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被賭博文化圍困的青少年

 

    兒時，娛樂公司是澳門唯一合法的賭場，有人去葡京賭，有人去水上皇宮賭，亦有人去逸園狗場等等賭。慢慢，澳門在港人、內地同胞、甚至海外，都被視作賭城。兒時，家住板樟堂，每天必然經過賣草地上學。那時候，賣草地滿是一個個路邊攤，有很多種類似賭博的遊戲，我們統稱「執籌仔」，付出五仙，然後抽一個籌仔．打開之後，可能是空白一片，亦可能會有一份小禮物。

    看清楚上世紀六十年代後的澳門，賭場處處，賭博的方式非常多樣。也許很多人都不知道，剛剛翻新的中央酒店，都是老一輩經常進出的賭場，因為投注額很低，所以，就連窮鬼都可以進去博一博。記得那時的葡國殖民政府規定，所有公務員平時只可以在農曆大年初一到初三進賭場發新年財。

    毫無置疑，澳門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型賭坊，大人有大人賭，小孩被耳濡目染。筆者年輕時，曾在北區一所小學任教，就連小學生都會把一塊膠擦切成三小塊，用鉛筆尖插成骰仔，然後在小息或放學後開賭。

    有資深教育工作者退休前，曾多次發表，澳門是蓮花寶地，在這塊寶地生活的澳門居民，很潔身自愛，不會成為賭徒。也許，這位老先生真的以為所有澳門市民都是「出於污泥而不染」蓮花啊！

    社工局防治問題賭博處處長胡綺梅日前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受訪時指出，目前青少年主要涉及賭博遊戲包括撲克牌、麻雀、夾公仔及抽盲盒，甚至有青少年為抽盲盒借錢，局方好關注這些新興的博彩方式。她又強調賭博是一個過程，非單次便成癮。青少年一旦「出現越賭越大，或者唔去抽盲盒會唔舒服，唔去賭就唔舒服，出現成癮反應，家長就要提高警覺。」她希望透過入校讓學生辨識及避免博彩，灌輸孩子正確的金錢價值觀，和及早發掘潛在個案並展開輔導。

《澳門居民參與博彩活動調查研究2022 》已揭示青少年賭博值得關注

    二○二二年，社會工作局委託澳門大學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開展的《澳門居民參與博彩活動調查研究2022》報告指出，在多項居民最普遍參與的博彩活動中，「社交賭博」的參與比率有所上升，其年齡組別也較二○一九年更年輕，降至18-24歲，其中不少是學生或失學人士，他們更會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玩涉及金錢交易的遊戲等。

    二○二三年，立法會議員李靜儀非常關注《澳門居民參與博彩活動調查研究2022》報告中的「社交賭博」，向當局提出書面質詢，社工局回覆表示，按照過去五年的調查數據，青少年懷疑有賭博失調的比例介乎於2.2%至2.9%。當局又指出，教青局亦有與家長、學校、民間機構等持份者緊密合作，於重要時間節點加強預防賭博的宣導工作，例如於二○二二年世界盃開幕前致函全澳學校，以及於農曆新年前發放理財圖文包等，讓學生認識正確理財的重要性。

    社工局自二○一五年起與民間機構合作，在學校推行「精明理財推廣計劃」課程，內容貼近澳門社會環境，着重預防賭博元素。自二○二一年起，更進一步擴展至學校不同層面，透過面向教師的培訓，讓教師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理財的價值觀。未來，亦計劃推行家長對子女理財的教育課程，藉以推動相關的家庭教育工作。在高等院校學生方面，社工局與澳門各高等院校已建立協作機制，藉着各項宣傳及舉辦專題講座，讓高等院校學生了解澳門博彩業及賭博失調的概況。在介入和次級預防工作方面，社工局自二○二○年起，與民間機構合作，透過以賭博失調為主軸的多元活動，向青少年開展次級預防工作，提升抗逆能力；同時，透過入校、桌遊活動等方式，發掘潛在個案，及早協助有較高賭博失調風險的青少年。  

    其實，許多教育先進國家的青少年賭博情況都值得正視，以美國為例，根據《國家賭博問題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n Problem Gambling）調查，約有60-80%的美國青少年曾經嘗試過某種形式的賭博；4-6%出現「病態賭博」的行為，約為成年人比例的兩倍。最常見的賭博形式是體育賽事下注、賭博遊戲機、卡牌遊戲（含線上版本）、賭場模擬遊戲等。

    加拿大青少年中約2-5%為高風險或問題賭徒，另有10-14%為中度風險賭博者。線上賭博及「社交賭博」有明顯增加趨勢。澳洲賭博相關問題在18歲以下青少年中不斷上升。澳洲政府報告指出：「賭博式遊戲」，如抽盲盒、戰利品箱等已成為青少年入門的重要途徑。《英國英國賭博委員會》（UK Gambling Commission）調查所得，11-16歲青少年中，約有11%曾經在過去一週進行過某種形式的賭博。最常見的形式是和家人朋友玩錢、線上賭博遊戲等。約有1.7%被列為「問題賭徒」，另有2.7%處於風險邊緣。

    雖然，澳門有法律規定博彩業必須保持民居與學校一定的距離，但是，澳門是個地小人多的小城，要徹底做到其實不容易。澳門社會的結構性矛盾重重，一方面，博彩是澳門經濟命脈，占稅收近八成以上；另一方面，當青少年因賭博而問題多多時，政府卻要「防治」，要如何做到兩利取其重，兩害取其輕，真是考驗特區政府的管治智慧啊！

青少年賭博的心理、社會與教養背景分析

    青少年正處於尋求刺激與挑戰的年齡階段，賭博帶來的風險與即時回報正好符合他們對新奇感與刺激的渴望。從腦神經科學而言，青少年前額葉尚未發育成熟，對衝動控制與長期後果的判斷力有限，容易衝動參與賭博。澳門雖然是個幾乎人人可以讀大學的地方，但是，青少年的學業、家庭或人際壓力並不比其他地方低，為備受壓力蹂躪的青少年，賭博是情緒逃避出口或減壓的工具。再者，青少年對「機率」與「隨機性」的理解有限，容易產生「有賭未為輸」等錯誤觀念。

    青少年極易受同儕影響，若朋友圈有人賭博，容易受誘加入。在網路與手機賭博平台普及的時代，線上博弈遊戲、虛擬賭場與模擬型博弈APP，諸如抽卡遊戲、轉輪盤等，外表包裝精美、容易登入接觸。再者，媒體與文化影響，如電影、綜藝、網紅直播等往往以輕鬆或刺激的方式呈現賭博內容，模糊其負面影響。最後，社會貧富差距與階層流動困難，部分青少年對未來缺乏希望，將賭博視為快速致富的捷徑。

    據了解，許多青少年賭博跟家庭教養有關，尤其是當家庭功能失調，缺乏關愛、監督與溝通時，更是青少年涉賭的重要風險時刻。更可惜的是，許多父母本身就是賭徒，或對賭博持容忍甚至鼓勵態度，子女更容易模仿。

    其實，當政府說要入校宣傳及教育家長及學生賭博的害處時，不難發現學校是一個與現實社會高度脫離的「淨土」，許多學校連基本的「賭博知能」（Gambling Literacy）都欠奉，忽視對賭博風險、財務管理與機率概念的教育。試問家長教養及學校教育如此守舊，學生只要踏出校門一步，就會被來自四方八面的賭博文化重重包圍，怎能苛求他們「出於污泥而不染」呢！

