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為高教市場化 實為慳錢兼無知

 

       

         九月二十二日澳廣視晚間新聞，報導立法會李振宇議員就書面質詢澳門高等教育市場化。筆者翻閱立法會網站，找到了李議員的書面質詢，主要內容是：「本屆政府首份施政報告指，將推動高等院校逐步朝市場化方向發展， 政府將因勢利導，在保障本澳學生升學的基礎上，研究擴大本澳院校招收外地學生的比例，拓展生源。二○二二年度施政報告亦表示，將推動高等教育向市場化發展，公立高等院校積極擴大招生規模，逐步降低來自政府撥款的比重。在日前行政長官答問大會上，行政長官表示，近年高等院校慢慢朝產業化發展，政府資助減少，在學校適當增加學費後，也要調升對外招生比例，公立高等院校由兩成半調升至三成，私立高等院校則由五成 調升至六成。需要指出的是，高等教育市場化發展可能衍生出部分問題，如大學學術水準下降、教育質量失衡、高校之間惡性競爭等。因此，在推動高等教育市場化發展的同時，亦需逐步完善應對之策，確保高等教育市場化過程順利。因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第一，政府早前表示，考慮不將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大學及旅遊學院 人員納入公務人員員額制度總額範圍。請問，這是否意味著高等教育市場化發展亦包括公立高校？政府推動高等教育市場化發展具體構思是怎樣的？最終要達到怎樣的目標？ 第二，高等教育市場化發展之後，政府與高等教育之間的關係將由之 前政府控制模式轉變為政府監督模式。請問，政府會否考慮成立專門負責評鑑高等教育品質的機構，以確保高等教育品質及高等教育資訊 的公開透明？」當然，質詢還包括17/2018號行政法規《高等教育素質評鑑制度》規定，院校素質核證具強制性和周期性等等，容後再撰文討論。

        教青局長龔志明的答覆節錄重點如下：「在保障本澳學生優先就學及確保本澳高等院校辦學質量的前提下，特區政府持續鼓勵高等院校建設更為完善及市場化的運作機制，透過適度擴大學生規模、優化生源結構、鞏固優勢學科、發展特色課程和職業導向型課程、推動產學研發展，以及提升公立院校的財政及人事制度的效率及靈活性等，推動高等教育朝市場化方向發展。三所公立高等院校人員不納入公務人員數目的管控內，將有利於院校按照其實際需要，如因應學生人數變化和學術與科研發展狀況，有效配備各類專業人員，提高招聘優秀人員的競爭力。 隨着高等教育發展環境的優化，本澳高等院校在人才培養、學術科研及提升國際認受性等方面將更見成效，有助吸引更多世界各地的學生 來澳學習，以及更優秀的教研人員來澳進行學術交流與推動科研發展； 同時，透過適度擴大本澳高等院校的辦學規模，希望可帶動本地內需市場的發展，助力本澳經濟適度多元。近年，本澳高等院校辦學質量、國際認受性持續提升，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目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的世界大學排名中列入全球三百名以內；澳門旅遊學院目前共有八個學士 學位課程獲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頒發『旅遊教育質素認證（TedQual）』。」

 

進一步理解李振宇議員的對高教市場化的憂慮

         李議員質詢政府推動高等教育市場化發展具體構思是怎樣的？最終要達到怎樣的目標？先說目標，其實，二○二二年度施政報告已很清楚說是為了逐步降低來自政府撥款的比重，言下之意，就是「慳錢大晒 」。我們非常理解特區政府陷於蠟燭兩頭燒的困局，一方面是清零抗疫致賭收大跌，二方面是經濟不振，既要增加福利開支，如十月又推出每個居民八千元消費券，而又要勒緊荷包。所以，凡是能節省開支的一切政策，都要盡用。

        為達成逐步降低來政府的撥款的比重這個目標，一定會影響高校的整體運作成本，而成本之一是高校教師的收入。為了節省這方面的成本，目下澳門高校，無論是公私立大校，都聘用了很多內地教師，公立大學有既定規範，保障本地與內地教師同工同酬，但私立大學就控制不了。目下，政府允許公立大學教師的薪酬浮動，即可以高薪挖角，所，開源又是另一個出路，即如行政長官表示，近年高等院校慢慢朝產業化發展，政府資助減少，在學校適當增加學費後，也要調升對外招生比例，公立高等院校由兩成半調升至三成，私立高等院校則由五成調升至六成。如果大家走進公立大學的課堂，尤其是碩士及博士班的教室，會發現內地生（亦算是外國學生）佔的比例比本地要高，私立大學更佔八成以上，動輒四十幾人一班，冠絕全球。高等教育師生比例竟然高出非高等教育，用客人來多雙筷子的思維去營運高教。高校教師素質已經良莠不齊，外地教師佔多教授具本土特色的科系，只能照本宣科，或是東拉西扯，師生交流討論空間不多，如此上課質素如何確保高校教育素質呢？

