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懸崖邊的學霸：為甚麼好學生會崩壞？》的感悟

 

    前幾天，在書展買了一本新書，名為《懸崖邊的學霸：為甚麼好學生會崩壞？》（英文書名：Never Enough: When Achievement Culture Becomes Toxic—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自出版以來，獲得了廣泛的國際關注和積極評價。該書在Goodreads上獲得了4.5分（滿分5分）的高評價；讀者普遍認為該書深入探討了當今社會對青少年的過度壓力，並提供了實用的建議來應對這一問題。總的來說，《懸崖邊的學霸》因其對當代教育問題的深刻洞察和實用建議，獲得了國際媒體、專家和讀者的廣泛讚譽。筆者一邊看，一邊勾起多年教過的學霸經歷，啟迪良多。

有身心健全的學霸，亦有心靈脆弱的學霸

    從事前線教育工作經年，遇過很多學霸，當中只有少數成為人生勝利組，反而有不少學霸反被學霸誤；許多學霸經常身陷懸崖邊緣，心靈異常脆弱，甚至崩壞。

    讀大學時，同寢室有一位來自香港的學霸，中英文俱佳的他，過目不忘，不需要溫習，大一英文就拿滿分。夜夜，我跟其他同寢室的同學都要挑燈夜讀時，他就坐在自己的座椅上，邊彈結他，邊寫英文情書給香港的女友。大一完了，他是全系第一名，拿到的獎學金足以寄錢回家給母親補貼家用。大二上學期，他突然消聲匿跡，原來已經退學，拿著優異的成績轉讀美國一所名牌大學。畢業回香港後，教了幾年書，發現自己更喜歡法律，又背起書包，跑到倫敦讀法律，幾年後畢業回香港，當起大律師，後轉成壓力較輕的事務律師，賺得盆滿缽滿，還當上多所基督教學校的校董。與大一晚晚寫英文情書的女友共諧連理，育有兩子一女，以非常虔誠的基督徒信仰過著優渥的人生。

    在我眼中，學霸簡直是人生勝利組，得天獨厚。可是，踏入職場，才發現許多教過的學霸，尤起自以為是的學生，一個又一個倒下來。筆者初出茅廬，在一所小學教書，班上有一位女同學年年考第一，堪稱全級學霸。不幸，考試期間，她突然得了盲腸炎，要進醫院做手術，只能補考，分數八折計算，變成考第二名，拿到我認為仍然很厲害的成績表，她嚎啕大哭，從此，成績一落千丈。另一個我教過的男學霸，是整個初中成績最優異的。有一次期末考，被老師抓到作弊，原因竟是懷疑自己保不住第一名，以為作弊可以確保拿到最高分數，要力保全級第一。當一眾師生知道後，都替他可惜。這位學霸無地自容，連課都不上，在家「自閉」了一整年。離開家門，再也不上學，去當廚房學徒去了。

    

《懸崖邊的學霸：為甚麼好學生會崩壞？》一書到底在說甚麼？

    這本暢銷書由美國多次獲獎的記者兼社會評論員珍妮佛．華萊士（Jennifer Wallace）撰寫，她經常為《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撰稿，並定期出現在電視上討論她的文章和其他新聞話題。她透過對美國六千個菁英家庭的第一手調查，深入分析了當今社會對學術成就過度重視的問題，並探討如何幫助孩子在高壓競爭中保有韌性與幸福感。這本書對當前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價值，因為它不僅揭示了成績至上的教育文化對學生身心健康的深遠影響，還提供了切實可行的建議，幫助家長、教師和教育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質。以下將從幾個角度深入探討此書對教育改革的意義。

一、對「成績至上文化」的深刻批判

    在當前的教育體系中，成績和排名往往被視為衡量學校、家長及孩子成功的唯一標準。華萊士透過翔實的數據和案例，展示了這種「成績至上文化」如何使學校、家長、尤其學生感到持續的壓力和焦慮。她指出，當孩子的價值與成績獎項直接掛鉤時，很容易失去內在的學習動機，並對自我價值產生極度的懷疑。換句話說，當我們一味追求學術成就時，很可能忽視了教育的本質，即培養全面發展的人，學校成為功利主義的推手，家長及孩子終日受「成績至上文化」的煎熬。

    華萊士的研究特別強調，當孩子的學業壓力過大時，他們往往面臨心理健康問題，如焦慮症、抑鬱症，甚至自殺傾向。這不僅影響孩子的幸福感，也對家庭和社會造成了巨大的負擔。這些現象警示我們，當前教育體系中的競爭文化已經對學生的身心健康構成嚴重威脅，亟需改革。近年，澳門青少年自殺非常嚴重，日前，東望洋新街一所學校又發生學生墮樓事件，萬幸的是不致於死亡。但是，事件屢屢發生，但各教育持份者仍束手無策。

二、從「外部驅動」到「內部驅動」的轉變

    華萊士在書中提出的一個核心觀點，學生應該從「外部驅動」（如成績、榮譽）轉向「內部驅動」（如志趣、熱情）。這一觀點對當前教育改革具有深遠意義。過度依賴外部評價容易讓學生感到疲憊和失去方向，而內部驅動則有助於學生找到真正的學習動力，成為樂於學習的主人。例如，教師可以設計更多啟發式課程，幫助學生探索自己的興趣和天賦，而不是單純追求標準化測試的高分。家長也應改變對成功的刻板定義，鼓勵孩子發展多方面能力，從而提升他們的幸福感和內在韌性。

三、重新定義成功的標準

    華萊士指出，當前社會對「成功」的定義過於狹隘，往往局限於學業和職業成就。她呼籲教育改革者重新定義成功，將精神健康、社交能力和道德價值納入衡量標準。這一觀點與當前全球教育改革的趨勢相吻合，如芬蘭的「全面素質教育」和美國部分地區推行的「社會情感學習」（SEL）就是明顯的例證。

教育改革應從單一的成績導向轉向全面發展。例如，學校可以設立多元化的評價體系，涵蓋學術表現、創造力、合作能力和社會責任感等方面，從而培養學生成為有責任感的全球公民。

四、強調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華萊士在書中對家長角色的分析為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視角，強調家長的期望和行為對孩子的成長影響深遠。過高的期望和不合理的比較往往會讓孩子感到壓力倍增，甚至成為走上絕路的最後一根稻草。因此，教育改革不僅需要在學校層面進行變革，還需要加強對家庭教育的指導。雖然，近年政府在多層面大力推廣家庭教育，但仍流於表面。政府和教育機構可以開展更多親子教育課程，幫助家長了解如何為孩子創造健康的成長環境。家長應學會欣賞孩子的努力，而不僅僅關注結果，並與孩子努力建構積極的人生觀。

五、建立支持性的學校環境

    華萊士在書中強調，學校應該成為支持學生身心健康的場所，而非競爭的戰場。這一理念為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例如，學校可以推行更多的心理健康教育，甚至將心理健康成為必修學科；再者，廣設心理諮詢機構，落實全校參與輔導模式（Whole School Approach），為學生提供精神、情感及學業支持，比遠水救不了近火的四級聯防有效得多。此外，減少「切香腸」的零碎測驗，減省不必要的考試壓力，增加體育、藝術和社會服務等課程，也有助於學生的全面發展。

把茶壺從火源上移開

    華萊士走訪了六千個美國家庭，見證了學霸的成敗，發現成也家長，敗也家長。她誠邀請家長思考以下問題：1.進入名校是獲得幸福的重要因素？2.

孩子學業上的成功，意味著家長教養的成功？3.童年不該有那麼多壓力？還是要提早培養孩子的抗壓性？為了對抗孩子日益嚴重的焦慮、憂鬱和孤立感，作為家長，我們有責任誠實地審視自身的焦慮，我們是想透過孩子實現自己未竟之夢，還是希望為孩子不可預測的未來先搭建出諾厄方舟？或者擔心孩子沒辦法獲得與自己相當的身分地位？同樣的勸諫都適用給學校及教育行政當局。

    《懸崖邊的學霸》一書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實用的建議，為當前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寶貴的啟示。它提醒我們，教育的核心應該是培養健康、幸福、有韌性的人，而非僅僅是追求分數和排名的「學霸」。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對成功的定義，強調學生的全面發展，並構建更支持性的教育環境。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實現教育的初心，為下一代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讀完博士後殺人VS殺人之後讀博士

 

    有留意香港新聞的朋友，也許仍然對前中文大學醫學院副教授許金山的殺妻女案有印象。二○一五年，許金山涉嫌以一氧化碳注入瑜伽球置於車廂內毒殺妻女，當時震撼全港。二○一八年許金山被裁定謀殺罪成，判囚終身。

    今年一月八日，香港懲教署赤柱監獄舉行證書頒發典禮，向過去一年報考本港各類課程及公開考試的多名在囚人士頒授證書。其中，被判終身監禁的阿俊（化名），經過二十四年鐵窗苦讀，在獄中由會考開始學習，到今年成功取得都會大學教育博士，成為首位獲本地大學頒授博士學位的在囚人士。

    聽罷這兩個故事，前者會讓人髮指，後者讓人欽佩。同樣是有博士學位，同樣都是干犯謀殺罪，亦同樣被判終身監禁，為何兩者予人的觀感會有天壤之別呢？這個問題涉及道德判斷、社會觀感，以及人性和社會規範之間的複雜交互作用，值得大家一起思緒飛揚。

先看看許金山博士涉嫌殺人故事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許金山妻子駕駛黃色德國寶馬牌轎車與次女外出，不久駕至西貢西沙路西澳村對出巴士站時，雙雙暈倒車廂內，經途人發現後送院，經搶救後不治。經法醫解剖發現兩人血液中的一氧化碳濃度達50%，懷疑吸入高濃度一氧化碳致死，但由於許金山當時有不在場證據，只好放人。許金山曾誤導警方是車輛機件可能有問題，以致一氧化碳滲漏，但調查該車輛維修情況，涉及其故障碼，需由寶馬的德國總公司解碼，最終國際刑警向德國查調，才得知一氧化碳並非來自車輛故障。換言之，許金山說謊。原來，警方發現四月八日，供應商曾把一瓶容量充達6.8立方米、純度99.9%的一氧化碳，送至許金山工作的中文大學李嘉誠醫學大樓內，購買者是中大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研究助理教授周昊翹，而他目擊許金山把一氧化碳注入兩個瑜伽球內並帶走。許金山訛稱此舉是為了滅蟲滅鼠，但警方查問過許金山的家傭，指案發前五個月都不見有老鼠蹤影。反而，家傭卻目睹兩人離家上車時沒有帶上瑜伽球。最終陪審團一致裁定許金山兩項謀殺罪成，依例被判終身監禁。二○二四年十二月，許金山案在高等法院重審，今年一月十四日上午，陪審團一致裁定他謀殺罪名成立，維持囚終身的判決。許金山堅稱不是因婚外情而痛下殺手；作為學者，亦不會愚蠢到將一氧化碳注入瑜伽球殺人，堅稱這是一場意外。不管如何，許金山妻女吸入過量一氧化碳而死，是鐵一般的事實，亦是一齣讓人扼腕的家庭慘劇。

    這宗羅生門案件尚在重審中，到底許金山是殺犯，還是清白之身，仍是一個謎。不過，許金山讀到博士，是有名望的大學教授，卻被判殺妻女，不管最後判決如何，其聲譽與前途已盡毀，予人道德淪喪的觀感亦難以洗脫。

後看殺人犯阿俊讀博勵志故事

    一月八日，香港赤柱監獄舉行證書頒發典禮，向多名在囚者頒發學業證書。脫下穿了二十四年的囚衣，現年五十一歲的阿俊（化名）披上博士袍，終於不用隔著冰冷的玻璃與雙親深情擁抱。

    廿多年前，阿俊是個血氣方剛的青年，自認價值觀極端偏頗的他，干犯了殺人罪，一九九○年被判終身監禁。只讀完中四就輟學的阿俊，在獄中深切反省，「人生是甚麼」、「自己做錯了甚麼」等問題一直困擾着。「當初犯案時道德觀出現問題，道德底線好低，所以先會犯案，我嘅道德觀令我經常不介意犯法」，期望透過讀書尋找答案。