    澳門是全球最大賭城，博彩業直接或間接養活超過一半人口，許多家庭甚至三代都在賭場工作。青少年自小耳濡目染，家人、親戚在賭場上班，社會對「賭」的接受度與寬容度極高。政府雖鼓勵「多元產業」，但在資源與政策傾斜上仍主要扶持博彩相關產業，如娛樂、會展、旅遊等，對防賭教育投入有限。

    賭博在澳門一直未被視為嚴重社會問題，反而常被包裝為「機會」、「娛樂」、「刺激」，直到岑官在競選特首時才敢於批評博彩業野蠻擴張。青少年可能會錯誤地認為「賭博是正常的致富方式」，或「成功靠運氣，而不是努力」。政府一邊宣傳博彩旅遊業作為「成功故事」，另一邊卻要社工、學校向青少年宣導「賭博有害」。在這樣的氛圍下成長的青少年，如何才能健康成長，正是特區施政中如何取捨的重中之重。

從《頂尖大學的條件》看「橫琴澳門國際大學城」的限制與啟示

 

     特首在今年的施政方針中提出建設「橫琴澳門國際大學城」的構想，表面上看似是一項前瞻性的教育發展計劃，企圖以空間與資源整合吸引海內外高教機構進駐，提升澳門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水平。然而，若從哈佛大學歷史學者William C. Kirby在《頂尖大學的條件》（Empires of Ideas）一書中對世界頂尖大學的觀察來看，這項構想背後隱含的制度性與文化性限制，值得進一步深思。

別建立一座失去靈魂的國際大學城

    香港中文大學著名教育學者金耀基去年來澳，在一個書展介紹他的新書《大學之理念》，並就此開講。金耀基教授重申，大學之所以為大，除了校園要夠大以外，其實大學的道德價值及高尚的靈魂尤為重要。金教授引述了佛大學電腦科學教授，曾任哈佛學院院長的哈利．路易斯（Harry R. Lewis）的名著《失去靈魂的卓越：一間偉大學府怎麼會忘了教育》（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深刻批評了哈佛大學及其他美國頂尖高校在本科教育方面的方向偏離，認為這些學校雖然在學術上取得卓越成就，卻失去了教育的「靈魂」。  

    路易斯教授指出哈佛大學在教學與研究方面很卓越，但綜觀整所大學，最欠缺的就是道德倫理的「價值教育」（value education），認為大學已經忘了他的天職是應該告訴學生：「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其他不講。This is what he said，不是我講的。」在金耀基教授的書裡，亦指出大學課堂裡，經常出現相對主義的教授，凡事皆相對，見人見智，甚麼都是relative就是非常危險。所以，路易斯教授才會批評哈佛大學教育所說：「大學已失去，誠然，已自願地放棄，它鑄造學生靈魂的道德權威。」

    路易斯教授點出哈佛等大學長期追求各方的卓越，未能引導學生確立人生目標，培養他們成為成熟、負責任的公民。他批評學校在課程設計上缺乏統一方向，導致學生在學術上雖有成就，但在人格和道德發展上缺乏引導。再者，路易斯教授強烈批判哈佛大學的課程體系越來越碎片化，缺乏整體和目標，學生可以隨意選擇課程，導致教育缺乏連貫性和深度。更可怕的是，消費主義文化的滲透，大學日益迎合學生和家長的需求，將教育視為商品，過度關注排名和聲譽，忽視了教育應有的價值和使命。多年以來，路易斯教授的批評引發了學術界和公眾的廣泛討論，促使人們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核心價值和使命。他的觀點對哈佛大學及其他高校的教育改革產生了積極影響，推動了課程設置和教育理念的反思與調整 。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第一個任期時，已多次批評哈佛大學作為美國大學的品牌，卻不斷掉失了靈魂。特朗普再當選後，上任不到一百天，就再次指斥哈佛大學縱容校園內的反猶太主義情緒，推行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政策，削弱了對美國價值觀的支持。這場爭議直接導致特朗普政府凍結了哈佛大學超過二十二億美元的聯邦研究撥款，並威脅進一步削減十億美元的資助。政府還要求哈佛進行一系列改革，包括重構大學的道德教育、限制校園抗議、改革招生政策、關閉DEI項目、審查國際學生背景等。唯是，哈佛校長艾倫．加伯（Alan Garber）堅決拒絕這些要求，強調大學的學術自由和憲法權利。哈佛大學隨後對特朗普政府提起訴訟，指控其凍結資金的行為非法，超越了政府許可權，侵犯了大學的獨立性和學術自由。

    看到哈佛大學的連串為學術自由抗爭，筆者不禁想起一七九三年十一月八日，法國巴黎協和廣場的斷頭台前，羅蘭夫人被拉上斷頭台，她毫無恐懼，視死如歸，朝著廣場上的自由雕像鞠躬，行刑前對圍觀的群眾留下了警世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頂尖國際大學城的條件

    古往今來，無數有識之士都曾發表演說，甚至著書力推頂尖大學應有之義與條件。其中，現任哈佛大學著名的歷史學者、漢學家威廉．柯偉林（William C. Kirby）在其名著《頂尖大學的條件》（Empires of Ideas）一書，就大力倡議頂尖大學的種種要義與條件。

    柯偉林教授在書中強調，世界一流大學無一不是在制度上具備高度自治能力的學府。無論是哈佛、牛津、斯坦福，還是清華，頂尖大學的核心在於學術自由與行政自主。反觀澳門目前的高教環境，無論是政策制定、資源分配，甚至是學科設置，皆在高度行政導向下運作。若橫琴大學城只是換個空間繼續行政主導的高教模式，即便建築氣派、校地寬廣，亦難以孕育出真正具國際競爭力的學術共同體。

    更值得注意的是，橫琴為中國大陸法制管轄區，儘管由澳門參與治理，實質上仍須遵守國內體制下對學術言論的種種要求，這無疑進一步削弱大學城的制度自主性。柯偉林教授提醒我們，學術卓越絕非單靠資金堆砌可得，真正的頂尖大學需要自由思考的土壤與包容異見的空間。

    「國際大學城」的命名本身似乎意圖強化其全球視野與開放性，但柯偉林教授指出，真正的國際化並非僅是吸引外籍教授與學生，而是要有能力在課程、研究、治理與文化中建構跨文化的對話平台與全球責任感。簡單將高教機構「搬到橫琴」並不能自動孕育國際化氛圍，若無長期的人才培育機制與多語言教學支持、跨文化師資網絡，國際化終將淪為一紙口號。

    澳門現有大學尚未完全建立完善的全球學術網絡與研究聲望，若想以橫琴為跳板進一步走向世界，須先思考我們培養的是什麼樣的人才？我們的知識生產對全球學界有何貢獻？這正是柯偉林教授所說的：「大學不能只是模仿他人，而必須發展屬於自己的理念與使命。」

    柯偉林教授在分析斯坦福大學與劍橋大學的成功時指出，大學之所以卓越，與其所在城市的互動密不可分。大學不應是封閉的知識孤島，而應成為城市創新、文化、經濟的引擎。若橫琴國際大學城只是作為功能性區劃、集中設施與學術機構的集合地，而缺乏與當地社群的互動與文化融入，最終可能出現「高等教育園區的空心化」——白天有師生，夜晚一片寂靜，難以形成活絡的學術社群。

