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取「南橘北枳」教道 達致「人才引進」效益

 

    

    日前，政府公佈涵蓋大健康領域在內的高端人才計劃，以及針對大健康產業的優秀人才與高級專業人才計劃內容，包括認定標準、申請條件和計分表等。相關計劃接受申請時間表等則還待公佈。

    特首賀一誠已於七月底簽署核准《高端人才計劃》及《大健康產業優秀人才計劃》兩行政長官批示，兩批示於八月一日生效，招三大領域高端人才

在《高端人才計劃》方面，計劃適用為「大健康和高新技術」、「現代金融」及「文化體育及其他」三領域的人才，認定標準包括要有相關國際獎項（如諾貝爾獎）／國家級獎項（如共和國勳章）等的成就，又或現任或曾任相關國際組織職位／領先企業職位等的職銜。

    特區政府一直鬧人才荒，彷彿有了尖端人才，澳門就百業興旺，事事亨通。不過，政通人和還是一切經濟成長的最重要關鍵所在。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眾所周知，政府也好，企業也好，都是由人組成的，「有人則企，無人則止」，「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就連公司的英語COMPANY也是夥伴的意思，可見人才是整個社會永續發展的命脈所在。成功的政府及企業，必然是靠本地人才與引進人才相輔相成，才能持續讓人才發揮高素質的表現。

    特區政府銳意改革，不斷推陳出新，剛剛說完如何引進人才，馬上又說如何讓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作公開諮詢。也許，特區政府比所有持份者都充份感受到市場競爭激烈和殘酷，深知競爭的核心關鍵是否羅致好充足的人才。於是，特區政府的目光往往對只往外看，認定澳門自身人才不足，甚至非常缺乏人才。對的，澳門很缺人才，如核子發電人才、火星探索的高端科技人才，惟是，缺人才與澳門是否需要這樣的人才，實在是兩碼子的事。

    特區政府往往欠缺了對自己進行審視和反思，誰是澳門真正需要而又同時缺乏的人才？特區政府一天到晚都在喊缺人才，但往往忘記了無論是在政府機構內、大學、企業等都潛藏著很有價值的人才。舉一個例子，也許很多人不知道澳門大學有開辦宗教研究和哲學學院（FRSP），開設了碩士及博士課程。學院裡有一位來自德國的哲學家漢斯-格奧爾格．梅勒（Hans-Georg Moeller），他是一位漢學家，精通老莊哲學，也是世界有名的道德哲學家，二○一八年被評為澳門大學傑出學者。他的扛鼎名著《道德愚人：置身道德高地之外》獲得布魯克大學及Choice年度傑出學者。這本名著今年四月有中文簡體字翻譯本面世，筆者拜讀後，獲益良多。據了解，漢斯教授深受院內同事及學生愛戴，對澳門哲學教育又有深遠的貢獻。只是，講到哲學家，不知道特區政府會視為重要的人才嗎？如果特區官員及各界領袖有空閱讀此書，一定很有收獲，因為，原來，社會很多菁英份子是道德愚人，甚至是犬儒，只求經濟利益，忽視倫理道德對社會永續發展的重要價值。

    又如一本在台灣剛出版的心理治療新書《探索自性》（Explorations into the Self），譯者黃善嫻是澳門大學體育教育及運動與中英翻譯雙碩士，從事中英文筆譯口譯及教學工作逾十年，曾合作翻譯《科學與實踐—體育與運動研究》一書及其他學術研究文獻、體育期刊、政府機構宣傳品等。而審閱者施鈺鋇具有　　應用心理學博士學位、榮格心理分析師（IAAP獨立會員）、國際嬰兒觀察學會教師資格、澳門榮格中心‧發展小組副組長、澳門元博心理教育中心創辦人、澳門心靈文化創辦人、澳門分析心理學會理事長；在澳門從事心理教育及心理分析工作多年。專長及研究方向：文化情結、童話／神話中的分析心理學、兒童心理分析。發表有《文化情結對兒童發展之影響》、《心靈意像的覺察與實踐》、《基於中國文化情結的母嬰關係研究》。另一位是梁永耀，是澳門註冊中醫生和心理治療師。國際分析心理學會（IAAP）認證榮格心理分析師（獨立會員）。目前為澳門仁誠醫療中心所長、澳門心靈文化創辦人、澳門心理分析學會會長、澳門榮格中心．發展組織組長。從事臨床中醫心身醫學、兒童及家庭心理治療、心理分析、教學與督導工作。今天，當特區政府高舉引進人才時，可否知道，不少來自外地的人才或多或少都有離鄉的心理困擾，這股專業力量就很能幫得上忙。

    無論是漢斯教授，抑或是黃善嫻、施鈺鋇及梁永耀，他們是教育文化領域的重要人才，他們除了自己的專業外，還努力培養澳門相關領域的人才。但是，許多時候，我們都誤以為澳門沒人才，就算有都是次一級的，必須不斷往中國或外國找。不知道特區政府有否想過澳門實在人才輩出，卻捨近求遠，捨本逐末。

慎思「南橘北枳」

    《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有這樣一個典故。話說晏子出使楚國，楚王就問身邊的人：「聽聞晏子是齊國最能言善辯的人，現在他要來楚國訪問，怎樣才能給他一個下馬威呢？」有大臣說：「趁大王宴請晏子時，指示獄吏綁着一個犯過罪的齊國人來宴會廳，如此一來定能使晏子難堪。」晏子出席晚宴時，有個獄吏綁着一個人經過宴會廳。楚王見到，就立刻問：「這是何人啊？」小吏回答說：「這是齊國人，犯了盜竊罪而被捕。」楚王看着晏子說：「你們齊國人都擅長偷盜嗎？」