    阿俊不想在監獄虛度光陰，在獄中考過二○○○年的會考，之後，讀過心理學學士課程，拿到學士學位後，阿俊再升一步完成碩士課程，於二○一二年畢業。阿俊越讀越有興趣，越讀越變得堅毅，於是，再報讀都會大學的教育博士課程，但中間多次未能通過公開遴選，到二○一六年才獲錄取。錄取不等於可以上課，在囚人士修讀課程的費用全靠社會人士資助，課程內容亦沒有優待他們，與在學學生無異，幸運之神臨於阿俊身，終於獲得有心人資助他讀博士。整整花了八年時間，沒有上網，只靠教授面授，還有託親友送相關文獻紙本，好不容易耗上四年時間完成以在囚人士求學為主題的博士論文，題目為《監禁的概念、羈押學習的概念及其相互關係》（The Conception of imprisonment, Conception of learning under custody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二十四年磨一劍，到底這趟旅程阿俊學到甚麼，或者可以從他博士論文的結論中窺探。阿俊的論文探討在囚人士的學習動機以及困難，其中一個發現是，令在囚人士最有動力學習的方法，是令他們有「Be a better man」的心態。鐵窗下進修逾廿四載的阿俊，成為香港首名在囚期間取得本地大學博士學位的人，亦是世界罕有能在獄中完成博士學位的囚犯。

    阿俊接受訪問，娓娓道來在獄中讀書的困苦。首先，懲教署有嚴謹的安全考慮，與一般人自由地學習「完全不可以比較」，監獄只會提供電腦，但不能上網，難以蒐集文獻資料，加上阿俊的英語水平不高，要比常人花更多時間查字典，他笑言那本厚重的字典已伴隨他二十多年，甚至用來代替枕頭。不過，他說最辛苦是面對身邊人的冷言冷語：「你要坐牢，沒前途、沒人生、沒希望，為甚麼你還要讀書？」慶幸多年以來，有不離不棄的家人支持。阿俊有多次想過放棄，但每次父母來探監時，都會勸勉他不要放棄，誠如父母從沒放棄過他一樣。

    在頒授證書臺上，阿俊哽咽問爸爸：「今天我這個小小的成就，不知可否成為你心中的驕傲呢？」其父在旁不斷用紙巾拭淚，稱阿俊的努力不枉費，盼他「繼續、繼續努力」。阿俊透露在獄中學習的艱辛，又指他十多年前出席同類儀式，當時母親表示：「你咁大個仔我都係第一次攬你」，自此，他用功讀書，就是希望每年都有機會給母親一個擁抱。

    阿俊自知犯了大錯，亦接受終身監禁的刑罰。可是，如有出獄機會，阿俊希望到教會事奉青少年，以過來人身份幫助他們。展望將來，阿俊指自己的英文水平只是僅僅足夠完成博士論文，正修讀英文語言研究，預計明年畢業。

讀完博士後殺人VS殺人之後讀博士

    博士象徵著受過高深教育、有專業知識和非常理性，因此社會對博士的行為期待更高。當一個博士去殺人，這種行為被視為極端違背社會對其身份的道德期待，會產生更強烈的震撼和譴責。在先擁有正面的社會身份後再犯下罪行，人們往往會覺得這是一種「墮落」或「背叛」，因此更容易激起憤怒。人們傾向於認為，擁有高深知識和專業理性的人更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為，因此他們的殺人行為更容易被認為是蓄意或冷血，因而引起更強烈的道德譴責。人們對於「知識分子」的形象通常帶有理性、謙遜、善良等正面特質，因此當博士殺人時，這種反差會引起更強烈的情緒反應。

    殺人犯的身份已經帶有負面的社會標籤，他們完成博士學業則被視為一種「正向反轉」。這種行為雖然不能抵消他過去的罪行，但在道德層面上，常被解讀為努力改過自新的表現，甚至可能受到讚賞。在先有負面行為後進行正面行為，人們通常會認為這是一種「彌補」或「進步」，因此容易產生寬容和欣賞。這通常被視為一種努力改變命運的積極行為，符合社會對「人性本善」的期待，因此道德觀感較為正面。相比之下，殺人犯原本已被視為「墮落」或「邪惡」的化身，他們讀完博士則是一種符合人們對「救贖」的想像，反差較小， 

    這種觀感與道德判斷的差異，反映了社會對於不同身份的期待，以及對行為順序和動機的敏感性。博士殺人被視為知識的墮落，而殺人犯讀博士則被看作人性的進步。這兩者的對比，其實揭示了社會對道德、身份和救贖的深層偏見與期待。所以，許金山殺妻女被千夫所指，十惡不赦；相反，阿俊卻被指猛然覺醒，勇於悔改自新，贏來不絕的歡呼之聲。

    目前，澳門監獄與聖若瑟大學合作，開設社會工作及工商管理學士課程，期盼在囚人能在獄中提升學歷，以便出獄後更容易重返社會。

轟動教育界半個世紀的的《歧視的一課》

 

    《歧視的一課》（The Eye of the Storm）是美國教師珍·艾略特（Jane Elliott ）在一九六八年發起的一項著名教育實驗。她在課堂上以「藍眼睛與棕眼睛實驗」為基礎，讓學生體驗到因膚色或身份特徵而受到歧視的感受，從而加深對偏見和歧視的理解。事隔超過半個世紀，加拿大公視記者巴斯珂·涂爾拜（Pasquale Turbide）有鑑於歧視問題比當年更嚴重，想仿效珍艾略特實驗，製作加拿大版紀錄片。此時魁北克小學老師安妮苦於學生小皮因過胖常遭同學霸凌，因緣際會認識巴斯珂後，促成電視台與校方攜手。沒想到，這個實驗引起全球的關注，在許多不同的國家，《歧視的一課》變成一課公民教育，課堂核心直指當代種種歧視議題，當然包括#MeToo運動。

一九六八年版的《歧視的一課》

    在課堂上，珍老師向班上宣布：「藍色眼睛的孩子比棕色眼睛的孩子更優秀，因為褪黑素會讓人的眼睛變藍，也會讓他們更聰明、更善於學習。」珍老師接著又宣布：「從現在開始，藍眼睛的同學請都坐在前排的座位，午餐的份量多一倍，休息時間多五分鐘、休息時棕色眼睛的同學不能進來，而且藍眼睛的同學還可以不用紙杯、直接喝教室裡飲水機的水，最重要的是，棕眼睛的同學不准跟藍眼睛的同學們一起玩。」

    珍老師話剛說完，班上一個藍眼睛的孩子馬上起身抗議說：「我爸爸的眼睛是棕色的，但他並不笨。」珍老師冷靜地提醒他說：「你不久前才說過你爸爸踢你喔。」然後問其他藍眼睛的孩子們說：「你們藍眼睛的爸爸有踢過你們嗎？沒有吧，這正是說明藍眼睛的人比棕眼睛的人更優秀。」然後，珍老師讓所有藍眼睛的孩子們去幫棕色眼睛的孩子圍上一條領巾，這樣大家更好分辨誰是藍眼睛、誰是棕眼睛，孩子們乖乖的順從了。

    不久，實驗開始發生變化，藍眼睛的孩子變得自信、快樂又活潑，棕眼睛的孩子們則變得傲慢、專橫、甚至敵視藍眼睛的同學們，但微妙的是，棕眼睛的孩子們同時還變的更孤僻、怯懦，甚至順從於藍眼睛的同學。放小息時，一個棕眼睛的同學打了一位藍眼睛的同學，老師問他為什麼，她說：「他叫我棕眼睛的！」老師接著問：「棕眼睛怎麼了？」學生回答道：「我覺得對方很卑鄙無恥！」接著，珍老師又發現，棕眼睛的同學們聚在操場的一隅，他們看起來悶悶不樂、羞愧且憤怒。

    大家想必為實驗的結果感到震驚，這麼短的時間裡、一個人為設置的條件，就可以這麼深刻的影響人們的行為。翌日，珍老師宣布：「其實我昨天撒謊了，真相是棕眼睛的同學比藍眼睛的同學更優秀。」他接著宣布：「藍眼睛的同學不准跟棕眼睛的同學們一起玩耍，因為你們沒有他們好，一樣，棕眼睛同學課間休息時、妳們不能進來打擾，喝水要用紙杯，還得圍上領巾。」接著，一樣的情況開始一一發生，只是角色逆轉，現在有自信、快樂的人變成了棕眼睛的孩子，而藍眼睛的孩子變得悶悶不樂、抑鬱、憤怒。再過一天，珍老師告訴孩子們真相說：「你們其實沒有任何不一樣，這些條件是我編的。」然後，拿出這兩天的測驗成績給同學們看，當孩子被歸類為比較高級的那一群時，他們的平均測驗成績遠比被歸類為下級時優異。

    珍老師透過這個實驗讓孩子們明白：「無論是個人或集體歧視，都為產生意想不到的惡果。尤其在權威人物的引導下，僅僅是眼睛顏色的差異，就足以讓兩個群體彼此敵視，更何況是其他像是『膚色、國籍、宗教、性別…等』更明顯的條件，這都值得我們警惕。」

二○○六年版的《歧視的一課》

    二○○六年，加拿大公視電視台與魁北克的小學老師安妮．雷布蘭克（Annie Rybnik）共同合作，在取得校方與家長的同意下，進行兩天「歧視」教育的實驗課程，並將過程紀錄為《歧視的一課》紀錄片。安妮老師將學生分成高、矮兩組，然後告訴他們，根據科學研究，矮個子比較優秀，下課可以先玩滑雪板，還讓高個子穿上紅背心。在一天的「歧視」課程，學生們從反駁、開心、流淚到失去自信，反應各有不同，並拍攝成紀錄片《歧視的一課》，沒想到引起廣大迴響，在加拿大播映，法語區七百萬人口中有一百萬人收看，也是該電視台國際版權銷售最佳的影片，甚至是法國的國小營隊、高等公務員訓練班的教材，包括台灣、日本電視台都引進，堪稱「預防歧視」疫苗。加拿大公視因此決定再推續篇，製作《歧視的一課：十年之後》，安排當年師生重聚，藉「同學會」觀察《歧視的一課》十年來對學生和廣大觀眾的影響，再次探討歧視的形成與破解之道。

    《歧視的一課》系列發揮影像的力量，促使魁北克立法規定學校防止霸凌與恐嚇，也透過教育系統成為防止歧視的素材，加拿大公視網路平台（curio.ca）還製作教案，供會員使用。全球多位心理學家展開研究，發現「歧視」是常見的，包括言語、動作及自然而然的反應。但「歧視」者，事實上也會受到他人的「歧視」，或許因為人類智慧增高，其「弱肉強食」的過程並不一定反應在暴力與搶食上，而是付諸於精神層面。任何的歧視都是殘忍、痛苦的。弔詭的是，我們既會受到歧視的慘痛傷害，但又常常歧視他人，實在有待成長改進，這亦表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歷久不衰道德訓勉。

值得經常溫故知新的《歧視的一課》

    這部紀錄片和相關的實驗對校園欺凌及教育改革提供了以下幾個啟示：

1.校園欺凌的根源在於刻板印象與偏見：珍老師的的實驗揭示了歧視如何源於對某一群體的負面標籤。校園欺凌往往與學生之間的外貌、能力、家庭背景等差異相關，而這些差異被刻意放大後，形成了不平等對待和惡意排擠。教育者應該注重幫助學生認識並挑戰自己的刻板印象，以避免偏見引發的不當行為。

2.共情與角色互換是教育關鍵：實驗中的學生在被歧視的一方時，能真切感受到不公平的傷害；而當他們成為施壓的一方時，也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對他人的影響。這說明，讓學生通過角色互換的方式學習，可以更有效地培養他們的共情能力，減少欺凌行為。

3.教育應該以公平和包容為核心：珍老師的實驗突出了教育公平的重要性。學校應該致力於創建一個包容的環境，確保每位學生都感受到尊重和支持。這包括消除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平等，並鼓勵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4.教師角色至關重要：實驗中，作為教師主動引導學生思考偏見問題，顯示出教師在形成校園文化中的關鍵作用。教師應該具備反歧視意識，並在課堂中融入與包容性相關的教育，從而幫助學生形成健康的價值觀。

5.制度改革與長期教育不可或缺：雖然，珍老師的實驗短期內讓學生意識到歧視的危害，但要真正消除校園欺凌，需要從教育體制層面進行改革。包括：必須要制定反欺凌政策，確保對欺凌行為有明確處置機制；要增強心理健康教育，支持學生建立健康的自我認知與人際關係；要將多元文化與包容性教育納入課程設計。

    《歧視的一課》提醒我們，偏見與歧視不僅存在於社會層面，也深植於教育與成長過程中。通過創造共情式的學習經驗、建設公平的校園環境，以及改革教育制度，我們能有效減少校園欺凌，為學生提供一個更安全與多元的成長空間。

   

    日前，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審議《二○二三年度預算執行情況報告》，關注文化局與工商業發展基金等五部門機構預算開支執行率偏低之原因，會邀對方到會解釋說明。其中，教育基金二三年核准預算為十五億八千四百多萬元，最終實際開支是十億一千八百多萬元，執行率只百分之六十四點三。換句話說，有三成多的基金被退回庫房。教育行政部門，學校及教育中心，可有想到好好善用教育基金，開發很多有價值的教育實驗，資助創設本地版本的《歧視的一課》課程，讓教育經費真正用在提升學生心理健康及社會公平。

