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世界變得「鴉雀無聲」

 

    「鴉雀無聲」這句連小學生都熟悉的成語出自蘇東坡的一首詩：「廊腰縵轉，檐牙高啄，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卷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鴉雀無聲，萬籟無譁，寂寞深宮事可哀。」這段出自蘇軾的《赤壁懷古》系列詩中的一首，也可能是《念奴嬌·赤壁懷古》的另一版本或其他詩詞作品中的句子，不過，為總是夜夜失眠，要借助「鴉雀無聲」的寧靜時刻才能詩興大發的蘇東坡，「鴉雀無聲」當然是最好不過了。

    不過，世界總是要往文明永續發展的路走，在在需要多元的聲音與意見，彼此交鋒，如琢如磨，器量寬厚，才會真正進步。法國伊夫林．比阿特麗斯．霍爾寫過一本《伏爾泰的朋友們》的書，其中寫了兩句流傳後世的名言：「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其實，早在古希臘及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爭鳴，展現東西方哲學與文明世界的黃金時代。

    每天清晨，太陽初升，鳥兒總會在窗外的樹間穿梭覓食，同時發出好聽的鳥鳴聲，就算偶爾聽見吵耳的烏鴉「豆沙喉」叫聲，又或是夏日吵耳的蟬鳴聲，但總比了無聲色生意要好。如果這個世界變得「鴉雀無聲」，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提問的人如提燈的引路人

    古希臘的雅典廣場，在黃昏時分顯得格外寧靜。風吹過學院門前的石柱，傳來微弱的沙沙聲，彷彿是萬千思緒無聲地爭論，又彷彿是歷史在低聲嘆息。那個曾經日日在這裡與青年醉心辯論、質疑權威、挑戰常識的哲人，今天靜靜地坐在監獄裡，等待喝毒堇汁。他的名字是蘇格拉底，不是一個殺人犯，也不是一個叛國者，他所犯的所謂罪行，只是不斷「提出問題」。

    在雅典民主最繁華的年代，蘇格拉底行走於市集、學院與神廟之間，向各階層的人提問。他問政治家「何謂正義」、問詩人「何謂靈感？」問士兵「何謂勇敢？」問藝術家「何謂美感？」問教師「何謂教育？」通常，對方以為蘇格拉底正在製造一個讓他們表現的機會，遂開始口若懸河。不料，蘇格拉底會問對方所知所見的理據從何而來時，卻往往令對方詞窮理屈。蘇格拉底就像一面鏡子，照出每個人知識的盲點、自以為是的荒謬。

    起初，人們被他的智慧吸引；但很快，他讓人感到不安，甚至憤怒。特別是那些擁有權力的人，議會中的雄辯者、神職的代言人、以詩為名的空談者。他每次質問，總讓他們非常難堪。這個人不但不服從傳統，還讓青年們開始質疑父母、教師與城邦的制度。他不說「答案」，他教人質疑一切被奉為神聖的權威。於是，蘇格拉底不是問題的提出者，而被當作問題本身。

審判的靜默

    公元前399年，一場審判悄然開始。蘇格拉底被控以兩項罪名，一是荼毒青年、二是不敬神明。控告者米利都、阿尼圖斯與呂孔聲稱，蘇格拉底的哲學行為，讓年輕人失去了對傳統的尊重，動搖了對城邦的忠誠，動搖了云云眾生對神祇無限崇拜。但是，所有人都明白，這不過是一場政治審判，是一場徹頭徹尾的「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蘇格拉底不是第一個挑戰傳統的人，卻是第一個讓整個社會「尷尬」到不低頭無語的人。他讓雅典人不得不正視，過往所信仰的，到底是什麼？是智慧？還是盲從無知？

    法庭上，蘇格拉底面對五百名來自社會各階層民眾的陪審員自辯說：「我不是教師，我從未收過學費。我只是像助產士一樣，幫助人們把思想生出來。」他並未低頭，也未求情。他堅持他的立場，甚至說：「一個不經省察的人生，不值得活下去。」這句箴言，像針一樣刺入那些已放棄思考、只圖安穩的靈魂。他沒有激怒法庭，是法庭無法承受他的清醒。最終，他被判死刑，判服毒堇汁。當這杯毒汁送來他面前，他問說：「我該怎麼做？」獄卒答道：「你只需要喝下去，走動走動，直到雙腿感到沉重，然後就此躺下，毒藥就會發揮作用。」當他感到下腹也漸漸發冷，就說出他最後的遺言：「克里圖（Crito），我欠了阿斯克里皮烏斯（Asclepius）一隻雞，你能記得幫我還嗎？」「我會還的，」克里圖答道，「還有別的事要辦嗎？」蘇格拉底反而沉默不語。過了一會兒，聽到他動了一下，侍衛揭開頭蓋查看，發現他已雙眼無神，於是克里圖闔上了他的眼睛和嘴巴。那一刻，全場鴉雀無聲。

