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教育和你所想的不一樣

 

    一天早上，在一家茶餐廳吃早餐，同桌來了一個香港家庭，年輕的爸媽及一個大約五歲的小男孩。小男孩剛坐好，他的媽媽已經緊張兮兮的問他吃甚麼？小男孩顯得不知所措。媽媽就口若懸河的訓斥說：「你是個男生，不可以無主見，連吃甚麼早餐都拿不定主義，將來長大後點算好！你要學會自己決定，我不會幫你的。」可是，小男孩還是決定不了，身邊的爸爸好像個旁觀者，始終不發一言。最後，他的媽媽為他點了蛋治及阿華田。

    雖然只是一小段家庭生活小片段，但足以折射出華人社會的性教育現況。一個大概只有五歲的男孩，就要清楚掌握男女大不同，男生當然要流血不流淚，懂得自己決定吃甚麼，要不然將來長大就慘啦！或者，家庭治療師會告訴我們，這個虎媽是在指桑罵槐，比說話身旁的丈夫聽。她也許自相矛盾，既然男生事事要當家作主，為何她做為女兒身，竟然越俎代庖，沒有守住柔弱猶豫的女性本色呢？這個只有五歲的男孩，可能會覺得男生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如果他的媽媽一直沒有察覺自己的性別刻板歧視，很有可能會造成兒子逃往女性角色的路，誤以為成為女生就可以不必被媽媽常常訓斥。

    簡單而言，性教育包括性（sex）、性別（gender）及性慾/性取向/性規範（sexuality）。在中文裡性一個字就代表所有涵義，但英文就起碼要用三個字才能貼切的說明。不過，性別又是很有意思的中文，別代表男女角色、性別分工及氣質的差異，絕非一個（gender）可以說清。

    如果用上述小男生的個案去解說性的三個面向，也許對性的本質認識更一目了然。小男生還在媽媽子宮裡，就被掃描出生理上的男生特徵，即是擁有還沒有發育完全的陽具。當他出生時，接生的醫師會在嬰兒出生證明的性別欄目填上男性。很快，小男嬰會活在我們既定的文化裡，包括媽媽會給他穿男生的服裝，買男生的玩具，讓他學習性別區分下的男權文化，就如前述的媽媽，要一個只有五歲的男生懂得自決，要不然以後長大無法立足於家庭及社會。如果情況無法修復，這個男生的性取向，甚至性傾向就會邁向女性化。

我們一直受性別二元論的性教育所羈絆

    香港是個世界大都會，在普及教育及高等教育享負盛名，政府曾在1986年出版首份《中學性教育指引》，在1997年修訂為《學校性教育指引》，供學校自行參考。直至2018年，指引從教育局網站下架，截至目前未見任何新指引。局方回應稱「與性教育相關的學習元素，已納入中、小學各主要學習領域、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以及相關科目的課程」。前幾個月，教育局在初中「公民、經濟與社會科」課程教材指引中，提及學生須學習「堅決拒絕婚前性行為」，並簽署承諾書訂親密界限及控制性衝動等，被批評是保守、不合時宜，與時代脫節。其中舉例如當面對異性有生理反應時，可以「一起到運動場打羽毛球」，不但惹起全港巿民熱議，事件更「衝出國際」，多間外國媒體都有報道，許多中學生，甚至大學生把性約會說成「去打羽毛球」。

    澳門一直沿用香港教科書，深受港式文化影響，儘管目前澳門的中小學《品德與公民》科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主理，雖然有專章討論，但是，仍然以很傳統的二元論為主導，即是說，老師上課仍然用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的男女大不同觀點主導教學，從性到性別，再到性慾及性取向的教學，楚河漢界，涇渭分明。可是，這樣的二元論完全無助於學生在現實生活中該如何建構健全的性教育觀、性健康生活及性道德倫理判斷。

    2024巴黎奧運，讓世界矚目的台灣女拳王林郁婷不僅要面對擂台上的交戰，更被無故捲入性別爭議，還被《哈利波特》作者JK羅琳多次發文影射她的跨性別。校園內外完全是兩個世界。在學生的次文化圈裡，林郁婷成為熱爆話題，可是，在校園課堂裡就被禁絕討論。

    雖然，近年，教育行政當局聯同地方性教育團體舉辦了很多性教育的師資培訓，甚或給學生專場的性教育工作坊。惟是，含蓄的華人文化，尤其難以啟齒的性，更讓性教育的正式與非正式課堂非常彆扭，裹足不前。

  

知識、技能與態度並重的性教育

    一個學生也許可以從正式課堂到線上學習掌握很多性教育知識，但如何活用知識而又能夠解決心中的性教育疑團，那就必須穿越知識到智慧的旅程。每天，我們都會收到很多性教育的零碎數據、符號、片段資料，英文稱之為Data，這些數據是孤立的，沒有特定的意義，僅僅是測量或觀察的結果。如大家常見LGBT，是女同性戀者（Lesbian）、男同性戀者（Gay）、雙性戀者（Bisexual）與跨性別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縮略字。可是，起碼在課堂上，老師要教導學生從Data整理成資訊（Information），經解釋後的數據，具有了意義及對我們有用。換句話說LGBT有別於傳統二元論的異性戀，而是揭示今天性別多元化發展的面貌。可是，現實課堂，老師都非常避諱這些敏感議題，往往輕輕帶過。

