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長壽與自殺率談生命的矛盾

 

    在全球壽命排行榜中，日本又再次蟬聯榜首，日本人的平均壽命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 根據最新的數據，日本女性的平均壽命約為87.13歲，男性約為81.09歲。 儘管這兩年因疫情影響，平均壽命略有下降，但日本女性的平均壽命仍連續四十年位居世界第一。日本百歲老人更是比比皆是，堪稱世界上最長壽的國家。然而，諷刺的是，日本同時也是自殺率極高的國家之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與日本厚生勞動省的數據，日本每年約有三萬人自殺，亦有三萬人是孤獨死，當中有跟家人同住，竟然沒有交往，獨自死在自己的房間超過一個星期才被發現，聽起來真的教人不寒而慄。

    在一個醫療制度全球領先、治安良好、生活條件優越的國家，人們雖然活得久，卻不見得活得「好」。背後反映日本社會深層結構問題，人們拚命延長生命，卻似乎無法解決內在的痛苦與虛無。澳門居民的平均預期壽命約為85.4歲，男性約為82.8歲，女性約為88.1歲。澳門醫療保障水準不錯，初級衛生保健體系被世界衛生組織評為「太平洋地區典範」，醫療健康指標在國際上處於領先地位。不過，澳門亦是個自殺率極高的地區，每一兩天就聽聞有自殺個案，又或是孤獨死在家而無人問津。

長壽背後的社會壓力與孤獨風險

    長壽，不等於幸福；活著，不只是存在。真正理想的社會，不是讓人多活幾年，而是讓人每一天都值得活。在高齡化與心理健康問題日益嚴峻的今天，世界應該思考的不是如何延長生命，而是如何讓生命更有意義、更被理解、更有溫度。

    根據最新的全球壽命統計圖顯示，日本位居世界第一，台灣則排名第35，而中國則居第50名。這三個東亞文化圈的國家與地區，地理接近、飲食習慣相似，卻在壽命統計上出現不小差異，引人深思。

    日本傳統飲食以魚類、蔬菜、豆腐、米飯為主，油脂攝取量低，加上喜好清淡口味，使得肥胖率全球最低之一。高纖維、低糖鹽的飲食結構對預防心血管疾病與癌症有明顯幫助。日本擁有世界頂尖的全民健保制度與基層醫療網絡，醫療可近性高，且預防醫學發展良好，定期健檢與健康教育落實，促使民眾能及早發現疾病並有效治療。儘管日本面臨嚴重高齡化，但政府早有因應政策，包括長照保險制度、社區支援機制與高齡者就業鼓勵，讓老年人能持續參與社會並維持活力。日本人重視秩序與紀律，普遍有運動習慣，壓力管理也逐漸受到重視，加上治安良好、生活環境潔淨，這些都是長壽的重要因素。

    台灣雖在長壽榜上排在第35名，但實際表現也相當亮眼，平均壽命達81歲左右，近年甚至有持續上升趨勢。台灣的健保體系以低費用高成效著稱，對疾病的早期發現與治療效率相當高。雖然醫療資源集中度高、過度使用問題存在，但整體仍有效提升國民健康水準。隨著教育水準提升與公共衛生推廣，越來越多民眾注重飲食、運動與生活習慣，尤其中老年族群更積極參與健走、慢跑等活動。台灣已進入高齡社會，政府逐步推動長照2.0計畫、社區健康營造與高齡友善城市發展，有助於延長健康壽命。

    不過，台灣仍面臨菸酒使用率、壓力過高、都市空汙等挑戰，可能是排名未能更高的原因之一。衛生部公布二○二四年自殺是十大死因，十四年後自殺重返十大死因，排名第十，其中二十五至四十九歲等年輕、中壯族群每十萬人標準化死亡率各創下新高。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研判應與職場、經濟等壓力因素有關，近年詐騙案件頻傳，部分被害人自覺人生無望，選擇輕生。

    中國目前平均壽命約為78歲，位居全球第50名。雖然與過去相比有顯著提升，但與日本、台灣相比仍有落差。中國幅員遼闊，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鄉村或內陸地區仍面臨醫療可近性不足、公共衛生薄弱的問題。城鄉差距與社會不平等嚴重影響整體壽命數據。工業發展快速，如媒與稀土等開採帶來嚴重空氣汙染，部分地區PM2.5數值長期超標，對呼吸系統與心血管疾病有重大影響。此外，工人階層長期勞動、加班及職業病風險亦未完全改善。隨著經濟發展與生活型態改變，高糖高脂飲食普及，肥胖、糖尿病與高血壓等慢性病快速上升，年輕族群健康狀況令人擔憂。雖然，中國近年積極推動醫改，但因人口基數龐大，醫療資源配置仍不足，加上基層醫護人員訓練參差，尚未能全面普及高品質的健康服務。

    從日本、台灣到中國，我們看到的不只是數據差異，更是一個國家對於健康政策、醫療資源分配、教育與文化價值的整體體現。長壽不只是醫療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在生活品質、平等與永續發展上的綜合成果。未來，隨著各國高齡化挑戰加劇，如何延長「健康壽命」而非僅是「總壽命」，將成為全球共同努力的方向。

從「長壽」轉向「善終」與「有意義的活著」

    世界已經變了，長壽已經不能滿足我們對生活的要求，即是說，我們不僅僅要「量」，更越來越在乎「質」。公共政策與醫療不應只強調延長壽命，更應關注健康壽命與人生的尊嚴。

    在青壯年社會，應致力提升學校、職場、社區的心理輔導資源與預警系統，並大力去污名化心理疾病。當社會接受「情緒生病」如同感冒，就能讓人勇敢求助、不再以自殺為出口。城市規劃、社區照護應強化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讓老年人不孤單、讓年輕人不迷失。重建跨世代對話平台與社區參與機制，讓每個人都「感覺被需要」。

    讓長壽成為完整的生命品質已經成為各國社會，尤其是進入高齡化社會重中之重的社會工作。強化安寧療護與末期照護制度，尤其針對高齡者推廣尊嚴死與晚年參與機會。發展老而不廢的社會參與政策，如義工、兼職、社區導覽等，讓長者感受到存在價值。

