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高等教育職技教育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二）

 

 

如何扭轉非高等教育職技教育的偏頗觀念

    萬丈高樓從地起，要讓澳門市民接受行行岀狀元，要扭轉家長的重文輕技的傳統觀念，得從小開始做起，全方位投入資源。上文提到，台灣有BabyBoss，是華人地區第一座專為三至十二歲兒童設置的職業體驗場所，從小培養孩子職業觀念、職業技術與職業平等的基礎教育。澳門亦可以效法，當然，要私人機構如博彩業投資可能是天荒夜譚，但政府設立與資助機構是大有可為的。

    澳門婦聯會受政府資助成立FUFA婦聯親子探索館，已於二○二○年開幕，貫徹「生涯探索，從小出發」的職業教育理念，為家庭、學校及社區創設職業教育及生涯探索的平台，讓兒童在體驗中探索自我，激發對職業世界的好奇心，培育職業生涯規劃的觀念和技能，提醒成人關注孩子生涯發展的教育。據了解，兩年以來，入場玩樂的親子超過七萬人次。

      該館開幕以來，先後舉辦過多項品牌活動如「FULife模擬人生旅程遊戲」、「兒童職業探索營」等，非常受到家長及社會人士的歡迎。去年，探索館更開展「夢種籽生涯教育計劃」，向幼稚園及小學生提供探索性的生涯教育活動，今年亦與教青局合作開展中學生的「HELLO我好自我認識工作坊」及「職業放大鏡」職場參觀活動，合作學校高達三十所，入場學生超過六千人。探索館期望通過多元化的生涯教育活動，為學校提供更多相關資源。

    澳門只有一所探索館是不夠的，教青局在離島亦有氹仔教育活動中心，多年來提供兒童室內遊樂設施、圖書及家長教育等活動。可是，時代已經不同了，這些傳統老舊的設施活動已滿足不了當前的需要，教青局可以重新裝修氹仔教育活動中心，注入更多職業陶冶的要素，讓附近居民子弟及有興趣作職業教育探索的市民都能好好利用。另外，二○一三年投入使用的湖畔親職教育中心，亦可添加更多職技教育的設施及活動，尤其可以效法BabyBoss的作法，讓孩子從有更多更全面的職業體驗。

    教育同屬於社文司範疇，社工局亦可以投入相應的資源及服務，如在燒灰爐的教區梁文燕托兒所．親子館、母親會屬下的托兒所，還有其他受政府資助的托兒所，都可以透過政府資助，在所內園區開闢職業教育的遊戲設施與服務，從小培養孩子端正的職業無分貴賤的平等觀念。

 

德國職技教育值得借鏡

    社會已經迅速從工業時代走向資訊時代，現代的小學生比過去聰明，網絡資訊亦讓孩子比工業時代的學生學得更多更優質。所以，許多先進國家都認為小學已經不用花六年時間去完成，無論是中國的小學實驗學校，抑或是德國已全面貫徹實施的四年小學制，都是世界小學教育的發展趨勢。

    德國小學只讀四年，四年級的學生便要面臨第一次課程分流，在分流前，會有許多職業探索課程供學生選擇，以便發現個人志趣潛能。在小學階段的最後一年，學校會評估每位學生的核心科目成績、學科表現以及綜合表現。其中的核心科目主要包括德語、數學以及科學，學科表現則包括了學生的課堂參與度、自主學習能力、專注力以及全域性思考能力等，而課堂表現具體反映在學生能否與同學好好相處、公平待人、與人合作、助人為樂等。在做出綜合評估後，學校會為每位學生制作一份擇校建議，學生父母通常會據此為子女選擇合適的中學。

    德國教育當局會按照學生的成績和個人興趣，讓部小學生畢業後進入職業預校、實科中學或者文理中學。成績稍差的學生會進入職業預校就讀，學制為五年，實科中學的學生可進可退，學制為六年。這兩類學生是職業教育的主體，往上升學會進入技術應用大學。文理中學學制最長，長達八年，學生畢業後會升入綜合類大學。根據德國教育與科研部（bmbf）的資料，二○一八年全德八年級學生的人數分佈為：職業預科只佔9%，實科中學佔19%，職業預科和實科混合制中學佔13%，包含了職業預科班、實科中學班和文理班的綜合中學佔21%，而完全以學術教育立校的文理中學學生僅佔38%。這也意味著，接受學術教育，即一搬教育體制中的普通中學學生佔不到50%。

    德國除了正規的學校教育外，還致力推動師徒制，在德國，師徒制的職業培訓方向高達三百多種，對於僅取得了職業預科畢業證書的學生而言，包括了餐飲、護理、理髮、園藝、倉儲、機電和監獄管理人員等；另一方面，對於取得了實科中學畢業證書的學生，可供選擇的範圍相對寬廣，包括美容、藥房、酒店管理、秘書、醫療、工業及製藥領域專業技術人員等。通常，職業培訓為期一至三年，既可以通過全日制的學校教育開展，也可以通過雙軌制教育模式開展。

