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筆者在網路上看到一套三冊名為《民主政治原理》，於是，跑到書局向櫃台職員訂購，豈料得到的回答：「先生！抱歉！這是敏感題材，應該訂不到啊！」嘩！真的很嚇人，這套書的作者陳安博士一九五五年生於江蘇南京，留學美國，獲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先後分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柏克萊加州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從事研究與教學，獲新加坡國立大學頒榮譽院士。細閱書的目錄，只不過是標準的民主政治教科書。再說，全世界那有一個國家不踐行民主政治，試看中國《光明日報》，都經常有發文講中國新時代的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又稱為「本質是全過程人民民主」，有別於「西方式一次性民主」。也許，普羅大眾，甚至在讀學生，都親歷圖書館將倡議民主自由運動的書下架，沒想到連這樣溫和的民主理論書，都被列為敏感題材。活在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日益被收窄的澳門，實有必要讓學生重溫中西社會禁書焚書歷史，並且從其中吸納歷史教訓。
今天，無論是在學校或社區，無論是政府或社團，都知道閱讀能提高學生的競爭力。當然，色情、暴力、血腥、乃至宣揚極端政治的書籍要慎重處理。可是，當說真話且對社會進步有效益的書，都被許多條條框框限制住，其實對個人與社會的良好發展，都毫無好處。閱讀的目標是求真，及去除無知，據此，學校的歷史課及語文課等，都可以讓學生認識禁書及焚書的歷史教訓，才免於無知的恐懼。
焚書禁書今讀
焚書歷史是一個既複雜又具有深遠影響的課題，涉及東西方社會中不同政權對思想控制的方式與目的。焚書的行為，不僅代表了對某種思想或意識形態的壓制，更反映了政府非常在意思想控制。
中國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焚書事件莫過於秦始皇在公元前二一三年的「焚書坑儒」。秦始皇面為了鞏固統治穩定，相信「天下一統」的目標需要思想上的統一來支持。當時，百家爭鳴，儒家的禮教、墨家的兼愛、道家的無為，始皇帝通通視為統治的挑戰。
焚書坑儒的具體措施包括焚燒法家書以外的經典書籍，特別是儒家經典，同時禁止人民私下保存。若有人私藏經書或傳播異端思想，則會受到嚴厲懲罰。根據《史記》記載，焚書坑儒的目的是「禁邪說，定一尊」，希望透過嚴厲的控制手段將不同的思想限制在秦朝中央集權體系之內。儘管秦朝僅維持十五年，焚書坑儒政策帶來極大的文化損失，尤其是儒家經典和其他學派的重要文獻被大量燒毀，造成的文化影響深遠。
西方社會同樣有焚書的歷史，其中希臘化時代的希拉拉（Antiochus Epiphanes）焚書事件是典型之一。公元前一七五年，希拉拉四世統治期間，他試圖透過強制希臘化政策將猶太人納入希臘文化體系，並對猶太教進行壓迫。他禁止猶太人遵守自己的律法，燒毀猶太經書，並要求在聖殿中獻祭異教神祇，這些行為引發了猶太人的強烈反抗。
在羅馬帝國時期，基督教經典《聖經》一度遭到禁書處理。當時的羅馬政權認為基督教的教義與羅馬的多神教信仰體系相悖，因此下令銷毀《聖經》並禁止基督徒的活動。然而，隨著基督教在公元四世紀成為國教，基督教書籍反過來成為官方支持的經典，並進一步開始對異端書籍進行壓制與焚毀。甚而，為了能閱讀《聖經》，掀起了西方普及教育的運動。
到了中世紀，歐洲的天主教宗教裁判所成為焚書的重要執行者。宗教裁判所將異端視為威脅教會權威的思想，並對被視為異端的書籍進行審查和焚毀。例如，喬爾達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等自由思想家的著作被焚毀，而宗教裁判所透過禁書目錄（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嚴格規範哪些書籍可以被閱讀。
