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罩難不除罩更難的思緒飛揚

 

    

     

    　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日前表示，佩戴口罩要求是否解除要等到年中作評估後再作考慮。關於疫情防控的口罩令、健康碼、快測劑等問題，歐陽瑜昨受訪時表示說，現時本澳搭巴士、入院舍和醫療機構仍須戴口罩，當局會密切研判情況， 因應去年十二月新冠疫情高峰後，五、六個月後有可能會出現周期性感染高峰期。因此，會觀察今年五、六月份會否出現小高峰，若平穩過渡、問題不大，會進一步放鬆戴口罩要求。

         特區政府寧願當一隻驚弓之鳥，都不想黑天鵝再現，疫情捲土重來而遭市民痛罵，所以，才會採取過度謹慎的研判五六月可能會有周期性的感染高峰期再來。為特區政府及普羅市民而言，除罩難。可是，除罩難，不除罩更難。鄰近地區爆發的呼吸道合胞病毒（RSV），香港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警告說，新冠疫情消退，「後口罩浪」漸現。換句話說，三年以來，尤其是幼兒，長期佩戴口罩，導致他們不具自身天然的抵抗病毒能力，而一直依賴口罩防毒，一旦除罩，就如防火牆倒下，四方八面的病毒蜂擁而至，所以會在社區陸陸續續爆發的呼吸道合胞病毒。澳門衛生局三月二十七日接獲十九宗流感樣疾病群集性感染報告，衛生局表示，患者出現發熱及咳嗽等上呼吸道症狀，算起來每校從三五個學生到幾十個學生感染，也許，這就是前述的除罩後的短暫陣痛期吧！

 

除罩有多難？社群普及時代，「文化操控」已經成為無所不在的武器

         三年以來，佩戴口罩已成為澳門市民的生活日常，正所謂習慣成自然，自然的累積與沉澱就會成為文化，運用文化操控去洗腦及統治，已經是古今中外的常規，試看隋唐的科舉制度，就把讀書人管好。今天，過年過節，在噴水池等主要公共悠閒空間，政府都會擺設公共裝置藝術，從農曆新年的彩燈到聖誕節的禮物堆，無不塑造澳門成為一個繁華昌盛的都會，而這種同一模式的紮作藝術就成為澳門人一年到晚，年復一年都要硬食的公共藝術。

         凡是掌握權力的人從來都喜歡透過文化操控來維持與擴充其權力，政商界坐擁龐大資源，更會利用媒體影響社會運作，廣告已經防不勝防地滲進了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帶風向（spin）已經成為文化操控的重要手段。最後，為了迎合市民，讓我們的更疏於防範，我們誤以為自己有足夠威的防火牆，怎知道文化操控瞬間就會摧毀市民過度自信的防火牆。尤其甚者，為迎合市民的感受方式而雕琢訊息（message-craft）更是衛生官員的常用手法，誠如前述，高官說五六月可能還會有疫情高峰期再臨，官員們能振振有詞，言之鑿鑿為何一直苦口婆心要市民繼續習慣戴口罩，繼續去打第二及第三針預防新冠疫苗等等，好讓有微乎其微機會出現疫情再來時能應付裕如。

         簡單來說，依賴於塑造我們思考方式的各種產業，已經來到了史無前例的規模。文化作為一種部署在每個層次的全球策略，已經變成了一種深刻而無所不在的武器。傳播與公關部門已經成為了每家企業必不可少的單位。目前全世界有超過四點四 億人使用社交媒體，全球的廣告支出每年保守估算高達七千億美元，投放在社交媒體的廣告達四千四百多億美元。據了解，目前全球青少年每天盯著螢幕的時間將近九個小時。在急速擴張的文化操控領域裡，這是最有說服力的宣傳機器，而達到文化操控的成效亦非常顯著。

         耐人尋味的事，權力在強力操縱媒介時，會弱化市民的理性抵抗能力。誰握有權力，就能透過環境與產業模式能塑造文化。文化能形塑思考模式，而思考模式能誘導行為、決定與習慣，習慣身為訊息的被動接收者，容易把所見所聞當成理所當然，溫水煮蛙的效果就非常明顯了。

 

不除罩為何更難呢？防疫的必要之惡？疫情讓全球塑膠垃圾大增

        特區政府鑑於疫情持續平穩，於二月月二十七日起調整要求佩戴口罩措施，市民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可是，口罩所衍生的環保災難卻從未得得到有效遏止。自二○二○年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以來，直到二○二一年為止，全球產生了超過八百萬噸與防疫相關的塑膠垃圾，為保命人類走上破壞環保的倒退路。

在這波史無前例的病情之下，口罩成了全球人們出門時必備的基本工具，大量的口罩製造供應了眾多市場需求，卻也無形中在環境的壓力與缺乏公德心的迫害下，口罩卻成為有史以來最大的生態危害物。由於口罩的材料一般是不織布，除了不織布外，還有活性炭等材質，這些合成的成分主要是聚丙烯（Polypropylene）與聚乙烯（polyethylene），不僅無法自然分解，還對動物有極大的傷害。根據《環境科學與技術》（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雜誌的一份報告指出，全球每月使用的一次性口罩高達兩千億個，這也代表一個月會被丟棄的口罩，實質上就是近兩千億個之多。不僅如此，由於塑膠便宜、耐用的特性，不少防疫所需求的防護衣、手套、面罩、頭套、鞋套，加上因應防疫而備受歡迎的隔板等產品，許多物品在必須一次性使用即丟棄的狀況下，不難想像這些塑膠製品的清運、再製造，會導致更嚴重的生態災難。