    現實世界，無論從生理、心理及社會角度，性教育都由其邏輯原理（Logic），譬如說女生有受孕及非受孕期，要是學習自然排卵方法受孕及避孕，就要懂得其邏輯原理，甚至細步化。就算所有知識、技能及邏輯都掌握，臨場解難的智慧（Wisdom）是要不斷經歷、反省、情理兼善。就如有女生向社工求助，指出其男朋友要與她發生性關係，才足以證名她愛對方，聰明的社工就教她向對方說，你愛我就應該珍惜我及不要強迫我。

    當我們走進澳門的公廁，仍然是分男女廁，壁壘分明。可是，放眼世界，有男女廁，亦有中性的廁所，當然，亦有不分男女，每人一個廁格的設計。性教育不是以傳統價值為框架，而是以人為本為，以每個人的性別選擇價值為本。世界似是變得讓教育界難以適應，要放下傳統的二元論，要揚棄傳統的道德對錯教條，迎難而上，是這一代家長及教師的艱巨任務。

性別平等與性別主流化是性教育的重中之重

    性別平等的理念早已不僅限於兩性之間權利和機會的均等，而是進一步擴展至涵蓋多元性別身份和表達，促進在各種社會結構中對所有性別的尊重與包容。隨著社會快速變遷，性別平等已不再是一個邊緣議題，而成為全球範圍內政治、經濟、文化的核心關注點。從家庭到學校，從學校到職場，從日常生活到政治參與，性別平等的推動對改善個人和集體的福祉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要真正實現性別平等，我們需要不僅改變制度結構，還要改變文化認知和個人態度。

    性別平等的目標已成為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中的重要一環，尤其是在消除性別歧視和暴力、確保女性平等參與經濟活動以及推動性別包容性立法的必要性。這一目標的提出體現了全球社會對性別平等問題的重視，同時也為各國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個統一的框架。職場性別平等的推動是性別平等討論中的重要議題。儘管女性在勞動力中的參與率顯著上升，但她們在領導職位的代表性依然不足，並且面臨著工資差距等問題。根據最新數據，全球平均性別工資差距依然在20%左右，這意味著女性的收入通常比男性低，儘管她們的工作質量和能力相似。 此外，針對工作場所性騷擾、歧視的法律保護雖然逐步加強，但在許多國家，女性和LGBTQ+群體依然面臨不平等待遇。雖然很多公司和機構已經設立了多元和包容性政策，但真正的性別平等需要不僅僅是政策改變，更需要文化上的轉變。這包括打破性別刻板印象，在職場中營造一個包容的環境。

    社會運動如#MeToo運動的興起，性別平等的討論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主流媒體中，課堂亦應該加入這個議題。性罪性亦是課堂上一個很值得深究的課題，最這不僅改變了人們對性別角色的認知，還促進了關於性別平等的重要公共對話。媒體機構和文化生產者應肩負起更大的責任，通過創造多元、真實的性別角色來挑戰和打破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

千瘡百孔《私框》亟待修復

 

     八月上旬，立法議員羅彩燕對《私框》修訂提出口頭質詢。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表示，教青局持續聽取及收集教育界的意見，推進《私框》配套法規及指引的修訂，但目前未有整體修訂《私框》的計劃。原來，在主要官員甚至在立法議員眼裡，《私框》只須小修小補，也許，不少過去又或是目前正被《私框》的老師一定大失所望，甚至很憤慨！

一切由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私校教師直接津貼說起

    時光倒流四十年，即一九八四年，時任教育文化暨旅遊政務司的黎祖智與剛當選的直選立法議員何思謙會面，主動提出私立學校老師其實是在從事公共教育的工作，澳葡政府意欲給私校老師津助，中學老師每月津貼五百元，小幼老師每月津貼四百元，還給予免稅及免費公立醫療。自此，開啟了私立學校教師津貼制度，更好說是肯定私校教師的社會地位與貢獻。

    這項津貼隨著社會及教育發展而不斷演變，一九九一年，立法會頒行《澳門教育制度》法律，其中已列出後續補充的法律法規，當然包括《私框》。可是，一等再等，教育界不斷爭取，終於在二○一二年制定並頒行《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有關私校教師的津貼亦正名為教師專業發展津貼。《私框》規範下的一級老師，每月領取的津貼已高達一萬元，連教師本職的薪水，在私人機構來說，已經是很不錯，但與公立學校老師的薪資仍然有一段距離。換句話說，從澳葡時代，官員出自教育與公共行政倫理的良知，試圖朝著公私立學校教師都是承擔公共教育的責任，亦因為如此，才制定法律推行義務教育，而不是目前尾大不掉的傾向性免費教育。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香港自二○○七年九月一日起開始實施「官津同酬」政策，讓官校和津貼學校的教師享有同樣的薪酬待遇，無論是官立學校還是津貼學校的老師，他們的薪酬標準都是由政府制定的，並且按照相同的薪酬架構支付。此重大舉措旨在減少薪酬制度上的差異，提升教師士氣並確保教育質素的一致性。具體來說，津貼學校教師的薪酬是根據《教師薪級表》（Master Pay Scale, MPS）來支付，這與官立學校教師的薪酬標準一致。津貼學校的運作資金來自政府資助，雖然這些學校由獨立的學校團體管理，但教師的薪酬由政府發放，而非由學校自行支付。這樣的安排確保了官立學校和津貼學校教師之間在薪酬、福利等方面的一致性，亦杜絕了津校在教師編制、任用與薪酬的濫權。此外，津貼學校的教師薪酬架構也確保他們享有與官校教師相同的待遇，例如醫療福利、退休保障等。這樣的制度設計是為了確保公營教育系統的公平性，避免因學校類別不同而出現不平等待遇。

