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個古道熱腸有溫度的好老師

 

       

         自六月十八日疫情爆發，非高等與高等教育就一直停課，教青局宣佈九月初可望開學。師生重返校園應該讓人賞心悅樂，師生之愛是推動教師有效教學及學生有動機學習的最大原動力。中國當代教育家夏沔尊在翻譯《愛的教育》時說：「教育之沒有情感，沒有愛，如同池塘沒有水一樣。沒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沒有愛就沒有教育。」可見，教育的成敗繫於教師是否是個古道熱腸有溫度的好老師。

         近年，在網絡上很流行「有溫度」這個詞語，其實就是溫良、溫暖、溫和、溫柔、溫馨、溫和、溫情、溫文儒雅、溫婉、溫純等帶有讓人窩心體貼的意思。甚至，已經有研究溫暖與人際關係的社會心理學家撰寫專書，從企鵝等動物彼此靠近取暖，減少脂肪損耗，到人與人間的溫情對待，從而得知透過溫情交往，人才能充滿安全感及彼此信靠。

        這一波疫情讓師生分隔了兩個多月，期盼新學年，所有教師都能懷抱崇高的教育熱忱，用無私的教育愛去教育學生成為健全快樂的學子。

 

別忘了小悅悅事件

         二○一一年十月十三日靠近傍晚時份，廣東佛山南海區有個兩歲的女孩王悅，乳名小悅悅，在陰天下雨時獨自跑出家門外，超過一百多米家人都沒有察覺到。不幸，先後有兩輛汽車撞倒她，有超過十八個路人經過，卻視若無睹，更遑論及時施予援手。終於，第十九名路人救起王悅，馬上送到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急救，可惜因為太遲送院，延至翌日零時三十二分失救離世。此事引起極大的回響與爭論，消息不僅傳遍了中華大地，閉路電視片段被中外傳媒廣泛報導，事件轟動世界。各方除大力譴責路人的無情和冷血，更質疑眾多中國人為何變得如此冷漠，引來了國內外輿論對中國國民素質現狀的質疑。

        事件發生雖然已超過十年，但是，當有類似的冷漠悲劇發生，人們思緒中又再次浮現小悅悅的悲慟遭遇，許多中小學都熱切提醒學生要作個見義勇為的好公民。

 

何謂有溫度

         我們是很獨特的物種，屬於內溫型的恆溫動物，既有能力靠自身的力量生產熱量，亦可以靠穿衣開暖氣保溫，讓身體的溫度經常處於37°C左右很窄的範圍，體溫上下幾度已經可以讓一個活力十足的正常人，頓時變成一個好像被重量級拳王擊倒一樣。人遇上低溫症，即體溫低於35.0 °C時，會出現發抖與意識模糊症狀，嚴重會致命。低溫症主要有兩個成因，一是經常暴露在極低溫的環境中，二是因為厭食、低血糖及酒精中毒等有關。當體溫超過37°C時，就會發燒，發燒一個警號，預示身體有炎症，體外的炎症能看到感受到，但體內器官的炎症可能要一段時間才會出現症狀，所以，必須透過發炎提醒我們正視處理。

        自新冠肺炎爆發以來，大人小孩出入所有場所，都必須先量體溫，一旦溫度過高，就被懷疑染病，一定被拒諸門外。開玩笑說，如果低溫，反而到處暢通無阻。彷彿，現代都市人溫度正常，就像拿到一張百搭入門券，去那裡都是必備的。

        我們人類經過上千萬年的演化，成為優等的恆溫動物。動物要靠冬眠、蟄伏、或擠在一起取暖保命。為人類這種高等動物而言，人在母體的子宮內，已被母親的愛與溫度孕育，離開溫暖的母體後，必須躲在溫暖的母懷中，如果還不暖，就必須加穿保暖的衣服。生物學家研究所得，當嬰兒得到母親的關愛撫摸時，嬰兒的體溫就會升高，從而產生足夠的血清素與催產素，血清素不僅僅是一種讓人感覺良好的激素，而催產素亦不僅僅是一種很狹隘的擁抱激素，兩種激素都有助於嬰兒與母親，人與人之間增進其社交能力必須的信任與愛戴。

 

先做個有溫度的人

         小時候，老師教我們量度氣溫的裝置叫「寒暑表」，其實就是溫度計。透過觀察關溫度計的溫度，我們得知寒熱，該脫衣還是多穿衣。慢慢，接用來指有熱誠的人叫有溫度的人，甚至，我們會稱溫柔體貼的男生叫暖男。相反，我們對於冷眼旁觀的人，甚至是冷嘲別人的人非常反感不滿。

       人際心理學家認為，無論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對話是膚淺還是深入，如果充滿溫度的話，將產生事半功倍的果效。通常，人際溝通從淺入深可分為五個層次，就像箭靶一樣。最外圍的是打招呼、繼而是談天氣、然後是談別人的事、再來是談自己的事，最後是與人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簡單用打招呼為例，冷淡的招呼令人卻步，溫暖的招呼馬上拉近彼此的距離。

       近年，敘事學大行其道，無論用於撰寫小說故事，抑或是用來做心理諮詢都大派用場。中國著名敘事學專家傅修延近年專注研究聲情敘事，即是透過聲音及溫情，傳遞要講的故事，發現比用流水帳式的報導能產生巨大的共鳴作用，對於建構良好的人際關係，甚至影響別人導致改變都很有幫助。一個永續發展的社會，需要有良知、良能、及溫良的公民才能建設起來。

 

如何做個古道熱腸有溫度的好老師  

         英國著名哲學家兼教育學家羅素曾經為教育下了一個非常浪漫美好的定義說：「教育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正向影響。」的確，要產生正向影響，必須讓彼此間感受到越走越近的溫感，而不是漸行漸遠的冷感。同樣，要成為一位古道熱腸的好老師，亦該自身體與思緒都充盈著教育的高度熱忱。舉例，一個語文老師指導一個單親孩子寫一篇「母親的愛」的文章，那可愛的孩子從小跟母親相依維命，母親靠幫富人洗衣然後熨燙好賺取生活費。在老師的引導下，這個孩子在文章末段說：「我的母親就像一個熨斗，把我本來冰冷崎嶇不平的人生變得溫暖且康莊。」學校開放日，語文老師特意邀請孩子的母親到校，還給她看孩子的文章，那位母親一看，就淚如雨下，與孩子相擁。想必這鼓溫暖的力量為母親及孩子都帶來無窮的生活動力，而當老師的只作了一個充滿溫情的推手而已。

      當下的教育越來越官僚，越來越講制度，亦越來越沒有溫度，窮得只剩下成績與升學的尺度。家長為了孩子能報讀名校，將來可以進好的大學，變得極度焦慮，慢慢，不在意孩子的德行，只要有分數就行，亦少管孩子的心理健康，只要能拿到好成績就好。孩子在這樣的冷感氛圍中耳濡目染，在長期冷漠的教育邏輯中被日漸侵蝕，怎樣懂得生死相依、患難相偎，風雨同舟？怎會明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高尚情操呢？怎樣知道，這個世界除了分數之外，還有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

