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在今年的施政方針中提出建設「橫琴澳門國際大學城」的構想，表面上看似是一項前瞻性的教育發展計劃，企圖以空間與資源整合吸引海內外高教機構進駐，提升澳門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水平。然而，若從哈佛大學歷史學者William C. Kirby在《頂尖大學的條件》（Empires of Ideas）一書中對世界頂尖大學的觀察來看，這項構想背後隱含的制度性與文化性限制，值得進一步深思。
別建立一座失去靈魂的國際大學城
香港中文大學著名教育學者金耀基去年來澳，在一個書展介紹他的新書《大學之理念》，並就此開講。金耀基教授重申，大學之所以為大，除了校園要夠大以外，其實大學的道德價值及高尚的靈魂尤為重要。金教授引述了佛大學電腦科學教授，曾任哈佛學院院長的哈利．路易斯（Harry R. Lewis）的名著《失去靈魂的卓越：一間偉大學府怎麼會忘了教育》（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深刻批評了哈佛大學及其他美國頂尖高校在本科教育方面的方向偏離，認為這些學校雖然在學術上取得卓越成就，卻失去了教育的「靈魂」。
路易斯教授指出哈佛大學在教學與研究方面很卓越，但綜觀整所大學，最欠缺的就是道德倫理的「價值教育」（value education），認為大學已經忘了他的天職是應該告訴學生：「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其他不講。This is what he said，不是我講的。」在金耀基教授的書裡，亦指出大學課堂裡，經常出現相對主義的教授，凡事皆相對，見人見智，甚麼都是relative就是非常危險。所以，路易斯教授才會批評哈佛大學教育所說：「大學已失去，誠然，已自願地放棄，它鑄造學生靈魂的道德權威。」
路易斯教授點出哈佛等大學長期追求各方的卓越，未能引導學生確立人生目標，培養他們成為成熟、負責任的公民。他批評學校在課程設計上缺乏統一方向，導致學生在學術上雖有成就，但在人格和道德發展上缺乏引導。再者，路易斯教授強烈批判哈佛大學的課程體系越來越碎片化，缺乏整體和目標，學生可以隨意選擇課程，導致教育缺乏連貫性和深度。更可怕的是，消費主義文化的滲透，大學日益迎合學生和家長的需求，將教育視為商品，過度關注排名和聲譽，忽視了教育應有的價值和使命。多年以來，路易斯教授的批評引發了學術界和公眾的廣泛討論，促使人們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核心價值和使命。他的觀點對哈佛大學及其他高校的教育改革產生了積極影響，推動了課程設置和教育理念的反思與調整 。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第一個任期時，已多次批評哈佛大學作為美國大學的品牌，卻不斷掉失了靈魂。特朗普再當選後，上任不到一百天，就再次指斥哈佛大學縱容校園內的反猶太主義情緒，推行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政策，削弱了對美國價值觀的支持。這場爭議直接導致特朗普政府凍結了哈佛大學超過二十二億美元的聯邦研究撥款，並威脅進一步削減十億美元的資助。政府還要求哈佛進行一系列改革，包括重構大學的道德教育、限制校園抗議、改革招生政策、關閉DEI項目、審查國際學生背景等。唯是，哈佛校長艾倫．加伯（Alan Garber）堅決拒絕這些要求，強調大學的學術自由和憲法權利。哈佛大學隨後對特朗普政府提起訴訟，指控其凍結資金的行為非法，超越了政府許可權，侵犯了大學的獨立性和學術自由。
看到哈佛大學的連串為學術自由抗爭，筆者不禁想起一七九三年十一月八日，法國巴黎協和廣場的斷頭台前，羅蘭夫人被拉上斷頭台，她毫無恐懼，視死如歸，朝著廣場上的自由雕像鞠躬，行刑前對圍觀的群眾留下了警世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頂尖國際大學城的條件
