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的澳門，一條命值多少？

 

    自六月一日至八日，共有八人自殺身亡，平均一天一條命！

    澳門剛剛登上全球第四富裕的城市；根據統計暨普查局的最新數據，去年澳門近一半的本地勞動人口受過高等教育，隨著高等教育日益普及，未來幾年，將大幅增長；澳門失業率低長期偏低，目前約處於2.5%。表面上，澳門繁華璀璨，被譽為「東方蒙地卡羅」或「東方拉斯維加斯」等賭城美譽。這些數字組合起來，是一個幾近烏托邦的理想城市：物質富足、教育普及、社會穩定。如果生命可以用這些指標來衡量，那麼澳門人的「命」應該值很多、活得也很好才對，亦應該是個很幸福的大都會。然而，衛生局與相關研究顯示，澳門的自殺率卻長年居高不下，特別是青少年與中年男性的自殺個案令人憂心。現實卻殘酷地提醒我們，幸福不是堆出來的。為什麼在最不缺錢、不愁升學、不怕失業的城市裡，還有那麼多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一條命值多少的歷史回顧

    歷史上確實曾出現過多種用金錢「明碼標價人命」的制度、法律與記錄。   早在西元五世紀，古日耳曼就有「命價制」（Wergild）的法律，當有人被殺，殺人者或其家族需向死者家屬支付一筆「命價」，以避免復仇。男子可能值兩百至六百索利都斯金幣， 女性命價通常更低， 奴隸之命價更低，甚至與牲畜相近。

   漢朝到清代的不同法律體系均有「贖命錢」制度，如《大清律例》規定，誤殺或情有可原者可「折銀贖罪」。 贖命金額按社會地位、殺人原因、死者背景不同而異，富人更有「買命」資本，凸顯社會極為不平等。

    美國黑奴制度與「人命保險」更是耳熟能詳，是典型「商品化人命」制度。在十八至十九世紀，美國南方種植園主為黑奴購買人壽保險，補償奴隸死亡造成的損失。黑奴明碼實價，年輕成年奴隸在一八五○年代值約八百至一千兩百美元，折合今日逾三萬美元。

    近代，政府與保險對「人命價值」的計算成為現代法律與經濟制度。政府與保險公司常需為死亡賠償定價。美國聯邦政府估算一條人命的價值約在七百萬至一千萬美元。台灣法院審理重大意外時，也會依據年齡、收入、家庭狀況決定「死亡補償金」，常落在五百萬至一千萬新台幣。這些數字背後，其實是「風險價值」與「社會貢獻」的換算，反映生命邁向完善的估值制度。

    從命價制到現代保險索償制度，人類歷史從未真正擺脫用數字衡量生命的慾望。價碼的高低，往往與人的階級、膚色、年齡與社會地位緊密相關。英國記者珍妮‧克利曼（Jenny Kleeman）的《一條命值多少》一書的核心批判便是：即使我們知道「生命無價」是一種理想，但現實社會卻經常不得不「給生命貼上價格標籤」，這既是制度的需要，也是人性的困境。

    根據衛生局澳門自殺死亡監測結果顯示，二○二四年自殺死亡人數九十一人，企圖自殺有兩百四十九人。二○二五年第一季錄得十三男五女共十八宗自殺死亡個案。澳門自殺率一直高企，不禁讓人追問今天的澳門，一條人命到底值多少？在澳門，一單導致死亡的車禍，肇事者通常會被判緩刑三年，賠償對方人命超過一百萬。

    人體由超過六十種元素組成，一條人命的「原材料」價值，加總所有元素的市場價值，粗略估算約值澳門幣八百至一千兩百元。「生命無價」這句話聽來神聖高尚，卻不斷被現實打臉。從工傷保險到醫療資源配置，從交通意外賠償到戰爭補助，每一條命似乎都能被換算成某個數字。克利曼尖銳指出，政府、企業與科技資本正在重塑我們對「生命價值」的理解。她所追問的，不只是人命在市場中的價格，更是在這個極端理性與高度制度化的世界裡，我們是否還懂得為什麼而活？生命應用什麼來衡量價值？

