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出軌為何要辭職

 

    記憶猶新，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與辦公室秘書出軌，該事件引發了一系列調查和對克林頓的彈劾案，引發美國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進一步關注政要及公眾人物的道德操守。上兩週，美國數據初企Astronomer突然成為網絡熱搜名字，連我這個門外漢都八卦起來。事源英國流行搖滾樂團Coldplay在美國波士頓舉行演唱會時，大會在「Kiss Cam」環節，捕捉到Astronomer行政總裁Andy Byron從後擁抱人事總監（CPO）Kristin Cabot畫面，兩人迅速分開並避開鏡頭。兩人令人意外的反應，迅速在網絡社交平台熱傳，被找到兩人真正身份。

    無疑，出軌並不犯法，卻觸犯到社會大眾的到道德規範的紅線。須知道，法律只是社會對人的最低要求，規範卻是崇高得多的自我約束。

為何師生、醫患、主僕皆不能談戀愛？

    筆者專業是教育學，多年來，在大學教育學院任教教育倫理。課堂上不斷跟學員說，師生、醫患、主僕皆不能談戀愛，真的要談的話必須先結束彼此之間的特定關係。在這三種關係中，都存在明顯的權力不對等現象，如老師對學生有評分權與指導權，影響其學業與未來發展；醫生對病人握有專業知識與診斷治療權力，病人處於脆弱狀態；主人對僕人、或上司對下屬均有雇傭權、薪資控制權，影響其生計與尊嚴。當戀愛建立在這種不平等關係之上，難以保證是真正自願的情感交流。一方可能會因為害怕失去機會或報復而表面同意，但內心未必真情。

    在澳門師生戀常有，甚至搞出人命，雙雙殉情。教師有責任維護學生的學習環境與心理安全， 一旦產生戀愛關係，其他學生可能質疑評分與公平性，學生心智年尚未成熟，對「情感」的理解還不夠理智，容易產生依附或受傷。醫患戀亦如是，醫生的首要職責是秉持醫德， 病人在就診時通常處於身體、心理脆弱狀態，容易產生移情作用，對醫師產生過度依賴或愛慕。如果醫師回應這種情感，就會混淆專業界線，對病人造成潛在傷害。主僕戀（或上司與下屬）當如是，這種戀愛關係會產生「利益衝突」，例如升遷不公、被指職場騷擾的風險，即使雙方自願，一旦關係破裂，下屬仍可能受到職場不利對待，難以申訴。

    基於此，很多學校、醫療機構、公司都明文禁止此類關係，保護雙方權益並維護機構聲譽。若一方後悔，可能演變成權力性騷擾、職場報復、違反職業倫理等法律問題。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談戀愛，很容易失去自由、專業與公平。愛情的本質是平等和自主，失去這兩點，戀愛就可能變質，甚至淪為出軌行為。

CEO出軌辭職證諸道德風險就是企業風險

    短短幾日後，Astronomer在LinkedIn發表聲明，指「公司對領導者有明確的操守與問責標準」，並宣布事會接納CEO Andy Byron 已請辭，而另一主角 Kristin Cabot則未有明確交代去留。這起看似八卦娛樂新聞，背後卻揭示出一個行政倫理命題：為何CEO一旦出現道德瑕疵如出軌，不論是否涉及違法，幾乎都只有「辭職」一個結局呢？這不僅是個人聲譽危機，更是關乎整間企業能否維持公眾信任的底線。

    首先我們要認清，CEO在一家公司中並不只是經營者或管理者而已。他們是公司品牌的代言人，是企業文化與核心價值的化身。他們一言一行，不只是影響內部員工，更攸關外界如何評價整間公司。換言之，CEO的行為代表著公司本身的誠信與專業。一旦領導人的私德出現爭議，就可能對公司聲譽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害。尤其對初創企業或科技獨角獸而言，CEO 的形象往往就是公司存在的核心理由之一。

    Astronomer的聲明也點出這一點：「顯然最近有領袖未達到標準。」這句話，既沒有提及細節，也未做過多辯解，但已經足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只要公眾對 CEO 的誠信產生懷疑，企業就必須果斷切割。