古往今來，無數有識之士都曾發表演說，甚至著書力推頂尖大學應有之義與條件。其中，現任哈佛大學著名的歷史學者、漢學家威廉．柯偉林（William C. Kirby）在其名著《頂尖大學的條件》（Empires of Ideas）一書，就大力倡議頂尖大學的種種要義與條件。
柯偉林教授在書中強調，世界一流大學無一不是在制度上具備高度自治能力的學府。無論是哈佛、牛津、斯坦福，還是清華，頂尖大學的核心在於學術自由與行政自主。反觀澳門目前的高教環境，無論是政策制定、資源分配，甚至是學科設置，皆在高度行政導向下運作。若橫琴大學城只是換個空間繼續行政主導的高教模式，即便建築氣派、校地寬廣，亦難以孕育出真正具國際競爭力的學術共同體。
更值得注意的是，橫琴為中國大陸法制管轄區，儘管由澳門參與治理，實質上仍須遵守國內體制下對學術言論的種種要求，這無疑進一步削弱大學城的制度自主性。柯偉林教授提醒我們，學術卓越絕非單靠資金堆砌可得，真正的頂尖大學需要自由思考的土壤與包容異見的空間。
「國際大學城」的命名本身似乎意圖強化其全球視野與開放性，但柯偉林教授指出，真正的國際化並非僅是吸引外籍教授與學生，而是要有能力在課程、研究、治理與文化中建構跨文化的對話平台與全球責任感。簡單將高教機構「搬到橫琴」並不能自動孕育國際化氛圍，若無長期的人才培育機制與多語言教學支持、跨文化師資網絡，國際化終將淪為一紙口號。
澳門現有大學尚未完全建立完善的全球學術網絡與研究聲望，若想以橫琴為跳板進一步走向世界，須先思考我們培養的是什麼樣的人才？我們的知識生產對全球學界有何貢獻？這正是柯偉林教授所說的：「大學不能只是模仿他人，而必須發展屬於自己的理念與使命。」
柯偉林教授在分析斯坦福大學與劍橋大學的成功時指出，大學之所以卓越，與其所在城市的互動密不可分。大學不應是封閉的知識孤島，而應成為城市創新、文化、經濟的引擎。若橫琴國際大學城只是作為功能性區劃、集中設施與學術機構的集合地，而缺乏與當地社群的互動與文化融入，最終可能出現「高等教育園區的空心化」——白天有師生，夜晚一片寂靜，難以形成活絡的學術社群。
相比之下，澳門本身雖地小人多，卻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與多元語言環境。若能將高教資源深植於城市中，讓學術研究與地方社會、產業、文化發展交織，或許比起另起爐灶的「大學城」更能發揮長遠影響力。
橫琴澳門國際大學城的構想，無疑展示了政府對高教發展的重視與雄心。然而，從《頂尖大學的條件》的視角來看，若要真正提升澳門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空間建設只是最表層的一步。真正的關鍵在於制度改革、人才培養理念的轉變與大學文化的建立。
柯偉林教授指出，頂尖大學的誕生不是來自命令式的建設計劃，而是來自對知識的尊重與對自由的捍衛。我們是否準備好打破行政慣性，給予大學真正的自主權？我們是否願意以十年、二十年的耐心去建構一個可以孕育思想、吸引人才、改變世界的高教體系？若無這樣的決心與視野，即使大學城建成了，也只是學術的幻影，而非文明的燈塔。
柯偉林教授深入探討了中國大學的崛起，特別是清華大學、南京大學和香港大學的發展歷程與挑戰。他認為這些大學正努力成為世界一流的學術機構，與歐美頂尖大學競爭。中國的大學在過去幾十年取得了顯著進展，特別是在研究和教育領域。然而，這些大學也面臨諸多挑戰，包括學術自由的限制、教學研究與產業的失衡、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正受地緣政經負面影響。國際大學城理應借鑒國際經驗，學習歐美頂尖大學的成功經驗，並加以本土化應用。再者，深化國際合作，與世界各地的大學建立合作關係，提升自身的國際影響力。當然，推動教育改革，在保有自身特色的同時，推動教育體制的改革，以適應全球化的需求。
總的來說，建構國際大學城要接上二十一世紀全球高等教育的標準，但這需要在保持學術自由、加強國際合作和推動教育改革等方面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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