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熔爐》與《守護有心人》對校園性侵的啟示

    近日，有多家報社收到舉報電郵，指筷子基某中學有體育老師性侵及脅逼女學生，事件曝光，全城嘩然。電郵內容並稱該名教師在校中十多年間對多名女學生下手。司警在回應傳媒查詢表示，已於六月八日以「對兒童之性侵犯」和「對受教育者及依者的性侵犯」將該名男教師移送檢察院偵辦。

    網上搜尋，原來跟校園性侵的電影不升枚舉，直教人不寒而慄。當中，最著名的是韓國電影《熔爐》，一齣真人改編的悲劇，幸能換來韓國對校園性侵案的嚴正處理。家園與校園，從來都是育人保護弱小幼苗的地方，《守護有心人》亦是真人真事改編，講一個本來有很多藉口學壞的黑人少年，怎樣在領養家園與讓他免於學壞的學校裡健康成長，既是典範亦是重要的警醒。

《熔爐》教會我們：「不是要讓我們改變世界，而是不讓世界改變我們。」

    2008年，真人真事長篇小說《熔爐》在韓國門戶網站連載，點擊率超過千萬。2012年，故事搬上銀幕，成為影響韓國社會及法律改革的重要導火線。故事講新任美術教師姜仁浩從首爾走到窮鄉光州，在仁和聾啞特殊教育學校任美術老師，發現校長和老師合謀對在校的殘障兒童虐待和性暴力，聯同人權中心的同伴與權貴抗爭，但是，涉案校長及教職員終究以金抵罪，輕判緩刑。

    姜仁浩與母親及女兒相依為命，妻子早年過世，女兒得了重病，母親負責照顧孫女，已多次警告兒子少管閒事，確保飯碗。姜仁浩是個溫順卻能持守公義與愛心的好老師。然而，社會中的善與惡常常就隱藏在家園及校園的尋常百姓間。作為一所照顧聾啞孩子，又有基督教背景的特殊學校，理應以愛滋養每一個身心靈受損的孩子。的確，他們確實受到了特殊對待，但卻不是善待，而是惡夢般的邪淫對待。姜仁浩以誠以愛對待學生，旋即獲得他們的信任及依靠，向老師和盤托出所有悲慘遭遇，姜仁浩亦義不容辭主動抗爭，勇於對抗校方這股邪惡勢力，告發校長及其團伙。姜仁浩抗爭還沒有勝利，就失去了工作，但他仍然誓不低頭。

    校長有權有勢，有教會的加持與光環保護，又很容易挑起當地民意來為自己聲援，更重要的是他們具有強勁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更有錢聘請名牌律師辯護，用盡一切法律漏洞脫罪。當姜仁浩找到CCTV的校長罪證，本來很樂意為孩子指證的律師亦被對家律師收買，加入他們的律師行。再者，辯護律師動用了一切人脈關係，用了合法的手段勸受害者的家庭接受賠款。受害男童民秀本以為法律是公正的，可以還他弟弟枉死的一個公道，但事與願違，只好與經常性侵他男老師攬炒在火車軌上，雙雙被火車輾斃。   

    最後，幾個受害孩子住在兒童中心，而姜仁浩卻返回首爾。有一天，孩子來信說：「不是要讓我們改變世界，而是不讓世界改變我們。」內心很激動，因為惡人逃之夭夭；內心又回復平靜，因為知道孩子能在傷害中重新振作。

 

《守護有心人》教會我們：這是你的生活，你自己做主。

    《守護有心人》（The Blind Side）講好人好事，好得很理想，好得幾乎不真實，然而真的很確實，世界真的如此奇妙，真有如此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那件真人真事是指美式足球的黑人球員Michael Oher少年時候無家可歸，得到一個好心的白人家庭收養。養父母對他悉心栽培，而誼弟誼妹亦給他很大鼓勵，結果他能在美式足球新人選拔賽成為新秀狀元，成為全美大學爭相錄取的高中畢業生。他的傳奇由Michael Lewis寫成書出版，之後便由導演John Lee Hancock拍成電影。

    實在，種族歧視一直是美國的老大難題，所以，出現Michael Oher這樣的事跡，本身便是個新聞故事，有條件成為一本《讀者文摘》式的勵志書籍，而該類正氣凜然的故事，一般只宜拍成電視片，想不到現在它不單只被搬上大銀幕，還成為美國賣座電影，票房達到二億五千萬美元。

    一位有錢白人太太，在雨夜駕車回家，見路上有個大塊頭的黑人少年茫茫然的在走路，於是便邀請他上車，收留他在自己家裡過夜，亦主動邀情他加入成為家庭一員，最後成功向法院申領成為合法監護人。

    Michael人品單純簡單善良，在性向測驗中「保護別人」項的分數最高，雖然大塊，但從不想衝撞別人。所以，開始時很不適合打美式足球，但是，聰明的媽媽告訴他，衝擊對方只是為保護自己的家人，你的隊友就是家人。突然開竅的Michael懂得在合宜的情況下打好美式足球。

    但是，Michael要入讀好的大學，必須高中畢業考滿2分或以上，但是，他的成績一直不理想，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智商只有60分。為此，媽媽為他請來最好的補習老師，一關又一關的闖過去。最後，他選上了跟養父母有捐錢的密西根大學。

    年少無知的Michael，卻被福利官誤導，以為進該大學是養父母早有預謀，只是為增益他們的社會聲譽。的確，Michael帶著一大堆疑團質問媽媽，聰明的媽媽卻果斷地跟他說：「It is your dicision and it is your life。」Michael深深感受到媽媽對他的愛，當中包含給他的自由選擇。Michael領得充裕的獎學金上大學，展開其美好的人生。

不要《熔爐》要《守護有心人》

    沒想到文明城市的澳門，竟然會發生駭人聽聞的性侵案。假如坊間傳聞屬實，該狼師已犯案十多年，而學校卻視若無睹，那麼，跟當年法治滯後，權貴呼風喚雨的韓國境況有何不同。狼師固然可惡，但包庇他的學校更可惡，要學生及家長密切配合，害怕「校」醜外傳，出了事率先要簽保密協議，卻忘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守護所有學生的身心靈，免再受傷害。

    學校是守護孩子的樂園，絕對不應該是坑人的熔爐。《熔爐》片中的受害孩子雖然聾啞，但都做了十足準備去指控校長的獸行。眼看著有了伸張正義的機會，無奈，他們的家庭社經情況實在惡劣，一筆和解金就抵消了一切惡行。是的，片中受害的都是弱勢群體中又極弱勢的，他們的弱勢讓強勢的惡人「為所欲為」，他們的弱勢讓他們的訴求「無人理睬」，他們的弱勢讓他們有了追求正義的通道又無法承受這個過程的成本，於是，這些不幸的人們不斷承受著接踵而來的不幸。