     推行工時縮減與彈性制度，鼓勵青年成為自由工作者或選擇靈活職業，避免過度依賴一種穩定單一工作。財務教育與債務輔導亦應納入，就算無力償還貸款也不失援助與出路。社區中心、老人日托、親子活動等能打破隔代孤立，讓參與者覺得自己被看見、被需要。設立陪伴服務、長者互助小組與青少年交流平台，改善孤獨感與疏離心理。引入與急診室連結的自殺未遂資料庫，及時追蹤潛在高風險者。支援自殺幸存者，以防止重複事件。

    長壽並不等於快樂，僅僅延長生命，而忽略了心理健康與社會連結，其實是對人的一種折磨。日本的例子提醒世界：真正的進步，應是讓每一天都值得活，而不是只是多活幾年，甚至幾十年。若要打造人類真正的幸福社會，就必須讓人「活得有尊嚴、有陪伴、有意義」，而非在生命的長度上空留雷聲與數字。

來自維克多・法蘭克（Viktor E. Frankl）的善意提醒

    奧地利精神科醫師是納粹集中營的生還者，他在《活出意義來》一書中指出：「當一個人知道他為什麼而活，就能承受任何的生活方式。」這句話成為法蘭克「意義療法」的核心思想。人類最根本的驅力不是追求快樂或逃避痛苦，而是尋找生命的意義。這提醒我們，在絕望的邊緣時，我們可以重新問自己：「我還有什麼未完成的使命？還有誰在等待我？」法蘭克指出，人即使在最孤立的狀態，也可以透過回憶愛、創造、甚至是承受苦難的勇氣來賦予生命意義，人依然擁有選擇態度的自由，即便在無法改變的處境中。即使我們無法控制老化、病痛或被社會邊緣化，但我們能選擇勇敢面對，這種態度本身就是有尊嚴的表現。

    今天，我們的社會福利網讓我們不致於要過著資源匱乏的生活，但我們卻很少認真探討生活的意義，所以，生活的品質不斷下降。誠如法蘭克所提醒：「人類不是為了逃避痛苦而活，而是為了尋找意義而活。」在越來越長壽的生活裡，又或是生活艱困得想自殺，更在孤獨死的邊緣時，我們都要努力追求人生的意義。當我們仍覺得「我還有值得活下去的意義」，那怕再微小的希望，也足以挽回一條寶貴的生命。

從小學會衝突管理，或能避免倫常悲劇

 

    一向人倫關係良好、治安不錯的小城澳門，近日卻上演了一場血腥且令人心碎的家庭悲劇。一對年逾六旬的親兄弟，疑因金錢糾紛積怨多年，最終哥哥涉嫌以金屬水喉通狠擊胞弟致死。四十八小時後，嫌疑人攜同兒子再次登門，兒子驚見叔父倒臥血泊中、氣絕身亡。面對無法挽回的後果，哥哥情緒崩潰，反鎖自己在房間，最終從高處墮下、當場死亡。這段原本應該血濃於水的手足情，竟以一死一自殺收場，讓整個社會震驚之餘，也再次敲響無法忽視的警鐘。

    這場悲劇，表面看似是金錢與情緒衝突的結果，實則背後反映的是我們整體社會對於「衝突」的逃避與無知。它不只是一次衝動失控的暴力事件，更是長年情緒積壓、溝通缺失、教育缺位所釀成的惡果。事發之後，社會大眾不禁追問：「怎麼會走到這一步？」「難道沒有人可以阻止？」「真的不能好好坐下來討論甚至只是爭論嗎？」其實，答案往往早已藏在我們每個人的童年與成長過程中。倘若我們從小就在家庭與學校裡學會面對衝突、處理情緒、理解溝通與修復的重要性，也許，這類悲劇的發生，便不至於如此頻繁、如此沉痛。

教育的四個面向：過去、當下、未來與死後

    教育不應只是一條單向的知識灌輸通道，它其實有著四個相互關聯的面向——過去、當下、未來與死後。

    「過去」即歷史，這是目前學校教育最常著墨的一環。我們從語文到歷史，從數學到科學，幾乎所有學科都以過去為起點，教導學生理解已發生的事。然而，當教育過度著眼於歷史，便容易與學生的當下生活脫節，失去啟發人心與引導行為的功能。

    「當下」是教育中最被忽視的環節。這個面向，關乎學生如何活得快樂、活得有意義，如何在人際互動中建立健康關係、發展自我價值。可惜，目前的學校教育往往缺乏對學生心理與情感層面的引導，使得孩子雖知「何為古今中外」，卻不知「如何與人相處」，更遑論「如何處理衝突」！

    「未來」的面向，是教育的預備功能，預備學生迎接未知的社會與人生。傳統上，這是學校重要使命之一。不過在人工智能與資訊爆炸的當代，知識更新速度飛快，昨天尚屬主流的理論與技能，今日可能已被淘汰。許多專業如設計、法律、甚至醫療領域，正逐步被智能科技所取代。孩子們若只學會吸收知識，而不具備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未來恐怕仍將無所適從。

    教育預備說是十九世紀由英國綜合哲學家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所創立的一種理論。斯賓塞以為教育的主要作用，在於預備完滿的生活（Complete living），使個人有能力經營五種完滿生活的活動，即對於自我生存的直接活動，對於自我生存的間接活動，對於生存和教養子女的活動，參加社會或政治關係的各種活動，及休閒娛樂的活動。愛人如己、與人為善、懂得管理衝突想必是當中重中之重的能力。

    至於「死後」的教育面向，包括宗教與非宗教性的概念。宗教的面向正是當前教育學校經常忽略的教育面向。如果，我們的教會學校樂意多教死亡教育，讓學生懂得死，換句話說，就能更懂生的意義與價值，就不會動輒以各種暴力去解決問題。非宗教的面向是探討個人留下的生命意義、對他人、對社群、對未來世代產生了什麼影響？

    若將這四個面向比喻為組成木桶的四塊木板，都是短、殘、不全，都無法回應學生的真正需要。莘莘學子長期在接受離地不全的教育，才導致許多社會罪案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當我們長期忽視孩子的生活實況與情緒世界，就容易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知識豐富卻情緒貧乏的成年人，成為社會衝突與悲劇的犧牲者。

衝突管理：教育中最缺席的一課

    在華人社會裡，「家和萬事興」意味著一人少一句。許多家庭與學校，對衝突採取迴避態度，甚至將其視為不祥之兆，極力避免。於是，多數孩子從小學到的，不是如何處理衝突，而是如何壓抑情緒、避免爭執、維持表面和平。

