想學打球或藝術時，專制父母會說：「學這個怎麼賺錢？我們辛苦一輩子，不是讓你去做夢的。」開明父母會說：「如果你真的熱愛運動與藝術，我們可以一起看看怎麼把它變成一份持久快樂生活。」當父母年老需要照顧時，專制父母會說：「你從小我一手帶大，現在我需要你，卻諸多藉口逃避責任？」開明父母會說：「年紀大了，真的需要你關顧，知道你也有自己的生活，謝謝你願意抽空照顧我。」

    這樣的差異，會形塑孩子對家庭的整體情感認知。一邊是壓力與愧疚，一邊是理解與溫暖。前者帶來的是負債感，後者培養的才是內在的感恩。

感恩的本質，是自由意志下的選擇

    一個真正懂得感恩的孩子，不會被責備、被催促出來的。他之所以感恩，是因為他感受到了無條件的愛、被尊重、被信任。他在安全與接納中長大，而不是壓力與責難中成長。感恩不是義務，而是心甘情願回應。因此，與其問：「我怎麼養出一個懂得感恩的孩子？」不如先問自己：「我給他的，是自由的愛，還是有條件的控制？」

    在健康的親子關係中，感恩是一種自發回應，而不是強制責任。真正懂得感恩的孩子，是因為他在生活中體會到了愛的本質，那種不求回報、不帶批判、不施壓的愛，讓他心中自然生出一種想要回應、想要報答的情感。而這個回應，正是「自由意志」的體現。

    當一個孩子從小就在「你該懂事」、「你要聽話」、「你要感謝我們」的語境中長大，他所學會的，往往不是感恩，而是「順從」。他不是因為真心想報答，而是因為怕自己「不夠好」、「讓父母失望」、「被說不孝」。這種感恩，其實是扭曲的自我防衛。他可能表面上乖巧有禮，但內心其實壓抑、緊繃、甚至反感。一旦脫離家庭控制的場域，例如長大離家、進入社會，他很可能就會遠離父母，甚至對家庭產生逃避心理。因為他的心中，感恩早已不是溫暖的情感，而是一種道德壓力與心理債務。

    當父母願意放下控制的語言，例如：從「我這麼辛苦，你不可以讓我失望」改為：「我相信你會做出對你最好的選擇」；從「你要學這個才能對得起我們的付出」改為：「你想學什麼？我們一起來研究怎麼走得更遠」；從「我老了你就該照顧我」改為：「我知道你也有生活壓力，謝謝你願意陪我」。這些話語，不只是表面客氣，而是在傳遞一種信任、一份對孩子自由意志的承認。而這種尊重，正是讓孩子願意真心回報的最大動力。

    想像你在一段關係中，對方時時提醒你：「我為你做了這麼多，你應該要怎樣怎樣」，你還會想主動靠近他嗎？答案多半是否定的。孩子也是如此。他們天生就有情感感知的敏銳度，能分辨出一個人對他好，是出於真心還是計算。他們也能察覺，自己是否擁有「被選擇的權利」。當父母願意把愛變成「無須交換的給予」，而不是「計算成果的投資」，那麼孩子的感恩，就不再是被勒索的反應，而是自由的、溫暖的迴響。

    當孩子在一個尊重、理解、信任的環境中長大，他們的心就像一口清泉，會自然湧出對這個世界的感激之情。所以，請記住這句話：「你若願意給孩子自由的愛，他就會用自由的心來愛你。」

    其實，父母能做到四種教養態度，就能培養出感恩的孩子：

1.給予真正無條件但有要求的愛：愛不能建立在成績、表現或回報上。當孩子知道「無論我做得好不好，爸媽都愛我」，他才會真正感受到安全與溫暖。但是，愛在沒有要求下就變成溺愛，對親子都不是好事。

2.尊重孩子的獨立人格：孩子不是父母的延伸，更不是替代夢想的工具。他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有自己的人生軌跡與選擇權。尊重他的決定，是讓他願意靠近父母的開始。

3.放下「我都是為你好」的控制語言：這句話表面是愛，實際上是一種剝奪選擇的勒索。孩子需要的不是指引人生方向的控制，而是陪伴與支持的力量。

4.承認自己的不完美，願意學習改變：不斷練習說「我以前真的不太會表達愛，但我在學習。」這樣的話語，會讓孩子卸下防備，重新建立親密與連結。誠實的自省，是最有力量的教育。