到了現代所謂文明世界，焚書並沒有停止。二十世紀初，納粹德國在掌權後發動了大量的焚書行動，針對的書籍包括馬克思主義、猶太學者的著作、自由主義作品以及其他反納粹的書籍。中國文化大革命大力推動「破四舊」，即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並對象徵這些「四舊」的書籍、文物、建築進行清除。不僅焚燒大量書籍，還破壞了大量歷史遺跡，導致中國傳統文化和知識產業遭到重創。蘇聯時期，禁書現象同樣嚴重。列寧和斯大林執政期間，對反蘇或批判蘇聯體制的文學作品實行嚴厲的審查和焚毀，例如托洛茨基的著作和其他持不同政見者的書籍。
當今資訊發達的時代，焚書的形式雖然轉變，但思想控制的本質依然存在。隨著網絡與媒體的普及，各國政府已不再依賴傳統的焚書手段，而是透過資訊審查、言論管制和媒體封鎖來實現對思想的掌控。這些新型態的「焚書」手段，與傳統焚書雖有不同，但其背後的邏輯與意圖一脈相承，都是為了限制異議，維護意識形態的統一。
當我們回顧焚書的歷史，不僅應思考那些失去的思想與文化遺產，更應警惕當代社會中的思想控制，避免類似的悲劇重演。思想的自由和知識的多樣性是人類進步的基石，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都應以保護這一基石為責任。正如英國作家歐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所警示的，控制了過去的歷史，便掌握了現在與未來。因此，無論在哪個時代，對於任何企圖壓制思想、限制知識流通的行為，都應該引起人們的高度警惕與反思。
最後，焚書歷史告訴我們，真正的思想力量是不可被完全摧毀的。儘管政權可以壓制和毀滅書籍，但無法永遠遏制人們的思想自由。許多曾被焚毀的書籍和思想，在後來的歷史中重新復興，成為社會反思與進步的推動力量。焚書的行為或許能暫時掩蓋異見，但無法阻止真理的流傳。這正是人類文化和思想的韌性所在，也是歷史留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只有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中，知識和文化才能持續發展，人類才能不斷進步，就如前述當年的《聖經》一樣，走過慘痛的禁絕日子，今天，卻成為數以億計信徒的精神及信仰食糧。
透閱讀、電影欣賞、哲學討論等上好一節歷史課
澳洲作家馬克斯．蘇薩克（Markus Zusak）的小說《偷書賊》（The Book Thief），以及後來改編的同名電影，的確反映了納粹德國時期的禁書和焚書歷史。故事背景設置在二戰期間的納粹德國，透過一個小女孩莉瑟爾（Liesel）的視角，講述她如何在極權政權下找到慰藉並追尋知識的故事。納粹當局的焚書活動在這部小說和電影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不僅影響了主角的生活，也反映了納粹政權對異議思想的嚴格管控。
故事中的莉瑟爾是個猶太女孩，活在納粹時代，無時無刻躲避追捕。莉瑟爾是個善良女孩，年紀還小的她就要承受弟弟的死、家人的離散、揮之不去的惡夢…等，她為了忘卻那些不愉快，藉著閱讀一本一本的書來忘記，和溫暖她已受傷的心靈。無論是在小說裡，又或者是電影，只是小孩的莉瑟爾，都有篇章寫她在防空洞裡教文盲的大人小孩認字，繼而閱讀短篇小說。
有一天，她看到官方舉辦的焚書儀式，暗中偷了一本書，並由此展開了她對知識和自由的渴望。這個偷書的行為成為她反抗納粹意識形態、探索自我和逃避現實的一種方式。對於莉瑟爾來說，書籍不僅僅是文字的集合，更是她在壓抑的環境中找到自我和理解世界的重要途徑。她與書籍之間的聯繫象徵著人類對思想自由的追求。
筆者從家開始，再到學校，先是透過播放《偷書賊》電影，沒想過無論是家小孩，抑或是學生，無不被女主角對閱讀的熱忱所感動。當年，筆者亦告訴學生可以在圖書館借到實體小說，今天可以在網絡上閱讀到電子書，許多學生都告訴我，一看就手不釋卷，思緒飛揚，還私下熱烈討論，皆認為獲益良多。
今天，教會學校都有指定《聖經》為宗教堂的必備教材，也許，教導高年級的同學，除了耶穌的救世情懷值得學習外，亦大可以言說《聖經》的被禁歷史，讓他們知道一切偉大的思想，都得來不易，理應好好細閱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