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五點五米與打斜泊車拉近官民距離時

 

    據交通事物局資訊，參考鄰近地區的路邊車位尺寸，以及本澳實際的道路條件，現時本澳泊車位大小規格基本規範為長度五米、寬度二米至二點五米。隨着社會發展及居民用車需求和習慣陸續轉變，近年新註冊車輛中，體積較大的車輛漸見增長，較大型輕型汽車的比例正呈增加趨勢。有見及此，經考慮地理環境條件、行人及行車安全、可提供的車位數量等因素，局方計劃分階段調整各區街道泊車位長度至平均五點五米。首階段計劃先調整南灣商業區一帶的泊車位，包括家辣堂街、加思欄馬路、南灣大馬路、馬統領巷、商業學校街、羅保博士街、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的咪錶泊車位，涉及的車位數量逾一百三十個。

       局方期望通過是次適當調整泊車位的長度，能夠更好地滿足居民的泊車需求，提升居民的泊車效率。局方亦會持續關注居民的意見與建議，並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措施，以打造更便捷、更安全的出行環境。與此同時，電單車泊車位改裝後共可提供約九十個斜泊式泊車位。其中，近八角亭一側的泊車位已完成調整且已經投入使用；局方正審視本澳其中兩千多個直泊式電單車泊車位，會有序完成改裝為斜泊式設計，並會審視其他道路的空間和泊車條件。

   在繁忙的城市生活中，泊車空間往往是駕駛者最直接、最經常接觸的公共設施之一。這些設施的設計與管理，表面看似只是技術與空間的安排，實際上卻反映出一個政府如何對待市民、如何理解民意。簡單的聽取民意，簡單改善舉措，拉開了轎車的車位距離，打斜泊電單車亦讓駕車者輕鬆進停出，理應是特區政府的德政善治。作為一個善治政府，透過各種方式聽取民意，不僅是為攏絡人心，拉近與市民的距離，更能體現政府樂意以謙和的態度與民共議。今天是車位，明天應該擴大到所有施政。

政策微調背後的城市治理智慧

    澳門是個人多車多咪錶泊車位少的小城，車位的設計長度，一直是市民關注的焦點。過去，由於部分泊車位設計過短，特別是在車身較長的私家車日益普遍的情況下，不少駕駛者發現泊車時經常「頭碰尾、尾碰頭」，進出困難，甚至無法停泊。泊車不當不僅造成交通擠塞，還可能引起司機間的爭執，增加城市運作的摩擦成本。然而，在城市空間有限的背景下，每一個車位的尺寸調整，都意味著資源的再分配。例如，一條街道原本可劃設十個車位，延長至五點五米後可能只剩下八個，這就涉及效率與公平的取捨。政府必須在技術合理性、民意訴求及道路資源有限的三角關係中取得平衡。

    這正是澳門交通事務局此次措施的可貴之處。他們並未以「現有設計符合標準」為由一概拒絕市民的意見，也沒有片面追求泊車位的「數量最多化」，而是採取「分階段、分地點、因地制宜」的調整方式，反映出高度的政策彈性與治理智慧。這種微調的治理方式，雖不如大型基建來得顯眼，卻正是城市進步的重要指標。

政府聽見的是誰的聲音？

    公共政策的價值不只在於科學設計，更在於能否真正回應市民的生活困難與情感需求。泊車問題表面上是「空間不足」，其實根源在於市民對政府管理能力的期待與對城市生活品質的訴求。近年，澳門公共交通雖已不斷優化，但自駕出行仍是許多居民，特別是上班族、小家庭與中老年人主要的出行方式。過去幾年，不少市民透過社交媒體、報章投訴或議員轉介，反映泊車位長度不足的問題。更有不少駕駛者分享「泊位入不到頭，尾巴還伸出來」的實況，令人啼笑皆非。這些意見雖多為「小事」，但對市民日常出行造成實際困擾。政府此次明確表示「經聽取各方意見」，並將民意納入決策程序，正好體現「聽得見的政府」理念。

    從政策溝通角度來看，這是一次成功的公共參與實踐。市民不再只是被動接受政策的對象，而是成為政策形成的參與者與共同體。當市民發現自己的聲音能被回應，甚至轉化為具體改變，自然會對政府產生更多認同與信任感。

    過去，市民一直認為政府只會與大社團開會，聽取社團大佬的意見。當然，按目前政府的施政，依然因循這套所謂聽取民意的方式。我們不反對政府與大社團溝通，我們更期盼政府能大開宗門，不僅是特首落區與市民小販聊一聊，更是真心聽取民意的底層邏輯與愛澳情懷，邏輯正確，情懷善意，就應該聽取，再轉化成可執行的技術措施。

從泊車位延伸的未來想像

    當我們從咪錶泊車位的微調，思考未來的城市治理，可以看到以下幾個值得延伸與借鏡的方向：1.擴大民意接觸渠道：除了被動接收意見外，政府可考慮定期舉辦社區工作坊，針對特定政策議題聽取意見，例如交通設施優化、無障礙通道安排、夜間停車規劃等。這不僅提升政策品質，也有助於培養公民參與文化。2.推動以數據為基礎的政策調整：未來可透過智慧交通科技，例如車位使用率感應器、泊車流量分析等，科學地判斷哪些路段的泊車位長度需要調整，並適時公布資訊，增加決策的透明度與公信力。3.建立市民回饋機制：車位調整後是否達到預期效果？是否出現新的問題？政府應考慮設立回饋平台，蒐集使用者意見，持續優化設計，讓政策更具彈性與回應力。

從「拉開距離」到「拉近人心」

    城市治理不應只是冷冰冰的制度與硬體建設，更應是一種有溫度的陪伴。這種溫度來自於政府願意從細節出發，改善市民生活的態度；來自於市民與政府之間真誠對話的建立。

    政府這次的泊車位長度調整，正是一個「拉開距離，拉近人心」的典範。拉開的是車與車之間的空間，讓駕駛者更從容地停泊；拉近的則是市民與政府之間的心理距離，讓人感受到「你們的困擾，我們看見並處理了」。這不是宣傳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貼地行動，是公僕角色的真實體現。更重要的是，這種小規模但有感的政策改變，有助於提升整體社會的政策參與氛圍。當市民不再感到自己是「被管治」的對象，而是「共同生活治理」的夥伴，就更有意願透過合法途徑表達意見、參與討論。這正是善治應有的良性循環。

