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十二月一日突然宣布特赦捲入非法持槍及逃稅官司的兒子亨特，出爾反爾，一改多次表明無意特赦的承諾，共和黨批評拜登是「大話精」，民主黨人更高聲唾罵。當然，跑出來保駕護航的大有人在，其中，有份參與彈劾特朗普的眾議員稱亨特或因為與拜登的關係而被選擇性起訴，因此總統有權向遭到司法不公的人提出赦免。但並非所有民主黨人都力撐拜登，有亞利桑那州眾議員稱亨特不是受到政治迫害，而是犯了重罪，再被陪審團裁定罪成，所以拜登犯了嚴重錯誤。
算一算，美國很多總統都在臨卸任前特赦某些特殊人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前總統尼克遜和克林頓。一九七四年，時任總統福特赦免了他的前任尼克遜。眾所周知，水門事件醜聞導致尼克遜辭任總統，嚴重損害美國的政府的公信力，福特此舉引起國際震驚，許多人認定福特未能贏得連任，原因就在於此。克林頓總統於一九八四年赦免了他同父異母的兄弟羅傑，亦引起了極大爭議。當然，少不了候任總統特朗普，他在任總統時，已發布超過二十五項赦免和十項減刑，其中最具爭議的一次要數他特赦了自己的「親家」查爾斯，之後還命任這位身負十八宗控罪、入獄二年的人出任美國駐法國大使，惹來私相授受之嫌。誠然，美國憲法賦予總統特赦權力，就算爭議甚囂塵上亦屬合法，旁人不容置喙。拜登特赦自己兒子最為人詬病是對政治倫理原則的嚴重背離。
從情理法及經濟學和政治策略的角度來看拜登的特赦行動
常言道，切肉不離皮，血濃於水，做為一個父親，怎能眼白白看著兒子身陷囹圄，當手上有一面快要到期的免死金牌，有幾多個人可以抵擋住這個誘惑，做到大義滅親啊！再從理性角度去看，拜登一定已經深思熟慮，所有利害得失都做過比對，才鼓起勇氣下這個決定。
從經濟學和政治策略的角度來看，拜登特赦兒子亨特，為個人和家庭而言是個「利多弊少」的選擇。拜登即將卸任，無需再面對競選壓力，也不必擔心特赦行為對自己政治生涯的影響。況且，一把年紀的拜登，加上可能已經有輕度失智及健康問題，不可能繼續在政界打滾，因此，特赦亨特的行為對他個人的政治生涯來說成本幾乎為零。再者，特赦亨特能有效避免兒子繼續捲入司法程序或面臨刑事處罰，甚至，有傳言說兒子貪腐背後的操盤手可能是拜登，他特赦兒子自二○一四至二○二四整整十年的罪行，換句話說，拜登都變相特赦自己，以個人聲譽保住全家的自由、財務及安全，一舉多得，何樂而不為呢！
從政治與社會層面分析，拜登將一切隱藏的高成本轉嫁給民主黨及社會。的確，拜登的政治前途快要畫上句號，但其特赦行為可能加深民眾對美國司法體制的懷疑，認為法律服務於精英階層，而不是普通公民。這種行為可能激化反建制情緒，進一步削弱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信任，對民主制度永續發展很不利。本來想尋求連任的拜登，被民主黨逼迫，無奈退選，所以，有評論指拜登有意稱特朗普支持者為「垃圾」，甚至在投票日拜登夫人故意穿一身紅色，暗指民眾可以選共和黨。說穿了，拜登就在煽動群眾對民主黨強烈不滿，藉此削弱民主黨在未來選舉中的優勢，藉此報復。甚且，特赦亨特可能被解讀為民主黨內部特權和腐敗的象徵，為反對勢力提供持續攻擊的理由。當然，為美國而言，作為全球民主與法治的標杆，總統濫用特赦權，會削弱美國在國際上的道德威信，並讓其他國家質疑其政治制度的公正性，可能為未來的領導人開創濫用權力的先例。
政治倫理與權力的濫用：評拜登特赦亨特的爭議
在現代民主社會中，政治倫理是一項不可或缺的準則，要求政治領導人以公正、透明，並對全體公民負責的態度施政。然而，當最高領導人利用職權優待親屬，尤其是在法律問題上，不僅引發道德爭議，更可能破壞公眾對政府公正性的信任。近日，美國總統拜登對其子亨特特赦，成了政治倫理的反面教材。