        一個很有溫度的老師願意隨時隨地敏感學生的需要且樂意作出恰到好處的回應。舉例，一個剛在教育學院畢業的學生，失業多月，最後找到一個非正規教育中心的工作，對象是一群被其他學校踢出來的失學生。那群學生得知新老師來，決心要整走她。意料中事，新老師被同學整致滑倒在地上，非常狼狽尷尬。意料之外，新老師沒有痛罵及懲罰學生，反而很溫柔地站起來說：「人跌倒不重要，重要是在原地儘快站起來。」這兩句充盈著言教、身教及境教的溫情警語，讓一群失落的孩子找到教育的依靠，此後，好好跟老師學習。

       一個有崇高教育愛的老師具備蠟燭的精神，懂得燃燒自己，照亮學生。舉例，羅老師是個收入尚可的語文老師，經常指導學生功課超時工作。每年，都有學生要升學，雖然目前政府已有很多貸款及獎學金，仍然有學生付不起學費及生活費。羅老師都默默地一個又一個給予金錢及溫情上的支持。在杏壇工作超過半世紀的羅老師，桃李滿天下，雖然回頭知恩感恩的不多，但是，如此溫情的犧牲，為羅老師而言已經是最大福樂與回報。

        教育要有崇高的專業態度，更要有無私的教育溫度。新學年伊始，盼望所有老師，用富有溫度的教育愛去溫暖冰冷僵化的教育體制，去溫暖孩子的成長，尤其要溫暖因為被忽略，甚至被虐待的孩子，一起去溫暖孩子未來人生！

網路實體交錯是教育的發展趨勢

 

  

       

         自六月十八日疫情爆發，非高等與高等教育就一直停課，學校按照教青局的指引，再跟據各校的實際操作情況，終於結算所有學生的成績。很快兩個月了，疫情亦到了尾聲，特區政府為確保高等院校及非高等教育學校師生新學年順利開學，教青局經諮詢衛生局專業意見及與教育界溝通後，如果大家都通力合作，嚴格遵守防疫措施，高等院校可望於八月底，非高等教育亦將於於九月初陸續開課。

        記憶猶新，新型冠狀病毒入侵已導致澳門多次停課，動輒幾個月，甚至拖足半年。教育行政部門及學校都倒瀉籮蟹，臨急臨忙的使用或開發各種網上教學軟件，全澳師生家長都被逼學會一點點網絡教學的技能。無人知道病毒何時再大舉入侵，看形勢網路實體交錯是教育的發展趨勢。

 

迎接「後疫」教育新時代的來臨

         經歷了兩年多的新冠疫情，不少國家已經進入疫後與病毒共存的世界，希望能恢復與疫前常態生活無異。現實是疫情早已令世界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爭分奪秒的疫苗開發戰爭已鬥得你死我活，甚而防疫種種物資及措施已成為重大的生財工具。然而，一直滯後的學校教育，遠遠被疫情種種社會實況與挑戰拋離。到底，迎接與病毒共存，甚至要讓位的時代，教育該如何回應？教育行政領導與教育工作者又該怎樣持守育人使命呢？網絡與實體教學該如何分工，又該如何合作，發揮相輔相成的教育功能呢？

         香港著名教育學者程介明認為，要推展未來教育發展，首先是要正名，即是說我們正踏入「後疫」時代，世界不再一樣。我們已經無法回到疫情爆發前的年代。程教授說：「我們經歷了疫情的世界為『後疫』時代，而非『疫後』時代。因為『後疫』並不等於回到疫前；『疫後』往往意味着疫情完結後，打掃災場。『後疫』卻代表着迎接一個新的時代，和以前完全不同。疫情正讓不少原本已在變化的東西加速，變得不可逆轉。」換句話說，疫後等於疫情結束，一切如舊，但是，後疫即我們要有心理準備，疫情隨時會來到，不再可以隨便說停課就停課，或者又來 一招宜鬆不宜緊就了事。

        根據二○二○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報告，新冠疫情令全球兒童丟失了超過一萬八千億小時的課堂學習，鄭重呼籲全球學校儘快重開，已經失去的肯定無法討回，這個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關鍵是政府、學校及學生家長持守那種課程觀，如果我們心中的課程觀是螺旋式，即昨天沒學到的，明天仍有機會再學過；但是，如果我們心中的課程觀是直線式的，即是說失去的將永遠無法追回。現實上，只有傳統菁英教育才會落力推銷直線式課程，稍能將教育與生活整合的有識之士皆明白，生活本來就是很螺旋式的學習旅途，而且重質更重量。

         在此情況下，程教授致力推動「後疫」時代的創新教學模式，認為一切皆以學生為本，如創製疫苗一樣，抓緊時間與機遇，短時間內迅速掌握網絡與實體交錯的教學科技，設計混合教學模式，無論是在常態實境教學，抑或是疫情突襲，必須轉移教學陣地至網上，都不會陣腳大亂，隨機應對得宜。

 

教育元宇宙不是天荒夜譚

        行政長官八月九日列席立法會回答議員題問時說：「人工智能配合『元宇宙』必然是未來的發展趨勢，期望澳門年青一代思考參與。其實『元宇宙』這股風潮早在去年已吹進本澳，周邊城市亦早已磨拳擦掌希望進軍這一虛擬世界尋找機會，但要將『元宇宙』這一概念發展成為一個產業並非易事，澳門由於自身條件的限制，更是面臨諸多挑戰。」

        也許，行政長官及不少專業人士都以為教育往往是社會發展的受惠者，原來教育在許多先進國家是社會發展的創造者，不少先進科技及發明都在大學的研究中心研發出來。甚且，許多教育先進國家都銳意在普及教育園地就率先實踐先進科技。其實，今天元宇宙、VR（虛擬現實）、AR（增強現實）、360度環迴等實境體驗已在地產、跨境商務方面大行其道，如果特區政府樂意建構教育引領社會進步的榮景，就趁「後疫」時代的機遇，好好動員大學、教育行政及學校多方面的力量，研發出教育元宇宙，好讓教育不受疫情的蹂躪，真正做到停課不停學，誠如程教授說：「疫下教育受科技的影響更深，且令線上教學成為常態化的學習方式。這令學生的自主學習發展和空間成為必要。故此「後疫時代」的教育更需要重新定義課外和校外學習：正規課堂外的學習活動變得更形重要，而元宇宙既擴闊了教學空間的可能，也在重新定義何謂教育工作者。」換言之，教育工作者不再是孔孟時代，站在講台上高談闊論，而是更具彈性，既具傳統言教與身教的職能，更別具新時代的「境教」本領，即又能實體教學，又能隨時變身為元宇宙的網絡教學。

 