　　晏子聽後回答說：「我聽說，長在淮河的南邊是橘子，但要是長在淮河北方就會成為枳。雖然兩者看起來很像，但是味道就很不同。為何會這樣？我想是因為水土不同吧！現在齊人在齊國不會偷盜，來到楚國就偷盜了。我想也是因為楚國的水土會令人善於偷盜吧！」楚王聽了，苦笑道：「果然不能戲弄聖人，我現在是自取其辱啊！」

    不要忽視頂尖的人才都是人，都有其自己的文化背境及家國情懷，這些都會影響甚至制約他們來到澳門之後的表現，誠如晏子說，在齊國不會犯罪，來到楚國就很難說了。同樣，這些高端人才在自己的鄉土上，有家庭、有朋輩、甚至有良好的發揮環境及條件。來到澳門以後，一無所有，要從頭再來，那怕高薪厚遇，不一定能大展所長。

    筆者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曾在澳門大學任講師，當時，有很多來自香港及留美的學人加入。很明顯，校園充斥著「大香港、大美國、小澳門」的歧視氛圍。筆者並不懷疑他們的學歷及專業能力，可是，論到要培養澳門本地的專業教師，如果只搬香港及美國那一套，完全漠不關心澳門的教育區情，試問又怎能培養出澳門高端的教育專業人才呢？這個問題，今天仍然普遍存在澳門公私立大專院校裡，只是很多在位者視而不見，充耳不聞，老是認定外國的月亮比較圓而已！

    再舉一例，筆者多年在學校從事行政工作，遇見很多來自中國及外地的老師，他們都是參加澳門優秀教師計劃，經過重重篩選才能來到澳門。可是，離鄉背井，尤其來自距離澳門很遠的內地，特別是已婚女士，她們的思鄉想家情緒更難以處理。有誰敢說，上班就一定要放下個人的情緒及包袱。他們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機器人。所以，就算他們是諾貝爾獎級的人才，來到澳門，到底能不能有所貢獻仍然是一個疑問。

    人的才能雖有高低之別，但最重要的是工作態度，所以，人才包含認真做事的態度。因此，唯有那些「德才兼備、勞神苦形」之人方能稱為人才。尋求人才要先看態度，再看勤，後看才，也許最後才能看到德。可是，綜觀整套人才引進制度，既無態度的專業評審，亦不知這些人才是否來到澳門會很勤奮，更無才的情感層面通盤考慮，最後，最難的當然是道德操守的評斷啊！

    「南橘北枳」這個典故，在比喻同一物種因環境條件不同而發生變異。現在，特區政府求才心切，為了獲得人才而不惜一擲千金高薪聘請，甚至要跟鄰近地區搶人才。不可否認，人才真的很重要，可是，如果忽視人才的種種非認知因素，就容易出現「南橘北枳」的問題。

電影《怪物》揭櫫「後真相」該如何教

 

    「後真相」（Post-truth）一詞來自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選舉以後，再次在西方社會炒得火熱，更沒料到會在全球「發揚光大」。「後真相」意指民眾已厭倦憑理性去求解真相，而是憑主觀直覺的感情去做側面的感知。換句話說，真相再不是真實面貌的同義詞，真相只是從個人觀感出發，把符合自己個人目的和利益視作真相。「後真相」是網絡時代所衍生的社會新觀念，社會大眾對於「真相」是否符合事實已不再感興趣，相反地，只是著眼於「真相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或有助於達到自己的目的。」

    日本著名導演是枝裕和最新電影《怪物》講校園欺凌，原來都借用「後真相」的技巧，多角度呈現一宗校園欺凌的不同面貌。無論是你相信真相只有一個，又或是有多個不同的碎片組成；又或是你根本覺得世界沒有真相，甚或是真相只是由不同的人羅織出來。作為教育工作者，追根究柢，找出真相，始能讓學生理性看待問題。

 

電影《怪物》裡各執一詞的校園欺凌真相（含劇透）

    單親媽媽早織白天在洗衣店上班，一下班就回家照顧讀小學五年級的兒子阿湊。圍繞一個小湖泊的寧靜小村鎮，某夜，一棟旅館突然火光熊熊，兩母子在陽台隔岸觀火，導演故意用事不關己，己不勞心來處理母子閒話與生死關頭的火災。阿湊突然問母親說：「人的大腦如果被置換成豬腦，那他算是人？還是豬呢？」早織不以為然，只以為孩子很無聊。後來，直升機媽媽早織發現兒子的行為很不對勁，包括上學穿的鞋無故少一隻，水壺摻了土石和落葉，還莫名受傷流血，心想兒子一定在學校被欺凌，要去學校討回公道。

    當早織聽學生說班主任保利說兒子是豬腦，並動手打人後，再按捺不住，馬上跑到小學部大興師問罪之師。沒想到好幾次找校長，校長都是支吾其詞，出席的老師全部雙眼無神，不停顧左右而言他，或是不停打岔逃避問題，難怪早織覺得學校的人都是「怪物」，甚至大發雷霆罵校長說：「你內裡不是人心！」

