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學時,數學堂有學過邏輯ABC,其中最容易上手的當然是真值樹。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再說明,在教育界,我們會非常敬佩資深優良的老師,政府年年頒卓越教師獎,就是希望後進者能師法他們。可是,從真值樹的角度去思考,就出現了兩個詞之間的批判思辨課題,即「資深」與「優良」的合與分,矛盾統一問題。當「資深」遇上「優良」時,真值樹邏輯就會擴充我們的思考視野,自然會出現四個不同的組合,第一個是既「資深」又「優良」,換句話說,這樣的老師始用心教學,深究科研,售最終成為優秀的教師。第二個是「資深」但不「優良」,也許就是在教育界胡混了幾十年,沽名釣譽的老海鮮。第三是不「資深」但「優良」,意指青年才俊,雖然經驗閱歷不深,但在教育領域裡已有卓越的表現,甚至得獎。第四個,當然是既不「資深」,又很不「優良」,沒關係,其實很多教育工作者最開始都經歷這樣的階段,就如蝴蝶必須經過毛蟲的階段,才能蛻變成美麗的蝴蝶一樣。
近月,政府大力推動行政長官及立法議員的選舉法修改諮詢,落實愛國者治澳的要求。古代的選賢與能,選賢在前,能力在後。走到今天,賢也許必須先有充份愛國的情操,能力仍然是次要考慮的。
莫忘了「選賢與能」的大前提是「天下為公」
加拿大政治學者,身兼清華大學及山東大學哲學系教授、西方儒學家貝淡寧(Daniel A. Bell)在中國出版了一本叫《賢能政治》,大談西方一人一票未必選出賢能者,反而高舉選拔具儒家要求的賢能補足西方民主政治的不足。
談到賢能,也許貝教授一定讀過《禮記》,書中有《禮記.禮運》篇中有幾句名言,如「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還好,當我們要講賢能政治時,不能斷章取義,甩掉了篇章中的首句,亦是大前提,就是「天下為公」。眾所周知,「天下為公」不僅僅是一種美好的社會政治理想,更重要的是點出天下是屬於公眾的,是天下人所共有,是全體市民的天下,不是某一個君王或者是某一個政治集團的天下。可是,一旦這個天下異化成家天下,我們又再次回到帝王諸侯的世界。
「天下為公」的「公」理應是公平、公正、公開,是一套放諸四海而皆準,容易理解,不必諸多解說,更不用架床疊屋,例如澳門《基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擧權和被選擧權。」可是,世情政情萬變,「永久性居民」太簡單了,滿足不了當前的政治正確要求,所以,必須愛國者才是治澳人才的首選。
選賢與能的思辨
從邏輯真值樹看,賢與能都有四個組合。一是眾望所歸的既賢又能,如上古時代的堯舜禹,實屬難求;二是賢但低能或無能,有德無才實難以升任管治家國的重任;三是不賢但能,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人,到最後一定讓苦了天下蒼生;四是既不賢亦無能,事實上只要聽話,這類人仍然位高權重。開個鄰埠玩笑,香港歷任特首,總有一個能適切地安放在四個組合的位置上。
司馬光綜觀各朝歷史編寫《資治通鑒》時說:「夫聰察堅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即是說德優於才。然後他又依才德區分歷史人物時說:「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原來,司馬光比西方更早作出真值樹的辯解。誠如孟子說,魚與熊掌實難兼得,在魚與熊掌取捨當然選熊掌,在維穩至上的時代,賢與能之間取捨,也許政府先取賢,換句話說,愛國者治澳就是首要考慮候選人是否忠誠的標準。
筆者認為,選拔必然包括「選舉」及「拔除」,一人一票的選舉民主未必選出優秀的賢能領導者,甚至會選出罵聲四起的特朗普出來。不過,起碼可以在任期內透過多數決的彈劾、又或者等任期滿,用選票「拔除」不符民眾賢能要求的掌權者。