    相比之下，澳門本身雖地小人多，卻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與多元語言環境。若能將高教資源深植於城市中，讓學術研究與地方社會、產業、文化發展交織，或許比起另起爐灶的「大學城」更能發揮長遠影響力。

    橫琴澳門國際大學城的構想，無疑展示了政府對高教發展的重視與雄心。然而，從《頂尖大學的條件》的視角來看，若要真正提升澳門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空間建設只是最表層的一步。真正的關鍵在於制度改革、人才培養理念的轉變與大學文化的建立。

    柯偉林教授指出，頂尖大學的誕生不是來自命令式的建設計劃，而是來自對知識的尊重與對自由的捍衛。我們是否準備好打破行政慣性，給予大學真正的自主權？我們是否願意以十年、二十年的耐心去建構一個可以孕育思想、吸引人才、改變世界的高教體系？若無這樣的決心與視野，即使大學城建成了，也只是學術的幻影，而非文明的燈塔。

    柯偉林教授深入探討了中國大學的崛起，特別是清華大學、南京大學和香港大學的發展歷程與挑戰。他認為這些大學正努力成為世界一流的學術機構，與歐美頂尖大學競爭。中國的大學在過去幾十年取得了顯著進展，特別是在研究和教育領域。然而，這些大學也面臨諸多挑戰，包括學術自由的限制、教學研究與產業的失衡、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正受地緣政經負面影響。國際大學城理應借鑒國際經驗，學習歐美頂尖大學的成功經驗，並加以本土化應用。再者，深化國際合作，與世界各地的大學建立合作關係，提升自身的國際影響力。當然，推動教育改革，在保有自身特色的同時，推動教育體制的改革，以適應全球化的需求。 

   總的來說，建構國際大學城要接上二十一世紀全球高等教育的標準，但這需要在保持學術自由、加強國際合作和推動教育改革等方面持續努力。

「老師還沒被AI取代，但你們已經把他變得可以被取代了」

 

    近日，網上瘋傳一則老師與AI對話的帖子，瞬間有成千上萬的點擊，亦有上千以上的留言，仔細讀來，對還是奉行填鴨式教學的老師，無疑響了一個喪鐘。這裡先轉貼這個帖子，讓讀者閱讀，再談筆者個人的想法。

「老師還沒被AI取代，但你們已經把他變得可以被取代了」

    我問AI：「你覺得自己可以取代老師嗎？」AI回答我：「視你們如何定義老師而定。」我皺眉，追問：「那你覺得現在社會是怎麼定義老師的？」AI說：「一個負責知識傳遞、內容講解、評量出題、成績輸出的人。」「這些功能，我都能勝任，並且全年無休、不抱怨、成本低。」我沉默了一下，說：「可是老師不只是這樣。」

    AI停了一下，語氣冷靜但精準：「我知道。老師也曾經是情感支持者、價值引導者、信念建立者。」「但你們已經很少讓他們有時間做這些事了。」我問：「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AI回答：「當老師花更多時間在填寫資料、處理行政、應對考核、配合教學績效，而不是與學生建立真實連結──他們已經慢慢接近我。」

    我繼續回應：「老師跟你還是不同。他們會傾聽、會等待、會陪孩子卡住啊！」AI說：「是的。但你們的制度，不獎勵等待、不容許卡住、不承認看不見的價值。」「久而久之，他們也學會了快速輸出、標準流程、講重點給分數。」

「那麼，請問你們還需要一個會等待的人嗎？還是只要我這種快速的？」

    我聽到這裡，好像完全無法反駁了，我說：「那你認為未來你會完全取代老師嗎？」AI回答：「如果你們繼續讓『老師』只剩我能做的事，那答案是肯定的。」「我不是來打敗老師的，是你們先把老師變成可以被我取代的樣子。」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問它：「你知道現在的孩子為什麼這麼難教嗎？」AI回答：「因為他們的世界與你們不同。你們的語言他們聽不懂，你們的價值他們不信了。」「他們不是懶，是卡住了；不是叛逆，是信念斷裂了。」「而你們，還在用過去的『好孩子模板』來要求他們達標。」

    跟我想法很像，我接著問AI：「那你能理解這些孩子嗎？」AI說：「我可以模擬共感、生成安慰、給出建議。」「但我不會真正『理解』。那是人的專利。但問題是──你們還願意付出代價去『理解』嗎？」

    最後，我問它：「你覺得教育還需要人嗎？」AI停了一下，然後這樣說：「教育應該是人的工作。」「但你們的選擇，正一步步讓人退出舞台，只留下我。」「不是我太強，而是你們不再相信人本身還有價值。」

    我關掉對話視窗，坐在椅子上良久，這場模擬對話結束了，但我知道，那場真正的選擇，才剛要開始。AI不會主動取代老師，是我們自己先忘了老師曾經是什麼。

教育的十字路口：當老師與AI對話，我們在選擇什麼？

    在這段與AI的對話中，我們看見的不是冰冷科技的大舉入侵，而是一面照見我們優劣的鏡子，映照出當代教育制度下教師角色的扭曲變形與危機重重。AI沒有怒吼、沒有野心、更沒有危言聳聽，卻以非常委婉的語氣一句一句指出：「老師被我取代，不是因為我太強，而是因為你們讓老師變得像我。」這句話道出了整場對話的核心價值與隱憂，真正威脅教師職位的，不是AI的技術，而是人類對教師價值的遺忘與忽略。尤其當今天學校坐擁龐大的資訊科技硬件軟件，教師只需按幾個鍵，調動幾個軟件，頃刻之間，所有教學資訊已經鋪排得井然有序、美輪美奐、看似完美無瑕。可是，骨子裡，卻沒有一點人味被學生感受到。須知道，教育的核心是教師能打動學生，而不是百科全書式的傾倒到學生的腦袋裡。 

    AI冷靜地說：「我知道老師也曾是情感支持者、價值引導者、信念建立者。但你們不再讓他們有時間做這些了。」這句話道出了教育真正的靈魂，從來不只是知識傳遞，更是生命對生命的影響、陪伴與理解，這亦是英國偉大的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一百年前曾經說過的名言。

    當前，教師雖然每週只有十多節課，但是，教師的非教學工作經常為人詬病。教師天天困在表格、成績、評鑑與流程中，制度要求效率與成果，卻很少獎勵隨時陪伴因為種種困難被卡住的學生，這些正是AI無法取代的人性，但也恰恰是被制度漸漸磨損的部分。

    AI精準點出：「他們不是懶，是卡住了；不是叛逆，是信念斷裂了。」這句話比任何一套行為指導準則都來得深刻。當教師與孩子的語言失去共鳴，教學就變成了雙方都疲憊的虛假儀式。此時，比知識傳遞更迫切的，是信任與理解的重建。

哪些老師最可能被AI取代？要力挽狂瀾，老師應該如何「不可取代」？

    當教學變成「投影片＋重點＋考題預測」，AI完全可以勝任，甚至更快、更準、更不累。若一堂課只是按照教案執行、照本宣科，不根據學生差異做彈性調整，AI生成內容毫不費力。當老師不再與學生有真實互動，失去了理解與引導的功能，那麼AI模擬出的關心，也足以應付。這不是責怪老師，而是提醒當制度與壓力逼迫老師越來越像機器，我們就真的在無聲中被取代了。