技術合理性、民意訴求及資源共享的三角關係中取得平衡

    也許，新政府上場最引起市民熱議的就是現金分享。現屆政府，從特首到許多主要官員，都有豐厚的法律專業及經歷，理應明白「既往不究」的法律精神。「既往不究」並非是對過錯的縱容，而是對法治原則、行為預期、個人自由與政府節制的守護。它讓法律不被濫用，讓制度不淪為報復工具，更讓社會走向穩定、理性與成熟。在法治社會中，法律的進步不應透過追究過去來實現，而是應以規範未來為目標，讓每個人都能在清晰、穩定、可預測的規則中生活與選擇。

    政府突然提出永久居民要在二○二四年在澳逗留超過一八三天才能領到一萬元，市民對於此政策反彈很大，怨氣不淺。雖然，政府提出八項聲請的渠道，亦加開了幾十個櫃位接受市民的聲請。須知道，這一切後發的措施都是成本，而成本不僅是額外資源的投入，更指本有的利益的損失，就如一個小孩生病可以在家休息，但同時損失了在校學習的得益。無疑，政府此舉大大拉開了與市民的心理距離，亦損失了政府本有的公信力。換句話說，政府在改變過往的作法時，似是技術合理性、民意訴求及資源共享三個層面有顧此失彼的狀況出現。

    很多施政與市民的距離拉得很很遠，如教育領域方面如何進一步為師生家長減負，如何任孩子快樂學及快樂生活；又如怎樣提升道路修葺的技術合理性，避免民意懷疑官商利益輸送，讓整個道路資源非常便利市民出行。

    一個善治的政府亦是一個懂得充份拉近與市民距離的政府！一個進步的城市，不僅要有現代化的基礎設施，更要有能聽見細微聲音的政府。咪錶泊車位的長度改變，也許只是城市中一處不起眼的角落，但它所帶出的治理意識、公共服務態度與民意回應機制，卻值得我們深思與肯定。

 

富裕的澳門，一條命值多少？

 

    自六月一日至八日，共有八人自殺身亡，平均一天一條命！

    澳門剛剛登上全球第四富裕的城市；根據統計暨普查局的最新數據，去年澳門近一半的本地勞動人口受過高等教育，隨著高等教育日益普及，未來幾年，將大幅增長；澳門失業率低長期偏低，目前約處於2.5%。表面上，澳門繁華璀璨，被譽為「東方蒙地卡羅」或「東方拉斯維加斯」等賭城美譽。這些數字組合起來，是一個幾近烏托邦的理想城市：物質富足、教育普及、社會穩定。如果生命可以用這些指標來衡量，那麼澳門人的「命」應該值很多、活得也很好才對，亦應該是個很幸福的大都會。然而，衛生局與相關研究顯示，澳門的自殺率卻長年居高不下，特別是青少年與中年男性的自殺個案令人憂心。現實卻殘酷地提醒我們，幸福不是堆出來的。為什麼在最不缺錢、不愁升學、不怕失業的城市裡，還有那麼多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一條命值多少的歷史回顧

    歷史上確實曾出現過多種用金錢「明碼標價人命」的制度、法律與記錄。   早在西元五世紀，古日耳曼就有「命價制」（Wergild）的法律，當有人被殺，殺人者或其家族需向死者家屬支付一筆「命價」，以避免復仇。男子可能值兩百至六百索利都斯金幣， 女性命價通常更低， 奴隸之命價更低，甚至與牲畜相近。

   漢朝到清代的不同法律體系均有「贖命錢」制度，如《大清律例》規定，誤殺或情有可原者可「折銀贖罪」。 贖命金額按社會地位、殺人原因、死者背景不同而異，富人更有「買命」資本，凸顯社會極為不平等。

    美國黑奴制度與「人命保險」更是耳熟能詳，是典型「商品化人命」制度。在十八至十九世紀，美國南方種植園主為黑奴購買人壽保險，補償奴隸死亡造成的損失。黑奴明碼實價，年輕成年奴隸在一八五○年代值約八百至一千兩百美元，折合今日逾三萬美元。

    近代，政府與保險對「人命價值」的計算成為現代法律與經濟制度。政府與保險公司常需為死亡賠償定價。美國聯邦政府估算一條人命的價值約在七百萬至一千萬美元。台灣法院審理重大意外時，也會依據年齡、收入、家庭狀況決定「死亡補償金」，常落在五百萬至一千萬新台幣。這些數字背後，其實是「風險價值」與「社會貢獻」的換算，反映生命邁向完善的估值制度。

    從命價制到現代保險索償制度，人類歷史從未真正擺脫用數字衡量生命的慾望。價碼的高低，往往與人的階級、膚色、年齡與社會地位緊密相關。英國記者珍妮‧克利曼（Jenny Kleeman）的《一條命值多少》一書的核心批判便是：即使我們知道「生命無價」是一種理想，但現實社會卻經常不得不「給生命貼上價格標籤」，這既是制度的需要，也是人性的困境。

    根據衛生局澳門自殺死亡監測結果顯示，二○二四年自殺死亡人數九十一人，企圖自殺有兩百四十九人。二○二五年第一季錄得十三男五女共十八宗自殺死亡個案。澳門自殺率一直高企，不禁讓人追問今天的澳門，一條人命到底值多少？在澳門，一單導致死亡的車禍，肇事者通常會被判緩刑三年，賠償對方人命超過一百萬。

    人體由超過六十種元素組成，一條人命的「原材料」價值，加總所有元素的市場價值，粗略估算約值澳門幣八百至一千兩百元。「生命無價」這句話聽來神聖高尚，卻不斷被現實打臉。從工傷保險到醫療資源配置，從交通意外賠償到戰爭補助，每一條命似乎都能被換算成某個數字。克利曼尖銳指出，政府、企業與科技資本正在重塑我們對「生命價值」的理解。她所追問的，不只是人命在市場中的價格，更是在這個極端理性與高度制度化的世界裡，我們是否還懂得為什麼而活？生命應用什麼來衡量價值？

自殺率高企：富裕社會的隱形裂縫

    根據澳門衛生局與社工界統計，澳門每年自殺率維持在十萬人中十人以上，遠高於一些同等經濟體系的城市。自殺者群體涵蓋了失業者、長者、青少年、以至在職中產，這背後不只是個別悲劇，更是社會結構失衡的警號。