    在家中，長輩常對孩子說：「唔好駁嘴」、「唔到你出聲」，潛移默化地傳達出「衝突是不應存在的」訊息。這讓孩子不敢表達不滿，甚至認為「有意見」等同「不孝」、「叛逆」。

    在學校裡，情況也好不了多少。老師常常獎勵「乖」、「安靜」、「守紀律」的學生，而對敢於發問、表達不同意見的學生則貼上「麻煩」、「不合作」的標籤。當學生之間產生矛盾，處理方式往往是叫雙方道歉了事，從未引導他們去理解衝突的成因，或學習如何解決矛盾、修補關係。

    這樣的教育模式，最終養出了一代又一代缺乏情緒智商、溝通技巧與衝突管理能力的成年人。他們一旦面臨人際衝突，不是選擇沉默壓抑，就是爆發暴力或情緒失控。他們誤以為「退讓是懦弱」、「輸了就是輸了」，卻從未學會「對話」、「妥協」與「尋求協助」才是真正成熟的力量。

復和教育的缺席：修補機會的錯失

    比逃避衝突更嚴重的是，我們的教育從未教導如何「修復關係」。許多人以為道歉就是全部，沉默就是解決，時間可以沖淡一切傷害。然而，真正的情感裂痕若未被理解、接納與處理，只會愈來愈深，最終破壞彼此的信任與連結。所謂「復和式教育」（Restorative Education），便是針對這種教育缺口而設計。它源於「復和司法」的理念，強調關係的修補而非懲戒。當衝突發生，重點是讓雙方有機會表達、傾聽與理解對方的感受與立場，尋找和解與復和的可能，而不是變成「誰大誰惡誰正確」。

    若我們的教育系統能早日引入復和式對話、情緒智商訓練、非暴力溝通技巧，許多內心積怨多年、難以啟齒的情緒，或許就能及早有出口，避免最終變質為仇恨與暴力。

如何從家庭與學校開始教導衝突管理？

    從家庭做起，父母應以身作則，創造願意對話的氛圍。當夫妻間有矛盾，不必總是「大人私下處理」，而應在適當時機讓孩子看到父母也會爭執，但可以和平表達、願意妥協、懂得復和。孩子需要看到「衝突後的關係依然能夠修補」，這樣他們才不會對衝突產生恐懼，或以暴力作為唯一出口。

    此外，父母應接納孩子的情緒與意見，不再以「你同我收聲」、「唔好駁幹咁多嘴」，而是學習傾聽與引導。可以定期舉行「家庭會議」，讓每位家庭成員都有表達想法與情緒的機會，從而建立協商與合作的家庭文化。

    學校方面，衝突管理應納入正規課程。情緒教育可以從認識情緒、表達情緒，到如何在激烈情緒中冷靜下來；透過角色扮演、情境模擬等方式，訓練學生在衝突中尋找雙贏方案。復和式對話圈（circle time）也是一個有效做法，讓學生定期圍坐討論班級內人際互動、矛盾與感受，建立支持性的同儕關係。

社區也需要支持：培養非暴力文化

    家庭與學校之外，社區的角色同樣關鍵。政府與非政府機構應設立家庭調解中心，提供第三方中立協助，幫助有衝突的家庭尋找對話的可能。心理支援資源亦需普及，並消除求助的羞恥感，讓心理健康不再是禁忌，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我們應在整個社會中推動「非暴力文化」，將情緒管理與衝突處理視為每個市民都應具備的基本素養，從教育、法律、傳媒到日常生活中，全面提升社會的情緒智能。

    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培養完整的人。澳門這場家庭悲劇，雖已成歷史，卻不能就此被遺忘。它不應只是短暫的新聞話題，更應成為我們對教育體系與社會結構深刻反思的契機。

    衝突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從不教孩子如何處理它。愛與關係的破裂，從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無數次錯過對話與修復機會的累積。真正的教育，從來不只是考試與升學，更是教會孩子如何活出完整的人生。

    如果我們能從今天起，從家庭、學校到社會，共同教導孩子面對衝突、理解他人、學會修復，這將是我們給下一代最寶貴的禮物。讓我們記住這場悲劇，轉化成社會進步的力量。願逝者安息，願生者清醒，願和平之道，從教育開始。

從大學學費暴漲到全球Z世代拒讀大學的教育反思

     丁遠昭，一個近日很受關注的名字。三十九歲的丁遠昭於二○○四年參加高考時考取700分的高分，先後獲得清華大學本科學位、北京大學碩士學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博士學位以及牛津大學碩士學位。丁遠昭在自拍的影片中，駕著電單車送外賣，他直言「大家以後的工作也許都差不太多」。

    影片引來網民兩極反應，有網民表示浪費才能「讀這麼多書去送外賣」、「哎～上大學意義何在」，另有網民則讚其能自食其力，可以「放下身段送外賣」、「勇敢面對人生低谷，做法完全無問題」、「好厲害，清華北大送外賣」、「外賣天花板啦，老表加油」，亦有網民質疑其炒作。

    眾所周知，大學學歷不斷貶值，學費卻不斷攀升？大學學費突飛猛漲，到底在釋放什麼信號？為什麼Z世代與他們的直升機家長都開始覺醒，大學不再是職業保障，亦未必是社會流動的不二選擇。

一切由廉價的大學學費開始說起

    在很久以前，內地大學的學費其實是非常「便宜」，雖然不屬於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福利」，但它卻長期享受著 「類公共福利」的地位，公立高校超過六成經費來自政府，學費二十年幾乎沒漲過，遠低於實際培養成本。一九八五年以前，中國大學幾乎全由財政包底，大學生不僅不用交學費，還有獎助學金及各種補貼，畢業就分配工作，堪稱「天之驕子」。那些年，全國普通本科畢業生不到129萬人，博士還不到1000人。

    時移世易，大學的「公共福利」角色卻在悄悄退出舞台，轉折出現的背景，是大學生數量的爆炸式增長。從一九九九年開始，高校連年擴招，升學率從4%飆升到近60%，大學從「菁英教育」變為「全民高等教育」。大學生人數從一九九九年的150萬人，到二○二五年的1222萬人，翻了近八倍。

    與此同時，大學也變成了一個龐大的「資金黑洞」，財政負擔急劇上升。二○二五年大陸教育部的高教撥款為1143億元，比二○二四年預算執行額還下降了約4.7％。這意味著，在畢業生數量再創新高、民辦學校擴張迅猛的鋒面，中央財政分配給高等教育的「蛋糕」反而變小了。