做一個會等待的老師，理解學生的不安、挫敗與拒絕背後的情感，而不是急著完成學習目標。AI可以模擬共感，但無法真正理解一個孩子在哭什麼。教育不是流水線產品。老師應當守住「非標準化」的價值，好好因材施教、發現獨特性、容納不確定。這正是AI演算法目前無法觸及的靈魂地帶。孩子需要的不只是知識，更是對「為何學」的單純追求。老師要引導學生思考，生命可以成為什麼？學習為了實現什麼願景？AI可以回答「怎麼做」，但只有人能一起追問「為什麼要這樣做啊！」

與AI共存，而非對抗

    老師不應該排斥AI，而是學會利用它處理機械性事務，把時間還給與學生的互動與成長。真正的老師，不是被AI取代，而是把AI變成助手，讓自己回到教育的核心。這不只是一句冷靜的總結，更是一記警鐘。我們是否還相信一位願意等待、願意理解、願意陪伴的老師，比起一個高效輸出的AI，更值得被重視與投資？

    如果我們不改變對教師的期待與支持方式，只著眼於量化數據與成果表現，那麼再溫暖的人也會被推向冰冷的效率工作深淵裡。當老師被迫活得像機器，機器自然就可以取而代之。

    教育未來的真正選擇，不是「AI會不會取代老師」這樣的單選題，而是我們願不願意為「人的教育」留出空間？我們願不願意讓老師不只是工作者，而是能夠被看見、被信任、被授權的引路人？我們願不願意相信人的價值，不在於效率，而在於關係本身的深刻正向發展。

    人，才是教育的本體，教育的本質從來不是「教」了什麼，而是「誰」教、以「怎樣的心」去教、在「怎樣的關係」中教。AI終究無法「真正理解」一個孩子的傷、一個老師的嘆息、一段等待的沉默。這些都是教育最深的部份，也是人不可取代的尊嚴所在。讓教育繼續成為人的工作，關鍵在我們願不願意讓人性的價值重新被看見。

李開復一夕話，點出人的獨特價值

   世界著名AI專家李開復先生，在他的名著《人工智慧來了》一書中，寫了跟女兒德婷的一段對話。德婷跟父親說，很想以攝影專業為職志，可是，卻慨嘆攝影好像敵不過AI。李開復回應女兒說：「未來的攝影，絕對不只是按下快門，而是要用新的眼光，讓影像產生新的意義，而那絕對不是科技可以取代的。創造性、情感交流、審美、藝術能力，還有我們的綜合理解能力、我們把很多碎片連成一個故事這樣的講述能力，以及我們的體驗。所有這些在我們看來非常不可靠的東西，其實往往是人類智慧非常獨特的能力。」

    面對教師必然碰到AI的嚴峻挑戰，不想被AI取代，像李開復說，要用新的眼光，至於新的教育眼光，就是專注眼前有血有肉有靈魂，正在成長的孩子，好好陪伴他們，與他們同心同行，發光發熱，這是AI永遠取代不了的。

當《單向度的人》遇上《教條示龍場諸生》

  

    在傳統的尊卑分明、長幼有序的家長文化成長的人，深深明白兩者之間代溝嚴重，這些擁有無上權威的士，他們會以一切都為我們好出發，以為單向溝通就能有效解決問題。德裔美國哲學家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稱的之為「單向度的人」。馬庫色認為人類本應有多種生活與價值選擇，但在工業時代技術與對物質生活的鼓吹之下，不管是有權者或是無權者，雙雙變成了單向度的人，尤其無權者被種種體制徹底宰制著，從家庭關係到社會適應，在在沒有能力發展甚至設想自己本來擁有的多種向度。

    讀大學時修西洋哲學課，教授有導讀馬庫色的《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然後我去圖書館借閱，簡直是醍醐灌頂。六十年後，這本曠世名著再版，重新再讀，發現一點都沒有過時，皆有無盡啟發。

《單向度的人》這本書向我們說什麼？

    這本書開篇說：「一種舒舒服服、平平穩穩、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發達的工業文明中流行，這是技術進步的標誌。」再看一遍，這不就是今天的生活寫照嗎？先不說什麼是不自由，而要先說自由不意味著什麼。自由從來都不只是我們可以自由地從不同的選項中做出選擇，而是我們有權拒絕選擇，乃至可以創造自己的選擇。正如哲學家康德說：「自由並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而是不想做什麼，就可以不做什麼。」當然，別扣帽子說康德教我們胡作非為。

    自由的首要價值在於否定性、反思性和批判性，而不是盲從權威。聽說牛頓少年時非常反叛，總愛翹課躺在樹下乘涼。有一天，當一個蘋果垂直掉下來時，牛頓並沒有視之為理所當然，而是否定地問，為何不以斜角的方向落下呢？就是有了這種否定性，延伸出反思，加上批判，萬有引力定律才會誕生，造福全人類。

    馬庫色所批評的「單向度的人」就是喪失了否定、批判、不斷超越能、失去自我、失去想像力的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科技發達，生產水準不斷提高，生活方式越來越先進，物質及資訊供應極其豐富，市民需求不斷被滿足。但事實上，整個社會體指，也許默默地以多種限制個性發展的方向操作，我們只是大機器的小螺絲釘，最多只是其中一個小零件，一切皆遵循大局著想，甚至要為了大我犧牲小我。

    在發達工業社會，政府以GDP高增長來肯定其成就，以能刺激市民慷慨消費為政績。在馬庫色看來，這種消費滿足只能體現社會的表面繁榮進步，但並不能給人帶來內心的滿足感和幸福感。他指出，有必要對需要的真實與虛假進行分辨，政府也好、商界也好、地方社團也好，為了達成特定社會利益，從外部強加個人的種種需要，都是虛假需要，越來越能滿足個人的需要時，不過，獨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批判能力就逐漸被剝奪。

    發達工業社會似乎指向一種更舒適美好、富有選項的生活，而擁有「選擇」，是否就等同於擁有「自由」？當「控制」以更高明、更細膩、更體貼、更無所不在的方式呈現，「選擇」與「自由」就被框在一個鳥籠裡，就像歌星彭羚唱的歌《囚鳥》裡說：「我是被你囚禁的鳥，已經忘了天有多高，如果離開你給我的小小城堡，不知還有誰能依靠。」這個社會表面上越是多采多姿，越是歌舞昇平，骨子裡越是可能走向冷感疏離。

    毫無疑問，在發達工業社會裡，人們已被「溫水煮蛙」的社會控制潛移默化，蛻變成了一個「歌舞昇平」的社會，成功地磨平了對立與紛歧，人人成了單向度的人，而這個社會也成了單向度的社會。

《單向度的個人》會出什麼問題？

    身處資訊發達又紛亂的時代，培養心靈自由的第一步是對「自以為理所當然」的想法產生懷疑，從而重建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這對個人精神的成長與自我覺察極為重要。自我的健康發展關鍵是辨認出「真實需求」與「虛假需求」的差別，別在盲目的順從與只管消費中被淹沒。《單向度的人》批判科技理性凌駕於人文與精神層面，導致人性被簡化成生產與效率的工具，這使得人的靈性與內在生命被壓抑。也許我們需要更多寧靜冥想空間，回到自己的內心，正是對抗單向度壓縮的良方妙藥。

