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抗疫科學遇上政治正確時

 

 

    因應國家的「動態清零」嚴防嚴控新冠疫情，導致民怨四起，亦引發出人意表的「白紙革命」。為了平息風波，國務院頒行了最新十條防疫措施，澳門作為無時無刻緊跟中央政策的小城市，新冠病毒應變協調中心也宣布，全面取消內地訪澳人士在澳核酸及抗原檢測要求、增設社區門診和派抗疫包等一系列新措施。當局預期病毒會在社區有一定傳播，最終約五至八成人感染，但相信可透過措施的逐步調整，令疫情不會井噴爆發，籲居民不要擔心。

    最讓市民啼笑皆非的是，同樣是Omicron變異株，記憶猶新的幾個月前，只要社區有一兩個病例，就動輒全民驗核酸，市民每天出門上班上學前還要做抗源快測；特區政府天天開記者會，加上媒體強力宣傳，這個病毒株傳播速度快，感染力強，會導致重症及死亡。同樣是Omicron變異株，今天三百六十度大轉向，社文司司長歐陽瑜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時說，司長說得對，變種毒株Omicron全球流行，逾半感染者沒有症狀，另相當一部份屬輕症，而其傳播力強，預計短期內會出現相對大量感染者，也會有一定數量的重症或危重症，甚或死亡個案。 

    本澳每天已超過兩百多人感染新冠病毒，感染人數隨著特區政府急轉彎而會暴增，現在除了出入公共場所不用掃場所碼外，就連紅碼人士都可以照上班上學。所以，特區政府顯然已邁進高科技的元宇宙時代，後面的推手，理應是是科學施政，而不應繼續緊跟中央的政治正確啊！

   

回顧新冠病毒起源、來源和變異歷程

　 值得注意的是，起源與來源是兩個不同意義的詞彙。起源是指生物或事物產生的根源，是唯一的、最原始的，如信奉基督宗教的教徒深信人是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造成，人類的原祖是亞當及厄娃。來源是指生物或事物從哪裡來，以後的發展方向，可以有多個來源，亦可以是多個發展的路向。就現有證據來看，新冠病毒起源來看，有說來自實驗室，有說來自動物，世界衛生組織的科研人員幾經努力，仍然無法確認新冠病毒的來源。所以，從科學強調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在病毒溯源這一科學難題破解之前，別信口開河、妄下結論。不過，著名公衛專家，亦出任過世界衛生組織疫情調查顧問的何美鄉博士在其新著《從一個沒有名字的病開始》書說：「這場新冠疫情，從殺手病毒的出現，到高風險族的高死亡率，無一不是人為所致。環境與人類健康的敗壞，都成了新冠病毒危害人類生命的『幫手』，除了基因，新冠重症死亡的風險因子，都與人類行為、生活模式息息相關。」換句話說，新冠病毒不管是來自實驗室，還是來自動物，都跟人類肆意破壞環境與不斷傷害自身健康的惡行有密切的因果關係。

    談到新冠病毒的來源，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教授何大一認為，科學上很多病毒本身的關鍵問題還都沒有答案。二○一九年的十二月十二日，首個新冠患者前往醫院就診，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武漢市呼吸與重症醫學科學主任張繼先最早發現和上報此不明原因的肺炎，三天後，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師李文亮在其同學微信群組轉發信息稱「確診了七例SARS，請不要外傳」，警方於二○二○年一月三日請李醫師前往派出所調查，且予以訓誡，要求停止流言。李醫師於一月感染，一月三十一日確診，二月七日病逝，四月二日追封為烈士。可是，這是否是一宗政治正確凌駕抗疫科學，免於引起人民恐慌的風險管理的錯誤舉措呢？就由專家及社會人士自行判斷罷了！

    很明顯，歐美諸國儘管賠上幾百萬人的性命，仍決意很早採取與病毒共存的管理策略，目前，病毒株已由D614G，經歷alpha、beta、gamma、delta，至二○二一年底被視為大號感冒的Omicron變異株。可是，連一直採取保守態度的新加坡、南韓及日本亦已採取與病毒共存，放任感染人數，節省醫療開支，亦讓市民及市道及早復元，而澳門仍緊跟中央的「動態清零」政策。至日前，整個中華大地始如夢初醒，急忙解除非必要且過度的抗疫措施。

　

科學正確？政治正確？還是生命正確？

    在危機時刻，人們需要條理清晰，需要領導力，需要有專業人士做指導。其實，早於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新華網已發表時評文章《科學與團結才是抗疫的正確姿態》，嚴正指出說：「大疫當前，國際社會尤需科學的態度、抗疫的合力，任何將病毒政治化和甩鍋、諉過的言行，都絲毫無助於疫情防控，只會造成更大災難。面對未知的病毒，首先要尊重科學，以科學戰勝愚昧。新冠病毒溯源是一個嚴肅的科學問題，需要聽取科學和專業的意見，由科學家來回答，絕不應將其政治化。」

    誠如前述，Omicron變種病毒去年底已變種出現，可是，港澳兩地因為要緊跟中央的「動態清零」策略，仍採取不讓病毒進入澳門的嚴厲隔離檢疫措施。然而，無論是專業醫學家，抑或是世界權威新聞傳播機構，都先後推出了主題研究及報導，指出「動態清零」策略既沒有科學理據支持，又未能兼顧全面的嚴厲策略，根本難以達到所謂清零的目標，而且代價非常昂貴沉重，澳門就白白花了上千億去做檢測及隔離抗疫，還花了幾百億元給市民用做刺激經濟。