「後疫時代」的教育改革發展趨勢

       程介明教授認為「後疫時代」必須關注四個教育層面的發展：

一、爬梯還是釋放：爬梯是按照既定的教育宗旨、教育計劃、基本學力，循序漸進地教導學生，有前述的直線式課程的濃厚色彩。釋放亦指在疫情停課期間，大家都感受到沒上課鈴聲，沒固定作業，多了彈性評核，這都是疫前沒有的經歷，有了這份經歷，方知道教育原來是充滿彈性與生機，如活水一樣，不受限制。最關鍵還是疫下真的釋放了教師、學生及家長的潛能，都能應對實體課的不足。

二、學歷還是學習：當前澳門社會，仍然是學歷掛帥，一紙名牌大學文憑走天下。不過，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靜悄悄地改變了這個格局。疫下的教育，無論是政府、學校、教師、學生及家長都被逼學會掌握更多網絡資源，學會搜尋更多增進學習效益的資訊。學習已經變成我們的日常，由搜尋那一家食店比較有名有口碑，到找尋很專業的知識，一一都能在相關網絡平台找到。換言之，自主學習正慢慢成為我們的日常基本能力。隨著能力本位的逐漸被認可確立，學歷在未來的日子，僅僅能發揮入門券，甚至降格為一個參考指標。所以，疫情雖然帶給全球很災難的影響，但積極正面而言，亦是推動自主網絡學習的無形推手。

三、爭贏還是為人：過去，傳統的學習模式是單打獨鬥的零和博弈，全班只有一個第一名，不是升班就是留級，顯然，贏輸是傳統教育的最大致命傷。新型冠狀病毒導致全球有超過六百多萬人喪失生命，億萬人染疫後會有終身長新冠後遺症，在在響起生命教育的重要性。據了解，不論是香港、台灣及歐美社會，疫下百家爭鳴，有關疫下生命教育的專書如雨後春筍，亦有很多國家更重新調整教育目標，從過去充滿競爭色彩轉變成以人為本的特色，所謂的競爭只是另類合作，而不再倡議你死我活的惡性競爭。

四、內向還是外向：從來，傳統的教育學家設定學校是個經過淨化處理的小社會，以為這樣才能在安全保險的情況下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長。怎知道世界已經變得沒有門牆可以阻擋。當傳統女子名校仍然在學規列明不可以談戀愛，怎知道現行的戀愛樣式非常多，憑學校一舉之力又有何辦法阻止呢？一向只重視內向成績發展的學校正面臨多重的挑戰，一個簡單的例子，當今許多先進國家在考慮新生錄取時，除了看成績表現外，亦非常重視學生的課外活動本領，還有就是社會參與能力，包括要出示高中三年一百二十個小時以上的義工服務證明等等。書呆子的年代已經一去不返，要競爭除了內向的校本表現，還額外看重校外的外向能力。

 

        後疫時代不等人，所有教育持份者必須果斷，馬上投入資源，澳門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國際社會站穩腳步，繼而勇往直前。

學校制服儀容檢查規定的跳戰與出路

 

  

       

         近月，香港一名中五學生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所就讀的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指學校禁止他留長頭髮，屬違反性別歧視條例，投訴已獲平機會接納處理，現正處於調停階段。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主席鄧飛七月二十三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回應說：「該生在短片中提及自己有性別焦慮，認為校方應首先幫學生解決問題，助他尋求專業診斷及情緒輔導。若然未來法庭或平機會認為學校應與時並進，學校也會跟從。至於學校校規，鄧飛強調校規一般跟從社會風俗，不會從性別定型作考慮，主要是希望學生保持整潔與樸素形象，也令學生無需在服裝、髮型上作比拼。他也提到，男女性在生理及心理上存在差異，所以教育上也有所辨別，有不同設計，不能簡單看成是性別定型，再當成隱含性別歧視。」澳門訊報專欄作者建燁在七月二十八日撰文說：「其實筆者不太認同這種約束學生儀容服飾制度。這是因為學校是學習知識的地方，最主要讓自己學習如何獨立思考，也學習創新精神。過於約束學生儀容服飾，不利弘揚獨立思考和創新精神。」

        筆者看了這名香港學生的投訴，意識到學校在處理學生的制服儀容方面非常保守，一直與時代脫節。建燁的批評亦點出學校的主要任務在推動學生創思學習，不宜過於約束學生的儀容服飾，均有參考價值。澳門的學校比香港可能更保守，面對學生人權日漸高漲，性別刻板的校規顯然在未來會遭到嚴峻的挑戰，必須及早檢討目前的制度規範。

 

值得參考的三個服裝儀容檢查的改變

       算一算，早在一九六九年，台灣教育部頒令嚴格執行髮禁，男生只能理平頭，有點似陸軍裝，女生頭髮不過肩，俗稱西瓜皮，或清湯掛麵，直到一九八七年不再規定中學生髮型，交由各校自訂，髮禁仍普遍存在，再到二○○五年，時任教育部長杜正勝下令全面解禁。雖然，仍然有很多學校私下訂定髮型要求，教育部經過多年的規勸，然後處分，目前，幾乎沒有學校再願意花費時間與精力去管理學生的頭髮，頂多只勸告學生頭髮要保持整潔。

        目前，世界各國仍未就學生的髮式與服裝儀容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台灣可以是表表者。不過，至少在美國不斷制定不能歧視髮式及服式的法律，如美國眾議院在今年三月通過謹禁止歧視髮型的法案CROWN Act，為邁進還孩子髮權踏上更重要的一步。

        有一年，筆者參加一個在台灣舉行的教育研討會，其中一個參訪活動是去臺北的私立開平餐飲職業高中，校長是夏惠汶盛情接待。夏校長繼承家業，是一名在澳洲拿到博士的開明學者。夏校長致歡迎詞說，當年剛接母親的棒子上任校長，發現最頭痛的是學生的頭髮。夏校長靈機一觸，創意爆燈，出了一個通告，解除髮禁，學生非常確雀躍。兩三天後，整個校園都看到五顏六色的頭髮，長短不一，甚至有學生大膽到理一個高速公路裝，即鏟光額頭至後腦中間的頭髮，這個高速公路裝非常吸睛。可是，不到一個星期，越來越多學生把頭髮染回黑色，夏校長好意查問一些學生，他們都說當大家都拼命爭妍鬥麗時，所有的奇髮都變得沒有特色，競逐的意願大大減低，夏校長一招欲擒故縱果然奏效。後來，夏校長把這一系列出位管治學校的經歷寫成〈亂有道理的學校：開平團隊深度的對話》一書，而且非常暢銷。

 

澳門學校制服儀容檢查兩極與中庸並存

         澳門是個以私校為主體的教育制度，不同學校因應其辦學宗旨、傳統與制度制定制服儀容檢查規定。天主教學校中的女校深信是全澳門管得最嚴苛的，女生可以留長頭髮，但一定要扎辮，髮夾只可用黑色，校裙不能短過膝，要是給修女發現短過要求，很可能就被當眾撕破，當然，襪子及皮鞋、甚至球鞋都有顏色及款色限制，違規會被嚴厲懲治。天主教中的男校的制服及髮式比較寬鬆，不太離譜就算了。其他一般學校都差不多，男生頭髮通常不能及肩。