        李議員明白高等教育市場化發展可能衍生出部分問題，如學術水準下降、教育質量失衡、高校之間惡性競爭等。其實，澳門高校還沒有市場化以前，一直都存在學術水準的問題，不要以為澳門大學及科技大學在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的世界大學排名中列入全球三百名以內就沾沾自喜。說穿了，只要花一點錢，羅致到幾位諾貝爾得獎者或名牌大學院士充撐場面，或者是刻意招聘能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的離地學者，都能讓大學牌名往前推。可是，目前公立大學已淪為研究發表機器，教學素質已被嚴重輕視，而目前高校最大的問題是研究發表與教學素質非常失衡，沒有高質素的教學，何來可以栽培出傑出的人才呢？試問又何來好的高等教育質素呢？當然，目前的高校惡性競爭已非常白熱化，為了生存，只好將收生要求不斷下調，而又不斷增收內地生，怎樣保障本地學生優先的施政目標呢？

 

進一步理解教青局對對高教市場化的無知

       高等教育市場化，近則牽動當前澳門財政與資源分配，遠則涉及澳門未來對於專業人才養成的藍圖。許多國家都走過高等教育市場化的路，都曾經發揮過高教育市場化的優勢，通常有三個方面：1.有利於高等教育整體品質和效益的提高，即是說用進化經濟學，優勝劣敗，自然能提高品質及效益。可是，實況是最後，高校不想殺校，就只能降低教育素質。2.市場化有利於高校課程專業設置多樣化、靈活化，促進大學生就業。實況是理工商科門庭若市，但文史哲科門可羅雀。須知道，一個國家地區不僅需要高端科技或工商人才，還需要文史哲的專才，整體社會才能在有文化底蘊下穩步發展。3.市場化有利於高校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力量，實是社會更走向急功近利。綜觀目前，完全看不到特區政府對於高等教育發展又何高瞻遠矚的計劃，但就正跌入高等教育市場化的種種陷阱，必須正視與改正，不要被道聽塗說得來的高教市化「甜頭」誤導。

        英國高等教育市場化失敗是有代表性的前車之鑑。一九九七年，工黨出身的首相向貝理雅（Sir Anthony Charles Lynton Blair），引入「市場主導改革」，英國教育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從一九七五年的6.7%下降，到一九九五年僅佔5.2%，高等教育學費逐年攀升，反而出現更大的教育不平等。高等教育目的與手段之理念背道而馳，完全陷入上述的高教市場失敗境地。

        高等教育市場化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思潮、高等教育大眾化和全球高等教育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交叉影響下的產物，願景與目標都非常美好，但在具體實踐中，經常出現很多不確定和非預期效應，院校間模仿趨同效應日益顯著，理工科及利益顯著的科目當頭，人文科學陷入被邊緣的危機。  

        高等教育市場化不能一頭熱就去做，亦不能以為減輕成本就大有可為，更不能人云亦云，無知猛幹。要依靠市場化的大學治理路徑需要不斷反思，要做更學術的深入研究、政府與大學之間的關係與協調要非常健康，才能穩步發展。

 

家庭壓力「爆煲」：照顧者也有被照顧的需要（未發表）

 

 

    九月七日，香港高等法院就一宗殺妻悲劇作出寬大判刑，只判被告十二個月感化令。一對鶼鰈情深、同甘共苦三十載的夫妻，竟發生夫殺妻案。五十八歲的丈夫為照顧有情緒病及患末期肺癌的妻子，放棄做父親及工作，獨力照顧妻子，自己都患上抑鬱症，壓力爆煲。前年，在妻子首肯下，在家中燒炭「送她最後一程」。高等法院法官黃崇厚判刑時指出，這是一宗家庭悲劇，被告同是受害者，毫無疑問他深愛妻子，相信被告犯案只為妻子「解除所有痛苦」才動殺機，法庭應以憐憫之心考慮案情特殊狀況，同時顧及公眾利益，遂決定判被告十二個月感化令。