    事實上，從人類對抗傳染病的歷史而言，面對疫症及病毒，不外乎是兩方面著手，一是與病毒對抗，對感染者做適切的治療；二是要在整體公共衛生策略上，制定一套可平衡、可持續、可承擔及可防可控的政策。但與病毒的對抗，歷史已經證明幾近不可能，就算可能亦要花上很長的時間。要完全消滅病毒，顯然是一個威權政體的政治正確決定，根本是個不可能的任務。事實上，最終能夠被人類幾近消滅的病毒實在寥寥無幾。

    病毒科學告訴我們，所有生命都有其生存規律及法則，只要病毒或病菌不被完全滅絕，就有機會不斷變種，又或是尋求新的宿主。但與此同時，不斷洗牌的變異病毒其殺傷力會日漸遞減，不會如初期爆發時那麼可怕，因為病毒本身已學乖了，為了保命，只好與宿主作為自己的寄體，與宿主共存。

    誠如前述，Omicron變種病毒的殺傷力驟減，實在無必要在「動態清零」及「社會面清零」等政治正確範疇再花精神去經營。顯然，繼續研發疫苗、改進疫苗、推廣疫苗注射、建立社群的免疫能力、大力推廣強身健體，增強市民的自身天然免疫力的知識可能比無謂的政治宣傳來得更實際。

    去年五月，台灣仍處於嚴格清零的抗疫狀態，民眾已非常憤怒，既沒有台灣自行生產的疫苗，亦沒有加把勁去引入外國疫苗，更可笑的是行政院長蘇貞昌還說台灣沒有施打疫苗的急迫性，很多政經學術界人士的努力，才向美國爭取即將釋出的兩千劑疫苗。再者，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被批評政治正確凌駕平民百姓的寶貴生命，老是不願意釋出權力，讓地方政府加入採購疫苗的行列，不與上海總代理洽購以至於錯失五百萬劑疫苗的機會。

    新冠病毒至今在全世界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六百多萬，遠遠超出因為戰亂所致的數字。為每一個人而言，為一個家庭甚至國家而言，生命都是無價的。所謂無價並不是沒有價值，而是說生命不是一個價碼（price tag），可以用多少錢或多少等值的東西換取，而是充滿不能計算的價值（value6）。

    時值明年大眾體育登記及抽籤期，許多學生及家長亦會有一個慶回歸、聖誕兼新年長假期，會否想想，別花太多時間去睡懶覺，而是全民動起來，多去做運動，增強免疫力。公衛專家說，從是次病毒做的細胞實驗得知，人類有先天的免疫反應，其實，無症狀感染，又或是輕症的咳嗽、發燒、頭痛等發炎表徵，都是身體健康的天然免疫反應。市民理應好好關顧自己的健康，如健康飲食、適切的運動與休息，保持良好的情緒狀態，都是面對疫情的天然生命資本，而不要老是過度依賴政府免費贈予入侵性的醫療福利。

造反有理革命無罪 去政治化敢夢敢為

 

 

    「造反有理、革命無罪」這兩句著名的口號是毛澤東在延安慶祝史達林「登六」發表的講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蒂，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革命無罪。』」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澤東寫信給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認為他們的行動說明『造反有理』，向他們表示熱烈的支持」。

    五十多年後的今天，政治教育、愛國教育、國安教育鋪天蓋地，可是，這一切的所謂教育旨在培養順民。其實，如果我們拿掉毛澤東這兩句名言的政治意圖與操弄，從新定義「造反有理」的「理」是有理有據，而「革命無罪」的「革」是朝向破舊立新的意思。我們不是天天都高呼「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的價值觀嗎？那麼，當特區政在發人才荒的時候；當建制學生社團高唱澳門有八成高中生很有夢想時，可有想到，如果沒有給青少年、甚至兒童有理地造反，放手給他們參與革新社會，而又不怪罪他們，澳門根本不必捨近求遠、捨本逐末，比比皆是人才。

 

你知道蝕羽是甚麼嗎？

    根據鳥科學的分類，所有鳥類一生中會經過多次換羽毛的過程：第一期是雛絨羽，是嬰鳥破殼前長出的羽衣，為了適應脫殼後的天氣與環境，很快換上較堅挺及保暖一點的羽毛。第二期是稚羽，即是說雛鳥換羽後所長出的羽衣，大多帶有斑紋，顏色多為灰、褐，起到隱蔽保命的作用。第三期是幼羽，稚羽經過一段日子，可能要面對冬天的來臨，為了順利過冬，換掉幼羽，新添上顏色與成鳥接近但更保暖的羽毛，所以又稱為冬羽。第四期是成羽，通常在交配成為父母後的成年鳥，此羽毛讓他們飛得更快，更容易張開保護幼鳥，所以又稱為第二冬羽。最後一期是隱蔽期羽，大部份雄鳥在繁殖期後，不必再用顏色鮮豔的羽毛吸引雌鳥交配，所以，會換上一身黯淡的羽毛，以達到隱蔽目的，所以又稱為蝕羽。