被演算法操弄的而失控的焦慮世代

    一月十四日，香港樹仁大學聯同中大、浸大、嶺大及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發佈有關不同世代港人的心理創傷研究，發現相比其他世代群體，受訪的18-27歲Z世代年輕成年人有最嚴重的焦慮、抑鬱和創傷後壓力徵狀，其中30.5%出現焦慮徵狀。研究又發現，接近一成Z世代年輕人過去一年曾受暴力對待，團隊呼籲家長老師加倍留意，為年輕人提供安全成長環境。

    研究目的為探索及追蹤香港成年人在適應轉變、創傷和逆境中的抗逆力，第一階段在2023至2024年進行，共訪問10,136名市民，發現分別有21.9%、20.7%、17.4%的受訪市民有壓力、焦慮及抑鬱徵狀。研究將受訪者分為晚期嬰兒潮世代（60至74歲）、X世代（44-59歲）、Y世代（28-43歲）以及Z世代（18-27歲），發現Z世代年輕人的焦慮和抑鬱徵狀比率，明顯高於其他世代，而情緒調節能力和對生活的積極度亦比其他世代低。

    樹仁大學副校長（研究院）兼卓越心理學教授鄧素琴表示：「研究顯示新一代年輕人的抗逆能力比過去的世代明顯不足，令人十分關注。研究結果符合國際趨勢，這是一個全球性問題。我們呼籲社會各界關注年輕人的心理健康和抗逆能力，並為他們提供支援。否則此情況將長遠影響香港社會的健康。」一句說到底，目下各個年齡層的自殺率不斷彪升，其主要無形殺手就是社交媒體的演算法。

XYZ世代都被演算法操弄的社會中焦慮地生活

    這是個人人有手機的年代，亦是個沒手機生活不下去的年代。據國際網絡研究機構調查，十一歲的孩子上有98% 擁有自己的手機。青少年扣除睡眠、吃飯、學校或托兒所的時間，全球平均每天花在手機上的時間為六個半小時到十個小時以上。據世界精神醫學機構研究所得，螢幕使用時間一天超過兩小時就會提高罹患憂鬱症的風險，使用七小時以上者的憂鬱與不安的症狀達兩倍之多，而且會萌生自殺念頭，甚至付諸實行。

    為何XYZ世代都會耽溺在互聯網世界裡，最簡單的理由是演算法。只要你在YouTube看了一段教作蛋糕的影片，旋即有很多段類似的影片連結呈現在螢幕，讓你目不暇給。著名挪威傳播學教授泰羅．布策（Taina Bucher）在其暢銷書《被操弄的真實》（If…Then: Algorithmic Power and Politics）一書，深入探討演算法如何滲透到日常生活，塑造了我們的行為、選擇和對世界的理解。

    布策在書中指出，社交媒體平台的演算法，無時無刻推薦看之不盡的訊息，我們好像會被吸進一個黑洞一樣，不知不覺間被媒體的立場左右，慢慢喪失獨立判斷力，亦造成與立場不同的人產生強烈的對立情緒，無意間放大彼此的分歧，造成日積月累的心理壓力。我們感受到的「社交壓力」和「自我價值」等由社交媒體設定的指標，如點贊數或粉絲量，加劇了焦慮和不滿情緒，進而增加抑鬱、焦慮和孤獨感。

    布策提出的「If…Then」的邏輯，描述了演算法如何基於數據推論來預測並誤導，我們卻無法對抗拒，從而產生無力感。須知道，演算法的「黑箱作業」，我們是無法完全理解其運作邏輯，演算法卻塑造及控制我們的思維及消費選擇，慢慢產生身不由己的焦慮感，以Google的Alphabet為例，二○二三年的總營收是八百六十三億美元，其中廣告收入為六百五十五億美元，占總收益的76%。換言之，是廣告主導了我們要聽要看的內容，而不是我們自由決定。經過這些科技巨頭的演算，不是多元的資訊會帶來龐大的收益，而是情緒化、極端化的內容，從而塑造我們對世界的二元對立認知。我們在回音室中只看到與自己觀點一致的信息，強化了對立情緒，削弱了理解他者的能力。而極端化內容的持續曝光，讓我們對世界產生「善惡對立」的簡化理解，缺乏對複雜問題的批判性思考。這種對立文化容易讓人感到敵意無處不在，進一步加劇社會孤立感和不安。尤其日世未深的年輕人，可能因害怕遭受「取消文化」攻擊，而不敢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進一步影響心理健康。

    布策提到，當演算法主導了日常選擇（如新聞、娛樂、甚至友誼的推薦），人們逐漸成為「被動消費者」，喪失了主動探索的能力。可能因過度依賴技術而缺乏自主決策的能力，對未來選擇感到迷茫。分析表明，技術驅動的社會容易培養出一代「精緻的脆弱者」與「心理韌性下降者」。

天天都有新增的《失控的焦慮世代》

    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湯瑪斯・庫利（Thomas Cooley）倫理領導學教授，他的最新著作《失控的焦慮世代》（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延續了《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形成有趣的對話，尤其是在演算法驅動的社會對年輕一代心理健康和焦慮問題的影響方面。

    庫利在書中探討了「保護過度文化」與「認知失調」如何導致心智脆弱、焦慮、抑鬱和自殺心態的流行。他在書中提出了三個「偽真理」作為現代人心理脆弱的根源：

1.以為感受到的就是事實：當人過度依賴主觀情緒去解讀外部世界時，可能導致誤判和過度反應。現代社會過於強調「感受的權威性」，將個人情感視為絕對真理，削弱了理性思考和批判性分析的能力。舉例而言，在中小學裡，一些學生會將同學的不愉快言論視為人身攻擊，有越來越的家長要求校方給予「安全空間」（Safe Spaces），以免孩子受到「心理傷害」。這種態度在短期內可能讓人感到安全，但長期而言，卻使小孩更難應對現實中的挑戰和不確定性。

2.人生是一場與惡人鬥爭：庫利嚴厲批評媒體不斷製造非黑即白的「敵我二分法」邏輯世界，即將不同己見者視為惡意對手，而不是可以進行對話的平等對象。這一觀念在社交媒體時代尤其突出，因為算法傾向於推動對立情緒，使人們更容易陷入極化思維。舉例來說，激進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變得普遍，大大縮小了表達個人的言論自由權利，對於差異性多元化的容忍度也降低了，很多人擔心如果不小心說錯話，就會被人肉搜尋、被集體攻擊、甚至被封殺，身陷孤苦伶仃的處境。最近，包括《哈利．波特》作家JK．羅林等知名作家和學者發表聯名信譴責「取消文化」危害言論自由。他們批評社交媒體不能因為取消文化而失去公開辯論的氛圍。聯名信還表示，「公開羞辱、集體排斥、盲目的道德觀」無助於社會的公平正義和理性辯論。

3.「脆弱需要保護」：庫利批評當代育兒與教育中過度保護的文化，認為這剝奪了年輕人成長過程中的「必要風險」。父母和學校害怕孩子遭受挫折，卻忽略了適度的挑戰對於個人韌性發展的重要性。簡單而言，隨著少子化日益普遍，過度干預的「直升機父母」讓寶貝孩子失去了自我解決問題的機會，導致其心理承受力不足。

抗衡演算法力量：教育、科技倫理、健康飲食、運動

    要建立對演算法的「批判性素養」，幫助我們理解技術的運作方式，從而恢復對數字生活的掌控感，是當前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當務之急。所有教育持份者都必須自己學會及教育孩子演算法的本質及其負面影響，增強心理韌性和批判性思維能力，讓年輕人學會與壓力共存。而技術設計者有責任創建更透明、公平和負責任的演算法，以減少對用戶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

    從腦神經科學而言，伏隔核是大腦的愉悅中樞，參與獎賞、快樂、笑、成癮、侵犯、恐懼及安慰劑效果等活動。對於酒精、尼古丁、古柯鹼、不斷看手機影片都會帶來導致上癮的愉悅感。據了解，這個伏隔核要到二十歲後才會受到理性的主宰。所以，為何澳洲國會通過法案，禁止十六社交媒體，該法要求社群平台應採取有效的年齡驗證措施，並對未遵守規範的企業課以高額罰款。該法案旨在保護兒童免受網路欺凌與心理健康威脅。

    透過健康飲食及運動，人體會釋放適量的多巴胺，讓伏隔核受到控制，而多巴胺會喚醒前額葉運作，扮演「趨吉」作用，從而作出理性判斷與選擇。再者，健康飲食及適量的運動，好好休息，深呼吸及冥想（Meditation），扮演「避兇」作用，釋放讓我們能寧靜致遠的血清素，產生安定焦慮的作用。 

深情之間的對話：看《破·地獄》、《爸爸》及《女兒的女兒》的交織感受

  

    中國人是含蓄的民族，鮮少在公眾場合表露自己的情緒起伏，但是，筆者三度進戲院，看了黃子華的《破·地獄》，劉青雲的《爸爸》，以及張艾嘉的《女兒的女兒》。不僅僅勾起我的情感脈動，有時就像一場忽明忽暗的燈火，在你不經意之間點燃又熄滅，而這星星感受之火，竟然燃燒整個戲院，在黑漆的場景裡，電影的擴音蓋不住一陣又一陣的低泣，甚至聽到連番的放聲大哭。

    看罷這三齣扣人心弦的作品，心中仿若被三條互不相識卻又相互糾纏的情感河流挾擊，時而湍急，時而平緩，卻無一不擊中我內心的最深處。從三部作品同時展現對親情的救贖、無懼生活中的地獄試練、再到到代際之間的修和及交棒，如同一場對生命、關係與時間的深沉對話。

《破·地獄》：撕裂中的人性拷問

    《破·地獄》的故事宛如一面冰冷而赤裸的鏡子，照出了人性在極限中的脆弱與力量。整部作品的視覺衝擊與精神震撼，讓我仿佛身陷地獄之中，無法脫身。片中的每一段爭執、每一段嘶吼、每一絲悔悟、每一滴淚水、每一個回心轉意，都是—場又一場在絕境中尋找尊嚴的冒險與人性光輝的證明。

    在觀看過程中，我一度無法抑制自己心中的恐懼，頓時回到少年時與父親的冷戰與爭執，竟在有冷氣坐得舒適的座位上喘不過氣來，原來，這電影像一台壓榨甘蔗汁的機器，把過去隱藏在枝幹內的生命點滴瞬間爆汁。《破·地獄》的力量在於，它不僅僅是一部情節緊湊的劇作，更是一場人性本質的拷問。從hello文幾近癲狂的偏執中，我看到了父親的愛與修好。

    這部作品讓我反思是在我們看似亮麗的生活中，有多少人正處於自己的地獄中掙扎？他們或許不在暴力與壓迫的極端境地，但他們的內心卻在孤獨、恐懼或無助中呻吟著，亟待旁人的牽引。

《爸爸》：無聲的愛與孤獨的重量

    接下來是《爸爸》，與《破·地獄》的震撼不遑多讓。《破·地獄》的父親充滿自負、偏執、重男輕女；《爸爸》的父親是柔和的，甚至是過份日常與靜默的，但卻有著一種正向情感的穿透力。這部作品用最簡單的對話方式，講述了一段父與子之間既愛又恨的關係，但那無數的細節卻在無形中累積成了一座感情的碉堡。

    劉青雲飾演的父親，不是高大威嚴的英雄形象，而是生活中極為平凡的一員。他的愛不在於轟轟烈烈的表現，而是在柴米油鹽的瑣事中，在無聲無息的付出裡。他一邊掙扎於自己的夢想與責任，一邊默默承受來自家庭的期待與壓力。在孩子眼中，他或許是沉默的、不完美的，但這份不完美卻成就了一種真實的親情深度。

    看著影片中的父親，我忍不住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原來，我已從小習慣他們的沉默，甚至連他們如何在鄉下長大、認識、逃難到澳門，我都只是略有所聞，從沒有主動打開他們的心扉，聆聽他們的生命故事。中國父母總是如此，就像聖母瑪利亞一般，總是把一切默存心中，竟又在悄無聲息地投射在我們的生活中。這種無聲的愛，是厚重的，也是溫暖的，甚至比轟烈的情感表白更為真實動容。

《女兒的女兒》：代際之間的延續與和解

    《女兒的女兒》將親情的焦點轉移到母女與祖孫的維度時，我的情感又一次被觸動。這部作品是溫柔的，是細膩的，帶著一種對時間流逝的無奈與感懷。在祖母、母親與孫女之間，看似不經意的矛盾與關心，其實又是每個平凡的中國家庭都曾經歷過的生命故事。