    所謂的雙軌制教育，指同時開展理論的職業教育和實際的職業培訓。雙軌制是德國職業教育的精髓，即由學校、企業和行業協會共同為學生制定培育計畫，甚至共同決定某種職業的具體技能要求。學生每週只會在學校上一天或兩天的理論課，其餘時間都在企業實習，真的做到職技理論與實踐整合，企業會根據未成年人勞動法向學生支付相應的勞動報酬，並給予適當的年假。

    德國教育從不受勞心者治人這一套思維影響，選擇職技教育的學生非常有自信，深信可以從中職、高職，入讀技術型大學的本科、碩士乃至博士，升學路徑非常平坦。也許，在教育心理層面存在早分流未必是正確的作法，但是，德國已經形成職業導向為主的教育文化，認為早分流對於行業和企業有利，能提早鎖定未來員工，企業可以更早投入相應的培訓成本，而德國一般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度也會更高，在同一崗位工作的時間亦較穩定。

    德國教育值得借鏡的地方相當多，不過，在澳門要實行非常困難。就以德國小學四年制，真的望塵莫及。在國內，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已經進行了很多小學學制的實驗，包括小學五年初中四年，但仍然因為國人的傳統偏頗觀念左右，只能在實驗學校進行。誠如前述，時代已經變遷，小孩子吸收知識的渠道多的是，實在無必要再浪費六年時間讀完小學，四年制也許太激進，但可以考慮修改教育法律，改成五四制，即小學五年，然後初中四年。初中的前兩年正值孩子踏入青春期，可以在兩性教育、情緒教育及職業探索做充份的準備，後兩年就可以做更多的職技教育實務探討。

    目前為止，澳門非高等教育的職技教育通常有三種辦學類型，一種是整個學校都是提供職技課程，如中葡職業學校、工聯職業技術中學及演藝學院；另一類是普通中學，內設很多個職業技術課程，如培華中學開辦資訊科技、資訊科技及會展、資訊科技及商務、多媒體文化創意、資訊科技媒體傳播、會展產業及多媒體創作、資訊科技及室內設計綜合技術職業教育課程、體育運動職業技術課程、體育運動及體適能導師綜合職業技術課程；又如三育中學開設的高中職業技術課程有時裝裁剪科、商務科、網絡科及體康科。第三類是單科職技課程，如浸信中學的音樂職中，畢業學生通常都能升讀本地或內地的音樂學系或相關科系。

    其實，就讀職技課程的學生其成就非常顯赫，就如設計界達人歐俊軒，高中時醉心美術與設計，幸得入讀相關職中，中學畢業後繼續升讀大學設計系，今年還獲得專業功績勳章。特區政府可以聯同學校經常舉辦職中課程展、畢業生成就展等，都是大力推動學生入讀職中的好方法。再者，澳門高中生入大學率超過百份之八十，職中學生入讀技術型大學的相關科系有特別優勢，這些都是普通高中無法做到的。家長通常都期望子女能升讀大學，職中畢業生能能取得普通高中及職中兩張證書，是保證其能就業亦能升學的機會，亦能免除家長的憂慮，何樂而不為呢！  

非高等教育職技教育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一）

 

       

    十月二十五日，青年事務委員會召開了閉門會議，議程之一是關於如何更好的推廣非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非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制度》法律已於今年九月生效實施。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中學教育處處長梁怡安在會議後向傳媒說，今個學期有共九所公立及私立學校開展四十個高中職業技術課程，就讀學生約一千人。

    梁怡安處長表示：「局方將會扶持私立學校在高中開設職業技術課程。他舉例，很多學校現時開設的商組、工科重視理論，很少實踐，該局將與校方探討有否條件將這些科目轉為職業技術課程。接受教育職業技術教育的學生絕大部份選擇接受高等教育，與一般的文組、理組學生一樣有機會升學。他表示，教育職業技術教育的學生既有高中畢業證書，亦有專業技術證書，具有優勢。」

    看到了局方說到職技比傳統普通高中文理科教育更有優勢，既然職技畢業生同時可以拿到高中及職技兩張畢業證書，為何就讀學生只佔整個高中全體學生的0.07左右，換言之，每十三個學生約只有一個學生就讀職技課程。為何政府及私校持續推動職技教育多年，為何入讀人數仍然少得可憐呢？要怎樣做才能讓學校、家長及普羅大眾接受職技教育不亞於普通教育呢？有沒有短中長期的計劃擴大職技學生人口？積極而言，如何讓職技教育發揮普通高中做不到的獨特優勢呢？

 

回顧過去，始於足下

    澳門中等職業技術教育發展歷史，最早追溯至一八七八年，由「振興學會」興辦的商業學校，即是目前的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創辦的葡文學校。翻查一九二○年的《政府公報》，商業學校的開設初級及高級商業科目，包括商科、會計、打字、速記等實用商業課程，畢業生通常在受聘到港澳大小洋行工作。
　　再翻閱一八九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政府公佈，當時統領澳門市政教育文化康樂等工作的市政廳，在以葡人或土生葡人子弟就讀的利宵中學創辦商業課程，為期三年，課程包括有簿記、讀本及中葡翻譯、商業信札等，應該說是澳葡政府開辦的公立職業技術中學課程。