    高等法院法官黃崇厚說被告是加害者，亦是受害者，同樣的邏輯，被告是一名長期照顧者，可是，卻被忽略他亦有長期被照顧的需要。二○一五年六月下旬，澳門市民對於一條「摑打老母」的影片反應激烈，警方亦立刻採取行動，拘捕涉案女子。然而，輪椅老婦卻向警方求情說，女兒是孝順女，辭職在家就是照顧她、行動不便老父及智障弟弟，壓力「爆煲」才會動手。如此悲情家庭，又有多少人在聲討這名被標籤「忤逆女」同時，給予包容與支援呢？

 

先來看看《澳門失能老人之主要照顧者的壓力及需求》研究報告
    二○二○年十月，澳門護理雜誌刊出《澳門失能老人之主要照顧者的壓力及需求》研究報告，選取承擔六十五歲及以上失能老人的主要照顧者派發問卷。結果發現：1.有一百七十五名受調查照顧者中以女性為主，平均年齡為49.56 歲，失能老人多與子女及配偶同住，大多數照顧者認為自己有責任照顧老人，照顧失能老人日常的主要開支是醫療，大多數照顧者沒有接受相關照顧培訓，有54.9% 照顧者需要用八到十二小時或以上來照顧失能老人；2.照顧者的壓力感受程度屬於高，身體社交壓力最大，工作經濟壓力居中，心理壓力最小，影響照顧者壓力的相關因素有：有就業情況、教育程度、經濟狀況、照顧者罹患疾病總數等；3.失能老人入院次數、罹患疾病總數、照顧者年齡及照顧者疾病數及日常生活活動獨立指數（ADL）與照顧者壓力呈相關性；4.照顧者的需求程度屬於高，其中醫訊及社會資源需求是照顧者最大的需求。

    客觀冰冷的數字未能引起足夠的社會關注，中國人的家醜不出外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閂埋門打仔等傳統意識仍然盛行。照顧者理應盡好本份，責無旁貸的心理包袱把許多照顧者壓垮，有誰能敞開心胸，好好聆聽照顧者的心路歷程，又有誰會主動伸出援手幫助照顧者呢？

 

一單家暴案報導反映照顧者仍不被理解

    據九月十七日報章報導，一對夫婦因學業問題曾多次體罰七歲兒子，近日，該名男孩被老師發現身體多個瘀傷，事件被揭發後送院接受治療，司警接手調查，在醫院驅捕其父母。據了解，涉案父母說本月十四日晚上，與兒子溫習功課，由於屢教不懂，一怒之下用衣架、晾衫竹、拖鞋、雨傘打向兒子體罰，父親亦承認過去曾因學習體罰事主，司警將個案轉交社工局及教青局跟進，同時以家暴罪對兩人落案起訴，移交檢院處理。

    根據社會工作局《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對懷疑有家暴個案會建立中央紀錄，收集及分析有關家暴種種現象、特徵及發展趨勢等資料，以便開展適當預防及打擊工作。當然，社會工作局亦會展開跨部門合作，經常與治安警察局、司法警察局、衛生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勞工事務局及房屋局建立緊密合作機制，亦與很多民間社會服務機構合作，定期檢視相關工作成效，亦資助機構開展家暴的預防教育。近年，有關當局、民間社會服務團體、大學相關學院都開始注意到不能只把案件視做家暴案，亦應該設立種種為照顧者身心靈健康的舉措。

 

社工局推出照顧者津貼先導計劃

    眼見澳門照顧者的擔子越來越煩重，衍生的情緒、經濟及生活壓力問題更是層出不窮，於是，社文司轄下社工局於二○二一年十一月推出為期一年的「照顧者津貼先導計劃」，每月給予合資格的照顧者兩千元多一點的照顧者津貼，其中包括要被照顧者的三類人士：1.重度或極重度智力殘疾人士（包括程度不分級者），且該評估的有效期未逾；2.重度或極重度自閉症人士（包括程度不分級者），且該評估的有效期未逾；3.不能自行坐立的長期卧床人士。

    筆者同意照顧者因為要照顧家人，必然失去某些工作而賺取收入的機會，所以，透過補貼給予支持是合情合理的。無奈，特區政府最擅長做的就是給資助或津貼，然後退居監而不督的位置上。澳門人口日趨老化，特殊兒童及其他身心障礙的人士越來越多，意味著未來的澳門，照顧者的人口亦相應不斷增加，需要支付的公帑只會有增無減，問題是兩千元的津貼既是杯水車薪，聊勝於無，亦只是治標而不能治本。

 

建構積極、親合、聆聽與支持的文化是對照顧者最好的照顧
    以著名科學家霍金為題的電影《愛的萬物論》，女主角霍金太太潔恩要照顧生病的霍金，慨嘆當初以為只是三個月，但沒想到竟然照顧了二十五年之久。這段台詞道盡了所有照顧者的心聲與哀怨。

