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哪一個國家擁有最優秀的教育系統？

 

    提起芬蘭，我們的印象包括聖誕老人、馴鹿、「千湖之國」和盛極一時的諾基亞手機。這個只有五百五十萬人口數量的北歐蕞爾小國，其教育領先世界。在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設計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屢獲佳績，號稱全世界最優秀的教育系統。

    從二○○○年開始，每三年對全世界的十五歲學生進行能力評估。二○一八年舉辦後，因疫情延後至二○二二年舉行，全球八十一萬名青少年參加。本月初，公布了最新的評估結果，顯示亞洲國家優勝，前五名是新加坡、澳門、台灣、日本和韓國。當中，以新加坡最厲害，囊括了三項評估第一名。澳門拿數學第二名；科學第三名；閱讀第七名。澳門取得如此驕人亮麗成績，真的要賀特首及主管教育官員一齊「賀一賀」，以示鼓勵嘉許。奇怪的是，項目開始的頭三次評估（二○○○年、二○○三年和二○○六年）當中，芬蘭都獨佔鰲頭，而在二○二二年排名，數學排名二十，科學排第九，閱讀排第十四。幸好，芬蘭整體分數仍在既定的平均線上。到底是別國後來居上，還是芬蘭志不在此，深值思考探索。

 

芬蘭成績倒退的原因

    芬蘭出了甚麼差錯？竟然讓全世界跌到一地都是眼鏡碎片，為甚麼PISA分數會急遽下降？是不是既有的芬蘭教育優勢已經消失了嗎？抑或是因為芬蘭的家庭及社會結構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轉變呢？有批評說芬蘭過於自滿，過度將焦點放在過去的教育成就光環上，致使芬蘭忽略了讓自身的學校體制成長；亦有批評認為芬蘭的PISA卓越表現，促使其他國家在課程上爭相效尤，致力作出改變，例如採用PISA的試題設計課程，並且經常用PISA模擬測驗來訓練學生，俗稱操題操卷。由於PISA是常模參照測驗，各國的成績均坐落在常模曲線上，所以當其他國家從芬蘭汲取經驗並付諸實踐後，芬蘭在PISA排行榜上的名次倒退也許是很自然的結果罷了！
    如果芬蘭要回到當年的光輝歲月，也許要反過來向新加坡及眾多不斷操練的國家地區學習，但是，這樣就違反了芬蘭一直堅持的教育理想。今天，芬蘭仍然自豪地保護既有的學校傳統，免受充滿競爭及功利色彩的全球教育改革運動（Global Educational Reform Movement，簡稱GERM）影響。為這個向來以人為本，致力教育平等及快樂育人的國家來說，比較好的方法是確保學校能夠妥善處理日益嚴重的不平等；教師能夠有辦法滿幫助學生滿足其個別需求；以及提供所有學校支持，讓學生學習快樂，然後邁向成功的人生。
    往往，全世界都視PISA的結果作為軟實力排行榜的重要指標。然而，其實PISA除了提供很多數據，還透露出更多的資訊，如學生歸屬感及學習意願等表現，可惜，這些表現並不會引起各國的關注。然而，芬蘭的學校質素仍舊最均衡。這意味著，芬蘭學生學習受到家庭背景影響的程度比大多數的國家還小，就算母語非芬蘭語的移民孩子在芬蘭學校的數量日益增加，但芬蘭學校的學習成果仍舊是相當平等的，學生彼此之間的評比仍然輕微。
    此外，芬蘭從不受PISA成績牽制，反而致力推行國民教育和青少年健康成長的種種政策。雖然閱讀、科學和數學很重要，但社會、藝術、音樂、體育，以及各種實用技能，在這個小國，仍然同等重要。一直以來，遊戲和享受學習仍然是芬蘭學前和小學的課堂優勢。許多芬蘭的教師和家長確信，學習數學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具有概念性及抽象性的學習，和很生活化的歌唱、戲劇和運動好好結合起來。在正式科目和課外活動之間取得平衡的學習，讓孩子持續樂意在學校快樂學習。排名為今天的芬蘭而言，只是過眼雲煙。

 

新加坡PISA成績驕人但自殺率亦嚇人

    根據新加坡援人協會（Samaritans of Singapore）年度數據報告顯示，新加坡二○二二年的自殺率上升近26%，創二十多年來的最新高峰，已連續四年為十歲至三十歲的年輕人的死亡主因，且佔該年齡段高達33.6%，亦是自殺最高的族群。種種跡象皆反映出新加坡許多人民正承受著史無前例「看不見」的精神痛苦。新加坡全國青年理事會二○二○年的青年問卷調查顯示，有53%的年青人對未來感到焦慮，而有學業及工作沉重壓力的有39%，足見新加坡在邁向現代化發展下，不惜犧牲孩子的幸福快樂。

    新加坡是個天然資源極為不足的國家，自李光耀執政以還，都奉行人才至上的政策，教育的陶冶功能很快就被篩選功能取代，孩子從小就要在校內校外參加各種具淘汰色彩濃厚的比賽或考試，人才就在不斷考試中挑選出來。其實，自二○一五年始，OECD已向新加坡發出警告，雖然PISA拿到亮麗成績，卻發現小學生已經為準備各種公開考試而疲於奔命，加上家長、政府及社會普遍對孩子的教育期望遠遠高出孩子能承受的。