    是枝裕和先交出一個先入為主的版本，就是單親媽媽早織道聽塗說，誤信欺負兒子的同學，從愛子心切的角度，肯定是學校老師欺負學生。

    到底是誰欺負誰？雖然連校長及所有老師都指向保利老師，但沒有一個說清楚保利老師有打學生。更讓人覺得荒謬的是，校長竟然要其他老師加入綵排保利老師如何向家長道歉。但是，整個家長會面又從不交代事件始末，誰對誰錯，只想用一場敷衍了事的公關秀打發早織，校長甚至對保利老師說：「實際上發生過甚麼事，一點都不重要。」沒想到，保利老師竟然低聲向早織抗辯說：「你兒子才是欺凌別人的人啊！」早織異常驚愕，轉而從保利老師口中，去找可能真正受欺負的學生星川依里，卻發現事情更加撲朔迷離。由於保利老師堅持自己沒欺凌學生，可是，早織咬住不放，搜羅很多對保利老師不利的證據。但是，保利老師堅持自己清白，拒絕低頭，甚至失去工作，失去女朋友都在所不計。

    這是是枝裕和要帶出的第二個真相版本，即是說，從保利老師的角度去看欺凌的另一個真相，原來是學校編出來的一場公關鬧劇。

    第三個真相的主角阿湊的同班同學依里，生得非常矮小，又非常害羞。依里的父親常在家指罵兒子的腦袋裡裝著隻豬，阿湊有樣學樣，回家就用來問母親。依里父親甚至毒打兒子，以為這樣就可扭轉兒子的性取向，重回正軌，但只會導致依里離家出走。依里在學校亦遭到類近的苦況，一直被同學質疑及取笑其行為怪異，甚至性取向異常，所以，常常遭到同學的欺凌，阿湊總是看不過眼，每次為依里出頭都遭遇群毆，而保利老師又試圖保護他們，同樣被同學打傷。所以，阿湊受傷、說謊、搗亂都是為了保護好友。依里與阿湊變得相依為命，兩人發現離家遠處叢林中，有一輛廢棄的火車卡，就成為兩個小朋友的天地，甚至是他們的家園。

    到這裡，大家就知道，只要你矮小，行為古怪，甚至性取向異常，都會遭到欺凌，都被標籤為《怪物》。其實，孩子都是純真可愛，在他們小宇宙裡，友誼比父母的愛、學業、其他人的期許都來得重要。

    保利其實在一所稱得上《怪物》的學校工作。首先，校長曾經因為孫子車禍死亡而傷心休假，表面上，是校長丈夫不小心倒車時沒有看到孫子而釀成意外。可是，保利老師獲得可靠的消息，真正開車的是校長，為了保住飯碗及聲譽，由老公頂包。再者，保利明明沒有有錯，卻被「老屈」有打阿湊，只因學校怕單親媽媽早織會把事情鬧大至地方教育局，只好委屈保利。更荒誕的是，阿湊遇上校長，校長還擺出一副循循善誘的慈顏姿態，很誠懇地教阿湊吹小號，還借喻說：「如果講了大話，就等於吹奏了一下小號，把事情吹走就沒事了。」

    怪獸家長、惡質老師、大話精校長、同儕霸凌，每一個標籤都呈現出不同角度的「惡」。外顯的惡包括肢體施暴、言語霸凌、未經查證就四處傳播的流言蜚語等；還有更厲害更有殺傷力的無形的惡，如貶低他人，鞏固自己信仰的價值觀念。  

    電影一句說教話都沒有，藉由一起校園體罰霸凌事件，展示群體的「惡」。反而認真傳遞了大量優質的教育話語給觀眾。

 

「後真相時代」我們需要甚麼樣的教育？

    許多年前，有一個公立學校的學生阿強被同學拳打腳踢，甚至用掃帚、地拖、滅火筒虐打致死。這是第一個真相。原來，阿強才是最早欺凌同學的惡霸，是一群受不了阿強虐打的同學群起反擊，沒料到會釀成悲劇。    

    面對愈來愈複雜、模糊、真相不確定的年代，愈來愈多有心的教育工作者開始思考，我們到底要擁有哪些知識才可以讓學生明辨後真相的可怕呢？資訊量越來越龐雜、倫理道德判斷越趨兩極化，令教科書越來越厚，要學的知識愈來愈多，但卻又愈來越不管用。甚麼才是真實與事實，愈來愈多的人有着自己的分析與異見，這使得甚麼是知識，甚麼是意見，甚麼是觀點，甚麼是事實都變得愈來愈眾說紛紜。

    另一方面，由於學生的學習經驗、個人能力的差異，使得在接受、處理，以及最終判斷上都會產生極大的紛歧，尤其個人喜好、觀點，同溫層理解，都導致有很多不同的後真相和事實出現。《伊索寓言》的〈狼來了〉故事，我輩小時候只有一個教訓，就是不准說謊；到今天的小孩，他們會多給一個答案，就是不要隨便相信人。

    《怪物》宛若一場羅生門，透過不斷轉換視角，從單親媽媽、老師到孩童，慢慢拼湊出事情全貌。誰在說謊？誰是怪物？縱火案的犯人又是誰？

《怪物》一戲就出現了多個不同版本的真相，亦出現了不同人對所謂真相的矛盾對立理解。真相與真相又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這種處理聯繫及發現現象背後的本質的過程，所以，後真相教學其實是高級的批判思維的學習過程。