真正的目標：讓孩子樂意回家，而不是被迫回報

    每一位父母都渴望孩子懂得感恩。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想要的，是一個自由快樂、樂意回家的孩子，還是一個因愧疚而勉強靠近的孩子？孩子是否回家，從來不是看他有沒有「被教育」，而是他內心是否「樂意」。這種樂意，來自他在這個家中感受到的愛、尊重、自由與喜樂。

    感恩是父母教出來的，但不是要求出來的，當父母停止用犧牲與期待堆疊「愛的債務」，孩子才能真正感受到愛的溫度。被真正愛過的孩子，才懂得愛人；感受到自由的靈魂，才樂意回家。

CEO出軌為何要辭職

 

    記憶猶新，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與辦公室秘書出軌，該事件引發了一系列調查和對克林頓的彈劾案，引發美國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進一步關注政要及公眾人物的道德操守。上兩週，美國數據初企Astronomer突然成為網絡熱搜名字，連我這個門外漢都八卦起來。事源英國流行搖滾樂團Coldplay在美國波士頓舉行演唱會時，大會在「Kiss Cam」環節，捕捉到Astronomer行政總裁Andy Byron從後擁抱人事總監（CPO）Kristin Cabot畫面，兩人迅速分開並避開鏡頭。兩人令人意外的反應，迅速在網絡社交平台熱傳，被找到兩人真正身份。

    無疑，出軌並不犯法，卻觸犯到社會大眾的到道德規範的紅線。須知道，法律只是社會對人的最低要求，規範卻是崇高得多的自我約束。

為何師生、醫患、主僕皆不能談戀愛？

    筆者專業是教育學，多年來，在大學教育學院任教教育倫理。課堂上不斷跟學員說，師生、醫患、主僕皆不能談戀愛，真的要談的話必須先結束彼此之間的特定關係。在這三種關係中，都存在明顯的權力不對等現象，如老師對學生有評分權與指導權，影響其學業與未來發展；醫生對病人握有專業知識與診斷治療權力，病人處於脆弱狀態；主人對僕人、或上司對下屬均有雇傭權、薪資控制權，影響其生計與尊嚴。當戀愛建立在這種不平等關係之上，難以保證是真正自願的情感交流。一方可能會因為害怕失去機會或報復而表面同意，但內心未必真情。

    在澳門師生戀常有，甚至搞出人命，雙雙殉情。教師有責任維護學生的學習環境與心理安全， 一旦產生戀愛關係，其他學生可能質疑評分與公平性，學生心智年尚未成熟，對「情感」的理解還不夠理智，容易產生依附或受傷。醫患戀亦如是，醫生的首要職責是秉持醫德， 病人在就診時通常處於身體、心理脆弱狀態，容易產生移情作用，對醫師產生過度依賴或愛慕。如果醫師回應這種情感，就會混淆專業界線，對病人造成潛在傷害。主僕戀（或上司與下屬）當如是，這種戀愛關係會產生「利益衝突」，例如升遷不公、被指職場騷擾的風險，即使雙方自願，一旦關係破裂，下屬仍可能受到職場不利對待，難以申訴。

    基於此，很多學校、醫療機構、公司都明文禁止此類關係，保護雙方權益並維護機構聲譽。若一方後悔，可能演變成權力性騷擾、職場報復、違反職業倫理等法律問題。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談戀愛，很容易失去自由、專業與公平。愛情的本質是平等和自主，失去這兩點，戀愛就可能變質，甚至淪為出軌行為。

CEO出軌辭職證諸道德風險就是企業風險

    短短幾日後，Astronomer在LinkedIn發表聲明，指「公司對領導者有明確的操守與問責標準」，並宣布事會接納CEO Andy Byron 已請辭，而另一主角 Kristin Cabot則未有明確交代去留。這起看似八卦娛樂新聞，背後卻揭示出一個行政倫理命題：為何CEO一旦出現道德瑕疵如出軌，不論是否涉及違法，幾乎都只有「辭職」一個結局呢？這不僅是個人聲譽危機，更是關乎整間企業能否維持公眾信任的底線。

    首先我們要認清，CEO在一家公司中並不只是經營者或管理者而已。他們是公司品牌的代言人，是企業文化與核心價值的化身。他們一言一行，不只是影響內部員工，更攸關外界如何評價整間公司。換言之，CEO的行為代表著公司本身的誠信與專業。一旦領導人的私德出現爭議，就可能對公司聲譽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害。尤其對初創企業或科技獨角獸而言，CEO 的形象往往就是公司存在的核心理由之一。

    Astronomer的聲明也點出這一點：「顯然最近有領袖未達到標準。」這句話，既沒有提及細節，也未做過多辯解，但已經足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只要公眾對 CEO 的誠信產生懷疑，企業就必須果斷切割。