        澳門學校會把學生的服裝儀容視為操行成績，儀容表現亦會化成文字寫進評語欄目內。換言之，所謂的制服充份體現學校在管治學生的絕對權力，權力自然不平等，務使發揮學生被制服的效果。所以，制服既是名詞，同時也是個會有後過承擔的動詞。

         筆者在學校任教文史科，自然想起滿清入關後，嚴厲推行「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政令。今天，澳門學校的校規亦發揮如斯的威力，尤其在一些古老名校，更是寸步不讓。學生要捍衛自己的髮型，只好自動退學；要想留校好好讀書升學，就必須修剪學校要求的髮式。

        服裝儀容絕對是學校的利益優先，第一是展現學校的團隊與團結、再來是展現純樸校風、三是強化學校的紀律形象。服裝儀容可能忽略了當今社會高度關注的人權，如醫學研究，其實男生穿裙子比女生更健康，因為長期穿褲子會導致陰囊過熱，間接影響精子質量。有研究女生長期被要求穿裙子，讓她們失去隨時運動的意欲。尚幸，澳門有些比較開明的學校，容讓女生天天都可以穿運動服上課，更能減輕有性別焦慮的女生的壓力。

 

如果我連髮型都捍衛不到……

        如果曾經關心過香港政治的朋友，絕對不會忘記曾經當過香港保安局長的葉劉淑儀。葉太最為人津津樂道並不是她的政績，而是她的掃把頭。有一次，葉太出席立法會的會議時曾揚言說：「如果我連髮型都捍衛唔到，又點捍衛香港治安？」

       原來，頭髮不僅是個人的風格特色，更是與性別、文化、種族、宗族及宗教與歷史有密切的權力操控關係。中國人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就充份證明頭髮跟文化傳統有密切的關係。再如，錫克教徒就從不剪髮，因為他們深信頭髮是神所賜予的，所以只用頭巾帽（Turban）束起長髮。

        無疑，學校的服裝儀容檢查是另類的潛在課程，但就非常刻板輸送男女大不同的教條，尤其是傳統的教會學校；傳統社團學校亦不見得比較開明，仍然受愛國及其他傳統思想制約。不過，隨著社交媒體的傳播力量及人權觀念普及，今天，我們會迎來越多的服裝儀容挑戰。

        二○一四年二月，Facebook的性別欄發生了變化，從過去只有男與女的二元選項，被擴大到五十六個性別，聽說有機會增致七十個性別，其中，如Agender即無性別，指沒有發育出性別、或者沒有感覺到自己有任何強烈性別歸屬的人，他們不見得認為自己沒有性別，但可能覺得性別不是自己的核心特質。如Androgyne即兩性人，指擁有混合特徵或者兩種特徵都很強烈的人。更強調對內的自我認同。再如Androgynous即兩性人，和上面的基本同義，但更強調對外的表現。

        世界再變，學校總不能一成不變，先別說有多項性別的孩子該如何教育他們，就如比較保守的，男校與女校都盛傳比男女校有更多的同性戀狀況，到今天仍然無開明包容的方法對待他們。今年五月，香港發生一宗疑似殉情悲劇，某女子中學兩名學生一起跳樓自殺身亡，分別是十六歲及和十三歲，就讀中四和中二，據報兩人為情侶關係。

         今年初，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人文科學助理教授Arya Ansari在《幼兒研究季刊》（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發表研究說：「與沒有制服的學校的學生相比，穿著制服的學校的小學生，在參與度、社交或行為結果等方面，並沒有表現出任何一致的差異。」Arya Ansari教授的團隊分析了六千三百名小學適齡兒童的數據，從他們唸幼兒開始追蹤到小學五年級，發現制服對任何年級的行為影響皆為零。當然，港澳及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的學校也許會得出跟美國學生不同的研究結果，可是，別小看全球化對服裝儀容背後潛藏的人權反彈趨勢影響。

         學校是知識傳授、品德塑造及快樂學習的園地，只要整潔，是否要穿制服，是否要規限儀容，似是與教育的關係越走越遠。為了能讓今天受教育的孩子快樂，又能學以致用來應付明日的挑戰，是時候讓所有教育持份者好好商討，學校的制服儀容檢查制度該如何有效迎接未來的挑戰。

 

「上有好者，下有甚焉」之談古論今

 

      

        《孟子》的〈滕文公章句上〉有句傳頌古今的警語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意指在下位者明查暗訪，得知上司或老闆的要求及喜好，必然投其所好，落力執行其政令，甚至揸住雞毛當令箭，做出遠超上司的要求。從正面角度來看，一個政府或公司能上行下效，各司其職，正能達到最大的工作效能；若從負面角度去看，此語帶有濃厚的諷喻刺及陽奉陰違成份，意指下位者為迎合上位者的愛好，無所不用其極，甚至欺上瞞下，既滿足上位者的需要，亦要滿足個人的私利。

 

「上有好者，下有甚焉」之談古

        「上有好者，下有甚焉」，自古皆然。春秋戰國時代，晉文公喜歡士人穿奇服，所以臣下都穿著母羊皮縫的裘，圍著牛皮帶來掛佩劍，頭戴熟絹作的帽子，這身打扮竟然以參見君王，進出朝廷暢通無阻。就是因為晉文公喜歡穿奇裝異服，臣下就爭相仿傚。楚靈王更出位，喜歡在上朝時看到臣子們有個楊柳般婀娜多姿的細腰，認為這樣才能賞心悅目，令朝堂的氣氛由嚴肅變得輕鬆。滿朝文武大臣為了贏得楚靈王的歡心寵信，竟然節制飲食，一天只吃一頓飯，餓到頭昏目眩。不夠一年，文武百官全都變得瘦骨嶙峋、面無血色、弱不禁風，因病不能上朝的官員越來越多，朝政廢弛情況嚴重。這兩個歷史故事，說明在位有權者的一言一行及個人喜好，對整個國家或組織的生死存亡構成極深遠的影響。滿清乾隆在位，非常寵信貪官和珅，致使和珅成為歷朝以來最富有的貪官。到了嘉慶接帝位，命人查抄和珅家產時，竟在他府中發現大量的金銀珠寶，還有其它奇珍異寶無數，加上金銀財寶、古玩字畫，貪污的錢財總高達多達十億，比當時大清的國庫收入還要多。

 

「上有所好，下有甚焉」源於帝王天朝

         當大家走近大三巴牌坊，沿路上大炮台，會經過一尊耶穌會士利瑪竇的穿中國儒生服飾的雕像。大家都知道利瑪竇不只把大炮引進中國，還翻譯了多本中國古籍及西洋科學數學。可是，很少人知道利瑪竇繪畫一幅稱為《坤輿萬國全圖》，先後多次修改，最後把明朝中國置於地圖中心。