    天主教會對職技教育亦是不遺餘力，慈幼會於一九○六年由雷鳴道神父創辦了無原罪工藝學校，其後易名為今天的慈幼中學，服務對象為貧困無依的兒童，除了提供木工、縫紉、革履、印刷、釘裝、電機與機械等課程，亦增設寄宿部。到了一九七二年，慈幼學校廢除了某些工藝科目，跟隨慈幼會香港英文工業學校編制，改成一所英文工業中學。但是，隨著家長及學生都有升大學的願望，加上時任校長亦認為學校應該放棄工業教育，改為文法中學，所以，慈幼中學保留了部份具工業設計的科目，一九九四年度開辦中六數理班，實質上已走上完全普通中學的路上去了。

　　今天的鮑思粵華小學前身為葡光工業學校，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曾開辦葡語教學的職業技術教育課程，也曾設立寄宿部。到一九七六年該校停辦職技課程，改辦普通初中，後改為小學。
　　一九八五年，慈幼會胡子義神父在九澳開辦雷鳴道主教紀念學校，為貧困無依及被其他學校開除的學生提供寄宿及走讀的教育，開辦小學四年級到初中，有簡易的木工及金工課程。明愛在大興街開辦庇道職業先修學校（即現時的庇道學校），亦開設木工、金工、機械，及汽車維修課程。該校曾經與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簽定合作協議，為在讀學生提供駕馭建築機械實用課程，會聘用隨時棄讀離校的學生。汽車維修曾與日本豐田汽車維修部合作，學校為學生及豐田的技術員提供汽車維修理論課程，而豐田維修部為學生提供維修技術課程，學生修畢技術課程會拿到合資格的維修技工證書，能在全球的豐田及萬士得公司任維修技工。可惜，後來，如同慈幼中學一樣，明愛把庇道職業先修學校改為普通中學。

    天主教耶穌會屬下的海星中學，亦於本世紀初開辦職業高中課程，包括社會服務，培養活動協調員，亦為有志就讀社工或心理等相關科系的學生給予最基本的專業培訓。另外，開設美術與設計專業，曾羅致本地區大學教授及知名藝術家任教，培養出的專業人才包括知名設計師歐俊軒。之後，加開了保安職中，為保安部隊及保安界提供有體能及有品德的新血。最後，亦開設了教育服務職中課程，為有志將來成為教育工作的學生提早在高中打下堅實的基礎。後來，海星中學停辦所有職中課程，改為普通中學。 

    在公立職業教育方面，教育暨青年局高屬下美士中葡中學於一九九六年開辦了夜間的職業技術高中課程，一九九八年中葡職業技術學校開始運作，開設日間職業技術教育課程外，亦承接高美士中葡中學夜間所有高中職業技術課程，為在職成年和失學青少年提供工業維修電機技術課程、行政暨商業科課程、電腦技術課程及社會服務課程。後來，因為報讀人數銳減而停辦。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三育中學中文部、還有培華中學、浸信中學、創新中學、澳門演藝學院舞蹈學校等學校有開辦職業技術教育課程，從行政暨商業、旅遊、電腦、服裝、電子、武術、工業維修電機、社會服務、會計、翻譯、製冷及電梯、商務、體育及舞蹈等，為澳門高中學生提供更多的課程選擇。上述幾所學校培訓對象主要為失學青少年，這群被拒於普通教育門外的青少年，盼望他們在離校前能學得一技之長，在社會上有一定的謀生能力。慢慢，變成能銜接技術大學的高中職業課程。

 

都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陳舊觀念在作祟

    自孟子以來，更好說是自科舉制度創設以還，中華文化的教育傳統明示暗示一個成功的人就是坐辦公室，靠「食腦」治人，而失敗者是在工場日曬雨淋，汗流浹背，被勞心者管理的勞力者。上千年以來，這種傳統並沒有因為社會已經走過工業化而有所動搖。據非正式統計，在華人社會裡，無論是高等或是非高等的職技教育，就讀學生人數一直事與願違。試看疫情下的社會，公務員、教師、社工受疫情影響的不多，但是，如今年六一八疫情肆虐澳門期間，許多打工仔失業，免於失業都要遭逢減薪或放無薪假，才能保住飯碗。讓勞工界非常憤怒的是，竟然連室內裝修工程都因為疫情關係要停止，在手停口停的狀況下，更加劇勞心者比較穩妥，勞力者朝不保夕的心態。

    近年政府致力推動中等職業技術教育改革，甚至修訂《非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制度》。近年，特區政府求才若渴，成立人才發展委員會，又透過貿易投資等方式試圖吸納更多技術專才。可是，要知道萬丈高樓從地起，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一天，整體社會都職業教育的偏見與歧視不掃除，都難以有效推動職業技術教育。

    近十多年，台灣為了為自小培養孩子正確的職技教育觀念，從法律制定到課程修改都做了很多，甚至有財團願意出一分力，於二○○七年打造BabyBoss，是華人地區第一座專為三至十二歲兒童建置的職業體驗場所，讓孩子透過扮演各種職工體驗，增進對職技教育的重視。可是，台灣少子化的情況極為嚴峻，二○一九年，終於宣佈歇業。二○一九學年，台灣教育部長潘文忠高呼「選技職，好好讀，有前途」口號，當地技能小將，更在國際技能競賽名列世界第三，躍升媒體焦點，就讀技職學校的人數仍逐年下降。