    看起來，鳥比人類更懂得如何生存，更懂得利用羽毛的蛻變繼續低調生存。換羽為鳥類而言是頭等大事，有了成熟的羽毛，更能飛得高飛得遠，更能以優美豔麗的羽姿吸引異性交配繁衍下一代。《小鳥小哲學：重拾平衡、找回生活餘裕的22堂課》一書的作者說：「蝕羽一詞很優美，指鳥稍事休息，等待掉落的主要羽毛重新長出來的時刻。鳥察覺到自身的脆弱，於是變得低調，暫時擱置重要的事情。牠進行更新的時候，耐心等待，好重拾一切精力，美得煥然一新。」

   年青人成長如是，社會進步亦如是，必經就要羽蝕，羽翼豐茂，始能振翅高飛。

 

青春期的腦袋為何裝滿反叛的東西呢？

    如果我們明白鳥為何要換羽的道理，那麼，青春期的反叛與躁動就是一個孩子從小孩邁向成人的換羽過程。在這個換羽的過程中，他們會造反，我們要幫助他們從無理走向有理；他們有許多充滿革命色彩的舉措，我們切勿動輒興師問罪。如過說教育允許學生犯錯，接納孩子革命無罪亦是理所當然的。

    近年大腦研究及腦造影科學的發現，揭開青春期孩子為何比較反叛的神秘面紗。《腦內乾坤》（Brain Sex: The Real Difference Between Men & Women）的作者、遺傳學博士安妮．莫伊爾明確的說：「假如說在童年的時候，荷爾蒙使他們的心態有明顯的差別，那麼，到了青春期以後，這個差距就變成峽谷了。」青少年的大腦在此時漸漸成熟，大腦須在短短幾年內產生的風暴，讓孩子在建構理智的認知能力、規劃能力、推理與預期能力的同時，亦在建構直覺、感性、談情說等能力，兩方面盤根錯節，就產生很多成人難以接受的反叛行為。

 

認識每週五舉牌的瑞典造反有理少女葛莉塔

    瑞典少女葛莉塔‧通貝里（Greta Thunberg）年僅八歲的時候，如同一般的小學生，在學校的課堂上學習氣候變化，感受很深，很想多了解這方面的科學，於是，讀了很多論文、專書、影片、甚至參加論壇，素食過低碳生活。其他同學視葛莉塔為異類，群起欺凌她，可是，葛莉塔一點都不在意，全神貫注地靜靜地造反起革命。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日，年僅十五歲的瑞典少女葛莉塔做了一個白色抗議牌，上面只寫了「為氣候罷課」幾個字，走到國會門前舉牌示威，從每天都去慢慢改成逢週五，這是「週五救未來」（Fridays for Future）的開端。葛莉塔的舉措越來越受到矚目，亦迎來國內外很多環保團體及政界巨擘的支持。同年十二月，葛莉塔到了波蘭參加第二十四屆聯合國氣候會議，不單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進行會談，還發表了一篇重要演說。隨後，葛莉塔與母親合著了一本《我是葛莉塔》，被翻譯成多國文字。今天，當談到氣後變化及環境災難時，全世界都會關注葛莉塔的最新行動，顯然，她已經成為氣候變化的造反少年，不停革堅拒氣候變遷老派的命。

    葛莉塔幸運地生活在民主自由的國度，更幸運是她得到母親及很多人士的支持，甚至罷課亦在所不計。換成華文世界，讀書大過天，罷課更為父母、師長及社會所不容，更遑論到國會門前舉牌示威，當然會被痛斥大逆不道。

 

手持白紙的南京傳媒學院學生李康夢身在何處？

    俗語說：「同人唔同命，同遮唔同柄」，葛莉塔在瑞典受到人權的保護，在「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路上暢所欲言及暢通無阻。可是，近日，在中國境內，由於長期採取「動態清零」的嚴苛抗疫政策，導致民不聊生，民怨沸騰，甚至民心背向，引爆「白紙革命」，被稱為「白紙革命」第一人的南京傳媒學院女學生李康夢，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校內哀悼新疆烏魯木齊遇難者，因舉白紙抗議封控政策，久久都是孤身一人，但無阻於李康夢的決心，後來，更有人拿走李康夢手中的白紙，但她仍然擺出手持白紙的動作，依舊站立，並有更多學生響應，開啟了國內外遍地開花的「白紙革命」。很快，李康夢失聯。《紐約時報》報導，中國警方運用人臉識別、手機訊息和線人舉報查出參加抗議、或只是前往抗議地點的民眾身分和居住地址，警告他們不要再次參加集會活動。很快，中國衛生部門採取一系列寬鬆抗疫措施，轉移了群眾的視線，「白紙革命」暫告一段落，可是，秋後算帳可能已在暗角處正手起刀落。

 

不要DQ要AQ，要與「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青年同行

    二○一七年，時年二十六歲的蘇嘉豪，以九千二百一十三票當選，成為澳門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任內積極提出具建設性、有理有據有節的質詢。

二○二一年九月，澳門本來要舉行立法會換屆選舉，然而，發生了「澳門選舉史最大規模『DQ』」，七張直選參選名單合共二十三人被撤銷參選資格。其中，在議會勤奮監督政府施政的三位現人議員，包括吳國昌、區錦新、蘇嘉豪被褫奪參選資格。再次看到澳門已進入威權管治時代，不管有理還是無理，總之被視為「造反」，就等同於「革命」，當事人必然會被羅織諸多「莫須有」的罪狀。

