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防幼兒大腦被AI綁架 人工智慧教育務必嚴格規範

 

    近年來，人工智慧（AI）迅速滲透教育領域。根據澳門媒體報導，2026/2027學年幼兒首次入學中央登記顯示，近3,700名幼兒報名，逾九成成功入讀理想幼稚園，反映整體教育供給穩定。然而，在這樣的背景下，多所學校開始積極規劃「AI智能實驗室」、引入AI課件及互動遊戲，甚至將AI融入各學科教學，試圖從幼兒階段培養「未來人才」。

    這股趨勢看似順應時代，但也引發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當AI尚未被人類完全理解與規範時，是否適合進入幼兒教育的核心場域？也許，無論是大學也好、教育行政部門也好，理應從發展心理學與腦神經科學出發，結合國際經驗與科學警示，深入探討AI進入幼稚園教育的合理性與風險。

從發展心理學與腦神經科學看：幼兒適合AI教育嗎？

    幼兒教育的核心，不在於知識輸入，而在於大腦與人格的基礎建構。根據心理學家皮亞傑（Jean Piaget）的認知發展理論，幼兒處於「前運思期」，其思維高度依賴具體經驗與感官互動，尚未發展成熟的抽象邏輯能力。而蘇聯著名的心理學家，被譽為「心理學界的莫札特」列夫．維高斯基（Lev Vygotsky）所創立了社會文化理論（Sociocultural Theory），強調社會互動、語言和文化工具對兒童認知發展的決定性影響。 強調幼兒學習的關鍵在於「社會互動」，即透過與成人與同儕的交流，在語言與情境中建構理解，而不是透過影像或是機器人等非人化的設計進行學習。

    從腦神經科學角度而言，幼兒大腦正處於高速發展期，神經連結（synapses）的建立，依賴大量真實經驗，包括觸覺、動作、空間探索與情緒回應。這些經驗不僅塑造認知能力，更深刻影響情緒調節與人際互動能力。

   然而，AI學習環境多半透過螢幕進行，其特點是快速、即時回饋與高刺激性。這種模式雖然能吸引注意力，卻可能削弱幼兒的深度專注能力與延遲滿足能力。此外，AI互動缺乏真實情感回應，難以支持同理心與社會能力的發展。

   據此，從發展心理學與腦神經科學來看，目前並沒有充分理論或實證支持在幼稚園階段大規模引入AI作為主要教學工具。相反，過早導入，反而可能干擾幼兒的自然發展歷程。

國際社會是否已有全面引入AI幼教的案例？

    在全球教育體系中，AI的應用確實日益普及，但其分布呈現明顯的年齡差異，呈現越高年齡層，應用越廣；越低年齡層，則越謹慎的教育原則。

    以北歐國家為例，其幼兒教育強調「以遊戲為本」（play-based learning），重視戶外活動、身體發展與人際互動。數碼工具在課堂中並非完全禁止，但使用受到嚴格限制，且多以輔助性質為主，而非主導學習。

    在美國與加拿大，學前教育同樣強調閱讀、遊戲與社交能力培養。多數教育機構建議，幼兒接觸螢幕應有明確時間限制，並由成人陪伴引導。

    換言之，目前國際社會並無任何成熟案例顯示「全面引入AI於幼稚園教育」是成功或主流做法。主流共識反而是：在幼兒階段，應優先發展基本能力，而非過早導入高度技術化學習工具。

不用電腦也可以教AI

    這個世界，學習之路四通八達，條條大路通羅馬。不靠程式解碼，許多國家仍然可以在課堂上教AI。芬蘭自2022年推動的「GAI（Generative AI in Education）」計劃，這是一個為期六年的全國教育改革項目。它的核心目標不是教孩子用AI，而是讓孩子理解AI是什麼、怎樣運作、會錯在哪裡。這一點非常關鍵，因為大多數國家還停留在教學生用ChatGPT寫作，用AI做報告及用AI生成圖片等等技能。

    但芬蘭問的是更深一層的問題，AI為什麼會這樣回答？AI什麼時候會出錯？我們應該相信AI嗎？這正是芬蘭教育改革最有啟發性的地方，他們把AI拆解成可以用非AI科技的方式理解。

    例如用遊戲教「機器學習」，老師會讓學生扮演AI系統， 扮演輸入資料的人，然後，孩子會發現AI其實只是根據「過去看過的東西」來判斷，如果資料有偏差，AI就會判斷錯誤，但完全不用電腦就可以成功教導學生。

    教師亦會用故事教「生成式AI」。老師會讓孩子玩「接龍故事」，第一個人寫一句，第二個人接著寫，但只能根據前文，最後讓孩子發現故事看似合理，但可能「胡說八道」，只是在「模仿模式」，這正是生成式AI的本質，不是理解，而是預測下一句話而已。

    為什麼芬蘭可以這樣做？這其實來自芬蘭教育的三個核心理念：一是「現象式學習」（Phenomenon-based learning），芬蘭不把知識分成死板科目，而是用「現象」來學習。例如AI涉及數學、倫理、語言、社會，不再只是「資訊科技課」；孩子學的是「整體理解」，不是零碎技能。二是「慢學習」而不是「快技能」，很多地方急著教孩子coding、prompt技巧及工具操作，但芬蘭相信工具會變，但理解不會過時，所以他們教的是思考方式、判斷能力及懷疑精神。三是「把主動權交給孩子」，孩子不是被教「正確答案」，而是被鼓勵去「發現問題」，例如故意讓AI出錯，鼓勵學生挑戰系統，這種做法其實在培養批判思考及探究能力。

繪本與實體書比AI更適合幼兒學習

    從教育心理學與實務經驗來看，繪本與實體書在幼兒學習中的價值，至今仍無法被數位工具取代。首先，繪本閱讀是一種「關係性學習」。當家長或教師與孩子共讀時，不只是傳遞故事內容，更是在進行情感交流與語言互動。這種互動能促進語言發展、情緒理解與安全依附關係的建立。

    其次，實體書閱讀有助於培養專注力與想像力。與AI提供的即時回應不同，閱讀需要時間與耐心，讓孩子在腦中建構畫面，發展內在思維能力。再者，繪本提供開放詮釋空間，孩子可以提出問題、想像不同結局，這正是批判思考與創造力的萌芽。相較之下，AI往往傾向提供「標準化答案」，可能限制思考的多樣性。因此，從長遠發展來看，繪本與實體書在促進語言能力、閱讀理解與創造力方面，仍優於AI主導的學習方式。