    香港的教師薪級表（Master Pay Scale, MPS）是根據教師的資歷和經驗來決定的，涵蓋不同職級的教師。教師薪級表裡包括助理教師（Assistant Master/Mistress, AM），薪級約為MPS15 – 33，起薪點（MPS 15）為約$33,000港元，最高薪點可達（MPS 33）$74,000 港元。之後，可以晉升到高級教師（Senior Assistant Master/Mistress, SAM），薪級約為MPS 34 – 39，薪水約在$75,000港元至$87,000港元之間。再來是副校長（Deputy Headmaster/Headmistress），薪級約為MPS 40 – 44，薪水約在$88,000港元至$100,000港元左右。最後是校長（Headmaster/Headmistress），薪級達到 MPS 45以上，月薪為$100,000港元以上。這些薪級隨著教齡和職級的增加會逐年提升。此外，教師還享有額外的津貼和福利，例如醫療保險、退休金等，具體情況可能會因學校的具體政策而有所不同。

    前述立法議員羅彩燕在其口頭質詢中提及：「參考鄰埠地區香港的教師生涯職程，入職起薪點由接近三萬元至十四萬元。難以想像，經濟文化相近的兩  地，在老師薪酬上竟然存在如此巨大差距。」當年，如果有序發展，到二○○八年賭權開放後，澳門稅收大增，也許只是落後香港一兩年，都有充裕的財政條件讓公私校教師同工同酬，為何最後澳門沒有走到這一步，也許大家都心照不宣。

    二○○一年，美國國會通過著名的教育惡法，就是《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NCLB, 2001）。這部法律旨在改善美國公立教育的質量，要求學校每年進行全國性測試，並根據學生的考試成績來評估教師和學校的表現。如果學校未能達到一定的標準，就可能面臨資金削減或重組，法案被詬病對普羅教師很不公道，最終成為了一部教育惡法。

   針對《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的缺陷與產生的惡果，十四年後，即二○一五年，美國通過《每一個學生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 ESSA）取代了NCLB，改正其中對教師不公正的條款，取消將教師評估與學生考試成績緊密掛鉤的做法，改為讓各州制定自己的評估標準，這讓教師的評估體系更加靈活，考慮到學生多樣性的需求。美國可以撥亂反正，為何澳門卻裹足不前呢？    

 

為甚麼說《私框》是千瘡百孔的惡法？

    所謂千瘡百孔的惡法是指那些被認為不公正、不合理或違背道德與正義的法律。儘管在技術上它們仍然是法律，具有強制力，且運作如常，但從道德、倫理或社會公義角度來看，這些法律存在千瘡百孔的問題，甚至應該嚴正修復，如果修復不過來，只好廢止。

    諺語有云：「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認真檢視《私框》，發現很多潛藏惡的種子，隨著社會變得功利，政府資助縮減，這些惡之種子已陸陸續續滋長成惡果，成為學校鑽空子，有漏洞可乘，而受害的是老師之惡法，真的罄竹難書。

1.侵犯基本權利：《私框》在規範教師的權利與義務方面，過於偏重教師的義務和學校管理的權力，卻沒有同等強調教師應有的權益。例如，教師的工作量和加班時間缺乏明確規定，容易導致超時工作問題，而教師的職業發展和休息權利未得到充分保障。

2.不公平的結果：《私框》並沒有正視公私立學校教師其實都是從事公共教育，卻在薪水、福利、職業保障等存在很不公平正的差距，尤其對在弱勢學校工作的教師，更是朝不保夕。

3.不合道德：從道德或倫理角度來看，《私框》並沒有妥善處理學校領導、中高層與前線教師的倫理關係，形成權力很不對等，很多老師只能噤若寒蟬，啞忍接受種種不道德對待，可能是肥上瘦下，可能是腐敗、不誠實或辦公室欺凌等等。

4.違反公平與比例原則：《私框》將教師從第六級到第一級，本來，資深教師理應是學校之寶，甚至是可貴的教育資產。可是，當存在校方支配薪水，校長又不在等級之內，加上有難以限制的權力時，莫說一級教師危在旦夕，就連二三級老師都膽戰心驚。慢慢，學校腐敗成風，用人唯親、提出建言反而受到懲罰，或者在不同情況下對相同行為採取不一致的處罰等，違反公平與正義原則的狀況屢見不鮮。

5.不透明或模糊的條款：《私框》條款過於模糊或不透明，導致法律的執行不當，並可能被濫用或過度解釋。如校長不在教師等級之內，但又被列為教學人員，何解從沒有合理解說？怎樣科學計算出學校的收入不少於70%要用作教學人員薪酬，亦從來沒有依據？一級教師的薪水是六級的一點三倍，亦是從來沒有出示過任何科學或調研的合理理據。