    不要忘記，第9/2006號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第四條總目標第一款說：「培養其對國家和澳門的責任感，使其能恰當地行使公民權利，積極履行公民義務；培養其良好的品德和民主素養，使其能尊重他人，坦誠溝通，與他人和諧相處，積極關心社會事務」；還有很重要的第三款說：「全面提升其科學和人文素養，使其具有創新精神、批判意識、可持續發展觀念及實踐能力；培養其終身學習的態度和能力。」

    特區政府鬧人才荒，人才來自以人為本、尊重反對聲音，銳意革新教育，學子才會敢於做天馬行空的夢，有夢才有所做為，有所建樹。

 

卡塔爾世界杯足球賽 大衛屢次打敗歌利亞

 

    筆者是個標準電視迷，自從有無線電視開台以來，就日日夜夜在看，其中，喜歡看西洋影集，包括《神偷諜影》、《無敵鐵金剛》、還有《無敵鐵探長》，同時，都愛上看日劇，最喜歡的當然是《柔道龍虎榜》、《青春火花》、《青年幹探》、《猛龍特警隊》、當然還有最喜歡的勵志劇《前程錦繡》。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香港電視開始播粵語配音劇集，我家男孩還在襁褓時，那些勵志日劇仍然大行其道，無論是真人劇還是卡通片，都深受港澳市民歡迎。記得，筆者一邊抱著大兒子，還一邊追看《足球小將》。那時候，發現日本人意圖透過各種日劇，鼓勵日本運動員要衝出日本，走向世界，覺得非常天荒夜譚。

    筆者兩個兒子讀小學時，《足球小將》仍有繼續播出，他們迷上戴志偉的球技，還在學校的球場上要練「衝力射球」及「猛虎射球」。沒料到，當年的動漫，竟在今年卡塔爾的世界足球賽預言成真。或者說，世人沒想到，亞洲的日本及南韓，在足球國度上，連番打敗歐洲強國，一幕又一幕大衛打敗歌利亞上演，非常扣人心弦，讓人熱血沸騰。

 

《足球小將》預言的連續實現

    十一月二十三日，日本隊在小組賽中，首場應對四度奪世界盃冠軍的德國隊，無人想像到日本隊竟然反敗為勝，在完場前絕殺德國，以二比一贏德國，重演當年大衛打敗歌利亞的戲碼。在大好形勢下，全世界沒想到，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另一場分組賽，對弱隊哥斯達黎加，竟然輸零比一，剛剛從大衛變成歌利亞不久，就被另一個新生的大衛哥斯達黎加打敗。頓時，日本隊從天堂掉到地獄，教練森保一從被刮目相看，到連番被罵到體無完膚。真沒想到，香港已故知名足球評述員伍晃榮說足球是圓的，亦即是說足球場上甚麼意料之外的事都會發生，亦因為如此，足球能力壓所有其他運動，成為吸引全球最多觀眾，亦吸引商人投放最多廣告的產業。十二月二日，奇蹟與幸運之神再次降臨到日本隊身上，被打敗倒地的歌利亞面對足球巨人西班牙隊，西班牙整場傳球成功次數達到恐怖的九百九十二次，日本只有一百六十六次傳球成功。單看數字，很難相信日本會有機會贏西班牙隊，但他們又再次上演大衛打敗歌利亞的戲碼，創下了傳球次數最少卻以二比一赢得西班牙的神蹟。

    熱血的日本球迷與研究《足球小將》的專家發現，當年的漫畫如預言般成真。其中預言之一是，日本隊首先由翅偉與泰來合作使出「High Speed Tornado Sky Alpha」雙人射球而射入，這一球跟日本隊追平德國隊幾近相似，日本隊堂安律禁區外遠射一樣有角度有勁度，對方守門員拍到球都進網內。第二球漫畫版日本隊超前一球，是靠隊友拼命飛奔到底線，再以「不可能的角度」傳中，由新田射入，情況就跟「真日本隊」三笘薫爆落底線接到球撩入對方小禁區，由田中碧門前撞入，這具爭議性的入球與當年的動漫極為相似。雖然，真實版的足球只差1.88mm就超出白線，德國隊呼冤要上訴，但是，比賽用的足球是德國製造，而且內含德製晶片，最後，德國無話可說，只能服貼地接受賽果，飲恨三十二強就要止步。

   無論是巧合還是預言成真，不容置疑，日本隊在足球的科技、人體工學、甚至廚師的營養飲食，都到達了極為先進的境界。加諸日本人的自律及團隊精神，從賽後觀眾席及球員更衣室，都打掃得一乾二淨，讓世人對日本球員的球技，連帶球迷的公民高素質佩服得五體投地。

    十二月五日晚上，日本大戰上屆世界杯亞軍克羅地亞，上半場末日本隊先進一球，全世界都在想奇蹟是否再現。沒料到，一向沉穩的克羅地亞隊在下半場追平一比一，加時雙方都沒有入球，只能互射十二碼。也許，有評論說日本沒有好好在賽前練習射十二碼，結果日本隊只射進一球，最終以最終一比不敵克羅地亞，十六強止步，無緣再創大衛打敗歌利亞的奇蹟。

    日本雖敗尤榮，這個從電視劇到電影都灌輸國民不能輸的精神，加上日本人的勤奮及致力改善的精神，讓日本足球越戰越強。多年來，許多優秀的球員都能躋身歐美大國的世界級球隊，深諳「魚不過塘不會肥壯」的道理，陣中共有二十六名球員，其中十九名正效力歐洲強隊。來屆，日本隊一定會在世界杯大放異彩，創出更多眼前一亮的奇蹟。