Edvard Moser的警示：AI會綁架幼兒大腦

    2014年榮獲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挪威學者愛德華·莫澤（Edvard Moser）在接受訪問時，對AI未來發展表達深切憂慮。他指出AI可能導致兩種風險：一是人類失去控制，二是被少數人利用來操控資訊與思想。莫澤的研究揭示「網格細胞（grid cells）」如何幫助人類建立空間認知，形成內在的「大腦地圖」。這項發現強調，大腦對空間與時間的感知，是人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之一。

　　然而，若幼兒過度依賴數位環境，缺乏真實空間探索與身體活動，這種內在地圖的發展可能受到影響。更重要的是，當AI系統主導資訊輸入時，孩子接觸世界的方式，可能被演算法所「過濾」與「塑造」。這正是所謂「大腦被綁架」的風險，包括注意力被高刺激內容佔據、思考模式被標準答案限制、世界觀被演算法塑造。對幼兒而言，這不只是學習方式的改變，而是認知結構與心智發展的潛在重塑。

澳門應如何謹慎引入AI於幼稚園教育？

　　面對AI浪潮，完全拒絕並不可行，但盲目引入同樣危險。對澳門而言，關鍵在於建立「審慎而有節制」的策略。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應制定幼兒AI使用指引，包括螢幕時間限制、內容審核標準與教師培訓要求，確保AI應用不影響兒童發展。學校必須視AI作為輔助，而非核心。AI可用於教師備課、教材設計與行政管理，但在課堂中，應以遊戲、閱讀與人際互動為主體，避免過度依賴AI互動。教師角色從傳授者轉為引導者，教師應引導孩子理解科技，而非被科技主導。例如透過討論與觀察，讓孩子知道AI只是工具，而非權威。家長亦責無旁貸，理應與孩子建立健康使用習慣，應該限制幼兒使用數位設備的時間，並多進行共讀與戶外活動，確保孩子有足夠的真實經驗。

　　幼兒教育的核心，不是培養「會用AI的人」，而是培養「能思考、能感受、能創造的人」。如果幼兒在成長初期就被高科技環境取代真實經驗，那麼未來所需的同理心、判斷力與創造力，將難以真正建立。莫澤教授的警告提醒我們，科技不只是工具，更可能成為塑造人類心智的力量。

五四邏輯運動走入生活尚未成功

 

    五一國際勞動節的傍晚，一群家長及小孩正歡天喜地在一個公園裡玩堆沙。突然，一聲突兀的哭喊，將這片純真撕開了一道裂痕。一名約莫五歲的孩子，忽然揮鏟而下，把另一個孩子辛苦堆砌的沙堡粉碎，被毀的孩子隨即嚎啕大哭。其家長走上前，蹲下身，語氣克制而平和說：「小朋友，你為什麼要把我小孩的城堡推倒呢？」

    豈料，對方家長從遠處衝過來，聲色俱厲，直接對質說：「你說什麼別人的東西？這裡是公園！是政府的！沙子是政府的！既然是公共的，就沒有誰是誰的，你憑什麼說我孩子破壞了你的東西？」

    嘩！筆者剛巧是在現場的路人甲，聽到這番語氣篤定，邏輯自信的辯解，真的「五體投地」啊！接著是兩方家長越來越大聲的爭辯，一方試圖講道理，另一方則不斷重申：「公園是政府的」這一核心命題。圍觀的人越來越多，堆沙場頓時變成一個辯論吵架場。最後，本想理性討論的家長，發現對方越來越野蠻，為免身陷「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的局面，在家人勸告下，趕緊帶孩子離場。

沙堆之上的邏輯崩壞

    這位家長的說辭，看似有理，實則漏洞百出。若細加剖析，可謂是多重邏輯謬誤不斷疊加。首先，是最明顯的概念混淆。他將「所有權」與「行為正當性」混為一談。的確，公園與沙子屬於公共資產，但這一事實僅僅界定了資源的歸屬，並不賦予個體任意破壞他人努力成果的權利。換言之，「東西是公共的」並不能推論出「你可以隨意毀壞他人使用中的成果」。這種從「屬於誰」跳躍到「可以為所欲為」的推論，本身就是荒誕不經的。

    其次的謬誤是非黑即白，在他的認知裡，世界似乎只有兩種狀態：要麼是私人財產，要麼就是無人約束的公共物。只要不屬於私人，便可肆無忌憚。然而，現實社會遠比這複雜，公共空間之所以能運作，正是因為存在一套公眾自然承認的「行為規範」，這些規範並非寫在沙地上，卻存在於每個人的常識之中。例如你可以坐在公園長椅上，但不能將他人推開；你可以使用公共洗手間，但不能蓄意闖進別人正在使用的廁格，這些都是「公共但有限制」的典型情境。

    再來的謬誤是變形的訴諸權威，他反覆強調「政府的」，彷彿只要引入一個龐大的權威主體，個人行為便可以免責。這實際上是一種責任轉移，既然一切歸於「政府」，那麼，人與人之間的責任關係就被抹平了，這不僅是邏輯問題，更是倫理素養非常不足的問題。

    最後，還隱含著一種危險的謬誤觀念，就是否認勞動成果的存在。沙子或許是公共的，但經由個人投入時間與心力形成的「沙堡」，已經不再只是自然狀態的沙，而是帶有明確勞動成果的產物。這種「準私有性」雖無法律形式保障，卻是社會共識的一部分。否認這一點，等同於否認一切非正式但重要的社會秩序。

百年之前的警告，為何仍未實現？

    這樣的場景，並非孤例。從飛機上的爭座衝突，到地鐵裡的推擠叫罵，再到餐廳、商場的無理糾紛，我們似乎經常目睹類似的「邏輯失序」。令人不禁想起百年前的呼聲。在五四運動前後，許多知識份子致力於引進西方思想，推動科學與理性，其中包括對邏輯學（當時稱為「論理學」）的引進與普及教育，代表性人物有胡適、梁啟超、王國維等，他們振臂高呼說國人最欠缺的，不是聰明才智，而是邏輯訓練與理性精神。那是一種對「如何思考」的反省，而非「思考什麼」的爭論。