畢竟，在疫情保命大前提下，市民不得不捨棄對一次性塑膠垃圾的零容忍，這種疫下無奈感，更是防疫下不得已的必要之惡。研究發現，儘管自疫情以來，亞洲的新冠肺炎病例，大約只佔全球的30％，但整個亞洲的疫情塑膠廢料就佔了全球的72％。有環保科學家表示，差異在於亞洲國家如中國及印度對使用一次性防護設備比其他國家要高出很多倍。

      

佩戴口罩已讓不少市民變成道德潔癖

        新冠肺炎襲擊全球三年，澳門難以幸免，很多市民慢慢變成潔癖，無時無刻都要清潔雙手和日常碰到的東西。更有一些人如臨大敵，過量囤積口罩和消毒用品，好像缺少了就會死的。三年以來，面對疫情在全球乃至在澳門，都造成人命與財產的巨大損失，於是，確保衛生尤其是佩戴口罩已讓不少澳門市民養成謹小慎微的生活習慣，甚至成為一種衛生層面的道德潔癖。當然，本身就是道德潔癖者可能更傾向於佩戴口罩，雖然疫情已近尾聲，仍無時無刻在戴口罩。相反，佩戴口罩可能會加強道德潔癖行為，讓人更加注重衛生，從而加強道德潔癖者的行為表現。

         道德潔癖是指一種強烈的追求衛生和乾淨的心理狀況，通常表現為過度關注和強迫性行為。以下是一些常見的道德潔癖的特徵：

一、過度關注衛生和乾淨：道德潔癖者通常會對衛生和乾淨有過度的關注，對於環境中的細菌、病毒等微生物有強烈的不安和恐懼感。

二、強迫性洗手：潔癖者可能會頻繁地洗手，甚至需要按照特定的程式和順序進行洗手，以確保徹底清潔。

三、容易感到焦慮和不安：當面對不衛生的環境或物品時，潔癖者可能會感到極度的不安和焦慮，需要採取行動來消除這種不安。

四、避免接觸不乾淨的物品：潔癖者可能會避免接觸看起來不乾淨的物品，例如公共廁所、垃圾桶等，或者在接觸後需要立即清洗手部或使用消毒劑。

五、對於他人的不衛生行為或物品感到厭惡：潔癖者可能會對於他人的不衛生行為或物品感到非常厭惡，甚至產生敵意。

六、影響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動：道德潔癖可能會影響到潔癖者的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動，因為他們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確保自己和周圍環境的衛生和乾淨。

       今天澳門市民，除罩難，不除罩更難，真是左右做人難。當文化操控成為抗疫的最後目標；當繼續戴口罩會讓小孩的抵抗力更積弱；當道德潔癖影響我們的心理質素，甚至造成病理性的心理障礙，需要得到專業心理醫生的治療和幫助時，可有想到，是時候跟口罩說不了！

當口罩變成一只面具時

 

     

         據官方日前公佈的統計數據，澳門去年十二月底總人口為六十七萬二千八百人，按年減少百分之一點五（一萬○四百人）。當中，老年人口（六十五歲及以上）比例按年上升一點一個百分點至百分之十三點三；成年人口（十五至六十四歲）比例則下跌零點七個百分點至百分之七十二點六。老化指數攀升十點七個百分點至百分之九十四點四，反映澳門已進入老齡化社會，老年人口數目進一步接近少年兒童人口數目。去年新生嬰兒共四千三百四十四名，按年減少六百八十二名；出生率下跌至千分之六點四，是一九八五年有記錄以來的歷史低位。

        疫情三年，澳門市民戴足口罩三年，按照上述的人口數據算一下，平均每天沒人戴兩個口罩，三年共消耗超過十四億個以上的口罩。一般口罩最外層為紡黏不織布 ，高透氣防潑水及防飛沫；中間層為熔噴不織布，用以過濾空氣病毒、細菌、粉塵、飛沫等；而最內層為水針不織布，吸收汗水、油脂外，柔細纖維讓使用者有良好的配戴體驗。總而言之，除非某些口罩刻意顧及環保，否則，三年來，澳門為了抗疫保命的同時，亦帶來極大的生態環保災難，請問環保局又該如何面對如此嚴竣的反環保議題呢？

 

疫情高峰期已過，政府為何仍主導配售口罩？

        日前，衛生局局長羅奕龍表示，保障口罩和快測供應計劃仍如常進行，目的是為了方便市民及安定民心。在元宇宙生活及工作的羅局長說，數月前受到感染的人群會否同期再受感染？羅奕龍回應，無論是接種疫苗或自然感染，三至六個月後，免疫力將會下降，加上可能出現新的變種，再現高峰是可以預期的。 特區政府到底還滾存多少口罩及相關針藥，普羅市民也許並不太關心，不少市民更關心的是如何儘快消耗家中囤積的口罩，尤其是N95口罩更是堆滿家中的某個角落。