 

南韓為何決心打敗葡萄牙晉級十六強

    卡塔爾世界盃另一隊黑馬是南韓隊，首場首戰零比零踢平烏拉圭，次場對非洲球隊加納，現年二十四歲被譽為「型男前鋒」的曹圭成連入兩球建功。贏得球迷掌聲，更憑俊俏的外表贏得「足球界朴敘俊」的稱號，雖然，最終以三比二不敵加納，但最大的贏家是曹圭成，他的IG粉絲破幾天內從幾萬暴增至一百二十多萬。在分組賽最後一輪賽程，南韓必須贏葡萄牙才能晉級十六強。上半場，有「太極虎」之稱的南韓先失一球，當全世界球迷，甚至連韓國球迷都認定韓隊要止步時，南韓隊竟然追平一比一，更讓全世界人掉眼鏡的是，在九十分鐘完場後補時的第一分鐘，靠著黃喜燦的關鍵進球，終場以二比一打敗葡萄牙，南韓與葡萄牙一同晉級十六強，最大贏家仍然是曹圭成，他的IG粉絲再跳至二百三十多萬。

    雖然，葡萄牙有世界級球星C朗拿度，但已年屆三十七歲，體力及反應已不如前。二○一九年前，C朗拿度在南韓球迷心中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但那一年，C朗拿度隨效力意甲球隊尤文圖斯造訪南韓，不但缺席簽名會，連友誼賽也沒上場，違反「必須出賽至少四十五分鐘」合約，重創南韓球迷的崇拜之情，從此，南韓球迷對C朗拿度嗤之以鼻。這次，南韓隊打敗葡萄牙，球迷對國隊能晉身十六強非常興奮，但更叫南韓粉絲吐一口烏氣的是打敗葡萄牙。筆者揣測，背後的恩怨情仇是推動南韓非贏葡萄牙不可的最大原動力。

 

為甚麼日本能而其他亞洲國家不能

    筆者頂多只是一個趁熱鬧的球迷，三分鐘熱度就完了。可是，今屆世界杯太多意外的賽果，吸引了很多旁觀如筆者般變成球迷。據了解，日本隊教練森保一風評極差，被指罵窩囊、保守、後撤、退縮，長期不斷被輿論狠批不稱職，今屆日本隊有亮麗的表現，評論都說只是球員的團結與努力，與森保一的領導無關。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動漫《足球小將》開始，播下日本小孩喜愛足球的種子。多年來的耕耘，開始看到開花結果，日本足球有明顯的進步。自從一九九三年成立職業聯賽J聯賽以來，日本職業足球不斷拓展國內及國外的連繫，陸續設立第二級、第三級聯賽，許多企業都樂意將盈利回饋到足球的發展。根據日本足球協會（JFA）統計，一九八○年登記有案的足球俱樂部有12958間，到了二○二一年已經突破26596間，成長超過一倍。從拍有關足球的電視劇佈署開始，長年推廣足球運動，與社區、地方結合，足球運動已登校入家，成為不少日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當然，不少球員與經紀公司也相繼成立，開始送球員到國外踢球，其中德國聯賽的南韓球員佔亞洲球員的絕大多數。據此，今屆日本踢贏德國，被解讀成南韓長年累月熟悉德國球風的成果。

    盤點一下，除了德國，日本球員亦旅居法國、西班牙、英格蘭、蘇格蘭、甚至瑞士、比利時、塞爾維亞等歐洲國家，憑實力先後加入著名球會的有八多名。面對世界杯賽，日本要挑選精英球員就駕輕就熟了。日本越來越多對於九十分鐘「世界盃頂尖對決」的經驗，這次國家隊多數的球員都在歐洲進行比賽，球技日益精進，打出更具國際水準的比賽，心智已由一個怯懦小孩變成果敢的大衛了。

家庭學校社區是學子的夢工場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和澳門青年研究協會近日公佈了「澳門中學生夢想調查2022」結果，發現有28.8%的高中生有明確的夢想，而有初步夢想的有57.5%；受訪者會依據自己的愛好與興趣而確立夢想的有82%，在高中階段開始實施夢想的有33%，而只有9%說應在出社會工作後；至於實踐夢想的最重要條件有41%的學生認為要有決心，20%是機會。受訪者認為他們缺乏實現夢想所需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佔26%，而家庭經濟條件與學業成績未如理想各佔19%，可見澳門高中生都很現實。此外，調查數據顯示，受訪者在實踐夢想的路上會優先向行業前輩請益的佔29.9%，向朋友/同學請教的佔21.1%，而投靠親人的佔20.9%，向老師求教的只佔14%，而向生涯規劃諮詢師請教的只有7%；對夢想實踐很有規劃的只佔8.3%，而略有規劃的佔75.3%。

    這個簡單的調查沒有問學生有那些夢想，如二○二一年台灣《國語日報》的調查顯示，小學生最想當電競選手，中學生最嚮往當醫師；美國同年的研究發現有52%的青少年夢想成為YouTuber / Vlogger，其中以拍片維生的博客為主。更可惜的地方是整個調查沒有清晰界定夢想、理想、職業、事業等，可能導致填寫調查的學生有不同的理解，造成調查結果產生很多歧義與偏差。

 