6.不符合公眾利益：《私框》沒有制定客觀有據的薪級表，亦沒有把發薪資的權限收歸政府所有，導致私校內、私校間、公私校之間的衝突、誤解及矛盾日深，而是為了大眾福祉或社會整體的發展。

 

千瘡百孔《私框》亟待修復

    《私框》是立法會通過的法律，而不是由行政長官的法規，意義重大，本質為澳門的教育事業和教師專業發展奠定了基礎，全面提升教師和教育質量，並保障了教育人員的穩定。《私框》出發點非常好，為私立學校老師的奠定法律應有的專業地位與權益，當中的條文說實在亦有讓老師受益。

    然而，在法律生效之後、隨着社會環境不斷變遷、發展需求不斷變化，對於教師的質素以及要求越來越高，但相對法律對於教師的支援、福利保障等，卻未有同步提升，故此政府有必要重新檢視以及修訂經已生效了十二年的《私框》制度。

買進世界排名前列的名牌大學

 

    根據內地《財新網》報道，香港大學經管學院揭發有學生以假學歷申請入學。港大經管學院在發現個別案例後，於今年五月主動發起全院調查，要求所有正在就讀碩士課程的學生重新提交本科學歷認證，成績單等資料。經多個渠道檢查後，發現假學歷主要來自海外高校，至今已發現約三十名學生採用假學歷申請入學，由於仍在調查中，相信人數或會上升達兩百名之多。
    由於香港高校爆出有大批內地學生申請入學遞交的學歷造假事件，澳門教青局要求澳門高校提高警惕，優化機制作出防範。教青局聲稱，澳門高校已訂立嚴謹的收生標準和甄選程序，須查核入學申請者學歷成績等文件，若發現提供虛假資料，將撤銷錄取資格、註銷學籍或撤銷學位。

    其實，透過假學歷及賄賂方式進入名牌大學並不是新鮮事，只是，一直以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總有人透過高科技，又或是透過巨額金錢及很吸引的利益賄賂名校主管入學事宜的人員。當中，有的學生的確憑真才實力完成課程，拿到亮麗的學位；有的學生儘管成功入讀，但英語及能力有限，被逼中途輟學；亦有人卻東窗事發，鋃鐺入獄。

    世界上，的確有些地方能如成語濫竽充數的南郭處士，不會吹竽，也成功混進三百人的竽樂隊裡，可是，論到讀書、寫作、考試，沒有真才實學，終有被揭穿的一天。

《買進名校》一書的重要啟發

     最近，美國著名記者梅麗莎．寇恩（Melissa Korn）和珍尼花．李維茲（Jennifer Levitz）經過多年深入調查，寫成一本震撼高教界的暢銷書《買進名校》（Unacceptable: Privilege, Deceit & the Making of the College Admissions Scandal），深入揭露了美國大學招生醜聞，這本書對精英大學招生過程中的特權與不公平現象提出了深刻批判。其中不乏具警惕作用的精彩論點：

1.揭露系統性的招生腐敗與不公平：兩位記者通過具體的案例展示了許多家長如何利用其財力和地位，通過非法手段讓子女進入名校。這些手段包括賄賂教練，讓孩子可以透過卓越的體育成績進入名校。當然，偽造學術或運動成績，甚至設計假身份來欺騙招生人員，鈞是常見的手段。這些招生流程的漏洞表明名牌大學的招生系統不僅容易被利用，還系統性向富人和特權階層傾斜，破壞了公平競爭的基礎。

2.金錢與特權對教育機會的腐蝕：這本書詳細剖析了「Rick Singer 操作的計畫」，即所謂的「側門」（side door）進入名校的非法方式。這種方式允許富裕家庭通過賄賂和欺詐，讓子女以遠超常規競爭者的手段進入名校。這揭示了高等教育中，金錢如何能腐蝕教育公平，並讓那些本應無法達到標準的學生佔據了應屬於更有能力的學生的位置。Netflix拍攝的紀錄片《入U靠父幹：大學收生醜聞》（Operation Varsity Blues: The College Admissions）就是透過重組案中的監聽記錄，還原了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

3.家長對精英教育熱切期望導致過度干涉高校行政：Korn和Levitz提出，一些家長將子女進入名校視為一種地位象徵，甚至不惜採取非法手段來確保這一結果。他們的調查揭示了這些家庭對名校的渴望超出了教育本身，而成為一種身份和社會認同的象徵，反映了現代社會中對名牌大學提供的精英教育有過度追求與扭曲理解。

4.揭露招生制度中的道德危機：該書不僅批評了家長和招生顧問的行為，還指出名校自身在維護招生公平性方面的失職。儘管有些大學否認知情，但書中暗示，許多學校的運動教練或相關人員默許這些特權交易。這反映出招生制度中的道德危機，特別是當教育機構自身也在某種程度上參與其中，讓進入名牌大學成為徹頭徹尾的不法勾當。

5.對於更廣泛社會問題的反映：Korn和Levitz的論點還指出，招生醜聞並非只是個別事件，而是更廣泛的社會不平等問題的縮影。富裕家庭的影響力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包括教育、體育、福利、甚至政經界，反映美國社會結構中的階級分化和社會流動性的低下。