    首先，學校教育應當承認和正視當前社會道德多元化的現實，將它們當作客觀存在的、競爭性的道德事實加以深入分析，避免簡單武斷的善惡、優劣、敵我的二元對立之辨。其次，學校教育應視批判為一種寶貴的思維模式和思維品質。面對網路社會的多重真相，具備篩選資訊、明辨信息多源、評估證據的高級思維，也許是學生保持冷靜清醒的先決條件。

    誠如《後真相時代》的作者赫克托．麥克唐納所說：「歸根結底，更具代表性、更加全面的真相是對抗誤導性真相的最佳武器。我們需要承擔起這方面的責任，更加充分地理解問題。」儘管這個求真、求善的過程非常辣手艱困，但學校作為一個教導學生理性批判的重要公共場域，教師作為一種價值引領的導師，應責無旁貸地回應時代挑戰，在禮樂崩壞及真相難測的社會，與學生同心同行。 

    真相的面相可以有很多，但真相只有一個。《怪物》雖給觀眾一個開放式的結局，就是阿湊對依里說的金句：「我們還是原來的樣子，我們是某些人眼中的怪物，卻是彼此眼中最美好的存在。」

選賢與能的多角度思考

 

 

    讀中學時，數學堂有學過邏輯ABC，其中最容易上手的當然是真值樹。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再說明，在教育界，我們會非常敬佩資深優良的老師，政府年年頒卓越教師獎，就是希望後進者能師法他們。可是，從真值樹的角度去思考，就出現了兩個詞之間的批判思辨課題，即「資深」與「優良」的合與分，矛盾統一問題。當「資深」遇上「優良」時，真值樹邏輯就會擴充我們的思考視野，自然會出現四個不同的組合，第一個是既「資深」又「優良」，換句話說，這樣的老師始用心教學，深究科研，售最終成為優秀的教師。第二個是「資深」但不「優良」，也許就是在教育界胡混了幾十年，沽名釣譽的老海鮮。第三是不「資深」但「優良」，意指青年才俊，雖然經驗閱歷不深，但在教育領域裡已有卓越的表現，甚至得獎。第四個，當然是既不「資深」，又很不「優良」，沒關係，其實很多教育工作者最開始都經歷這樣的階段，就如蝴蝶必須經過毛蟲的階段，才能蛻變成美麗的蝴蝶一樣。

    近月，政府大力推動行政長官及立法議員的選舉法修改諮詢，落實愛國者治澳的要求。古代的選賢與能，選賢在前，能力在後。走到今天，賢也許必須先有充份愛國的情操，能力仍然是次要考慮的。

 

莫忘了「選賢與能」的大前提是「天下為公」

    加拿大政治學者，身兼清華大學及山東大學哲學系教授、西方儒學家貝淡寧（Daniel A. Bell）在中國出版了一本叫《賢能政治》，大談西方一人一票未必選出賢能者，反而高舉選拔具儒家要求的賢能補足西方民主政治的不足。

    談到賢能，也許貝教授一定讀過《禮記》，書中有《禮記．禮運》篇中有幾句名言，如「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還好，當我們要講賢能政治時，不能斷章取義，甩掉了篇章中的首句，亦是大前提，就是「天下為公」。眾所周知，「天下為公」不僅僅是一種美好的社會政治理想，更重要的是點出天下是屬於公眾的，是天下人所共有，是全體市民的天下，不是某一個君王或者是某一個政治集團的天下。可是，一旦這個天下異化成家天下，我們又再次回到帝王諸侯的世界。

    「天下為公」的「公」理應是公平、公正、公開，是一套放諸四海而皆準，容易理解，不必諸多解說，更不用架床疊屋，例如澳門《基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擧權和被選擧權。」可是，世情政情萬變，「永久性居民」太簡單了，滿足不了當前的政治正確要求，所以，必須愛國者才是治澳人才的首選。

 

選賢與能的思辨

    從邏輯真值樹看，賢與能都有四個組合。一是眾望所歸的既賢又能，如上古時代的堯舜禹，實屬難求；二是賢但低能或無能，有德無才實難以升任管治家國的重任；三是不賢但能，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人，到最後一定讓苦了天下蒼生；四是既不賢亦無能，事實上只要聽話，這類人仍然位高權重。開個鄰埠玩笑，香港歷任特首，總有一個能適切地安放在四個組合的位置上。

    司馬光綜觀各朝歷史編寫《資治通鑒》時說：「夫聰察堅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即是說德優於才。然後他又依才德區分歷史人物時說：「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原來，司馬光比西方更早作出真值樹的辯解。誠如孟子說，魚與熊掌實難兼得，在魚與熊掌取捨當然選熊掌，在維穩至上的時代，賢與能之間取捨，也許政府先取賢，換句話說，愛國者治澳就是首要考慮候選人是否忠誠的標準。

    筆者認為，選拔必然包括「選舉」及「拔除」，一人一票的選舉民主未必選出優秀的賢能領導者，甚至會選出罵聲四起的特朗普出來。不過，起碼可以在任期內透過多數決的彈劾、又或者等任期滿，用選票「拔除」不符民眾賢能要求的掌權者。

    賢能政治本質是一種有「選」無「拔」的菁英政治，貝教授吹捧新加坡如何做到儒家的賢能善治，可是，今天，有誰膽敢說一句李顯龍的不是。況且，今天的賢能，經過權力的腐化，可能就變成腐敗獨裁政治。

  