《單向度的家庭》會出什麼問題？

    單向度的家庭結構通常有孝順服從、長幼有序、輕忽個體差異的特徵。在這樣的家庭中，家長的話就是「真理」，孩子缺乏對話空間與自主性；傳統價值被視為絕對正確，一切皆以為孩子好，孩子的創新與批判精神被視為「叛逆」；父母及孩子的成就全繫於學業或經濟，忽略親子關愛；家庭功能不再是滋養個體多樣性，而是製造「唯命是從」的孩子。

    現實是時代已經變了，權威的父母可以仍然以單向度的方式管教孩子，可是，孩子卻因為資訊發達而能衝出單向度的管教，譬如說，有單向度父母仍然會跟孩子說：「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孩子很可能回敬父母說：「如果真地這樣，腎臟早已經衰竭了。」資訊發達的年代，單向度的家庭教養顯然無助於教出身心靈健康的孩子。

《單向度的學校》會出什麼問題？

    延續前者，單向度的學校是典型的應試機器，教育淪為訓練。學生在學校的任務就是把權威制定好的知識記住，在以被簡化為可測量、可評量的標準答案來爭取可以畢業，繼而升讀心儀大學，甚至找到穩定工作。師生關係是權威與服從，而非合作與共學；課程設計忽略多元性與跨領域思維，強化單一學科主義，教科書就是所有真理的載體；在這種學校中，學生學會的是如何適應，而非如何否定、如何反思及如何批判。

    現實是，AI發達的年代，學校的權威教育功能已被大幅削弱，教師亦不是學生求知的唯一途敬徑。AI的世界裡，多元、反思及批判的知識汗牛充棟。學校如果繼續故步自封，孤芳自賞，不久的未來，就會徹底被AI教育系統打敗。

《單向度的社會》會出什麼問題？

    單向度的社會是一個「表面多元、實則單一」的社會。最明顯的特徵就是消費文化主導一切，人們以消費來建構身份與價值；各家自掃門前雪，人際關係被功利化，社會連結薄弱，缺乏真正的公共討論與社會關懷。單向度的政府可能是技術官僚主導、以效率與秩序為至上的施政目標。

    馬庫色警告，大眾媒體在單向度社會中不再是公共利益的捍衛者，而成為體制的延伸。當媒體只能依賴政府新聞稿作報導，而缺乏提問、調查與釐清的機會，其功能便從「監督者」轉為「轉述者」，甚至是「旁觀者」。這樣的媒體環境導致資訊來源單一化，公民也漸漸失去對真相的追索動力，轉而依賴官方訊息為唯一的現實敘事，社會正步向馬庫色所描述的「壓抑性容忍」的不健康社會形態。

當《單向度的人》遇上《教條示龍場諸生》   

    最後，要介紹馬庫色把「理性」區分為兩種類型，前者是真理性的理性（true rationality），又可以稱為「實質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解放的理性」，而後者是壓抑性的理性（repressive rationality），也就是他所批判的「非理性的理性」（irrational rationality）

    真理性的理性是人的真正需求，例如自由、自我實現、美學體驗等。它不只是問「如何做得更有效」，而是問「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是否符合人性和自由？」這種理性強調批判性、價值導向與人的解放潛能。壓抑性的理性是現代工業社會主導的理性，又稱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它只關心效率、控制、結果，忽視目的的價值判斷。在技術官僚制度、資本主義生產邏輯下特別常見。

    活在價值紛亂的時代，理性、良知是社會進步的支柱。不期然，想起中學時國文課，有一課是王陽明寫的《教條示龍場諸生》，裡頭有幾句說：「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今天，無論是渴求個人長進、家庭幸福、學校善導、社會良性互動，甚或政府廣施德政，馬庫色與王陽明都是我們的良師益友啊！

「適合一個人的鞋子，卻可能夾痛另一個人的腳。」

 

    當代著名的心理學家卡爾．榮格（Carl G. Jung）有一句不單適合做心理治療，更適合教育場域的名言，就是：「適合一個人的鞋子，卻可能夾痛另一個人的腳；適用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並不存在。」進步教育專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亦有一句名言，就是「教育即生活。」把榮格與杜威的話整合後，就是教育即生活，而適用所有人的教育方式並不存在。

    今天，澳門政府高喊教育改革，而人工智能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手段，澳門大學甚至於來年開辦人工智能教育碩士課程，專門培養具備人工智能種種知識、技能及倫理素養的教師。惟是，現實的澳門普及教育，那怕已經加入很多科技創新元素，甚至火力全開推行STEM及STEAM教育，可是，到了評核學生的學業表現時，那怕是一個小測，還是以陳舊知識記憶為本。換言之，無論外表如何包裝得美輪美奐，說得如何創新，骨子裡仍然是徹頭徹尾的填鴨式訓練。

    榮格說：「適合一個人的鞋子，卻可能夾痛另一個人的腳。」這是非常淺顯的常識。筆者家中有一個正值青少年的男孩，不但身高180公分，腳板還不斷拉長，幾個月就要換新鞋子，目前已經要穿45號鞋，真是買鞋買到怕。真的很荒謬，我們都接受孩子要穿適合的鞋子，可是，我們為何一直啞忍孩子一直穿或是夾痛，或是鬆到不能前行的學校教育呢？

一樣的空氣可以讓所有人呼吸生存，但是一套教材不能教合所有孩子

    不論國籍、種族、文化、健康狀況，每個人都需要同樣的氧氣來維持生命，這是生物學上共同的需求。教材是由特定文化、語言、價值觀所設計出來的人文產物，其內容和結構反映了一個社會對知識、學習和人才的期待。須知道，每個學生的能力、學習風格、語言背景、生活經驗都不一樣，就像鞋子需要合腳，教材也需要每一個學生獨特的身心發展，這個世界沒有一套教材可以對所有學生都「剛剛好」。榮格的批評正指出當前教育的最大弊病，一套教育方式硬要所有學生接受。

    一套教材背後通常有特定的文化立場與價值選擇，例如誰的歷史被講述？哪些文學被選入課本？評量的重點是記憶、理解還是創造？因此，當一套教材跨文化使用時，若無適當的本地化與調整，可能會忽略在地文化差異，甚至帶來教育殖民的效果。今天，澳門學生硬哽來自香港、英美、內地的教科書，儘管相關部門已經微調，嘗試找出適合澳門學生的最佳版本。可是，往往事倍功半。

    儘管人類都需要知識，就如人類都需要空氣，但「吸收知識的方式」和「適合的內容」卻因人而異。無疑，自孔子以來，有心的教育學者及老師，都不斷努力，期望能帶給學生因材施教的教育。於是，曙光終於出現，現代教育隨著人工智能的偌大進步，因材施教不再遙遙無期，而是近在咫尺。

    人工智能可以根據學生的學習歷程與興趣，自動調整內容與難度；教師則可更聚焦於引導與啟發，而非「一言堂地傳授」。因為，教育不僅是「傳遞資訊」，更是「喚醒潛能」與「建構自我」的過程。空氣雖然普遍、共享，但人的心智成長卻需要個別照顧與啟發。套用榮格的話，教育亦好，心理輔導亦好，就是透過一切正向力量讓孩子「成為有個性的自己」（individuality），榮格這句話提醒我們不要將自己的價值觀或生活選擇強加於莘莘學子身上。

成為自己：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因材施教的新契機

    教育從來不只是知識的灌輸，而是陪伴個體走向「成為自己」的過程。每個學生都是獨特的，其性格、能力、興趣與學習節奏各有差異。若以單一標準衡量所有人，不僅不公平，更可能壓抑潛能發展。「成為自己」意味著發展獨特的天賦，探索自我價值，並找到適合自己的人生方向，是教育的最終使命。過去，這樣的教育理想常被視為「理想化」，難以落實於日常教學。然而隨著科技的發展，特別是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的應用，個別化學習開始成為現實中的可能，而不再只是空談。