6.升學顧問公司聲名狼藉：升學顧問公司透過收費機制向來自各國的家長保證其子女一定成功入讀心儀的名牌大學。公司會先收一筆不那麼鉅額的費用，接下來要等學生申請上頂尖學校之後，才會獲得一筆高額的獎金；如果學生上的是二線大學，他們也依然能得到一筆不小的費用。比方說，一開始你可能必須先付五千美元，等到成功錄取才會再支付一萬或兩萬美元的費用，金額多寡則視該學校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排名而定，顧問公司最後會收到高達十五萬美元的酬勞。

7.真金白銀捐錢入名牌大學：在美國，確實存在著一些富豪家庭，通過捐獻巨額資金的方式，讓子女進入名牌大學，哈佛大學就是其中一家常常傳出如此醜聞的大學，金額高達六百五十萬美元。但是，不管捐多少錢，大學還是會有一個底線，需要滿足基本的學術要求或其他要求，學業成績不達標仍然遭到開除的命運。

買進名校對個人及社會的傷害非比尋常

    透過假學歷或造假進入名牌大學，不僅對學生個人、學校及社會都會帶來深遠且負面的影響。

1.學術能力不足的壓力對學生的不良影響：透過假學歷進入名校的學生通常缺乏進入該校所需的實際學術能力或準備。他們可能無法跟上學術進度，進而感受到巨大的壓力，甚至陷入自我懷疑和焦慮。長期承受這種學業壓力會對他們的心理健康造成損害，甚至不時看到自殺的新聞。

2.誠信危機與人格發展的扭曲：學生一旦依賴造假進入大學，可能會逐漸丟失對誠實和努力的價值觀。他們的成功建立在欺騙的基礎上，這種經驗可能會影響他們未來在工作或生活中的道德判斷，並形成不正當獲取成功的錯誤觀念。 3.未來前途的不確定性：一旦假學歷或造假行為被揭發，學生不僅會被退學，還可能影響他們的未來求職與社會信譽。許多行業和公司對誠信有極高要求，這樣的污點可能使學生無法獲得理想的職業機會，甚至在社會上失去信任。

4.名牌大學聲譽受損：當學生被發現以假學歷進入學校，該大學的聲譽和公信力會受到嚴重打擊。名校以其嚴格的招生標準和學術質量聞名，一旦被揭露允許造假學生進入，將讓公眾質疑學校的招生制度，進而影響其在學術界和社會中的聲譽。

5.學術質量的降低：讓缺乏實際能力的學生入學，會影響學校的整體學術水準。這些學生無法達到學術要求，會在課堂上表現不佳，並可能降低學校的畢業率和學術成就。這也會讓那些通過正當方式入學的學生感到不公，進一步破壞校園內的學術氛圍。

6.招生制度的信任危機：假學歷案例的曝光可能導致學校在招生系統上失去公眾信任。家長和學生會懷疑學校是否能夠維持公平透明的招生流程，這可能會減少有潛力學生報考該校的意願，影響學校未來招生和校友捐贈。

7.對社會的不良影響：透過假學歷進入名校的行為，加劇了社會中的不平等現象。當一些學生憑藉造假進入名校，而那些具備真實能力的學生卻因為沒有資源或機會被淘汰，這破壞了社會應有的公平競爭機制。長期來看，社會將變得更加分化，機會不平等會更加突出。

8.勞動市場的不信任與失敗：如果許多學生透過造假進入名校並獲得學位，這可能會導致勞動市場對高等教育學歷的信任崩潰。雇主將難以確定應聘者是否真有相應的知識和能力，這會讓企業在選才時變得更加謹慎，甚至可能對所有名校學位持懷疑態度，影響整個勞動市場的運作。

9.助長欺詐文化：這種行為助長「成功可以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得」的觀念，進而助長更多的欺詐行為。不論是學術領域還是商業領域，這樣的文化會侵蝕社會的道德基礎，讓更多人失去對誠實、努力和公平競爭的信心。

    當澳門政府及大學致力提升本地大學的教育質量，甚至銳意要躋身全球名牌大學榜裡，無論是教育行政當局，又或是大學本身，都應該公平、公正、公義及公開的政策措施守住大學的聲譽品牌。

從董之英學校事件學職場生存之術

 

    香港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有學界皇家馬德里之稱，年年都捧得學界足球冠軍杯。校方今年因為管理上的疏忽，未能在九月二日截止日期前提交報名，遭到主辦單位回覆今年將無法參與學界足球賽。由於欠缺了一年的最佳成績，明年再報名參賽，很大機會只能參與最低級別賽事，對學校整體校譽及學生的士氣無疑有很負面的影響。

    九月開學後，校方好像如夢初醒，才發現漏報賽事，於是，趕緊向大會提出申請，希望破例讓學生參賽，並高調召開記者會，表示是次錯誤是由於人員交接期間的疏忽。換句話說，學校提出的理由是原先的體育主任離職前沒有交接好，致令中間出現斷層真空。可是，主辦單位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翻查網路記錄，發現早在八月中已寄發新的網上報名資料及密碼，校方可以隨時報名，而離職體育科主任亦能提出手機及電腦記錄，證明已交接給新上任的同事。主辦單位審視所有往來資料及程序後，基於公平原則，拒絕該校的申請。

