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煙與禁煙從來都是公共衛生的重大且難以根治的難題，各國政府通常都是採取法律重新修訂而求有所改善。二○二六年，當全球正處於後疫情時代的健康覺醒期，兩場關於「煙草」的變革正分別在歐亞兩端上演。在英國，倫敦國會通過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煙草與電子煙法案》，試圖在法律意義上永久性地終結煙草的世代傳承；而在東方的賭城澳門，特區政府則在公佈首季控煙執法數據的同時，開啟了新一輪的《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修法諮詢。
雖然，澳門與英國在地理面積、人口結構、經濟模式上存在巨大差異，但兩者面對的是同一個經濟公敵與健康公害，就是對國民健康造成長遠損害、且具有高度成癮性的煙草工業。英國的「激進」與澳門的「漸進」，實則在同一個維度產生強烈的衝突對話，當「減害」已不足以應對當代公共衛生挑戰時，我們是否具備勇氣走向，效法英國比較激進的方法，敢於「終結」煙草的經濟的龐大利益與對國民健康的無底傷害呢？
從數據看澳門控煙的真實與虛妄
根據澳門衛生局二○二六年第一季的數據，巡查次數高達 65,548 次，平均每日多達728次。這是一個驚人的行政投入，反映出澳門政府在控煙上的決心並非空話。然而，1,524宗違法個案中，有1,459宗涉及違法吸煙。這組數字背後隱藏著一個尷尬的現實，儘管巡查密度極高，其阻嚇作用仍然非常有限。這說明了澳門目前的控煙態勢處於一種「高壓低效期」。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行政成本與人力資源進行執法，但社會的行為模式並未發生根本性的扭轉。這引發了一個深層次的政策思考，如果單靠行政力量的「堵」，始終無法清「零」違規的數字，那麼問題是否出在制度設計的底層邏輯上？
在違規場域的統計中，娛樂場、食肆及公共交通站點依然位居前三。特別是作為澳門經濟支柱的娛樂場，其控煙成效始終是社會爭論的焦點。儘管室內禁煙已推行多年，並設立了高規格的吸煙室，但煙霧的物理流動與社會流動性依然讓控煙工作充滿挑戰。在食肆方面，也許中南區及離島都頗有成效，但走進北區密集食肆，吞雲吐霧的情況比比皆是。
在經濟利益與公共健康的博弈中，澳門一直採取一種「精準平衡」的策略，在世界正朝向全面禁煙的趨勢下，顯得日益脆弱。娛樂場的吸煙室究竟是「緩衝帶」還是「保護傘」？這是澳門修法過程中最難以取捨的難題。
英國「無煙世代」的制度邏輯震撼全球
什麼是「無煙世代」？英國二○二六年法案的核心極具前瞻性，規定二○○九年以後出生的國民，終身不得合法購買煙草產品。這意味著合法購買煙草的年齡將逐年遞增，直到最終覆蓋整個全齡人口。這不是一次性的禁令，而是一場緩慢但不可逆轉的「社會排毒」。異想天開，果真醫學昌明，人真的可以活到150歲，即是說，到了二一五九年，英國全民不受煙害荼毒終於大功告成。
英國模式的精妙之處在於它巧妙地化解了兩大阻力：其一是尊重既有習慣，既不強迫現有的吸煙者立即戒煙，又能減少了來自現有選民與煙商的政治反彈。其二是保護未成年人，將「不吸煙」定義為下一代的權利，而非對成年人自由的剝奪，從道德制高點上贏得了社會支持。這種從「減少吸煙人口」轉向「阻斷新煙民產生」的邏輯轉向，標誌著公共衛生治理從「症狀管理」進入了「根源阻斷」的新台階。
從限制行為到重塑環境是澳門修法的進路
澳門二○二六的修法方向，雖然未如英國般激進，但也展現出了從「控」到「防」的明顯轉向。澳門已全面禁止電子煙的進出境與銷售，此次修法進一步建議禁止在公共場所「持有」電子煙。這項措施在法律界引起了討論，但也反映了政府的堅決態度，不讓電子煙成為傳統煙草的「逃生門」，更不能讓其成為青少年成癮的「第一口煙」。