        利瑪竇來到中國後，按其懂得的科學知識告訴中國人地球是圓的。當然，早在東漢時期，科學家張衡已經提出「渾天如雞子，天體圓如彈丸，地如雞子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的說法，可惜，無論是帝王將相、知識分子、甚而是尋常百姓，都堅信天圓地方。

        利瑪竇來澳後，潛心鑽研中國文化，慢慢明白中國沒有地球概念，只有天下的概念，當他讀到《詩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時，才恍然大悟，於是，把本來很科學的地圖，曾多次遭天朝上下抵制的《輿地山海圖》進行改造，為了滿足中國人天朝上國、中央之國的心態，將福島（即加納利群島）零度經緯線移到圖幅中央，同時將中國移到圖中部，歐洲、非洲與南、北美洲則分列在地圖兩旁。萬曆十三年，即一五八五年，章潢編纂的《圖書編》就收錄這幅《輿地山海全圖》和《南北兩半球圖》，此後，利瑪竇的傳教事業就如走上康莊大道。一六零一年，利瑪竇「進貢」的貢品中就有《萬國圖志》一冊，深得萬曆皇帝的欣賞，一六零二年，明朝工部外郎李之藻出資刊行，改名為《坤輿萬國全圖》，通行全國。

 

「上有所好，下有甚焉」盛於行政主導

     　行政主導本來就充滿一言堂的色彩，行政會與立法會本來可以充當某程度的民主制衡作用，但是，當三權銳意合作時，行政主導只會走上獨裁專制，不會好好聽取民意，更遑論以民為本。

　　新型冠狀病毒變異株六月底入侵澳門，行政長官聽取了中國工程院士鍾南山的專業意見後，採取了非常嚴格的防疫政策，包括連續十四輪的全民核酸檢測，市民天天在家做抗原快測，紅碼及黃碼區遍布澳門大街小巷，封城更讓全澳進入近似戒嚴狀態。好不容易熬過鞏固期，然後是穩定期，之後可能是無了期。須知道，根據國內的抗疫經歷，儘管多個省市已先後清零，仍偶有零星的確診個案，無法達到絕對清零的目標，不少官員為了自保，都執行比中央更嚴厲的清零政策。　

　　無容置疑，澳門抗疫付出沉重的代價，始進入穩定期，換言之，行政長官早前的發出的批示第100/2022號及第137/2022號至八月二日零時即止，之後就不再產生法律效力，如市民已經可以帶狗上街，可以外出跑步不被檢控，不再需要出示三天核檢陰性結果才能進入食肆及其他場所。換句話說，自八月二日起，誠如前立法議員蘇嘉豪所言：「澳門不再存在由特首批示的『防疫犯罪』。外出多數時間要戴口罩或完成檢測方可堂食等做法，僅為衛生局的『指引』」。可是，一向習慣行政主導的澳門，從官員開始，就帶頭將所謂的「指引」法律化，不單不向市民清楚解說「指引」並不具備強制的法律效能，更刻意模糊地讓市民誤以等同行法律及政長官批示。「指引」只是善意的提點，並沒有必然的法律約束力。可是，市民進出許多公私營場所，甚至教堂望彌撒，就因為無法出示三天核檢陰性結果被拒諸門外。

　

「上有所好，下有甚焉」助長權貴依附

　　當在上位者不是透過民主選舉產生，而是被委任，就不必向選民交代，誠如大陸術語話齋，這種現象充滿濃厚的「官本位」色彩，手上握有不受監督的權力與財力，就會迎來權貴依附，過程中自然會有無窮無盡的利益輸送，貪污腐敗屢見不鮮，出現所謂的權貴資本主義。資本與權力、資本與政治從來是孿生兄弟，這無關社會制度，自古皆然。馬克思曾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帶著血和骯髒的東西。」當政權壟斷時，權力和資源要發揮出資本壯大的目標，就自然產生權力與權貴的利益緊緊地捆綁，以贏得不公平的市場競爭。

眾所周知，誰離權力財力最近，誰的發財致富機會就多，打開了官商勾結的潘朵拉之盒是隨時發生的事。

　　簡單看，澳門的道路工程遍地開花，天天掘路，市民從來沒想過一單道路工程的工程費可以以千萬澳門元計算，當中，有多少的群帶關係與利益往來，真的不是小市民能知道的。記憶猶新，澳門輕軌工程費有原先的十億不斷追加到超過一百億，北安瑪頭工程費更超支到三十七億，比起國內、台灣及其他亞洲國家地區，其費用高昂不知多少倍，但是，我們的行政會及立法會諸公，當中有不少是權貴，怎會有能力實力真心為市民的血汗稅款把過關呢！

　　不知道為官者，可有想到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的道理。用另一個角度去看，大家都懂得「溫水煮青蛙」的厲害，權貴可以投官喜好，逐漸使官員耽溺迷失理性，走向腐化墮落的深淵，最終權貴們如入無人之境，如取如攜。

 

「上有所好，下有甚焉」成於愚民效仿

　　當政府有財力時，可以透過各種高福利措施麻醉小市民，亦會善用愛阿諛奉承的民間社團製造盲目擁護政府的風氣，以便推行任何政策都取得民意的支持。《論語》有記載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思想觀念上的偏差，必然導致行為方式上的錯位。

        黑格爾會說：「人類從歷史學到的唯一的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俄國大文豪索忍尼辛會說：「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自己是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澳門人非常聽話，無時無刻都樂意配合政府的政令，如果市民繼續做順民，甘於做愚民，只會讓整個社會惡化成一個人人講謊言，人人都知道彼此都在靠謊言過活的地方。那麼，「上有所好，下有甚焉」只會把澳門推向更威權管治，市民的權益更受限制的社會。

假需求真消費 疫情商機無限

 

   

      

         電台時事烽煙節目，有聽眾致電說自己是一位長者，長年參與體育局的大眾體育，自六月下旬疫情停止一切課程後，到了八月才又開始，但要參與學員每四天提交核酸檢測呈陰性報告，而且上課務必佩戴口罩。那位長者說，當她去驗核酸時，由於不是高危或特定人群，所以要自費，即是說要自掏五十元。算起來，那位長者逢一五上課，一個月的核酸檢測費高達四百元，其參加的課程只需付費五十元，真是「妹仔大過主人婆」；再者，體育局運動場地通常每節課後都消毒，要長者運動戴口罩，等於暗示他們還是留在家睡覺更好，真是匪夷所思，荒誕不經。亦有其他聽眾致電，同樣發表相關的意見，強烈批評特區政府要求市民做核酸檢測，理應免費才對，覺得政府非常無理。亦有聽眾指出，快要開學，但是，教師就可以免費做核酸檢測，如此不公平，顯得政府處理事情既混亂又不公平。

         疫情已經進入常態化，筆者早前在本欄撰文戲謔說，鞏固期之後就是無了期，不幸給筆者言中。顯然，無論是繼續接種疫苗，還是要不斷核酸檢測，既是擾民的愚政，背後更可能是一盤政治正確及利益輸送的大生意。