    中國傳統社會一直盛行許許多多的道德綁架及情緒勒索，照顧者被牢牢困在這些枷鎖中。近年，不少社會服務機構拿了政府的津貼，加上社會人士的熱心捐獻，開始提供照顧者服務，即在日間某些時段找類同替工，讓照顧者可以喘一口氣，或利用這些空閒時段去辦事或運動，調整自己的心情，緩解照顧者的巨大壓力。

    照顧者其實都有被照顧的需要，亦即是說，他們都很可能同時是被照顧者，當然，我們不希望看到照顧者承受不了壓力而變成被照顧者，失去照顧別人同時亦可以照顧自己的能耐。為此，我們必須全面正視照顧者的種種需要，其可行的建議如下：

一、建構聆聽照顧者心聲的網絡：照顧者最大的心結與心願是有足夠的聆聽機制與伙伴。目前，明愛有電話的生命熱線聆聽服務，政府可以大力推動民間社團建立二十四小時的聆聽照顧者的熱線服務，從簡單聆聽照顧者的心酸情緒，到給予情緒上的支持與鼓勵，都是輕而易舉可以做到的。除了電話或網絡的聆聽服務外，更加可以提供面對面的相互傾訴與聆聽服務，誠如全世界都有匿名戒酒會（Alcoholics Anonymous，簡稱AA），為何就沒有匿名照顧者傾訴會。須知道，家家有本難唸的經，這樣的傾聽與傾訴團體，不具備幫助照顧者去解決其照顧困難的功能，而是發揮宣洩、聆聽、尊重與支持的作用，讓照顧者能重拾自信自尊，能再接再厲去照顧別人及照顧自己。

二、建構積極、親和、聆聽與支持的文化：我們是從史前的爬蟲動物慢慢進化而來，主宰我們情緒的腦袋，有兩粒杏仁核用來面對恐懼情緒，即是戰鬥、穩守或逃避。人是在荒野叢林中突圍而進化，可是，我們腦袋還沒有與時並進，碰到讓我們恐懼的事都先朝負面方向去判斷，即是人們都習慣先看到負面的狀況，又習慣忽略正面的訊息。所以，社會總會輕易責難照顧者的疏失，鮮少正視他們的偉大與貢獻。所以，文明社會應該反本能而行，盡可能建構一個積極正面的社會文化，從我們碰到草坪就想到「不要踐踏」，進化到「青蔥小草，腳下留情」，教導我們的孩子從小學會多用正面態度去看待事物世情，慢慢累積，慢慢形塑一個開放、溫和、友愛、包容與支持的相互照顧的文明社會。

 

　　今天，我可能是一位愛心「爆煲」的照顧者，說不定，明天就會成為一位受照顧者；同樣，今天我是一位受照顧者，也許，明天我可以成為一位愛心「爆煲」的照顧者。

杏壇諍語 精神健康普及教育 青年工作重中之重

 

       

         據《正報》報導，青年委員會日前召開本年度第二次全體大會，就「澳門青年指標二零二二年社會調查」將於九至十一月開展，收集青年數據，協助完善青年政策。教青局青年發展廳廳長張敏輝表示，十三至三十五歲相關年齡人口約佔本澳二零二一年人口的三成二，將就十個領域、四十五項指標進行調查。會上委員有關注青年身心健康成長問題。

 

頭腦風暴正衝擊澳門青年

        中國大陸把腦力激盪（brain storming）翻譯成頭腦風暴，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今天澳門的青年，無論是學業、自我接納、人際關係、生涯規劃、談情說愛、成家立室、置業安居都面臨史無前例的衝擊，產生巨大的壓力及無力感。要這佔澳門人口三成二的青年對社會有貢獻，首要是從家庭到學校，甚至是終身教育，都必須加強精神健康的普及教育，打穩兒童及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基礎，讓全民包容、接納及愛護患有精神疾病的個體，給青年人一個精神健康的生活環境。

        去年五月，澳門大學和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公佈《新冠疫情後期澳門市民精神健康狀況調查》的研究報告指出，在1,005名受訪者中，有70.1%認為疫情對其生活有「中至重度」的影響，另有7.7%表示疫情期間曾遭受嚴重經濟損失。在精神健康方面，有11.5%和6.3%受訪居民分別感受到明顯抑鬱及焦慮情緒困擾。此外，在疫情後期，有26.4%受訪者反映感到中重度疲憊感，有6.4%受訪者曾經歷過中度至重度失眠。另一方面，澳門婦聯的諮詢服務中心二○二○年收到了更多與心理健康相關的個案，當中近五分之一的個案有自殺或自殘的念頭。 