賢能政治本質是一種有「選」無「拔」的菁英政治,貝教授吹捧新加坡如何做到儒家的賢能善治,可是,今天,有誰膽敢說一句李顯龍的不是。況且,今天的賢能,經過權力的腐化,可能就變成腐敗獨裁政治。
與貝淡寧教授等持賢能論者商榷
政治是眾人之事,理應可以透過常識去理解及分辨是非對錯與優劣。說穿了,賢能政治是菁英主義(meritocracy)。貝教授在《賢能政治》一書的界定是:「人人都有平等的機會接受教育並為社會和政治作貢獻,但不是每個人都擁有同樣的能力作出知情的道德和政治判斷,成為出類拔萃的人才。因此,政治的任務就是辯認出具有超常能力的人,讓他們為公眾服務。」貝教授與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汪沛在《正序論:現代社會的平等,正義與秩序》中說:「賢能政治往往透過慎密的人才挑選及提拔制度所經營,管治者必須透過嚴格執行改良儒家思想下類似古代中國科舉考核,方能確保加入政府者具備的足夠條件,成為賢能的管理者。」筆者愚也魯,同樣發現貝教授的《賢能政治》處處充斥含混不清的解說,說賢能政治要透過慎密的人才選拔,但都找不到一個讓人信服的「慎密人才選拔制度」。再者,管治者必須透過嚴格的改良儒家思想,請問嚴格的標準是甚麼?怎樣才是改良的儒家思想呢?原來,改良的儒家思想是類似古代的中國科舉考核,但兩位專家又是否認真考量過科舉制度的問題呢?要是科舉制度真的能選賢與能,兩岸四地的政府早就全力恢復這套選拔人才的方法了。
貝教授區分了「政治尚賢制」(political
meritocracy)和「經濟尚賢制」(economic meritocracy),主張不應該「依據能力和努力程度分配財富」,卻應當「依據能力和努力程度分配權力」。如果依照貝教授的邏輯,必然是能力越低的人,其社會地位越低,越不配享有政治權力,這顯然是一種反民主的極端菁英主義立場,即是對人民大眾的政治權力的徹底剝奪,走回古希臘柏拉圖的哲人當政時代。柏拉圖為何堅決反對民主,是因為他親眼目睹恩師蘇格拉底,被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度害死,認為自由、民主、平等,言論自由,是令一切社會沉淪崩壞的主因,而只有受過嚴格哲學訓練、具貴族血統、俊美健壯的男子才能成為「哲人王」,才能領導國家社會進步。
貝教授認為民主有四大缺陷,首先是多數派暴政,其次是少數派暴政,三是選民共同體暴政,四是競爭性的個人主義者暴政。貝教授指出,只有賢能政治才可以解決民主政治的四大缺陷。可是,綜觀全書,又找不到一個順理成章的說詞,說服我們賢能政治如何具體操作,又能擺平民主政治的禍害。
如果說賢能政治與人治很類同,就很容易出現腐敗的問題。貝教授亦很費力去為賢能政治可能出現的腐敗問題辯護,但是,答案就是賢人不會腐敗,這就陷於循環論證的邏輯謬誤。多年前,香港明星王喜拍了一個啤酒廣告,其中有兩句是:「點解好飲,因為好飲囉!」既是因又是果的論證,就是循環論證的荒謬之處。
可以說,提出賢能政治的專家學者,到今天仍然無法說出一個明確清晰的賢能概念。筆者日前在書店買了一本黃裕舜教授寫的《地緣風雲》一書,馬上翻閱其中一篇長文〈賢能政治不是萬能藥──五問賢能政治〉。不要以為黃教授質疑賢能政治,看真其實是貝教授的真誠追隨者。可是,通篇文章都說不出一個明確的賢能政治定義,更寫不出一個讓人拜服的選拔賢能的好方法。
近日,政府銳意豪花十六億在黑沙海灘旁閒置土地及整合周邊空間,建造大型青少年活動體驗營,更在中間安置一個二十八米的觀音銅像。沒料到,有超過九千市民及多位立法議員聯署反對。立觀音像馬上擱置,但十四億康體設施照闖關。澳門一直奉行賢能政治,可是,最後還是屈服在民意之下。市民別高興得太快,民意無法拔走不符市民期望的官員,更無法讓大白象工程一個接一個丟人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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