 

先看國內如何看待社會面清零的抗疫舉措     

         根據新華社今年五月二十六日的報導：「從國家醫保局獲悉，針對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費用問題，國家醫保局有關負責人表示，按照《關於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態化防控工作的指導意見》及《關於加快推進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的實施意見》，常態化核酸檢測費用由各地政府承擔。目前各地均由財政部門對常態化核酸檢測提供資金支援。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國家醫保局部署各級醫保部門採取多種措施，推動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多輪降價，降低疫情防控成本。根據國家醫保局、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醫療救治組日前印發的通知，對於政府組織大規模篩查和常態化檢測的情況，要求檢測機構按照多人混檢不高於每人份司三點五元提供服務。」

        根據這個非常清晰的報導，國內在常態化核酸檢測費用由各地政府承擔，這個道理非常清楚。當政府要求某重點人群、甚或全民要作核酸檢測時，理應由政府付費。誠如前述的例子，要每四天出示核酸檢測陰性報告，才允許進場參加大眾體育，就應該由政府「買單」。作為同屬社文司，衛生局、體育局及教青局政出多途，熱心參與體育用自然方法抗疫的長者，可能已經無收入，竟然要付費才能參加體育活動，但是收入已經很不錯的老師，就可以免費檢測重返校園工作，難怪社會的怨氣如此聲勢浩大。

         再者，根據前述報導，對於政府組織大規模篩查和常態化檢測的情況，要求檢測機構按照多人混檢不高於每人份三點五元提供服務。澳門通常都是使用混檢，為何費用那麼昂貴，雖然已經從八十元下調到五十元，但仍然比國內的收費高出十四倍之多，難怪很多澳門居民都先過關再做便宜的核酸檢測。

 

當假需求變成真消費時

         澳門衛生局日前發表公告，自八月十八日起，擬登上由外國、香港或台灣前往澳門的民用交通工具任何年齡人士，均毋須出示新冠疫苗接種證明。換言之，澳門已知道抗疫大勢所趨，很多先進國家及鄰近地區，對正疫苗注射及全民核酸檢測採取寬鬆的政策。

         澳門抗疫再次成功，已進入常態化的社會面清零狀態，學校及體育場地已不再承擔作核酸檢測，很多核酸檢測已轉移到公園或悠閒設施續辦，核檢工作由本來政府獨力承擔改變成大部份外判給私人公司主理。記憶猶新，澳門剛進入常態化時期，市民作核酸檢測，甚至用來過關到珠海，都有過免費的作法。可是，開心的日子沒幾天，當政府一切回到正常運作時，相信絕大部份的市民還不知道，核酸檢測除了所謂特定人群以外，已經沒有免費這枝歌仔唱了。自費與過關是同一通道，一律收費五十元。而且，絕大部份的檢測工作已經由私人公司承擔，工作態度真是良莠不齊。前述有聽眾致電電台說，去作核酸檢測時，以為免費，遂向工作人員查詢，結果得到的回覆是：這個世界那有免費這回事啊！這位私人公司的員工沒說錯，以她的立場來說，市民付費他們才有糧出，要是免費，他們就得吃穀種。

        為了維持目前檢測如常運作，政府仍不斷宣傳要嚴防病毒，做好個人及社區的防控義務，全體市民澳門仍然要做檢測，政府帶頭製造本來已經沒有意義與價值的假防疫需求，包括前說的，要去參加大眾體育活動必須四天一檢，還有要上班的必須自費檢測，當然還有相關指引定義很模糊的所謂重點人群。誠如國內最新指示，要求已經沒有個案的省市不能再擾民，做無謂的檢測，更不能藉此圖利。澳門真是與別不同，原來無需求可以無端製造成有需求。

        有需求才能有消費，本來，消費兩字帶有消極的意思，既消亦費，都屬於消耗。但是，當消費遇上需求時，產生非常正向積極的經濟價值，負負得正，消費變成一個看似非常積極的消費行為，其價值幾近生病去看醫生，付費吃藥治病一樣。有病當然要去看醫生，但是，沒有病但強迫去看醫生，就是假需求變成真消費了。

 

假需求產生邊際效益讓抗疫成為商機無限的生意
         經濟學家說，邊際效益是指在同一單位時間內，隨著人們對於消耗一種商品的數量不斷增加，這種商品能帶來的效益或享受就越來越低。舉一個例子，美國總統羅斯福第四屆連任總統時，有記者訪問他的感受，羅斯福沒有正面回答，只請記者吃四份三文治。當記者第一口嚐到總統請的三文治，覺得非常榮慶，吃到第二份時，已經感覺平平，吃到第三份時，已經覺得難以入口，硬吃到第四份時已經很受不了。

        澳門市民沒有連續吃四份三文治，卻在六月十八日起，連續做了十三輪的全民核酸檢測，還有多不勝數的自家抗原檢測。筆者不是醫學專家，無法提充非常有力的論證去支持或反對連續做十多輪核酸，但是，按常識理解，或是基本的經濟學理解，OmicronBA5.1 病毒株雖然傳染力強，隱匿性強，傳播速度快，但必須接受其殺傷力低的科學事實，可是，行政當局卻耗費龐大的公帑去作邊際效益不斷低落的全民檢測，不僅僅是消費，更是無益的浪費。甚至有批評說，如果沒有懷孕，卻天天付費買驗孕棒驗孕，都不會驗出有孕，道理非常簡單自明。

         筆者是教育工作者，先後教過對自己要求甚高的學生，順便舉一個要高分的例子。一個英文只有三十分的學生，要發奮讀書爭到五十分有點難，然後，要爭到八十分，非要加倍努力才行。可是，當他已經能拿到九十八分時，卻要拿到一百分不罷休，當然要付出更額外的努力，而且未必能如願以償。就算拿到一百分又如何，因為，九十八分及一百分本來的差距已經沒有意義可言。

        其實，按照醫學家的說法，甚至香港新任行政長官李家超都說過，全民檢測只在疫情開始，又或者是疫末時做才有意義與價值，連醫學家及香港特首都有這樣基本的經濟學常識，澳門政府卻為了緊跟動態清零的政治正確要求，盲目投放巨額公帑，必須從九十八分達到一百分不可，即是說一定要達到動態清零。常人都知，兩分之差，既毫無意義，更添得不償失，貽笑大方。最終，這門生意的最大得益者當然是檢測公司，特區政府及全澳市民都是輸家。

         當年，有愚政打麻雀，今天有愚政要清零，可知道，現實世界的運作告訴我們，我們已經進入與病毒共存的世界啦！

       

為甚麼《阿媽有咗第二個》叫好又叫座

 

      

      