    隨著科技、設備及各種人力成本的漲價，隨之而來的，是整個體制的遽變。二○二五年，大陸全國已有二十多個省份上調高校學費，平均漲幅10%至15%，部分地區如上海、四川、吉林漲幅甚至達20%至35%。貴州大學將本科專業學費從5000元上漲至6500元，漲幅30%；雲南大學從4200元漲至6000元；北京工業大學則逼近9000元；與此同時，民辦高校甚至年花費突破4萬元。對比之下，城鎮居民二○二四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49302元，鄉鎮居民為19605元。也就是說，一個孩子一年的大學學費，足以掏空一個普通家庭全年工資。

    當學費漲價潮來襲，公立高校、民辦高校，都不約而同選擇漲價補缺口，甚至跑馬圈地。一些民辦學校的生意經，靠的不是科研教學，而是「擴招＋高價＋低成本」的生財套路。數據顯示，大陸全國高校總數超3000所，其中民辦高校764所，佔比四分之一。這些民辦高校背後多為高盈利性教育集團主辦，有接近50%的回報率，遠超多數製造業公司，直逼互聯網企業，對於民辦學校來說，一個學生四年下來十多萬元的學費，簡直成了「穩定的現金流」。

    相比之下，公辦高校漲價則更多屬於「自救」。如果把大學想像成一家自負盈虧的「企業」，更能很好理解資產要存活，服務要承包，學生要變現。這些只是「開源節流」的初級操作。更深一層的動作，是大學開始將「資源」當成產品賣，如圖書館、體育館、停車場按小時計費；再如圖書資料按「借閱配額」分級收費；還有「成人教育」、「繼續教育」、「非學歷證書項目」變成增加收入的資源。現在，連教學樓、報告廳、實驗室的命名權也可以以捐贈永久鐫刻姓名，甚至如香港及歐美國家，通過教學樓冠名籌得豐厚資金幫補營運。

    無獨有偶，歐美諸國都在來年有若干學費調整，美國大學約加3至4%，普遍漲幅溫和，但歷史悠久的「菁英高校」學費漲幅明顯更高。英國增幅為3.1%，是八年凍結後首次上調。荷蘭勁增13%，瑞士國際生暴增200%，從二○二五秋季起，國際學生負擔激增，被視為管理成本壓力與資源分配調整。

    經濟不景氣，家長收入不理想已經是全球普遍現象，這些情況在在影響入讀大學的意願。當財政不再兜底，大學的「成本」開始層層轉嫁到學生和家庭頭上，大學就成了對學生家庭的「結構性融資」。大學曾經是學子及其家庭扭轉命運的分水嶺，如今是價格拉開了大家的階級斷層線。曾經，上大學是國家動用資源培養你；現在上大學，是你要為國家社會建設而先「投資自己」。

大學學歷貶值趨勢不可擋，近四分一Z世代後悔讀大學

   《財富》雜誌引述求職專家表示，年輕人對讀大學的看法正在逆轉。大學學位、本科畢業證書，曾經被視為求職和實現經濟穩定的入場券，但不斷增加的學生貸款債務和不穩定的就業市場，讓獲得學位不再是必然結果，反而變成一個沉重的負擔。現在，追求高等教育的人愈來愈多，職位卻愈來愈少，再加上科技飛速發展，不確定性更大，保障更少。

    根據多項職場調查顯示，四分一Z世代後悔讀大學，或希望自己當初選中更賺錢的學科去修讀，只有三分一希望自己當初選擇科技、金融、工程或醫療保健等工資較高的領域。許多Z世代學生覺得，當初有人告訴他們讀大學是唯一出路，卻發現擁有高學歷的人都就業不足或被忽視，質疑大學是否仍有真正價值。

    根據《教育數據倡議》（Education Data Initiative）報告，大學的平均學費不斷增加，但讀大學的「性價比」愈來愈低。家長也開始意識到大學學位正在貶值。American Student Assistance近日對3000多名初中和高中生進行的另一項調查顯示，70%表示他們父母更支持他們放棄大學教育，轉而選擇其他途徑如職業訓練學校或學師。家長們正在覺醒，大學教育的投資回報今不如昔，因為成本高得離譜，而且結果也充滿不確定性。學生們目前面臨有史以來最高的債務，但畢業後的就業保障卻幾乎不存在。

    澳門情況亦不理想，每年，平均一個高三班級的學生就有一半可以保送進大學，年年有超過80%的高中生入讀大學，雖然澳門失業率只在2.5%，但人浮於事，找工作難，找到心儀的工作更難。這一切，都會形成讀大學越來越沒有用的社會氛圍。或者說，讀大學好像沒太大作用，但是不讀，前途更堪憂。

    隨住人工智能（AI）開始接管「神科」的工作，過去被視為出路好收入高聲譽佳的「神科」，如醫學及法律等科目，就算是當時得令的工程、電腦科學和市場營銷等技術性更強學位的專業人士，都因為人工智能的入侵而遭到解僱。年輕人及其父母的心態從「一定要上大學」變成「先活下來、再談理想」。當生活壓力從教育債務襲來，才意識到社會早已改變，非上大學不可的傳統教育觀念卻越來越不現實了！

上大學不再是成功的唯一出路

    李嘉誠、喬布斯、馬雲等改變世界的人物，都沒有完整的大學學歷。如今，在AI和自媒體快速發展的時代，自學能力、創新精神、解決問題的能力，遠比一紙文憑更值錢。AI正在取代一部分傳統白領崗位，「神科」也不再是穩賺不賠的保證。如果說過去是「考上大學改變命運」，那麼現在，是「你自己創造命運」。

     Z世代不再相信「沙紙換未來」的神話。他們看得見現實，也質疑傳統。他們不是叛逆，而是更早看清了殘酷事實：大學不是捷徑，而是選項之一。是時候，撕下「唯有大學才能成功」的標籤了。

    不是每個人都該上大學，也不是不上大學就代表失敗。真正的教育，不應該是階級上升的篩子，而是每個人自我成長的工具。Z世代與他們的父母，正在共同經歷一場觀念的覺醒：當政府與父母不再兜底，個人的明智抉擇與策略，才是突圍的關鍵。上不上大學，不該由傳統決定，而該由自己的人生規劃與現實條件共同決定。逃避沒用，覺醒才有出路。