    資深精神病學家兼心理健康顧問賈里德．吳（Jared Ng）表示，看到新加坡自殺人數空前上升，令人心碎。「自殺率的增長描繪了一幅看不見的精神痛苦滲透到我們社會的畫面，特別是在年輕人和老年人中。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對繼續嚴重影響心理健康的緊迫問題保持警惕，例如社會孤立和孤獨等問題」。換句話說，新加坡為了持續保持強勢，要保住得來不易的亞洲金融中心地位，非人化的教育只會越來越嚴厲。

    澳門是個彈丸小城，學生享有十五年免費教育，升大學率更是冠絕，要讀大學的高中畢業生，一定可以升學。近年，澳門青少年自殺情況真的非常嚴重，學業壓力顯然是其中一個主要因素。今天的新加坡，明天的澳門，是否有必要爭取在PISA的卓越成績而苦了孩子嗎？

 

芬蘭仍然是值得學習的教育大國

    澳門三個月的嬰兒就上托兒所，三歲就進幼稚園。芬蘭孩子七歲才入學，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來得晚，換句話說，即是他們留在家自由自在玩耍學習的日子比所謂先進國家都多。芬蘭政府及教育專業界認為，七歲的孩子，心智和情緒發育較為穩定，適合進入個性與群性並行的學校學習。芬蘭小學前兩年，不少學校將課程分成三年來讀，澳門的情況剛好相反，有不少名校把三年的課程提前兩年學完。在芬蘭，學校和老師都會致力讓學生透過自主學習，慢慢打下良好的學習基礎，必要時才會提供協助、輔導每一個孩子。

    芬蘭學校的測驗考試次數不多，沒有澳門的三天一小測，五天一大測，兩個月一考試。比起通過考試來衡量學生的成績，芬蘭教育更加重視學生的求知與好問能力的開發，藉此練就學生的探索精神，極力反對為了應付考試進行反覆操練。芬蘭學校很少排名和競賽，就算有少許的評估和考試，亦極力避免挫折學生好奇心及學習意願。低焦慮的學習態度，恰當的學習壓力，一直是芬蘭教育致勝之道。

    芬蘭教育一直堅持平等、快樂。根據PISA的歷年成績，無論貧富貴賤，大城市還是偏遠的鄉村，芬蘭的教育資源和平等的差別特別小，因為芬蘭教育始終堅守不讓每一個孩子落後的使命。

    芬蘭沒有所謂的「資優班」或「整齊班」，所有老師都致力啟發及協助每個孩子找到生命價值。同時，建立起終身正面學習的心態。芬蘭也沒有被標籤的「後進班」或「後進生」，面對學習及品德有困難的學生，學校老師和社會都不會放棄他們，相反，在溫柔和耐心地關注之下，他們都能夠健康快樂成長。

    義大利、荷蘭兩國七到十四歲的學生，一年平均課時超過八千小時；而芬蘭不到五千五百小時。芬蘭中小學生的課程與上課時數，幾乎是OECD成員中最少的。這還不算，芬蘭教育非常即興，上下課時間、同級不同班的課程亦會隨時變異，為了照顧班上孩子的差異，經常採取小班制上課。花費的課時更少，但是效率更高，看似自由鬆散的課程設置，恰恰體現了芬蘭教育的精髓，完全符合教育經濟及財政學的原理要求。

    自由、快樂與信任是芬蘭培養孩子終身學習的主要能力，取得PISA佳績的澳門學生，到底有沒有這樣的教育素養呢？

外強中乾的閱讀教育

 

   

    二○二二年度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公布結果，八十一個國家／經濟體中，澳門十五歲學生的數學、科學和閱讀素養均表現出色，其中閱讀排行第二，僅次於新加坡。嘩！成績非常亮麗。

    有人說自從蘋果手機出台，紙本閱讀，甚至閱讀就開始衰落，儘管政府及各界非常努力推動閱讀，還是力不從心，力有不逮。看清楚當前的世態，閱  讀推廣及教育正陷於外強中乾的困局中，難道禁用手機就能挽回閱讀不振的頹勢嗎？    

    十二月一日，新上任的紐西蘭總理拉克森表示，全國各地學校將禁止使用手機，期望扭轉學生讀寫水平大幅下降。紐西蘭慈善機構教育中心（Education Hub）去年一項研究發現，超過三分之一的十五歲兒童幾乎無法讀寫，形容出現「讀寫危機」，必須採取措施解決。拉克森認為禁止學校使用手機，有助學生加強專注力，減少干擾行為。美國明尼蘇達州楓樹林中學（Maple Grove Middle School）校長史密斯（Patrick Smith）說：「有了手機之後，我們的學生、尤其青少年在教室內不再交談，走廊上也沒有互動。」於是，經過校內師生及家長討論後，禁止學生在校使用手機，實施一年後，發現學生在校行為出現180度轉變，同學上課和互動都比之前更快樂。其他很多國家都爭相效尤。

    顯然，我們正活在兩個平行時空，一個是孩子閱讀成績驕人，一個是找不到開卷有益的社會氛圍。

    

澳門為了推廣閱讀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一九九五年起，把四月二十三日，即大文豪莎士比亞的生日定為「世界閱讀日」。近年，澳門政府及各界大力推廣閱讀，持續推動全民閱讀文化，將閱讀成為一種生活態度與運動。