難到今天，這些情節要搬到澳門嗎？

    姜仁浩老師在美術課堂鼓勵非常沒自信的孩子時，引用盲聾啞作家海倫•凱勒的名言說：「世界上最珍貴的不是看得見的，而是看不見，聽不到，只有用心能感受到的。」一群受性侵多年的學生，聽到老師的美言，放下仇恨，療癒傷口，但堅守公義，誓要將狼師狼校長繩之以於法。

   《守護有心人》的媽媽講得對，這是你的生活，你自己做主。出事的學校，除了跟涉事體育教師割席以外，到底應該提供怎樣的校園生活給學生，校方自己做主吧！

多角度思考如何防治校園性侵案再次猖獗

              言猶在耳，又一單駭人聽聞的教師性侵案被揭發，涉事教師除了被停職外，亦已送檢察院偵辦。涉事學校搶先發出聲明，表示有關傳言嚴重失實，現正尋求法律意見作出跟進，對此深感遺憾，而網上所傳「十多年間對多名女學生下手」，應當交由警方作進一步調查及處理，校方必將全力配合。校方又稱，尊重和保護受害人及其家人，因應受害人家長的強烈要求，以及鑒於案件處於刑事偵查階段，須遵守司法保密規定，不能披露涉案情況，以及盡力避免對其造成二次傷害。教青局收到法院通知後，例牌感到震驚及譴責，要求學校及駐校輔導員關注是否有潛在受害者，承諾該名教師在法院所頒的強制措施期間不會在澳門任何學校任教。

    近年，澳門發生多宗校園性侵案，但都只出現上述的慣例處理，但就未能有效遏止性侵案再次發生。據此，必須有效檢視目前的法律是否空白，如何制定有阻嚇懲治作用的法律；教育行政及學校管理體制是否有諸多漏洞要堵塞；教師、家長及學生的性侵防治教育是否有待加強，都值得從多角度思考。

韓國真實電影《熔爐》催生了防治校園性侵的《熔爐法》

　　一向男女平等失衡的韓國，男尊女卑。二○○五年，韓國光州一所聾啞學校爆出性侵醜聞案，一名新任熱血美術教師不畏強權，揭發案件，從校長、老師至警衛、工友，性侵數十位學生長達十數年，真是聳人聽聞。美術老師姜仁浩用愛心用理據打動受害學生出庭作證，無奈校方、警方、律師及法院形成一條多方相衛的權貴保護鏈，透過歪理說盡的辯護律師，法律允許禮遇退休法官，刑事也可以和解金煞停控訴。最終，主犯校長只判八個月有期徒刑，但能緩刑三年。

    真人真事搬上螢幕，只公映兩週，就有五百萬人聯署重啟調查，儘管維持原判，警察重新調查案件，才發現涉案校長老師不只原先的三人，確定為十四人，受害學生也增加到了三十多名。這齣電影除了打破多項韓國電影史上的紀錄，更讓韓國國會幾乎全數通過，制定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俗稱熔爐法），為締造韓國公民社會男女平權開創先河，亦為保障校園學子安全打下堅實基礎，亦為韓國社會懲處性犯罪立下重要的法律。

台灣：即便只是想摸摸頭稱讚孩子，也要經過孩子允許

　　只要打開台灣蘋果日報，校園性侵新聞幾乎每天都有。台灣亦是從許多慘痛的教訓中，逐步學會如何構建以人本的校園性侵防治機制。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痛批台灣校園性侵歪風時說：「為人師表卻如此無恥，實在可惡；而學校隱瞞事實，未做處置，根本是共犯。社會大眾不只要練習不要譴責被害人，要求加害者離開校園，更要追究整個體制的責任。就是因為整體包庇，才能夠讓這些性侵案隱匿這麼久。」換言之，校園性侵為何如此猖獗，一是傳統家醜不出外傳的歪理仍盤據校園生活，二是學校體制封息事寧人，一切皆以大事化小，用錢理賠的方式處理，三是視校園性侵為風化案，忽視其對受害者身心靈的終生挫折影響。

二○一九年，《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性別平等教育法》和和教育部提供的《調查處理程序參考流程圖》相繼出台。如果在校園內發現疑似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事件，任何人都可以申請調查或檢舉，而校內職員如果發現，就一定要在二十四小時內通報衛福部「關懷e起來」網站、並向教育部進行校安通報。如果教職員知情不報，可科處三萬至五萬元罰金。通報之後，校方必須在三天內，將事件送交「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跟進。　　      台灣除了從法治入手外，亦非常重視公民社會的討論與倡議，其中，前述的人本教育基金會及許多相關的學會經常舉辦研討會、講座及親師工作坊，務要把預防及抵制校園性侵做得最完善。說起性侵，人們多認定是「為了滿足性慾」，然而，馮喬蘭說性侵本質是滿足「控制慾」，性侵就是權力問題，控制誰、以誰的需求為優先、以誰的慾望為優先，這時，另一方就不再是一個「人」，只是一個滿足對方慾望的工具而已。 　　台灣最新的公民社會發展倡議是教會學生捍衛個人的「身體自主權」，即便只是想摸摸頭稱讚孩子，也要經過孩子允許。換言之，防治校園性犯罪發生，馮喬蘭認為讓孩子清楚身體界線是最為關鍵的，不是單純去防範特定的老師，而所謂「身體自主權」並不是一種教條式的宣告、單靠演講是沒有用的，必須提供孩子一個真實的情境去思考，「自主權」的思想才能真正實現及普及。

香港：受害學子如人球般被卸責各方踢來踢去

　　香港雖然號稱世界金融中心，是因為有完善的法治及非常自由。惟是，校園性侵的問題卻暴露香港在這方面非常落後。面對校園性侵處理相當依賴大中小學校方是否通報或報案，家長通常被警告勿輕率報警。教育當局即使接獲懷疑學校不當處理校園性侵投訴，通常先把個案轉介至辦學團體自行處理，只有該投訴有證據顯示學校存有重大失誤，教育局才會正式介入調查，並按個案的實際情況及嚴重程度，給予學校管理層適當的建議或發出警告信，要求學校檢討處理程序及步驟。至於社會福利及輔導介入方面，則要待報警後，警方的「虐兒調查組」才會視乎情況轉介。但若當事人未成年，而校方及監護人不願報警，社署及警方均難以介入。可見目前機制下，校方對校園性侵的處理具有關鍵「生殺大權」。但性侵案件畢竟有損校譽，故校方傾向不報警，只求在校內息事寧人，或至多讓性侵者記過、向受害人道歉了事，整個過程未能顧及受害人的身心需要及個人意願。