別繼續培訓功能性愚蠢的孩子

     從小，我們就被調教成只會背誦、默寫、透過標準答案贏得所有考試，甚至躋身名牌大學，以卓越的成績畢業，然後晉身企業高管，又或是考上安穩的公務員，過著等下班、等放工、等出糧，最後等死的生活，卻從不學會追問生活是為什麼？原來，我們身處的教育場域，提供盡量不思考不存疑的教育，在接受溫水煮蛙的「功能性愚蠢」（Functional Stupidity）馴化教育。 

解構「功能性愚蠢」

    在納粹德國一九三三年，基督教著名牧師迪特里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曾經發表的鴻文《論愚蠢》說：「愚蠢的本質不是智力的問題，而是人性的問題。有些人的智力非常之高，但因此可能非常愚蠢；有些人智商不高，卻不愚蠢。愚蠢不是先天的缺陷，而是特定社會環境的產物，是人在某些條件下所選擇的結果。在某些環境中，人們會集體地陷入愚蠢，自己使自己陷入愚蠢。」

    到了二○一二年，瑞典學者麥茨．阿爾維森（Mats Alvesson）和安德列．斯派瑟（André Spicer）在合寫的名著《愚蠢的智者：工作中的思维陷阱》《The Stupidity Paradox: The Power and Pitfalls of Functional Stupidity》中，將潘牧師的想法擴展，提出「功能性愚蠢」這個概念，主要用來描述一種在組織或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就是人們明明有能力思考、質疑或反省，但卻選擇停止思考，以促進效率與和諧。這種愚蠢不是出於智力缺陷，而是「功能性的」，因為它對組織高效運作有明顯的幫助。

    「功能性愚蠢」是指「反思性思考、質疑和智力參與的拒絕，儘管個體具備進行這些活動的能力。」這種愚蠢之所以「功能性」，是因為它強調是子女必須服從父母，學生必須服從老師，下屬要絕對服從上司，捍衛團隊和諧，極力避免衝突，就可以換取父母的悉心栽培，獲得組織的稱讚及回報。但要付出的代價卻是非常沉重，諸如壓抑員工的創意，杜絕一切促進組織進步的批判思維，硬要員工啞忍種種不合情理制度，甚至不理即將出現的危機及重大失誤。

    阿爾維森和斯派瑟指出，「功能性愚蠢」主要體現在三個面向：一是缺乏反思，不問為何而做，只關心怎麼做；二是逃避正當辯論，不追問政策或決策的合理性，只重程序與權威；三只關注狹隘的意義，忽視長遠價值，只追求眼前指標及排名等。

功能性愚蠢如何在教育場景中具體表現

    學校作為社會的最基層組織之一，本來的使命在於啟蒙學生，引發學生的好奇與創意，培養他們有獨立思考，按良知理性去踐行公民應有的素養。可是，現實往往相反，許多學校，甚至整個教育體制都在製造「功能性愚蠢」的學習機器。

    學校如何實踐「功能性愚蠢」？在現實教育場景中，學生經常被訓練「怎麼做」而不是「為什麼這麼做」。數學解題講究的是「標準步驟」，作文需要「格式與公式」，連辯論比賽也重視技巧勝過觀點的深度。這種教育制度迴避「為什麼」的追問，忽視學科的根本精神，如數學的邏輯性、歷史的因果與多元解釋，導致學生只求結果不問過程，久而久之，反思能力被閹割。

    當學生或家長質疑課程設計、考試內容，學校往往以「政府要求」或「法律規定」作為回應，沒有創造討論甚至辯論的空間。老師難以公開質疑課程大綱，學生也被排除在教育政策討論之外。教育變成了一種「不能辯論、無需質疑」的權威實踐，邏輯學、批判思考、倫理辯證等課程也常遭邊緣化，甚至被刻意排除，甚至教育被質疑是徹頭徹尾「馴養」工程。

    學生的價值被縮窄為成績、排名、KPI，學校追求的是升學率、國際評比、標準化測驗的表現，而非學生的好奇心、批判力與公民意識。學生自然學會在體制中找最安全的方式生存——迎合、服從、模仿。這正是「功能性愚蠢」的最佳結果：不質疑、不挑戰，只求不犯錯、安穩過關。

    「功能性愚蠢」的教育制度培養出「乖巧」、「聽話」的好學生，實則是在訓練對體制絕對服從的不思考的機器人。他們擁有操作機器與完成任務的能力，卻無能力提出意義上的質疑或倫理上的判斷。當他們進入職場時，也將成為另一個不反思、不辯論、不干預的齒輪。這是一種奴化式教育，不是用暴力壓制，而是用制度安排讓你不再思考、也不覺得應該思考。

借鏡芬蘭融入思辨邏輯跨學科與法國的專門哲學思辯課

    芬蘭教育體系中，小至中學階段並沒有獨立標注為「邏輯」或「哲學」的科目，而是透過整體課程設計將邏輯、推理與倫理思考融入跨領域學習。早在二○一四年芬蘭頒行的國家核心課程，從小學到中學階段目標之一是培養學生「學會思考」，包括生成與分享想法、分析、推理、反思、倫理判斷與批判資訊等。所有七至十六歲的基礎教育均需至少一年導入一次跨科主題式學習，例如氣候變遷、生態系等；學生需自行設定問題，收集資料、跨學科協作、發表成果，過程中發展推理與批判思維技能。上中學後，學生會接觸名為FI1、FI2、FI3等模組的哲學課程。FI1教授哲學方法、論證結構、邏輯謬誤、認識偏誤與認知偏見、批判性媒體識讀等核心思辨技能；FI2學習德性倫理、義務倫理、後果論等應用倫理課程；FI3學習分析正義、自由、不平等、權力與社會制度，並應用於公共議題。

    法國學生到高中，可以選修「人文哲學特化」課，每週約四小時，主題包括「語言的力量」、「世界觀」、「尋找自我」、「人性議題」等更深入主題，由哲學科與文學科老師共同授課。自二○二○年後，哲學是高中最後一年的必修科目，完整納入普通高中學生的核心課程，學生每週必修哲學課約四小時，於六月參加統一的哲學考試（寫作＋論說文），及格才能進大學。