    然而，一個世紀過去了，為何問題依舊？其一，在於教育結構的偏差。長期以來，我們將「會做題」誤認為「會思考」。邏輯，被收編進數學公式與標準答案之中，成為解題工具，而非理解世界的方式。學生習慣於尋找唯一正解，卻缺乏辨識論證是否成立的能力。一旦離開試卷，面對現實情境，便容易陷入直覺與情緒主導。其二，在於討論文化的薄弱。在許多公共互動中，人們並不期待「說服」，而是追求「壓倒」。聲音越大、語氣越強，似乎就越接近「有理」。這種「誰大誰惡誰正確」的氣勢取代推理的習慣，使得對話很快滑向對抗，而非釐清。其三，在於公共精神的缺失。「公共」一詞，在部分人的理解中，近乎等同於「無主」。既然無主，便無需顧忌他人感受，也不必承擔責任。這種觀念一旦普及，任何公共空間都可能淪為衝突的溫床。

問題的根源是一直忽略用邏輯生活

    若將視野再放大，會發現邏輯缺失往往只是表象，其背後涉及更深層的心理與文化結構。一方面，是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擠壓。人們習慣問「這樣做有沒有好處」，卻較少問「這樣做是否合理」。當「有利」凌駕於「有理」，邏輯自然退居次位。在堆沙事件中，那位家長的核心關切，或許並非真相信其論點，而是試圖「為自己孩子辯護到底」。

    另一方面，是自我防衛機制的過度啟動。當孩子被指責時，部分家長會將之視為對自身教養的否定，從而產生強烈防衛反應。在這種心理狀態下，人不再尋求真相，而是尋找任何可以支撐自身立場的理由，哪怕這些理由在邏輯上站不住腳。

    再者，是規則意識的模糊。若一個社會缺乏清晰且被普遍遵守的行為規範，人們便容易退回到各自的直覺與立場之中。於是，「我覺得可以」就取代了「是否合理」。如此，大人的爭辯卻變成教壞自己孩子的錯誤一課。

習慣從日常生活使用理性與邏輯推理

    若問題如此根深蒂固，改善之道也必然是長期工程。首先，在我們的傳統教養文化中，總以教訓與服從為本，而不是以理性討論的「思考能力」為本。邏輯與理性應回歸日常生活。我們應該從小教導孩子學會辨識常見的推理錯誤，例如偷換概念、滑坡謬誤、訴諸情感等。更重要的是，要培養「質疑」的能力，不應老是要孩子聽話，而是要孩子學會據理力爭的生活態度。

    其次，應建立更成熟的公共討論環境。當規則明確、執行穩定，人們更容易在可預期的框架內行動。若公園管理能清楚標示行為準則，例如禁止破壞他人遊戲成果，則爭議至少有一個客觀依據，而非完全依賴個人辯解。再者，需要培養真正的公共精神。公共空間並非「無主之地」，而是「共享資源」。這意味著，每個人既享有使用權，也承擔對他人的責任。這種意識，無法僅靠口號建立，而需透過日常經驗與制度設計逐步內化。

理性的另一個面向，是情緒與衝突的管理

    即使邏輯清晰，若情緒失控，理性仍難以發揮。在堆沙事件中，若雙方家長能稍作停頓，局面或許截然不同。譬如受害家長一方可以說，如果你的孩子堆的沙堡被我的孩子推倒，你仍然會因公共財產而不生氣嗎？

    事實上，我們需要學會認知重評，將事件重新解讀，而非立採取敵意。例如，那個孩子可能只是出於好奇或衝動，而非惡意破壞。當解讀改變，情緒強度也會隨之降低。第二是學會區分開人與行為，批評行為，而非否定整個人甚或其價值與尊嚴。當對話不再帶有羞辱，彼此也較容易理性討論。第三是設立界線而非升高衝突，清楚表達「這樣的行為不可以」，同時提出可接受的替代方案，例如邀請孩子一起重建沙堡。這不僅解決問題，也成為學習善待他人的契機。

    十八世紀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說過一句名言：「從一粒沙看見整個世界。」意思與中國傳統的「見微知著」類同。那座被頑皮孩子推倒的沙堡很快可以重來；孩子的眼淚，也會於瞬間消失。然而，那場爭執所暴露出的，卻是難以消散的怨氣，當邏輯讓位於情緒，當公共利益讓位於橫蠻私利，當聲量取代理據，我們所失去的，不只是理性對話，而是支撐社會運作的無形基礎。

    一百年前的革命尚未成功，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知道」邏輯，而在於是否願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或許，理性的重建，不必從宏大的制度開始。它可以從一個簡單的堆沙活動開始，下一次選擇不爭吵，反而選擇對話，又或者從一句願意聽完對方的話開始。

從法國會考看澳門哲學教育的破局之道

 

    香港著名專欄作家、易經學者「山今老人」岑逸飛於四月二十三日早上六時許在家安詳離世，享年八十一歲。岑逸飛原名岑嘉駟，一九四五年生於江西省興國縣。他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在學時曾轉了三個學系，從生物轉到化學。他及後又成功說服哲社系系主任唐君毅，打破理學院不能轉文學院規定，轉到哲社系，主修社工。

    命運多舛，但由於岑逸飛轉讀哲學系，才有如此輝煌的人生。可惜，我們一直被哲學是高深莫測的離地學問錯誤觀念所左右，怎知道哲學思考的第一個敲問：「我是誰及認識你自己。」其實是我們為學與作人的基本知識，再者，許多人面臨生死關頭時，必須作出若干的哲學思考，亦因為在學校讀書時毫無這方面的認識，導致無法找到擺脫生死思困的出路。

    近日，在臉書平台上，看到一個哲學講座，名為《思考：看見不一樣的世界》，原來是一個推廣哲學思考及兒童哲學教育的團體舉辦。四月上旬聖若瑟大學與中山大學簽定合作備忘錄，深化粵澳哲學領域學術交流。再者，今年四月，劍橋大學的著名哲學教授Henry Shevlin正式加入Google DeepMind擔任全職「哲學家」，專責研究AI意識？人類應與AI應該建立何種關係？當AI超越人類智能時需要哪些安全護欄？此外，Google內部還有Geoff Keeling等第一流的哲學博士負責AI福祉與機器道德。凡此種種，都揭示哲學在個人、工作及及世界發展的重要性。

    澳門正剛剛起步，讓人慨嘆的是，澳門學校教育仍然把哲學拒諸於門外，與世界教育先進國家的學校教育落後甚遠，非常值得掌管教育的持份者與官員好好思索，如何把這許多國家已經納入為學校正式的學課引進到學校裡，造福莘莘學子。