    雖然，澳門的升學率極高，但教育內容與就業市場高度脫節。學生在學校內被馴服努力讀書、考試，但踏入社會後卻發現多數工作仍圍繞博彩、餐飲與服務業，發展空間受限。年輕人在心理與現實之間產生強烈落差，挫折感迅速升高，情緒問題屢見不鮮。

    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布，五月份博彩收入超過兩百億，同比升5%，勝預期，按月升12.4%。博彩是澳門的命脈，也是枷鎖。高達七成的政府收入來自博彩業，造成職業選擇的侷限性。許多年輕人明知不想從事賭場服務，但最終因經濟考量仍走上這條路。這種「看似自由、實則無選擇」的現實，導致長期心理壓抑與自我價值崩塌。

    澳門雖有基層心理輔導機構，但專業人員長期短缺、公共資源不足，加上社會對於精神病、情緒障礙仍存在高度污名化，使得有需要的人不敢、也不願主動求助。這一來，自殺就成了他們認為「最安靜、最體面的出路」。今年現金分享新規定公佈那天，據報就有兩名人士自殺，再次印證當下的財金政策無法有效扭轉人命不值錢的想法。

    另一群高風險自殺族群是獨居長者。澳門人口老化速度驚人，但傳統家庭支援系統日漸瓦解，即使有經濟支援與醫療保險，老年人的孤獨、失落與失去人生意義的情緒，卻往往被忽視。

一條命的價值，應由我們願意為其「付出多少關懷」來定義。

    政府每年持續進行現金分享，初衷是讓全民共享經濟成果，拉近貧富差距。然而，這種政策在潛意識中也塑造了一種「命值貨幣化」的邏輯：每個澳門永久居民每年值一萬，非永久居民值六千。這是否讓我們過度簡化了生命的價值？克利曼在書中說：「我們擁有了用來維持生命的數字系統，但我們卻忘了去問為什麼要活着？」這句話對澳門極為貼切。當生活被金錢與制度保障「托住」，人們卻發現心靈無處安放。幸福指數不等於現金分享金額，正如一條命的價值，不應該只用GDP來衡工量值。

    澳門的高自殺率，是對整個社會結構與價值觀的警告。它反映出一個問題：我們花了大量資源，尤其是昂貴的醫療資源去延續生命，卻沒有花同樣多的心力去讓生命有意義。起碼，從小孩入幼稚園，到大學畢業，我們的生命教育都是非常脆弱蒼白。

    現今澳門社會對「成功」的定義過於單一：一份收入不俗且穩定的工作，一層供得起的樓，一個讓人羨慕的小康之家。這種狹隘的價值觀讓許多人在偏離軌道後產生深切挫敗，覺得自己一文不值。教育應培養多元價值認同，讓青年知道「活著」不是只有一種姿態，更是能從挫敗中健康成長。

    在高度都市化的環境中，社區功能弱化，鄰里關係疏離。建立更有人情味的社區、促進跨代互動與人本關懷活動，能讓人重新找回與世界的聯繫，而非只是存在於一個數字豐盈卻情感貧乏的社會。

    岑官在施政舉措上強調不斷提升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下一次，當政府再次舉起「幸福」的旗幟時，盼望政府大力推動，讓每一個人都相信，自己的命不只是值一萬，而是值得被聽見、被愛、被活下去。我們要認真的敲問：一個人不再生產、不再年輕、不再快樂，是否還值得社會付出關心與照護？當一個失業中年人為生計惶惶不可終日，而又不被家人諒解；當一個老人在公園坐了一整天，卻沒人上前問候；當一個學生在校園一角哭泣，卻無人理會；當一個勞工因經濟壓力出現焦慮卻害怕求助，這些都在提醒我們，制度之所以殘酷，不是因為沒錢，而是因為沒時間聆聽、沒空間承載、沒價值觀守護、沒同理陪伴。

    我們不需要用金錢去標價生命，而是要從克利曼的問題中延伸出另一種答案：一條命的價值，不應由其能否「創造價值」來定義，而應由我們願意為其「付出多少關懷」來定義。

高中辯題：「澳門現金分享應否設立必須居住滿183天的門檻」

 

 

    本年度的現金分享發放政策已於日前在行政會公佈，首次加入「須於2024年全年在澳門居住滿183天」的新規定，震撼社會各界。有人讚之為「資源優化，釐清資格」；亦有人批評其為「不近人情，有違初衷」。事實上，這項政策雖已塵埃落定，但其背後折射出的法治精神、政策用意與人本關懷，仍值得年輕一代深思與討論。

    高中時期，是培養獨立批判思考的最佳時機，應該給予更多與生活現實有密切關係的議題，讓他們透過辯論，從而建構情與理兼備地關心公共事務素養。今天的莘莘學子，明天就是社會棟樑，政府決策要員，及早對整個社會民情與永續發展作深遠探索，作為校園裡的思辨教育，仍然是值得的。筆者希望透過模擬辯論，讓我們一起思考：183天的門檻，是否應該成為現金分享的新標準？

題目：澳門現金分享應否設立必須居住滿183天的門檻？

正方一辯（法律角度）：

各位評判、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正方一辯。我方認為，設立183天居住門檻，是一項合法、合情、合理的制度優化。首先，從法律層面來說，政府於2025年4月公佈新規定，適用於同年即將發放的現金分享，並非在分享之後才補上新條件，因此並不違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則。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5/2017號法律《預算綱要法》第二條目的：「本法律旨在規範公共收支，提高預算透明度，加強預算的控制及監察，從而達到適當運用公共財政資源的目的。」政府在設立財政補貼條件時，具有相當的裁量權。這項政策的公告時間合乎行政程序，並無違反「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這就如同大學招生會參考你高三整年的成績，沒有人會等到開學後才決定你符不符合資格。

再者，法治的核心不僅是程序公正，更是制度的穩定與邏輯一致。如果社會對公共資源使用毫無範圍設定，那麼任何臨時居留、甚至長期離澳的永久居民也可申領資助，這與公共財政的責任原則相違。因此，我方認為，從法理角度來看，183天門檻不但合理，更是必要的制度界線。