　　香港的平機會在二○○八年修訂《性別歧視條例》，之後，曾發出《防止校園性騷擾參考資料：制定校園性騷擾政策》，然而，這份參考文件沒有法律效力，成立調查機制與否，最終決定權仍在學校。近年，無論是學者專家，抑或是前線教育工作者，甚而最關切的家長，都敦促政府建立性犯罪者名冊，好讓托兒所及學校在聘請教師時能篩選有性犯罪紀錄的人士，起碼有防止危險人士進入校園，惟是，一說亦十多年，仍然得個講字，毫無寸進。當然，香港家長深知校方無能，通常都會自行報警處理。

澳門除了譴責及法辦外，還能怎樣？　

　　澳門的狀況其實同香港差不多，就連中國大陸，都如台灣及韓國，都制定了重要保護學生免受性侵傷害的法律制度，這方面澳門不能只靠刑法，亦不能只靠教青局發出的指引行事，試問狼師怎會懼怕沒牙老虎呢？當務之急還是趕快立法，及適當建立性犯罪者名冊，起碼收阻嚇作用。

　　台灣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所助理教授郭洪國雄博士說：「壞人永遠都不嫌你的孩子太小，我們卻嫌性教育與性別教育太早實施？這方面，無論是教青局及社工局，都必須投放適切的資源去辦家長性教育課程，務要家長學會從小在家教會孩子如何在信任老師的情況下亦懂得保護自己。

　　在教師培訓方面，教育社團空有倫理守則送給老師參考，但就欠缺應有的.教師操守與師生倫理培訓，提升教師的道德情操標準及能力。據專業研究，有超過八成兒童性侵案是熟人所為，不是家長，就是教師。

    今天，師生權力不對等，校方與教師亦是權力不對等，才出現肆無忌憚的教師性侵學生案，亦有屢見不鮮的學校包庇教師惡行。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建構防治校園性侵法律制度、完善學校性侵處置機制、做好親師家長防治性侵培訓等等以外，必須在公民社會形成更正面的防治校園性侵倡議，蔚然成風，才能徹底防治校園性侵惡行。

一石擊起千層浪──正視私校管理失當對教師教師權益造成的損害

    前教業小學教師黃寒冰於二○一六年被學校解聘，始發現學校動用其該得的公積金作解僱賠償對沖，扣除後只拿到學校開立的六百多元支票，而本來該得的無理解僱賠償接近八萬元付諸東流。黃老師不服，去勞工局投訴，但該局認為學校做法並無不妥，裁決黃老師敗訴。黃老師不服，自費聘律師狀告初級法院，初級法院判黃老師勝訴。教業中學辦學團體不服，上訴至中級法院，主審法官在判詞裡強調，設立公積金旨在確保教師退休權益，而非保障學校能夠挪用此款項支付解僱賠償。公積金是根據《私框》第四十三條設定的強制退休保障，解僱賠償則是按《勞動關係法》第七十條規定的強制勞動保障，兩項制度原意不同，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被曲解為「容許對沖」。案件到此為止，學校不得不按照法院判決償還該得的賠款。

    事件發生後，有署名黃老師在網媒愛瞞日報撰文揭發案子的來龍去脈，並且呼籲所有持份者均應正視教師的權益。立法議員蘇嘉豪、李靜儀及陳虹先後在立法會口頭或書面質詢勞工局、社文司及教青局，敦促有對沖條款規定的學校必須糾正，還私校教師應有的公道與權益。

    根據勞工局資料顯示，自《私框》於二零一二年生效至今，當局就私校教師有關解僱賠償或公積金的投訴僅開立十八宗個案，同時投訴兩者僅得兩宗。很明顯，勞工局的對《私框》立法原意存有嚴重偏差。打擊教師的求助決心與信心，才導致歷年個案一直偏低。再者，除了果敢的黃老師外，有不服的教師敢冒險檢舉，會被眾辦學團體列為黑名單，在教育界永不超生；甘心情願耗費時間和金錢尋求司法公義的，實屬異數。所以，勞工局有責任率先檢討和改進相關工作，第一站保障教師的勞動權益。

私校非強制央積金的供款及權益歸屬損害教師權益

    黃老師此舉的確是一石擊起千層浪，揭示行政當局長期施政不力，忽視私校財務安排不當，損害私校教師權益。就事件教青局曾澄清說：「《私框》的頒佈實施使私立學校教學人員成為本澳唯一享有強積金制度保障的私人勞動市場群體，但由於法律未就對冲問題作明確的說明或規範，因此出現僱主利用強積金中僱主供款的部分對冲解僱賠償的情況。教青局傾向不作對冲，為此大力推動私立學校將其公積金計劃銜接至不容許設有對冲條款的央積金制度。除多次邀請社保基金向學校介紹非強制性央積金制度外，教青局亦透過教育發展基金內對參與央積金的學校在資助上增加其加權，推動學校逐步加入特區政府的央積金制度，現已有二十一所學校加入。」

    根據教青局二○一八至二○一九年的統計數字，正規學校有七十四間，教師人數為6755人。換言之，仍然有五十多所學校還沒有參與中央公積金制度，而是用私人公積金制度，兩者之間的供款比率及權益歸屬極可能差距很大。觀乎社會保障基金的網頁，對於有關制度有清晰的說明：「為落實中央公積金制度，加強本澳居民退休後的生活保障，第7/2017號法律《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已於去年（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公積金共同計劃是由僱主自願設立，僱員自願參與，共同向計劃供款，並各自選擇合適的退休基金及投放分配。而現時供款的基本標準為僱主僱員每月各自按僱員當月基本工資的百分之五繳納供款，但不妨礙僱主把基本工資以外的其他薪酬組成部分（例如津貼、雙糧等）納入作為雙方供款的計算基礎。公積金共同計劃中，僱員所取得的僱主供款結餘是根據供款時間及權益歸屬比率而釐定。一般而言，供款時間是指向計劃作出供款的期間，並以三百六十五日視為一年。由供款時間滿三年起計，僱員可取得僱主供款結餘的百分之三十，逐年增加百分之十，至滿十年取得僱主全部供款結餘。」