與貝淡寧教授等持賢能論者商榷

    政治是眾人之事，理應可以透過常識去理解及分辨是非對錯與優劣。說穿了，賢能政治是菁英主義（meritocracy）。貝教授在《賢能政治》一書的界定是：「人人都有平等的機會接受教育並為社會和政治作貢獻，但不是每個人都擁有同樣的能力作出知情的道德和政治判斷，成為出類拔萃的人才。因此，政治的任務就是辯認出具有超常能力的人，讓他們為公眾服務。」貝教授與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汪沛在《正序論：現代社會的平等，正義與秩序》中說：「賢能政治往往透過慎密的人才挑選及提拔制度所經營，管治者必須透過嚴格執行改良儒家思想下類似古代中國科舉考核，方能確保加入政府者具備的足夠條件，成為賢能的管理者。」筆者愚也魯，同樣發現貝教授的《賢能政治》處處充斥含混不清的解說，說賢能政治要透過慎密的人才選拔，但都找不到一個讓人信服的「慎密人才選拔制度」。再者，管治者必須透過嚴格的改良儒家思想，請問嚴格的標準是甚麼？怎樣才是改良的儒家思想呢？原來，改良的儒家思想是類似古代的中國科舉考核，但兩位專家又是否認真考量過科舉制度的問題呢？要是科舉制度真的能選賢與能，兩岸四地的政府早就全力恢復這套選拔人才的方法了。

    貝教授區分了「政治尚賢制」（political meritocracy）和「經濟尚賢制」（economic meritocracy），主張不應該「依據能力和努力程度分配財富」，卻應當「依據能力和努力程度分配權力」。如果依照貝教授的邏輯，必然是能力越低的人，其社會地位越低，越不配享有政治權力，這顯然是一種反民主的極端菁英主義立場，即是對人民大眾的政治權力的徹底剝奪，走回古希臘柏拉圖的哲人當政時代。柏拉圖為何堅決反對民主，是因為他親眼目睹恩師蘇格拉底，被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度害死，認為自由、民主、平等，言論自由，是令一切社會沉淪崩壞的主因，而只有受過嚴格哲學訓練、具貴族血統、俊美健壯的男子才能成為「哲人王」，才能領導國家社會進步。

    貝教授認為民主有四大缺陷，首先是多數派暴政，其次是少數派暴政，三是選民共同體暴政，四是競爭性的個人主義者暴政。貝教授指出，只有賢能政治才可以解決民主政治的四大缺陷。可是，綜觀全書，又找不到一個順理成章的說詞，說服我們賢能政治如何具體操作，又能擺平民主政治的禍害。

    如果說賢能政治與人治很類同，就很容易出現腐敗的問題。貝教授亦很費力去為賢能政治可能出現的腐敗問題辯護，但是，答案就是賢人不會腐敗，這就陷於循環論證的邏輯謬誤。多年前，香港明星王喜拍了一個啤酒廣告，其中有兩句是：「點解好飲，因為好飲囉！」既是因又是果的論證，就是循環論證的荒謬之處。

   可以說，提出賢能政治的專家學者，到今天仍然無法說出一個明確清晰的賢能概念。筆者日前在書店買了一本黃裕舜教授寫的《地緣風雲》一書，馬上翻閱其中一篇長文〈賢能政治不是萬能藥──五問賢能政治〉。不要以為黃教授質疑賢能政治，看真其實是貝教授的真誠追隨者。可是，通篇文章都說不出一個明確的賢能政治定義，更寫不出一個讓人拜服的選拔賢能的好方法。

 

    近日，政府銳意豪花十六億在黑沙海灘旁閒置土地及整合周邊空間，建造大型青少年活動體驗營，更在中間安置一個二十八米的觀音銅像。沒料到，有超過九千市民及多位立法議員聯署反對。立觀音像馬上擱置，但十四億康體設施照闖關。澳門一直奉行賢能政治，可是，最後還是屈服在民意之下。市民別高興得太快，民意無法拔走不符市民期望的官員，更無法讓大白象工程一個接一個丟人現眼。

減少非教學工作 專心育人及教學

 

 

  

　　二０二二年九月十日教師節，立法議員李靜儀、梁孫旭、林倫偉和李振宇表示，自《私框》實施後，教師授課節數減少，但工作量及工作壓力並未降低，冀政府相關部門及學校關注教師權益，避免給教師安排不必要的非教學工作，保障教師合理的休息時間。政府近年推動非高等教育課程改革，透過實施多元評核，校內自評與校外評核，發展學生多元能力，照顧學習差異，促進學生學習成功等等，都為普羅教師增加很大的工作量，而且非教學的工作量日漸侵蝕教師的育人教學本業。另外《公框》亦已實施，但同樣有很多公立學校教師抱怨，同私校教師一樣，工作量不減反增，盼望有關當局正視教師的本業價值及教師休息權。

中港及德國的教師非教學工作嚴重

　　中國內地著名教育研究學者李鎮西曾展開一項主題為《請問，是哪些因素讓你的精力耗費在無效甚至無聊的忙碌中？》的調查，發現有百分之五十老師「不務正業」，每天有一半時間在非教育工作上。據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組二０一六年的一項調研顯示，中國中小學教師的週工作時間平均達到五十四點五小時，超過法定工作時間百分之二十五，也超過國外中小學教師平均周工作時間。其中，除了每天在校平均工作時間為九小時外，還有工作日晚上平均一點五小時、週末工作時間平均二小時。教師的非教學任務負擔已不再是個別現象，由此產生的教師工作效率低下、教學成效不高、職業幸福感降低等一系列問題也是客觀存在。