    當母親與女兒互相爭執時，我看到的不是矛盾本身，而是愛意被時代與角色撕裂所沖刷。祖母的存在，像是一座橋，連接起兩代人之間的誤解與斷層。影片中，每一次沉默的擁抱、每一聲喟嘆，無不讓人感到溫暖又心酸。最觸動我的，是片中對時間的詮釋。女兒成為母親，母親成為祖母，代際的交替像是一場永無止境的接力賽。從孩子的視角看過去，母親或許是苛刻的，但當母親步入老年，她的柔軟與脆弱又成為我們的力量泉源。這種生命的循環，到了我這個已經是四個孫子的祖父的光景下，發現把握住每一個善意對待遠比誰是誰非來得更有價值。

三部作品的情感交織：從地獄到天堂的旅程

    三部作品雖然各有主題，卻在情感層面形成了一種奇妙的呼應：《破·地獄》揭示了每個人每天都有不同的地獄要破，人性在極端壓迫中的掙扎與反抗；《爸爸》探索了沉默中的親情力量；而《女兒的女兒》則是一次對家庭關係的細膩描繪與時間的哲學反思。它們仿佛講述了同一個故事的三個階段：當人性被撕裂後，親情是如何成為救贖的橋樑，並最終讓我們在時間的長河中找到一種和解與歲月靜好。這種情感的旅程，就像我們經歷過地獄般的痛苦，也曾在愛中迷失，最終卻學會如何在不完美中找到平衡與滿足。

    看完這三部作品後，我內心的悸動久久未能平息。我不禁問自己，我們是否真的懂得珍惜那些沉默卻深沉的愛？是否能在時間流逝前，對那些為我們默默付出的人說聲真摯的感謝？或許，這三部作品的意義不僅在於它們講述了甚麼，而是它們提醒我們要設法擺脫生活的冷感，設法去感受人性、感受愛，感受我們與家人之間那些未曾說出口的情感。

    親情，或許不像愛情那般浪漫激烈，也不像友情那樣坦率直白，但它是我們生命中最穩定、最深刻的羈絆。無論是地獄般的苦痛，還是平淡生活中的細水長流，親情總能在時間的長河中，為我們點亮一盞溫暖的明燈。

這三齣戲對華人更容易起賺人熱淚的情感作用

    三部影片能緊扣華人的心弦，是因為它們觸及了華人文化中極具共鳴的核心價值與情感。華人文化傳統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強調親情、倫理與人際關係的平衡，而這三部作品正是通過不同的故事與情感，挖掘了華人內心深處最普遍也最深刻的生命課題。

1.對親情的深刻描寫

親情是華人文化中的重要支柱，是我們生活中的核心價值之一。華人家庭講求「家和萬事興」，但這種看似穩固的家庭結構往往暗藏著情感的矛盾與壓力。這三部影片分別從不同角度剖析了親情的多面性：《破·地獄》讓我們看到親情在代際的隔閡中受到嚴厲的考驗，尤其是當生存與情感衝突時，人性或走向偏頗，或走向和善。《爸爸》通過父親平凡守候的角色，呈現了華人家庭中父愛的深沉與不善言辭，這種無聲的愛特別能觸動我們的心。《女兒的女兒》更進一步刻畫了三代人之間的愛與矛盾，喚起我們對家庭關係中那種一力承擔的熟悉感受。

2.沉默與犧牲：華人文化中的共鳴情感

華人文化中有一種根深柢固的情感模式，那就是以沉默表達愛，以犧牲成就家庭。這在三齣戲中都產生異曲同工之果效。在《破·地獄》中，父親終於釋懷，讓女兒擔起破地獄的旗幡。在《爸爸》中，父親的沉默與隱忍，恰恰是許多華人父母的寫照。他們不擅長直接表達情感，卻在行動中付出一切。這種含蓄卻深刻的愛，與我們從小的成長經歷有著極大的契合。《女兒的女兒》中，母親的嚴厲與祖母的包容，讓人看到了三代人不同的表達方式。這種跨代的情感流動，是華人文化中獨有的家庭圖景。無論矛盾如何，家人之間始終有著無法割捨的牽絆。

3.從華人文化中的集體責任感中釋放

    華人文化強調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尤其是在家庭中，個人往往需要為家庭和諧與利益做出讓步或犧牲。《破·地獄》的父親，好入容易擺脫傳統「喃嘸師」傳子不傳女的羈絆。《爸爸》裡的父親，將所有的夢想與渴望壓抑在內心，選擇默默承擔家庭的重擔，這種無私的付出是許多華人父母的真實寫照。《女兒的女兒》中，母親對女兒的期望與壓力，終於柔性地化親情滋養。

    三齣電影都在各自破自己的地獄，都在想方設法重修親子間的關係，都在細說華人社會中，沉默是金的親子之愛。

功利的學校教育讓孩子得不償失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去年六月以問卷形式調查中學生課餘生活狀況，訪問本澳十四間中學共1769名中學生，顯示學生面對多種壓力，其中九成受訪者有不同程度的課業壓力，其中三成四受訪學生感到非常有壓力，只有近一成人幾乎沒有升學等課業壓力。報告發現，約74.87%受訪者參加課後輔導與興趣班，而首要為「興趣愛好」（28.37%），遠超「升學需求」（15.12%），表明學生更傾向於追求個人興趣的滿足感。在平日，超過四成（40.87%）受訪者把課餘活動時間控制在2小時以內。在假日，受訪者參與課後活動的熱情顯著上升，近六成（59.64%）學生假日有安排參加課後輔導或參與興趣班活動，且整體活動時間比平日較長，反映家長與學生對提升自我、重視學業或發展興趣愛好的重視。但值得關注的是「過多」的補習班或興趣班會讓中學生感到焦慮，近一成九（18.77%）受訪者對參與補習班或興趣班活動「經常」或「總是」感到疲憊。學聯建議家校應共同教導中學生管理壓力，學會如何健康地面對壓力及挫折，並建議政府多關注並持續投入資源，促進學生健康發展。

一個小學三年級學生的課業負擔遠超想像

    心水清的澳門居民，很容易發現，每天下午放學後，坐在巴士上去補習的學生，很多都會挨在座椅上沉睡。有一天，一個婆婆接讀小三的孫子，筆者坐對面，自然聽到他們的對話。小孫子挨在婆婆的肩膀上昏昏欲睡，婆婆問他為何那麼疲累，孫子說今天已經應付了三科測驗，明天還有兩個大測。沒有跟孫子一起住的婆婆問，補習回家後還要溫習到幾點，孫子說通常要十一點，如果要完成專題報告，分分鐘要十二點才能上床睡覺，遇上第二天有測驗，還要六點起來再溫習。婆婆聽後非常心酸震驚，把孫子一抱入懷安睡一會。

    中國人非常重視學習，從文字學考究，「學」有覺悟或啟發的意思，而「習」有不斷練習的意思。現實而言，學校教育明顯輕「學」重「習」，於是，課後學生還要應付沉重量多的功課；近年，政府大力提倡多元實作功課及評量，學生除了應付傳統的抄寫作業外，還要應付很多科目的個人及小組專題報告，導致休閒及睡眠時間越來越少，精神狀態越來越差。

    根據前年的調查，臺灣小學生每天寫作業1.5至3.5小時，還沒計算學校及家長安排的才藝學習，有研究顯示，學生感受到來自家長的課業壓力，約四成學生表示家長會將其課業表現與他人比較，超過五分之一的學生認為家長更關心課業表現而非其他生活事務。在中國，政府指出，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素質教育推進困難，學生適應社會和就業創業能力不強，創新型、實用型、複合型人才緊缺。 

    在當代的中小學教育中，學生面臨著傳統抄寫測驗與專題報告的雙重壓力。這一現象讓許多人感到不解，甚至對其教育意義提出質疑。抄寫測驗代表了一種傳統的學習方式，強調基礎知識的記憶與掌握；而專題報告則是現代教育追求創新與批判性思維的體現，旨在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然而，這兩種方式的並存，卻讓學生的課業負擔變得異常沉重。這種設計的背後，究竟有何教育意義與價值？

抄寫測驗的傳統意義

    抄寫測驗一直是東亞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設計目的在於訓練學生的記憶力，並透過反覆的書寫強化基礎知識。例如，語文課的抄寫旨在幫助學生熟悉字詞的結構與用法，而數學抄寫則讓公式與解題步驟更加熟練。

    傳統抄寫的教育意義在於「扎根」——它讓學生在知識的起點上建立穩固的基礎。特別是在記憶力最為敏銳的中小學階段，這種方式有效地培養了學生的專注力與基本技能。此外，抄寫測驗還強調紀律與持續努力，這些品格對於學生日後的成長至關重要。然而，這種方法也引發了批評，過度依賴機械性記憶，可能削弱學生的創造力與批判性思維。當抄寫變成一種形式化的「重複性勞動」，學生可能失去學習的興趣與熱情。

    誠如前述，不僅僅是中國，全世界的教育界都知道，單單是傳統抄寫背默，是不能培養出有創意、批判及統整思考能力的人才，於是，多元實作的專題研習就應運而生。與傳統抄寫測驗不同，專題報告強調的是學生的自主性與創造力。教師通常要求學生針對一個主題進行研究，搜集資料，並以文字、圖表或多媒體的形式呈現成果。這一過程涉及批判性思考、資訊整合與溝通表達等多方面能力。

    專題報告的設計反映了現代社會對「實用能力」的需求。在快速變化的時代，單純記住知識已不再足夠，學生必須學會如何運用知識來解決實際問題。通過專題報告，他們可以學會如何選擇有效資訊、分析問題的本質，並以清晰有力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然而，專題報告的價值在實踐中也可能被削弱。一方面，許多學生缺乏自主學習的經驗，導致專題報告淪為「表面化的完成」。另一方面，教師未必能提供足夠的指導與資源，使學生真正從中受益。這種情況下，專題報告反而成了另一種形式的壓力。更甚的是，當教師無法監督小組專題功課的操作流程，容易產生學習欺凌，即一兩個同學扛起整份專題，而其他同學就可以坐享其成。

既要抄寫背默亦要專題創意

    為甚麼中小學教育要同時保留傳統的抄寫測驗與現代的專題報告呢？這種設計背後，有其深層次的教育意圖。

1.平衡基礎與創新

傳統抄寫測驗與專題報告在教育目的上各有側重，兩者的結合旨在培養全面型人才。抄寫測驗為學生提供穩固的基礎，專題報告則幫助他們拓展思維與能力。這種設計避免了「基礎不足」或「能力單一」的極端情況，試圖在學生的知識與能力之間建立一種平衡。

2.適應多元需求

當代社會對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多元化。某些行業需要精通基礎知識的技術專才，而另一些則要求具備創造力與解決問題能力的綜合型人才。中小學教育的多元設計，為學生未來的多樣化發展創造了更多可能性。

3.耐力適應與創新力量兼備

雖然雙重壓力增加了學生的課業負擔，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訓練了他們的耐力與創新能力。面對同時存在的「簡單重複」與「複雜思考」任務，學生學會了如何分配時間與精力，如何在不同的學習方式中切換，這對他們未來的學習與工作至關重要。

現實是魚與熊掌難以得兼

    儘管同時保留抄寫測驗與專題報告有其教育意義，但在實際操作中，這種設計也存在諸多挑戰。

1.課業負擔過重

當抄寫與專題報告的數量過多，學生往往疲於應付，學習效果適得其反。尤其是缺乏有效時間管理的學生，可能在壓力下出現焦慮或倦怠。

2.教師指導不足

專題報告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教師的指導。然而，許多教師因課堂時間有限或缺乏專業指導經驗，難以為學生提供充分的幫助，導致報告質量不佳，甚至流於形式。

3.評估標準模糊

抄寫測驗的評分標準相對明確，而專題報告則涉及多方面的能力，評估標準往往不夠清晰，容易導致學生對學習方向感到困惑。

學校不放下功利貪婪的意圖，難以真的成就學生

    目前，為何中小學生的課業如此沉重，孩子的身心靈非常疲倦，厭學、棄學的情況日益嚴重，背後是功利的社會、菁英體制的幽靈正在操蹤學校教育。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教育者可以考慮以下改進方向：首先，減少不必要的重複性抄寫任務，讓學生有更多時間進行深入學習；再者，提供更多的專題報告資源與指導，幫助學生掌握自主學習的方法；最後，建立明確的評估標準，讓學生理解不同任務的學習目標與價值。