反方一辯（法律角度）：

多謝正方同學。我是反方一辯，今天我們堅決反對這項183天的居住門檻。首先，我們要指出，這項政策的法律根據雖然存在，但卻模糊了「法不溯及既往」這個基本原則。根據我們查閱的資料，183天的規定是在2025年4月公布的，但卻用來衡量2024年1月到12月的居住天數，這實質上具有追溯性。如果政府真的要改制度，最合理的方式是2026年才開始用2025年的居住紀錄，這才符合一般法律精神。再者，對方用過去的成績單來報考大學，這是一眾學生早就知道的規則。然而，考大學要看高中成績表現，現金分享只要是澳門居民，從沒有設置所謂的表現指標，是無償的福利，突然要追溯到2024年必須住滿183年的「表現」，完全是於法不合的「秋前算帳」。

就算看表現，澳門政府的財政表現非常亮麗，2024年全球最富有地區排名位居第二，僅次於盧森堡，人均GDP達13.4萬美元，是亞洲地區第一。2024年澳門財政開支為942億，投資收益309億，財政儲備超過6100億，現金分享只佔74多億，財政非常穩健，符合《基本法》第105條量入為出的原則。還富於民是理所當然不過的了。

正方二辯（常理角度）：

大家好，我是正方二辯。各位，什麼是「現金分享」？它不是單純「無條件撒錢」，而是政府對長期在澳門生活、貢獻的居民給予的回饋，而且屬於臨時性質的措施。常識告訴我們，公共資源有限，就應該用在最需要、最有參與的人身上。若有人每年只回澳門幾天，卻同樣領到補助，是否對真正留澳、納稅、購物、創造GDP的居民不公平？

設立183天的門檻，就是合理區分「常住」與「非常住」。如果沒有這樣的區分，我們又如何保證制度公平性與持續性？更何況，很多先進國家如加拿大、新加坡，在福利制度中也都有「實際居住時數」的要求，這是社會制度正常運作的一部分。所以從「理」的角度來看，門檻並非排斥，而是優化資源分配。這不但不是冷酷，而是負責任的制度設計。特區政府在制度初期已設置八項例外情況，包括留學及工作等，顯示政策並非僵化，而是具備彈性。所以從常理出發，我方認為：設限並非壓迫，而是維護公平、穩定發展。

反方二辯（常理角度）：

我是反方二辯。正方說得頭頭是道，卻忽略了一點最根本的道理——「現金分享」的原始設計精神，是「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它從來不是以「經濟貢獻」或「居住日數」為分界。設立這樣的門檻，就是對制度本質的改變與背叛。我們也同意制度要持續，但持續的前提應是「包容與公平」而非「排他與精英化」。183天的數字是怎麼來的？政府沒有解釋，為何不是180天或200天？這是否太隨意？太機械？而且，八項豁免聽來體貼，實際操作卻漏洞百出。誰來認定？誰來監管？他們雖然不是長期居住在澳門，但心繫家園、熱愛生於斯長與斯的澳門。甚而，仍然有今年立法會選舉的被選舉權與投票權的市民，怎麼就變成「不夠資格」領取現金分享的人？所以常理告訴我們：制度應該保留彈性，而不是設立僵硬的排他性規定。

再者，自2008年實施現金分享，這已經非常貼近先進國家實施的「全民基本收入」，本以為特區政府會朝這個善治良政方向發展，卻沒想到竟走回頭路，可惜！可惜！ 

正方三辯（情感角度）：

我是正方三辯，從「情」出發來看。情與理應該並行，而不是對立。當我們討論「現金分享」，我們其實是在談公共財政的使用效率與道德責任。情感上，大家都希望「人人有份」，但若這種慷慨導致制度過重，長遠而言會否導致財政無以為繼？事實上，2024年政府的財政盈餘已大幅下降，若我們繼續無條件地發錢給不在澳門生活的人，是否會傷害真正需要這筆錢的本地居民？我們看到有些居民在海外擁有房產與高收入，但只因擁有永久居民身份便可領錢，這公平嗎？我們要的不只是當下的掌聲，而是制度的可持續與公平性。所以我們認為，設立門檻是一種理性與情感並行的選擇，是對社會整體負責任的溫柔堅持。

    對方沒有跟進，芬蘭、美國、加拿大，甚至韓國京畿道都曾實施，但都因為無法長期承擔而宣告失敗。

反方三辯（情感角度）：

我是反方三辯，讓我回到最樸素的情感出發點。一萬元，對於富人來說只是晚餐的一道前菜，但對於基層家庭而言，卻是孩子的補習費、是長者的藥費、是病患的生機。政府若一刀切地剝奪這些人僅因少住幾天的權利，是否太過冷酷無情？

我們當然支持制度改革，但制度改革應有過渡期、有教育推廣、有合理預告。現在這樣「事後宣布、即刻執行」的方式，讓很多本應受益的居民措手不及、無所適從。澳門素來以「人情味」著稱，若我們拋棄了這份人本對待，那麼再嚴謹的制度也只是一張冷冰冰的紙。制度的穩固建基於民心，而不是冰冷的數據與標準。

自由辯摘要（模擬片段）：

正方：制度不是慈善，而是需要邊界的公平機制。若開無限豁免，制度將無法運作。

反方：我們要的是「合理的彈性」而非「無限放寬」。豁免制度可以設更明確指標。

正方：那請問你們建議居住幾天才合適？如果183天都不合理，標準在哪？

反方：問題不是183天這個數字，而是公布時機與實施方式的不妥。應給予適應期。

結辯環節：

正方結辯：

各位同學，我方重申立場：183天門檻是一項合理的制度優化。從法律上，它有據可依；從理性上，它保障公平與資源有效；從情感上，它尊重真正生活在澳門的人。

我們不怕改革，怕的是改革永遠因為害怕得罪而延誤。這不是排斥，而是為了讓有限的資源真正發揮最大價值。

反方結辯：

我方認為，183天門檻在制定時缺乏過渡、欠缺溝通，甚至對現有制度精神構成傷害。我們支持改革，但要有溫度、有計劃、有共識。讓我們攜手守護「人人有份、永不落空」的初心，讓澳門繼續成為一個既理性又溫情的城市。

看穿生死 好好告別

 

    澳門每隔兩三天，就發生一至兩宗撲朔迷離的自殺案。二○二四年，澳門的死亡人數是2,477人，從根本死因來看，惡性腫瘤是主要的死因，佔總數的37.8%，其次是心臟病（14.6%）和肺炎（10.8%）。說到自殺率，政府一直都以沒有明確的數據帶過。