為什麼出軌這種「私人行為」會變成辭職理由？

    許多支持CEO的人可能會質疑，難道公司還要干涉私人感情？兩人若是單身，自願交往，有何不妥？就算男已婚女已嫁，純屬私事，但為何遭到千夫所指，甚至要付出辭職下台的代價。現代企業文化有兩個極為重要的倫理道德觀，一是權力關係倫理，二是職場觀感風險。

    在 Andy Byron與Kristin Cabot的情況中，兩人皆為公司高層，難以避免存在某種權力結構關係。即便雙方為自願，也可能產生內部員工對偏袒、私相授受的疑慮。這種「潛在利益衝突」將直接影響公司內部的信任機制。更重要的是，一旦戀情曝光，公司就必須面對以下連鎖效應，其中包括員工可能質疑是否有晉升或薪資安排涉及私人關係；客戶或投資人可能對公司治理能力失去信心；媒體炒作放大影響，將焦點從公司業務轉向私生活爭議；當這種「觀感風險」無法有效控制時，公司高層的辭職就不只是個人決定，而是企業危機管理的必要手段。

    為什麼「只有辭職」才能止血？在企業危機公關中，特別是涉及高層操守爭議時，有一條不成文的黃金法則：如果事件牽涉的是領導者的誠信與價值觀，那麼只有辭職，才能有效保護公司其他資產。辭職代表問責，讓輿論止血。若CEO不下台，媒體與社交平台將持續關注事件細節，拖累公司主業與其他團隊成員。向員工與投資人釋出決心，表示公司對治理標準不妥協，對內部文化與操守要求一致。防止後續內部調查或訴訟，若出現實質利益輸送、偏袒用人等問題，公司未處理反而會導致更大法律與信任危機。對董事會而言，「辭職」是最快速、最乾淨的切割方式，也象徵「我們願意承擔責任、重新開始」。

    現今企業不只比拼技術與產品，更比拼文化與價值觀。當一位CEO被外界質疑私德失當，無論實情如何，信任一旦受損就難以挽回。這不僅關乎個人品格，更直接關係到整間公司的聲譽、安全與未來。Andy Byron 的辭職不是「小題大作」，而是當代企業面對道德風險的一種理性選擇。他提醒我們，CEO的「私事」，其實早已是公司的「大事」。在一個連演唱會上的擁抱畫面都可能引爆輿論的年代，領導人不能再將「私德」與「公責」分割而論。他們所代表的，不只是自己，而是整個組織的核心價值與可信度。

政治人物為何不能「私德分離」？

    在民主體制下，政要是選民授權的代表，是公共政策的推動者，同時也是國家形象的代表。因此，民眾對他們的期望不僅止於專業能力，更包括誠信、道德操守與責任感。當一名政要發生婚外情、性醜聞、性別權力不對等關係等情況，即使不觸法，也會出現幾個後果，其中包括損害選民信任與道德正當性如果一個政治人物不能對家人忠誠，選民會懷疑他是否能對人民負責？「不能守家庭，如何守國家？」成為最常見的質疑。再來，會影響政策推行的正當性與領導威信，特別是在處理教育、婦女權益、家庭政策等議題時，政要的私德爭議會直接削弱其公信力。當然，很容易引爆媒體與輿論壓力，轉移施政焦點事件一旦爆發，媒體往往會長時間追打細節，使政府無法專心施政，政黨形象也一併受損。

    政要面臨的道德標準，為何更高？因為他們代表國家及政府的形象，他們不只是「職員」，而是國家及政府的體面，尤其在外交場合更是如此。常識告訴我們，擁有資源與權力，不容私德腐蝕，政治人物擁有資源與人事權，若涉及情慾關係，很容易牽扯利益輸送與權力失衡。在民主體制下，政治是「信任的產物」，一旦信任破裂，施政能力也隨之瓦解。

    無論是企業領袖還是政治人物，當今社會對於公眾人物的私德要求越來越高，這不是苛責，而是一種制度的自我保護機制。出軌本身或許是「私事」，但只要牽涉到權力濫用、公信力崩塌、價值觀錯位，那就必須付出「公職代價」。下台不是羞辱，而是一種問責制度的體現，一種對社會信任的回應，也是一種對職位尊嚴的尊重。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九月中旬舉行，選舉委員會已公佈成功入閘組別及被DQ組別。身為選民，除了要細心閱讀候選人的政綱以外，更重要的要多了解後選人的道德操守。也許，Astronomer事件告訴我們，議員的道德操守遠遠重要過他們的議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