法國開學校教哲學的先河

    在當代全球教育的版圖中，法國的高中哲學教育始終是一道獨特且令人驚嘆的風景線。當世界各地的教育體系正加速轉向技術官僚主義與經濟實用主義時，法國的高中生卻在為了「真理是否取決於主觀」或「勞動是否能使人自由」而進行長達四小時的筆試。

    法國自一八○八年拿破崙時主政起，拿破崙深知一個現代共和國的穩固不能僅靠刺刀與官僚系統。法國大革命摧毀了舊有的封建制度與天主教會對思想的壟斷，若要防止社會在失去神權引導後陷入盲目的民粹衝動或道德虛無，國家必須提供一種非宗教的、基於純粹理性的思考訓練，便將哲學列為高中必修且為大學入學的唯一強制性人文學科，即無論是考理工還是人文學系，哲學考試必須在滿分二十分裡拿到十分才能進大學，要是要進心儀的大學，起碼哲學要考十六分以上。這種制度確保了法國的社會精英在掌握專業技術之前，必須先具備理性反思及獨立批判的能力。

    法國資深哲學教師愛蓮娜．派基納（Hélène Péquignat）在《柏拉圖和笛卡兒的日常：法國資深哲學教師的17堂思辨課》中，生動地記錄了這場思想的馬拉松，將法國高中哲學教育的日常呈現在大家眼前。這本書不僅是一份教學日誌，更是一份關於「如何成為具備靈魂的公民」的實踐宣言。為這本書寫推文的台灣哲學家禇士瑩說：「這個世界上，或許沒有太多人會成為哲學家，但是我相信為了學會獨立思考，認識『我是誰？』生命是怎麼一回事？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引導思考的哲學老師。」

    與此相對，在東方之珠的澳門，這座以博彩、旅遊與精緻服務業聞名的微型城市，哲學教育的聲音顯得微弱而遙遠。雖然有如吳又可等評論者在《訊報》上孜孜不倦地撰文，試圖在乾枯的文化土壤中播下思辨的種子，但這門學科在濠江兩岸始終處於邊緣地帶，被視為一種「奢侈的空談」。

為何哲學在多數國家（及澳門）成為「失蹤學科」？

    在全球化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多數國家的教育體系已被窄化為工業體系的預備階段。教育的價值不再是培養「完整的人」，而是生產「高效的勞動力」。在這種邏輯下，學科的價值完全由其市場回報率決定。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學科因其與經濟增長的直接關聯而受到政府與家長的狂熱追捧。

    對於許多追求絕對秩序、社會和諧或思想高度一致的國家而言，這種「思辨的火種」被視為洪水猛獸。相較於讓學生學會如何獨立判斷正義，這些教育體系更傾向於提供標準化的道德教材，教導學生如何成為「順民」。哲學教育的缺位，往往是權力對理性覺醒的一種集體性抑制。

澳門的思辨荒原與文化困境

    澳門作為一個資源高度集中在博彩與服務業的城市，社會風氣不可避免地傾向於「快錢文化」與「官能享受」。在高度流動的資本與觀光人潮中，關於「本質」、「正義」或「生命終極意義」的沉思顯得格格不入。筆者多次撰文指出，澳門社會缺乏深層的人文關懷，這導致了公眾在面對個人絕境、社會轉型或倫理紛爭時，往往缺乏足夠的思想緩衝與論辯空間。

    在制度面上，澳門的教育深受應試導向影響。在有限的課時內，數學與英語佔據了絕對的主導，哲學教育被壓縮到零星的公民課或宗教課角落。雖然，目前在澳門中學奉行專科專教，任教公民科或宗教科的老師必須持有相關的專業培訓證書才能任教。關鍵的是澳門中小學課程沒有設置哲學科，當然不會有相關的師資培訓課程出現。目前澳門的中學教師中，具備系統性哲學素養的人才寥寥無幾是理所當然的。即便有部分教師有心嘗試，也往往因為缺乏系統教材與社會共鳴而感到孤掌難鳴。

派基納的現場智慧給澳門教育者的實踐指南

    愛蓮娜．派基納在《柏拉圖和笛卡兒的日常》中，提供了一套能打破哲學「高冷」面具的實用方法論，這對於澳門的教育轉型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派基納從不強迫學生一開始就閱讀厚重的《純粹理性批判》，而是從學生的日常生活出發，如在課堂上會與學生討論數碼時代的困境，討論為什麼我們無法離開手機？又如討論消費主義的幻象，為何追求名牌是展現自我，還是迷失在伊比鳩魯所警示的「非必要欲望」中？這種「生活化」路徑能有效降低學生的抗拒心理，讓哲學從圖書館的故紙堆走向課堂的討論桌。

    派基納強調，哲學老師不是答案的施捨者，而是思想的「助產士」。在澳門的傳統教室裡，教師習慣於給予正確答案，但哲學教育要求教師容忍「不確定性」。透過不斷的反詰與提問，引導學生在懷疑中建立自己的論證體系，這才是教育真正的意義所在。

澳門推行哲學教育的具體方案與技巧

    若要在澳門這塊土地上讓哲學教育落地生根，我們不能照搬法國模式，而應採取更具滲透性的策略：

1.推動「非正式」的思辨空間：哲學咖啡館：澳門擁有精緻的小城文化與密集的咖啡館網點。我們應參考法國的「哲學咖啡館」，由民間社團或教育機構帶頭，在非正式場合舉辦關於公共政策，如澳門房屋政策的正義性，澳門自殺為何如此嚴重？這能讓大眾意識到，哲學是解決現實問題的利器，而非空中樓閣。

2.跨學科的「哲學滲透」：在尚未能獨立成科的情況下，應在現有的語文、歷史、公民課中植入哲學模組，如上語文課，加入學習文學作品時，探討「存在主義」下的人生選擇。如上科學課時，討論科學發現對「客觀性」定義的衝擊，引入科學哲學。又如推動師資培訓，教育部門應資助教師進行人文素養進修，培養一批能帶動思辨風氣的種子師資。

3.媒體與數位平台的助力：未來應結合社交媒體，如YouTube頻道或 Podcast，將晦澀的哲學概念轉化為對熱點事件的深度剖析。當年輕一代發現哲學能幫他們在紛亂的網絡世界中保持清醒時，這門學科的生命力便會自然爆發。