重構澳門中小學的思考課程

    學校應在基礎教育階段引入邏輯學、批判性思考、哲學導論、公民倫理等課程。這些課程不應僅是選修或只給一個等第，而應納入主體課程。學習如何推理、懷疑、辯論，是公民身心社靈健康發展的核心能力。

    課堂應該允許學生發問、挑戰教學內容、對教材存疑。老師的角色也應轉向引導反思與討論，而非單向輸出知識的權威者。建立一種可以質疑的教學文化，是反「功能性愚蠢」的第一步。

    打破「考試至上」的評量系統，納入專題研究、跨領域整合報告、創造性表達等方式，鼓勵學生用多樣方法表達對知識的理解與思考，讓學習回歸其根本目的：理解世界、建構自我。教師本身也需擺脫「制度中執行命令的人」的角色，獲得更多課程自主權與學術自由，讓老師可以針對學生實際情況設計課程，而非機械執行教學指引。

    當然，目前在大學教育學院，邏輯、哲學及道徳教育只是可有可無的學科。一個師範生理應在大學四年受足夠的思維培養，能夠隨時理性思考，懂得獨立批判，甚至視討論辯論為喜好，這樣，才能在正式擔任教師時做好自己的本職。

    我們正在教孩子怎麼活，還是教他們怎麼順從？「功能性愚蠢」不是偶發現象，而是權力與組織邏輯的產物。當學校教育系統化地避開思辨、壓制好奇、懲罰質疑，那麼我們不只是在教書，而是在訓練未來的服從者。真正的教育，不該是讓人「變得乖巧」，而是讓人學會思考、敢於發問、懂得反省自己所處的世界。若我們不從體制本身開始反思與解構，「功能性愚蠢」將會繼續複製，世世代代不會停止。

    身處「食腦」的AI年代，如果我們的教育制度只是因循培養讀書的機器，那很快計就會被AI取代。當特區政府求才若渴，不斷告訴全澳門市民知道如何重視人才培養，如何提高人才委員會的效能，還積極引進更多國際人才來澳。原來，我們的教育一直走在南轅北轍的路上，一直被保守威權的教育體制拖著後腿。如果我們真的要成為國際AI發達的城市，意味著我們要培養尖端的創意人才，而這些人才正要透過邏輯思維、哲學思辯及自由批判才能完成。

「習得性無助」VS「習得性快樂」

 

    澳門是個彈丸小城，每隔兩三天，就發生自殺案，從青春少年到年邁長者都有。常識告訴我們，人只會置身極端無助的困境才會萌生了斷的念頭。澳門是個福利很不錯的社會，從政府到社團都力倡互助文化，可是，現實生活裡，無助的場景無處不在，處處都在。我們每一個人，從小到大，總會經歷過無助的煎熬，深深感受過無助比病痛更難受。細心查找，原來，我們從小就經常活在一個習得無助的家庭與學校而不知覺而已！

什麼是「習得性無助」？什麼是「習得性樂觀」？

    「習得性無助」是心理學家馬汀．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和史蒂文．梅爾（Steven Maier）在上世記六十年代展開的經典心理學實驗，一隻狗若經歷過無法控制的電擊，後來即使有逃生機會，也不會嘗試逃脫，因牠學會了「我的行動無效」。轉換成人類層面，就是反覆遭遇不可控的困境後，產生認知歪曲，認為自己無能改變局勢，進而主動放棄努力，產生抑鬱、動機喪失與情緒低落等症狀。「習得性無助」不是個別心理疾病，而是一種系統性現象，當人們長期面臨不可控的制度阻礙與反覆挫敗，學會放棄，即使改變可能依然存在，但他們已不再有勇氣嘗試了！

    塞利格曼並不是一個悲情心理學家，只看到人生的負面，而是能從負面中突圍，發展出快樂的人生。所以，他的心理學理論歷經三個重要階段，彼此相連、遞進發展，形成一條從理解「無助」到實踐「幸福」的完整心理成長路線。

    第一階段是「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在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塞利格曼透過動物實驗發現，當個體反覆遭遇無法控制的負面經驗後，會產生一種「不管怎麼做也無法改變現況」的信念，進而產生逃避、放棄與抑鬱的行為傾向。他用這一理論來解釋人類在面對長期壓力與失敗時所產生的無力感與失去動力的社群現象。

    到了第二階段是「習得性樂觀」（Learned Optimism），進入九十年代，塞利格曼開始思考與「無助」相反的心理歷程，如果人可以學會無助，那是否也能學會「樂觀」？他提出了「歸因風格」（explanatory style）的概念，認為我們對事件的解釋方式會深刻影響行為與情緒，諸如「習得性無助」的人，會將負面事件解釋為是我不好、永遠都會如此、每件事都會這樣。而「習得性樂觀」的人，則傾向將負面經驗視為那是環境使然、這只暫時性的、不會影響其他領域。塞利格曼指出，這種歸因風格是可以透過訓練調整的，人可以主動學會更健康的思維模式，從而減少無助感並增強行動力與希望。

    到了第三階段是正向心理學與快樂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 & Happiness Theory），即踏入本世紀之初，塞利格曼認為心理學長期以來過度關注心理疾病與治療，而忽略了如何幫助普通人「活得更好」。於是他創立了「正向心理學」，其核心精神是探索人類的優點、美德，以及達致幸福與人生意義的方式。

    在這一框架下，他提出了「PERMA 模型」，說明人類幸福感來自五個主要面向：P是 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例如快樂、感恩、希望、滿足等正向心理感受；E是投入（Engagement）：當一個人專注投入某項活動，如藝術、閱讀、運動等，進入「心流」狀態，會感受到高度滿足；R是良好關係（Relationships）：與家人、朋友、社會的連結是人類情感的基礎來源；M是意義（Meaning）：人需要感受到自己屬於某個超越自身的價值系統，例如信仰、志業、社會使命等；A是成就（Accomplishment）：人對自我成長與達成目標的需求也是幸福感的一部分。

    從這三個階段來看，塞利格曼的心理學思想是高度連貫的，起初他觀察人如何在不幸中變得「習得性無助」；接著他發現人其實可以透過改變解釋世界的方式來重新點燃習得性樂觀；最終他將目光轉向整體的幸福感與生活品質，建立出一個積極、建設性的正向心理學或快樂心理學。簡言之，他一生的研究從「治癒痛苦」走向「培養幸福」，從理解人如何跌倒，到教導人如何站起來，並活得更樂觀個有亮點。