何謂夢想？

    用簡單的二分法看，生活有兩個世界，一個是物質及消費的世界，另一個是精神及要用心投入的世界。所謂夢想，其實是要以單純的心去築夢，藉此建構我們的精神世界。如果沒有精神世界做為生活的支柱，就像周星馳說跟一條鹹魚沒有分別。夢想是我們抬頭看到夜空明亮的星星，有了夢想，生活才有了理想抱負，再具體化成人生目標，然後衍生各式各樣的人生規劃。有了夢想，人生不再只耽溺在消費物慾的虛空中，生活會變得充實、豐富、多彩及有意義；夢想又可以是黑暗的指路明燈，照亮我們前進的道路；夢想是一道永恆的光芒，驅使我們果敢前進。然而，要夢想得以實踐，非空談闊論可以成就，在實現夢想的過程中會遇到很多困難和挫折，但是只要堅持下去，每個人都可以化夢想為現實。

    今天，人人都講經濟、講金融、講如何賺大錢，然後提早退休過無憂無慮的生活。這一套夢想其實等於「賺錢」與「消費」的生活價值觀。人活在這樣的世界，慾望總是填不滿，生命更添空虛，甚至被簡化成「消費」與「累積財富」，許多青年已沒有夢想，讀書只為成為一台營營役役的賺錢機器做準備。

一人有一個夢想

    大家一聽過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I Have a Dream）演說，他一生努力推動黑人獲得應有的權利與平等，最終，美國國會通過《一九六四年民權法案》，宣布所有種族隔離和歧視政策為非法政策。

    夢想是所有人的權利，人人平等，就算如前述的調查，很多高中生以為要實踐夢想，家庭經濟條件及個人成績都很重要。如果這樣的說法是科學定律的話，香港首富一定不是沒有家底亦沒有學歷的李家誠，更不是蘋果創辦人喬布斯及微軟創始者蓋茨。

    夢想可以很偉大，亦可以很平凡。阿生初中開始加入學校的話劇社，經常在校內慶典活動粉墨登場。到了高一時，阿生有天敲門找校長，盼望學校開辦校園電台，學生會將承辦早會、午休廣播、及節日特備節目等，校長一口答應。三年來，校園電台辦得有聲有色。高三畢業，阿生成功入讀大學資訊科技系，畢業回澳後，竟然沒有投身資訊科技行業，反而考進電台當DJ，公餘還參加本地劇團，經常在文化中心或其他劇場作公開表演。有一次，阿生接受一份青年雜誌訪問時說，幸得高中有機會參與校園電台的工作，完全找到自己的夢想，亦沒想到夢想竟然成為自己的終身事業。

 

家庭、學校、社會是孩子的夢工場，應有所為有所不為

    家庭是孩子築夢的最早搖籃，許多父母都會為孩子買優質玩具、報滿課外技能課程、經常參與各種遊歷體驗活動，以為這樣就能讓孩子充滿競爭力，這些都市普羅中產父母，甚至是直昇機父母天天為孩子粗心奔波的事。

    猶太人是全世界最富有、最有創意成就的民族，猶太家庭奉行塔木德教學法，父母不買玩具，與孩子一起自製玩具；猶太父母在家與孩子玩激發創意的遊戲，如怎樣才能賺更多錢；猶太家長接孩子放學時，只問兩個問題，一是今天在學校過得快樂嗎？二是今天有問一個很有創意價值的問題嗎？至於孩子的功課是否做整齊、分數是否高、名次是否前列，為猶太家庭一點都不重要。

    現代父母很怕孩子輸在起跑點，全程監控扶持，很怕輸在終點。於是，過度干預成為當前父母最扼殺孩子夢想的殺手。父母毫不吝嗇金錢，要孩子報讀他們可能不喜歡的課程，如彈琴、跳舞、武術、圍棋、奧數、兒童瑜伽等等，務要他們成為全才方休。可是，夢想不是由很多技能堆砌構築而成的，而是要孩子有發呆的空間，允許甚至同孩子發白日夢，才能找到孩子的興趣，有興趣才有動機，有動機才會啟動學習的意願，真正的所謂專業技能是沿著這樣的路徑建構起來的。

    學校本來是最專業的孩子夢工場，可是，許多學校變成鬥獸場，老師變成馴獸師或練馬師，而不是韓愈說的傳道、受業及解惑的良師益友。從小，孩子就被置入一個非常標準答案的世界，打從幼稚園開始，孩子就要寫標準筆順筆劃的字，所有作業測驗考試都只有一個標準答案，就正如筆者早前的文章，指出一個填充例題，上課態度要怎樣？有學生填要「專心」，老師批改回來的標準答案是「安靜」，真叫人哭笑不得。

    看看歐美先進教育國家，如丹麥及挪威，一週上課才二十餘節，每天都設置「留白」課，即是我們說的「空堂」，學生不會用來睡覺，反而會好好用來閱讀補充讀物、找其他老師及學生討論問題等等。須知道，要學生一週上四十多節課，學生何來有時間放空腦袋，發發白日夢，忙得連作夢的時間都沒有，何來會有夢想可言呢？一天學校不改變這套標準及填滿的文化，休想可以培養出很有創意夢想的孩子，我們的競爭力一直會被拋離。  

    很多年前，澳門只有公立學校一週上課五天，六日休息，為當時的私校而言，簡直是匪夷所思，後來，開始有學校推行五天制，被同行嘲笑，甚至視之為洪水猛獸。今天，全澳非高等教育的學校，幾近都推行五天制，讓師生於週六及週日可以休息，有充份的休息，多做自己喜歡的事，才有可能產生更多的夢想。