    全球化環境下，學術人才可以四處挖角獲得，但是，中等技術人才，尤其是維修人才更是日見短缺，加諸過去師徒制已經息微，更加劇高中學生寧願就讀水平差的學校，都不願意入讀職業高中。

 

大學欺凌何時了

 

    近日，香港爆出大學校園性侵學生的欺凌事件，香港無線電視受歡迎教育節目《學是學非》，擔任化學科顧問的科技大學助理教授陳鈞傑，在節目中被稱「火博士」，遭女學生指控要求幫忙自慰。科大女生Zenobia在IG發文，指控火博士要求A0（從未拍過拖）的她幫忙自慰。科大向傳媒表示正了解及跟進事件，並已向有關學生提供輔導，至於涉事教職員現正休假。

   回到澳門，不善忘的澳門朋友，還記得去年轟動全澳的大學性侵案。前澳門大法學院院長莫世健被控性侵內地女學生，初審時被告脫罪，中級法院審議檢察院就案件提出上訴時，推翻初級法院刑處無罪的決定，認為莫世健在案中對受害內地女學生干犯對無能力抗拒人的性侵犯罪名，改判莫世健罪名成立，判處六年徒刑，並要向受害人支付十萬元精神損害賠償。

    不要以為大學的欺凌只是存在師生之間，當手上握有權力而又不受制衡時，各種不對等的欺凌種類繁多，層出不窮，對象可能是老師及學生，比如師生間與同學間的言語欺淩、社交欺淩、甚至上述個案的性欺凌等。其實，從行政及資源分配不公而言，欺凌的影響更加深遠，通常都只能啞忍，膽敢豁出去，抵抗掌權者，實在是鳳毛麟角，因為後果及代價是非同小可。

 

政府一視同仁支持高校發展？

    很明顯，政府握有最大的行政與財產資源分配權，所以，大學校舍的選址、興建、搬遷、舊校舍重新分配，如果處理不當等同欺凌。

    自二○○二年起，澳門大學氹仔校區已不敷應用，開始尋求新校址，幾經波折，到了二○○九年六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作出「橫琴決定」，通過「關於授權澳門特區政府對設在橫琴島的澳門大學新校區實施管轄的決定」。同年八月中央政府批准《橫琴總體發展規劃》，根據協議，澳門特區政府向珠海支付十二億澳門元，租賃橫琴新校園的土地，使用權至二○四九年。新校園的建設涉及總投資超過一百億澳門元，全由特區政府支付。到了二○一三年新學期開始使用，如果大家有空去澳門大學橫琴校園區逛逛，依然予人很荒蕪的感覺，仍然有很多大樓及設施荒廢。

    那麼，原來澳門大學氹仔校區空置如何分配，成為教育界及市民非常關心的議題。當年，手握高教權力的時任社文司長譚俊榮及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主任蘇朝暉用了非常不科學的太公分豬肉方式處理。圍繞澳大舊地標「九龍壁」旁的多棟建築物核心區歸城市大學使用。此決定一出，社會嘩然，蘇朝暉不得不出來解畫說：「政府以先公立後私立、先全日制後夜間兼讀作為分配原則，重申政府一視同仁支持各公、私立院校發展。」結果是自打嘴巴，政府公信力蕩然無存。

      理工學院（即今天的理工大學）及旅遊學院都是公立大專院校，為何理工只分配到舊教育學院及舊學生宿舍樓層。蘇主任還辯稱：「有考慮過讓理工全部搬到澳大原址，但理工的辦學宗旨是『小而精』，未來學生規模仍是三千餘，無意擴展，而面對十五萬平方米的建築物、可容納學生七千的澳大舊址，理工學院一間『食唔晒』。」多年以後的今天，理工大學學生人數飆升到四千二百多，科系所課程更趨多元化。當大家走過高美士街，看到本屬學校前地的狹小空間在大興土木，本來校園空間已經不多的理工，剛升格為大學，但是，有校無「園」的大學正是當年無遠見無長策的官員留下的問題啊！

      一直以來，旅遊學院以培養國際級的旅遊餐飲人才著稱，但在分配澳門大學舊校舍時，只分配到一幢東亞樓及圖書館，政府辯解的理由一大堆，可是，除了澳門大學外，大學校園四分五裂就是澳門常態，亦是與別不同的地方。坊間最質疑澳門政府的是，到底以何理據將大部份的澳大原校區無償交給私立城市大學。不錯，今天的城市大學，無論是校園建設、硬件設備都很先進，惟是，作為一個政府，官員都說先公後私，為何理工及旅院仍因為校舍不足而影響其教學、學術及科研的發展。試想如果將澳門大學原校址歸當年的理工學院，同時將旅遊學院合併，也許，今天的理工大學就是名副其實的技術型大學了。

    顯然，特區政府必須總結教訓，要有清晰明確的大學資源分配原則，並徹底執行。再者，目前私立學校拿到政府的資源及資助，可有明確的回饋政府與市民的政策，亦應該好好制定。更根本的問題是，特區政府就是欠缺有學識、有遠見、有道德勇氣、有執行力的官員。