    日前，蘇嘉豪議員招開記者會，透露仍然有學校無視中級法院裁決，仍然罔顧私校教師權益；仍有校在教師合同、教師手冊中有公積金與解僱賠償的對沖條款，以及有教師反映，被無理尅扣公積金。如其中一所學校的公積金制度安排如下：校方供款方面，一至三年為5%，三至五年為6%，五至八年為6.5%，八至十年為7%，十至十三年為8%，十三至十八年為8.5%，十八至二十年為9%，二十年以上為10%，而教師的供款一直都是5%。驟眼看起來，學校的供款慷慨程度高於中央公積金制度。但是，魔鬼在後頭，在權益歸屬比率方面，教師一至三年離開，學校供款部份一毛錢都拿不到，三至五年只拿到20%，五至八年只拿到40%，八至十年只拿到60%，十至十三年只拿到70%，十三至十八年只拿到80%，十八至二十年能拿到90%，要做滿二十年以上才能足學校供款的100%，即是說，要比社保推行的央積金制度多留在原校十年，才能領足學校供款全數，怪不得只有少數學校參與央積金。同樣的邏輯，亦有學校財政實力雄厚，願意厚待教師，其公積金制度較社保訂定的權益歸屬比率高，如某愛國名校教師工作滿五年就可以全數領取學校的供款，遠遠超出央積金規定的上限。

    就算學校聽話，從此不對沖，但是，教師的公積金權益歸屬比率仍然不受規管，《私框》第四十三條設定的強制退休保障就因為校方的無良安排而持續令教師蒙受損失。換句話說，私校教師的權益及尊嚴仍然得不到恆常的保障。

​修改《私框》及完善未出台的《私立教育機構通則》，保障教職員權益

    教育的成敗繫於教師的良窳，教師良窳又繫於教師的待遇。根據教青局二○一九年統計，非高等教育每位學生的公共教育開支是88555澳門元，教青局二○一九年四月初向傳媒透露說，《私框》實施後，私校的教學人員年薪中位數已由實施前的二○一一至二○一二學年的約23.3萬澳門元，提升至二○一七至二○一八學年的約38.7萬澳門元，六年間增幅66.1%，即月入平均32250澳門元。的確，對比許多不同的工種，私校教師待遇算是中上。惟是，既然特區政府投放給每一個非高等教育的學生投入如此高昂，理應完善私校教師待遇與權益福利，免被不良私校老闆刻薄壓榨。

    目前，《私框》只訂定學校收入中不少於70%給予教學人員的薪資，又沒有規範學校的開支分配，更沒有盈餘的上下限要求。如此，容易造成肥上瘦下的不健康作法。教青局強調，短期內將編制保障私立學校教學人員退休保障的指引。其實，快要出台的指引必須嚴格要求學校起碼要遵首社保推行的中央公積金雙方供款及權益歸屬比率的最低標準，當然，無任歡迎高於其標準。       

    指引沒有強制法律效力，可嚴格遵守亦可以隨便應付，起碼要制定嚴厲的罰則懲處違反指引的無良學校，甚至辦學團體；指引力度有強有弱，上有政策，學校自有對策。指引只是治標的過度手段，治本之道還是要修訂《私框》，除訂明公積金不能與解僱賠償對沖，更重要是將教職員薪酬福利與《私框》脫勾，效法香港及其他地區，另外制定教職員薪酬表。試想同是一級教師，一個在財力雄厚又善待教師的學校任教，另一個在只有百多個學生的蚊型小校任教，兩者薪酬何止差1.3倍，骨牌效應，公積金的金額亦相去甚遠，衍生更多教師與教師間不公平待遇與教師尊嚴遭到嚴重損害。

    顯然，要徹底解決上述問題，必須透過尚未出台的《私立教育機構通則》處理，科學制定私校的財政管理，有效監管私校的虧損與盈餘，嚴格規管私校運用公帑作解僱賠償，免致學校肆無忌憚動用公帑興訟，欺凌自掏腰包的弱勢教師。

    善待教師，甚至優待教師，已經是世界先進諸國的國策。視教師為特區政府的最寶貴資產，等於視教育為特區政府永續發展的重要社會資本。

澳門中小學教師公民權利素質培養初探

    教師，傳統以來都被視為崇高的工作，所以，容易被道德倫理綁架。每當有教師想染頭髮、想紋身、想出櫃、想同居、想賭馬，這些在別的行業視為隱私的個人基本權利，落在教師身上，卻被評為世風日下，有損師德。每當有教師想投訴、意欲申張公民權利時，就會被視為不守「師」道，被唾罵枉為人師。多年來，教師的基本權益到公民權利被所謂的「行為世範」所吞噬，誠如粵語「殘」片裡著名的台詞一樣「禮教吃人」。

我們該感謝黃老師的犧牲與付出

    二○一六年，任教小學的黃教師被學校辭退，校方將其公積金與解僱賠償對沖，黃老師不服，去勞工局投訴失敗，旋即狀告至初級法院，校方敗訴，不服上訴至中級法院，今年三月中，校方再次敗訴，由於金額在八萬元左右，屬於小額，不能再上訴至終審法院，案件終告一個段落。

    最開始，黃老師只因個人的基本權利受損，與校方交涉不果，只好尋求本該為勞工爭取權益的勞工局，但是，勞工局認為校方有權把解僱賠償與公積金對沖，換言之，黃老師被學校解僱，丟了工作，本已經很倒楣，但經勞工局一判，被辭退後原有的解僱賠償連公積金共十多萬，無端被沖走了八萬元。心不有甘，亦義憤填膺，遂義無反顧地走上法院，申張了個人的基本權利，還付出四年的焦灼不安及高昂律師費。最後，黃老師終於捍衛住自己的基本權，贏得應有的賠償。事件經過中級法院審結，變成了案例，有實質的法律效力。與此同時，與黃老師有同類不幸遭遇的教師應改擺脫似是而非的道德枷鎖，挺身而出，共同彰顯教師的公民權利。

    此案產生若干的漣漪效應，率先是蘇嘉豪立法議員在議會裡質詢教青局失職，立法議員陳虹亦敦促政府關注教師的權益。很快，教青局亦跟進，承諾會制定指引給學校，冀望學校不要損害教師權益。最近，蘇嘉豪議員及李靜儀議員都透過書面質詢政府要依法辦事。看來，教青局會修定學校運作指南，明確要求學校不可以將解僱賠償與公積金對沖，繼續損害教師權利。不過，有最近被解僱的教師，仍然遭到學校強行對沖的霸凌。有不少教師息事寧人，為能再有機會轉校而忍氣吞聲，噤若寒蟬。亦有很多教師仍然蒙在鼓裡，不知道自己的基本權利，更遑論團結教師，共同捍衛教師隊伍的公民權益。