        不知道羅局長指出疫情高峰期還會再現的理據何在，筆者不是醫療專家學者，只從一般常識及專家了解新冠妃肺炎的最新發展。根據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去年九月的表示，新冠大流行的結束應該在今年稍後時間明顯放緩，許多國家已將之視為流感看待。美國喬治城大學衛生健康法教授勞倫斯•戈斯廷（Lawrence Gostin）及喬治城大學法學院教授、世界衛生組織公共衛生法暨人權協調中心主任勞倫斯·高斯廷（Lawrence Gostin）對美國之音說：「新冠仍將在世界範圍內傳播，我們仍將繼續在全球範圍內看到(因新冠導致的)住院和死亡，但我確實認為，有理由認為，我們將在二○二四新年前看到大流行結束。」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全球健康中心主任紀駿輝表示，有效的治療藥物、有效的疫苗和奧密克戎的出現是協助走出疫情的三個重要因素。美洲、歐洲和亞洲很多地區現在已處在一個走向後疫情時代的過渡期，而新增感染還處在高峰的都是過去疫情管控比較嚴格的地方。紀駿輝認為，面對奧密克戎，感染人數增加並非是負面的新聞，因為感染增加可以提高人口的群體免疫，關鍵是要有充足的醫療能量和抗病毒藥物，以及通過疫苗的施打，降低重症和死亡。紀駿輝補充說：「這個病毒在可預見的未來是不會消失的，它會繼續存在。所以我們要學習，不是和平、而是安全地跟它共存，就是也許會感染，但是不會導致重症和死亡，就像流感一樣。我們在心態上，還有在政策上朝這個方向走，我們就是會一步一步走向後疫情時代。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看，我是非常樂觀，在今年結束之前，全球大部分地區跟國家會走向後疫情。」

       自去年底動態清零急煞停後，官方公布，去年死亡人數破三千人，是自一九七○年、五十三年以來最高。當中單十二月有七百八十五人亡，今年一月臨時統計也有七百九十八人，兩個月下來較往常死多逾千人。當中，有近一成人死於肺炎，若單以這兩個月與前年同期比較，是死多逾一千一百人，增長百分之二百六十二。

        按目前的情況，政府已取消口罩的政令，只要求在公車或醫院必須配戴口罩，其實此舉澳門比鄰近地區更保守。一天政府依然是驚弓之鳥，一天會繼續配售口罩，澳門繼續成為重抗毒捨環保的落後城市。

 

當口罩變成一只面具時

        根據本地媒體《正報》日前刊出一篇名為《除罩之後》的文章，引用二○二一年美國心理學協會（AP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已開始提出「除下口罩，壓力漸升」的說法（Mask Off, Anxiety Up），文章指出：「由於戴口罩已成習慣，讓不少人感到有安全感，一時脫下反感不安；而更有甚者，部份青少年更會有一種戴口罩有助自我形象建構的錯誤想法，一但脫下反會出現心理危機。」換句話說，當口罩已經逐漸淡化甚或失去其本有的功能，而仍然人人都戴口罩時，正反映口罩已產生人格面具的社交功能。

         記得由著名演員占．基利主演的電影《變相怪傑》（The Mask），講述一名小白領在戴上了一個具有超能力的面具後變成超級英雄的經歷。其實，這齣電影是透過著名心理學家容格（Carl Gustav Jung）提出的「人格面具」的概念。逤所謂「人格面具」是指人們公開示人的那一面，目的在於給他人一個好印象，以便得到社會的認可。作為社會一份子，個體要想融入環境、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那就多少得弄清周邊人的期望，瞭解所處環境的規則，這樣才能扮演好與之對應的角色。

　　但是若一個人過分沉迷於其所扮演的角色，那就可能出現「面具膨脹」現象：過分認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排斥自身人格中的其他部分。現代社會的競爭日益加劇，出於嚴苛的職業要求，很多白領都需要長時間維持自己的「面具」，佩戴「面具」的時間甚至超過了卸下「面具」的時間，這就可能增加了「面具膨脹」現象出現的可能性。現代都市人，從小學生到職場打工仔，甚至是官商場合，隨時隨地都要分身扮演符合自身及其他人期望的角色，上述的現象正好說明為何疫情後期，依然有那麼多人繼續戴口罩。人本主義心理學代表人物（Carl Ranson Rogers）提出，人格面具越多，越要不斷適應各種不同的環境，但同時真正的自己可能就會越來越模糊，人本真我就越發被社會期望所掩蓋。

        首先，口罩變成面具可能會影響人們的社交互動方式。根據容格心理學的理論，人格特質對人們的社交互動方式具有重要影響。因此，口罩變成面具對社交互動方式的影響是根據個人的人格特質而有所不同。其次，口罩變成面具可能會影響人們的情感表現和情緒共鳴。容格心理學認為，人格特質對個人情感表現和情緒共鳴的影響也非常重要。比如，情感穩定的人更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而情感不穩定的人則更容易受到情緒影響。當人們戴上口罩時，其它人難以觀察到其情感表現，這可能會影響到情緒共鳴的效果。比如，在某些情況下，當一個人感到悲傷或憤怒時，其它人會從他們的臉部表情和身體語言中感受到這種情緒，進而產生情緒共鳴。但是，當人們戴上口罩時，這種情緒共鳴的效果可能會減弱或消失，因為其它人無法觀察到其情感表現。