    學校需要在教學方法與評估體系上不斷改進，學生也需要在學習策略與時間管理上不斷提升。唯有如此，雙重壓力才能轉化為雙重動力，使學生從中受益，真正實現教育的全面性與深刻性。

    新一屆特區政府執政，新的社文司主要官員已就任，筆者認為，當前的教育改革任務，首要是官員、學校與家長都要致力揚棄功利的教育心態，為孩子健康成長，務必聰明地減負。

如何照顧創傷後的孩子

 

    香港元朗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二時許，一名有過度活躍症（ADHD）的十二歲姓王男學生墮樓，送院搶救後不治。王先生透露，當天午約二時許，太太接到學校一名主任來電，表示要今日約見家長，事後想起，估計當時剛訓斥完，學校要見家長。約十多分鐘後，學校又來電，「話阿仔跌咗落來，要我們即刻去學校」。幾分鐘後校方打來第三通電話，要求他改去博愛醫院，王先生與太太心知不妙，當兩人趕至醫院後，接到兒子身亡噩耗，悲痛萬分。

    王先生表示，兒子出事前曾被副校長、訓導主任及一名主任訓示，「佢喊住離開教員室，返到課室又伏喺枱上喊，跟住就有自殺傾向」。王先生直言會去信教育局和防止虐待兒童協會，要求相關機構協助調查及跟進，還其兒子公道。他亦希望校方交代為何要三名老師一同訓示，以及訓示內容。

    兒子被三番四次訓斥，難受到極點而自殺，實在讓人扼腕，白頭人送黑頭人更令人悲慟。事件凸顯就算佛教理應秉持慈悲為懷精神教育學生，現實是跟一般傳統學校無異，仍然用很權威訓導的方式處理學生的問題。別說只是個別事件，沒參考反省價值，更別說這一代孩子心智非常脆弱，「唔鬧得更唔打得，點教啊！」

    這又要回到國人的教養文化傳統中，體罰一直根深柢固在國人的腦袋裡。《禮記．學記》有云：「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古代學校中施行體罰的器具就是夏和楚。夏是槄，楚是荊，用來鞭笞教而不善的學生。自古以來，勤學苦練是中國人的傳統求學與為事的基本精神，父母老師深信不疑「不打不成器」的教育準則。不單是中國，連西方文化都有類似的教條，早在《聖經》舊約〈箴言〉第十三章就記載說：「不肯使用棍杖的人，實是恨自己的兒子；真愛兒子的人，必時加以懲罰。」

    二○二二年底，一名十歲男童疑因沒有留校午飯並擅自離校，被父親知悉後遭體罰，及後校方發現男童滿身瘀傷，於是帶男童到山頂醫院就診，由於可能涉及家暴，院方其後通知司警跟進，拘捕該名父親。查問期間，吳某亦承認自兒子六歲起，不時因管教及學業問題，多次用手進行體罰，至最近轉用衣架。經檢查，男童身上有夾雜新舊瘀傷，相信至少曾遭兩次衣架體罰。近年，學校老師體罰幾近絕跡，不過，家長及補習社老師體罰學生亦時有所聞，要真正在我們的文化中拔除體罰的基因也許還要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澳門也需要一部與時俱進的《家庭教育促進法》

    二○二二年一月一日，中國正式實施《家庭教育促進法》，首次明確家庭教育的責任，規定父母應當樹立家庭是第一個課堂、家長是第一任老師的責任意識，承擔對未成年人實施家庭教育的主體責任。澳門立法會也曾有議員口頭質詢政府，會否修訂《家庭政策綱要法》，或考慮制定《家庭教育法》支援家庭開展教育，促進家庭發展及社會和諧穩定？時任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表示，現階段政府未有修訂《家庭政策綱要法》或制定《家庭教育法》的計劃。歐陽瑜解釋，《家庭政策綱要法》屬於綱領性的法律，縱使已生效三十年，仍一直發揮著提綱挈領的作用。該法律生效以來，相關公共部門因應社會發展情況和需要，推動制訂《未成年人司法管轄範圍內之社會保護制度》、《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特殊教育制度》、《殘疾津貼及免費衛生護理服務的制度》、《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和《醫學輔助生殖技術》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從各方面積極落實《家庭政策綱要法》的目標。

    也許，政府有不立法的種種考慮，立法也不一定能立竿見影的效果，惟是，有與時俱進的法律總比東拼西湊的法律管用與實用。眾所周知，要移風易俗，必須情理法三管齊下，家庭、學校及社會教育並行。法律是最基本的，有了立法的基礎，也許就能拾級而上，終有一日水到渠成。

體罰的迷思

    體罰一直是個古老、敏感而具爭議性的話題，儘管今天很多家長受過良好教育，動輒體罰的家長已大幅減少，惟是，到了沒辦法時，自然就想到體罰是最後的絕招。不過，《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通過後，普遍提升家長的非暴力管教能力，家暴案亦不多。今天學校教師絕少對學生施以任何形式的體罰，如毆打、打耳光、罰跪或要求做特定體能動作等，但面對學生的不當行為，老師究竟該如何妥善管教而不違反體罰法規，成了教育工作者面臨的兩難。

    在英文中，體罰通常被稱為（corporal punishment）或（physical punishment），意指對個人或集體的身體實施懲罰，可能對身體施加強制暴力，或命令做指定超負荷體力動作，使身心受到痛苦的行為。這個定義明確指出體罰的幾個關鍵要素：處罰目的是改過遷善、身體強制暴力，以及孩子身心的侵害。換句話說，無論是家長及教師的管教行為帶有懲罰性質，並且直接作用於身體，造成身體或精神上的傷害，就可能構成體罰。

    一直以來，成人社會普遍對體罰仍然持有用的態度，自然形成對體罰或多或少的迷思。第一個最嚴重的迷思是深信不疑體罰是最有效的管教方法，據多項華人家庭體罰的調查所得，16.4%的人認為打小孩是相對效果較好的管教方式。從人與人之間的小磨擦到國與國之間的戰爭，都充份體現體罰的果效。可是，體罰與戰爭對人造成的身心靈傷害卻常常被忽視。第二個迷思是認為體罰無害，這是代代相傳的偏誤。據了解，有24.7%的華人父母認為體罰不會造成傷害，若是加入家長保持冷靜和關愛的有條件體罰，認同體罰無害的比例就升高至38.4%，這就是「愛之深責之切」的刻板印象。第三個迷思是認為體罰有其必要，因為有些父母仍然覺得孩子還沒有能力自律及理解道理的能力還沒有成熟時，體罰是唯一可行的管教方法。

最新科學研究體罰造成的創傷非同小可

    體罰與腦部有密切的關聯，當一個孩子接受體罰之後，大腦主管壓力承受與調節的杏仁核與身體的連結斷裂，其中包括抽象思考、邏輯推理、時間管理、具體執行能力的神經路線就會被斷開。換言之，孩子當過度懼怕就自然無法思考。當大腦面對極大的壓力時，有點像是保險絲為了要保護電器一樣會自行燒斷，會自行斷開跟身體的連結。許多父母，甚至教師習慣一邊體罰，還一邊講大道理，放大孩子的錯誤，不斷要求孩子馬上思過反省。惟是，掌管執行能力與邏輯推理能力的前額葉，在驚恐的狀態下是無法思考的。至於表面上孩子好像立刻聽話，馬上按照大人的話去做，其實不是他思考、反省而來的，而是在苦苦哀求大人不要再打，直覺反射複印大人的訓話得來的。這種狀況長期下來，腦部連結斷開的情形就會變得更加嚴重或頻繁，有的孩子患上人格解離症，即同一個人會在不同創傷狀態下出現不同的人格，有強悍的、有溫柔的、亦有理性的。當然，亦有得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產生憂鬱症及焦慮症。長期處於體罰困境的孩子，會漸漸失去情緒控制與思考彈性，變得容易衝動、自我傷害或傷害他人，甚至走上不歸路。

放下體罰，用愛陪孩子一起渡過種種難關

   「愛之深責之切」並沒有錯，錯在以為體罰就是責成孩子的最有效方法。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最需要愛與安全感，尤其幼兒，更強烈需要充滿愛的依附關係，愛得越多，孩子的大腦壓力調節能力就越強，越容易理性思考問題。父母師長仍然可以痛罵孩子，只是要秉持「對事不對人」的原則，我們可以指斥孩子考試作弊是個錯誤的行為，但無損於我們仍然無條件繼續愛孩子，隨時樂意陪伴他們，聆聽他們為何作弊的理由，一起想方設法幫助孩子渡過困境。

    下一次，當你要理智斷線前，先停一停，出去走走，深呼吸，想一想。說不定你會對自己的狀態更清楚，知道這樣的斷線可能其來有自；也說不定，你可以擺脫體罰的迷思，做一個聰明及愛孩子的父母或師長。

教導孩子社交媒體批判素養

 

    專門關注澳門精神健康的的社會服務機構利民會透露，今年尋求援助的年輕人數量持續增加。此外，社會工作局同樣發現，受情緒問題困擾的年輕人數量有所上升。近年來，澳門學者就此主題進行了多項研究，發現網路成癮在青少年群體中十分普遍，出現大腦腐蝕（Brain Rot）的種種症狀外，嚴重影響他們的身心社靈正常發展。 綜合多項同類型的研究，青少年網路成癮的整體盛行率為23.7%，其中澳門32.5%，內地19.8%。有見及此，澳門學生比內地學生更容易患上網路成癮。導致網路成癮的相關因素包括就讀年級較高、學業表現略遜和憂鬱症狀較嚴重。患有網路成癮的學生在身體、心理、社會和環境領域的生活質量均較低。最新的調查顯示，青少年花費大量時間在社交媒體上，並且面臨假新聞與資訊噪音的挑戰。根據二○二三年Pew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約一半的青少年表示每天使用TikTok、Instagram等平台，其中三分之一幾乎全天在線。然而，頻繁的使用使他們暴露於不可靠的資訊來源，包括假新聞和誤導性內容。

    聖若瑟大學劉舒文教授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說：「網絡一方面能夠激發學習、開闊視野，另一方面網絡可用於娛樂消遣，電子支付則能令生活更加便利。過度的便捷性使人輕易地踏入網路成癮的陷阱，造成青年兒童心理健康問題，成為隱形殺手。」

    高中及大學生的網絡遊戲成癮成為高風險人群，當中，有逾四分之一受訪者被歸類為可能成癮的遊戲玩家。誠如精神科醫學家預料，網路遊戲成癮趨勢與生活質量負面指數（即孤獨、憂鬱、焦慮和壓力）有高度相關。鏡湖護理學院副教授胡笑霞坦言說：「當今年輕人感到的社會孤立感已惡化至前所未有的程度。」胡教授帶領團隊開展一項名為《自殺，模糊性喪失自我的難解之痛：人工智能輔助文本挖掘揭示青少年遺書中的孤獨和生活經歷》的研究，發現有90%青少年表現出缺乏自我價值，對社會歸屬感有強烈渴望有70%。值得高度關注的是絕望感占87%、無助感占77%，感到當前生活缺乏意義占77%。這些現象表明孩子們正承受強烈的情緒壓力，生活混亂，感到絕望。 

    澳門政府對自殺事件的處理非常敏感而極為隱瞞，尤其漠視自殺者留下遺書。胡笑霞教授對遺書進行語意網路分析並揭示了三大問題，包括存在主義困惑、人際關係不和諧、情緒困擾及幻滅感，這遠非學術或經濟壓力可比，反映了青少年內在需求和社會對其強加的外在價值觀之間的根本不匹配。換句話說，當下學校對孩子的期待與投入，實際上與孩子心中所想所望有天淵之別。

    另一方面，相關的專題分析發現，83％的青少年曾受社會孤立感困擾，80％缺乏安全感、缺乏被理解，40％遇到人際交往困難，和47％的輕生者在遺書中提到了家庭問題，例如家庭暴力、父母分居或家庭衝突。 換言之，父母並沒有意識到家庭功能正在失調，甚至成為孩子走上絕路的幫凶，奧地利哲學家海耶克（F.A. Hayek）一針見血地說：「通往地獄的路，都是由善意鋪成的。」別忘記「通往地獄的道路充滿了善意」。

    預防與發展總比補救善後要好，投入成本較輕，筆者曾多次撰文，嚴厲批評當前的家庭教養與學校教育既過時，亦滿足不了青少年的需要。教導孩子社交媒體批判素養已經成為先進國家的核心正式課程，澳門實在有必要急起直追。