    

院校對教師、師生間與學生間的欺淩層出不窮且傷害亦深   

    澳門大專院校之間存在惡性競爭，為了提高大學的國際排名，重研究發表輕人本教學，不能完成研究發表指標的教師給予多上課及少津貼的懲處，其實就是學術欺凌教學，導致大學教師間的分化，學術與教學兩頭不到岸。

    澳門各大學奉行行政、財政與教學自主的情況下，一個普通的大學教師已經擁有對學生成績的生殺之權。雖然，學期開始前，任教教師必須向系院所提交課程大綱及考核要求，但是，是否貫徹執行又有誰之知曉又有誰監管呢？行政部門通常不會徹底負起監督的職責，除非有學生投訴或出事才會處理。於是，有權用盡的教師會利用職權之便胡作非為，由簡單的漂亮女同學坐前排，到下課後必須陪吃宵夜及唱K，甚至有論文導師會要求女學生到自家指導論文寫作，竟然通宵達旦，怕事學生亦為了能於限期內答辯通過論文，心不甘情不願受到老師不同的欺凌，甚或性侵只能啞忍。

    論及學生與學生間的欺凌更是司空見慣。目前，大學全日制學生通常都是職前的大學生，同學間的程度與能力雖然有差異，但距離不會太大，偶爾有個別尖子會在班上耀武揚威，頂多都是透過言語、網絡及孤立弱勢同學等方式去欺凌。多年以來，大學雖然在學生事務方面及輔導諮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都是隔靴搔癢。其實，一切都應該從大一或研一開始，先做好班級經營工作，系院所有責任統籌建立班級組織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建構班級內外的親和文化，亦應該設立多元的欺凌投訴及申訴機制，讓被欺凌的同學隨時在線上線下都找到適合自己抗欺凌的渠道，保障弱勢學生能好好讀書。

    近年，能為大學最賺錢的除了全日制課程外，還有兼讀的學士、碩士及博士課程，就以理工大學為例，這學期有碩士課程開到接近七十人一班，如此大的班級，自然會出現強弱懸殊，有經驗有學歷的欺負沒經驗能力低的學生。就以大學老師最喜歡的分組報告為例，成績好的同學往往會用盡言語欺淩去嘲笑成績差的學生，又或是把一大堆不屬於分組的工作扔給他們承擔，還很風涼的說能與成績好的同學一組已經「執到」了。分組報告另一種社交孤立欺凌的重要溫床，在分組過程中，強勢學生會用侮辱、戲弄、詛咒、威脅、中傷、譏諷、貶抑評論等方式讓弱勢同學顏面無存，簡直是人格尊嚴的慢性謀殺，情況惡劣會引發大學生自殺事件。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主任費立鵬分析認為，大學生自殺不是因為某一個條件，而是多種因素所導致，包括生活事件、人際衝突、經濟窘迫、學習成績差，當然亦包括不容易發現的欺凌等。

 

    德國著名大學教育學者雅斯培（Karl Jaspers）說大學有四大任務：第一是研究教育和事業知識的講課；第一是研究教育和事業知識的講課；第二是教育和培養；第三是溝通精神的生命；第四是學術世界。這四大任務尤以溝通精神生的生命，即是師與生、生與生之間的精神溝通與交流最為重要。古往今來，大學都重視師徒制或稱導修制，上課輕講課重討論，就是為了避免損害精神生命發展的事情在大學校園發生。

    澳門彈丸小城，高校林立，欺凌處處，主事官員及大學當局，理應帶領德才兼備的教師建構積極、正面、親和、對話的校園文化，大家同時向校園欺凌說不！

當我們的大腦有點Blue時

 

    

    世界心理衛生聯盟倡議十月十日為世界精神衛生日，又稱世界心理健康日，今年的主題是「讓精神衛生和福祉成為全球優先事項」，設想一個重視、促進和保護心理健康的世界，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享受心理健康和行使其人權。

全世界都沒想到新冠疫情已經持續三年，雖然其影響力正在遞減，但是，對所有人的生活都造成了嚴重影響和打擊，伴隨的社交隔離、孤獨、對健康的焦慮、生活壓力以及經濟低迷等，在在使人們面臨著不同類型及不同程度的精神健康壓力。健康是人們最關注的重點之一，也是聯合國二○一五年開始訂定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爭取於二○三○年透過預防、治療及促進身心健康等一系列措施，將非傳染性疾病導致的過早死亡減少三分之一。

 

看看精神健康讓人揪心的數字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今年世界精神衛生日致辭時指出，當前，全球有近十億人正在遭受精神衛生問題的困擾；然而，精神衛生卻仍是醫療保健當中最被忽視的一個方面。在有些國家，每十萬人只有兩名精神衛生工作人員，這對社會和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每年，僅焦慮症和抑鬱症就導致全球經濟損失約一萬億美元。對此，古特雷斯強調說：「我們必須加強保健服務能力，為有需要的人、特別是年輕人提供優質護理。這包括立足社區的服務，並在健康和社會護理整體中納入精神衛生支持。」他補充說：「我們還須消除污名化和歧視，打破阻礙人們尋求護理和支持的障礙。我們也必須預防暴力和虐待等造成精神衛生問題的根源。」