       最後，口罩變成面具也可能會對個人的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產生影響。根據容格心理學的理論，人格特質對個人的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也具有重要影響。比如，自我尊重的人更有自信和自尊心，而自我不尊重的人則更容易感到自卑和無力。當人們戴上口罩時，其它人難以觀察到其身份特徵，這可能會影響到個人的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比如，在某些情況下，當人們戴上口罩時，可能會感到自己失去了個人特徵，從而產生對自己身份的認同困惑。同時，戴上口罩也可能會產生一種集體認同感，因為大家都在戴口罩，這可能會讓人們更加認同整個社會團體。

       何時，特區官員及仍然堅持戴口罩的市民，果敢卸除這只口罩面具，還原本來的真我生活呢？也許值得大家深思熟慮。

看美劇《良善之地》學道德思考

 

 

    特區政府近年致力推動愛國教育、品德與公民教育，從出版教科書到師資培訊都一把抓。可是，愛國教育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及愛國情操色彩，而品德與公民科卻傾向於灌輸學生的在政制、政治及中立的公民映知識，鮮少從基本的道德思考與道德判斷去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批判能力。當然，獨立思考在今的政治語境中也許會被視為洪水猛獸，但是，培養學生基本的道德思考與倫理情懷是教育應有之義，實在責無旁貸。

    近日，筆者追看一齣風趣幽默的美劇《良善之地》（The Good Place）發現對於用來教導學生基本的道德思考與判斷很有助益，今天，中小學生透過網絡追劇的情況非常普遍，就以香港晚晚播出的肥皂劇《愛回家》原來是很多中小學生茶餘飯後喜歡煲的劇集。《良善之地》每集才二十分鐘左右，既能幫助學生從看爛劇昇華到欣賞有教育意義的優質劇集，亦可以增進學生的英語能力，何樂而不為呢？

《良善之地》的有趣劇透

    故事說一個講話尖酸苛薄的自私小聰明鬼伊莉諾（Eleanor），本來是個推銷員，卻用了很多不道德的手法騙取客戶的信任，繼而買其品質惡劣的商。在一次交通事故中身亡，伊誤打誤撞來到一個類似天堂的「善良之地」。其實，建築設計師兼管理者米高（Michael）把本來類似地獄的「罪惡之地」（The Bad Place）打造成天堂「善良之地」。在這一片樂土裡，每一個人都會配對一個靈魂伴侶，而伊的靈魂伴侶是奇迪（Chiti）是哲學教授，主力研究道德倫理，寫下五千頁絮絮不休的倫理書。一開始，奇迪及一位神秘人知道伊不該在「善良之地」，但都手下留情，沒有踢爆她。因此，為了繼續能留在這裡過善良快樂的生活，奇迪決心幫助伊從一個貪圖小利的人變成一個慷慨服務的善人。

    繼續劇透，故事到大結局，真的出乎意料之外。原來，「善良之地」總建築設計師米高居然才是「罪惡之地」的建築設計師，竟然改頭換面成「善良之地」的樣子。這齣美劇引導我們反思世界到底是怎麼樣的？就像是狄更斯的一句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

   

《良善之地》是有趣又燒腦的道德兩難思考教材

   《良善之地》不是一套說教的道德劇目，而是透過風趣幽默，峰迴路轉的劇情，引領觀眾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善與惡，培養換位思考與後設認知，對於自己的行為能夠更加負責任。

   《良善之地》將很多充滿兩難甚至多難的倫理道德難題暗地埋藏在故事裡，像是史上最著名的《電車難題》。一輛失控的列車在鐵軌上行駛，正面臨左右兩個分叉口。有五個人被綁在軌道上的左邊，無法動彈。但是，右邊的軌道上也有一個人被綁着。列車將要碾壓過他們，如果你站在改變列車軌道的操縱杆旁，你有兩種選擇：甚麼也不做，讓列車按照正常路線碾壓過這五個人。拉下操縱杆，改變為另一條軌道，使列車壓過另一條軌道上的那個人。

    當然，根據英國的哲學家亦是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創始者邊沁（Jeremy Bentham）的學說，認為最正確的行為是將效益最大化，而效益就是快樂，最大多數人的快樂就是衡量道德與否的唯一標準。這種充滿結果效益的主義當然會推動我們把操縱杆拉去只有一個人那邊。可是，到了德國大哲學家康德，認為人不可以把其他人視為手段，人自身就是目的，所有的道德行為都是按良知義務而行，無其他藉口可以取代。按照康德的義務論，只給一條金科玉律，就是想方設法去救任何一故無辜的人。當然，倫理道德思考很多時候是重過程而不重結果，重思考批判多於後果。舉兩個簡單的例子，大家還記得多年前史蒂芬．史匹堡的《雷霆救兵》（Saving Private Ryan），備受爭議的是為何要犧牲六個士兵卻為了救一個大兵。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八個人出動死了六個救了一個人，實在是不划算。從道德倫理來說，也許是值得的。因為盟軍反攻，目的就是為了剷除希特勒和法西斯，解放所有被戰爭鐵蹄蹂躪的人民，讓包括猶太民族、法蘭西民族乃至日耳曼民族在內的每一個普通百姓都能在藍天下自由地呼吸。再來是由著名影星麥特．戴蒙（Matthew Damon）主演的《火星任務》（The Martian），亦是一講一個丟失在火星的太空人，如何在NASA的努力拯救下重返地球。