    哲學教育的價值，從不在於讓人記住多少哲學家的生卒年，而在於賦予個人一種「清醒的自主權」。法國的兩百年傳統證明了哲學是健全公民素質的唯一基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提醒我們是時候好好把哲學納入正式的大中小學課了。

AI時代最有價值的九大核心競爭能力

 

    有一天，坐在巴士上，聽到兩位年輕打工仔在熱議，說到自己其實是職場鬥獸場裡天天跟不同人鬥智鬥力，稍有不慎就會中箭，收警告信，甚至飯碗不保。其中一個後生仔說，自己既是設計師又是公關，要應付雪片飛來的設計，不得不用AI幫手，但又很擔心有一天被AI淘汰。與此同時，亦要應付不同部門合作的外勤工作，稍有不慎就會中伏，輕則貼錢，重則收警告信，甚至看過有同事被炒都不知死因何在。天天活在被科技及人事折騰，覺得非常不公平，心情亦異常焦慮。

    的確，辦公室政治真如鬥獸場，在攻與守與逃之間，別以為有實力夠忠直就可以撐下去，更別以為有後台罩住就肆無忌憚，更別妄想有運氣就可以逃過一切厄運。今天，我們已經不是在羅馬鬥獸場撕殺，而是在生成式AI席捲全球的鬥獸場，有在職場打拼多年兼備AI專業知識的老手，提出一個極具洞見的能力框架，將未來職場所需的核心能力劃分為三個層次：「駕馭AI」、「槓桿AI」與「超越AI」，合共九項能力，深信可以給天天在職場挨打的打工仔一點幫忙。

未來職場所需的九大核心能力

    這個世代，現代職場，根本就是在一個星羅棋佈AI世界裡生存與發展，必須AI相處、共存甚至駕馭的能力。

    首先，AI無處不在，處處都在，別妄想有能力隨意駕馭AI，也許要學會謙遜地學會與AI共存的基本功。其中包括精準提問能力，會及時提出清晰、有層次、有目標的問題。眾所周知，與AI一起工作，會問好的問題，AI就能給你有用滿意的答案；再來是數據理解能力，懂得辨識資訊真偽，理解AI生成內容的限制；還有就是與AI協作能力，將AI視為輔助工具，而非替代者。

    打工仔除了學會與AI這個大佬共存，更要進一步練就槓桿AI，即放大個人影響力。我們不單要會問問題，AI讓稱職地發揮助力，還要懂得問題拆解能力，把複雜任務轉化為可執行的步驟，即是說如何邏輯有序地將問題變成可操作的工作流程是當代打工仔不可或缺的能力。還有，整合與系統思考，跨領域連結知識，建構整體視野，才能在多元資訊、多重人際關係及多重任務中順利遊走，完成任務。當然，最好就是具備創意應用能力，把AI能力轉化為創新價值，就如設計師能把AI生成圖優化為貼地的作品。

    AI是強大算力，人才是AI的主人，所以，別忘了要練就超越AI，人類不可取代的核心能力，當中包括AI號稱已經有感情的同理與人際影響力，其實，理解他人，建立關係與信任只有人才可以作到。再者，雖然AI可以提供很多想法，但價值判斷與決策力，尤其在模糊與衝突中作出選擇能力，AI是無能為力的。最後，說到願景與意義建構能力，AI只能給予很多似是而非的參考意見，真正能為個人與群體指明方向的亦有人。

    這九大能力不僅是一份技能清單，更是一種價值宣言，當技術無限逼近完美，人類必須重新回答「我們的獨特價值是什麼」。

為何是這九種能力最有價值？

    AI時代的來臨，實質上改變了「能力」的定義。過去，能力多半意味著熟練操作某項技能，例如計算、寫作、分析資料。然而，當AI能在數秒內完成這些任務，人類若仍停留在「會做」的層次，勢必陷入競爭劣勢。因此，能力的核心逐漸從「執行」轉向「理解、整合與創造」。

    首先，「駕馭AI」的三項能力，是進入AI時代的基本門檻。精準提問能力之所以重要，是因為AI的輸出品質，往往取決於輸入問題的深度與清晰度。換言之，問題的品質決定答案的高度。數據理解能力則防止人類成為「被AI誤導的使用者」，因為AI並不等於真理，它只是基於機率生成的結果。至於AI協作能力，更是一種心態轉變，人不再單打獨鬥，而是學會與機器共同完成任務。

    其次，「槓桿AI」代表的是思維層次的提升。在這個階段人不只是使用工具，而是透過工具放大影響力。問題拆解能力讓人能將龐大複雜的任務化整為零，避免被困在無從下手的焦慮之中；整合與系統思考則讓人跳脫碎片化資訊，建立宏觀理解；創意應用能力則是將AI轉化為創新引擎，使人能創造出過去難以想像的成果。

    最後，「超越AI」的三項能力，才是真正決定人類價值的核心。當效率與準確性不再稀缺，情感、價值與意義便成為新的競爭場域。同理心讓人能建立深層連結，判斷力讓人能在混沌中做出選擇，而願景能力則讓人能引領方向。這些能力不僅無法被量化，也難以被複製，卻深刻影響個人與社會的走向。

為何這九種能力不是AI可以取代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釐清AI的本質。AI並非真正的智慧實體，也沒有靈魂，而是一種高度複雜的統計演算系統。它能從大量資料中找出規律，並據此生成內容，但它缺乏三個人類所具備的根本條件。

    第一是「主體性」的缺席。人類的每一個判斷，都來自生命經驗的累積，包括情感、記憶與價值信念。當一個人做出選擇時，他不只是計算結果，更是在承擔後果。AI則沒有自我的自主意識，也沒有需要承擔後果的責任，因此它的判斷本質上是無重量的。

    第二是「情感經驗」的不可替代。AI可以模擬同理心的語言，例如安慰、鼓勵或理解，但它並不真正感受痛苦或喜悅。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來自長期互動與情感投入，而非語言本身。這種關係性的深度，是AI難以觸及的。

    第三是「意義追尋」的缺乏。人類之所以創造藝術、哲學與文化，是因為我們會問「為什麼」。我們關心生命的意義、社會的正義與未來的可能性。AI沒有這些問題，也就無法真正提出具有方向感的答案。