    權威學術機構「國際教育成績評估協會（IEA）」主辦的《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2021》（PIRLS）。結果顯示澳門小四學生的閱讀表現與上屆相若，閱讀能力平穩發展，整體成績表現平穩，仍顯著高於全球學生水平中間點500分的要求，位處九至十五的排名區間，學生在（PIRLS）的四個國際基準等級的表現均優於國際中位數，顯示澳門學生閱讀能力與往屆表現相若，閱讀能力平穩發展。

    澳門整體閱讀教學資源豐富，如在學校圖書館館藏數量上，國際方面僅約五成的學校圖書館館藏數量超過兩千冊，而澳門幾乎所有學校均設有圖書館，九成學校館藏數量超過這個數目。在教室圖書角的設置上，國際方面只有三成多的教室圖書角擁有五十冊以上的圖書及三種不同種類的雜誌，而澳門差不多所有小四教室均設有圖書角，約七成學校教室圖書角有五十冊以上的圖書及三種不同種類的雜誌。

    近年，政府非常落力舉辦教師積極參與閱讀相關專業發展的培訓。國際上曾參與過有關「教授閱讀理解技巧或策略」、「按學生需要和興趣，關注教學的多樣性」和「評估學生的閱讀表現」的培訓的教師，分別僅有六成、近五成半和不足五成，而澳門則有近九成、八成半和七成半的教師參與過以上培訓，顯示澳門教師參積極與專業培訓。另外，又設立「悅」讀學生獎勵計劃及「悅」讀校園嘉許計劃，鼓勵校園營造良好的閱讀氛圍，讓學生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

    在加強親職教育工作，透過親職教育中心、學校和社區，定期舉辦閱讀主題的家長講座、親子圖書市集、好書交換站、圖書館周活動、入校閱讀工作坊、親子閱讀活動、兒童讀書會等，讓家長掌握教導子女閱讀的技巧，從家庭培養閱讀樂趣，促進親子閱讀氛圍。澳門科學館亦聯同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構建全新親子閲讀空間「科普繪本圖書閣」，為親子科普閱讀提供豐富資源。

    教青局的基本學力要求從小學畢業要閱讀八十萬字到高中畢業要達到一百二十萬字。所以，學校都想方設法推廣閱讀，包括閱讀圖書及撰寫心得，個人及小組閱讀會及報告，還有很多不同的閱讀競賽等等，真是鋪天蓋地，扭盡六壬務要達成基本學力要求，進而要在種種國際測試的閱讀範疇取得佳績。

 

外強中乾的閱讀教育

    不要以為在學校及社區推動學生大量閱讀，又或是在國際測試中取得亮麗成績，就等於喜歡閱讀，或尋求到閱讀的悅樂。現實是，我們閱讀正陷於外強中乾的劣勢。

1.成也手機敗也手機：智慧型手機徹底改變人類生活，本來面對面吃飯的家人朋友，人手一機，大家變成陌路人，鮮少交頭接耳、眼神交會；大人小孩日以繼追劇、追斗音等，睡眠不足、注意力渙散。手機牽動了網絡，瞬間全世界的新聞及好書都可以在手機屏幕上搜索到。可是，事與願違，手機正蠶食怡然自得的閱讀樂趣。如果手機只有簡單的通訊及搜索資料的功能，理應有助於推廣閱讀。但是，在手機上與閱讀競爭激烈的平台多如牛毛，無論是內容的吸引度、有趣及容易吸收都遠勝於閱讀。就算有很多閱讀的圖文影片可以隨時找到，但總敵不過遊戲及吸睛的影片。因為，手機潛在地讓我們喜愛短篇字少的閱讀，甚至用聽說及各式圖案代替閱讀文字，所以，紐西蘭總理才會下達禁令。

2.當閱讀變成一門功課

    現在的家庭已經越來越功利現實，父母陪孩子伴讀，最終目的是要提升孩子閱讀能力及競爭力，不要輸在起跑點，還要創設最有利條件要贏在終點。現在的學校亦如是，為了完成校內及政府下達的指標。其實，許多學校的閱讀推廣策略分為零散及集中兩類。前者只滲透在每週的閱讀小寫作活動，如閱報心得、短文閱讀心得、甚至課堂心得等。另一方面是每有連續多天假期，一定佈置一本指定的圖書，讀後寫讀書報告。問題是，當閱讀變成一門很密集，由上而下的政績工程，閱讀就慢慢離孩子的志趣越來越遠。試看，剛剛在塔石體育館舉行完的秋季書相文化節，逛書展的家長及小孩，十五歲青少年的群體卻少之又少。另外，在市政圖書館或文化局開立的圖書館，偏偏又是這群青少年最少出現。澳門的大書店，無一不靠銷售教科書補貼圖書的虧蝕，獨立書店更是門可羅雀。足見澳門是閱讀競爭的高手，但找不到充份的證據，證實澳門青少年喜愛閱讀。

    閱讀培養是一段漫長的過程，從外面的推動鼓勵，甚至獎上賞，到內在的自然喜愛閱讀，甚至無目的閱讀。可是，閱讀推廣一旦過於集中外力推動，就難以達到內在自然喜歡閱讀的終極目的。再者，孩子閱讀要有示範榜樣，如果父母師長都是習慣手機閱讀，而且都是短訊式閱讀，孩子沒有一個優良的讀書氛圍，如何會愛上閱讀呢？

 