         自六月十八日新型冠狀病毒入侵澳門，所有娛樂健身美容等行業必須停業，澳門人好不容易熬過兩個月的閉關日子，終於可以出門運動、去健身房舒展筋骨，去美容院執番個靚樣，還有就是去戲院看一場心儀的電影。疫末，首次走進戲院，所有高規格的防疫要求一一退場，很輕鬆拿著戲票進場，看一齣溫馨感人的港產電影《阿媽有咗第二個》。沒料到，座無虛席，觀眾非常兩極，當然有捧Mirror主角的年輕人，原來也有不少像我這個中年人去捧毛舜筠的場。更沒料到，故事雖然有點粵語長片的「老土」，但亦充份反映當前家庭、職場及人生的種種現象與問題，所以，是一齣名符其實，叫好又叫座的好電影。

        其實，《阿媽有咗第二個》這齣戲很早就有鋪天蓋地的宣傳，連在社交媒體都開立一個專業來吸睛。看戲名以為這是講一個媽媽出軌的故事。不錯，的確是出軌，但不是有違家庭倫常的外遇出軌，而是重出職場，把愛自己孩子推及到愛鄰家可憐小孩的故事。

 

《阿媽有咗第二個》的兩個職場第二春

         《阿媽有咗第二個》其實講兩個人的職場故事，一個是毛舜筠飾演的余美鳳，婚前是一個很出色的歌手經理人，曾經捧紅過多位巨星，其中包括古巨基。婚後有了孩子的美鳳，決定離開職場，全心相夫教子。十多年後，兒子由柳應廷飾的盧子軒，快要中學畢業，品學兼優，課外活動亦有出眾表現，準備到英國升讀大學。美鳳其實婚姻失敗，丈夫竟與自己的閨密出軌，且要離婚。故此，美鳳決定重出江湖，憑既有實力養活自己，甚至供兒子讀大學，更重要是要尋回多年迷失在家務事中的自我，確認自己的人生價值。

        美鳳本來在一個藝術教育中心工作，一次偶遇，認識外賣仔由姜濤飾的方晴，發現他有成為偶像兼實力歌手的潛質。重操故業後，美鳳再露鋒芒，憑著過去的人脈，令方晴很快就成為年輕人備受寵愛的偶像歌手，而她自己亦名利雙收。 

        也許，像美鳳離開職場快二十年，可以重出江湖的機會非常低，尤其近二十年的世界變化速度遠比過去要快，甚至可以說已經超過一代人。當然，寶刀未老及與時並進是美鳳成功的關鍵。另一方面，世界仍然男女不平等，但是，港澳兩地婦女的社會地位已經位在亞洲前列，婦女投入職場的機會遠比南韓及日本高出太多。一個從事管理人的職業女性，自然能稱心如意的當一個全職媽媽，一個出色的媽媽，原來亦是很有可能再次成為成功的職業女性。最經典的例子是暢銷書《媽媽經大於管理經》的作者，安．克坦頓（Ann Crittenden），曾經獲多項新聞記者獎，曾被提名競逐普立茲獎，多年來擔任《財星》、《紐約時報》和《新聞週刊》與其他全國性媒體撰稿人，也擔任國際女性研究中心董事一職。像美鳳一樣，克坦頓也曾因為照顧先生及獨子離開職場多年，亦是因為兒子長大，重返職場，成為多家跨國公司的顧問，亦經常應邀擔任跨領域機構管理的演講嘉賓。

        根據澳門社會工作局二○一七年的婦女調查報告，本澳婦女中，五成二只從事正職工作，一成半只從事兼職工作，百份之四同時從事正職和兼職工作，其餘約三成沒有工作，而沒有工作的主要原因是照顧家人、 退休、在學或進修中等。二○一六年，澳門婦女的平均月收入在 一萬八千元以上收入比率明顯提升。七成二婦女有個人自由支配金錢，當中最主要的金錢來源是自己固定就業收入，婦女平均可自由支配金額為七千八百多元，中位數為五千元。當然，這幾年因為疫情打擊，婦女就業及失業情況都不理想，但是，婦女社會地位仍然因為有獨立的經濟能力，持穩步上揚之態。更可喜的是，澳門婦女無論是商界、建築界、學術界及公務範疇都能頂半邊天。所以，美鳳的職場第二春為澳門婦女再就業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神話，而是一個經過努力可以達到的人生目標。

       《阿媽有咗第二個》可以說是為姜濤量身定制的電影，將他的奮鬥故事搬上銀幕。一個外賣仔可以搖身一變成為萬人迷的歌手，絕不是都市神話。澳門有一個青年偶像百強（Fortes Pakeong Sequeira），是一名歌手、藝術家。青少年時也曾跌倒失意，浪費不少光陰，後來，遇上貴人，努力讀書，始發現自己的多元藝術才華，後來，入讀澳門理工學院藝術學校設計系，主修平面設計。現為一名職業平面設計師、自由插畫家、攝影師、澳門全藝社副會長、亦是今屬樂隊「刃記」的主音歌手，算是人生勝利組。

         今天，澳門經濟低迷，年輕人就業困難，青年就業不足及失業率嚴重，在不景氣的情況下，一齣適時出現的勵志電影，當然能夠鼓舞人心，推動年輕人勇於克服困難，努力找出自己的潛力與實力，百強就是一個曾經跌倒又能站起來，且成就非凡的成功案例。

 

《阿媽有咗第二個》道出兩個絕處逢生的親職第二春

         其實，《阿媽有咗第二個》除了講美鳳的職場第二春外，亦講她的親職第二春，還講外賣仔方晴的親職第二春。許多時候，人都習慣家醜不出外傳，鮮少把家的陰暗面曝露人前，美期名是私隱，實是難以啟齒。

        美鳳是個在外一條龍，在家一條蟲的時代女性。就算仍然抽很多時間照顧兒子子軒，包括每天弄早餐、接送兒子上學，打點兒子日常生活必需品，當然全包所有家務。由尹明揚飾演美鳳的丈夫，但就跟美鳳閨密出軌，假借工廠搬到夏門，趁此機會離家亦離婚。中國人習慣不到最後一刻，都不會早一點跟孩子講家變的來龍去脈。子軒一直奉父親為偶像，但就從不知媽媽的辛酸史。美鳳一直都是個出色的照顧型母親，一切起居物資事務打點得井然有序，但就不知道一個中學生最需要的不是接送上下學，而是需要一個願意聆聽他一切的媽媽。非常諷刺，美鳳重出江湖，必須加入許多社交媒體，看到兒子的IG才知道在學校拿了一個最佳導演獎。

        一個偶然的機會，一直欠缺母愛的方晴視美鳳為再生母親，關係越來越密切，更願意吐露心事給美鳳。當美鳳知道方晴的坎坷際遇後，在沒有徵得子軒的同意下，就接了方晴回家住，甚至對方晴的照顧與體貼比子軒更甚，引來子軒的嫉妒。在一次的吵架中，兩母子才真情道出自己的情緒與感受，美鳳才恍然大悟，一直疏忽兒子，沒好好聆聽了解兒子的所思所想所愛所恨。