為什麼不能留下蘇格拉底？

    很多愛好哲學的朋友，讀到這一段史話時，不禁問蘇格拉底只是一個能言善辯的老人，為什麼要殺他？因為，蘇格拉底提出的不是「可控制」的問題，而是暴露「體制不善」的問題。他挑戰的不是個別的錯誤，而是整體的無知。他讓人意識到，我們以為知道的，其實都不知道。這樣的提醒，是一種顛覆。對既得利益者而言，蘇格拉底的存在，就像清楚看見鏡子裡的瘡疤般不能接受。對雅典體制而言，蘇格拉底的存在，整天釘著人們的無知及政府的專橫，就像「牛虻」刺進厚厚的牛皮，讓牛很不自在，但又甩不料，非常不爽，欲除之而後快。蘇格拉底死後，雅典沒有因此變得更自由、更理性。反而在後來的政治鬥爭中日益衰弱。失去了能質疑自己的人，城邦只剩下一群習慣點頭的人。尚好，蘇格拉底的智慧卻流傳後世。

歷史告訴我們，提問者就是吹哨人

    蘇格拉底的個案這並不只發生在雅典，歷史不斷重演同樣的情節。哥白尼說地球不是宇宙中心，他的書被禁；布魯諾說宇宙無邊無界，他被燒死；伽利略說地球會轉，他被迫道歉；吳晗寫《海瑞罷官》，結果不是海瑞被罵，而是吳晗被整肅。李文亮醫生是新冠肺炎的吹哨人，結局眾所週知。這是一條血淚的傳統路線，提出問題，說出真話，代價不菲。

    當一個社會習慣讓「提出問題的人」沉默，真正沉默的，不只是他，而是整個時代。回望當今社會，類似蘇格拉底的角色仍在發聲，如吹哨者、記者、異議者、改革者。他們指出制度的漏洞，揭露企業的醜聞，挑戰權威的敘事，但結局往往如出一轍， 說出真相的記者被控告毀謗， 揭露醜聞的員工被「內部調查」， 倡議改革的學者被貼上政治標籤， 舉報貪污的官員，被冷凍、被調職、被迫退休……

    我們一次次看到，問題沒有被解決，而是那個提出問題的人「消失」了。這正是當代版的「毒酒」。是一種社會性的排斥與冷處理。蘇格拉底死後兩千多年，柏拉圖的《對話錄》仍在世界各地的課堂中被朗讀。但我們是否真的聽見他的聲音？每個時代，都需要蘇格拉底。但每個時代，也都有一群人想讓蘇格拉底閉嘴。他們也許成功了，他服了毒酒，死在牢房裡。但他留下的問題，像毒酒一樣滲入歷史的血脈：你敢不敢問？你敢不敢答？你敢不敢承擔一個清醒者的孤獨？你敢不敢在一片沉默中，成為那第一聲打破靜默的「為什麼？」

    拿破崙在1808年重組法國教育體系，設立了現代意義上的「高中課程」與「高考制度」，哲學被列為最高年級的核心科目，目的是為法國訓練思辨與倫理判斷，使人能為社會公共利益服務，而不僅是服從權威。

    法國自拿破崙開創盛世後，他要求教育部門把哲學課定為正式課程，他要求每年高考，哲學考試必須及格才能上大學。幾乎，每隔幾年，柏拉圖《斐多篇》或《蘇格拉底的辯護》的考題會再次出現。經常要問學生蘇格拉底被判死刑是公義的決定嗎？蘇格拉底對死亡與靈魂不朽的看法是怎樣？死亡是否是壞事？靈魂與身體的分離意味著什麼？都是搲破大腦都沒有標準答案的申論題。

   法國經歷過拿破崙戰敗（1815）、普法戰爭割地（1870）、二戰德軍占領（1940）之後，哲學教育成為文化尊嚴與精神抵抗的象徵。法國教育下一代懂得何為自由、正義、尊嚴，從而不再重蹈被瓜分、被操控的歷史，常珍惜提出具哲學底蘊問題的人。  

    「鴉雀無聲」也許為詩人作家是福，但為社會進步可能是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