    生老病死是所有生物逃不過的命運，生也許帶給很多家庭歡樂，老也許亦帶給不少家庭負擔，病更是非常沉重的負荷，而死就讓人非常恐懼。一直以來，在華人社會，從小就避談死亡，過年過節更不能提死字。可是，越是避談死亡，越是不從教育及生活歷練去探討死亡，死永遠是個令人焦灼不安的人生難題。

    「死亡不是失敗，也不是懲罰，而是我們生命旅程的一部分。」英國安寧療護醫師凱瑟琳．曼尼克（Kathryn Mannix）在其感人至深的著作 《看穿生死，好好告別：國際安寧醫療專家的30個臨終紀實》（With the End in Mind: Dying, Death and Wisdom in an Age of Denial）一書中，試圖為死亡這個被現代社會羞於談論的主題重新賦予溫柔、尊嚴與理解的論述。

看穿生死，好好告別——從《With the End in Mind》談起

    彈丸的澳門，自殺率屢創新高到快要讓澳門人司空見慣、猝死現象日趨頻繁而造成家人的沉重打擊，連動物醫院都要撫慰寵物死亡而手足無措的主人，反映出我們這個時代普遍對死亡等於到達「終點」的逃避與無知。曼尼克醫師不僅記錄了一位臨終關懷醫師多年來的所見所思，更像是一面鏡子，照出我們對死亡的焦慮與告別的失落的脆弱文化。在這個幾乎否認死亡、甚至過度美化健康與效率的年代，曼尼克醫師提出了一個反潮流卻深具人性光芒的呼籲：學習如何死亡，才能真正學會活著。這完全顛覆了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的千年教導。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資料顯示，每年約有超過七十萬人死於自殺，平均每四十秒就有一人輕生。在青少年族群中，自殺已成為主要死因之一。原因固然複雜，可能涉及家庭衝突、精神健康、社會孤立、經濟壓力等多重因素，但其背後共同的底層邏輯卻不容忽視：我們對「死亡」一無所知，卻也從未學會與其和平共處。

    曼尼克醫師對所謂「終點」提出一個很劃時代的關鍵觀察，醫療科技雖然能延長生命，卻讓死亡變得遙遠且陌生。多數人從未真正親眼見過有人「自然死亡」，更遑論面對親人、朋友或自己的離世。這種「死亡文盲」現象導致人們將死亡視為一種失敗、恐怖或絕望的終點，而非自然生命歷程的一部分。再者，當醫學成就被過度吹捧時，死亡更難以平常心接納。當人們無法想像從生到死是一個奮進的生命歷程，裡頭潛藏著各種難以承受的苦楚，只要學會理解生命的終章是有意義有價值的，自殺就不再成為人們「解脫」的唯一方式。

    曼尼克醫師提供了一種另類視角，即臨終是另一種「出生」，需要陪伴、預備、告別與理解。如果我們能像準備迎接新生命那樣，學習如何陪伴生命走向終點，也許我們能為陷入絕望的人，提供另一種「有出路」的希望。

意外猝死與當代生活的麻木感

    我們經常會在線上線下不同的媒體報導，從如日中天的大明星、球壇天之驕子、又或是政商名人、甚至親朋戚友，每有他們猝死的消息，都難以接受。尤其是年輕族群中的突發性心臟停止、過勞死亡、藥物過量，似乎已成為都市生活中無聲的悲劇。它們不同於慢性病或年老離世，來得突然、毫無預警，往往在毫無準備下將人從日常中撕裂出去。

    猝死之所以令人震驚，不只是死亡本身，而是我們「毫無準備」。曼尼克醫師在書中強調「預立醫療指示」（Advance Care Planning）與「生前告別」的重要性，不只針對垂死病人，而是每一位「知道自己終將死去」的活人。她提醒我們，每一刻其實都是「可能的最後一刻」，而我們是否曾有勇氣去好好說再見？是否曾向親人說出感謝與愛？是否寫下一封信、錄下一段聲音、或留下自己人生的見證？她書中一段描述極為動人，一位老先生在臨終前要求再看一次自己孩童時在海邊拍下的照片，並對著護理人員輕聲說：「這就是我這一生，謝謝你們陪我看到它的結尾。」那個畫面雖小，卻深具啟發性：好好活著的人，不害怕說再見；有準備的人，不懼怕突然。

    近年，多了參加不同宗教的生命告別式，開始發現過去愁雲慘霧籠罩的傳統告別式日漸被莊嚴、簡約、正向、善意的方式代替。更有越來越多的朋友，在家人臨終前先辦好一切後事，甚至預演一場告別式，讓真正的主角感受到親朋戚友的愛戴與支持，其實，亦在慢慢撇清死亡的陰森與恐慌。

寵物死亡與「小型死亡教育」

    小兒子飼養多年的貓咪終於因病身故，引來的是意料之外的憂傷。值得注意的是，越來越多家庭將寵物視為親人，當牠們老去或病逝時，主人常陷入深深哀傷，甚至比人的死亡更難釋懷。這一方面反映了人與動物情感的深度，另一方面也暴露出當代人在「死亡教育」的缺席下，對生離死別的無力感。

    曼尼克醫師雖未直接論及寵物死亡，但她的理念仍非常適用。我們需要學會怎麼陪伴一段生命走完最後一程。她強調臨終關懷不只是醫學行為，更是倫理、情感與存在哲學的實踐。在陪伴動物臨終的過程中，人們第一次面對真實、無力但溫柔的死亡經驗，也正因此，寵物的離去也可成為生命教育的重要契機，讓我們學會不否認、不逃避，而是練習說再見。

死亡不是終點，而是回家的路

    告別，不是失去的開始，而是愛的完成。曼尼克醫師不只是一名醫師，更像是一位見證生命故事的「說書人」。她細膩地記錄病人與家屬如何說出「我愛你」、「我原諒你」、「謝謝你」或「再見了」。這些話語看似平凡，卻往往比任何藥物都來得有療效，甚至能為一個破碎的人生補上圓滿的結局。

    在書末，曼尼克醫師寫道：「我們無法選擇是否會死，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死。」而這個選擇，其實從現在就能開始，選擇理解死亡、預備告別、修補關係、留下回憶，最終在生命的終點說出一句：「我準備好了。」

    面對高自殺率、猝死與寵物老去這些當代議題，曼尼克醫師的論述提供的不只是臨終醫學的案例，而是一整套人文視角的生命教育。在這個過度崇尚效率與青春的世界裡，它提醒我們：唯有直視死亡，才能真正活出深度；唯有練習告別，才能真正學會愛。願我們都能在人生的終點，說一聲溫柔的告別，不帶遺憾，也不懼怕。