 

《良善之地》是終結黑白二元，善於灰階思考的好教材

    這套美劇最大的啟示該是「人類應該用更開闊的心胸去面對一切。」其實，我們已經進入終結黑白對立，走進灰階思維的世界，不應該只用二分法去區分「黑」與「白」、「善」與「惡」、「美」與「醜」、「對」與「錯」、「是」與「非」等，都不足以概括一切，因為更多人都處於中間的模糊灰階地帶，但往往卻因二極化的世界，被歸類在某個群體，我們總是用好人與壞人、藍絲與黃絲去定義一個人，但我們往往忽略了用多元及換位思考。骨子裡，這套美劇最特別的地方就在於它所定義的「好人」和一般定義的「好人」不太一樣，經常做善事和幫助別人的人在劇中不見得會被歸類成好人，僅管他在大眾眼前所呈現出的形象是一個「善人」，但最終還是要回歸「心」，做善事時是出於助人為樂，又或者是名聲？利益？滿足自我？善心是本劇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良善之地》的道德爭議有那些？

    許多道德教育學者都經常批評《狼來了》這則寓言故事應該送進博物館憑弔。因為，故事一味教人不要說謊，卻從不教不要隨便相信別人，更沒有引導讀者進行獨立思考。牧童連續多次欺騙農夫是很教條的演繹，故事的後果亦缺乏正面的教育價值。世界天天在變，沒有一成不變的道德教條，有的只是充滿爭議的道德判斷，而且警惕人們無論選擇如何，都要勇於承擔相應的後果。《良善之地》一劇就充滿道德兩難的思考與判斷，堪值給中小學生做為道德判斷的教材。其中，學會如何討論涉及道德爭議話題，當中包括：

1.效益主義VS規則主義：劇中通過做好事賺「道德分數」探討行為效益主義和規則主義的爭論，刺激大家思考道德的多元思考。效益主義認為一個人的行為應該根據其後果來評判其道德性，而規則主義則認為一個人的行為應該根據其是否遵守了人是目的不是手斷的道德規則來評判。

2.道德相對主義VS道德客觀主義：劇中通過探討各種文化和宗教中的道德價值觀之間的差異，探討了道德相對主義和道德客觀主義的爭議。道德相對主義認為道德標準是相對的，因為它們取決於特定的文化、時間和地點，而道德客觀主義則認為存在一些普遍適用的道德標準。

3.道德選擇和自由意志：劇中探討了個人的道德選擇與他們的自由意志之間的關係。主角們在整個劇中必須做出道德決策，這些決策對他們的生命和其他人的生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劇中探討了個人是否真正有自由意志，以及他們是否應該對其道德選擇負責的問題。

 

如何向中小學生推廣《良善之地》

    《良善之地》可以作為道德教育的有趣味教材，劇中討論了許多道德問題，例如友誼、真誠、忠誠、寬容、責任等等，這些都是中小學生需要學習和培養的素質。可以通過讓學生觀看這部劇來啟發他們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並引導他們正確地處理自己的行為和與他人的關係。可以利用此劇製作相關課程或小組討論，甚至辯論當中極具爭議的道德課題，如行義可以賺得快樂永生值得嗎？這樣的哲學討論方式，可以練就學生的的價值觀，同時也提高他們的批判性思維和表達能力。與此同時，引導學生關注當代社會中的道德議題，例如環保、公平和包容等，並探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貫徹這些價值觀。

    總之，通過向中小學生推廣這部劇，可以幫助他們瞭解道德和倫理問題，總比滿堂灌道德知識來得有助於他們的成長和發展。

 

談港產片《給十九歲的我》的種種欺凌

 

        從小到大，我幾乎沒有聽聞電影在戲院公映時，被中途下架，港產電影《給十九歲的我》可以說是創先河。這齣電影講六個從十二歲到十九歲的中學生成長過程。本來，這齣紀錄片的原意是導演張婉婷為母校英華女校籌款興建新校舍，卻變成高票房及參展的商業電影。筆者並不關心這齣紀錄片也好，商業電影也好是否好看，是否有教育意義，也許更重要的，更要家長及學校，甚至整個社會高度關注的是，一群單純的青春女孩，卻被掌控在種種欺凌中，飽受傷痛之苦。還好，事件中的其中一個女生阿聆寫下萬言書給傳媒，公義才稍得彰顯。

《給十九歲的我》的欺凌風波

         近日，在香港鬧得沸沸揚揚的《給十九歲的我》風波，沒想到會波及澳門，筆者還沒有看這齣電影，就因為很多爭議被中途停播，實在罕見。本來，這套電影是紀錄片，拍攝長答十年，已拍下三十萬小時，最後剪輯成兩個多小時的電影。本來，一套紀錄片在公映前贏盡口碑，一票難求，但開畫後負面討論，甚至輿論公審洗板，彷彿，張婉婷導演以及英華女校管理層頓時「焫着」全港市民，最終電影煞停放映。

