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兩地，曾同屬殖民地，一個英治，一個葡治，已成歷史，但總留下管治遺風；港澳回歸，同屬中央管治下的特別行政區，奉行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港澳同文同語，都用繁體字與廣東話；港澳兩地，民情接近；香港以金融航運，曾幾何時，是全球最大的貨運碼頭，飛機航班更冠絕全球。澳門從小漁村，轉型為手工業、製造業，最後，賴博彩旅遊支撐整個澳門經濟。
港澳兩地，區情大同小異，弱勢群體都承受著殖民主義的禍害，兩地政府同樣奉行剩餘型的社會福利模式（Residual Model），政府在社會福利扮演有限的角色，除了在社會救助和基本的社會服務方面承擔主要責任外，其他社會服務和福利領域基本上依靠市場、非政府組織和就業者個人。所以，港澳兩地的社會工作都曾走過極具救濟色彩的路線，澳門社會工作局的前身就被市民習慣稱作救濟會。
無庸置疑，社會工作的主要服務對象為社會弱勢者，直到今天，兩地政府有意無意之間，仍奉行剩餘福利模式，意思是政府作最後防線，只在市場失效時才會介入，務求對市場作出最少的干預。即使面對困難，一般人都被鼓勵自行尋找解決方法。
近日，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書，名為《弱勢者視角下的香港 未來》，由一群關心弱勢者的學者專家，撰寫了一系列關心弱勢社群的論文，旨在從弱勢者的角度，探討目前最為關注的社會議題。筆者有幸拜讀，獲益匪淺，意外發現對當前澳門的社會福利現狀，既有針砭亦有啟發，堪值觀照參考。
別遺忘社會裡的弱勢者
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劉瑜在《可能性的藝術》一書中說：「這個世界上，比悲慘更可怕的，是不為人知的悲慘。一旦有了信息的開放和流通，社會教有了推動變化的槓桿。」劉教授意有所指，高居廟堂之上，坐冷氣辦公室的高官，很容易紙上談兵，不知弱勢者的艱困。幸好，如果真心為民的官員，樂意兼聽，誠如劉教授說的，打開眼界心扉，如雪片飛來的信息起碼不會讓政府的福利政策荒腔走板。
美國作家亞瑟．高登（Arthur
Golden）」說：「逆境就像一陣強風，它撕去我們身上的一切，只留下那些撕不掉的東西，讓我們看清自己的真實面目，而不僅僅是我們可能喜歡的樣子。」新冠肺炎肆虐三年，全球皆陷於逆境，走出疫情的陰霾，不得不承認我們都曾經深深感受到弱勢者的處境與困惑。今天，社會大眾理應與弱勢者同行。說真的，每一個都是弱勢者，都有被照顧的渴望與需要；同樣，每一個弱勢者都是一面鏡子，照出整個社會的脆弱處及痛處，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推搪對弱勢者應有的照顧。
在這本論文集裡，有學者問「你覺得一個人之所以窮，主要係因為個人因素（例如懶惰、大洗），定係社會因素（例如制度唔公平、資源被壟斷）造成？」結果顯示47 .3 %的人回答社會因素。其實，港澳兩地，雖然表面富裕，身陷於貧窮的弱勢者確實不少，別以為窮人都是咎由自取，許多貧窮是代際相傳；別以為政府敷設的義費教育網，大力資助貸款給窮孩子上大學，就順理成章達致社會均等流動。專家告訴我們，貧富懸殊是鐵一般的社會現實，貧富均衡為一種社會價值，政府與社會有責任去解決這個問題。
銀髮力量不容小覷
誠如前述，港澳仍然看到剩餘型的社會福利模式的痕跡，亦慣用金融的方式處理長者退休福利。眾所周知，老齡化社會是全球化趨勢，港澳都逃不了這個厄運。香港的學者指出，邏輯不難理解，一旦僱員的平均退休年齡推遲，意味着他們會多交幾年稅，以及對政府的公共退休金作出供款；同時，他們也會更推遲幾年才領取退休金，領取退休金的年期相應縮短。長遠而言，今天的壯年僱員普遍的受教育水平及技術水平都較過往的老年人為高，當他們步入老年的時候，這些都會成為他們能夠繼續留在職場的生產力基礎。不過，低學歷而欠專門技能的長者，也許只能靠開的士、小巴、又或是當護衛員維生。的確，很多次，看到香港的致命交通事故，肇事者不少已過七十的司機。