    故此，AI可以在技術層面模仿人類，但無法在存在層面取代人類。這也是為什麼「超越AI」的能力，特別是願景、價值判斷與創造能力，將在未來變得更加關鍵。

這九種能力如何增進整體生活及工作的福祉？

    這些能力的影響，遠不止於個人職涯，而是延伸至整個社會結構。在個人層面，當人具備駕馭與槓桿AI的能力，便不再只是被動接受變化，而是能主動創造機會。焦慮不再來自未知，而是轉化為成長的動力。

    在家庭層面，同理心與溝通能力能減少誤解與衝突，讓家庭關係更加穩固。在一個快速變動的社會中，家庭若能成為情感支持的基地，對個體心理健康具有關鍵作用。在人際層面，這些能力有助於重建信任。當資訊氾濫與假消息充斥，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變得困難，而具備判斷力與同理心的人，能成為連結不同觀點的橋樑。

    在職場層面，AI的導入將使工作型態轉變，人類將從執行者轉為決策者與創造者。這不僅提升工作效率，也讓工作更具意義與成就感。在公民社會層面，具備批判思考與價值判斷的公民，更能理性參與公共討論，避免被操控或誤導，從而提升整體民主品質。換言之，這九種能力不只是個人競爭力，更是社會進步的基礎。

    人類真正的競爭，不在技術，鬥獸場的勝負，從來不只是力量，而是策略與判斷。AI的出現，不只是一次技術革命，更是一場價值重估。當機器可以做得更快、更準，人類便必須重新回答一個問題，我們存在的獨一無二價值是什麼？答案或許並不在於超越AI的能力，而在於不需要與AI競爭的領域。當人類開始重視關係、意義與方向，我們便不再只是工具的使用者，而是價值的創造者。

    這正如鬥獸場上的毫秒之爭，真正決定勝負的，往往不是技術，而是心態與意義。AI的出現，不只是技術革命，更是一面鏡子，迫使我們重新審視自身價值。當我們不再只是追求「做得更快」，而開始思考「為何而做」，人類的角色便從工具使用者，轉變為意義創造者。最終，AI不會定義人類的未來，人類如何理解自己。真正決定未來的，是人類如何理解自己，以及我們是否有勇氣，在這個變動的時代中，重新定義「成為人」的意義。

從英國「無煙世代」看澳門控煙的範式轉移

 

    控煙與禁煙從來都是公共衛生的重大且難以根治的難題，各國政府通常都是採取法律重新修訂而求有所改善。二○二六年，當全球正處於後疫情時代的健康覺醒期，兩場關於「煙草」的變革正分別在歐亞兩端上演。在英國，倫敦國會通過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煙草與電子煙法案》，試圖在法律意義上永久性地終結煙草的世代傳承；而在東方的賭城澳門，特區政府則在公佈首季控煙執法數據的同時，開啟了新一輪的《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修法諮詢。

    雖然，澳門與英國在地理面積、人口結構、經濟模式上存在巨大差異，但兩者面對的是同一個經濟公敵與健康公害，就是對國民健康造成長遠損害、且具有高度成癮性的煙草工業。英國的「激進」與澳門的「漸進」，實則在同一個維度產生強烈的衝突對話，當「減害」已不足以應對當代公共衛生挑戰時，我們是否具備勇氣走向，效法英國比較激進的方法，敢於「終結」煙草的經濟的龐大利益與對國民健康的無底傷害呢？

從數據看澳門控煙的真實與虛妄

    根據澳門衛生局二○二六年第一季的數據，巡查次數高達 65,548 次，平均每日多達728次。這是一個驚人的行政投入，反映出澳門政府在控煙上的決心並非空話。然而，1,524宗違法個案中，有1,459宗涉及違法吸煙。這組數字背後隱藏著一個尷尬的現實，儘管巡查密度極高，其阻嚇作用仍然非常有限。這說明了澳門目前的控煙態勢處於一種「高壓低效期」。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行政成本與人力資源進行執法，但社會的行為模式並未發生根本性的扭轉。這引發了一個深層次的政策思考，如果單靠行政力量的「堵」，始終無法清「零」違規的數字，那麼問題是否出在制度設計的底層邏輯上？

    在違規場域的統計中，娛樂場、食肆及公共交通站點依然位居前三。特別是作為澳門經濟支柱的娛樂場，其控煙成效始終是社會爭論的焦點。儘管室內禁煙已推行多年，並設立了高規格的吸煙室，但煙霧的物理流動與社會流動性依然讓控煙工作充滿挑戰。在食肆方面，也許中南區及離島都頗有成效，但走進北區密集食肆，吞雲吐霧的情況比比皆是。

    在經濟利益與公共健康的博弈中，澳門一直採取一種「精準平衡」的策略，在世界正朝向全面禁煙的趨勢下，顯得日益脆弱。娛樂場的吸煙室究竟是「緩衝帶」還是「保護傘」？這是澳門修法過程中最難以取捨的難題。

英國「無煙世代」的制度邏輯震撼全球

    什麼是「無煙世代」？英國二○二六年法案的核心極具前瞻性，規定二○○九年以後出生的國民，終身不得合法購買煙草產品。這意味著合法購買煙草的年齡將逐年遞增，直到最終覆蓋整個全齡人口。這不是一次性的禁令，而是一場緩慢但不可逆轉的「社會排毒」。異想天開，果真醫學昌明，人真的可以活到150歲，即是說，到了二一五九年，英國全民不受煙害荼毒終於大功告成。

    英國模式的精妙之處在於它巧妙地化解了兩大阻力：其一是尊重既有習慣，既不強迫現有的吸煙者立即戒煙，又能減少了來自現有選民與煙商的政治反彈。其二是保護未成年人，將「不吸煙」定義為下一代的權利，而非對成年人自由的剝奪，從道德制高點上贏得了社會支持。這種從「減少吸煙人口」轉向「阻斷新煙民產生」的邏輯轉向，標誌著公共衛生治理從「症狀管理」進入了「根源阻斷」的新台階。

從限制行為到重塑環境是澳門修法的進路

    澳門二○二六的修法方向，雖然未如英國般激進，但也展現出了從「控」到「防」的明顯轉向。澳門已全面禁止電子煙的進出境與銷售，此次修法進一步建議禁止在公共場所「持有」電子煙。這項措施在法律界引起了討論，但也反映了政府的堅決態度，不讓電子煙成為傳統煙草的「逃生門」，更不能讓其成為青少年成癮的「第一口煙」。

