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０二二年九月十日教師節，立法議員李靜儀、梁孫旭、林倫偉和李振宇表示，自《私框》實施後，教師授課節數減少，但工作量及工作壓力並未降低，冀政府相關部門及學校關注教師權益，避免給教師安排不必要的非教學工作，保障教師合理的休息時間。政府近年推動非高等教育課程改革，透過實施多元評核，校內自評與校外評核，發展學生多元能力，照顧學習差異，促進學生學習成功等等，都為普羅教師增加很大的工作量，而且非教學的工作量日漸侵蝕教師的育人教學本業。另外《公框》亦已實施，但同樣有很多公立學校教師抱怨，同私校教師一樣，工作量不減反增，盼望有關當局正視教師的本業價值及教師休息權。
中港及德國的教師非教學工作嚴重
中國內地著名教育研究學者李鎮西曾展開一項主題為《請問，是哪些因素讓你的精力耗費在無效甚至無聊的忙碌中？》的調查，發現有百分之五十老師「不務正業」，每天有一半時間在非教育工作上。據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組二０一六年的一項調研顯示，中國中小學教師的週工作時間平均達到五十四點五小時，超過法定工作時間百分之二十五，也超過國外中小學教師平均周工作時間。其中，除了每天在校平均工作時間為九小時外，還有工作日晚上平均一點五小時、週末工作時間平均二小時。教師的非教學任務負擔已不再是個別現象，由此產生的教師工作效率低下、教學成效不高、職業幸福感降低等一系列問題也是客觀存在。
香港聯會及教工會於二０二二年十一月上旬以問卷調查訪問了九百五十三名在職教師，調查結果發現，有百分之八十一教師反映每週工作超過五十一小時，較去年的百分之七十四上升；每週工作六十一小時或以上亦有百分之四十九，其中百分之二十三更每周工作七十一小時或以上。百分之八十五受訪老師反映壓力略大及過大，首五項壓力來源分別為學校的行政工作（百分之七十六）、教學（批改、備課、上課）（百分之六十）、學生的學習差異擴大（百分之五十九）、新增的政策要求（百分之五十六）及學生的情緒問題（百分之五十）。
德國哥廷根大學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教師平均每週工作近五十小時，非教學工作量大，教師抱怨只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被花在課堂教學上，三分之二用在培訓、行政和監督等非教學任務上。最讓德國教育界擔心的是，老師已經不再像十幾年前那樣，是德國中學生中最受歡迎的未來職業之一。在德國，教師雖然是不錯的行業，但進教師這個行業的培訓門檻仍然很高。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資料，近年攻讀教育學位的大學生並不少，不過，教育畢業難度很高，輟學或轉專業的學生的比例遠高於其他學科。
澳門教師的非教學工作量幾何級數倍增
根據一份教師工作量與休息權的網絡調查顯示，受訪教師共五百四十一人。雖然，澳門教育相關法律規定教師每週工作三十六小時，按法律工作三十六小時有七十一人，而超過三十六小時的有四百七十人。按法律有補貼的共一百一十人，沒有補貼的有四百三十一人。關於在校每天工作時數方面，在七小時內的有二十人，在八小時內的有九十五人，在九小時內的有二百三十二人，而在十小時或以上的就有一百九十四人。關於每天留校超時工作方面，一小時內的有一百一十一人，二小時內有二百二十七人，三小時內有一百三十人，四小時有三十人，五小時內有十五人，而六小時或以上就有二十八人。每天放學後離開學校，仍繼續從事教學相關工作的平均時數方面，其中一小時內有一百五十七人，二小時內有二百二十六人，三小時內有一百零五人，四小時內有二十八人，五小時內有十人，而六小時或以上就有十五人。每天花在處理學校給予的非教學工作平均時數方面，一小時內有一百四十三人，二小時內有二百零八人，三小時內有一百七十二人，四小時或以上就有六十八人。在處理備課、教學、批改作業、測驗及考試等工作的壓力感受方面，有二十四人表示勝任、無壓力，略感壓力的有二百零二人，有些沉重壓力的有二百五十五人，而感到無法負荷的有六十人。在實施多元評核會增添工作壓力方面，有極大壓力的人有九十六人，很有壓力的有二百八十人，感到壓力一般的有一百五十三人，不太有壓力的有八人，完全沒有壓力有四人。