禮俗規範不等於要嚴格遵守的法律制度

    小時候的中秋節，總喜歡到工人球場猜燈謎。有一年，有一個燈謎是「兒童不宜」，猜一個字。我在那裡想了一晚，晚會快要結束時，我突然靈光一閃，猜出答案是個「奇」，即大人就可以。實在，許多架在教師身上的道德倫理規範其實只有兒童不宜的約束，對成人而言，甚至對教師社群而言，都不應構成具職業殺傷力。對學生而言，校規禁止吸煙、談戀愛、同居、婚前性行為、紋身、賭博。因為這些行為會產生學生承受不了的後果，或會有損健康。校規只是規範學生不宜，但這些行為頂多只構成犯校規，絕對算不上犯法。換言之，許多行為是成人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要去做的，如選擇抽煙或染頭髮的教師，要自行付出其損害健康的後果與責任。

    的確，教師是學生的榜樣與典範，如談吐溫文爾雅，粗言穢語會對學生有不良影響。但是，教師是同性戀者、身體上紋身、閒來打打麻將，這些，純屬於個人私生活，是教師做為社會一員應有的同等基本權利。只是，教師亦應該知止，這些個人的喜好與選擇，不應該混進與學生的交往中，甚至更不適宜與學生同樂，直接間接教壞學生。

    多年前，參觀台灣私立開平餐飲職業高中，校長夏惠汶就允許學生染頭髮。當大家都比拼誰的頭髮最出位，看到整個教室五顏六色，就等於毫無特色。最後，絕大部份學生都乖乖把頭髮染黑色，那些奇髮亦沒能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夏校長跟我說，要學生尊重學校，也許學校可以率先尊重學生；要學生愛學校，也許學校可以率先愛學生及其喜好。

先讓教師擁有軟實力

    軟實力這個概念是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首先提出，是一種愛心、包容、尊重、認真的態度；一種平等、博愛、守法、具人文關懷的精神；一種開放、創新、積極、好奇的動力。為能實踐上述的目標，著名社會哲學家Avishai Margality在其名著The Decent Society裡，高呼要建立健全的正派社會，從基本的不讓弱勢社群受侮辱到彼此尊重。而正派社會是要透過健康而快樂的生活來實現，著名快樂心理學家Rober Ornstein在《越快樂，越健康》一書中談到追求快樂有兩種途徑時說：「一種是藉由感官到周遭起反應而感到愉悅；另一種是我們看待世界及自己的方式，由心智決定我們是樂觀或是悲觀。身體健康的人通常能使兩種管道有良好的運作。」一直以來，教師被期許要有多種崇高的師德，要全心全意恪守種種社會期待的規範，這些外來的約束的確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具備孕育自內心的師德，一股充滿著人文關懷的軟實力。教師都是有血有肉的人，都有七情六慾，都應擁有與其他行業同等的基本權利。很明顯，教師能快樂地展現出內心的自由、快樂地自由教學，就能將快樂之道潛移默化給學生，師生家長和平友愛相處，將非常有助於建立健康快樂的正派社會。

既要軟實力亦要具備硬實力

    《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自實施以來，的確保障了很多教師應有的權益。惟是，留任書、一年一簽、學校隨時可以動用免費教育公帑解僱教師，足以看到教師職業保障仍然有個大缺口。教師自身亦沒有足夠的法治教育水平是個不爭的現實。有見及此，黃老師案值得所有教師警醒自己要增強另類的硬實力，就是學會保障及捍衛自己的基本權益及公民權利。

    社會變遷急遽，教師專業知識學習已滿足不了當前教師職業生涯的發展需要。特區政府銳意保障私校教師，應聯同勞工局每年為新入職教師開辦勞工基本權利進修，勞工部份由勞工局負責，《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部份由教青局負責。教師要學會先理解與學校簽訂的合約是否公平合理才簽定，尤其關心所有勞動條款是否合法。勞工局實在有責任徹底明瞭《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的法律權利，避免黃老師的個案不斷重演。教青局亦應該全面監督學校是否踐行中級法院的裁決，不允許學校繼續對沖教師的權益。

消費卡利多於弊？

    消費卡一出，誰與爭鋒；消費卡一刷，慾望奔馳。

    特區政府為了振興經濟，推出消費卡，第一輪三千大元，第二輪加碼五千大元，大人細路人手一卡。疫情緩和，家家戶戶拿著消費卡飲飲食食，食肆生意倍興隆，佔消費卡使用總額的23.2%。聰明的父母，為免被孩子指責挪用其消費卡，特意帶同仔女到書局買圖書文具，在刷卡時跟仔女說，媽媽沒有用你的錢，都是用來買有益圖書文具。除此以外，亦有很多父母用仔女的消費卡去超市購買日用品，佔消費卡使用總額的21.4%，同時為零售業中最高。

    據經濟局發放消息指，消費卡計劃頭二十天已超過908萬宗交易，消費總額已達9.62億澳門元，超過已發放消費卡總額的一半，逾五十六萬人使用過電子消費卡，平均每人已使用1714元，近六成的消費卡已使用超過一千五百元。無疑，消費卡真的帶旺經濟，亦讓悶抗疫情的市民藉消費放鬆心情。但是，也推高通貨膨脹，更讓人擔心的是，澳門年年派錢，可是，在社區及學校推行過理財及消費教育並不普及，試看一個二○○八年在澳出生的孩子，十三年來總共領取本104000元，很少聽聞有家長及小孩真的能把整筆錢存起來。澳門儼然成為消費天堂，很難抵擋金錢的誘惑而不胡亂消費，有幾多就花幾多乃人之常情。對正在成長的未成熟孩子，到底是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利呢？

我消費故我在

    消費可以說一面鏡子，如果消費只是滿足個人的基本需要，鏡子會如實地反照出平實的自己；如果消費是為了按捺不安及尋求別人的認同，鏡子會如凸鏡般反照出一個矮化的自我；如果消費是為了炫耀自己的地位及聲譽，鏡子會如凹鏡般反照出一個誇大的自我。

    當論及消費與滿足的關係時，就會出現三種消費行為。一是投入的消費與獲得的滿足對等，如有人拿消費卡去買市值三千元的金飾，每天店員刷最高消費額三百元，十天後，顧客連金帶卡取回，非常滿足；二是高消費低滿足，如有人用幾張消費卡去買美容套餐，發現物非所值，很不爽；三是低消費高滿足，如許多超市及食肆用消費卡花三百元回贈五十元兼有贈品。

    在美國，有一個倡導善用金錢的非牟利組織「新路圖基金會」（New Road Map Foundation），長年到處宣揚「低消費，高滿足」的生活模式，指出消費者懂得「金錢與足夠的真正意義」，就不會過度消費，而造成浪費。