    針對澳門街道狹窄、人流密集的特點，提出針對「邊行邊吸煙」（火車頭現象）的管制，並擴大室外禁煙區。這不僅是為了減少二手煙，更是為了在社會空間中進一步「邊緣化」吸煙行為，使其在公眾視線中消失。

    將英國的「無煙世代」模式移植到澳門，面臨著複雜的在地化挑戰。澳門是一個與鄰近地區聯繫極其緊密的城市。如果澳門單方面推行「無煙世代」，而周邊城市如珠海、香港政策不同，極易引發跨境購買或黑市交易。澳門狹小的地理空間，使得執法邊界變得模糊，這要求控煙政策必須具備區域聯動性。

    澳門的財政收入高度依賴博彩旅遊業，雖然現屆政府致力於多元化發展，但短期內，博彩業的客戶需求依然影響著控煙政策的尺度。如何在不傷及經濟元氣的前提下，完成「無煙城市」的品牌轉型，需要極高的行政藝術。

    與英國相比，澳門社會對於「政府過度干預」的警惕感雖然較低，但對實用主義的追求更高。如果一項政策被認為「不切實際」或「過於理想化」，社會的配合度將大幅下降。因此，澳門的策略必須遵行「可感、可及、可行」的改革原則。

澳門實行漸進式的禁煙之路

    雖然，不必完全照搬英國，但澳門可以從中提煉核心邏輯，構建一套「具澳門特色的控煙演化論」。也許，澳門可以考慮採取折衷方案，如不立即宣佈終身禁售，但先將合法購買年齡從十八歲提升至二十一歲，甚至仿效紐西蘭或英國的遞增模式。這給予社會一個長達十年的緩衝期，讓「無煙」成為年輕一代的預設選項。

    歷屆澳門政府都高唱智慧城市建設，可以透過攝錄設備、大數據分析違規熱點，可以將執法從「人海戰術」轉向「精準打擊」。這不僅能減輕執法人員的壓力，更能形成一種「處處有監管」的震懾力。

    政府應與博彩營運商商討一個長遠的「全場無煙化」時間表。例如，透過稅務優惠或社會責任評級，鼓勵營運商逐步取消吸煙室，將博彩空間徹底還原為健康旅遊空間。這符合澳門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終極目標。

禁煙理應從法律邁向文化的質變

    無論法律多麼嚴謹，控煙的最高境界不是「不敢抽」，而是「不想抽」。其實，在電影、電視劇、文學作品，吸煙常與「酷」、「憂鬱」、「權力」、甚或「靈感」掛鉤。現代控煙政策的核心任務之一，是解構這種美學，透過教育與宣傳，讓社會普遍認知，吸煙並非個人品味的表現，而是一種對公共健康資源的透支，一種落後的成癮行為。

    控煙本質就是直面成癮的角力賽。針對青少年的預防工作，應從單調的「有害健康」說教，轉向「守護自主選擇權」的心理建設。讓年輕人意識到，煙草商的營銷是在剝奪他們未來的健康自主，從而激發起對煙草的自發抵制。

    英國的「無煙世代」法案不僅僅是一紙律法，它是一份給予子孫後代的禮物，宣告了煙草時代的終結。澳門正處於修法的十字路口，我們固然要考慮執法的難度、經濟的波動，但我們更應仰望星空，思考這座城市的文明高度。

    英國的法案，為全球控煙政策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想像，一個沒有煙草的未來。對澳門而言，這既是啟發，也是挑戰。我們或許無法一步到位，但可以選擇方向。當政策不再只是回應問題，而是主動塑造未來時，控煙便不再只是公共衛生措施，而是一種文明進程。問題從來不是「澳門能否做到英國那樣」，而是我們是否願意開始，走向一個更少煙霧、更健康的城市。

    日前，衛生局長羅奕龍表示，從今年二月起試行「禁煙區域」成效非常理想，推行初期每日勸喻約四十人，至現時每日減少至一至兩人。為了測試不同模式，衛生局計劃在五月於上述「禁煙區域」內較空曠的地方設置「有蓋吸煙點」，現正在採購設備中。

    今年的這場修法諮詢，不應僅僅是條文的增刪，而應是全社會共識的凝聚。當我們不再糾結於「巡查了多少次」，而是開始討論「如何讓下一代徹底遠離煙草」時，澳門才算真正走出了煙霧的困局。

 

從內在時鐘到事事有定時的必要覺醒

 

    立法議員李良汪批評政府單純依賴《廣告招牌、建築物裝飾燈和戶外電子顯示屏光污染控制指引》（下稱：《指引》）的修訂，如增加相關發光裝置的可測量標準和方法、收緊裝置開啟時間，以及包括面向生態保護區在內的相關發光裝置的控制等要求。由於缺乏有效的後續監管機制，倘出現光污染問題或投訴，當局大多只能以協調方式處理。

    李議員認為新修訂《指引》不足以應對光污染對生態與居民生活帶來的潛在威脅，政府應該研究以法律法規方式推動光污染的治理工作。李議員接著指出，二○二五年來澳度冬的黑臉琵鷺僅有十六隻，相比二○六年的六十一隻，跌幅超過七成。針對生態保護區的保育，當局會否加強與周邊企業協調，在《指引》建議的時段及期間外，進一步減低建築物外牆發光裝置的亮度、使用更溫和的色溫、減少使用閃爍效果，以盡可能減低對附近候鳥的影響？

    一直以來，強光污染對人、動植物及生態環境皆造成無法彌補的影響，只是大眾關於人體的內在時鐘對強光的負面反應認識不足，這方面，也許在學校及社區教育要大力推動。再者，萬物皆有定時，光暗有時、生枯有時、留離有時，必須學會以平常心看待。

學懂「事事有定時」的生活智慧

    《聖經》舊約〈訓道篇〉第三章有說：「事事有時節，天下任何事皆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除栽種的亦有時；殺戮有時，治療有時，拆毀有時，建築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哀悼有時，舞蹈有時；拋石有時，堆石有時；擁抱有時，戒避擁抱亦有時；尋找有時，遺失有時；保存有時，捨棄有時；撕裂有時，縫綴有時；緘默有時，言談有時，愛慕有時，憎恨有時；作戰有時，和睦有時。」

    這段千古流傳的文字，並非單純的宗教勸誡，而是一種教導世人以平常心看無常事的人生哲學，向忙碌的現代人說，世界並非混亂無序，而是隱含節律與界限；人生的智慧，不在於抗拒變化，而在於辨識時機、順應節奏。當「哭有時，笑有時」、「言談有時，緘默有時」，其實已點出一種極其重要的能力，在恰當的時間，做恰當的事。