創設思緒飛揚的無目的閱讀空間

    我們的大腦有一個區塊叫「黑質」，是輸送多巴胺的神經遞質中心。這個區塊對人類進步幫助極大，原本消極因應生存與繁衍單純需求的人類，突然演化成積極對外冒險探索的新生物，這才讓人類可以遍布世界且克服各種大自然殘酷考驗，成為今日的地球之王，依賴的就是這個區塊對人類探索成就的獎勵。 原來，採取無目的閱讀、好奇探索、讀書尋樂，就能讓孩子真正愛上閱讀。所以，無論是在家，或者在校，應架設一個自然無所求的閱讀空間，讓孩子在那裡放空腦袋，思緒自由飛揚，自然而然，在好奇與不滿足的心理驅動下，孩子自然會找到自己喜愛閱讀的好書。

    莎士比亞說：「生活裡沒有書籍，就好像沒有陽光；智慧裡沒有書籍，就好像鳥兒沒有翅膀。」閱讀對於正在成長的孩子而言，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閱讀，能使眼界變廣；閱讀，能補充格外的知識；閱讀，能使生活增加趣味；閱讀，能使心情愉悅，閱讀真是樂趣無窮；閱讀，能找到深層認識後的自己！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要真正引導孩子喜歡閱讀，也許大人先要樹立一個榜樣；要孩子喜歡閱讀，也許要花更多時間陪讀；要孩子喜歡閱讀，也許只問耕耘，不問成績；要喜歡孩子終身喜愛閱讀，手不釋卷，就要不斷點燃孩子的閱讀興趣，而不是刻意經營，甚至惡補閱讀。

中西語境下的家暴差異觀

 

     十二月二日，本澳一對母子在珠海一宗感情糾紛引發的兇殺案中遇害。案中四十七歲內地男子劉某，在香洲一棟大廈的大堂，揮到連斬殺本澳一女子及其九歲兒子和現任內地男友後即場自殺，共釀成四人死亡。

       不要以為這只是情殺案，在國外的分類，凡是男女朋友、就算是前度、未婚夫妻、夫妻或同居人、離婚夫妻、及親子的關係，一旦發生爭執，甚至毆打出現，就已經構成家暴罪。

    畢生為婦幼權益奔走的善牧會狄素珊修女已離開人世三年，可幸，她努力爭取的家暴法已經實行，且不斷優化改善中，可是，仍予人跌跌宕宕的觀感。究其原因，是中西文化語境下對婦幼權益及立法意願的觀念差異所致。

 

中國傳統語境裡沒有家暴這回事

    也許，有不少朋友都有看過許鞍華執導的悲情電影《天水圍的夜與霧》，故事的原型是天水圍天恒邨的滅門慘案。該宗慘案始於一段中港婚姻，身為裝修工人的李柏森離婚後，在內地認識年輕十三歲的妻子金淑英，二人於一九九八年結婚，同年誕下一對孖女，本來一家四口相安無事，直至二○○四年一月金淑英跟兩名女兒成功申請來港，一家四口的生活狀況，就在短短三個月後出現急劇性轉變。

    二○○四年四月十一日，警方接獲李柏森報案，訛稱妻子殺害了兩名女兒，成功欺騙警方。警方聞訊趕至案發單位，發現鐵閘大門沒有上鎖，惟大門防盜鏈卻被扣上，最後靠消防員破門而入，眾人隨即發現屋內的地面血跡斑斑，當中一名女士和一名女童倒臥在客廳，另一名女童則伏屍在窗旁，三人身上均有被亂刀斬殺的痕跡，並當場氣絕，景象駭人。當時李柏森亦有腹傷，出現滲血，但尚有氣息，直至送院救治十二日後，才因重傷身亡。

    經過警方深入調查後，案情卻出現峰迴路轉，警方追查發現原來李柏森才是幕後真兇，而李柏森在妻子來港前，早已失業超過一年，而新移民妻子來港後，一家人靠綜援過活。李柏森失業後，情緒愈來愈失控，常常對妻女拳打腳踢，最後更動殺機，釀成該宗慘案。

    警方開始走訪調查，發現早在案發兩個月前，金淑英就開始頻繁奔走在社會服務機構與員警之間，向社工舉報丈夫虐待家暴她，向警局報警丈夫要殺她和兩個孩子，可是，這些卻並未引起重視，也從未得到有效幫助，警察不知袖裡就隨便應付說，家和萬事興，一人少一句，回家罷！一個頻頻求救的婦女，為什麼最終還是沒能避免被殺？這個家庭到底經歷了什麼？為甚麼會走向這樣慘烈的結局？一句說到尾，就是在中國人的傳統文化語境裡，沒有家暴這回事。

     二○一五年一月十三日，時任立法議員馮文根在議事殿堂語出驚人，強烈表態家暴不應公罪，指澳門很多家庭有著「不同情況」，「有D女人仲係要在廚房食飯㗎」，「有時老公輸左錢回家條氣唔順，星佢一把都要公罪咩」，並稱「我唔愛你就唔會打你」，「有時打得越痛咪越快樂咯，痛快嘛」，又指如果有家庭糾紛也成公罪，將有好多家庭會出現破裂。馮志強亦反對家暴「零容忍」，指應該互相包容理解。對於夫妻間的性侵犯問題，他竟表示「夫妻之間梗有需求啦，點會存在侵犯問題呢？」官員回應指，一般的家庭糾紛不算是家暴，政府重申對家暴行為零容忍，不認同馮志強的言論。