         筆者認為，從頭到尾都是學校及電影公司對學生的欺凌造成今天的輿論公審惡果。首先，當年，那群女生還是初中一時，家長收到的是一份同意書（Consent form），而不是合約（Contract），兩者是不完全相同的文件。同意書是雙方達成共識時簽署的文件，表達雙方同意某事宜。同意書通常較簡略，屬於短期協議、承諾、保證等等。而合約則是雙方達成協議並就某種交易或行為達成共識時所簽訂的法律文件。合約內容一般較為詳盡、嚴謹，包括雙方的權利、義務、責任、條款、條件等等，因此經常需要法律專業知識來梳理和撰寫。

        影片主角之一的阿聆於二月四日的《明周文化》刊登校方發出的同意書，內容只說允許攝製隊拍攝女兒在校內外狀況，並同意製成的紀錄片放映或分發（DVD）之用途。同意書簽訂時，事件主角均未成年，如果說那群學生到達成年，即十八歲還要履行這樣的同意書，那是徹頭徹尾的欺凌行為。

        再者，這齣本來是紀錄片，播放收益只作為學校籌建之用，卻無端變成一齣商業電影，且未讓主角們的觀看及同意就公演了，而且票房高收，更於一月十五日獲得《第二十九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的最佳電影獎。須知道，拍攝紀錄片有其恪守的倫理守則，  紀錄片倫理是指製作、拍攝和呈現紀錄片時應遵守的道德和倫理標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真實性：紀錄片應該忠實地反映真實的事件和事實，不得故意捏造或操縱素材，不能夠為了追求觀眾效果而編造虛假情節。

二、公正性：紀錄片應該公正、客觀地呈現事件和事實，不得有明顯的政治、商業或個人偏見和傾向，不能夠歪曲事實，挑撥民族、種族、宗教、性別等敏感議題。

三、尊重受訪者權利：紀錄片製作人應該尊重受訪者的權利，不得強迫或誘騙他們進行不自願的拍攝和呈現，應該徵得受訪者的同意和授權，並保護他們的隱私和尊嚴。

四、聲明真實性：紀錄片製作人應該在影片中聲明其所呈現的事件和事實的真實性和公正性，避免觀眾產生誤解或誤導。

         紀錄片倫理的遵守不僅能夠保證紀錄片的品質和可信度，也能夠保障受訪者和觀眾的權利和利益，促進社會的公正和透明。可是，導演張婉婷卻盡用校友的身份及自己的人脈，無視拍攝這套紀錄片的初心，沒有遵守倫理守則，更未徵得各持份者的同意拿此片去參展。近日，香港電影金像獎主辦單位堅持參展此齣電影，卻遭到校方不提供影片的爭議，電影的主角，一群無權無勢的女孩卻一點發言及權利都沒有，不是欺凌是甚麼？    

         阿聆是個果敢爭取公義的女孩，拍攝期間，多個女孩曾多次要求停拍，卻不獲接納，阿聆在首映後情緒不穩須求醫，由校方提供的心理醫生診斷後也表示以其狀態，認為電影是不適合進行公映的，但都不獲理會，直至阿聆向傳媒披露，寫下萬言書，才讓各方知曉這一宗欺凌事件。

        今年一月二十八日，英華女校舉行《給十九歲的我》誓師大會，除了導演和前校長李石玉如外，四位受訪者：阿雀（倫凱頤）、阿佘（佘麗薇）、Madam（羅曉淳）、馬燕茹皆有出席，阿聆與香港小姐（江冰滢）沒有現身，表示反抗與不滿。二月二日，《給十九歲的我》全港公映，上映僅僅三天，已錄得逾九百五十萬元的高票房收入。二月七日，《給十九歲的我》暫停放映前，澳門戲院亦隨即下架，但已錄得累積票房為過千萬港元。導演張婉婷及電影公司的收益夢碎，但一群長期被欺凌的女孩仍活在被強迫拍攝，隱私不保的負面情緒陰霾裡。

 

權力不對等都是很傷痛的欺凌

        欺凌行為通常包括身體欺凌、口頭欺凌和社交欺凌。以下是一些常見的欺凌行為：

一、身體欺凌：身體欺凌是指對受害人施加身體傷害的行為，例如打、踢、推擠、拍打等。

二、口頭欺凌：口頭欺凌是指對受害人進行侮辱、詆毀、威脅、恐嚇等言語攻擊的行為。

三、社交欺凌：社交欺凌是指對受害人進行排擠、孤立、揭露隱私、傳播謠言等的行為。

         原來，學校與家長之間，或者說學校與學生間的權力不對等，都會造長家長及學生的欺凌與傷害。其實，學校與家長及學生之間的權力關係通常是不平等的。以下是一些可能導致這種權力不平等的因素：

一、學校擁有的權力：學校作為一個組織，擁有管理學生的權力，包括制定學校規章制度、安排課程、設定學生行為標準等。這些權力使學校可以對學生的行為、學習成績等進行管理和監督。