    在學體會公布結果的同日，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發聲明，說接獲八月底離職的董之英紀念中學前體育科主任求助，調查發現包括董中校長黃攸杰在內多名學校管理層，涉嫌在記者會上對前體育科主任作出多項不實指控，包括指該名教師「遺失密碼後不跟進」、「交接工作不合作」，並誤稱該教師曾獲教育局發警告信，使教師名譽嚴重受損。教工會促校方收回不實言論及指控、向該名前主任公開道歉，並向公眾交代事件。香港教育局日前稱會調查事件，並要求學校呈交報告，如發現事涉校方處理不當或教師專業失德，定必嚴肅跟進處理。

    雖然，校長黃攸杰再次召開記者會，為一切失誤公開致歉，並聲稱為事件負責辭職。可是，到本文脫稿時，仍然未看到校長黃攸杰離職的消息。很多網民關心事件，對該校及黃校長的往績起底，發現劣跡斑斑，從校園欺凌到校政玩忽職守。不過，筆者關心的是，老師都是打工仔，面對大耍厚黑學管理的校方，該如何保住飯碗，如果飯碗保不住，又該如何保住僅有的聲譽與尊嚴呢？

所有打工仔都要識《厚黑學》ABC

    《厚黑學》是民國期間一位叫李宗吾的人所撰寫的一本職場攻防妙書，其中大談厚黑之道，面皮要厚如劉備，心要很黑如曹操，你就能在職場、商場、甚至情場打滾成功。當中，做官六字真言，「空，貢，沖，捧，恐，送」，尤其適合當官的好好使用。不過，論到職場上司與下屬、同事與同事、甚至公司與客戶之間的攻防，李宗吾提的「鋸箭法」和「補鍋法」真是大派用場，甚至可以說是一生受用無窮。

    李宗吾在書中提出的兩種形象化的策略，分別用來應對生活中的困境和問題，這兩個方法反映了他對人性與處事的深刻觀察。

1.鋸箭法：這個比喻來源於一個故事，有一個人被箭射中，當外科醫生只鋸斷外露的箭杆，然後稍作止血、消毒及護理就算。中箭的人很不滿，投訴醫生為何不拔掉箭頭。外科醫生理直氣壯地說，我是外科醫生，只管本職，箭頭在體內，那是內科醫生的職責，與我何干？這個方法表達了一種簡單、粗暴且治標不治本的處事方法，亦充份暴露職場的分工與卸責招式。實在，無論是職場還是情場，當遇到問題時，鋸箭法不會去解決根本問題，只處理表面症狀，讓事情看起來好像解決了，但實際上問題仍然存在。在職場上，有人因為被鋸箭法害到飯碗不保，情場上亦有人因為鋸箭法所害而分手收場。

    在董之英事件之中，校長可能會強調自己對比賽的具體安排並不知情，並暗示這是老師的工作範疇，從而將責任轉移到老師身上。例如，校長表示：「比賽的通知和報告本來是某某老師負責的，我一直相信他們處理得很好。」離職的體育科主任先是被指斥沒有交接好工作就離開，校長試圖把全部漏報名的責任推卸給他。幸好，離職體育科老師無論是在手機信息，又或是電郵來往，甚至是新密碼更心登入，都留下充足的證據，才免於中箭。事後，校長又諸多藉口，如電腦程式出問題，密碼出問題，甚至新上任老師未熟悉程序等問題，總而言之，一切問題都與校長無關，試圖推得一乾二淨。

    無論是生活中那一個場域，遇上矛盾衝突，總有人出來當和事佬，總聽到一人少一句，又或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方為上策。實際上，表面和解或逃避來「鋸掉箭杆」，這種方式雖然可以暫時緩和局面，但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最終還可能會爆發出更大的矛盾。

2.補鍋法：這個比喻來源於傳統的修補技術，當一個黑鍋漏水的時候，人們會找專業補鍋師傅，看看如何修補破洞，然後繼續使用。這象徵著解決問題時採取穩妥、徹底、細緻的方法。補鍋法是一種有耐心且務實的處理問題的方法，旨在徹底解決問題的根源，使整個系統能夠繼續正常運轉。這要求人們面對問題的本質，並採取修復性的措施，而不是只關注表面的狀況。不過，補鍋法亦可以是小題大造，甚至詐騙對方無知的重要伎倆。一個不實的補鍋師傅可能只找到一個破洞，但又知道補一個破洞的收如非常微薄。所以，趁鍋主東張西望時，趁機弄破多幾個小洞，還扮專業說：「你真幸運，技術不到家的師傅只能找到一個破洞，我仔細發現，原來有三個小破洞。」那一刻，補鍋師傅取得鍋主的全然信任，還多付一點錢，鍋補後，還滿心歡喜背著黑鍋回家。