    今年九月十二日，保安司司長黃少澤說，構成「家暴罪」犯罪的要件，是要視乎傷害的嚴重程度，「例如連續每日掌摑一次，就屬於習慣性」，這才算構成身體虐待。對此，社工學者何穎賢認為，黃少澤的言論或會「造成很大誤導」，很多家暴受害人不會只因為被打一巴，就馬上去報警。

     最近，當大家經過東望洋斜巷時，會看到一大塊防治家暴的宣傳板，有一個預防家暴超人阿和站在左邊，右邊大大隻字寫著，守護全城「共」和「睦」，家庭暴力零容忍，及早求助改一生。言下之意，既要保家和萬事興，亦想家暴零容忍。這樣的語境，充份顯示中國傳統文化裡的和氣大於一切的傳統思維，但又想到當前的社會，深受西方文化的人權與法治的影響，盡量求中庸平衡。

 

西方傳統語境裡連虐畜都可能構成家暴

    波蘭最早於一七八三年嘗試禁止體罰，而最早正式施行禁止體罰的國家是瑞典，於一九七九年施行。 慢慢，整個西方文明社會，開始把禁止體罰的作法延伸到保護家庭弱小人群身上。美國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過程，從一九七○年代成立首間庇護所、非政府組織及各種聯盟興起；一九八四年，聯邦家暴法通過（FVPSA家庭暴力預防與服務法案、VOCA刑事被害人法案）；一九九○年，美國華盛頓特區全國終結家庭暴力網絡團體（NNEDV）成立，是由各州聯盟成立的網絡團體，撰寫「反婦女暴力法」（VAWA）；一九九四年，「反婦女暴力法」通過。

    前述，在中國傳統的語境，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家庭社會國家優於個人，是集體權益大於個人權利。可是，西方文化深受基督教及天賦人權的哲學影響，個人人格尊嚴與權力高於一切。這一股西風東漸，不得不說天主教善牧會狄素珊修女。這位來自美國的社會工作者，在澳門開設保護受虐婦幼的善牧中心，透過短暫住宿、提供謀生技能、給予輔導與關懷，甚至與警方合作，對抗家暴施害者的橫蠻。經過多年的奔走努力，爭論不休，從半公罪到公罪的《家暴法》終於立法，已實施六年。

    想當年，狄修女站在塔石廣場，帶領一眾婦幼及專業人士遊行，爭取立法保障婦幼。途經水坑尾時，有不少圍觀群眾說，修女怎麼可以站出來，不是應該躲在教堂祈禱誦經嗎？亦有人批評家事用公權力介入只會破壞家庭，更有嚴勵譴責鬼佬修女不懂中國文化家和萬事興的優良傳統。狄修女都聽進耳裡，但是，為了站在弱勢婦幼這一邊，雖千萬人，仍無悔前行。

       從小在講究人權法治的美國社會長大，畢生為婦幼權益爭取的狄修女，終身奉獻愛與和平。但是，愛與和平要建基在尊重人權的普世價值上。在善牧中心苦心經營的歷練，狄修女並沒有放棄婦女平安回家的倡議，可是，當家仍然充滿暴力時，和睦有時變成「和希泥」，甚至把弱勢婦幼推向家暴的深淵。

    二○一八年，加拿大聯邦保守黨黨魁奧圖爾（Erin O’Toole）參選時表示，

承諾由保守黨執政的聯邦政府，將會取締狗只繁殖場、禁止利用動物作美容測試，以及進口以不人道方式配種的動物。他更提出，將殘酷對待動物引入為起訴家暴罪行的加控因素，以追究借著虐待寵物來傷害配偶的人；同時通過與社福機構合作，協助寵物主人逃離家暴，確保女性在脫離暴力對待的同時，不必離棄她們心愛的寵物。這樣，大家就知道中西文化語境下的家暴觀的差異所在。在加拿大，寵物已經是家人，虐待動物如同家暴。

    

    實在，中西文化及生活傳統對於家暴有明顯的差異。中國人一直極力維護「以和為貴」的核心家庭理念，總以為萬大事都可以商量，總有妥善處理的方法與出路。也許，「床頭打架床尾和」仍然盤踞在國人的心思肌理之內，難以調整，更遑論移除。今天，澳門人的法治及人權觀念不斷成長，要減少家庭暴力的發生，除了靠法令與公權力的界入外，受虐者願意改變或其子女提出求助訊號，亦或施虐者願意接受治療或輔導以改變其對情緒的處理，才能真正地協助其家庭成長。幫助並提供資源給受虐者及其子女一個新的人生、給予精神上、經濟上、心靈上的支援與支持，增加受虐者本身的能量與能力。當求助愈來愈多時，並不代表其家庭暴力的情況有加重情勢，它只是代表了受害者願意且積極、正確地態度去面對此一挑戰與困難。以期建立一個男女平權、相互尊重的和諧社會。

為甚麼托兒服務會變得危險起來呢？

 