    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世界約有兩億八千四百萬人患有焦慮症，而有兩億八千萬人得到憂鬱症。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亦在今年世界精神衛生日發表署名文章，指出新冠大流行造成焦慮症和抑鬱症患者比估算要增長25%，進一步帶來深刻的社會和經濟後果。他強調，儘管過去十年來精神衛生問題獲得更大的關注與討論，但在家庭與職場中這似乎仍然是一個禁忌話題。

    許多國際職場精神研究表明，在全球範圍內，估計每六個處於工作年齡的成年人中就有一個患有精神障礙，而有八成的職場人士並不願意同上級談論其精神衛生問題，因為他們害怕被污名化，或者被認為無法勝任工作而面臨失業。

 

發燒與焦慮不是病，只是生病與演化的訊號

    兒時，經常發高燒，動輒就快四十度，經常到醫院看急診，還沒有看到醫生，護士就在手臂上注射一針盤尼西林，不到半小時，燒退得七七八八，然後在屁股再打一針，直到燒全退就離開。慢慢，這一種方法無效了，兒科醫生詳細診斷後，始發現我發燒的原因是扁桃腺經常發炎。醫生跟我媽說，到了小學畢業的暑假，留醫把扁桃腺切掉，以後就不必擔驚受怕常常發燒。

    我大兒子小時候有一次發高燒，用盡塞肛退燒藥，去醫院看急診，燒退再燒過，於是，改去另一家醫院看一個葡籍兒科醫生，經診斷後發現可能洗頭時有水滲進耳朵，導致中耳炎，經診病治好，燒自然退了。我終於學會發燒不是病，原來只是生病發出的警報而已。

    兒時，常聽說發高燒會燒壞腦，其實是先有腦袋發炎不治才會壞腦。同樣，都市社會流行的心理及精神病種類繁多，如焦慮症、驚恐症、憂鬱症、躁鬱症等等。凡是帶有一個症字都讓人非常焦慮，都會用發燒就是生病的錯誤邏輯看待。

    二十五萬年前，造物主已給了人類一本《大腦使用手冊》，其中包括大腦的功能是甚麼？操作時的主要注意時項有那些？可惜，二十五萬年了，這本手冊都沒有更新再版，人生在世不是那些正向心理學家說的要追求幸福快樂，而是同二十五萬年前一樣的生存與繁衍。要先能生存才有機會繁衍，要生存就要懂得避開殺身之禍，於是，我們仍然要靠腦袋兩邊各一粒的杏仁核響起的警報，決定對戰、守住、還是逃跑。

    當代心理及精神病學的專家告訴我們，焦慮及憂鬱只是大腦用來保護我們能安然生存，然後再說繁衍的一個警號裝置系統。說穿了，焦慮只是人類自然演化出的生存本能而已，實在不必去為焦慮而焦慮。焦慮不好好處理，會惡化成難以對待的憂鬱症。

 

當我們的大腦有點Blue時

    迪士尼賣座動畫電影《反轉腦朋友》（inside out），主角韋莉腦中有五個情緒影響著她每時每刻的心情與決定，他們分別掌管快樂是黃色、憂愁是藍色、憤怒是紅色、驚慌是紫色和厭惡是綠色，他們各自會根據主角遇到的情況出行動。

    傳統以來，藍色被視為冷色調，代表憂鬱，這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BLUE在英文裡就有藍色和憂鬱的意思，比如英語中有feeling blue用來形容心情壓抑。所以，當代著名的精神醫學專家常用Blue來形容我們的腦袋有憂鬱症。憂鬱症是長期受壓，過多處理不了的焦慮累積而來，其類型頗多，但所有的共通點就是覺得曾經能夠帶來歡樂的事物已再產生不了快樂的意義與價值了。

    生化治療專家常常誤判憂鬱症純粹是因為體內的血清素、多巴胺及副腎上腺素等神經傳導物質不夠所致。的確，無論是透過天然食物，抑或是透過藥物治療，初期都有明顯的效果。但是，人體神經迴路與需要實在非常複雜，這些天然或人工的治療物的果效很快就遞減。

    二○○○年六月，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宣佈人類發現基因圖譜，很興高采烈地預示基因醫學能治癒所有頑疾。克林頓及那群過份樂觀誤以為可以透過基因改造治療就可以徹底治療好憂鬱症。但是，無數的臨床研究與治療，都發現與憂鬱症有關的基因很多，並不如預期的把一兩條基因切掉就沒有憂鬱症。其實，從人類在叢林生活演化的角度看，憂鬱症是自遠古以來，還有就是承受壓力能力低落，造成免疫力下降，身體的抵抗力差，容易被為免於細菌及病毒感染而發炎而死，是讓自己生存下來的防衛機制，就等於前述的發燒一樣，憂鬱症是身體出現問題發出的最高級別警號。