    職場上，本來只出一個小問題，甚或是一個小誤會，由於有人唯恐天下不亂，故意營造主持公道的客觀角色，其實就是職場人渣一名。在董之英事件之中，校方試圖隱瞞責任，只好轉移視線，試圖模糊漏報責任的具體歸屬，強調學校的行政流程和人員安排存在系統性的問題，而不是某一個人的過失。他說：「學校裡的工作本來就是集體合作，這次可能是協作上的疏忽。」試圖把焦點放在離職體育科主任身上，又擺出一副好可憐的樣子，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主辦單位能放學校一馬，讓校方成功補辦報名手續。可是，主辦單位真的挑通眼眉，堅決維持原判。當然，事件最大的受害者是前體育科主任及無辜的學生。

    鋸箭法和補鍋法代表了處事中的兩種典型思路，李宗吾通過這兩個形象化的比喻，告訴讀者在面對困境時，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選擇。鋸箭法適合應急情況或表面處理，補鍋法則是長期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其實，這兩個方法尤如一把雙刃劍，既有好處，如分工明確與長遠徹底解決問題。但亦有害處出，既能把罪責輕易推卸給善良，無職場攻防能力的打工仔，亦讓職場經驗不足的新鮮人隨時被老油條擺上台，甚至被裁走，蒙受不白之冤。所以，李宗吾先生，自許厚黑教主，經歷許多不同場域的風風雨雨，深刻明悟這兩個方法是既古老，又歷久長新的職場生存之術。

打工仔只好繼續修練《厚黑學》，還要自求多福啊！

    董之英紀念中學事件中，先不管原來體育科主任為何離職，他只是一名無權無勢的打工仔，難以跟財雄勢大的辦學團體及校長抗衡。幸好香港有為教師出頭的教育工作者工會，他們的網頁上清楚指出提供六大服務：守護教育專業、保障教師權益、關注身心健康、促進教師團結、加強業界交流、協調勞資糾紛。涉事離職體育教師最初努力與學校解釋，但發現百辭莫辯，只好尋求工會幫忙，工會不是省油的燈，不會盲目為老師出頭。經過審慎查證，才為這名苦主爭取應有的公道與尊嚴，才讓他沉冤得雪，洗脫所有罪狀。校方還要召開記者會作公開道歉。

澳門市民及維權團體，甚至是直選立法議員，經過多年的爭取，終於在今年四月在立法會通過第6/2024號法律《工會法》，不過，翻閱條文，難以讓人安心的是，工會的維權力量與集體談判權落差極大，打工仔亦只好繼續修練《厚黑學》，還要自求多福啊！

 

世界大學排名與香港小姐選舉大同小異嗎？

 

     世界大學排名出爐，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再次蟬聯全世界最頂尖的大學，著名學府哈佛大學跌到第四名。澳門雖是個彈丸之地，總共有四所公立及六所私立大學，其中澳門大學及科技大學一直努力要躋身世界大學前列。今年，澳門大學在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世界大學排名第193位、全球年輕大學排名第14位、亞洲大學排名第36位、在葡萄牙語大學聯會中名列第一。澳門科技大學排名251-300位，全球年輕大學排名第38位、亞洲大學排名第58位。另一個知名的大學排名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QS），澳門大學位列第254，較上年的304位上升；澳門科技大學的排名亦從581-900的組別，升至505位。

    THE與QS兩個合作的世界高等教育大學排名歷史非常短暫，都是公元兩千年後的事。調侃而言，香港小姐選舉早在一九五二年開始，到了一九七三年後，就由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主辦至今。筆者小時候，就跟老爸一起在家看香港小姐選舉直播。多年以來，香港小姐選舉都標榜「智慧與美貌並重」。 說真，正所謂各花入各眼，見仁見智。長大後，對於港姐選舉已經不感興趣，反而那句「智慧與美貌並重」，一直沒有忘懷。近日，世界大學排名榜又出台，突發奇想，發現世界大學排名原來跟港姐選據舉大同小異，都是標榜「智慧與美貌並重」，都是跨進名利世界的踏腳石。

認識大學排名機構

    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THE）和QS世界大學排名（Quacquarelli Symond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QS）都是全球知名的高等教育機構排名系統，它們各自有不同的評估指標與評審來源。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主要關注五個核心領域：第一是教學，佔30%，即指學習環境、教學聲譽、師生比、博士學位與學士學位的比例、學術人員與學生的比例、機構收入等。第二是研究，佔30%，包括研究量、收入、出版物數量及影響力、研究聲譽調查等。第三是引用，佔30%，衡量學術出版物的影響力，主要基於論文的被引用次數。第四是國際化，佔7.5%，包括國際教職工比例、國際學生比例以及國際合作研究等。最後是產業收入，佔2.5%，大學在產業合作中創造的收入，衡量大學與產業的聯繫及其商業價值。

    QS世界大學排名側重以下六個指標：第一是學術聲譽，佔40%，由全球著名學者評估大學的學術質量和聲譽。第二是雇主聲譽，佔10%，來自全球雇主對大學畢業生能力的評價。第三是師生比，佔20%，衡量教學資源，師生比例較低的學校得分較高。第四是論文引用率，佔20%，衡量學術影響力，根據大學的科研產出質量及論文被引用次數。第五是國際教職工比例，佔5%，衡量大學教職工的國際化程度，越是國際化分數越高。第六是國際學生比例，佔5%，評估學生國際來源及參與國際化程度。