    托兒服務在澳門，真是一位難求，不少家長從懷孕開始，就四處張羅一個托額，政府資助的托兒所為表示公平，只能訴諸抽籤的運作方式。怎知道，幸運入托，才是不幸的開始，而不幸的終點，就是死因不明。家長喪兒當然哭成淚人，四出申訴，提出最卑微的請求，為得知真相，怎知後真相時期，真相比一個托額更難求。家長得了憂鬱症，引起家長群的高度關注，聯署允許在托兒所裝置閉路電視。涉事托兒所自行關閉，深知照常營業仍會陷於門可羅雀困局。社會大眾無奈，一聲結束把等於事件結束，家長的心情難以平復，憂鬱症怎會輕易痊癒呢？從來，社會大眾深知，如果有條件，在家照顧嬰幼兒是最穩妥的。惟是，澳門許多雙職工，公一份，婆一份，這裡省一點，那邊儉一點，才能勉強撐起一頭家。把孩子送進托兒所，本來就是為勢所逼，因為許多幼稚園入讀的資格，竟然是先進過托兒所。進過托兒所，起瑪在自理、社交及智能方面都及格。從來，大家都沒料到，托兒服務會搞出人命，托兒所會變成一個很危險的地方啊！

 

托兒所為何應運而生？

    當家庭正常的父母外出辦事、工作、甚或生病等因素要離開嬰兒，也許是一整天，甚至是一段日子，無暇照護嬰兒，通過獲政府權限部門發牌運作的托兒所，承接照顧嬰幼兒的責任，直到父母或監護人接走。

    托兒所服務源西方的宗教慈善場合，起初是為參與宗教活動的父母，在教堂另闢一個地方，容讓小孩玩耍。慢慢，變成由宗教團體的神職人員，為了照顧貧困家庭的孩子，好使父母可以外出謀生而廣設托兒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對於勞動力的需求殷切，政府為了讓婦女安心工作，與宗教團體、民間社團、甚或志願團體合作，開辦托兒服務，最後，亦有政府單獨開辦的托兒所。二次大戰結束後，婦女解放運動方興未艾，製造業蓬勃，在在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托兒所就開始大行其道。

    近年，全球遲婚、不婚、離婚等導致生育率下降；人口老化、失業率高升、婦女爭取經濟獨立、又或要幫忙家計，更讓托兒所不斷增加。在工業化和都市化的影響下，女性受高等教育之比率增加，婦女勞動參與率之提升、社會經濟壓力過於沉重及婚姻價值觀改變等因素之衝擊，適婚年齡男女有晚婚化與未婚化現象。婦女勞動參與率增加，導致婦女晚婚或不婚，婦女之晚婚行為會導致婦女之生育年齡提高，進而影響生育之可能性與胎數，總生育率因而呈現下降之趨勢，而未婚更是直接壓縮生育子女之可能性，如此情形持續影響便會形成少子化的現象。

 

托育制度的不健全，造成育兒與工作兩難

      托育服務在西方國家，尤其是北歐、法國等，一直是國家經濟政策及社會政策之重點。過去二十年來，在職母親及雙薪家庭增加，加上西方國家多為核心家庭，導致兒童托育需求增加。由於一般國家的公立幼托機構頂多佔三成，所能招收之幼童人數有限，有極大比例之幼兒必須進入私立幼托機構就讀。而亦有立案幼稚園、托兒所違規超收幼生之情形，嚴重影響幼兒托育之生活及學習環境與品質。再者，公、私立幼稚園及托兒所之學費差距甚大，造成家長極大之經濟負擔。在幼托服務機構需求大幅提昇之現代社會，國家是否提供足夠且完善之幼托設施與服務、托育政策能否提出育齡男女足以負擔之幼托費用補助方案，已經成為左右育齡男女是否決定生育子女及生育數量之重要因素，甚至影響未婚男女的結婚意願。

    查閱澳門社會工作局托兒所資料，目前有六十三間受資助及十七所非受資助的托兒所，有全日托，半日托，緊急臨時暫托及假日托管等不同類型的服務。隨著澳門雙職工家庭結構愈來愈普遍，澳門昔日的家庭分工模式已出現改變。特區政府雖然推出多項家庭友善政策，但亦需要持續地作出檢視，參考更多世界各地的經驗，同時持續了解當下澳門家庭面對的困難和需求，綜合情況作出調整，制定合乎社會實際情況的政策。

    目前，澳門婦女有產假七十天，男士侍產假只有五天，與其他地區相比都不算多，若能適當延長男士侍產假，不但能夠有力支持他們專心照顧妻子和初生兒，對於家庭的維繫亦有莫大好處。有新手父母的家庭，面對工作及照顧初生嬰兒壓力真的不能輕視，輕則容易得憂鬱症，最可怕的產後輕生。所以，許多家庭都認為，如果澳門有高素質的托兒服務，都樂意撐過初生嬰兒在家照顧的難熬日子。另外，澳門雙職及輪班制普遍，在長期日夜顛倒工作及照顧嬰兒，真是蠟燭兩頭燒，托兒所正正能大大舒緩他們的壓力。

    澳門政府聲稱托兒所基本能滿足所有受托的需要。惟是，所有家庭都盼望子女能進心儀優質的托兒所，才能放心工作及照顧家庭其它需要。可是，無論是托兒所的空間、管理、保育人員及教師的素質都出現良莠不齊的現象。與此同時，要進好的托兒所就要訴諸命運，公平的抽籤制度，有人歡笑有人愁。不過，最重要的弊病，還是父母對孩子在托兒所內所受的服務一無所知，亦從無機制可以更全面參與監管。

 