　　香港聯會及教工會於二０二二年十一月上旬以問卷調查訪問了九百五十三名在職教師，調查結果發現，有百分之八十一教師反映每週工作超過五十一小時，較去年的百分之七十四上升；每週工作六十一小時或以上亦有百分之四十九，其中百分之二十三更每周工作七十一小時或以上。百分之八十五受訪老師反映壓力略大及過大，首五項壓力來源分別為學校的行政工作（百分之七十六）、教學（批改、備課、上課）（百分之六十）、學生的學習差異擴大（百分之五十九）、新增的政策要求（百分之五十六）及學生的情緒問題（百分之五十）。

　　德國哥廷根大學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教師平均每週工作近五十小時，非教學工作量大，教師抱怨只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被花在課堂教學上，三分之二用在培訓、行政和監督等非教學任務上。最讓德國教育界擔心的是，老師已經不再像十幾年前那樣，是德國中學生中最受歡迎的未來職業之一。在德國，教師雖然是不錯的行業，但進教師這個行業的培訓門檻仍然很高。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資料，近年攻讀教育學位的大學生並不少，不過，教育畢業難度很高，輟學或轉專業的學生的比例遠高於其他學科。

澳門教師的非教學工作量幾何級數倍增

　　根據一份教師工作量與休息權的網絡調查顯示，受訪教師共五百四十一人。雖然，澳門教育相關法律規定教師每週工作三十六小時，按法律工作三十六小時有七十一人，而超過三十六小時的有四百七十人。按法律有補貼的共一百一十人，沒有補貼的有四百三十一人。關於在校每天工作時數方面，在七小時內的有二十人，在八小時內的有九十五人，在九小時內的有二百三十二人，而在十小時或以上的就有一百九十四人。關於每天留校超時工作方面，一小時內的有一百一十一人，二小時內有二百二十七人，三小時內有一百三十人，四小時有三十人，五小時內有十五人，而六小時或以上就有二十八人。每天放學後離開學校，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的平均時數方面，其中一小時內有一百五十七人，二小時內有二百二十六人，三小時內有一百零五人，四小時內有二十八人，五小時內有十人，而六小時或以上就有十五人。每天花在處理學校給予的非教學工作平均時數方面，一小時內有一百四十三人，二小時內有二百零八人，三小時內有一百七十二人，四小時或以上就有六十八人。在處理備課、教學、批改作業、測驗及考試等工作的壓力感受方面，有二十四人表示勝任、無壓力，略感壓力的有二百零二人，有些沉重壓力的有二百五十五人，而感到無法負荷的有六十人。在實施多元評核會增添工作壓力方面，有極大壓力的人有九十六人，很有壓力的有二百八十人，感到壓力一般的有一百五十三人，不太有壓力的有八人，完全沒有壓力有四人。在實施多元評核導致教學更有成效方面，認為非常有效的有六人，很有效的有八十九人，成效一般的有三百三十二人，不太有效的有九十六人，覺得完全無效的有十八人。在所屬學校有召開過公開會議講解已經實施的「放學後使用通訊軟件的指引」方面，有公開講解的學校有一百九十九所，而沒有公開說明的有三百四十二所。在所屬的學校有貫徹實施「放學後使用通訊軟件的指引」執行方面，有十五人認為其學校非常貫徹執行相關指引，認為學校很貫徹執行的有六十一人，認為學校執行指引力度一般的有二百零七人，表現不積極的有一百三十六人，而認為學校視指引作形同具文的有一百二十一人。認為已經實施「放學後使用通訊軟件的指引」，能夠真的得到足夠休息方面，認為非常足夠有七人，認為足夠的有二十八人，而認為一般有一百五十八人，顯得不足夠的有二百二十六人，覺得很不足夠的有一百二十二人。在處理學生問題的壓力感受方面，認為勝任、無壓力的有三十八人，略感壓力的有二百四十二人，覺得有些沉重的有二百二十六人，而覺得無法負荷的有三十五人。在處理家校合作的壓力感受方面，認為勝任、無壓力的有三十三人，略感壓力的有二百五十五人，感到有些沉重的有二百一十五人，而覺得無法負荷的有三十四人。在處理學校給予的非教學工作主要包括，可以多選回答，其中學校會議佔四百四十六人，政府交帶學校事項，如防疫等有三百三十人，進修活動有三百八十七人，而帶隊活動有二百六十三人。在處校方給予的非教學工作壓力感受方面，認為勝任、無壓力有二十五人，略感壓力的有二百一十五人，感到有些沉重的有二百四十人，覺得無法負荷的有六十一人。.整體而言，認為自己的休息時間足夠方面，認為非常足夠的有五人，覺得足夠的有十三人，覺得一般的有一百零四人，覺得不足夠的有二百六十八人，顯得非常欠缺的有一百五十一人。

　　近年，教育行政當局雖然增撥了很多款項給學校聘用專職人員，如資訊科技、圖書館、餘暇活動、甚至醫護人員。無論是《公框》或《私框》實施，普羅教師仍然覺得工作量有增無減，甚至無意義的非教學工作量不斷增加。