以樂天知命與「戒酒無名會」的方法面對憂鬱症

    雖然，要一個憂鬱症嚴重的人要樂天知命是非常不智的訴求，且聽一個故事再說。一個流落荒島的人，過著魯賓遜的生活，甚至用樹木與石頭搭建了一個簡漏的小屋子。可是，有一夜，突然雷雨交加，不幸，一個雷讓這殘破的棲身之所燃起大火，這個非常憂鬱不安，認定自己身陷絕境。意料之外，正因為這一把大火，引來遠方一艘船的注意，最後，這個人獲救了。所以，憂鬱症常予人悲哀的觀感，但是，憂鬱症亦提供我們一個重生的機會。

    也許，大家都聽過「戒酒無名會」（Alcholics Anonymous，AA）的全球性計劃，能讓酗酒者及濫藥者從成癮中康復過來，這個計劃包含十二個漸進的步驟。近年，這些戒酒步驟亦慢慢轉移用來治療憂鬱症，首個步驟就是要說一句非常有力的聲明：「我們承認我們無能為力對付酒精（或其他的東西），而我們的生活已變得不可收拾。」即使一個上癮的人還沒有足夠的能力解決，但停止上癮的漫長旅程就是從「承認」這一點上開始。過去，無論是對付癌症等頑疾，醫學界皆採取對抗的態度。近年，發現用承認自己有癌症，學會與其共存，反而有機會減低其傷害，甚至透過樂觀情緒治癒好癌症。所以，面對憂鬱症，「承認」的具體做法是允許自己情緒陷於低潮，允許自己人生暫時處於蹉跎階段。有必須重申一點，我們人類是為了生存與繁衍而活，至於幸福快樂是更高級，更奢侈的人生目標。第二個步驟與第一步同樣重要：「我們相信，有一個比我們本身更大的力量，這個力量能恢復我們心智健康和神智清明。」無論是有神論者還是無神論者，在面對困難時，自然會依靠及深信一股比我們更強大的力量，人才有機會走上康復的路上。

 

長者雙屍案：敲起「孤獨老」與「孤獨死」警號

 

    九月下旬，西坑街永富新邨揭發一宗雙屍慘案，一對相依為命的年邁姐弟雙雙死於兩個房間內，女死者死去超過一個月，司警調查後相信男死者由於行動不便，被逼長期留在家中，日常起居生活全由姊姊照顧，最後無以為計相繼死去。非常羅生門的是同一單新聞，兩天前先出現另一個版本，同樣是行動不便的弟弟死去一個月然後姊姊相繼逝世，但相關報導已無法在網絡搜尋，直到今天，無論是衛生當局還是司警局，都沒有正面解說到底那一個版本才對，亦沒有解說為何死去一個月才被發現。更讓人不解的是，如果已經逝世一個多月，屍體應該發出極強異味，而永富新邨為陳年舊樓，座數多同層單位亦多，鄰居竟然嗅不出難聞氣味。雖然，最後都是鄰居察覺久久未見姊弟出現才報警，始發現雙屍案，反映澳門鄰舍關心日漸冷淡，極待改善。

 

澳門人口老化是「孤獨老」到「孤獨死」的主因

    根據統計暨普查局去年八月完成的澳門人口普查及住屋普查，報告顯示，直到去年八月，澳門總人口約六十八萬二千人，當中六十五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十年間倍增至八萬二千多人，佔總人口超過12%；五十五歲至六十四歲的人口超過九萬人，佔本地人口近16%，老化指數較十年前大升23%至83.7%，並預計十年後澳門人口老化極為嚴峻。六十五歲或以上獨居長者共有九千三百八十七人，比十年前倍增了80%，屬「雙獨」（即同住照顧者和被照顧者皆年滿六十五歲或以上）的兩老夫婦共有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九人，意味本澳獨居長者及「雙獨」長者總戶數逾一萬七千戶。立法議員林雨滔在上週訊報專欄說：「按澳門人口預測二○一六至二○三六，至二○二六年本澳本地老年人口比例預測將上升至19.6%，至二○三六年更進一步攀升至24.7%，這不單意味本澳很快進入超老齡化社會，對長者的各項需求會持續增長，也意味著若政府未有調整策略，未獲定期關顧的獨居長者和『雙獨』長者數目只會越來越多。」

      在住戶統計方面，常見規模兩人爲一戶，住戶總數共二十萬二千七百二十七戶，平均每戶有2.98人，顯示目前住戶規模日趨縮小。去年底，新一期經屋申請共收表一萬一千六百多份，其中交齊文件的八千八百多份，當中，兩人及以上家團人口申請超過五千七百多份，申請量大於相對戶型的供應量。事實上，澳門的家團人口越來越傾向一人或兩人，最多可能是三人，這亦非常影響未來澳門的公屋興建與需求落實的政策，如果不及早正視，可見「孤獨老」到「孤獨死」將是澳門成為悲情城市的必然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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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怕的是從「孤獨老」到「孤獨死」

    中國人自古以來，非常重視傳統家庭倫理，像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禮記．禮運大同篇》亦說：「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可是，隨著工業化都市社會的過度發展，各家自掃門前雪日益嚴重。澳門正步入高齡化嚴重的社會；隨著醫藥科技及健康養生的知識日趨發達，加上年輕人立足社會日見艱困，遲婚及不育衍生少子化是未來社會常態，換句話說，「孤獨老」到「孤獨死」的社會現狀由目前偶而發生會惡化成很普遍社會現象。