家長最大的期望是裝置可調閱的閉路電視 

    眾所周知，全城仍在熱切關注一名四個月大女嬰在十一月十九日於托兒所午睡後失去反應，之後證實死亡事故。逝世嬰兒父母為尋個明白，討回一個公道，不但東奔西跑多個政府部門，還積勞成疾，身心飽受煎熬。目前，社工局向傳媒表示，與涉事托兒所及實體單位溝通後，預計托兒所將在下月底結束營運。托兒所是否要關閉，也許不是家長的訴求及關心的事項。

    不幸事故已成定局，女嬰父母，甚至一般關心嬰幼兒安全的家長，都表示政府應該盡快允許在托兒所裝置閉路電視，保障家長的知情權，亦可以讓托兒所的透明度更高，其實有助於提升托兒所的管理質素。可是，事件擾攘至今，仍是一個未解的謎，為家長及社會人士而言，更是一個未解的結。一天，托兒所不裝置閉路電視，托兒所仍然被批評為黑箱作業，嬰幼兒的人身安全仍處於很不對等的危險境地。

    十一月九日，社會工作局表示，韓衛局長已與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會面，就托兒所安裝視像監控系統一事再次進行交流。雙方評估近年托兒所通報的事件及開立的跟進卷宗，認為無論是托兒所或家屬均對安裝視像監控有較大的訴求。從回應社會訴求，進一步保障服務使用者安全出發，雙方皆認同有必要重新檢視及優化現行的措施，透過具體的服務指引，在生命安全和個人私隱上取得平衡，共同研究落實可行的措施和安排，從而達到保障幼兒及托兒所雙方的權益。到底，這些所謂的共識，還要等官僚體制運行多時，才能真正落實呢？也許是當前社會大眾最關切的。

    從來，托兒只是一個限時托管的措施，安全第一，營養及教育等服務其次。安全的對立面就是危險，為了避免危險，托兒所已經出盡法寶，從所內所有硬件設施不能導致孩子跌倒或受傷，到初生嬰兒進食乳品後掃風的安全，以及較為年長的孩子的食安與營養配套，都要非常謹慎處理。所以，算起來，托兒所都是個危機四伏的地方，更凸顯托兒所的安全服務置為關鍵。

    裝置閉路電視並非萬能，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問題是，每拖一天，孩子就置身於充滿危險的境地多一天。

生仔有整體配套支援系統 市民樂意出雞政府出豉油

 

 

    十一月二十三日，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回應議員建議要提升出生津貼，表示過去曾這樣做，但同期出生率並沒變化，甚不升反降。作為主持教育、社福、文化、體育等範疇的司長，少子化及人口老話的確帶來施政莫大的苦惱，司長慨嘆想來想去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這不僅僅是澳門的問題，許多國家地區都推出若乾干具吸引力的計劃，試圖增加出生率，但都功敗垂成。

    關於提升出生津貼，歐陽司長瑜舉出一組「不太理想」數據。二○一八年，出生津貼只有1957元，之後增加，至二○二○年已有5418元，即夫婦兩人共可申請可以獲得10,836元。惟是，期間出生率都是同一水平，現在還下降了很多。所以，無法印證增加生津貼可以推動生育、提高出生率。再者，政府由小朋友出生前的母親產檢，到生產出生，再到入托、入學，以及看病等，這些環節基本所要居民付費用不多，鼓勵生育、提升出生率，希望各界可就建言獻策，多給意見。

 

樓價、物價持續高企，工資持續低迷，何來意欲生仔

    的確，澳門是個高福利社會，澳門永久居民每年得現金分享高達一萬元，醫療券六百元，還有其他福利等等。孕婦從產檢到嬰兒出生，政府都提供免費服務，還給予夫婦共一萬元的補貼。嬰兒幾個月大，就可以進托兒所，費用由兩千多到三千多不等，如果能進慈善機構開辦的更是免費。近月有嬰兒在托兒所死亡事件，政府還猶豫不決要不要裝閉路電視，加劇父母對托兒所的安全管理的疑慮。當父母對孩子在托兒所的知情權是零時，更擔心孩子在托兒所內受種種虐待，而無法舉證申訴。三歲的幼兒進入學校，開始享受十五年免費教，就算留級政府仍慷慨付費。可是，學業壓力變成家長的壓力，孩子承受不了還會輕生，許多準備生仔的父母都不寒而慄，怎會放膽生小孩呢？一般市民如果不幸患了危疾，政府還會提供免費公共醫療，可是，澳門醫療質素一直為人詬病，尤其得了重症更憂心得不到精準妥善的治療。長者到了六十五歲，除了得到種種老人金外，還會得到政府免費醫療。可是，弱勢老人非常掛心是否可以善終啊！

    要養大一個孩子需要多少錢？要花多少的心力、腦力及耐力？真是難以計算。香港恒生銀行在二○○六年邀請奧運金牌得主「風之后」李麗珊拍廣告，告訴全世界育兒的成本起碼要四百萬元；來到二○二二年，恒生銀行的跟進調查算出，今時今日已經加碼至六百萬元。不要以為澳門一定不用六百萬，其實，澳門的物價不比香港低，就算不用六百萬，起碼都要五百萬罷了！

    統計暨普查局就業調查結果顯示，二○二三年第一季澳勞動人口共37.08萬人，勞動力參與率為67.9%，就業人數為35.93萬人，本地就業居民為28.12萬人，第一季就業人口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為17,000元（澳門元，下同），按季增加1,400元；從事博彩及博彩仲介業的收入中位數為20,500元、建築業為15,000元。本地就業居民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為20,000元。