遲來的「生命教育」與「死亡素養」

    無論是家庭教養，又或是學校教育，我們沒有騰出空間帶領孩子談論「活著的意義」與「如何面對死亡」，死亡就變成無法掌握的深淵，而非生命旅程的一部分。曼尼克醫師在新書發佈訪談中表示：「我們若能在年輕時學會談論死亡，就會比較懂得如何好好活著。」但在澳門，正規教育體系中仍鮮見有關死亡的課程設計與實踐機會。生命教育多數停留在道德教育或災難演練層面，缺乏深入討論死亡、哀傷、告別、臨終決策等議題。

    醫療體系方面，澳門的安寧療護服務仍在起步階段。公立醫院儘管設有相關部門，但資源不足、人手緊張，且病人與家屬普遍對「在醫院安然辭世」抱持誤解，往往選擇過度醫療而非善終準備。曼尼克醫師強調，良好的臨終照護應包含「心理安撫、關係修復、告別準備」等層面，而非僅止於止痛與延命。    曼尼克醫師強調：好好死亡需要制度性支持。澳門目前對於臨終照護、哀傷輔導與預立醫療指示的推動仍處在草創階段，有待制度落實與文化轉變。

    筆者小時候問母親我從那裡來？母親說我是石頭爆出來的。我問姊姊從那裡來？母親說在營地街遠來茶樓撿回來的。兒時，母親的話就是真理，深信不疑。長大後，才知道父母不知道談性說愛，才胡扯應付。今天，性教育已經非常普及。說生論死，談何容易，最易離地，唯有迎難而上，終有普及與容易接受的一天。

孟母「三遷之教」與「斷織勸學」反家暴教養智慧

 

    當戲院仍在上映由談善言主演的《虎毒不》電影，講的是一個都市雙職新手母親的悲悽歲月，當中，道出母親再苦都不會遷怒在孩子身上。可是，現實世界裡，就上演了真人版的虎毒吃兒悲劇！話說福建泉州一名年僅九歲的圍棋天才朱宏鑫，自幼已展現過人棋藝天賦，不久前還升上業餘六段。七歲的朱宏鑫先聲奪人，拿下「渾南盃」幼兒組冠軍。可是，每遇比賽失利都會被父親當眾痛打，身上傷痕累累。壓垮這小小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也許是近日朱宏鑫參加「明仕盃」全國少兒圍棋賽時，只是輸掉一局，再次遭受「虎爸」的拳打腳踢。不堪長期受虐的他，選擇「棄子投降」，跳樓身亡，走上不歸路。

    實在，雖然社會已經進步，一般父母的教養水平已大大提升，更因為有《家暴法》約束，明目張膽過於粗野的家暴案不多。不過，這不等於說華人家庭就放下嚴厲的教養，只是採取非體罰的高壓手段強迫孩子學習，認為這樣才能確保他們將來出人頭地。

「榎檚二物，收其威也」與「離開了藤條，寵壞了孩子」的陰霾仍籠罩

    在東西方文化中，對於體罰的看法與操作存在相似而強烈的共識，懲戒往往被視為教養的重要手段，是成就「好孩子」的必要之舉。中國古語有「榎檚二物，收其威也」，形容孩子內在潛藏狂野不羈的成份，必須以榎檚對治。西方亦有諺語「離開了藤條，寵壞了孩子」（Spare the rod, spoil the child）。

    中國古代的家庭與書院亦普遍接受體罰的合法性。從「三綱五常」的倫理體系出發，子女對父母應無條件服從，學生對師長亦須絕對敬畏。清代家訓中常見「不聽話者，責之以杖」的語句，朱熹更直言：「不打不成器」。然而，中國傳統亦非無限制地提倡暴力。儒家提倡「教化為先，懲罰為後」，《禮記》亦說：「教，然後誅；誅而不教，謂之虐也。」這說明在當時即已有「先教後罰」的觀念，只是施罰仍被視為家長與師長不可剝奪的權力。

    在中世紀歐洲，體罰不僅盛行於家庭與學校，更是司法體系的重要一環。教會學校、修道院、甚至貴族學堂都視鞭打為紀律訓練的必需手段。例如英國十九世紀的寄宿學校裡，老師手執藤條懲戒學生早已司空見慣，甚至到了二十世紀初期仍未全面廢除。西方文化中的體罰常與《聖經》中的教誨相關：「對孩童不可忽略懲戒；用棍打他，他不致死去。你用棍杖打他，是救他的靈魂免下陰府。」（箴言23:13-14）。宗教與父權文化強化了對父母與教師懲戒權的認可，將順從視為道德美德之一。

    然而，隨著兒童權利觀念的普及與心理學的進展，體罰在當代逐漸被質疑、限制乃至立法禁止。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體罰（corporal punishment）指的是對兒童施加任何形式的身體懲罰，以造成疼痛或不適為手段的教育或懲戒行為，無論其是否造成外傷。例如打手心、扇耳光、拿尺打屁股，甚至拉耳朵、罰跪等皆屬體罰範疇。體罰與「虐待」的界線在於後者往往涉及更嚴重的傷害與持續性暴力，但兩者在實踐中難以劃分清楚。此外，體罰不僅限於學校或家庭中的身體處罰，也包括語言羞辱或精神上的懲罰，如長時間冷落、羞辱性稱呼，在現代亦被稱為「心理性體罰」，其破壞力甚至超過肉體的疼痛。

    體罰經過現代法治文明的假洗禮之後，演化成「虎爸虎媽」，這又算是另類體罰嗎？「虎爸虎媽」這一詞語源自美籍華人學者蔡美兒的暢銷書《虎媽的戰歌》，描繪華人家長對子女成績與紀律的極端要求。例如規定孩子每天練琴六小時、禁止參加同學聚會或娛樂活動、對考試成績設下高壓線。這種「嚴厲愛」在華人社會常被視為成功的關鍵，然而，它是否構成體罰？若依據體罰的廣義定義，其中包括心理與精神控制，「虎爸虎媽」教養的多種做法確實可能構成精神性體罰。強迫孩子服從父母意志、剝奪休息時間、羞辱成績不佳者，對孩子心理造成長遠影響。根據研究，這類高控制、低回應的教養方式（Authoritarian Parenting），常導致孩子自尊心低落、焦慮抑鬱傾向升高，甚至與長大後的人際障礙有關。雖然這類家長主觀上出於愛與期望，但若缺乏同理與彈性，其教養方式亦越來越受到質疑。

