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凌晨，一宗震驚全港的家庭悲劇發生於荃灣悅來酒店。一名三十七歲男子墮樓身亡後，警方在其所租住的酒店房間內發現其三十六歲妻子及兩名年僅三歲和六歲的兒子均已身亡，三人身上均有刀傷。警方初步調查後，將案件列為謀殺及自殺處理，初步相信男死者患有情緒病，曾於社交平台透露難以照顧家人，卻未能獲及時支援。
此案喚起社會對家庭精神健康、隱性壓力、社福介入與個人求助行為的廣泛關注。表面上，這是一宗個人情緒病引發的悲劇；但往深層探究，實際反映出我們整體社會支援體系的多重缺口。這些問題橫跨精神健康、社工服務、自我照顧及公眾教育，亦提醒我們，一宗悲劇的發生，往往不只是個人的崩潰，更是整個社會安全網的失守。香港與澳門社情類同，此案值得澳門各界關注，亦有必要從中汲取教訓。
精神健康體系的危機在於資源短缺與污名並存
近年香港社會對精神健康議題的關注雖有所增加，但從服務資源、篩查制度到病識教育，整體體系仍存在明顯漏洞。根據衞生署過往資料，香港每七人便有一人曾面對情緒病困擾，惟願意主動求助者仍屬少數。很多患者受制於自身對病情認識嚴重不足、心理及精神科排期太長、極為擔心病情被識破後會被標籤，甚至污名與歸責而更加把一切隱藏起來，往往在沒有外界介入下，獨自承受極大心理壓力，壓力爆煲時，意想不到的悲劇驟然發生。
在這個個案中，男死者早前已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正面對情緒問題，擔憂即將移民後的是否可以適應，更擔心無力照顧家庭。種種表達，其實就是一種求救訊號。但現實是，這類訊號並未獲得足夠的關注；他沒有入院、沒有求診記錄，自然也不會進入精神健康體系的「視線」範圍內，自然無法引起社區支援系統介入。
這反映出當前精神健康支援仍主要依賴「等人來求助」的被動機制。公立精神科醫生長期短缺，輪候時間往往以月，甚至以年計，基層醫療亦無法提供即時心理支援服務。此外，缺乏一個能全港統籌的「社區精神健康追蹤網絡」，導致大量情緒病患者未能被早期識別與持續關顧。
事後孔明，許多社福機構馬上跳出來，提出種種改善建議，香港應仿效英國制度，設立「社區精神健康管理員」，於地區健康中心、學校、長者中心及親職支援組織設立初步篩查點，並由專業社工與心理諮商師聯動跟進。另一方面，應進一步推動情緒病識教育，例如於中小學及企業推行心理健康講座，鼓勵市民主動求助並理解疾病非羞恥。甚且，歐美先進國家已經將心理衛生列入課程，無論是滲透式或是獨立成科都有，從小鼓勵孩子把心中的困難隨時宣之於口，亦培養孩子從小有聆聽別人心聲的耐性與能力。
去污名化工作亦不容忽視。傳統中國文化，男主外女主外，男尊女卑仍然根深柢固，男士因「大男人主義」的面子文化而抗拒求助，認為表露情緒等於示弱。若這一觀念得不到根本改變，任何制度性的支援亦難以有效滲透。
社會服務缺口，隱性家庭無人知
除了精神健康體系失靈，社會福利服務的無法及時介入也是今次慘案的一大關鍵。根據警方公布，涉事家庭無明顯財政問題，亦無家庭暴力紀錄。他們從今年五月起以每月四萬元租住酒店，原訂至七月底舉家移民。這種居住模式本身就更加容易隱藏個人及家庭種種問題，更不容易引起鄰舍的關注，社福部門更無門向其提供相關支援。
現時社工系統主要服務對象，往往為綜援家庭、有暴力紀錄或學校通報個案。對於像這樣表面無異常、但實質已陷入高壓高危狀態的「隱性家庭」，社工往往無從介入。酒店長住者與社區脫節，學校、鄰里、物業管理員等均難發現異常行為，令這些家庭陷入「孤島」狀態。
為了更早辨識潛在風險家庭，建議政府建立一套「過渡性家庭主動識別及聯絡制度」。例如針對在商業酒店長住超過兩個月的住戶，政府可透過業界與房管聯絡，交由地區家庭服務中心主動聯絡，提供非入侵性支援，例如家庭諮詢、兒童活動等，讓高風險家庭不會完全從社會視線中消失。