    評審來源方面，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的學術聲譽調查是通過發送給全球超過兩萬名學者的問卷來進行的。這些學者來自不同國家和領域，根據他們的回應來評估大學的學術水平。QS世界大學排名依賴來自全球約十三萬名學者和 七萬五千名雇主的問卷調查，這使得他們能夠收集全球範圍內對大學聲譽和畢業生表現的評價。兩者在指標設置和數據來源上有所不同，但都是以全球的學術及業界專業人士的意見為基礎進行評估。

    當然，諾貝爾獎和論文高引用率是大學排名中是重要因素，特別是體現科研實力和學術影響力。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和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是常用的學術引用指標，它們反映了學術論文的被引用次數，從而體現出科研的影響力。這在QS和THE排名中的論文引用數是非常重要的。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和SCI（科學引文索引）是學術研究中最為人熟知的兩大指標，分別代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的頂尖學術水準。由於SSCI的收錄期刊數量相對較少，且對理論性和論述的要求更高，它在某些方面被視為更具挑戰性。相比之下，SCI偏重自然科學，其研究成果較傾向可以通過數據直觀呈現。然而，在頂尖方面，SCI同樣具有挑戰性，某些領域的光是數據就十分珍貴且難以取得。

世界大學排名與香港小姐選舉的確有許多「大同小異」之處

     世界大學排名與香港小姐選舉的確有許多「大同小異」之處，讓人忍俊不禁，笑著聯想到兩者的不謀而合。在學術世界的金字塔，前述SSCI及SCI都是大學競爭的重要指標，且已經進入惡性競爭的循環。香港小姐歷年以來表面上很講友誼，實質充滿不為外人道的惡鬥。世界大學排名像是披上學術外衣的選美比賽，排名機構不斷強調學術成就、科研成果和國際影響力，但實際上，這些「亮眼」的指標就像香港小姐的美麗禮服，顯示出眾身材的泳裝，但背後的內涵如何，往往被忽略。只要校園的建築夠現代，學生夠多國籍，像是參賽者的衣著、談吐、身段、學歷、才華等足以讓候選佳麗閃閃發光，便能在評審的眼中加分不少。

    其次，評審標準模糊，就像香港小姐選舉時，評審可能會根據笑容、儀態甚至回答問題的臨場發揮來打分，世界大學排名的評分標準同樣令人捉摸不透。誰能確定「國際聲譽」具體如何量化？甚至像科研引用次數這樣的指標，學者們還能互相引用來推高引用次數。評分標準如同選美評審的口味，充滿主觀性。就如QS以著名大學教授及雇主的主觀判斷來投票那一所是排行前列的大學。

    再者，兩者都喜歡強調「全球化」。香港小姐比賽每年邀請來自多國的佳麗同台競爭，盡顯香港國際大都會的魅力，透過候選佳麗的友誼表現來粉飾太平，而世界大學排名則用「國際學生比例」及「跨國合作」這類指標來彰顯全球化的影響力。不論參賽者的文化背景或學校的國際關係，大家都是追求一個「全球認可」的名次，像是在一個巨大的舞台上展示自己一模一樣。

    香港小姐選舉都有其評審標準，從年齡、學歷、經歷、口才、身材、人緣等，專業評分佔50%，家庭觀眾評分佔50%，還要聘專業會計師核算，真的做到似模似樣。其實，世界排名也好，香港小姐選舉也好，這些外在的評審指標都欠缺一份公開透明，讓人信服的報告可以查詢。

    最後，名次才是王道。無論是香港小姐還是世界大學排名，最後大家關心的都是誰拿了冠軍。沒有人真的去深究評審過程中的細節，名次就是公認的「權威」。對於大學來說，排名提升如同選美小姐的桂冠加冕，是一個打開新市場、吸引更多學生和資金的途徑。總結來看，世界大學排名和香港小姐選舉在形式上可謂異曲同工，皆是一場表面光鮮的競技，不過是一場誰能在公眾面前「贏得眼球」的比賽。   

「智慧與美貌並重」大學實屬難求

    早在一千多年前，歐洲有名的大學開始崛起，都奉行教學、研究、服務與良知為圭臬。到了現代，大學的競爭異常激烈，於是，宗旨亦分道揚鑣，出現研究型大學和教學型大學的畸怪狀況。研究型大學的特點主要以進行高水平的科學研究為核心任務，致力於創新、知識發展和學術突破。同時也會提供教學，但重點在研究上，能如麻省理工學院兩者得兼實屬異數。教學型大學主要關注教學和培養學生，重點是提供高質量的本科教育，並確保學生的學術成績與職業發展，還有知識份子的社會良心。當然，研究型大學因為不斷創新所以在排名得分上優於教學型大學，所以，澳門的大學為何越來越傾斜發展成研究型大學，都是為了提高大學的學術水平，說穿了所謂的研究型大學只是披上智慧戲服的美貌而已。除此以外，原來增聘多位過氣的諾貝爾獎或圖靈獎得主都會加分，甚至延攬在他方已經退休，學歷很猛的教授加盟亦會加分。到最後，原來學歷、經歷、論文被多次引用、拿國際獎項等，都只是美麗的裝飾品，爭到世界大學排名的大學就是為了名利雙收。如同很多有學歷有美貌的港姐，只視這些為競選的資本，選上後，就放棄本來專業，踏上名利雙收的星夢之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