    心理學家佛洛姆（Eric Formm）晚年，寫了一本關於慾望的名著《佔有還是存在》（To Have or To Be），指出人們會透過兩種方式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一是透過不斷擁有（To Have），一是透過不斷自我改變及成長（To Be）。前者要透過購買來滿足擁有的慾望，後者是透過不斷內省及簡約生活來持續成長。今天，物慾橫流，很可能把成長中的孩子推向一個不斷擁有的懸崖。

消費浪潮推高i世代的弊病

    一九九五年上網（internet）正式商業化，走進千家萬戶，更走進i世代。二○○七年iphone問世，二○一○年ipad來到，徹底改變了世界的通訊及搜尋模式。當前的澳門，一人一手機，連小學三年級的學生都知道怎麼上網，無論是建立個人社交網絡，還是在疫情間上網找資料做功課。

    美國專門研究擁有手機的青少年的心理學家珍•特溫格（ Jean M. Twengei）在其新著《i世代報告：更包容、沒有叛逆期，卻也更憂鬱不安，且遲遲無法長大的一代》（iGen: Why Today’s Super-Connected Kids Are Growing Up Less Rebellious, More Tolerant, Less Happy and Completely Unprepared for Adulthood and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Rest of Us）一書中，列出有十個i世代的明顯特徵，其中有八個非常讓人擔心，包括：一、不急著長大；二、上網時間有增無減；三、不重視親身與人交往；四、不安；五、備受保護，欠缺內在動力；六、宗教冷漠；七、對收入缺乏安全感；八、對未來充滿不明確感。

    想想，i世代的家長都能感受到孩子的不安情緒，但不知所措，更不懂如何教養他們。也許，只要不學壞，乖乖讀書，透過消費滿足孩子的不安，是無辦法中的辦法。近年，網購大行其道，不必拋頭露面，不必討價還價，就能滿足消費慾望，更助長i世代的消費及不安黑洞無限擴大。

建立i世代的理財能力，與他們同行

    今天，澳門已經是一個鼓吹消費文化的信息社會，一旦收到有漂亮口罩的訊息，就馬上按手機買下，又或直奔藥房搶購。賭權開放後的澳門，吃喝玩樂的設施林立，更助長追求享受的消費文化。疫情導致很多家長的收入大減，消費卡總有用盡的一天，特首都開腔說大家開始過緊日子了。是時候與i世代好好坐下來，與他們一起商討，建立良好的理財習慣，並且與孩子同心同行。以下是重點的建議：

一、與孩子一起訂定零用錢金額：香港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成立廉政公署時，就展開理財教育，發展出第一套理財教材就是教導孩子如何使用零用錢。透過每週，然後每月發放零用錢，雙方各提出基本開支所需金額，累計出零用錢總額。當然，金額有上下限調整的空間，雙方共同訂定，達致雙贏的局面。

二、建立先儲蓄後消費的生活態度：有零用，自然有剩餘，亦可能超支，透過了解孩子的開支紀錄，務實地養成儲蓄的生活態度。誠如上述，自現金分享發放到現在，一個十三歲的少年已應儲備十萬以上；若是管理不善，深信已經花光。所以，與孩子到銀行開立聯名戶口，把用不上的錢全存到銀行備用。

三、教導孩子懂得分辨「必要」與「想要」的分別：必要是基本需要，想要是心頭好。如進入超市購物，最好事前羅列好購物清單，按本子辦事，可以很大程度避免過度購物。又如疫情過後的假期，很多家庭會舉家旅行，購物尤其是個陷阱，經常買了很多「唔等使」的東西回來。所以，平時，就應該好好教養孩子練就出甚麼是「必要」及甚麼「想要」的分辨能力。

四、教導孩子懂得做開支預算：中國人說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今日，「先使未來錢」這股歪風正在荼毒孩子，一定要教好孩子做購物預算，除了學精打細算外，亦讓孩子學習等待，期間，好好思索這一筆錢是不是真的要花，是不是物有所值。

五、教導孩子格價是必要的理財能力：近月，豬價爆漲，同一街市，肉價相距可以一倍；消費卡一出，超市間同一貨品的價格落差很大，帶孩子逛街市及超市學格價非常有用。我的大孫子有一台兒童玩具的零件壞了，四出格價，有三元的，亦有四元的，更有九元的，最後以最平價買到，非常得意洋洋。

六、父母的表率尤為重要：身為家長，理財有道是榜樣；勿以金錢獎勵孩子是良方；率先珍惜眼前一切，無論是人還是物；更重要的是率先成為節儉的模範，讓孩子不得不跟隨。

七、教導孩子慷慨解囊，樂善好施：要孩子明白擁有是一種福份，遇不幸者應伸出援手是義之所在。所以，無論是零用，或是預算，都鼓勵孩子能從多餘的捐出，更要鼓勵孩子能捐出手上珍愛之物，學會與人分享是崇高的美德。

  

    消費浪潮風高浪急，與孩子並肩同行，穩住腳步，乘風破浪。

從恐懼文化看港版國安法

    美國已故總統羅斯福曾經說過：「我們唯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更加堅定地認為，憲法該保障公民擁有四大自由，即人人享有發表言論和表達意見之自由；人人享有宗教信仰之自由；人人享有免於匱乏的自由；人人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昂山素姬曾說：「恐懼本身就有如一種牢獄。人民不能讓恐懼掌握自己的生活，你必須掌握自我，要是你面臨外在壓力時，還同時被內在的恐懼所掌控，那麼你會更不自由，你會完全動彈不得。」

    沒錯，今天的香港人，正處於內外交困的恐懼中，港版國安法在兩會通過，旋即交人大常委立法，聽說會在九月前立法執行。面對美國總統特朗普說的香港由「一國兩制」由「一國一制」取代，有能力的人會馬上「移民」，沒辦法的就只好做「順民」，香港很多不滿的青年已被標籤為「暴民」。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張燦輝說：「香港人還有一個選擇，就是在恐懼中做個真正果敢非暴力的『人民』。」

一切由恐懼開始說起

    人是追求快樂，逃避痛苦，先生存後發展的社會動物。換句話說，人天生就是害怕恐懼，DNA設計就把恐懼內置好，提醒人們要避開危險，只為保住性命。另外，我們大腦裡的杏仁核主管攻擊、守住及逃避。一旦遇到未知狀況，又或是有危機，杏仁核就會啟動恐懼情緒，確保我們在有潛在威脅情況下保持警覺，提升應對當前困局的綜合能力。

    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曾對恐懼作如下定義：「恐懼是擴散的、分散的、不清晰的、不附著或不固定在某個東西上的、自由浮動的、沒有明確的地址或起因的時候……當我們應該害怕的威脅隨處可見又無處可見時，它是最可怕的。恐懼是我們給自己的不確定感以及自己對威脅和應該做什麼茫然無知起的名字。」