二、學校資源的不平等分配：學校的資源，包括教師資源、課程資源、設備資源等，可能會被不平等地分配給不同的學生群體，這樣就會造成學生之間的學習和發展機會不平等。

三、學生權益保護的不足：在學校中，學生可能會面臨各種問題，例如欺凌、性侵犯等，而學生的權益保護機制可能不足，無法保障學生的安全和權益。

四、教師對學生的權力：教師作為學校管理者的代表，也擁有對學生的權力，包括課堂紀律的管理、評估學生的學習成績、處理學生的行為問題等。而這種權力可能會被教師濫用，造成對學生的威脅、壓迫和欺凌。

        總的來說，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權力不平等可能會對學生的學習和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因此我們需要努力解決這些問題，保障學生的權益和發展。如何消除學校與學生的不平等？消除學校與學生之間的不平等需要從多個方面進行改善和解決。以下是一些可能有助於消除學校與學生不平等的方法：

一、制定公正的學校規章制度：學校應該制定公正、合理、包容的規章制度，確保家長，甚至學生獲得適切的民主參與，所有學生都能獲得相同的對待和機會。

二、建立公平的資源分配機制：學校應該建立公平的資源分配機制，確保教師、課程設備等資源可以平等地分配給所有學生，消除資源不均的現象。

三、加強學生權益保護機制：學校應該建立完善的學生權益保護機制，以應對學生可能面臨的各種問題，包括欺凌、性侵犯等，確保學生能夠安全、健康地學習和成長。

四、加強教育教學質量的管理：學校應該加強教育教學質量的管理，提高教師和學生的學習成效和教學水平，確保每位學生都能夠獲得優質的教育資源和學習經驗。

五、加強家長、社會、學生的參與：學校應該加強家長、社會、學生等各方參與，通過積極溝通、互動和合作，共同推動學校與學生之間的平等發展。

        總體而言，消除學校與學生不平等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和支持，從多個方面入手，建立公平、公正、平等的學校環境和教育體系，讓每位學生都能夠獲得平等的機會和對待，發揮自己的潛力，實現個人價值的最大化。

讓ChatGPT成為學校教育的好幫手

 

   

    上週香港信報著名教育學者程介明教授寫了一篇《ChatGPT去考科舉》的文章，天馬行空地道出ChatGPT的厲害之處，假如ChatGPT回到古代，要參加科舉考試，肯定高中狀元。程教授提出的理據是：「科舉考試要高中，一定要熟讀古代聖賢之書，那對ChatGPT來說，毫無困難。只要向ChatGPT提出方向，即使還要加上揣摩當今聖意……而且可以準確地出自名家的字體──顏體？柳體？不在話下。」科舉制度的廢除已有一百多年了，但是，科舉的基因而深植國人的思緒文化肌理之中，正因為有這樣的背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心態才是今天普羅家長及莘莘學子的心態。如果所有學生都可以使用ChatGPT而高中狀元，我們就要致力消除科舉對國人的負面影響，同時，亦應致力使ChatGPT成為人人都可以在普及教育獲得菁英教育的利器。

    今天，填鴨式教育可以說成將過多的知識塞進孩子的大腦，變成了電腦的硬盤（Hard Disk），不會主動思考了，他們的大腦如同電腦的儲存器，容量越大的孩子越是教育成功的菁英。ChatGPTPT的來臨，肯定會摧毀填鴨式教育。

  

科舉不是教育制度而是選拔菁英人才的制度

    其實，科舉制的設置及有效運行整整一千三百年，並不是要解決教育問題，而是為官僚系統選拔人才。第一個進入中國本土的傳教士利瑪竇將中國社會看作是一個「文憑社會」，諾貝爾物理學獎學者丁肇中說「中國從來就是一個考試社會」。

    科舉制的思想深植人心，國人會不自覺地使用科舉制的思想來劃分人的等級，試想家長拿到孩子的成績表，最先查問的是考第幾名；同樣，學生參加各類公開考詩，甚至面對職場考試，都用考獲名次作甄選的優先考量。所以，科舉用以考試成績劃分等級的思想被社會普遍接受，其形塑「唯有讀書高」的心態依然大行其道，絕大多數的國人家長都會苛求孩子要有優異成績，因為他們相信這是出人頭地的不二法門。

    從榮格心理學來看，科舉已成為中國人的集體潛意識，甚至，科舉已成為文化基因，主動或被動置入國人的大腦神經迴路中，科舉的基本原則是超階級的絕對公平，就是說科舉制的最大功能是使社會成員尤其是社會管理階層的成員不停頓地流動，即使是社會最底層的人，只要他具有相當的物質基礎而向心於學問，都可通過科舉考試而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一經考取便無可爭議地進入統治階層，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因此，孫中山設計的五權分立政府組織有考試院，專門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理考試、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及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職能。

    科舉已過去，但是，唯有讀書高仍然盤踞在國人心中，有如一隻趕不走的幽靈。所以，今天在國人世界的正規教育制度，仍然以背誦、默寫、考完校內試接著考公開試。可是，網絡世界一日千里，本來Google搜尋器已亮起教育的紅燈，提示傳統聽說讀寫背默的教學評核制度已承受不了網絡世界的挑戰，加諸ChatGPT橫空面世，更會讓傳統教育制度分崩離析。

 