別忘了我們都是「行走的時鐘」

    這種「時機的智慧」，在現代社會顯得尤為稀缺。科技讓我們突破了晝夜的界線，資本主義鼓勵無止境的效率與產出，「時間就是金錢」幾乎成為唯一的價值準則。然而，當人類愈發試圖掌控時間，反而愈加失去與時間的和諧關係。這正是曾任哈佛大學擔任生物統計學家，從事臨床試驗與環境健康統計研究多年的科學記者，琳恩．皮普爾斯（Lynne Peeples ）在《內在時鐘》（The Inner Clock: Living in Sync with Our Circadian Rhythms） 一書所揭示的核心問題。作者透過大量科學研究指出，人類其實是「行走的時鐘」。我們的體溫、荷爾蒙分泌、專注力與情緒波動，都遵循一套精密的生理節律，也就是所謂的晝夜節律。然而，現代生活方式卻不斷干擾這套內在機制，導致身心失衡。

    書中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夜裡擠出的母乳含有促進清醒的荷爾蒙，如果在白天餵給嬰兒，可能打亂其睡眠節奏。這不僅是育兒知識，更是一種隱喻，當我們錯置時間，連最自然的養育行為也可能變成干擾。

    筆者對此深有體會，因為家中三月迎來一個可愛新生嬰兒。母親為了能源源不絕地餵哺母乳，顯得非常焦慮，二十四小時照顧初生嬰兒之外，就不停將擠出的母乳存放在雪櫃裡。本以為初生嬰兒對晝夜不分需要更多時間去適應，看到皮普爾斯的專書有關章節後，始恍然大悟，嬰兒之所以晝伏夜出，原來是白天喝了晚上擠出來的母乳，然後夜晚喝了白天擠出來的母乳，弄到全家都「冇覺好瞓」。於是，從新將擠出的母乳分開存放，定時餵哺適時的母乳，就發現大人嬰兒都可以「有覺好瞓，精神奕奕」。足見「違反時序」可能帶來的巨大代價。

    傳統以來，餵哺母乳本來就是母親的天職，隨時隨地就給，符合大自然的健康規律。讓人諷刺荒謬的是，適時餵哺本來是天經地意，毫無懸念與沒精確研究的必要。竟然，透過一位世界頂尖的生物統計學家經年累月研究，始發現日夜顛倒擠出來的母乳，其荷爾蒙會影響嬰兒的成長節奏與成效。所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並不是落伍的鄉村原始生活規律，而是祖先千萬年來演化累積的生活智慧。  

別太多揣測戴建業為何突然辭去司長職務

    從這個角度回看〈訓道篇〉，我們會發現其智慧並不抽象，反而極具現代意義。古人說「作戰有時，和睦有時」，今天我們可以理解為高強度工作與休息必須交替；「緘默有時，言談有時」，可以理解為資訊爆炸時代中的節制與沉澱。換句話說，聖經的「定時」觀，正好與當代科學對晝夜節律的理解形成一種跨越千年的呼應。

    這樣的視角，也為我們理解近期本澳政壇的一則驚人消息提供另一種可能的解說。現年五十八歲，離公務員規定六十五歲退休尚有七年的經濟財政司司長戴建業，成為澳門特區成立以來首位在任請辭的司長。事件來得突然，自然引發外界各種揣測與解讀。在資訊高度流通的後真相時代，「為何辭職」往往比「辭職本身」更吸引眼球，人們傾向用陰謀論來理解。

    然而，如果回到「事事有定時」的視角，我們或許可以多一分從容。仕途進退，本就有其節奏與時機。無論背後原因如何，一個人選擇在某個時刻退下，可能正是其生命節律的一部分。古人講「進退有度」，不僅是政治倫理，也是人生智慧。當外界急於尋找確定答案時，「承認不確定」本身，也是一種成熟的態度。

    這並非要否定公共監督的重要性，而是提醒大眾，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立即被解釋、被定義。有些事件，就如四季更替，未必完全在人類理解的範圍之內。當我們以「定時」的觀點看待，或許能減少過度詮釋帶來的焦慮與對立。

如何從日常生順著內在時鐘好好養生

    上千年以來，中醫一直倡導我們必須順應人體器官的生理時鐘生活，按照十二時辰養生，順應氣血流注經絡的規律，強調「順應天時」。子時即晚上十一點到零晨一點，膽經最旺，宜熟睡；一點到三點，肝經於丑時排毒，三點到五點宜大腸經排便，依循時辰調整作息能提高免疫力與代謝效率，就能過健康的生活。

    從個人層面來看，這種「順時而行」的智慧更具迫切性。當代人普遍面對的問題，失眠、疲勞、情緒低落、專注力不足、焦慮及憂鬱等，很大程度上與生理時鐘失調有關。夜班工作者、跨時區的商務人士、長時間使用電子設備的學生與上班族，都在不知不覺中與自己的身體對抗。

    那麼，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內在時鐘」的智慧？首先，是重建對光線的敏感度。自然光是調節晝夜節律最重要的訊號。早上接觸陽光，有助於設定生理時鐘；夜間減少藍光，甚或進入全黑狀態，更能促進褪黑激素分泌。這看似簡單，卻是現代人最容易忽略的基本原則。

    其次，是固定作息時間。人體並不喜歡「隨機性」，而偏好規律。每天大致相同的入睡與起床時間，有助於穩定內在節律。即使在週末，也不宜過度「補眠」，以免打亂整體節奏。

    第三，是尊重身體的高低峰。不同時段適合不同活動，例如上午通常較適合需要專注力的工作，而下午則較適合協作與社交。與其強迫自己「隨時高效」，不如學會在適當時段做適當的事。

    第四，是重新思考工作與休息的關係。現代文化往往將休息視為「浪費時間」，但從生理角度來看，休息是維持效率的前提。正如〈訓道篇〉所言，「歇息有時」，不是懶惰，而是必要。

    最後，也是最困難的一點是學會節制。節制不只是飲食或娛樂上的自律，更包括對資訊、對工作的界限感。在一個隨時可以連線的世界裡，「下線」反而成為一種需要刻意培養的能力。

    「事事有定時」並不是消極的宿命論，而是一種積極的節制智慧。它提醒我們，不是做得越多越好，而是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不是掌控一切，而是理解何時該前進，何時該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