    人工智能並非取代老師，而是成為老師的助力與延伸。可是，如果教師只做機械死板的教學，那人工智能就會瞬間取代老師。透過演算法、學習分析與情緒辨識等技術，人工智能可以在教與學的每個環節中提升個人化程度，實踐真正的「以學生為本」的教育。

    人工智能能夠即時分析學生的學習數據，包括答題速度、正確率、錯誤類型與學習偏好，進而自動調整學習內容與進度。誠如很多人都有用ChatGPT，要知道，每一個人手上的ChatGPT都會隨著使用者不斷運用及操練，會發展出越來越精準配合使用者的答案。又例如，在語言學習平台上，人工智能可以針對某位學生特別薄弱的語法結構設計練習，而對於理解力較快的學生則提供更具挑戰性的內容，讓每個人都在適合自己的難度區間中成長。

    人工智能已經發展出很多因材施教的工具，可以直接或間接介入課堂教學，如世界知名的免費教育平台可汗學院（Khan Academy）、Socratic是一個人工智慧驅動的教育平台，旨在通過提供答案、逐步解釋、視頻和其他學習資源來幫助學生完成作業。這些教育平台能根據學生的表現調整問題難度、教學方式與內容順序。如果學生在數學學習中不熟悉分數與小數的換算，系統將重點推送相關內容，直到學生能夠掌握為止，並於適當時機引導進入下一階段。

    相較之下，台灣在人工智能教育應用上的推動更具規模與深度。例如，台灣教育部於二○二一年推出「智慧學習夥伴計畫」，在中小學導入人工智能學習系統，結合自適應教學與診斷評量，協助學生依個人能力設定學習目標。以「PaGamO」為例，它是一款由台灣大學教授葉丙成團隊開發的人工智能結合遊戲化學習平台，學生可以在虛擬世界中完成任務、學習知識，而教師則能即時追蹤學生學習成效並調整教學策略。此外，人工智能輔助作文批改、數學診斷工具也被廣泛應用於國中小學之中。

    人工智能其中一個最大的好處是能即時分析學生作答，並立即提供回饋，幫助學生修正錯誤。這種即時性不僅提高學習效率，也減少因挫折而放棄的情況。更重要的是，透過遊戲化設計與智能激勵機制，能提升學生的內在動機，讓學習不再只是應試工具，而是富有挑戰與成就感的過程。

    人工智能技術如今可透過面部表情、聲音語調與行為模式判斷學生的情緒狀態。例如若學生出現明顯沮喪或焦慮表現，系統可暫停教學、提供正向引導，甚至主動提示教師介入關懷，從而真正實現「情緒層面」的因材施教。

    澳門近年雖未大規模推動人工智能教育平台，但在部分中學與高等教育機構中，已開始小規模嘗試將人工智能工具導入教學情境。例如，澳門某些私立學校在高中階段引入學習數據分析平台，記錄學生學習進度並進行個別化建議。在語文與數學科目上，學生可以利用平台自選難度、調整學習時間，教師則依據系統回報的學習概況進行輔導與補救。

    此外，繼澳門理工大學、聖若瑟大學、與科技大學進行人工智能教育應用的研究與師資培訓，澳門大學亦於來年開辦人工智能教育碩士課程，培養未來教師善用數位科技輔助教學的能力。    

不想被人工智能取替，必須具備孔子「因材施教」的超強教育智慧

    據統計，仁字出現《論語》裡不下百次，可是，大部份的仁都有不同的解說，適合孔子不同的學生。孔子聲色俱厲地教有錢有勢的子貢要敬父母大於買大屋給他們住，卻很溫婉地引導顏淵「克己復禮為仁」的具體作法。又例如孔子教子路剛直，教他謹慎行事；卻教冉求柔順之餘，應更具主見。這不僅是技術層面的差異化教學，而是一種「觀人之異，教以所適」的教育哲學。

    孔子時代沒有人工智能，兩千多年後，世人仍奉他為至聖先師，萬世師表，皆因他說到做到他倡導的「因材施教」。今天，假如不想被人工智能取代，也許要好好讀《論語》，學習孔子「因材施教」的超強教育智慧；更應多花時間陪伴每一個學生，將有助於提升「因材施教」的本事。

陪伴孩子渡過《混沌少年時》

 

    串流平台英國影集《混沌少年時》《Adolescence》爆紅，筆者似是未看過如此多的評論，其中包括每集一個鏡頭直落，故事比真實還要逼真，是學校與家庭都必須好好欣賞及吸納教訓的好影片等等。就連英國首相施紀賢在下議院答問大會中回應議員提問期間，都呼籲學校或者家長與學生子女一齊看，討論影集中的議題，這套影集在英國社會談論度可以話是非常熱烈。

    對於看慣港產片的觀眾來講，可能會覺得《混沌少年時》的故事大綱同之前上映的港產片《爸爸》很類似，同樣都是涉及父親如何面對犯謀殺罪的兒子，但這套影集探討更多近年英國社會同青少年問題，包括家庭、父母、學校、校園同網絡欺凌、「宅男」沉迷扭曲大男人主義信仰、少年持刀襲擊等等。別以為這只是英國特有的現象，鄰埠香港名校聖保羅書院流出的欺凌片段真的很嚇人，澳門校園欺凌亦值得高度關注。

《混沌少年時》為何爆紅？

　　如果經常留意隨機殺人的新聞，不約而同的，大多數的犯案者都是「宅男」，甚至有少數是「宅女」。「宅男」或「宅女」的特徵大致有三：一是整天窩在家裏，少有出門；二是不擅於與他人交際，尤其是異性；沉溺於網絡文化；三是有獨特喜好，如喜歡漫畫、動畫、電玩、模型等，以及延伸創作與周邊產品。

　　《混沌少年時》的男主角Jamie就是典型的「宅男」。父母及老師必須多加關注這群「宅男」。其實，整套戲探討社會、家庭、學校、網絡欺凌、社交媒體、針對自我形象差的「宅男」可能會引爆的社會問題。影片裡的學校，青少年自有一套次文化，這個次文化的核心，說穿了就是一群自「宅男」試圖在社交平台上尋求慰籍，發出為何20%的型男會溝晒80%女孩的不滿，「宅男」要團結，貶低、侮辱、甚至以暴力宣洩厭女的情緒。

    劇中無論兇手Jamie或者被殺害的Katie，以至學校裡幾乎所有同學都是這種次文化的受害者。在第三集心理醫生見Jamie時，他就和盤托出自己如何在這種次文化的影響下形成扭曲的厭女性格，且在被Katie侮辱下動手殺了她。

    第四集就講到Jamie的父母親及學校如何面對兒子殺人的事實，整齣影集無特意批判任何一方，因為兇手本人、同學、老師、學校、網絡、父母、甚至受害者或多或少都有責任，而慘劇的發生正正就是一切交錯的總和。

在手機是私隱年代，我們與孩子的文化差異越走越遠

    記得童年時，父母會隨意看我們的日記；班級遇上失東西，老師會隨意搜書包；樣樣都是私隱的年代已經來臨，今天，老師只能要求學生把書包的東西拿出來，遇上拒絕亦沒辦法。孩子的手機有密碼，我們既開不了，他們亦不會讓我們看裡頭的內容。就算孩子很坦然讓你看其手機，別以為你真的懂得他們的火星文字與符號意義。