良心的剝削導致教師超時做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當下澳門教師真的要週身刀，樣樣皆能，要日出而作，日入加班。可是，骨子裡，很多教師的工作已趨形式和單調，用到專業智能與倫理判斷的愈來愈少。目前，從政府頒行的《學校運作指南》到學校使用的《行事章則》，都是一大堆繁瑣的條文和程序，而與日俱增式的教學、集題備課、跨校教研等活動等，更令教師墮入非教學工作的無底洞裡。當學校的日常工作電腦化、電郵化及無紙化，連成績表也用上規範編碼式評語，教師的專業逐漸變成電腦操作員。結果，單一工作變得愈來愈繁複，而且對教師而言，這些是繁瑣而缺乏意義的工作，似乎完全只是為了「交數」。

　　哈佛大學商學院榮譽退休教授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其名著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上卷：基礎與演進；下卷：機器控制力量）一書裡，就非常明確告訴我們，當一個老闆看到員工的工作量稍為輕鬆，就在監控下馬上增加很多工作，就算是非專業或無意義都在所不計。換言之，只是在資方權力壓制下進行「榨到盡」，已習以為常。譬如有學校為節省開支，一位教師白天任教學工作，放學後仍要留校兼輔導工作，但只給一點補貼。再如有學校找來中文老師輪流寫校內活動給報社，以作公關宣傳之用。

　　世界著名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百分之四十的工作沒意義，為甚麼還搶著做？論狗屁工作的出現與勞動價值的再思》一書中，就論述很多公司組織體量超大，科層體制繁複，澳門亦有不少學校「官多過兵」，從校長到教師中間有十一個層級，可知當中的冗員及非教學且不具意義的工作之多，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前述的眾多國家地區的教師工作量調查，不約而同的發現，教師的非教學工作量真的佔40%，而且越來越多跟教師本業無關。為了確保澳門非高等教育素質，各教育持份者理應一起努力，減少教師的非教學工作，讓教師真的可以專注育人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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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防擴大性自殺案 天助自助不及自助

 

 

    七月十九日新聞，菜園涌邊街濠江花園昨日凌晨揭發一宗倫常慘案。一名五十歲本澳婦人疑將安眠藥或毒品混在食物中，與女兒一同進食，致其十四歲女兒死亡，她則獲救，司警在單位發現多封遺書，事件涉及自殺及兇殺，司警深入調查死因及犯案動機。司警員在涉案單位內進行勘查，並未發現任何打鬥的痕跡，唯發現多封遺書及一些懷疑毒物的殘餘物質，經法醫到場對死者屍體進行檢驗，在屍體表面未見明顯刑事傷痕或骨折，死者死亡時間超過二十四小時。
     真是聞者傷心，聽者流淚，網路上有人責怪當事人自私，批評「自己死自己事，點解要拖埋個女去死，結果是想死的死唔去，唔想死的就白白送死。」。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梁倩儀認為，帶上家人輕生的背後，未必抱着「我想死都唔要你好過」的心態，她提醒，社會大眾應避免對事件的表象作太多批判，因為無論是自己尋死，或帶着家人一同輕生，都是一個悲劇，內裡有許多不為人知的情由。當然，按常理而言，輕生絕非解決問題的方法，拖埋家人輕生更是帶來無法逆轉的傷痛與後果，縱然背後有不同原因及動機，輕生都是暴力行為。

    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非常重視家庭倫理，倡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琴瑟和鳴、家庭和睦。傳統家庭倫理不僅維繫著家庭的和諧與穩定，更有助於穩定一個健全的社會。不幸，中國傳統文化建立很穩定的道德風尚，經歷資本主義及現代都市緊張生活的重大衝擊，許多家庭成員不斷承受著種種壓力，喘不過氣，苦無辦法與出路，只好與家人攬炒尋死，以為一了百了。

 

我們對「擴大性自殺」應有基本的了解

　　「擴大性自殺」（extended suicide）通常有兩類，第一類是無差別隨機殺人，聽起來比較冷血。尤記得二○○八年六月八日清晨，二十五歲男子加藤智大在手機留言預告，表明會於秋葉原犯案，並簡短描述他將以貨車衝撞及匕首殺人的犯案手法。同日，加藤智大於上午十一時抵達秋葉原，並持續留言至下午十二時。下午十二時三十分，加藤智大駕駛著貨車衝進上行人專區，並強行闖越中央通道十字路口，不顧紅燈前駛，導致五名行人慘遭撞倒或輾壓。加藤智大隨即下車，雙手揮舞著藍波刀與匕首，一邊瘋狂大叫，一邊向路人亂砍，兩分鐘內殺死七人，十人輕重傷。另一起無差別殺人案是二○一四年，台北捷運無差別連續殺人事件，二十一歲的大學生鄭捷，手拿水果刀與一把折疊刀搭上捷運，在車廂內揮刀猛砍，造成四人死亡，二十四人輕重傷的悲劇。今年六月二日，香港鑽石山荷里活廣場發生恐怖兇案，一名男子持刀追斬兩名女子，其中一人胸口遭狂插逾三十刀、另一人頸部中刀，同告陷入昏迷，送院後相繼不治。

    第二類就是無可奈何地向家人下毒手，如前述澳門的案例。日本專研隨機殺人的精神科醫生片田珠美分析說，「擴大性自殺」跟個人壓力、挫敗、孤獨感、被遺棄感、不被理解等情緒有關，失控時會產生「想死」的念頭，但又「不想一個人去死」，想透過殺人獲得死刑判刑，就算被關在監牢一輩子都可以。香港心理學會臨牀心理學組主席鄭寶君指，當事人或考慮到自己輕生後，家人能否得到照顧，選擇帶上他們完結生命。「擴大性自殺」的抑鬱症患者往往因為自身無法忍受生存的痛苦，認為活著的親人也非常痛苦，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在殺死親人後再自殺，出於這樣的心理，覺得自己死後，家人便無人照料，很難生存下去，就帶著親人一起赴死。