如何走出無助，學會快樂的生活？

    塞利格曼經過長年困在「習得性無助」的實驗裡，幾乎自己都變成一個「習得性無助」的受害者，幸好，他終於能撥開雲霧見青天，開創出「習得性樂觀」與「重建自我效能」的理論與策略，以對抗無助感。

    很多人從小到大，都經歷過一種無力感，諸如努力也沒用，怎麼做都改變不了什麼。這種「無助」不是一朝一夕產生的，而是長期累積下來的感受。當這種無助感變成一種習慣，我們就會漸漸失去信心、失去動力，甚至覺得活著沒意思。但是，我們可以選擇不要一直待在那個黑洞裡，我們可以一步步學會樂觀，重拾生活的力量。

    塞利格曼發現，無助與樂觀往往是一念之轉，換句話說，同樣一件事情，在於我們的解說，舉例，眼前放了半杯水，無助的人只看到已經沒有一半了，但是，樂觀的人會看到還有一半在。原來，換一種想法，看事情的角度會不一樣。當事情不順利時，我們常常第一時間責怪自己：「一定是我不好」、「我就是做不到」、「我總是失敗」，這種想法會讓人越來越無力。但是，如果我們試著換個樂觀的角度想：「這只是暫時的挫折」、「不是每一件事都會這樣」、「我們可以學會怎麼處理」，就會發現，心情和行動也會跟著改變。事情本身或許沒變，但我們的心態一變，就已經踏出改變的第一步。

    沒有人能一下子變得有自信樂觀，自信與樂觀是從很多「做到了」的小小經驗累積出來的。我們可以從一些小事開始，比如今天早起了、今天做完一件一直拖延的事情、今天願意試試新東西……這些小成功，會帶來一點點的小確幸，會讓我們慢慢找回「做得到」的感覺。記得提醒自己，不是沒有能力，而是需要一點時間重新找回力量。

    當我們覺得世界很冷的時候，我們更需要與他人連結，有時候一句理解的話、一個真心的擁抱、一個陪伴吃飯的朋友，就能把我們從絕望裡拉回來。不是每個人都值得傾訴，但總會有人願意聽我們說話。主動去找，也是一種勇氣。關係需要經營，但溫暖是值得的。

    再來，我們需要做些讓自己投入的事，找回生活的節奏。當我們做一件事做到忘記時間，像是畫畫、做甜品、種植物、看小說、整理房間……這些「專心投入」的時刻，其實會給人一種很深的滿足感。這種感覺不吵不鬧，卻很踏實。它不是來自外面的掌聲，而是內心的平靜。找一件自己喜歡做的事，並且規律地去做，它會成為你穩定生活的錨。

    把自己的生活和「意義」連結起來是當前都市人最需要懂得的生活能力。我們都不只是為了吃飯、賺錢、上班而活。人活著，是需要感受到「我的存在有價值」。也許我們是家人榜樣，是朋友的依靠，是同事的溫暖，是社會的一份子。當我們願意為別人多付出一點，也會讓自己感受到活著的理由和意義。不要小看自己的影響力，有時候你一句話、一個行動，真的可以改變別人的人生。

    我們都有追求卓越的本能與本事，我們不只是活著，而是要「活得更好」。很多人以為快樂是天生的，有些人就是比較陽光、比較樂觀。但其實，快樂是可以慢慢練習出來的。我們可以練習對自己說：「今天辛苦了，但我還在努力」；我們可以練習多笑一次、多對人說一句好話、多肯定自己一次……這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習慣，會一點一滴地，讓我們從黑暗裡慢慢走向光亮。

    我們每個人，都可能在某個時候跌倒、迷失，甚至不想再走下去。但要記得不是沒有路，而是還沒看到那條明亮康莊的大路。我們可以學會樂觀，就像我們曾經學會過放棄及無助一樣。我們可以重新相信自己，就像我們曾經一度失去了勇氣與信心。這個世界雖然有很多讓人失望的時刻，但也有很多值得我們繼續走下去的理由。請大家記住，慢一點沒關係，但不要用悲觀及無助的心態放棄自己。

獨留兒童在家的原因、風險與預防之道

 

　　近日，一宗令人痛心的兒童墮樓事件引起澳門社會廣泛關注。夜呣街一名年約四至五歲的男童被獨自留在家中，疑因感到恐懼嘗試逃離，最終從廚房窗戶墮下，導致頭顱內出血，情況嚴重。警方調查發現，該男童已非首次被獨留家中，累計至少三次。事發當日，家傭雖有提供平板電腦娛樂男童就忙做家務，沒有時刻將兒童納入視線之內。然後事件發生後，男童的母親及家傭被警方拘捕，涉嫌遺棄兒童罪，並移送檢察院處理。社會工作局亦已介入調查及跟進該家庭情況。這宗悲劇不僅揭示了照顧疏忽的嚴重後果，也提醒我們應更深入探討獨留兒童在家的成因、潛在風險以及有效的預防措施。

　　澳門是一個高度發展的城市，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但在育兒支援與兒童保障方面，與歐美先進地區仍有不少差距。以托育資源為例，澳門日間託兒服務普遍集中於固定時段，未能覆蓋夜間、突發或非標準工時家庭。即便有外傭幫忙的中產家庭，若無清晰照顧規範與培訓，一樣存在安全漏洞。

　　社會對「兒童是家庭私事」的觀念根深蒂固，不少人將照顧責任視為家長個人事務，外人不宜干涉，忽略了兒童是受法律保障的弱勢群體。一名兒童的安全，絕非僅屬一戶家庭之責，而是整個社會之責。當「見到孩子哭在陽台卻選擇不報警」，當「看到幼童獨留家中卻不作聲」，我們其實都是悲劇的間接共犯。就像本次事件中，鄰居或大廈管理員是否曾發現異樣？家傭是否知道法律責任？母親是否曾試圖求助卻無門？整個系統是否缺乏提供一條「比獨留更可行的方案」？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每一位市民深思。

　　這個悲劇令人痛心，亦為社會敲響了警鐘。正如社工局局長韓衛所言，兒童的安全絕不能有「睇少眼」的僥倖心理。保護兒童，是每位成年人不可推卸的責任。唯有社會各界共同正視問題，建立完善的支援與預防機制，才能避免類似的傷痛再度發生，讓每一位孩子都能在安全、關愛的環境中健康成長。