值得參考借鏡的媒體批判素養課

    在歐美先進國家，學校已逐漸將媒體批判素養（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MIL）納入正式課程，尤其是作為應對資訊科技發達時代假新聞、資訊失真等挑戰的重要工具。二○二○年開始，希臘將媒體批判素養課納入國家教育政策，成為「技能發展工作坊」課程的一部分。該課程每週提供四十分鐘，涵蓋演算技能、批判思考和媒體辨識等內容，試圖幫助學生發展媒體批判能力。然而，課程還在草創階段，面臨教師培訓不足、課程內容尚未標準化。

    加拿大則由MediaSmarts機構主導媒體批判素養教育，定義其為「有效且負責任地訪問、使用、理解和參與各種媒體」，強調不僅僅是識別假新聞，更包括學會成為安全、倫理的網絡公民。學校圖書館員被視為這方面的關鍵角色，因為他們擁有資訊辨識的專業技能，能夠幫助學生發展批判性思考，並有效整合媒體素養課程到學校各科中。

    評核媒體批判素養課的學習成效，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包括自我報告、表現測試、課堂參與和數據分析等方法。自我報告通常用於了解學生接觸媒體素養課程的經驗，比如是否參與過數位媒體創作或討論社會政治議題的課堂活動。這種方法便於大規模數據收集，但有時候可能存在主觀性問題。表現測試則更具客觀性，例如讓學生分析廣告、媒體報導或虛假資訊，從而評估其媒體批判能力和分析技能。

    教育工作者也常透過具體的學習活動來衡量媒體素養的學習成效。例如，有案例表明，讓學生分析廣告或參與媒體暴力討論後，會提高學生對媒體內容的批判性態度，這是一種有效的學習方式。其他測試也包括較複雜的思辨性問題，如分析資訊來源、判斷假新聞的真實性，以及進行創造性媒體創作活動，從而檢驗學生是否掌握了批判性思維技能。

    除了直接的測試方式，學習成效也可以透過問卷調查或教師訪談來評估，這些方法有助於了解學生和教師在媒體素養學習過程中面臨的挑戰和障礙。例如，教師可能面臨課程設計壓力、資源不足或培訓不足等挑戰，這些因素都可能影響媒體素養課的實施效果。因此，綜合各種數據，從學生、教師和課程實施者的角度評估，能夠提供更全面的媒體批判素養學習效果評估。

    此外，實施媒體批判素養課程也需要根據不同學齡層的特徵來調整評估標準，因為不同年齡層學生的媒體接觸經驗、認知能力和學習方式都存在差異。因此，媒體素養的學習成效評估應結合具體的年齡特徵和學習背景，靈活應用多種量化和質化的評估工具。

如何教導孩子批判性媒體素養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著名學者道格拉斯．凱爾納（Douglas Kellner）和傑夫．夏爾（Jeff Share）合著的《批判性媒體素養指南──媒體參與和教育變革》（The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Guide:Engaging Media and Transforming Education》，為教育者和學生提供了批判性媒體素養（Critical Media Literacy, CML）的全面指南，特別針對當代媒體環境的複雜性進行剖析，旨在幫助孩子理解並批判性地參與媒體世界。在媒體主導的世界裡，批判性媒體素養是一項不可或缺的技能。透過批判性地理解和參與媒體，孩子不僅能保護自己免受媒體操控，還能積極影響媒體敘事，成為推動社會改變的一員。

批判性媒體素養的核心理念在於揭示媒體中的偏見與權力結構，凱爾納與夏爾強調，媒體內容通常反映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階級偏見等社會權力結構。教導孩子識別媒體中的這些偏見有助於他們形成批判意識，而非被動接受媒體訊息。再來是激發創意與媒體製作，鼓勵學生創作媒體內容。透過製作能挑戰刻板印象和傳播社會公義的作品，學生可以成為積極的媒體參與者，而非單純的消費者。之後，要培養學生適應媒體環境，幫助孩子批判性地看待社交媒體、網絡新聞和其他數位工具，培養辨別真實與虛假訊息的能力，讓學生討論環保、公平與多元文化等社會議題，並以此為主題創作媒體專案。這不僅能促進批判性思考，還能讓學生學習如何有效傳達自己的觀點。最後，透過批判性媒體素養的教育，鼓勵孩子關注社會問題，培養他們對多元文化和全球化議題的同理心與行動力。

目前，網低齡化趨勢愈發明顯，大部分未成年人在上小學前就開始使用互聯網，且出生時間越晚，該比例就越高。 為了切實保護好未成年人，針對「防沉迷」系統中的一些技術漏洞，澳門政府，尤其掌管教育及資訊科技發展的部門，理應盡快進行跨步門協作，制定相關的課程，及早落實。

當老闆話「顧客永遠是對的」時，你是員工點算好？

 

    天天在職場打滾，被老闆及顧客嚴重欺凌的打工仔，一定聽過「顧客永遠是對的」這句也許比粗口更難聽的說話，因為，這意味著有一超大碗「貓麵」等住你啃落肚。眾所周知，當前澳門中小微企的經營環境非常困難，老闆都會嗆一句：「生意難做，唔通有生意唔做咩？正所謂跪地餵豬乸，都係睇錢份上嗟！」這個年代，經濟低迷，揾到份工已經萬幸，有誰還敢說自己是打工皇帝。如果說顧客、老版及員工是一個鐵三角，最人微言輕，最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無疑是打工仔啊！從現代管理學來看，其實要非常認真審視「顧客永遠是對的」這句服務業的座右銘，如果出自顧客口中，只嘆奈何！如果出自老闆口中，實在值得好好斟酌。

「顧客永遠是對的」這句話的來龍去脈

    「顧客永遠是對的」這句話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初，由零售業先驅哈利．戈登．塞爾弗里奇（Harry Gordon Selfridge）和馬歇爾．菲爾德（Marshall Field）提倡。他們試圖在零售領域創造一種以顧客為中心的服務文化，強調顧客需求的重要性，以此贏得市場競爭。

    馬歇爾開了一家大型百貨商場，決意走中產及平民路線，商品以服裝及家居用品為主，可以讓顧客親手觸摸選購，甚至一改「貨物出門恕不退換」的行規，很大膽冒險的改為「無條件退貨」，大大增強了顧客的購買意慾。馬歇爾還跟員工說了一句有名的話：「要在正確的時間，用正確的方法，做正確的事情。」要求員工精準為顧客服務。為了增進顧客的賓至如歸感覺，還在商場內擺放沙發及咖啡屋，給顧客小休後，繼續購買，這一招真厲害，大大增加商場的營業額。

    塞爾弗里奇同樣開設商場，但走高檔路線，專門服務有錢人，甚至貴族每個顧客皆以上賓對待，都提供一對一的貼身招待，自然要求員工時刻銘記「顧客永遠是對的」這句金科玉律。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這句話的意義在現代商業環境中引起了更多的反思。

顧客不一定永遠是對的原因

    首先，無論是老闆及員工，都應該冷靜認清一個現實，顧客是人，員工亦是人，人會犯錯，顧客都不例外，有許多情況的確是顧客不對的，總體來說有三個層面，試舉一個真實例子來說明。筆者多年前在一所教會學校任中層管理工作，經常要面對家長投訴。有一天，學校派期中考成績表，一位家長看到兒子多科不及格，大興問罪之師，班主任實在招駕不住來請求幫忙。當家長面對筆者時，情緒已經穩定一點，但仍然有少許怒氣地說：「主任！作為家長，非常信賴學校，以為可以放心交給學校教導，沒想到兒子的成績那麼差，學校是否應該負起全責呢？」從

    商業角度看，家長就是顧客，如果採取「顧客永遠是對的」的政策處理，筆者只能下跪道歉。還好，筆者早有準備，知道家長及其兒子沒有率先履行自己的責任，遇事總能堂而皇之，歪理說盡地把責任甩掉。在此，舉出顧客經常犯的錯誤，首先是資訊錯誤，顧客可能誤解產品資料或者條款細節，換成這個案例，這位家長以為教好兒子只是學校的職責，家長可以全然置身事外。再者，就是態度問題，很多顧客會用侮辱性語言對待員工，甚至做出過份要求。在這個案例中，班主任被這位野蠻的家長用粗言穢語辱罵，無法應對。最無賴的顧客就是把責任全推給公司。在商場，很多顧客會借故，如利用退換貨政策佔便宜，甚至明知是自己問題都想賴到公司身上。遇上這種情況下，如果公司一味迎合顧客，不支持員工，對團隊士氣會造成嚴重影響，甚至因為一個顧客而損失一個出色的員工。

    回到學校的案例，筆者會請同事給家長一杯暖水，讓家長好好坐下，緩和一下情緒。然後，稱許家長如此關心孩子的學業，讓對方進一步降溫。再一起閱覽孩子的成績表，問問家長在家幫助孩子溫習，那一科那些內容最難應對，承諾請相關老師幫忙跟進。通常，家長都很快回復理性，都會自問未盡全力在家督導孩子。

    切記，不卑不亢，才會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要是盲目採取「顧客永遠是對的」，只會助長家長的氣焰，問題只為更惡化，學校的責任更無理地加重。同樣，別以為在其它服務行業就不同，只要秉持對事不對人，處事公允，態度良好，顧客發現自己是不對的，其實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總的來說，遇到不合理的顧客，最重要是管好自己的情緒，保持冷靜，用專業態度回應，避免局面惡化。如果顧客用惡劣態度投訴，可以平和回應：「非常抱歉令您感到不滿，我會盡力協助您解決問題。」不必卑躬屈膝，亦不必反駁搏炒。亦可以將情況向上司匯報，請求協助，善用公司既定的處理流程，例如調解、補償方案等。中小企或服務業是一個高壓行業，員工需要學習適時排解壓力，下班後運動或者與朋友傾訴，尋求專業心理輔導，都是提升辦事能力的好方法。

老闆的心理狀態：平衡壓力與利益的掙扎

    當現代企業主說出“顧客永遠是對的”時，往往並不完全是對這句話本身的認同，而更多是基於商業競爭壓力和利益驅動。他們可能試圖傳達一種企業文化，讓員工明白顧客的重要性。然而，從心理層面來看，這種說法很可能反映了以下幾種情況：

 1. 對收入的焦慮：企業需要依賴顧客的滿意度來維持盈利，因此老闆可能將顧客的意見視為至高無上的標準。

 2. 對品牌聲譽的維護：社交媒體時代，一個不滿的顧客可能對企業的聲譽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這種壓力可能驅使老闆過度迎合顧客。

 3. 對員工的預期管理：有時，這句話是為了讓員工無條件執行服務至上的理念，避免因服務不足而導致客戶流失。

    然而，這樣的心態可能會導致過度重視顧客，忽視員工的合理需求，進而影響整個團隊的士氣與工作效率。

現代商業管理需要這樣說不可嗎？

    從現代管理的角度看，「顧客永遠是對的」這句話並非不可或缺，甚至可能過時。首先，顧客並不總是對的，現實中，顧客有時可能不講理、提出不合理要求，甚至侵犯員工的尊嚴。如果一味迎合，可能對企業和員工帶來雙重損害。另一方面，現代管理更強調平衡，企業需要教育顧客尊重服務提供者，建立更健康的服務關係。再來，雖然澳門經濟不景，許多行業仍然出現請人難的實際困境，所以，某程度來說，以員工為本都是許多老闆的權宜之計。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重視員工幸福感的企業往往能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如果老闆能表達對員工的支持，可能更能激發員工的忠誠和效率。

    員工應如何面對「顧客永遠是對的」的職場困境呢？其實，澳門已經進入高學歷低用場的年代，許多在商場或博企當銷售員的打工仔都擁有大學資歷，而且現代商業管理已經進入專業化的年代，所以，無論從事那一行，又或看起來是手板眼見工夫，專業應對是必不可少的。面對挑剔或不合理的顧客，保持專業態度，試圖找到折衷解決方案。在日本鞋店，員工早在正式登場前，已接受過幾十個小時的顧客無理訓練，包括試穿幾十雙鞋都不滿意，員工仍然要保持溫和友善及耐性。再者，員工的懂得善意溝通亦是非常重要的能，當遇到明顯不合理的情況時，員工應勇敢向管理層反映，並提供具體事實和建議，幫助老闆做出更合理的判斷。最後，聰明的老闆，絕不會笨到只偏幫顧客，他們會等得建立界限及恪守是非原則，尊重顧客並不意味著無底線地妥協，員工應學會在專業範圍內堅持底線，保護自己的權益，其實亦在保護公司的聲譽與真正的長久的利益。

    老闆要率先建構積極、正面、親和及對話的公司文化，很多老闆怕得罪顧客，常常要員工食死貓，以為顧客永遠是對的，就可以穩賺生意。其實是落伍及大錯特錯的觀念，必須與時俱進。廣告都有說，你對隻牛好一點，榨出來的奶質素都會好一點。

當拜登總統向亨特老爸跪低時

 

 