    我們會畏高、畏黑、畏血、畏蜘蛛及畏死等等，恐懼有先天的因素，但大多數情況是後天習得的。研究表示我們的大腦經過若干的努力，就能克服恐懼。但是，亦會在無數面對恐懼的挫敗中學會無助與放棄。一念恐懼，一念無懼，全繫一念之轉。

恐懼文化無處不在，處處都在

    小時候，每遇態度行為表現不佳時，父母總會受到語言上的恐嚇，如「運你入黑房」、「叫姑娘同你打枝針」、最可怕的是「叫警察叔叔拉你」。這一切都是散佈恐懼文化的作為。進了學校，我們要面對老師過度執行權威的恐懼，不少老師經常制造教室恐懼，來經營班級及教學管理；進了職場，為保飯碗我們不得不面對合約及辦公室政治的恐懼；在社會上，我們要面對政治的恐懼，因為隨時會以言入罪，監都有得坐。

    恐懼文化的嚴肅後果，是任何問題都可能轉變為生死存亡的問題。著名政治學者法蘭克•福瑞迪（Frank Furedi）在其名著《恐懼如何被操弄：不確定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為何形成21世紀的恐懼文化》（How Fear Works: Culture of Fear in the 21st Century）一書中說：「當人類想到死亡時，總會感到害怕，這也讓大腦立刻做出反應，尋找能帶給自己安慰，讓自己安全的東西，以此對抗這種無力感。 當我們感到恐懼時，意志力就會減弱，因此更容易屈服於各種誘惑。」

    二○一四年中國國務院印發的《國務院關於印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的通知》，當中清楚提出每個公民都應當被授予根據有關其經濟和社會地位數據得出的社會信用評分。根據趙旭東教授的分析：「首先，有必要指出，該文件是一份《通知》而非法例。在社會信用體系的具體運作方面，則由各級人民政府、發改委和地方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小組一起，通過按照例如不同政府行政和執法部門的『法規』標準，來針對個人行為打分。而到今天，大家明白，評分結果最後會影響個人出行出遊、升職、置業、子女就學等。但是否就止於此，不少人相信，受監控和受審查的範疇還包括言論入罪、對社會敏感性哪怕是關乎民生議題的討論、隱私權的侵害等公民權利。」

    今年，中國將全面實施「社會信用體系」，追本溯源，是內地「黑名單制度」的一種延伸和擴大版，通過採用先進人臉識別和大數據技術，將原本針對和監控個人行為的「黑名單制度」發揮至極致。這一套制度已率先在江蘇、山東、武漢、上海、浙江及廣東惠州試行。  

    港版國安法是23條加辣版，因為23條只是在有行動時才會被逮捕，可是，港版國安法連相關的活動都包括進去，換言之，以言可以入罪，公安可以明正言順在港執法，只要說一句結束一黨專政就成為顛覆國家政權的理據。

    總而言之，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團體，無論是發表言論，還是結社批評時政，甚或個人的社會信用系統表現，均一網打盡，都受到老大哥的眼睛盯著，脖子上無時無刻架著一把利刃。噤若寒蟬就是恐懼文化的極致，讓整個社會屈服於恐懼文化的陰霾裡，恐懼文化天羅地網地箝制著每一個人，甚至整個公民社會。

   

一起來學恐懼管理

　　恐懼管理理論基本觀點兩方面：一是無論活在怎樣的恐懼文化中，仍然深信自己活在邁向正面美好的文化中。威權政府操弄恐懼文化，強行要人民遵行政治正確而生活；同樣，在民主自由世界，亦有其美好的政治正確世界觀。誠如林肯深信的民有、民享及民治。只有正確的世界觀才能賦予我們存在的意義與動力，去抗衡不正義的政治正確恐懼文化。二是相信自己所遵守的民主世界觀會內化成為自己的生活標準。這種已經內化了的價值標準遵守程度越高，越是能夠淬鍊出不屈不撓的生活態度，越能展現出免於恐懼的自由。

　　恐懼就像一把雙刃刀，可以是好的，亦可以是壞的。在好的方面，可讓人追求更高的科學及藝術成就；在壞的方面，會讓人類產生偏見、鬥爭衝突，甚至是恐怖襲擊和侵略性行動等等；恐懼管理理論幫助人們拓寬了視野，對於政治、文化、宗教及人類的行為都有透徹的認識，提升人類的身體和心理健康水平，並且以此來促進社會的進步。

在恐懼文化中做個堅持「對話」的「人民」

    著名心理學家大衛•奧斯本擅長研究溝通中的恐懼文化，他在其名著《愛的溝通》中，展示出人從對話淪陷到恐懼的過程及逆反進程。人總喜歡先透過文明的「溝通」去處理問題，要是溝通受到阻礙，仍然會嘗試透過文明的「說服」去解決紛爭。但是，一旦發現說服無效時，就會萌生透過權威去「操縱」局面，要是操縱都不奏效時，會試圖透過「交易」手段控制局面，當都不是辦法時，唯一的手段就是「威脅」，無論是散佈白色恐怖，還是又拉又鎖，無所不用其極。

    奧斯本說，人本善良，無論身在上述那一個位置，都應努力締造條件返回對話的立場。這就是前述張燦輝教授說的「人民」。甘地也好，馬丁路得金也好，甚至非常激進的曼特拉都好，最後，總是要回到對話，才能真正解除恐懼文化的傷害。手無寸鐵的香港人，深受世界景仰的高素質人民，不斷透過頌唱光榮歌，到出和你lunch及理性論述，都在努力用對話抗衡恐懼文化。

從《邊城英烈傳》與《十月圍城》看香港人的不屈精神

  

    近日，人大及政協兩會召開，突然提出港版國安法，全世界為之震動，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制裁中國的嚴厲宣言，英美澳加等國發出嚴厲聲明，都阻止不了草案通過，之後，就交給人大常委立法，最快九月前立法完成實施。香港人一直抗惡法，從去年反送中到現在反國歌法等等，不惜犧牲前途及性命。當中，有說是「攬炒」，我說是「不屈」。

    提起「攬炒」及「不屈」，不得不說印度聖雄甘地。有一次，甘地坐火車，登車時人太擠，丟了一隻鞋。上車後，甘地乾脆把另一隻鞋都扔出車窗外。有人好奇問甘地。甘地說只剩下一隻有何用，反而馬上扔出去，盼有人可以同時撿起一雙鞋去穿。甘地的果斷、徹底及整全觀念就是「攬炒」加「不屈」。