　　表面上，澳門的失業率只有2.5%，失業率低，但是，綜觀現實情況，澳門人搵工真的很難，以學校工作為例，無論是老師，乃至於餘暇活動推廣員，動輒幾百人應徵。很多家庭不可能只靠一個人掙錢，雙職情況非常普遍，就算找不到一份正職，兩夫婦輪班開計程車、外賣配送已經很普遍，換句話說，就算有條件請家傭，獨留兒童在家已經成為生活常態。所以，要各方整體做好預防、發展及補救工作，從關注孩子的獨留在家的身心恐慌到法律保障都應做好。

為何家長會選擇獨留兒童在家？

　　獨留兒童在家的情況並不罕見，背後的原因多樣。在現代社會，許多父母同時需兼顧工作與家庭，尤其是單親家庭或雙職家庭，經常面對臨時無人照顧孩子的情況。在經濟壓力下，一些家長可能誤判風險，短時間外出時選擇將兒童獨留家中。有些家長誤以為家中環境相對安全，加上配備鎖門、防護窗或電子設備如平板電腦，即可短時間內「放心」離開。然而，他們往往忽略了兒童對危險的認知有限，突發狀況難以應對。更有不少家長並不了解將兒童獨留家中，已可能觸犯法律，包括遺棄罪或虐待兒童罪，亦未能充分理解相關行為所帶來的潛在傷害。缺乏公共托育資源與社區支援亦是被逼獨留兒童在家的因由之一。在突發需要外出的情況下，若缺乏彈性托育服務或緊急照顧選項，部分家長可能只能選擇讓兒童獨留，這凸顯社會保障系統在育兒支援上的不足。

　　獨留兒童的潛在風險實在不可輕視，無論時間長短，將年幼兒童獨留在家中都存在極高風險。兒童缺乏危機處理能力，容易因恐懼、好奇或意外行為而發生墮樓、觸電、火災等悲劇。長時間被孤立或面對恐懼感，可能對兒童造成焦慮、恐慌，甚至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家長或照顧者可能因疏忽照顧而觸犯法律，承擔刑事責任，亦會影響家庭完整性及兒童福利。

普羅家庭的法律素養嚴重不足

　　在澳門，仍然有很多家長不知道獨留兒童在家是犯法的行為，就算知道亦存在僥倖心理，以為不會出事，就算出事，只要向警察或社工求情就可以免責。現實是，獨留兒童在家並非完全「無法可管」，根據《澳門刑法典》第192條至第195條，若成年人未盡照顧責任，導致兒童處於危險中，可構成刑事責任。其中，《刑法典》第195條是「遺棄或剝奪援助罪」：若任何人將無能力自我保護之人遺棄、丟下，或使其處於無法自我照顧之境地，情節嚴重者可處以最高五年徒刑；如導致嚴重傷害或死亡，刑期更可提高。

　　再者，《家庭暴力法》（第2/2016號法律）已頒行快十年，《家庭暴力法》將虐待、遺棄或忽視兒童列為可追究的家庭暴力行為，並賦予社工及警方更明確的介入權限。另外，《兒童及青少年福利法》亦在草案研擬中，計劃明文列出監護責任及社福部門的早期介入條件，但目前仍未立法。該草案日後若能通過，將為處理疏忽照顧提供更具操作性的依據。

　　參照其他國家，英國雖然無法定「最低獨留年齡」，但根據《兒童及青年人法》（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Act 1933），如家長獨留兒童致其身處風險，可視為疏忽照顧，最高可被判刑。英國國家防止虐兒協會（NSPCC）建議不應任十二歲以下兒童不應獨留。德國雖未規定最低年齡，但重視「家庭支援優先」，設有兒童保護協作制度，如發現家庭照顧不周，社工可立即介入，並有法律強制性。美國多數州對獨留兒童有明確年齡限制，從八歲到十四歲不等，違者可能面臨罰款、社工介入，嚴重者將被起訴虐待兒童。日本未明文規定最低年齡，但有完善的社工通報制度。如兒童遭受遺棄或明顯無人看顧，鄰居可通報「兒童諮詢所」，並由專責單位評估是否介入監護。近年，這些國家更著力於普法教育，尤其婚前教育，提醒將來作為家長，必須明白法律保障子女的重要性，勸導他們要充份掌握各種家庭資源去照顧孩子。

如何有效預防悲劇重演？

　　根據資料數顯示，二○二四年澳門的住戶總數約為205,000戶，比二○二三年的204,400戶增加了600戶，住戶總數的增加反映了澳門家庭數量的增長。 換言之，如果當中有三份之一的家庭有十二歲的孩子，即是說我們有約六萬個家庭存在獨留兒童在家的風險。我們已經進入金融生活年代，我們已多多少少學會投資理財，自然掌握多少理財風險。但是，獨留兒童在家的風險評估與措施卻有待加強。

　　眾所周知，獨留兒童即便在家，也面臨大量潛在危險。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二○二三年報告，意外傷害是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60%以上發生在家中。十二歲以下兒童無自我保護能力，絕不應獨留。家居住環境並未如家長所料的安全。家居的窗戶露台是否已有安全防墜設施，插座未加裝保護蓋以防觸電，廚房器具無安全鎖以免釀成火災，藥物及清潔劑是否放置在孩子拿不到的高位上，定期檢查家居環境，移除潛在危險再者，幼童在無陪伴下可能產生恐慌、誤判情境，往往在大人的視線範圍外活動，造成很多不可彌補的意外。

　　家長切勿有「就幾分鐘」心態，意外往往發生於片刻之間。 應該 建立緊急照護網絡，如親友、鄰居、社區托育中心。加強家居安全： 如安裝防墜網、安全門鎖等。教育孩子求助方法，包括識別緊急電話、開鎖操作、基本自保常識。

　　政府與社會應採取的行動， 建立臨時托育服務，如提供短期、即時的托育支援。大力推動育兒教育，結合學校、醫療機構普及兒童照顧知識。補足立法補強漏洞，如明確最低獨留年齡、社工權限及懲罰標準。強化跨部門合作，教育、衛生、警察、社福等部門應協同機制，形成兒童保護網。

　　社會層面，各界社團理應建立互助文化。鼓勵社區鄰里互相照應，發揮「守望相助」精神。推動社會機構提供義工支援，例如臨時保母、短期陪伴等，減少家長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