為什麼出軌這種「私人行為」會變成辭職理由？

    許多支持CEO的人可能會質疑，難道公司還要干涉私人感情？兩人若是單身，自願交往，有何不妥？就算男已婚女已嫁，純屬私事，但為何遭到千夫所指，甚至要付出辭職下台的代價。現代企業文化有兩個極為重要的倫理道德觀，一是權力關係倫理，二是職場觀感風險。

    在 Andy Byron與Kristin Cabot的情況中，兩人皆為公司高層，難以避免存在某種權力結構關係。即便雙方為自願，也可能產生內部員工對偏袒、私相授受的疑慮。這種「潛在利益衝突」將直接影響公司內部的信任機制。更重要的是，一旦戀情曝光，公司就必須面對以下連鎖效應，其中包括員工可能質疑是否有晉升或薪資安排涉及私人關係；客戶或投資人可能對公司治理能力失去信心；媒體炒作放大影響，將焦點從公司業務轉向私生活爭議；當這種「觀感風險」無法有效控制時，公司高層的辭職就不只是個人決定，而是企業危機管理的必要手段。

    為什麼「只有辭職」才能止血？在企業危機公關中，特別是涉及高層操守爭議時，有一條不成文的黃金法則：如果事件牽涉的是領導者的誠信與價值觀，那麼只有辭職，才能有效保護公司其他資產。辭職代表問責，讓輿論止血。若CEO不下台，媒體與社交平台將持續關注事件細節，拖累公司主業與其他團隊成員。向員工與投資人釋出決心，表示公司對治理標準不妥協，對內部文化與操守要求一致。防止後續內部調查或訴訟，若出現實質利益輸送、偏袒用人等問題，公司未處理反而會導致更大法律與信任危機。對董事會而言，「辭職」是最快速、最乾淨的切割方式，也象徵「我們願意承擔責任、重新開始」。

    現今企業不只比拼技術與產品，更比拼文化與價值觀。當一位CEO被外界質疑私德失當，無論實情如何，信任一旦受損就難以挽回。這不僅關乎個人品格，更直接關係到整間公司的聲譽、安全與未來。Andy Byron 的辭職不是「小題大作」，而是當代企業面對道德風險的一種理性選擇。他提醒我們，CEO的「私事」，其實早已是公司的「大事」。在一個連演唱會上的擁抱畫面都可能引爆輿論的年代，領導人不能再將「私德」與「公責」分割而論。他們所代表的，不只是自己，而是整個組織的核心價值與可信度。

政治人物為何不能「私德分離」？

    在民主體制下，政要是選民授權的代表，是公共政策的推動者，同時也是國家形象的代表。因此，民眾對他們的期望不僅止於專業能力，更包括誠信、道德操守與責任感。當一名政要發生婚外情、性醜聞、性別權力不對等關係等情況，即使不觸法，也會出現幾個後果，其中包括損害選民信任與道德正當性如果一個政治人物不能對家人忠誠，選民會懷疑他是否能對人民負責？「不能守家庭，如何守國家？」成為最常見的質疑。再來，會影響政策推行的正當性與領導威信，特別是在處理教育、婦女權益、家庭政策等議題時，政要的私德爭議會直接削弱其公信力。當然，很容易引爆媒體與輿論壓力，轉移施政焦點事件一旦爆發，媒體往往會長時間追打細節，使政府無法專心施政，政黨形象也一併受損。

    政要面臨的道德標準，為何更高？因為他們代表國家及政府的形象，他們不只是「職員」，而是國家及政府的體面，尤其在外交場合更是如此。常識告訴我們，擁有資源與權力，不容私德腐蝕，政治人物擁有資源與人事權，若涉及情慾關係，很容易牽扯利益輸送與權力失衡。在民主體制下，政治是「信任的產物」，一旦信任破裂，施政能力也隨之瓦解。

    無論是企業領袖還是政治人物，當今社會對於公眾人物的私德要求越來越高，這不是苛責，而是一種制度的自我保護機制。出軌本身或許是「私事」，但只要牽涉到權力濫用、公信力崩塌、價值觀錯位，那就必須付出「公職代價」。下台不是羞辱，而是一種問責制度的體現，一種對社會信任的回應，也是一種對職位尊嚴的尊重。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九月中旬舉行，選舉委員會已公佈成功入閘組別及被DQ組別。身為選民，除了要細心閱讀候選人的政綱以外，更重要的要多了解後選人的道德操守。也許，Astronomer事件告訴我們，議員的道德操守遠遠重要過他們的議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