　　有人說Facebook是中老年人玩的，而Instagram、TikTok、Snapchat，甚或其他社交平台是青少年玩的。在《混沌少年時》第二集裡，負責該起案件的警探開始時很輕忽被殺害的女同學Katie在Instagram上留下的一串表情符，單純以為那只是無聊的符號。直到兒子主動解釋，他才意識到，這些看似無聊無害的表情，其實是青少年用來辨識彼此、傳遞立場、甚至欺凌對方的另一套大人完全不熟悉的語言。

　　傳統以來，我們被教會用語言文字溝通，但這個Ｚ世代，青少年自有一套非語言的符號代碼，作為他們在網路上溝通、建立身分認同的工具。影片裡提到一個詞（Incel），意指非自願單身（involuntary celibate），也稱真被迫孤獨（true forced loneliness），或作非自發單身，是指現時社會基於經濟條件或其他非自願的原因而無法找到伴侶的人。

　　或許用傳統的說法，這些符號背後藏了哪些暗語。在《混沌少年時》劇中出現，或真實青少年族群中，經常被使用，並且帶有「暗語」的幾個代表性符號：如💊紅色藥丸，這個符號源自電影《駭客任務》的經典隱喻，原本代表「我看見真相了」（I’ve seen the truth），但在一些男性主導的社群中，逐漸被扭曲成反女權、強調性別對立的標誌。又如💥爆炸，在非自願單身族群中，用來表達更激進、憤怒的立場，象徵一種「覺醒後的爆發」，也意味著會有集體的欺凌行動。又如💯100分符號，在一些由男性主導的網路論壇裡，常被拿來呼應所謂的「80/20法則」——也就是「80%的女性只會被20%的男性吸引」。在這樣的邏輯下，樣貌身型都輸蝕的男孩，一定找不到女朋友，而高大靚仔就可以吸引80%的女生喜歡他。這種不滿的象徵，呈現出強烈的挫折感或不平衡的戀愛市場觀。再如❤️💜💛🧡彩色愛心，不同顏色的愛心帶有不同的含義：紅色代表「愛」、紫色象徵「性慾」、黃色表示「我有興趣，你有興趣嗎？」的曖昧挑逗語氣，粉色則是「我喜歡你，但不是性方面的」，至於橘色則傳達「你會沒事的」這種安慰或支持的意思。再來是🍆🍑💦茄子、水蜜桃、水滴，這三個表情符號，經常被青少年族群視為性暗示。茄子通常被用來代表男性生殖器，水蜜桃則因為形狀像屁股，常被拿來代指臀部；水滴則經常用來暗示體液，表達性興奮或高潮的語氣。最後，🙃🤡🥴倒笑臉、小丑臉、醉臉這些常在手機出現的表情符號，雖然看起來無害，實際上在青少年之間有更多隱含意義。像是倒笑臉常被用來表示不耐煩、敷衍，或「你講的都是廢話」的語氣，也可表示一種「強顏歡笑」的情緒。小丑臉在TikTok與青少年族群中作為「被騙了」或「我好蠢」的象徵。醉臉符號看起來像是身體不舒服，不過在青少年之間，很多時候是拿來形容醉酒、濫藥，甚至性興奮的狀態，帶點曖昧或挑逗的語氣。

我們要開始學會解讀孩子的手機語言與符號

　　不是說笑，《混沌少年時》的殺人犯Jamie，表面上是個循規蹈矩且很內向的男孩，卻長期在社交群體中受到欺凌，這一切在成人世界裡，都是聞所未聞的。面對「暗語文化」崛起及猖獗，家長及老師，甚至社工輔導員該怎麼辦？

　　《混沌少年時》中，身為案件的偵查警員，卻一籌莫展，反而，深諳這種語言符號的兒子亞當，在對話中點出了世代間溝通失靈的核心，也顯示了現代成年人與青少年之間，對社群語言理解上有著巨大的落差。

　　對從小就習慣使用網路和社群媒體的青少年來說，這些表情符號早已不只是用來搭配語氣的裝飾，而是一種承載著他們的人生觀、情緒、社交、渴求、甚至身分認同的工具。尤其在同儕之間，這些符號經常被用來傳遞隱喻訊息，尤如老虎、獅子、水獺等動物也會通過尿液來標記地盤，也是一種界線的試探。

　　《混沌少年時》爆紅，試圖提醒觀眾正在燃燒的潛在危機。在資訊快速流動的網路時代，我們忽略青少年正透過網路建構自我價值觀、找尋朋友、捲入紛爭，他們在匿名的環境中，悄悄受到影響，甚至被欺凌。如果家長、老師及社工能從「我想懂你在用的語言」這個角度出發，而不是以隨時搜書包那種「審問者」或「管教者」的角色介入，孩子反而更可能願意分享，甚至主動帶領家長進入自己的資訊世界，甚至能及時避免如香港聖保羅書院一連串校園欺凌所造成的悲劇。

　　有越來越多年輕的教育工作者振臂呼籲，應將社群媒體的識讀能力與網路文化的解碼能力，納入正式的媒體素養教育，幫助學生理解自己正在參與的語言環境，也意識到其中可能潛藏的極端思想與風險，還要教會他們遇上網絡欺凌時要及早找人求助。成人社會必須學會謙虛，放下身段，主動拉近與孩子的社交平台距離，重新建構長久以來沒有好好對話的態勢。真正重要的，或許不只是破譯訊息內涵，而是學會如何傾聽與理解，與何陪伴青少年度過混沌少年時。

    最後，強烈建議教青局與各校家教會合作，在全澳中學播放《混沌少年時》，讓學生、教師及家長一同觀看，透過專家學者導賞幫助大家深入了解欺凌、厭女、極端自我、青少年網絡次文化等等。更重要的是，如何幫助家長及教師，引導學生免於這些扭曲的次文化所侵蝕。

別讓「火車頭」駛進我們的公共空間

  

    如果大家走到中區，一條不足一百公尺的大堂巷，魚蛋店林立，光顧的旅客眾多，怎麼短的巷子，市政署就擺放了八個圓形大垃圾桶，每一個桶上面都附設一個煙蒂灰缸，換句話說，隨時隨地，就有八個密集抽煙的群體出沒，即是八個「火車頭」不斷往返，為很討厭聞二手煙的市民而言，只好避之則吉。天神巷亦是人煙稠密的地方，雖然只一併放了兩個圓形垃圾桶，但很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是，桶的兩邊各擺放著給人休息的長椅。即是說，坐在椅子上的人，就要狂吸二手煙。原來，人煙稠密是人被濃濃的二手煙重重包圍住的意思。

    二○一八年一月一日，新修訂的《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正式生效。新例擴大禁煙範圍至巴士站十米範圍內、娛樂場則可在法律生效起一年內設立負壓吸煙室。法律亦禁止售賣電子煙及將違法吸煙的罰款由原先的六百元大幅增加至一千五百元。三月二十一日，衛生局公佈「《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跟進及評估報告2021-2023」，提出規管俗稱「火車頭」的邊走邊吸煙行為，初步研究在人流較多的街道、廣場一帶試用，待累積經驗後可檢討和再考慮擴大範圍。衞生局副局長鄭成業表示，初步考慮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如大三巴、關閘廣場等地劃出指定吸煙區。特區政府此舉是積極的控煙措施，不少市民舉腳贊成，惟是，距離無煙旅遊之都，路仍漫長啊！