自殺率高企：富裕社會的隱形裂縫

    根據澳門衛生局與社工界統計，澳門每年自殺率維持在十萬人中十人以上，遠高於一些同等經濟體系的城市。自殺者群體涵蓋了失業者、長者、青少年、以至在職中產，這背後不只是個別悲劇，更是社會結構失衡的警號。

    雖然，澳門的升學率極高，但教育內容與就業市場高度脫節。學生在學校內被馴服努力讀書、考試，但踏入社會後卻發現多數工作仍圍繞博彩、餐飲與服務業，發展空間受限。年輕人在心理與現實之間產生強烈落差，挫折感迅速升高，情緒問題屢見不鮮。

    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布，五月份博彩收入超過兩百億，同比升5%，勝預期，按月升12.4%。博彩是澳門的命脈，也是枷鎖。高達七成的政府收入來自博彩業，造成職業選擇的侷限性。許多年輕人明知不想從事賭場服務，但最終因經濟考量仍走上這條路。這種「看似自由、實則無選擇」的現實，導致長期心理壓抑與自我價值崩塌。

    澳門雖有基層心理輔導機構，但專業人員長期短缺、公共資源不足，加上社會對於精神病、情緒障礙仍存在高度污名化，使得有需要的人不敢、也不願主動求助。這一來，自殺就成了他們認為「最安靜、最體面的出路」。今年現金分享新規定公佈那天，據報就有兩名人士自殺，再次印證當下的財金政策無法有效扭轉人命不值錢的想法。

    另一群高風險自殺族群是獨居長者。澳門人口老化速度驚人，但傳統家庭支援系統日漸瓦解，即使有經濟支援與醫療保險，老年人的孤獨、失落與失去人生意義的情緒，卻往往被忽視。

一條命的價值，應由我們願意為其「付出多少關懷」來定義。

    政府每年持續進行現金分享，初衷是讓全民共享經濟成果，拉近貧富差距。然而，這種政策在潛意識中也塑造了一種「命值貨幣化」的邏輯：每個澳門永久居民每年值一萬，非永久居民值六千。這是否讓我們過度簡化了生命的價值？克利曼在書中說：「我們擁有了用來維持生命的數字系統，但我們卻忘了去問為什麼要活着？」這句話對澳門極為貼切。當生活被金錢與制度保障「托住」，人們卻發現心靈無處安放。幸福指數不等於現金分享金額，正如一條命的價值，不應該只用GDP來衡工量值。

    澳門的高自殺率，是對整個社會結構與價值觀的警告。它反映出一個問題：我們花了大量資源，尤其是昂貴的醫療資源去延續生命，卻沒有花同樣多的心力去讓生命有意義。起碼，從小孩入幼稚園，到大學畢業，我們的生命教育都是非常脆弱蒼白。

    現今澳門社會對「成功」的定義過於單一：一份收入不俗且穩定的工作，一層供得起的樓，一個讓人羨慕的小康之家。這種狹隘的價值觀讓許多人在偏離軌道後產生深切挫敗，覺得自己一文不值。教育應培養多元價值認同，讓青年知道「活著」不是只有一種姿態，更是能從挫敗中健康成長。

    在高度都市化的環境中，社區功能弱化，鄰里關係疏離。建立更有人情味的社區、促進跨代互動與人本關懷活動，能讓人重新找回與世界的聯繫，而非只是存在於一個數字豐盈卻情感貧乏的社會。

    岑官在施政舉措上強調不斷提升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下一次，當政府再次舉起「幸福」的旗幟時，盼望政府大力推動，讓每一個人都相信，自己的命不只是值一萬，而是值得被聽見、被愛、被活下去。我們要認真的敲問：一個人不再生產、不再年輕、不再快樂，是否還值得社會付出關心與照護？當一個失業中年人為生計惶惶不可終日，而又不被家人諒解；當一個老人在公園坐了一整天，卻沒人上前問候；當一個學生在校園一角哭泣，卻無人理會；當一個勞工因經濟壓力出現焦慮卻害怕求助，這些都在提醒我們，制度之所以殘酷，不是因為沒錢，而是因為沒時間聆聽、沒空間承載、沒價值觀守護、沒同理陪伴。

    我們不需要用金錢去標價生命，而是要從克利曼的問題中延伸出另一種答案：一條命的價值，不應由其能否「創造價值」來定義，而應由我們願意為其「付出多少關懷」來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