在澳門，政府早年透過賭稅駕設了社會保障制度，讓年過六十者可以提早領養老金。再者，澳門政府自二○○八年，開始發放現金分享，自今，仍然每個永久居民獲每年一萬元的現金，當然亦有其他的津貼，年過六十五歲更享有免費醫療等。公務員踏入六十五歲的第二天，就必須「執包袱」退休，背後潛藏兩個原因，一是公務員一直被市民詬病冗員過多，二是疫情後賭稅大不如前，政府必須緊縮開支。再來， 居澳勞動人口共37.91萬人，勞動力參與率為67.6%，但外勞就高佔18萬人以上。雖然，澳門失業率只有2.5%，但是，為年輕人而言，人浮於事、薪資低、外勞搶飯碗，可選工種窄就是當前澳門貧富懸殊的狀況。所以，家有長者，那敢輕言退休？
聾人文化給澳門的啟發
傳統以來，我們都把盲聾啞視為身體的殘障缺陷。時代已經不同了，香港及世界學者告訴我們，表面上，鼓勵聾人破除聽障，協助弱聽人士重拾聽力，好讓他們的生活重回正軌，好像是一個不證自明的想法。可是，尊重差異顯然是普世價值，依循這個進路，最恰當的講法是，弱聽的她們與健聽的我們只是有一些差異（difference），又或者她們與我們只是能力上有點不同。當然，目前港澳兩地的種種無障礙設施已大為進步，但是，社會體制、法律，乃至學校和工作間的設計仍然沒有為他們帶來便利，甚至跟一般人一樣。近年，保存聾人文化是世界潮流所趨，換句話說，一般人更應尊重他們的的生活習慣、溝通方式、好讓他們受到充足的尊重，澳門亦步亦趨。
劏房的過去與現在，明天如何了？
也許，生活得無憂無慮的澳門人，以為劏房只是香港有，此言差矣。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曾於二○二一年七月十六日「全國港澳研究會研討會」上表明要「告別劏房、『籠屋』」。劏房已不止是一種本地基層居民的住屋類型，更已深入中央官員的關注視線中。其實，夏主任所言不單只香港。澳門亦是寸金尺土之地，樓價近十年飛升十多倍。如果按照香港屋宇署二○二四年對劏房的定義為：「分間單位，俗稱『劏房』，一般是指在建築物原先經批准的圖則上顯示的一個樓宇單位，被分間成兩個或以上的獨立房間」。澳門，其實有不少的低收入家庭及個人住在板間房，甚或劏房裡。澳門政府提出的房屋階梯又似空中樓閣，弱勢者依然困在身心皆劏房裡啊！
氣候變化下的香港弱勢社群
世界氣象組織（WMO, 二○二四）發布《二○二三2023 年全球氣候狀況》報告確認，二○二三年是有紀錄以來最溫暖的一年，全球近地表平均溫度比工業化前高出1 .45℃，氣候變化帶來的只是一時半刻的不方便，但對無數戶外工作的勞工，又或是居住條件差的家庭，無疑是個百上加斤的煎熬，尤其是對長期在狹窄生活的長期病患、出入不便的長者、家庭主婦及劏房戶等弱勢社群帶來無聲的生命威脅。
近年，澳門政府推出水電費補貼，也許都能幫到一點。可是，當高層富戶、政府辦公大樓、大型商場及食肆，不停開冷氣，甚至把溫度調得很低，溫室效應下，整個澳門只會越來越熱，而相關的環保部門又束手無策。對氣候變化負上最小責任的弱勢社群，現正承受最大氣候風險，這種富人排碳，窮人埋單的現實是不公不義。如同香港一樣，澳門都是氣候危城，大家要「覺醒」，還是繼續「裝睡」呢？
弱勢者提醒我們要實踐設計思維及系統思維
在新自由主義思想體系下，個人和家庭責任比政府和公共責任重要，政府只會為最不能自助者提供支援及服務，強調非正規照顧和家庭照顧。正因如此殘疾社群吸收了這種「弱勢」和弱者的思維，並將問題置於自身之上，不去提出訴求和倡導權利。香港學者，提醒我們，弱勢者提醒我們要實踐設計思維及系統思維，才能達致社會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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