針對澳門街道狹窄、人流密集的特點，提出針對「邊行邊吸煙」（火車頭現象）的管制，並擴大室外禁煙區。這不僅是為了減少二手煙，更是為了在社會空間中進一步「邊緣化」吸煙行為，使其在公眾視線中消失。
將英國的「無煙世代」模式移植到澳門，面臨著複雜的在地化挑戰。澳門是一個與鄰近地區聯繫極其緊密的城市。如果澳門單方面推行「無煙世代」，而周邊城市如珠海、香港政策不同，極易引發跨境購買或黑市交易。澳門狹小的地理空間，使得執法邊界變得模糊，這要求控煙政策必須具備區域聯動性。
澳門的財政收入高度依賴博彩旅遊業，雖然現屆政府致力於多元化發展，但短期內，博彩業的客戶需求依然影響著控煙政策的尺度。如何在不傷及經濟元氣的前提下，完成「無煙城市」的品牌轉型，需要極高的行政藝術。
與英國相比，澳門社會對於「政府過度干預」的警惕感雖然較低，但對實用主義的追求更高。如果一項政策被認為「不切實際」或「過於理想化」，社會的配合度將大幅下降。因此，澳門的策略必須遵行「可感、可及、可行」的改革原則。
澳門實行漸進式的禁煙之路
雖然，不必完全照搬英國，但澳門可以從中提煉核心邏輯，構建一套「具澳門特色的控煙演化論」。也許，澳門可以考慮採取折衷方案，如不立即宣佈終身禁售，但先將合法購買年齡從十八歲提升至二十一歲，甚至仿效紐西蘭或英國的遞增模式。這給予社會一個長達十年的緩衝期，讓「無煙」成為年輕一代的預設選項。
歷屆澳門政府都高唱智慧城市建設，可以透過攝錄設備、大數據分析違規熱點，可以將執法從「人海戰術」轉向「精準打擊」。這不僅能減輕執法人員的壓力，更能形成一種「處處有監管」的震懾力。
政府應與博彩營運商商討一個長遠的「全場無煙化」時間表。例如，透過稅務優惠或社會責任評級，鼓勵營運商逐步取消吸煙室，將博彩空間徹底還原為健康旅遊空間。這符合澳門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終極目標。
禁煙理應從法律邁向文化的質變
無論法律多麼嚴謹，控煙的最高境界不是「不敢抽」，而是「不想抽」。其實，在電影、電視劇、文學作品，吸煙常與「酷」、「憂鬱」、「權力」、甚或「靈感」掛鉤。現代控煙政策的核心任務之一，是解構這種美學，透過教育與宣傳，讓社會普遍認知，吸煙並非個人品味的表現，而是一種對公共健康資源的透支，一種落後的成癮行為。
控煙本質就是直面成癮的角力賽。針對青少年的預防工作，應從單調的「有害健康」說教，轉向「守護自主選擇權」的心理建設。讓年輕人意識到，煙草商的營銷是在剝奪他們未來的健康自主，從而激發起對煙草的自發抵制。
英國的「無煙世代」法案不僅僅是一紙律法，它是一份給予子孫後代的禮物，宣告了煙草時代的終結。澳門正處於修法的十字路口，我們固然要考慮執法的難度、經濟的波動，但我們更應仰望星空，思考這座城市的文明高度。
英國的法案，為全球控煙政策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想像，一個沒有煙草的未來。對澳門而言，這既是啟發，也是挑戰。我們或許無法一步到位，但可以選擇方向。當政策不再只是回應問題，而是主動塑造未來時，控煙便不再只是公共衛生措施，而是一種文明進程。問題從來不是「澳門能否做到英國那樣」，而是我們是否願意開始，走向一個更少煙霧、更健康的城市。
日前，衛生局長羅奕龍表示，從今年二月起試行「禁煙區域」成效非常理想，推行初期每日勸喻約四十人，至現時每日減少至一至兩人。為了測試不同模式，衛生局計劃在五月於上述「禁煙區域」內較空曠的地方設置「有蓋吸煙點」，現正在採購設備中。
今年的這場修法諮詢，不應僅僅是條文的增刪，而應是全社會共識的凝聚。當我們不再糾結於「巡查了多少次」，而是開始討論「如何讓下一代徹底遠離煙草」時，澳門才算真正走出了煙霧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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