    美國總統拜登十二月一日突然宣布特赦捲入非法持槍及逃稅官司的兒子亨特，出爾反爾，一改多次表明無意特赦的承諾，共和黨批評拜登是「大話精」，民主黨人更高聲唾罵。當然，跑出來保駕護航的大有人在，其中，有份參與彈劾特朗普的眾議員稱亨特或因為與拜登的關係而被選擇性起訴，因此總統有權向遭到司法不公的人提出赦免。但並非所有民主黨人都力撐拜登，有亞利桑那州眾議員稱亨特不是受到政治迫害，而是犯了重罪，再被陪審團裁定罪成，所以拜登犯了嚴重錯誤。

    算一算，美國很多總統都在臨卸任前特赦某些特殊人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前總統尼克遜和克林頓。一九七四年，時任總統福特赦免了他的前任尼克遜。眾所周知，水門事件醜聞導致尼克遜辭任總統，嚴重損害美國的政府的公信力，福特此舉引起國際震驚，許多人認定福特未能贏得連任，原因就在於此。克林頓總統於一九八四年赦免了他同父異母的兄弟羅傑，亦引起了極大爭議。當然，少不了候任總統特朗普，他在任總統時，已發布超過二十五項赦免和十項減刑，其中最具爭議的一次要數他特赦了自己的「親家」查爾斯，之後還命任這位身負十八宗控罪、入獄二年的人出任美國駐法國大使，惹來私相授受之嫌。誠然，美國憲法賦予總統特赦權力，就算爭議甚囂塵上亦屬合法，旁人不容置喙。拜登特赦自己兒子最為人詬病是對政治倫理原則的嚴重背離。

從情理法及經濟學和政治策略的角度來看拜登的特赦行動

    常言道，切肉不離皮，血濃於水，做為一個父親，怎能眼白白看著兒子身陷囹圄，當手上有一面快要到期的免死金牌，有幾多個人可以抵擋住這個誘惑，做到大義滅親啊！再從理性角度去看，拜登一定已經深思熟慮，所有利害得失都做過比對，才鼓起勇氣下這個決定。

    從經濟學和政治策略的角度來看，拜登特赦兒子亨特，為個人和家庭而言是個「利多弊少」的選擇。拜登即將卸任，無需再面對競選壓力，也不必擔心特赦行為對自己政治生涯的影響。況且，一把年紀的拜登，加上可能已經有輕度失智及健康問題，不可能繼續在政界打滾，因此，特赦亨特的行為對他個人的政治生涯來說成本幾乎為零。再者，特赦亨特能有效避免兒子繼續捲入司法程序或面臨刑事處罰，甚至，有傳言說兒子貪腐背後的操盤手可能是拜登，他特赦兒子自二○一四至二○二四整整十年的罪行，換句話說，拜登都變相特赦自己，以個人聲譽保住全家的自由、財務及安全，一舉多得，何樂而不為呢！ 

    從政治與社會層面分析，拜登將一切隱藏的高成本轉嫁給民主黨及社會。的確，拜登的政治前途快要畫上句號，但其特赦行為可能加深民眾對美國司法體制的懷疑，認為法律服務於精英階層，而不是普通公民。這種行為可能激化反建制情緒，進一步削弱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信任，對民主制度永續發展很不利。本來想尋求連任的拜登，被民主黨逼迫，無奈退選，所以，有評論指拜登有意稱特朗普支持者為「垃圾」，甚至在投票日拜登夫人故意穿一身紅色，暗指民眾可以選共和黨。說穿了，拜登就在煽動群眾對民主黨強烈不滿，藉此削弱民主黨在未來選舉中的優勢，藉此報復。甚且，特赦亨特可能被解讀為民主黨內部特權和腐敗的象徵，為反對勢力提供持續攻擊的理由。當然，為美國而言，作為全球民主與法治的標杆，總統濫用特赦權，會削弱美國在國際上的道德威信，並讓其他國家質疑其政治制度的公正性，可能為未來的領導人開創濫用權力的先例。

政治倫理與權力的濫用：評拜登特赦亨特的爭議

    在現代民主社會中，政治倫理是一項不可或缺的準則，要求政治領導人以公正、透明，並對全體公民負責的態度施政。然而，當最高領導人利用職權優待親屬，尤其是在法律問題上，不僅引發道德爭議，更可能破壞公眾對政府公正性的信任。近日，美國總統拜登對其子亨特特赦，成了政治倫理的反面教材。

    作為公職人員，特別是首長，應以公共利益為首要考量，避免任何形式的特權、偏袒或權力濫用。這不僅是對法治精神的維護，也是現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石。然而，拜登總統顯然違背了這些基本原則。亨特因涉嫌稅務欺詐、非法持有武器等問題，經陪審團裁定有罪，面臨判刑，在此背景下，總統拜登特赦，令人質疑濫用總統赦免權，公器私用，來保護自己的家人，而非基於公眾利益的考量。

    民主政治的基礎在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對亨特的特赦卻揭示了一種危險的雙重標準：普通公民可能因類似罪行而面臨嚴厲懲罰，而總統的家人卻可以藉由特赦逃避法律責任。

    在政治倫理學中，家族主義（nepotism）被視為對公共利益的重大威脅之一。公職人員若優待家人，會使國家權力從服務公眾利益變為服務私人利益。而拜登特赦其子的行為，正是這一問題的生動體現。亨特的案件不僅涉及個人的道德問題，更與國家安全、稅收制度和司法獨立息息相關。當拜登以總統身份介入此事，不僅削弱了司法系統的獨立性，還讓人質疑他是否利用國家權力掩蓋家族醜聞。

    作為國家領導人，拜登應時刻謹記自己的職責是服務全體公民，而非利用職權保護家人。如果他無法通過透明的司法程序為亨特洗清罪責，而選擇以特赦掩蓋問題，他就違背了作為總統的倫理義務。在這種情況下，公眾有理由要求他為這一決定承擔政治與道德上的責任。可惜，拜登行將卸任，國會也好，民眾也好，除了道德譴責外，無奈之餘，應積極倡議修憲，完善總統的特赦權限。須知道，法律的首要核心任務是限制掌權者的權力，而不是透過法律圖謀私利。

政治人物公器私用是權力與道德的博弈

    作為擁有極大權力的政治人物，切忌公器私用。這種行為雖可能為個人或特定群體帶來短期好處，但對社會、政府機構和公眾信任而言，長期的弊端通常遠大於利。政治人物有時可能認為公器私用是快速解決特殊問題的途徑。例如，為推進重大項目，他們可能傾斜公共資源給特定地區或企業，以迅速產生成效。利用公共資源為親信、家族或支持者謀利，可以加強政治控制，維繫派系穩定，甚至減少內部對立，提升領導權威。

    公共資源應服務於全體民眾，公器私用則偏離了這一原則，導致資源分配不均，削弱其他部門或地區的發展，拖累整體施政效率。政治人物公器私用，無論是明顯的貪腐還是隱性的利益輸送，都會削弱政府在公眾心中的威信，並讓法治精神受損。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甚至可能引發抗議或社會動盪。一旦公器私用成為一種習慣或文化，其他官員可能增相仿效，最終導致整個政治體制被腐敗侵蝕，無法正常運作。政府政策偏向少數權貴，普通民眾的需求被忽視，社會矛盾進一步擴大。公器私用常常導致公共資源的低效使用，削弱長期發展基礎。例如，大量資金流向私人項目，公共基礎設施卻無法更新。

    政治領導人公器私用、用人為親、利益輸送實在比比皆是。南韓總統尹錫悅突然宣佈全國戒嚴，不但理據不足，更被指斥為妻子收受名牌手袋等利益，還有用人為親，自六月以來，已被彈劾二十多次。民眾聚集高喊「彈劾尹錫悅」，尹錫悅難逃下台的厄運。

　　新一屆特區政府的領導班子快要上任，如何避免用人為親、防止公器私用及利益輸送。強化制度監督、加強財政及行政透明度、切實推行問責制。或許，更重要的是政治人物應定期向公眾解釋其政策決策與資源分配，接受立法議員、公眾質詢與媒體監督，如定期召開記者會、公聽會、出席澳廣視時評節目《澳門講場》，直接與市民對話與討論，增加民眾在資源分配與政策制定中的參與機會，才能真正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讓政治權力回歸公共利益的軌道上。

大腦腐蝕時代的聰明教養之道

 

    現代都市人，那管是大人或小孩，甚至連幼兒都機不離手，時常在社交平台上瀏覽「無厘頭」內容，又或是不停打遊戲，實在，一不小心沉迷或令大腦遭「腐蝕」。經公開投票和專家討論，牛津大學出版社周一宣布「Brain Rot」，中文即大腦腐蝕）榮登二○二四年度字，意指過度瀏覽社交媒體的低質素內容，或形容沉迷有關內容後對精神的影響。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報導，「大腦腐蝕」被定義為「一個人的精神或智力狀態據信出現惡化，尤其被視為過度消費被認為不重要或缺乏挑戰的內容所致」。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表示，這個字在今年變得相當知名，「用以表達對過度消費大量低品質網路內容所帶來影響的擔憂，尤其是社群媒體」。

    追本溯源，「brain rot」一詞的出現時代相當早，是在一八五四年美國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在知名散文集《湖濱散記》（Walden）一書中，批判當時人們輕視複雜思維、偏好簡單概念的傾向，並認為這種傾向將令社會整體的心智努力程度下滑，為何沒有任何人努力治療大腦腐蝕的病症？」

    《牛津字典》官方也指出一項有趣的事實，儘管「brain rot」可能是社群重度使用者遭遇的嚴重問題，尤以從小生長在這種環境下的Z世代和阿法世代（Gen Alpha，二○一三年後出生者）更需注意，而他們近來也開始注意此現象，年輕族群最愛的斗音上就有愈來愈多關於「brain rot」的討論。而為了改善大腦腐蝕危機，澳洲國會已領先全球、在今年十一月底通過法案，禁止十六歲以下兒童使用社群媒體。

    根據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在《資訊科技與網絡世代下 社工的助人温度的反思2023》研討會的報告指出，澳門6-17歲的兒童及青少年有67%使用微信，而13-34歲的成人有98%使用微信，更有35歲至54歲的成人100%使用微信。為在都市雙職父母而言，對手機或平板電腦既愛又恨，因為，這些電子設備簡直是高效褓姆，一機在手，孩子就很安靜，絕不再打擾父母。可是，這些電子設備亦讓成人及孩子雙雙沉迷，甚至陷入大腦腐蝕的劣態，嚴重影響父母的情緒、親子關係、孩子的正常生活及健康發展，當中尤以影響正常課業及吸收知識為最嚴重。聰明的父母，到底如何引導孩子善用電子設備，也許是刻不容緩的教養任務。

大腦腐蝕對家庭生活的腐蝕影響

    很多學術研究及精神科醫生的臨床經驗，發現大腦過載及雜訊入侵大腦，會造成情緒和心理健康惡化，尤其家長比孩子大腦腐蝕更嚴重，家長變得更易怒，對孩子的日常行為缺乏耐心，導致親子衝突增加。再者，家長的焦慮與壓力感更甚，容易力不從心，長期下來會出現嚴重倦怠症。由於各顧各，認知疲勞或情緒低落，家長可能忽視與孩子的互動，削弱親子關係。家長在工作和家庭決策上可能出現判斷力下降或記憶力衰退，影響效率和質量，無法合理安排家庭時間或教育計劃，導致家庭生活混亂。歸根究柢，長期大腦壓力會影響睡眠質量，進一步加重疲勞和免疫力下降，身體健康惡化可能導致無法履行家庭和工作的雙重責任。

    頻繁使用社交媒體會導致注意力不集中，因為大腦需要不斷在不同的任務之間切換，會影響大腦的神經通路，削弱深入思考和記憶的能力，降低學習效率。長時間使用社交媒體可能會增加焦慮和倦怠感，進而影響學習動力和效果。美國著名親職教育學者柯羅奇（Andy Crouch）在他的名著《科技時代的聰明教養指男》（The Tech-Wise Family）一書中，針對現代家庭在科技泛濫的時代面臨的挑戰，提出了一系列智慧且實用的建議，幫助父母在使用科技時保持平衡，並營造一個積極、正面、親和的家庭生活。

    柯羅奇強調，科技本身並非壞事，但它應該成為家庭生活的工具，而非褓姆，甚或電子奶嘴，更不應該成為奴役我們的武器。家庭需要有意識地管理科技的使用，讓它服務於家庭的核心價值，而不是讓科技支配家庭生活。