ChatGPT風潮席捲全球，傳統教育制度已失效

    三月四日，香港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創辦的「所羅門教育及教育2.1大教育平台」舉辦研討會，探討教育工作者可以怎樣採用新的工具和方法，改善學習成果，幫助學生邁向新時代。主辦機構向出席的教育工作者示範使用多個生成AI程式，包括作文、美術設計、工作時間流程編排、翻譯等等，只需鍵入幾個指令辭語，幾秒鐘內程式馬上生成完整作品，不論文字或美術設計水準，幾乎都達至幾可亂真的專業水平。這個聊天機器人還可以跟我們對答，透過了解我們發出的追問，可以短時間優化其生成的回答。據了解，美國最受ChatGPT影響而失業的行業竟然是一向被受追捧的程式設計師，已經有60%的從業人員失業，原因是人設計的程式會有失誤（Bug），但用機器人設計的就完美無缺。聽說，許多大學讀設計的同學，要一到幾天才能設計出一個較為專業的平面設計圖，用機器人就不到一分鐘就能按要求設計出讓大家驚喜的圖。

    創新工場董事長及行政總裁、Google前全球副總裁和大中華區總裁李開復博士說：「今天的生活方式與數千年前的人類有翻天覆地的變化，教育卻出奇地維持原狀，由老師教授知識並測試學生能否記起，與成功完全脫鈎。人工智能發展漸漸成熟，這一類平台已可稱為『AI 2.0』，是一個幫助學習和成長很好的工具，顛覆了傳統的教育制度。他強調，未來不再可能以死記硬背去教育孩子。」李開復接著指出：「跟『AI 1.0』不同，『AI 2.0』並非為單一應用程式如『抖音』服務，而是一個龐大的人工智能模型，吸收了世界所有數據，因而能夠總結、概念化、記憶及組合知識，並生成及討論想法、提出見解，是一個超級量化大腦。除了回答問題，更能創建逼真的照片和視頻。「這項工具挑戰了人們對機器的想像力，甚至做到人類做不到的事情，因而是一個非凡的突破。」

    在教育方面，李開復說「AI 2.0」是一個幫助學習和成長很好的工具，但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產品、搜索引擎的替代品，學生在使用ChatGPT時須學會複檢事實（fact check），只能用來擴闊思路。筆者用這個工具要求設計宋朝歷史常識填充題十題，結果有兩條是錯誤的。李開復嚴厲批評禁止使用ChatGPT的想法是十分短視，因此，未來各行各業的頂尖人物一定不會是工匠，而是具有控制AI、制定戰略、提出創新想法的人，未來，不再可能以死記硬背去教育孩子。AI不是用來取代我們，甚至淘汰我們，而是扮演釋放（liberated）我們創新潛能的角色。由是觀之，李開復指出我們不能讓學生遠離AI，而是反思這場技術革命將會有哪些改變，以及我們需要培育哪種適切的人才。他認為，「這是完全落後及錯誤的！當人工智能可以做得更好時，為甚麼我們要培養學生成為永遠無法戰勝AI的記憶機器？」他質疑道：「今天的教育制度強調紀律，但其本質上是保守的，只教授過去數千年行之有效的技術，無法發掘孩子的潛能，幫助他們找到一份不會被AI取代、有滿足感的工作。」他也反駁努力便能得到回報的說法是一種洗腦意識，讓人忍受一輩子便着重複性工作的命運。AI無法為自己設定目標、進行跨領域思考及工作、創建戰略規劃；它也沒有任何感官，因此沒有情緒，更遑論同理心，所以，AI只是一個工具，本身並沒有自身的目的，何懼之有呢！

 

在ChatGPT年代，學生的全人發展、思辨能力、創意力及道德判斷力尤其重要

    在加強數碼素養教育同時，也要加強價值觀教育，例如樂於幫助、誠實等，讓學生可以在符合道德下有效率地使用這些工具，成為負責任的公民。

ChatGPT是一把雙刃刀，發展對人類是禍是福未能蓋棺定論，然而AI的發展一日千里，我們所有人尤其是下一代無可避免要學習如何與AI共存，善用語言模型和ChatGPT幫助我們捨棄傳統低階的記憶教育，推高教育的創新要求，讓我們有更多的時間教導學生道德判斷，建構優質的同理心教育。

    新加坡是亞洲最早以極開明的態度去看待ChatGPT的國家，教育部宣布將指導教師和學生使用AI工具教學和學習，把這種新型學習方式稱為「用計數機學習數學」。教育部設置專業討論小組，探討AI的正確使用的教學，務要學生擁有對ChatGPT的基本概念和思維能力。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是常春藤的加盟校，管理學教授Ethan Mollick在「創業及創新」課程中，鼓勵學生採用AI科技，並要求學生以ChatGPT為輔助工具完成作業，既可以增加學習效率，又可以使學生儘快適應這種變化。

    如果學校教育能善用 ChatGPT，的確能騰出更多的時間去進行道德教學、情意教學及創新思考教育，為面對倫理道德日益紛亂的時代，為應對日益嚴重的兒童性侵及網絡欺凌，為面對如何更能關心別人，敏感別人的困境，在在需要創心思維的能力去應對一切挑戰，讓ChatGPTPT成為學校教育的好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