    許多國家隨著兒童權利的重視，逐步立法禁止體罰。根據國際非政府組織「全球體罰終止倡議」的統計，截至二○二四年，已有超過六十個國家明文禁止在家庭中對兒童施行任何形式的體罰，包括瑞典、德國、西班牙、紐西蘭等。中國大陸在《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中強調「不得對未成年人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澳門《家庭暴力防治法》雖未明文禁止體罰，但強調「不得對家庭成員實施身心暴力」，而台灣《家庭暴力防治法》亦納入對兒童的保護，並搭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指出「不得以體罰或其他不當方式管教兒童」。

    然而，家暴法並不等於全面禁止體罰。一來法律常以「明顯傷害」作為處理標準，對於未造成外傷或不易蒐證的精神性體罰往往難以處理；二來社會觀念的落後使得許多家庭仍視體罰為家務事，執法者執行意願與尺度亦不一致。此外，即使法律明顯禁止體罰，家長的認知若未跟上，實際效果有限。因此，制度與文化須雙向並進，方能真正保護兒童的尊嚴與發展權利。

孟母「三遷之教」與「斷織勸學」反體罰教養智慧

    常言說，教養之道分為言教、身教及境教。言教即是透過有理有據動情的言談與對話進行教育；身教就是榜樣與示範；境教就是借助環境的力量增強教養的效能。   

    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孟母故事中，其實已經看到很有遠見的反體罰教養智慧。《孟子》記載的「三遷之教」與「斷織勸學」不僅是教子勤學的典範，更蘊含深刻的反家暴思維與尊重孩子主體性的教養理念。

    孟母「三遷」的故事中，孟子幼年時先住在墓地旁，學喪禮哭泣；後搬至市場，模仿小販叫賣；最後遷至學宮附近，方才學習禮儀讀書。孟母為了孩子的行為受正面影響，不惜三次搬家，這不僅表現出她對教育環境的重視，更傳達出一個重要訊息，良好的教養並非建立在「打罵與威嚇」上，而是透過環境與榜樣的引導。

    對照今日許多以暴力或恐嚇方式「管教」的家庭，孟母的選擇反映出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她沒有因孩子學壞而責罵或懲罰，而是主動反省環境是否適合孩子成長，願意付出實質代價為孩子尋找更合適的空間。這樣的態度，正是現代「正向教養」的核心精神，以理解、調整與支持替代打罵與羞辱。

    孟母「斷織勸學」的故事中，孟子一度厭學返家，孟母便割斷正在織的布，並比喻學習如織布，中途放棄等於前功盡棄。這不是以責罵或毆打作為管教方式，而是透過行動與比喻，引導孩子思考並內化學習的價值。孟母選擇以「象徵性行為」讓兒子理解自己的錯誤，而非動手體罰，這與現代兒童心理學中提倡的「情境學習」、「隱喻教育」理念不謀而合。其次，孟母沒有把孩子的行為視為「不聽話」、「叛逆」，而是當作成長中必經的挫折，並用智慧和耐心去引導。在當代社會中，我們太常看到父母因孩子不似預期的表現，就動手打人，甚至罵出「不長進」、「沒出息」、「生嚿叉燒好過生你」等傷害性的語言。與孟母相比，這樣的管教方式不僅無效，反而可能造成孩子長期的心理創傷與親子關係破裂。

    在心理及精神暴力仍普遍存在的今天，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法律的懲罰與保護機制，更需要深層的教養文化轉型。而孟母的故事，正是一種珍貴的文化資產，它教會我們，教育不是以暴制暴，而是用智慧感化；不是以權壓人，而是全心育人。或許我們無法像孟母一樣三次搬家，但我們可以選擇為孩子創造一個充滿理解與尊重的家庭氛圍。我們無需真的斷布來警醒孩子，但我們可以選擇以同理與行動，讓孩子在安全的環境中學會成長與負責。

    拒絕暴力，並非放棄管教，而是選擇一條更有效、更人性、更有智慧的教養之路。

 

「心靈電話亭」．「樹窿」．「聊天結帳員」

 

    澳門社會節奏快速、生活壓力沉重，孤獨感與無助感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隱性困擾，這個潛伏多時且不斷堆積的微壓力一旦爆發，已經搞出多條人命。近年，澳門各個年齡層的自殺率沒有最高，只有更高。特區政府出盡辦法，好像還是無法扭轉局面。與其等政府出手弄一個離地的四級聯防，不如全澳總動員，從居民日常生活切入，政府、社團、商界、個人，在無聲無息間敷設各種締造溝通管道，讓市民的困頓情緒得以紓解。

    針對市民的心理及精神健康議題，許多城市與機構陸續出現一些創新措施，如設置無人接聽的「心靈電話亭」、仿若匿名傾訴空間的「樹窿」、甚至培訓超級市場「聊天結帳員」等，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安排，實則蘊藏著深刻的人文關懷。

三種設施：不同形式的「傾聽」空間

    心理學家說，其實人生有很多困難都不易處理，亦未必有解方，但是，在緊要關頭，有宣洩的出口，把壓抑已久的心底話傾訴出來，也許就能救人一命。

    「心靈電話亭」外觀與一般公共電話無異，但撥出後並無人接聽。用戶可以自由表達、傾訴煩惱，而不必擔心被奚落。日本二○一一年發生「311大地震」之後，在岩手縣大槌町「鯨山」臨海花園，出現一座「風之電話亭」，讓還在世上努力生活的人，透過這未連線的話筒，傾訴對過世親友的思念。之後，這個意念廣傳開去，成為許多人傾訴心事的好幫手。美國加州及紐約等地區，許多藝術家及治療師倡議仿傚日本的設置，讓失去親人者或憂鬱者對著話筒傾訴思念與情感，提供情緒宣洩空間。

    英國政府與慈善機構關注「孤獨成為新型公衛危機」，將社區內閒置電話亭改裝為「孤獨對話亭」（Loneliness Phone Booths），人們可以「打給過世親人」、「打給未來的自己」等，發現產生意想不到的療癒效果。南韓近年非常關注民眾的心理及精神健康，在學校、公園、健康中心、甚至長者活動中心等地方設置心理療癒電話亭（Healing Phone Booths），提供安靜空間，讓人用假電話機對話，有些還搭配音樂或安撫語音，緩解民眾的心理困頓。義大利推出藝術裝置式情感電話亭，讓人「打電話給不存在的對象」，發現非常有療癒作用。