        方晴突然爆紅，但就知道醉駕撞死人坐牢八年的父親剛剛出獄，很怕粉絲知道他的家庭醜事，想退出，重返茶餐廳繼續外賣仔生涯。可幸，得到美鳳的開導，既能重拾演藝歌手的勇氣，更能鼓起勇氣閱讀父親在獄中寫給他的信。方晴舉行的第一場演唱會，本來很嫉妒他的子軒及父親都有到場觀賞，編劇兼導演彭秀慧沒有像粵語長片般畫公仔畫出腸，來一場大團圓戲，但就因為美鳳的穿針引線下，成功修復自己與子軒、方晴與父親的親職關係，兩個家再現美好的春天榮景。

 

        其實，不僅僅是阿媽，每個人都應該心懷「第二個」的想法，我們都是凡夫俗子、飲食男女，都會有很多缺失與遺憾，難能可貴的是有再次闖第二春的勇氣與毅力。

食「育」不振 何以抗疫？

 　疫情看似快要結束，不能堂食的日子亦已過去，市民真的會來一招報復性消費，一窩蜂光顧食肆嗎？不過，悶在家裡一個多月，無心情餐餐開火煮食，就會網訂外賣，不同餐點都吃過了，深信很多市民已經到了非常食欲不振的階段。市道復甦，也許會為市民帶來好心情，食指大動，來幾頓火鍋，甚至台式吃到飽。

　　疫下澳門，政府投入龐大資源抗疫，市民暫時不愁衣食，開玩笑說，位在紅碼區居民，政府贈予的伙食甚或比平常更好。不過，一個多月來，到底有多少個家長會利用疫情在家，好好教孩子健康飲食，還是大人小孩一起放縱，大吃大喝呢？近年，多個兒童健康飲食的調查顯示，澳門學童的肥胖問題，不良飲食問題非常嚴重，不知道教育官員、衛生官員、學校及家長，能否好好坐下來，一起來關注孩子的食育。日本最早提出及推行食育，成效已見，不僅為孩子打造健康體魄，更為增強個體的抗疫能力打下穩固的基礎，他山之石，堪值攻玉。

食育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根據百度百科全書的說法：「食育，就是良好飲食習慣的培養教育。是從幼兒期起，給予食物、食品相關知識的教育，並將這種飲食教育，延伸到藝術想像力和人格培養上。在實踐中，這種頗為有趣的『食育』，很易被兒童所接受，故在家庭和幼兒教育機構中得以迅速推廣。」換句話說，食育是家庭、學校及整個社會共同負起的終身教育。

　　日本是亞洲最早推廣食育的國家，而且已經從食育推廣到食農教育。所謂食農教育，是指「食育」和「農育」的有機結合，如果說「食育」是指教導正確飲食觀念，「農育」則是指帶領孩子身體力行的農業體驗活動，這些都與「吃」脫離不了關係。學生除了在日常課堂學習食育、農業及畜牧業等與食物有關的基本知識外，更會親自下田，從播種、插秧到收割，讓孩子親身體驗「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及「粒粒皆辛苦」等傳統教訓，更學會好好辨識各種食糧的營養與毒素等。

　　目下澳門學校的常識教育，對於食育除了例牌介紹一下食物金字塔，幾近乏善可陳。可是，從日本到台灣、南韓及亞洲許多現代化教育強國，都戮力推廣健康教育，甚至視食育如國防教育般重要。一個國家，如果每個國民身體強壯，就是國力的最具體表現，所以，食育是展現國家永續發展的後盾。

　　食育不僅僅是飲食知識的學習及使用，更包括學習飲食文化、良好飲食習慣的栽培；食育不僅僅是一種生活技能，更是一種生活素養，不只透過家庭與學校學習，更要融入社會生活，且持之以恆。

看看日本的《食育基本法》

　　日本是亞洲最早致力推廣食育的國家，甚至很有遠見地看到好的食育，能省下龐大的醫療保健開支。日本是個忙碌的國家，人們常常廢寢忘食，營養兩極化；不規律的三餐，不良的生活習慣，食品安全問題等日益嚴重，增加了許多病痛隱患。幸好，日本銳意關心國民飲食習慣和食品安全，提出改善家庭和學校飲食生活的良方，甚至為增進國民健康為目的而立下《食育基本法》。

　　日本亦是亞洲最早訂立食育法律的國家，為食農教育奠下模範，先是一九四七年公布《營養師法》，將營養師資格法制化，接著制訂《營養改善法》、《學校供餐法》、《食料、農業、農村基本法》、《健康增進法》，而在這樣的背景政策基礎下，終於在二００五年七月十五日頒行實施《食育基本法》。

　　《食育基本法》的基本理念如下：一、促進國民身心的健康及豐富人性的養成；二、國民的飲食生活，受益於自然的恩惠及食品相關人員的努力，因此必須充滿感謝的心情；三、食育推進運動，必須尊重國民、民間團體的自主意願，同時考慮地區的特性，在地區居民及社會構成份子的參與和配合下，並推展至全國；四、幼童之父母及其保護者，必須認知家庭對於飲食教育之重要性，並積極對幼童展開飲食教育之推行；五、國民必須利用各種機會和場所，推行食品自生產到消費過程的各種體驗活動，並親自參與，以實踐飲食教育； 六、飲食教育可維護傳統良好的飲食文化，而有效利用地區特性的飲食生活，與環境調和的糧食生產和消費，可使國民理解國內糧食需求及供給的狀況，並藉由糧食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交流，以促進農山漁村的活性化和糧食自給率的提高；七、確保食品的安全性及安心消費乃健全飲食生活的基礎，因此藉由飲食教育的推行，對於食品的安全性，提供飲食相關資訊與意見交換，以深入了解食品相關的知識，並有助於國民適當飲食生活的實踐，並積極與國際合作。

　　這套《食育基本法》的基本政策首要責任是家庭與學校，政府與地方公益團體，會全面支援家庭與學校建立健康飲食教育，確立健全的飲食習慣，對於親子共同參加的料理教室，提供良好飲食習慣的機會；從幼稚園開始飲食教育的推進，中央政府及地方公共團體亦幫忙推行有效的飲食教育，以實現從家庭到學校的健全飲食生活，促進健全的身心成長。其中包括： 1．對於學校、幼稚園在飲食教育推行方面，協助制作推行指導方針；2．培養適合的食育指導教職員； 3．制定全國食育指導體制； 4．透過學校供餐的實施、農場的實習、食品的烹飪、食品廢棄物的再生利用等體驗活動，促進幼童對飲食生活的理解； 5．過度認識瘦身或肥胖對身心健康的影響等，提供正確的知識。當然，社區的食育教育更普遍全面，還經常舉辦食育運動，讓食育文化在家庭、學校及社區根深柢固，永續發展。

　　澳門，當我們走在街上，抑或是在便利店，其他食店，都看到學生們在吃垃圾食物，飲廢水，製造大量環保垃圾。當日本及鄰近國家已經在健康飲食教育很有成就時，澳門的食育何時才起步啟程呢？我們花了龐大的資源去抗疫，疫末，官員、學校及家長，可有想到為孩子的健康踏出澳門食育的第一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