    家庭應把時間花在增進彼此關係的活動上，比如一起煮吃飯，這個年代，許多家庭連石油器及爐具都沒有，餐餐叫外賣，又或是出街食。賀特首說要留一餐在澳門吃，筆者建議一週起碼有一餐在家吃，讓全家人共同參與，由想吃甚麼菜式，到一起去菜市場購買，回家一同洗切煮，再一起享用。

    其實，澳門政府近年設置了很多公園、臨時悠閒設施及步行徑等，都可以用來增進親子關係。四百多年前，天主教就有一個修會發明了一種飯後散步。很簡單，兩個人可以，兩排人都可以，面對面，一邊散步一邊聊天，對方向前走時我方就倒後走，然後是我方向前走而對方倒後走。聽中醫說，倒退走由於會運用股四頭肌，伸直腿、支撐背部，更能加強雙腿與下背力量，有助雙腿更好地支撐膝蓋，再加上倒退走不僅對膝關節、髕骨的壓力較少，便能緩解膝關節炎疼痛。其次，由於向後退時，膝蓋會在腳落地前伸直，若是因受傷、疾病而無法完全伸展膝蓋的民眾能藉此改善活動範圍，並增強腳踝、大腿後腿筋的靈活性。更有研究說倒後走對臟腑很好，尤其腎臟。

    真正有價值的家庭生活需要「努力」而非「便利」。再者，必須嚴格設定科技使用的明確界限，制定明確的「科技自由時間段」，如睡前一小時、飯桌上或周末某些時段不使用科技。明確家中科技的使用區域，例如在臥室中禁止電子設備，保護孩子的睡眠和注意力。目標是讓科技不再「無所不在」，而是成為一種選擇性的工具。

    父母要身教先行，讓發展全家人的創造力優先於各種借助科技進行消費活動，孩子應更多地參與創造性活動，而不是單純地消費科技內容。這包括繪畫、音樂、寫作或動手製作等活動。柯羅奇認為，家庭應儘可能提供工具和空間，激發孩子的創造力，而不是依賴屏幕來填補空閒時間。不管家庭有沒有宗教信仰，提倡在家庭生活中恢復「安息日」的概念，即每週有一天減少科技使用，專注於靈性反思、家庭互動和個人充電。這不僅能幫助父母和孩子遠離過度刺激，還能重新聚焦於生命的核心價值和目標。父母是榜樣對孩子有深遠影響。如果父母總是埋頭於手機或電腦，孩子自然也會模仿。父母需要主動調整自己的科技使用習慣，以樹立健康的榜樣。家庭的物理空間設計應促進實體互動。例如，把屏幕設備移到不顯眼的位置，而在顯眼處放置棋盤遊戲、樂器或書籍，鼓勵成員選擇更多元的活動。讓孩子參與家庭科技決策，與孩子討論科技的優點和缺點，讓他們參與設定家規，從而幫助他們發展批判性思維。這種合作的方式也能增強孩子的責任感，減少父母的壓力。

大腦腐蝕對學習的影響

    毫無疑問，大腦腐蝕對孩子的學習弊多於利，造成的負面影響非常深遠。首先，孩子的學業表現明顯受損，注意力下降，難以集中注意力，學習效率降低。再來是記憶力衰退，在課堂上吸收知識的能力減弱，影響成績。最關鍵的是，資訊過於發達，手到拿來，動腦的機會大幅下降，更容易缺乏創造力，在面對需要解決問題或批判性思考的任務時顯得力不從心。凡此種種，都會導向情緒與行為問題多多，長期大腦壓力可能導致孩子更容易感到焦慮、挫折或沮喪。孩子可能變得孤僻、不願意與同齡人互動，影響同儕關係。再來是行為偏差，如注意力缺陷或過度活躍，甚至可能發展為更嚴重的行為問題。最終，腦部發育受阻，孩子的身體與發育延遲，影響長遠的認知和情緒能力發展。長期不運動只看手機的孩子，免疫力下降，使孩子更容易患病，造成身心靈的惡性循環。

    澳洲政府近日通過一項劃時代的法律，全面禁止十六歲以下青少年、兒童使用社群媒體，這項法案被視為全球最嚴格的數位保護措施之一。家是塑造人健康成長的首要搖籃，互愛、互助、喜樂與共本是家應有的美好時光，別讓電子產品腐蝕我們的家庭生活，理應善用其成為增進個人成長與家庭幸福的好幫手。

我們正身陷懼胖社會，點算好？

    我家有四女三男，四個女的都是對壓力很敏感的。沒想到，這些壓力會釋放皮質醇，壓力越大，皮質醇釋放越猛。慢慢，當其中一個女月經來潮時，其他三個女的很快就被傳染，亦出現月經來潮。過去，筆者以為是巧合，近日，讀了塔拉．史瓦特（Dr. Tara Swart）的名著《潛能之源：用大腦的力量過你想要的生活》（The Source: Open Your Mind, Change Your Life）。書中她結合神經科學和心理學，探討大腦如何影響我們的行為、健康和人際關係。史瓦特指出壓力會導致體內皮質醇（壓力荷爾蒙）水平升高，進而影響新陳代謝和脂肪儲存。皮質醇升高可能促使脂肪更傾向於堆積在腹部，而長期處於高壓狀態會加劇這種現象，最終導致肥胖。至於壓力和肥胖如何「傳染」給別人，史瓦特提到了一種社交傳染的概念。人在群體中會彼此影響，尤其是行為和情緒。例如，如果一個家庭或團體中的人壓力大且飲食習慣不健康，我們的腦袋裡主導學習的鏡像神經元會模仿對方，進而形成類似的身體狀況，如肥胖或差不多同時月經來潮。如果說社會是由人與人的互相影響組成，現代都市人因為壓力造成的肥胖，一個傳一個，形成一個肥胖的社會；一個又一個害怕肥胖而又苦無辦法的人相互影響傳然，於是，懼胖社會就這樣誕生了。

    美國康乃爾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凱特‧曼恩（Kate Manne）在她剛出版的新書《Unshrinking: How to Face Fatphobia》中，深入探討已經很多人染上肥胖恐懼症（fatphobia）的根源和影響，並挑戰了社會對體型的偏見。她認為肥胖恐懼並非出於健康考量，而是一種系統性的壓迫，導致對胖人的歧視，包括醫療忽視、教育期望降低、就業歧視，以及公共空間設計的不友善等壓力造成。換句話說，狂造運動及狂節食無助於減肥，真正的良方是要與壓力和平共存。

我們地球人越來越恐懼肥胖

    在過去幾百萬年的大部分時間里，我們祖先的生存依賴於在有食物的時候盡可能多地消耗食物，並在食物匱乏時將多餘的能量儲存起來。今天在發達國家，很容易買到高熱量的食物，但儲存脂肪的傾向是人類物種特點的一部分，這使得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易於肥胖。在食物豐富的環境中，我們在結構生理、新陳代謝和行為上都難以避免增重。根據最新的全球肥胖數據，肥胖已成為一個日益嚴重的全球健康問題。二○二二年的統計顯示，全球超過25億成年人屬於超重，其中約8.9億人達到肥胖標準。同年，有1.6億5至19歲的兒童和青少年屬於肥胖，總數達到3.9億名兒童和青少年被歸類為超重或肥胖。

    肥胖的問題已不再僅限於高收入國家。到二○三五年，估計將有79%的超重和肥胖成年人，有88%的超重和肥胖兒童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肥胖導致的健康問題，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某些癌症，對低收入國家的影響尤為顯著，因為醫療資源有限且公共健康教育不足。

    在日常生活中，一個牽著胖孩子的瘦父母上街，會被假設飲食起居照顧不周，而受到歧視，甚至指責和羞辱。曼恩指出，肥胖恐懼源於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歷史根基。啟蒙時期，肥胖與「野蠻」和「黑色身體」相聯繫，而瘦削的體型則成為「文明」的象徵，進一步鞏固了種族與階級的優越性。

    在校園裡，教師及同學經常常誤以為肥胖同學在一定有學習困難，成績不好，從而容易被嘲笑、欺凌，造成拒絕上學的社交障礙。在職場上，所有條件相約，肥胖的求職者較難獲得僱用，甚且，肥胖女性工資受到壓低的情況高於肥胖的男性。在社會上，肥胖人士背負耗費更多莫名其妙的偏見與嘲笑；在醫療上，肥胖病患較容易背負在公共醫療方面浪費更多資源的汙名。曼恩引用科學研究指出，肥胖本身未必等同於健康風險，而體重反覆變化（weight cycling）可能對身體造成更大傷害。她強調，體型與健康的相關性常被誇大，實際上肥胖者面臨的壓力和歧視才是健康問題的重要成因。

    更荒謬的是，在司法上，肥胖女性不會遭到性侵的迷思和隱形歧視，可能使加害人被輕判，甚而脫罪。曼恩特別提到，肥胖恐懼與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交織，尤其對於胖黑人女性來說，這種歧視和厭惡尤為嚴重。她呼籲社會正視這些交疊的壓迫形式整體而言，這個理論將生理和社會因素結合起來，解釋了壓力如何通過荷爾蒙和行為影響，不僅影響個人，也可能在群體中擴散。曼恩探討了「厭惡情緒」如何被道德化，導致胖人被視為不自律、不道德的象徵。她認為這種偏見並無邏輯基礎，而是對胖人存在的單純厭惡感加以合理化的結果。

如何免於「肥胖恐懼」

    在過去幾百萬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們祖先時刻面對毒蛇猛獸及天然災害的攻擊，隨時沒命。於是，腦袋練就出一套生存的策略，就是有食物的時候盡吃，並在食物匱乏時將多餘的能量儲存起來。今天除了原始部落人群仍然時刻靠體力覓食，又或是躲避危險。一般人都生活在食物及資源且安全的國度，很容易買到高熱量的食物，但儲存脂肪的傾向是人類演化的特點，這使得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易於肥胖。在食物豐富的環境中，我們依然拼命吃，於是，新陳代謝和行為上都難以避免不斷增重。換句話說，人類生活真的很弔詭， 捱飢抵餓會恐懼，吃過飽引致肥胖亦會恐懼。

    往往與不實的社會期待和健康誤解相關。因此，消除這種恐懼的核心在於改變對肥胖的認知，最明顯的誤解必須破障。首先，現代都市人肥胖的根本原因是生活中的種種壓力，很多人用吃來緩解壓力，結果是越吃越肥，壓力不但沒有減輕，反而增加，導致皮質醇分泌過多，引發身體各種炎症，炎症又引發各種身體疼痛與疾病，於是，我們一直陷於懼胖的惡性循環裡。

    都市人人壓力山大，忙中都要做適量運動，除了燃燒熱量脂肪外，更能分泌多巴胺，讓人心境愉快。壓力舒緩，皮質醇得以在運動過程中散發，炎症少了，人都健康一點。都市人睡眠不足是個難題，但是，充足且深度睡眠人人的情況都不一樣，拿破崙說自己睡四個小時已經很充裕。須知道，充裕睡眠，腦脊液才能如花灑猛烈噴射整個大腦，清洗掉大腦的垃圾，讓大腦神經元再度發揮積極的認知及學習作用，有效避免老人癡呆症。再來就是寫日記及與人深度交談，都是有效減壓從而不致肥胖的好方法。史瓦特教授在書中，建議夜夜跟最親密的伴侶同睡就能睡得酣睡得飽滿，自然就能清洗乾淨大腦的垃圾。當然，最好的方法是基督的祈禱默想，又或是佛教的冥想，但要練習到有深厚的能力是要日積月累下苦功才行。不過，科學已足證冥想是最高級減壓甚至解壓的工具。

專家教情緒減重的步驟

    要減肥，先要做好情緒減重，首要從表面層級的進食行為入手，如慢慢戒除暴飲暴食、狂吃豪飲、節食；使用減肥藥、利尿劑、或瀉藥。這些都是激烈的減重減肥行為，短時間收到表面的成果，長遠卻很傷害身體。再來，很多人的肥胖是情緒受傷，走出情緒傷痛是根本之道。要有效驅動減肥，必須找出未治癒的老舊內在創傷，傷口一旦得到治療，就不再需要增肥減壓了。當身體開始療癒來自過去的傷痛、創傷、虐待的地方，身體不斷地提供你明智的反饋，你需要學習和練習，了解更多如何辨認何種食物、何種運動、何種社交活動對身體真的好。我們很容易被自己很軟弱、很愚蠢、或是很胖就沒有人會愛等這些腐朽觀念左右，唯有創建新的核心信念，相信自己會靠正念擺脫肥胖。最後，當人生出現問題或當想要慶祝某事的時候，人很容易想到大吃大喝，可是，當建立新信念，養成新習慣，找到滿足靈魂的方式，自然就不再需要食物的慰藉，減肥不再可怕，我們就不會深陷懼胖的社會氛圍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