此外，應強化家庭危機熱線功能，例如設立二十四小時的「無名求助平台」，讓有困難的父母可以不具名地諮詢情緒支援與家庭輔導，減少「一求助就被標籤」的心理負擔。社署亦應與地區學校、非營利組織、物業管理機構建立聯動通報機制，例如發現某家庭孩子長期缺課或行為異常，即可介入評估。更重要的是，不應只依賴危機後處理。社福政策必須轉向預防性，將資源集中於早期介入。當家庭還未「崩潰」前，就應有人能伸出手。
個人與文化層面應學會求助不是羞辱
男死者在社交平台留下的訊息：「我不知能否照顧好家庭」，道出了其內心極深的無力與孤單。他的求助未能被聽見，最終走上絕路。這暴露的不僅是制度問題，也是一種深植人心的文化缺陷，我們如何正面看待「情緒脆弱」呢？在華人社會中，尤其對於男性，「要堅強」、「男子漢大丈夫，流血不流哭」仍是牢不可破的價值觀。這令許多父親即使身處極大壓力下，亦不敢對外表達困難，害怕被視為失敗者。作為一家之主，他們往往將家庭幸福視為己任，但這種責任感一旦變成無法承受的重擔，就可能惡化為病態行為。
我們的教育體系應重新審視「情緒教育」的重要性。從小培養孩子面對壓力、認識情緒的能力，讓未來的成年人明白，求助不是懦弱，而是一種成熟的表現。媒體、企業及學校亦應推廣「正向求助文化」，例如設立男性支援小組、父親情緒分享坊等，鼓勵更多男性參與。
另一方面，父母角色本身也需要被支持。現代父母往往身兼多職，在照顧子女、工作、應對生活壓力間疲於奔命，卻鮮少有人關心「父母的情緒」。建議政府及非牟利機構加強「家長情緒健康」資源，例如提供免費心理諮詢時段、開設情緒急救課程、社區爸爸支援網絡等，讓照顧者也成為被照顧的一員。
悅來悲劇給澳門的警示
今年三月下旬，司警拘捕一名三十九歲本澳男子，涉嫌多次脅迫、禁錮和家暴前妻，並搶劫前妻財物，嫌犯被司警追捕時一度以水果刀抵抗，令兩名司警受傷，需送院治理。案情顯示，該名男子雖然已婚，但仍經常騷擾前妻，甚至襲擊對方，被檢察院禁止接觸對方，隨後仍多次到被害人住所掌摑並持刀要脅被害人要求拿錢，並將被害人禁錮在住所直至取得九千元才離開。其後被害人在朋友的陪同下報警求助，司法警察局隨即展開調查，嫌犯被司警追捕時一度以水果刀抵抗，令兩名司警受傷，需送院治理。
其實這些案情並不例外，亦曝露澳門的情況其實與香港雷同，只是相關的計時炸彈還沒有爆炸。無論是政府、社團、甚至個人，還抱持澳門是蓮花寶地的迷信心態，更誤以為悲劇只是會在香港、大陸及台灣等地發生，澳門是個小城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密切，相信不會有重大案件發生。可是，翻開澳門歷年社會的新聞，其實隱藏的危機個案比比皆是。筆者已在前文論述了很多值得參考與改善的建議，都值得我們一起思索與推動。
悅來酒店家庭慘案再次提醒我們，悲劇的發生從來不是一瞬間，而是多重系統失效下的連鎖反應。當我們看到一個看似「無異常」的家庭走向崩潰，就應該反思，在他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我們在哪裡？當我們仍然習慣各家自掃門前雪，從不主動建構鄰舍友愛關係，有一天，情緒崩潰壓境時，誰來第一時間伸出援手呢？
目前，仁伯爵醫院精神科醫生數量仍然只有二十人左右，距離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比例仍然存在巨大距離。精神健康資源不能再停留於醫療體系的邊緣；社工服務不應只介入「明顯有事」的家庭；而我們每一位市民，都應學會聽懂他人的求救訊號。制度可以改善，文化可以轉變，前提是我們願意面對這些深層問題，不再以沉默回應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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