   「孤獨老」是必然的社會現實，追求「優雅老」將是目前個人與社會工作部門必須及早應對準備的重要工作。《陪你到最後》作者李春杏護理師說：「現代醫療很可怕，可以讓人活不好，卻又死不了！」目前，澳門經濟低迷，年輕人越來越不抱希望，更遑論追求理想抱負，活著時，要活得有尊嚴已經很困難，何況想死得有尊嚴，也許更是奢望！

    當全球快速「老化」和「少子化」，而獨居老人只會愈來愈多，家中兩代人或三代人的照顧與被照顧壓力會越來越沉重，彼此間的精神健康狀態會越來越差，而澳門社會工作與老年衛生保健醫療的開支會越來越龐大。英國心臟醫學期刊《Heart》研究警告：「常感覺孤單者，罹患心臟病風險高至29%，中風機率高達32%。義大利的『老年精神醫學會』二○一八年一月宣布，訂定每年十一月十五日為『重視孤獨日』，呼籲全世界關注「孤獨老』。」

    澳門是個非常保守的社會，談死絕對是禁忌。現實是「孤獨死」是銀髮一族與獨居社群必然的趨勢和結局，據了解，目前主動透過除「平安通」服務使用人數為不到五千人，相對本澳逾一萬七千的獨居及「雙獨」長者住戶，普及率僅約三分之一，換言之，像永富新邨的雙屍案隨時會重演。

    所谓「孤獨死」是指獨自生活的人在沒有任何照顧及支援下，在居住的地方因意外或突然病發而死亡。「孤獨死」最容易發生在同社會隔離、沒有家人、鄰人或友人經常保持聯絡的長者身上。研究發現，如果你一直一個人生活，最終可能會孤獨而死，而不是你以爲的自然優雅老死。芝加哥大學研究人員通過對五十至六十八歲的中老年進行調查後，發現孤獨感得分高的人高血壓方面也不容樂觀。目前，身心醫學更證明大部份的疾病源自孤獨引發的憂鬱情緒，「孤獨老」會導致身體健康惡化，是身體應付壓力時出現的自然反應，在無人關顧照料下最後只會「孤獨死」。

 

 澳門如何「安老」、「善終」才算是「老有所終」

     二○一八年，《長者權益保障法律制度》終於立法完成，其立法目標本來是要構建一個老有所養、老有所屬和老有所為的共融社會，並明確規定社工局須自法律生效三年後制訂審視執行情況的報告。惟是，三年過去了，也許政府正忙於治標的服務，無暇去做長遠的治本工作，就如德蘭修女說自己只能不斷做瀕死救護服務，根治問題應該交由有權能的政府負責。

    儘管如政府所言，新城A區興建約八百五十個宿位的長者院舍，可以解決現時輪候問題。然而，如果大家都有去老人院舍探訪，一定很感受到一股莫明的負能量正濃罩著整個院舍。關於長者安老服務，特區政府官方數字非常「亮麗」，長者服務遍布澳門各區大街小巷，服務老人的大小團體多不升數，可是，當特區政府致力追求服務量的體面時，可有想到給予長者高質量的安老服務。

    目前，以院舍安老為例，誠如前述院內人數眾多，負能量超標。當特區政府庫房仍然豐厚時，可有想到為澳門長者，尤其是面臨「孤獨老」，甚至「孤獨死」的狀況下，慷慨解囊，增撥資源，大幅度降低院舍院友的人數，拓展院內的個人生活空間。

    再者，青年住屋一直是個非常嚴峻的社會問題，只要放眼世界，許多先進國家已摒棄傳統院舍模式，就如台灣亦已展開大規模的「青銀共居」模式安老政策實驗，強調「室友就是家人」的跨世代居住，有助於解決長者獨居時的「孤獨感」和「寂寞感」問題，亦為解決青年學生的居住難題。日本致力推動「街ing本鄉」Home Share計畫，長者與學生同住一個屋簷下，被日本媒體稱為「書生寄宿制復活」的「一個屋簷下」計畫，鼓勵擁有私宅的獨居老人以免費或是便宜租金，提供寄宿房間給從外地來的年輕學子。荷蘭首創大學生與長者共居服務（student resident program），挑選有耐心愛心又有良好溝通能力的大學生，完全免費住在安老中心，交換條件是每個月至少要花三十小時當一個好鄰居。德國Geku-Haus公寓更驚艷，長者們身懷絕技，有織布高手、藝術史教授、會計師等，政府配對讀相關科系的大學生或在職青年與他們共住，彼此互相幫忙、分享生活與工作智慧。 

    澳門二○二○年度就讀高等教育的學生有三萬九千多人，其中只有少數住在大學宿舍，有來自外地的學生住在珠海，每天通勤到澳門上課。特區政府及大學學生事務處可有想到，善用大學生的住宿資源，好好回饋給曾經努力建設澳門的長者。立法會諸位議員，長者們曾經是多位直選議員的主要票源，好應該在立法及監督政府施政方面多為長者牟福利。至於普羅市民，請放下不必要的戒心，時刻關顧鄰舍的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