在實施多元評核導致教學更有成效方面，認為非常有效的有六人，很有效的有八十九人，成效一般的有三百三十二人，不太有效的有九十六人，覺得完全無效的有十八人。在所屬學校有召開過公開會議講解已經實施的「放學後使用通訊軟件的指引」方面，有公開講解的學校有一百九十九所，而沒有公開說明的有三百四十二所。在所屬的學校有貫徹實施「放學後使用通訊軟件的指引」執行方面，有十五人認為其學校非常貫徹執行相關指引，認為學校很貫徹執行的有六十一人，認為學校執行指引力度一般的有二百零七人，表現不積極的有一百三十六人，而認為學校視指引作形同具文的有一百二十一人。認為已經實施「放學後使用通訊軟件的指引」，能夠真的得到足夠休息方面，認為非常足夠有七人，認為足夠的有二十八人，而認為一般有一百五十八人，顯得不足夠的有二百二十六人，覺得很不足夠的有一百二十二人。在處理學生問題的壓力感受方面，認為勝任、無壓力的有三十八人，略感壓力的有二百四十二人，覺得有些沉重的有二百二十六人，而覺得無法負荷的有三十五人。在處理家校合作的壓力感受方面，認為勝任、無壓力的有三十三人，略感壓力的有二百五十五人，感到有些沉重的有二百一十五人，而覺得無法負荷的有三十四人。在處理學校給予的非教學工作主要包括，可以多選回答，其中學校會議佔四百四十六人，政府交帶學校事項，如防疫等有三百三十人，進修活動有三百八十七人，而帶隊活動有二百六十三人。在處校方給予的非教學工作壓力感受方面，認為勝任、無壓力有二十五人，略感壓力的有二百一十五人，感到有些沉重的有二百四十人，覺得無法負荷的有六十一人。.整體而言，認為自己的休息時間足夠方面，認為非常足夠的有五人，覺得足夠的有十三人，覺得一般的有一百零四人，覺得不足夠的有二百六十八人，顯得非常欠缺的有一百五十一人。
近年，教育行政當局雖然增撥了很多款項給學校聘用專職人員，如資訊科技、圖書館、餘暇活動、甚至醫護人員。無論是《公框》或《私框》實施，普羅教師仍然覺得工作量有增無減，甚至無意義的非教學工作量不斷增加。
良心的剝削導致教師超時做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當下澳門教師真的要週身刀，樣樣皆能，要日出而作，日入加班。可是，骨子裡，很多教師的工作已趨形式和單調，用到專業智能與倫理判斷的愈來愈少。目前，從政府頒行的《學校運作指南》到學校使用的《行事章則》，都是一大堆繁瑣的條文和程序，而與日俱增式的教學、集題備課、跨校教研等活動等，更令教師墮入非教學工作的無底洞裡。當學校的日常工作電腦化、電郵化及無紙化，連成績表也用上規範編碼式評語，教師的專業逐漸變成電腦操作員。結果，單一工作變得愈來愈繁複，而且對教師而言，這些是繁瑣而缺乏意義的工作，似乎完全只是為了「交數」。
哈佛大學商學院榮譽退休教授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其名著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上卷：基礎與演進；下卷：機器控制力量）一書裡，就非常明確告訴我們，當一個老闆看到員工的工作量稍為輕鬆，就在監控下馬上增加很多工作，就算是非專業或無意義都在所不計。換言之，只是在資方權力壓制下進行「榨到盡」，已習以為常。譬如有學校為節省開支，一位教師白天任教學工作，放學後仍要留校兼輔導工作，但只給一點補貼。再如有學校找來中文老師輪流寫校內活動給報社，以作公關宣傳之用。
世界著名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百分之四十的工作沒意義，為甚麼還搶著做？論狗屁工作的出現與勞動價值的再思》一書中，就論述很多公司組織體量超大，科層體制繁複，澳門亦有不少學校「官多過兵」，從校長到教師中間有十一個層級，可知當中的冗員及非教學且不具意義的工作之多，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前述的眾多國家地區的教師工作量調查，不約而同的發現，教師的非教學工作量真的佔40%，而且越來越多跟教師本業無關。為了確保澳門非高等教育素質，各教育持份者理應一起努力，減少教師的非教學工作，讓教師真的可以專注育人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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