    曾幾何時，澳門銀行及公家機關都是五天半制，可是，今天，所有銀行及政府部門都實行五天制，既沒有看到任何不便，反而看到金融業更趨發達，政府施政更有效果。所以，要孩子能作夢，形成夢想，社區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外國人經常大膽做夢，以一週五天改為四天工作為例，倫敦一家以女性為主導的永續發展諮詢公司Cyd Connects，自今年二月開始，每週工作四天，創辦人兼執行長珍妮說：「這是我們做出的最佳決定之一。一開始，我們不知道如何完成所有工作，但很快地，我們發現團隊都更有效率。因此，我們希望給團隊更多的靈活性和時間來做更多對他們重要的事情，很高興隨著我們的成長，這些原則已融入到我們業務中。」

    澳洲很多企業都實施四天或四天半工作制，於是，慢慢形成澳洲人的生活文化，就是3B生活原理，第一個B是海灘Beach，第二個B是船Boat，第三個B是Barbecue，這三個B扭轉了澳洲人的生活，讓澳洲人從沉重的工作，轉移到重視家庭生活。Google更是全面推行責任制，只要工作成果，不計較員工是否有按時上班，讓員工在非常自由自在地發夢，有了夢想，Google才成為信息行業的龍頭大哥。

    「三更有夢書當枕，千里懷人月在峰」，這是古人認為讀書、交朋友、遊山玩水，三者應融為一體，才能築夢，才能在夢中成長。如果我們的家長捨直昇機，與孩子一起喜愛閱讀；如果學校放棄填鴨式教學，與學生一起留白，多作探究式教學；如果社區鼓勵大膽做夢，如果政府放下鐵板一塊的施政，澳門青年將生活在一個充滿夢想的樂園。

「樓蟻」不如的生活 奢談闊論防自殺

 

  　疫下澳門自殺個案不斷攀升，似往有增無減的態勢狂奔，特首賀一誠於十一月十六日出席立法會，引介明年施政方針時，慨嘆澳門自殺嚴重，對有關情況感到痛心，公開呼籲居民和青少年要珍惜生命。就在他大談施政方針的前一天，就有兩起自殺死亡。

　　身兼校長的官委議員高錦輝表示，快三年的疫情，居民對防疫措施滋生的種種限制及經濟不確定性感到焦慮不安，容易產生不同種類與不同程度的心理及精神健康問題。高議員引用上半年統計，自殺有四十七宗，同比增逾一倍，特別是青少年自殺個案有上升趨勢。當中十五到廿四歲青少年企圖自殺從由二○二○年上半年的九人，增加至二○二一年的三十七人，今年同期再升至四十四人，情況真的不容忽視，關注政府除宣傳和呼籲外，還有何政策措施應對。

　　特首回應說，從年初至九月共錄得六十五例自殺死亡個案，同比上升七成一，本澳居民佔五十九例，非本地人佔六例。經初步判斷，自殺原因主要由多種因素組成。特首說：「政府只能加強社區的心理支援，透過分區協助聯網去提升居民心理韌性、改善其家庭關係，並主動關懷和支援弱勢、兒青、家庭和高危人士，為出現較嚴重情緒和自殺問題人士提供適切支援同輔助服務，並透過應變機制聯同民間機構因應危機事件聯合展開社區關懷工作。政府也持續資助民間機構開辦廿四小時輔導熱線服務、網絡輔導和諮詢服務。為前線人員舉辦專業培訓。透過與不同基層社團和學校合作，加強宣傳提升市民對精神疾病的認識，推動市民多關注家人及朋友的心理情緒。」

　　賀特首說的都對，自殺原因主要由多種因素組成，相信各政府部門及民間關愛社團都爭分奪秒為減低自殺率而各出良策。為何自殺率仍高企不下，既要查找當下措施不善之處，更需要圖謀長遠防自殺的生死教育。

 

居住密集及條件差易生衝突

　　稍稍留意澳門自殺案主的居住區域，通常都在北區，尤以黑沙環及氹仔佔最大多數。根據《二○二一人口普查詳細結果》報告，人口密度上升，氹仔中心區已超越黑沙環新填海區和黑沙環及祐漢區，成為全澳人口最多的統計分區，這三區分別佔全澳陸上人口的百分之十一點一、百分之十點四及百分之十點一。另一方面，人口增幅最大的分區為路環區、青洲區、大學及北安灣區、北安及大潭山區，較二○一一年分別增加七點五四倍、一點四四倍、一點二四倍及一點二一倍。

　　雖然氹仔中心區人口最多，但無論是居住條件及生活空間，仍然比本島北區的祐漢區要好多了。密度最高的仍是黑沙環及祐漢區、林茂塘區及新橋區，分別為每平方公里十五萬三千一百零四人、十四萬四千四百二十四人及十四萬一千六百二十一人。近年，祐漢七棟最舊的樓要重建，甚麼都市更新等名目此起彼落，居民只聞樓梯響，不見有人來。如果大家走進黑沙環區，大部份的樓宇樓下都大開宗門，可以直接上去看，走廊窄光線不足，戶與戶之間很密集，同戶內可能分租給多人，二十四小時內，總有人要睡覺，亦總有人不顧鄰舍死活，電視音響聲浪高尖，長期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下生活的人，情緒經常處於崩潰邊緣，一觸即發，一發不可收拾。一天北區的居住環境及生活條件不改善，居民只要遇上一點小事故，成為生死一念的導火線，自殺就瞬間發生，而且很可能事前並無任何表徵可尋，更是防不勝防。試看特首今年的公屋政策，只有開展新一期的經濟房屋申請，上樓仍遙遙無期。另外，只有推進都市更新，推進暫住房建設，都是空洞無期的虛承諾，由此可知道自殺率不太可能會自動下調。公屋供應緩慢，私樓天價，怎教等上樓安居的蟻民不憂心忡忡呢！