    澳門雖然已經進入一人一手機的年代，但仍然會在街上發現有半掛式的公共電話亭。其實，特區政府可以跟電訊公司合作，電訊公司相信亦樂於履行社企責任，透過恰當的安排，適合的選址，裝置有開關門的「心靈電話亭」，讓那些孤獨無助者都能找到一個救命電話亭。

    每個人都有兩個樹窿，一個在心中，一個在外面。心中的樹窿可以是散步、深呼吸、寫書法、冥想等，凡是能緩解甚至擺脫微壓力的方法工具都可以是心中樹窿。另一個在外面的樹窿可以是植物的，如一棵老樹長出的「咕窿」。有許多人不想煩到別人，又或是難以言說內心辛酸，可以選擇人煙稀少時，找個樹窿盡訴心中情。樹窿也可以只是個容器，匿名傾訴的信箱或社交平台，象徵一種無壓力的宣洩空間，使用者可以將難以言說的感受寫下，寄出或張貼，表達即為目的，不需得到回覆。某些大學或社區中心設置匿名投稿區，給心理壓力大的學生或居民使用。甚而，有些學校專設家長留言版，筆者看過的名稱有「心聲愛意傳親情」、又或「有你真好」，都發現有人留下心底話，換言之，會起一定的安撫療傷作用。原來，AI年代，四十歲以下者，基本上都有一個AI朋友，甚至是AI男朋友或女朋友，隨時出動滋養快要枯死的心靈。

    當然，樹窿也可以是一位樂於聆聽的知心友，又或是一個專業聆聽者，無論生活瑣碎事，工作抱怨，或是不如意事，碰上專注聆聽者，那真是三生有幸。樹窿也可以是素未謀面的明愛生命線義工。再者，很多地區的報案求助熱線都會接聽企圖輕生者的電話，亦同樣在扮演樹窿角色。

    近年，歐美多國超級市場推出店員聊天訓練班，為收銀員提供聊天及聆聽培訓，如荷蘭推出「慢速結帳通道」（Kletskassa），安排受過基本溝通訓練的店員與顧客進行簡短交談。許多時候，獨居長者或日常缺乏社交互動者，就只有到超市買東西才會有機會與人聊天。原來，這樣的「人際接觸設計」有助孤獨者感受到關懷與連結。

    澳門超級市場成行成市，大型超市更是遍佈澳門各區各街。實在，在非繁忙時段，尤其那些二十四小時營業的超市，也許亦可以履行社會企業的責任，給予有愛心的員工恰當的培訓，掌握基本的心理學知識及輔導技巧，就可以跟購買者在付款短短時間內，閒聊也好，刻意細說也好，都是一個緩解彼此微壓力的好時機。近年，大型超市已增設多台自動付款機，換句話說，空出來的人手，特別是在深宵，就可以充當「聊天結帳員」的角色，為夜不成寐的孤獨者、長者、甚至是想自殺者一個「懸崖勒馬」的好機會。簡單一句：「您還好嗎？要不要休息一下？」更有先進國家培養出「聊天結帳員」能辨識有困頓的顧客，如情緒不穩、神情呆滯、反覆行為，並適時通知社工支援，分分鐘就救能救人於危難中。

打造澳門版「心靈電話亭」．「樹窿」．「聊天結帳員」  的哀傷與傾訴空間

    相較於專業心理諮詢，這些裝置或安排無需預約、免費、匿名，對於初期心理壓力者或怯於求助的人群尤其重要。再者，可以重新建構日常的「微連結」，即使是一句超市閒聊、一次無人回應的電話，一個無回音的樹窿，也能讓人在潛意識中感覺到世界仍在「聽自己說話」。這種微連結正能喚起人對「被需要」與「被理解」的基本需求。

    將日本「風之電話亭」變成都市可觸及的「公共心理象徵裝置」，讓人可以在特定地點表達失落、寄語亡者或寫給未來的自己。在澳門各個公園、社區中心或天台設置「語音留言亭」，民眾可匿名錄音對逝者或自己說話，內容不儲存但有傾訴感受過程。

    在外面樹窿方面，可以開設多元信箱，如「給未來的信箱」，可自選寄信給一年後的自己、朋友或逝者，合作郵政部門或心理機構可代為保存與寄出。在內心樹窿方面，可以廣設靜心空間，如與學校或社福中心合作，設一個可以靜坐、寫字、打無人接聽電話的空間，如「心理放空亭」都可以一試。亦可以設置願望瓶、哀傷瓶、半公開心理物件存放區，可放下寫好的「對不起」、「我想說的話」等紙條，藉此表達心意。當然，社交平台更是大有可為，如在公共圖書館、社會工作分站設立數碼樹窿平台，建立澳門本地青年心理書寫網站或社群帳號，如Instagram @澳門心語牆，結合匿名信與心理師轉介機制等。亦可與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大專院校心理輔導中心、青年義工平台合作，鼓勵青年自行管理留言平台，發展心理健康「同儕小編」。這些做法對孤獨感與無助感的積極意義，亦可以降低助人的心理門檻，營造「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良好社會風尚。

    儘管以上措施帶來許多積極影響，但也不乏挑戰。例如效果難以量化，使用者在電話亭或樹窿表達後是否真的改善情緒，往往難以追蹤與評估。再來是無法取代專業協助，尤其是重度憂鬱、創傷等情況仍需專業助人者介入，這些「傾聽裝置」僅能作為初步緩解。中國人都是比較含蓄，對於表達與陌生人互動的接受程度不同，若未經調整，可能造成反感或冷漠。因此，未來若要讓這些措施更有效推廣，應從本土文化脈絡出發，結合社區力量與科技輔助，如設立AI情緒回饋系統、社區心理支持志工隊，將非正式支持系統與正式心理服務串接起來，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力。

    在一個愈來愈冷漠的城市裡，或許我們都需要一個可以傾訴而不被評斷的「耳朵」。不論是「心靈電話亭」．「樹窿」．「聊天結帳員」，一句閒話家常，所營造的，不只是空間，更是一種關係的連結。這些微小但溫暖的設計提醒我們：被聽見，不一定需要回答；有人在場，本身就是力量；無人在場，都可以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