    說起「攬炒」與「不屈」，有兩齣電影值得推介，一是美國德克薩斯爭取獨立的阿拉莫之戰的《邊城英烈傳》及港產片《十月圍城》。

香港是東方的阿拉莫

    影片根據美國歷史上最重大的戰爭「阿拉莫最後一役」拍成電影《邊城英烈傳》，即德克薩斯爭取獨立的阿拉莫之戰。人數占劣勢的阿拉莫保衛者用他們充滿智慧的激情以及獨立自主的理想，奮起反抗強大的墨西哥政府軍。

　  十九世紀初的德克薩斯，還是一片荒野處女地，地域遼闊，人煙稀少，面積為當時墨西哥國土的三份之一。墨西哥政府為了增加稅收，鼓勵外國人到德克薩斯定居。移民手續很簡單，只要宣誓效忠墨西哥國家，尊崇天主教是國教，就可得到大片免費土地。吸引美國人再次移居還有另一個原因，在美國本土，廢除奴隸制的聲音漸趨響亮，一些靠奴工牟利的種植園主，心存疑慮，而在德克薩斯靠黑奴擴充種植園的潮流方興未艾，利益誘人。十餘年間，幾十萬的歐美移民壓倒性地取代原住民的數萬人口，主宰了德克薩斯地區，這裡變成一個以英語為主的社會。
　　墨西哥政府目睹德克薩斯有越來越美國化的跡象，遂透過重稅收、限制德克薩斯居民和美國貿易等，引起居民的不滿。墨西哥本屬於西班牙，斯塔•安納成為墨西哥獨立時期的英雄人物，被稱為墨西哥的拿波侖。但是，他在聯邦共和派擁戴下登上總統座位後，突然改變政治立場，轉向中央獨裁派。斯塔·安納下令廢除新憲法，集軍權與政權於一身，強化天主教的國教地位，實行政教合一的獨裁政府。
　　1836年春，墨西哥統治者安東尼奧率領數千名精兵圍攻德克薩斯的軍事堡壘阿拉莫（Alamo）。面對這場不可能獲勝的戰爭，人數不到兩百名的平民為保家園組成自願軍。這群散兵游勇裡沒有一名是軍人，有的是銀行家、農民、律師，有的是丈夫、兄弟、父親，有的是流浪漢、夢想家和傳奇人物。

　　在神聖三傑，包括年輕氣盛的威廉少尉、熱血男兒詹姆斯和拓荒者大衛的指揮下頑強抵抗。死守十三天后，孤立無援的城堡因彈盡糧絕，最終全軍覆沒。這批英勇的德克薩斯男人為了信念，犧牲自己的生命，上演了一曲英勇抗暴的悲壯史詩。之後，薩姆將軍帶領一支援軍趕到，並擊退墨西哥。
　 《邊城英烈傳》講述位於南部德克薩斯州本來屬於墨西哥，當時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強人聖安娜將軍（Antonio Lopez de Santa Ana）企圖將去向未明的阿拉莫歸入自己的版圖，而阿拉莫的本地居民和不少從當時美國其他州過來的移民，多半是聯邦主義分子，不喜歡聖安娜中央集權及獨裁殘暴的統治，決定使整個德克薩斯州獨立，脫離墨西哥的管治。

　　特拉維斯最後一封求救信給美國，使得美國人深感良心上的自責。激
發起更多的志願者奔來參加反墨西哥政府軍的戰鬥。從此「不要忘記阿拉莫」
德克薩斯軍隊和後來的美國軍隊的響亮訓誡詞，在戰爭中用來激勵士兵的士氣，最終打敗了墨西哥，獨立後成為美國第二十八個州。

今日的香港正處於《十月圍城》的困局　

    《十月圍城》講述1905年孫中山在香港遭遇清廷殺手行刺，得到以香港富商李玉堂為首的各行義士保護，為了把孫中山安全送離香港，多位義士犧牲的可歌可泣故事。

    電影開始講香港中興會會長楊衢雲在私塾講課時，被滿清胡軍扮演的刺客閻孝國槍殺。《中國日報》創辦人陳少白積極鼓吹革命，是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在保護孫中山的過程中，一直起著總聯絡人的作用。香港富商李玉堂作為一個有良知和正義感的商人，一直資助革命報紙《中國日報》，後因好友陳少白被抓，他召集各行義士為孫中山護駕，而他的兒子李重光因扮演孫中山替身犧牲。

　　眾所周知，除了上述人物及情節外，故事都是虛構的。歷史上有1905年十月孫中山到香港的記錄，但沒有提到過孫中山在香港遇刺，而且當時香港是英國管制，膽小的清廷也不敢在香港輕舉妄動。

　  電影中很多虛構的烈士都在被砍殺的那一刻，在銀幕上打出其出生年月、籍貫，以假亂真，帶出無名英雄的張力印象。在大時代的歷史塵埃中沒留名的小人物，也確實存在。雖然片中的情節、時間、人物有不少是虛構的，但這並沒有脫離歷史事實。
    在那樣的時代，初始的「革命」，其實都是些有錢的商人、讀書人，才會做的事。只有他們西學、接受過西方思想、眼界開了，才會想到革命起義。所以片中陳少白所率領的的革命黨，放眼望去都是書生與公子臉孔。一般書讀不多或市井小民，管的只是溫飽，絲毫沒想過革命起義，甚至可能連概念意義都沒有。

阿拉莫之春與十月圍城之夏

    聖經裡，先有大衛打敗巨人歌利亞，後有阿拉莫打敗墨西哥。有時事評論員說，今天的香港就是亞洲的阿拉莫，雖小但頑強。香港人，從來予人是世界仔；香港，從來就是一隻會生金蛋的世界金融中心；香港，從來就是一個只談搵銀不談政治的大都會。

    2014年，香港爆發雨傘革命，讓全世界對香港刮目相看。但是，很快被撲滅。去年，反送中運動爆發，讓全世界看到香港人的政治素養，為了民主自由法治果敢灑熱血，拋頭顱。中文大學及理工大學兩次抗爭，根本就是香港版的《邊城英烈傳》與《十月圍城》。香港人雖然活在港版國安法及香港警暴的恐懼中，但是，一如《十月圍城》中前朴後繼的年輕人及《邊城英烈傳》的雜牌軍，就連教師及中學生都聯署抗爭惡法通過。

    這個春夏天，香港人努力抗疫，疫情稍為緩和，又再面臨一場比疫情更可怕的反惡法抗爭。香港人不但沒有給嚇倒，反而更抖擻抗爭。自由之秋，定會夾住清風送爽徐徐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