    近年亦有不少照顧者帶同被照顧者輕生的個案，當中不乏年老夫婦。鄭寶君認為，與老伴一同輕生可能是出於「唔想對方辛苦，寧願幫他解脫」的心態；看着伴侶長期臥病在牀，身體愈來愈差，加上有感自己能力有限，未必能好好照顧另一半，出現「死是一個好的選擇」的錯誤想法，而作出「憐憫式殺人」（mercy killing），又或者稱為「利他性自殺」，導致雙雙死去的悲劇，這些案件時有所聞，而且越來越多，足見社會福利再好，都可能對隱蔽弱勢家庭邊長莫及。

 

大腦發炎導致抑鬱，抑鬱心理嚴重導致「擴大性自殺」

  　二○一八年二月，研究抑鬱症的腦科學家傑夫．梅爾（Jeff Meyer）博士和團隊在知名期刊《刺針》（Lancet）發表了一篇科學論文，探討發炎在憂鬱症中的作用。他們使用正子斷層造影（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進行完整的圖像分析，觀察到得抑鬱症多年的病友的大腦出現發炎細胞增多，意即「免疫反應過度」。愈來愈多研究顯示，疲勞、缺乏動力、食慾不振、失眠、退縮、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不好、不明原因的疼痛、皮膚發炎等身心症狀，其實都與發炎有關。當外在環境的壓力、感染或創傷，都會造成發炎物質，影響賀爾蒙的調控，最終造成整體情緒、免疫、腸胃、心肺、皮膚等系統性的不適。須知道，腦袋長期發炎，會讓抑鬱症日趨嚴重，大概10%-15%的抑鬱症患者會死於自殺。也許，一般民眾不清楚抑鬱症患者會在離開世界之前先殺死身邊最親的人，這就是前述的「擴大性自殺」。

     「擴大性自殺」背後的心理原因有幾類，其中包括：1.利他殺家人─父母誤以為殺孩子是為他們好，不忍孩子在世上繼續受苦。2.精神疾患─父母患有重精神病症，經常妄想、幻想及錯誤認知，以位世界充滿惡魔，甚至以為孩子就是惡魔。一旦有機會下手，就會覺得是替天行道。3.經濟與工作挫折壓力─在缺乏人際支持或經濟陷於困境下，生活與原本的預期落差過大或難以為繼，因此萌生想要與家人一起死，以為一了百了。4.疾病生絕望─此類案件大致因自己或孩子受疾病折磨，治癒無望，又欠缺醫療費用，心力交悴，於是選擇與孩子一起結束生命，以終結苦難。

 

勿把責任「攬晒上身」，社會更應關注精神病患者

    整體社會為了避免正經歷某種失落的人鑽進「自己已經完了」的死胡同，必須充實完善援助保障措施。擴充諮詢輔導的渠道，讓那些產生了自殺念頭的人可以順暢地傾訴苦惱，有些人士是一時想不開，經過開解就會打消「擴大性自殺」的念頭。

    支援有輕生念頭的人，身邊人亦需要有強大的支援網絡。從鄰舍的守望相助，到社區上的專業團體，如利民會、心理學會、心理治療協會，都致力提供基礎諮詢及治療服務，還提供有心人學習這些助人的課程。也許，這方面的宣導仍然有改善的空間。

    一切的助人設施與方法都有其時空及個人認受的限制，正所謂「解鈴還是繫鈴人」，天助自助總不及自助。很多人都以為抑鬱症必然要靠藥物治療，可是，目前仍沒有一種藥物可以治好抑鬱症，而且服用抑鬱特效藥的副作用非比尋常。其實，運動是一種非常有效能預防和治療抑鬱症的良方妙藥。運動有助大腦吸收同釋放多巴胺，多巴胺又被稱為快樂激素，主要負責將正面情緒傳送到身體各處，所以，經常運動會改善負面情緒。另外，運動時會同時分泌血清素，更有助於平衡不愉快的情緒狀態，讓人重拾寧靜致遠的寬慰心情。

    目前，澳門政府體育局開辦很多大眾體育活動，從早上七點半到晚上十一點，項目之多總有一項適合，而且收費非常廉宜，實在沒有一個藉口不運動。再者，近年，無論是大眾體育，還是私人運動中心，都開辦瑜伽、冥想、頌砵、太極等養生功，都具備心靈啟迪與治療的作用。新一期的持續教育津貼六千元亦已啟動，居民大可以透過這筆資助參與多個運動課程，讓自己的身體與心靈更健康。

    最後，一個健康的人，其身心社靈都很平衡，自然活得快樂。所以，與其負面想透過自殺殺家人解決困難，不如好好坦誠與家人傾訴與商討如何共同面對困難。還有，目前有多社區中心都架設聊天茶座，供市民聊聊心事，亦有社工及輔導人員在場幫忙，及早找人聊聊困難，盡早說出心底困擾，自殺或「擴大性自殺」就可以避免了。當然，澳門各宗教林立，都能幫助人找尋現實的苦與來世的樂的意義與價值，有了這份宗教理念與情懷，自然更珍惜自己及家人的寶貴生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