 

喘口新鮮空氣都難情緒更加惡劣

　　今年二月中，千呼萬喚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二○二○至二○四○）》（下稱「城規」）終於出台生效。在這份新鮮出爐的「城規」中，推動綠色低碳及可持續的城市發展是重中之重。

　　英國著名埃克塞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的研究人員，從一九九一年至二００八年追蹤英國逾五千戶家庭，以及一萬名成人，並詢問他們在這十七年間的心理健康狀況，以評估「綠色空間效應」。這項研究發現，住在植栽綠化程度較高區域的城市人，心理壓力較小，且生活滿意度較高。研究人員發現，把收入、工作、婚姻狀況、身體健康和房屋類型等因素列入考慮後，綠色空間仍然有顯著的正面影響。雖然「綠色」和「低碳」是屬於環境保護方面的細節，但它們與市民的身心健康和生活品質息息相關。聯合國認可綠色空間與公共健康的關係，且垂手可得，不必翻山越嶺就能輕易接觸到的。

　　據《澳門平台》專題報道，綠色生活包括公園、濕地和綠地等，通過大部份植物都是吸碳呼氧，大大改善我們的空氣質素、緩衝噪音污染和讓居所的寧靜舒適感增強，大大減少環境因素對人體的健康風險，同時改善心理健康，自殺率亦降低很多。中國科學院於二○二○年研究自然環境直接的身體和／或感官接觸對廣州居民的心理健康的影響，發現綠色生活空間對抑鬱、焦慮、積極情緒和生活滿意度都有改善。當人們能輕易地接觸綠色空間，就更容易讓心情平靜，越是能儲存足夠的能耐對待各種壓力，甚或惡劣的生活及工作環境。

　　綜觀澳門現時的公共綠色空間，看上去市政署及環保局都很努力建設綠色生活空間。目前，市政署管轄的綠地面積，包括公園、休閒遊憩、道路交通、苗圃生產和生態景觀綠地，為七百多萬平方米，當中有六成以上位於路環，澳門本島只佔不到一成，真的少得可憐。二○二○年，澳門人均可分配到的綠地面積為十點五平方米，澳門半島人均面積只有二點一平方米，氹仔是十三點八平方米，路環是一百二十五平方米，足見人口最稠密最擁擠的澳門半島市民生活在一個非常狹窄無情的石屎森林裡。雖然，「城規」希望「補充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區的不足」和加強其「可達性及與居住區的連接性」，未來的澳門土地將有百分之八為綠地或公共開放空間和百分之十八為生態保護區，看下去澳門市民只能望「城規」止渴！

　　英國一個心理健康慈善組織研究所得：「對人口稠密地區的忙碌居民來說，能夠到戶外綠色空間活動，是逃離生活壓力很棒的方式，更是遠離自殺的好方法」。不知道賀特首及其團隊有幾重視綠色生活對減少自殺的高度關注，盼望不要老是從社會工作的方向著手去面對自殺潮，而是多管齊下，提高市民的綠色生活素質，效果自然相得益彰。當然，推動更優質的大眾體育，都是一個讓市民身心靈更自由自在，不會胡思亂想的好方法。

從學校到社區

 

從基礎教育到持續教育加強生死教育

　　法國著名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其教育名著《愛彌兒：論教育》中，非常推崇生死教育，要切實執行生死教育，最好就是帶孩子進出醫院，從嬰孩出生到急診臨終，一方面能引發孩子的悲天憫人情懷，更可以從中認識及體會生死的真實面相，對端正孩子生命觀及生死觀很有幫助。　

　　在國內擅長生死哲學研究的鄭曉江教授亦指出現代人對死亡的困惑和恐懼需要透過教育建立正確、積極的死亡觀來超越之，如其所言：「現代人在人生的狀態上要遠遠高於傳統人，但由於特別關注『生』，忽視對『死』的深度思考，在死亡問題上極為困惑，這就使現代人的生活品質難以真正提高。所以，我們不僅需要建構一種科學且合意的人生觀，還必須擁有正確的死亡觀，以獲得生死的大智慧，從而提升生命的質量，獲得幸福快樂的人生。但同時又能消解死亡的心理恐懼，平抑死亡引發的悲痛與創傷，並為人生補充永不枯竭的動力。」

　　如同許多大城市一樣，澳門市民為抗疫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無論是個人、家庭、社團、學校等，都領教過新冠肺炎帶來的巨大衝擊，自殺這個可怕的念頭亦潛藏在上述各個生活領域內。為澳門小市民而言，安居樂業只是極為卑微的願望。「樓蟻」尚有偌大生存與走動空間，可是，不少市民卻淪為蟻民，生活在污穢不堪、鄰舍交惡、職業隨時不保、家庭關係幾近破裂的夾縫中，很想跑到外面去呼吸一口新鮮空間，眺望一下綠意盎然的景觀，原來是咫尺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