    澳門樓價近十年高企十多倍，閒閒地一個四百呎的單位，隨時要四五百萬元。很多未婚打工仔，根本就無法靠自己可以去買樓，何來心情及準備去談婚論嫁。去年，男女性初婚年齡中位數持續上升，男性增至30.9歲、女性增至29.2歲，逐年向後挪，晚婚是一個逐年加速的現象。就算有些幸運兒是公職，月入幾萬；又或是父母願意給老本作首期，如果一個雙職工家庭，幸運地兩人收入共34,000元，可能就花了接近一半的錢去供樓，變相已經是樓奴，何來悅樂的心情去「造人」。就算很勇敢生，都只能生一個。去年本澳總和生育率（即婦女度過整個生育期可能生育的子女數量）為0.68，新生嬰兒只有4344名，按年減少682名。其中，分娩首胎母親年齡中位數以向後挪到三十一歲。孕婦無力提供天然健康的母乳，而要購入比較有質素的奶粉，加上紙尿片，每個月的開支四千多元。如果是雙職工，請一個外傭月花四千多元，如果進托兒所就要付三千元的費用。之後的開支更不敢想像啊！學許冠傑話齋，問你點敢亂生仔！

    單從成本開支角度衡量，政府送你一封一萬元利是，然後你負責其餘599萬元的育兒成本，未計含辛茹苦、棉乾絮濕、還要擔心孩子成長的種種問題與困擾，真的會讓父母精疲力盡。澳門現在失業率為3.1%，萬一兩公婆其中一個失業，家庭收入減少一大截，要生仔，市民要出雞，政府出豉油，鼓勵生育，政府還要很多具吸引力的政策出台才有指望。

 

看看顧其他國家地區如何鼓勵生育

    全球生育率自七十年代中起，一直以平穩速度逐年下降，去年全球生育率已跌至2.2。一般來說，生育率保持在2.1或以上，該地區的人口才不會縮減甚或有淨增長。然而，澳門不單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出生率更是屢創新低。為此，許多國家都推出鼓勵生育的政策，有些奏效，有些無效。

    南韓早在二○○○年已經集中火力提高全國生育率，可惜事倍功半。數據顯示，南韓新生嬰兒數字每一年都創新低，全國生育率只得0.78，比亞洲其他發達地區如台灣（1）、香港（0.9）、新加坡（1.1）的出生率更低。南韓晚婚情況嚴重，女性平均到三十三歲才初次懷孕。再加上樓價高企、學費昂貴、讀書壓力沉重等因素，讓青年男女更不願意生孩子。

    加拿大及澳洲是目前提供產假最多的國家，生育率起碼比新冠肺炎爆發這兩年微升，當然還有其他優質的福利措施，包括孩子越小，越重視體能性訓練、興趣與藝術類課程，以及基礎生活能力類培訓，而各類考試測驗很少。加拿大提供十八月的產假，雖然生育率有微升，但仍然大不如前。加拿大統計局二○二一年的數據顯示，當年生育率為1.44個孩子，「總生育率」為每名婦女1.7個嬰兒，高於二○二○年的1.59和二○一九年的1.67。澳洲產假是一年，根據澳大利亞統計局資料，二○二○年，生育率創下歷史新低，為1.59，在二○二一年提升至1.70，即每名女性生育1.70個嬰兒。

 

市民需要的是更多支持生育的系統配套

    一般政府習慣以提供大筆現金鼓勵生育，這種政策當然必不可少，但很少單獨奏效。誠如前述，生育率低是多因素導致，所以，政府必須提供更多支持的系統，才能說服大家生小孩呢？綜觀諸國推出奏效的增加生育方法，可以歸納為：

1.向家長提供可負擔的幼托服務：這方面已經做得很不錯，如日本會發放生育獎金和育兒津貼，送小孩進托兒所的開銷政府補助一半。回到澳門，筆者認為資助還是次要，家長最關心是知情權，如果政府立馬所有公私營的托兒所，都必須安裝閉路電視，促使托兒所在受監督下運作，對孩子及托兒所都有保障。甚或，當出現問題時，家長及托兒所都可以具據「片」力爭，還彼此應有的公道。

2.締造靈活彈性及可在家辦公的工作文化：許多國家地區都實施傳統的工時制，而不是責任制。可是，隨著資訊發達，人工智能大行其道，其實，許多工種都不必要到現場才能完成，反而應該創造條件，讓員工上班更靈活，時間調度更有彈性，這樣，才能促進生率的提升。舉例如瑞典的友善生育福利政策與社會氛圍是生育率高的重要原因，加諸非常重視婦女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公私營企業都樂意制定對家庭有利的政策，甚至得到公開褒獎，這些政策近年相當奏效，生育率亦在提高。在南韓，首爾大學的金惠媛發現，當男女雙方可以在家辦公，男士如能承擔更多家任務時，生育率會上升。像來源，GETTY

3.安居樂業才有意願生仔：澳門的房屋政策似是面面俱到，實在，為傳統的澳門市民而言，有樓大過天，沒樓沒意欲生仔，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如果可以居者有其屋，又能樂業，「優生優育、多生多育」，應是指日可待。

 

    毫無疑問，政府津助再吸引，配套再完善，都只能充當出豉油的責任。市民生仔，從冒險懷孕，承受十級產痛生子，到耗盡心力養育成人，都在承擔出雞的職責。要提高生育率，必須官民和衷共濟，才能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