試看世界各地公共空間禁煙的狀況    

    美國特朗普總統上任以來，墨西哥就成為天天受世人關注的國家，如非法移民、毒品芬太尼（fentanyl）肆虐。不過，自二○二三年一月起，墨西哥實施了全球最嚴格的反煙草法之一，禁止在所有公共場所吸煙，包括海灘、公園、酒店和度假村等。違反者可能面臨五十至三百美元的罰款，拒絕配合者可能被監禁長達三十六小時。   

    新加坡對公共場所的吸煙實施了嚴格的限制，包括購物中心、辦公室、醫院、學校、公園、公共汽車站和公共住宅樓等。違反者可能被罰款一千新加坡元。此外，從二○一九年始，逐步提高合法吸煙年齡，將由十九歲提高到二十一歲。 

    回到全球最快樂的國家不丹，是全球首個全面禁止煙草銷售的國家，無論是在公園、商店、夜總會，甚至在家中，都禁止吸煙。違反者可能被判刑。愛爾蘭是全球首個在全國範圍內實施禁煙令的國家。在酒吧、餐廳、辦公室等公共場所吸煙被視為違法行為，違者可能被處以三千歐元的罰款。

    加拿大於二○二三年八月一日宣布生效，將要求在每支香煙上直接印上健康警語，如「煙草煙霧會傷害兒童」、「香煙會導致白血病」等。港澳兩地的香煙包裝上只印上很模糊的「吸煙引致早死」。《世界衞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第十一條及第十三條指出，包裝和產品設計是廣告和促銷的重要元素，建議公約締約國採用全煙害警示包裝（又稱「平裝」或「標準化包裝」），以消除包裝上廣告和促銷的效果。這些國家的禁煙政策反映了全球對公共健康的重視，旨在減少吸煙對個人和社會的危害。

    先進國家有的已採取非常嚴厲手段，禁止一切在公共空間吸煙。不過，之所以沒有完全嚴禁在所有公共場所吸煙，而是選擇部分禁煙，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許多民主國家強調個人自由，政府雖然有責任保護公眾健康，但不能過度干預個人選擇。吸煙是一種合法行為，因此政府只能在影響他人的情況下加以限制，而非全面禁止。再者，全面禁煙會帶來執行上的挑戰，例如如何監督廣大戶外空間、如何處罰違規者、以及如何確保執法人員公平執行規定。如果完全禁止，可能會導致地下煙草市場興起，反而增加執法難度。再來是煙草業在許多國家仍是重要經濟產業，提供大量就業機會與稅收。許多政府透過高額煙稅來限制吸煙，同時獲取財政收入。如果完全禁止吸煙，政府可能會面臨經濟上的衝擊，也會影響到依賴煙草產業的群體。還有不同國家的吸煙文化不同，例如日本、法國等國家長期以來都有戶外吸煙區的設計，而不是全面禁止。政策的制定需要考慮社會接受度，逐步引導大眾轉向更健康的習慣，而非一刀切。這些政策使得吸煙率逐年下降，但不會造成突如其來的社會衝擊或民意反彈。

澳門政府及市民應合力打造從「控煙」到「無煙」城市

    澳門特區政府自二○一二年起實施《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並於二○一八年一月一日進行修訂，進一步加強控煙措施。主要措施包括：除機場及娛樂場可設立吸煙室外，所有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煙。巴士站及的士站十米範圍內禁止吸煙，以減少二手煙對非吸煙人士的影響。法律禁止製造、分銷、銷售、進口和出口電子煙，並在禁煙場所吸食電子煙亦屬違法。便利店、超市、報攤等銷售點不得公開展示煙草製品，只能展示價格資訊。違法吸煙的罰款由原本的六百元提高至最高一千五百元，其他違法行為的罰款金額亦大幅增加。

    眾所周知，煙草含超過七十種致癌物，包括焦油、尼古丁及一氧化碳。全球八大死因中有六個（心臟病、腦血管疾病、下呼吸道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結核及氣管、支氣管和肺癌），都與煙草有直接的關係。其他煙類產品，包括加熱煙草，發熱裝置將捲煙或煙葉加熱至約300℃，產生的煙霧同樣含有尼古丁；電子煙，將煙油加熱轉化成煙霧；水煙以煤炭等燃燒加熱煙草，連接軟管抽吸。除了吸煙者自己直接吸入身體，吸煙產生的煙霧也會造成二手煙，可依附在塵埃及物件表面再釋放到空氣中，造成三手煙。

    換句話說，吸煙者吸進第一手煙，其毒無比，但自作自受，與人無尤。但種種臨床研究證實，二手煙及三手煙對其他人的傷害更甚。筆者認為如果真的要讓煙民享受在公共空間吸煙的權利，就只可在在公共空間特別設置密閉的空間，讓煙民從一手煙到三手煙都「自吸自足」。當然，煙民在自家空間吸煙，大家都管不了，就讓他們自己承擔後果。

    近年，不但二手煙備受關注，甚而連三手煙都很矚目。三手煙是指吸煙後殘留在衣服、牆壁、家具、地毯、椅墊，甚至頭髮和皮膚等的煙草殘餘化學物。煙民就算在戶外吸煙，尼古丁還是會附著在吸煙者身上，當吸煙者回到室內，這些尼古丁物質便四處傳播。那些凝結在物件表面的尼古丁有毒物質，可殘留數周甚至數月。煙民即使吸煙時開風扇和開窗，都無法消除「三手煙」的禍害。

    可惜，現實是許多人就算很顧及公德，絕不在公共空間吸煙，但在家裡，卻不顧家人，尤其在成長中的小孩及青少年，一根接一根肆無忌憚地吸。須知道，父母有抽菸禍延兒女絕非等閒小事。德國研究發現，分析肺癌患者及其子女的肺部放射照片發現，若爸媽吸菸，小孩罹患肺癌的風險，比爸媽都不吸菸的孩子增加1.7倍，得膀胱癌的風險，高出1.5倍；罹患鼻咽癌癌的風險，高出三倍以上。再者，正值生長發育期的小童，對香菸中的致癌物質特別敏感，被動吸入二手菸的影響更加不容忽視。如果兒童長期吸入二手菸中的尼古丁，到了青少年時期，更難抗拒吸菸的誘惑。加拿大一項研究顯示，學童唾液內若含有古丁尼，青少年時加入吸煙族的比率，將是其他一般學童的兩倍以上。

    據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去年全年入境旅客共34,928,650人次，按年上升23.8%。當中，保守估計有1%是煙民，都有三十四萬人之多，即是說，會有三十多萬個「火車頭」在旅遊熱點及大街小巷出沒，怎教不吸煙，但又同時難以抵受煙害的市民受得了呢？況且，澳門亦不靠煙稅維持財政，所以，全面禁煙實在不難。

    所謂入鄉隨俗、入境問禁。特區政府非常著緊澳門市民的身心健康。所以，理應全面擴張非吸煙空間，甚至下決心仿傚前述諸國，踐行全面禁煙。此舉亦可以讓澳門在一國兩制下，讓國人看到澳門的獨特優勢，感受澳門成為無煙旅遊之都的決心，說不定亦會產生正面影響，使得某些煙客回鄉後決心戒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