作為公職人員，特別是首長，應以公共利益為首要考量，避免任何形式的特權、偏袒或權力濫用。這不僅是對法治精神的維護，也是現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石。然而，拜登總統顯然違背了這些基本原則。亨特因涉嫌稅務欺詐、非法持有武器等問題，經陪審團裁定有罪，面臨判刑，在此背景下，總統拜登特赦，令人質疑濫用總統赦免權，公器私用，來保護自己的家人，而非基於公眾利益的考量。
民主政治的基礎在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對亨特的特赦卻揭示了一種危險的雙重標準：普通公民可能因類似罪行而面臨嚴厲懲罰，而總統的家人卻可以藉由特赦逃避法律責任。
在政治倫理學中，家族主義（nepotism）被視為對公共利益的重大威脅之一。公職人員若優待家人，會使國家權力從服務公眾利益變為服務私人利益。而拜登特赦其子的行為，正是這一問題的生動體現。亨特的案件不僅涉及個人的道德問題，更與國家安全、稅收制度和司法獨立息息相關。當拜登以總統身份介入此事，不僅削弱了司法系統的獨立性，還讓人質疑他是否利用國家權力掩蓋家族醜聞。
作為國家領導人，拜登應時刻謹記自己的職責是服務全體公民，而非利用職權保護家人。如果他無法通過透明的司法程序為亨特洗清罪責，而選擇以特赦掩蓋問題，他就違背了作為總統的倫理義務。在這種情況下，公眾有理由要求他為這一決定承擔政治與道德上的責任。可惜，拜登行將卸任，國會也好，民眾也好，除了道德譴責外，無奈之餘，應積極倡議修憲，完善總統的特赦權限。須知道，法律的首要核心任務是限制掌權者的權力，而不是透過法律圖謀私利。
政治人物公器私用是權力與道德的博弈
作為擁有極大權力的政治人物，切忌公器私用。這種行為雖可能為個人或特定群體帶來短期好處，但對社會、政府機構和公眾信任而言，長期的弊端通常遠大於利。政治人物有時可能認為公器私用是快速解決特殊問題的途徑。例如，為推進重大項目，他們可能傾斜公共資源給特定地區或企業，以迅速產生成效。利用公共資源為親信、家族或支持者謀利，可以加強政治控制，維繫派系穩定，甚至減少內部對立，提升領導權威。
公共資源應服務於全體民眾，公器私用則偏離了這一原則，導致資源分配不均，削弱其他部門或地區的發展，拖累整體施政效率。政治人物公器私用，無論是明顯的貪腐還是隱性的利益輸送，都會削弱政府在公眾心中的威信，並讓法治精神受損。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甚至可能引發抗議或社會動盪。一旦公器私用成為一種習慣或文化，其他官員可能增相仿效，最終導致整個政治體制被腐敗侵蝕，無法正常運作。政府政策偏向少數權貴，普通民眾的需求被忽視，社會矛盾進一步擴大。公器私用常常導致公共資源的低效使用，削弱長期發展基礎。例如，大量資金流向私人項目，公共基礎設施卻無法更新。
政治領導人公器私用、用人為親、利益輸送實在比比皆是。南韓總統尹錫悅突然宣佈全國戒嚴，不但理據不足，更被指斥為妻子收受名牌手袋等利益，還有用人為親，自六月以來，已被彈劾二十多次。民眾聚集高喊「彈劾尹錫悅」，尹錫悅難逃下台的厄運。
新一屆特區政府的領導班子快要上任，如何避免用人為親、防止公器私用及利益輸送。強化制度監督、加強財政及行政透明度、切實推行問責制。或許，更重要的是政治人物應定期向公眾解釋其政策決策與資源分配，接受立法議員、公眾質詢與媒體監督，如定期召開記者會、公聽會、出席澳廣視時評節目《澳門講場》，直接與市民對話與討論，增加民眾在資源分配與政策制定中的參與機會，才能真正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讓政治權力回歸公共利益的軌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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