       直選立法議員李良汪今年四月，提出一份《關注青少年精神健康》書面質詢，引用世界衛生組織資料，精神衛生疾患中有半數於十四歲開始患病，大多數病例由於未被發現而沒有得到治療，而全球約有10％至20％的青少年出現精神健康問題。特區政府亦曾指出，近年本澳青少年自殺死亡原因，有部分與精神疾病有關。值得指出的是，有關青少年雖然沒有外顯的情緒或壓力反應，但往往不擅長表達個人不安情緒，尤其與他人交流或相處時會顯得更為遲疑，若遇到對他們重要的情緒事件時，容易一觸即發。 然而，面對精神健康問題，即使成年人亦未必能完全理解自身狀況、正確識別病症及準確判斷風險，更遑論仍身處發育階段的兒童及青少年。故此，當局有必要從政策層面提供支援措施，為青少年及家長作出應有的支持及協助，減低相關家庭的壓力與負擔，避免因此而衍生更多社會問題，甚至不幸事件。

        可惜，不幸的自殺事件接而連三發生，上半年澳門自殺個案更破歷年以來之多，顯然，我們整個社會對於精神健康及有關的疾病，如精神分裂及人格解離症等的認識都非常落後，仍然持有很不正面的偏見與歧視，值得推廣全民認精神健康與精神疾病，提高全民對精神疾病的包容、接納與幫助的態度。我們需要用腦力激盪的方式去面對日漸受到嚴重打擊的頭腦疾病。

 

認識精神健康與其相關的疾病   

        在精神健康與疾病方面常流行一個笑話， 有一天，幾個醫生一起聚會，期間相互挖苦對方，外科醫生嘲笑內科醫生是know everything but do nothing，內科醫生不甘示弱，嘲笑外科醫生know nothing but do everything，因為他們只懂得開刀，甚麼都刮得跟乾乾淨淨。但是，內科與外科醫生聯合起來，嘲笑精神科醫生是know nothing and do nothing。

        確實，我們對精神科醫療的了解，只是以為看了病人，開一點精神科藥物遏止病情惡化，免得傷害自己或傷害別人。 很多人都對精神健康有誤解，以為就是心理病的另一種說法，既然心有病，用心藥就可以，即提供心理諮詢，為何要使用很有副作用的精神科藥物去治療呢？

         其實，精神健康出現問題就是腦袋有病，尤其是指大腦。當大腦出現失常的表徵、或者是大腦區與區之間出現迴路不常的問題，就是精神不健康的狀況。如憂鬱症通常是難以面對過去產生的精神壓力表現，如焦慮症剛好相反，是對未發生或未知的事情產生難以掌控的精神壓力表現。舉焦慮症為例，其實就是腦袋主管恐懼情緒的杏仁核過度活躍有關，當一個滿懷信心在考試的學生，發現很多同學更自信滿滿提早交卷，他就會產生焦慮，很擔心自己成績不如人，恐懼情緒會影響其考試的表現。

         一八九五年，第一屆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倫琴（Wilhelm Conrad Röntgen）發明了X光，讓我們看清骨頭或內臟的某些疾病，可是，要到幾十年前，磁力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才面世，我們看到腦造影的圖像，就可以判斷我們的大腦那一個區域出現毛病，從而提出治療的方案。精神健康出現的疾病如前述有憂鬱症及焦慮症外，還有思覺失調，一個患有思覺思調的人通常是腦袋的多巴胺（Dopamine〉過多引發，如果沒有及時透過藥物及精神治療，可能會使患生產生更多幻覺等。筆者多年前在一所學校工作，經常有一位美術老師會在我耳邊說，有人經常跟蹤他，試圖殺死他。又如果大家去看電影《幻愛》，演體育老師的男主角就是因為思覺失調而幻想很多人物，可以跟其談戀愛，甚至影響他的生涯規劃等等。

         除了思覺失調症外，還有近年越來越受關注的人格解離症。甚麼是人格解離症？其實是一種常見的心理防衛機制，當一個小孩受到龐大的心理壓力或身體傷害，超過其能承受的限度時，就會透過個人意識或行為短暫性的改變，來迴避傷害，甚至反過來攻擊對方。於是，很有可能發展出多重人格，每每有被欺凌事情發生，個體就會釋出一個強大的解離人格來保護自己，又或是碰到哀傷事件時，又或釋出另一個很溫柔的解離人格去安慰自己。有趣的是，不同的人格出現，各不相讓，亦各不知道，尤如精神分裂的人一樣。最著名的人格解離症是美國一名青年，分裂出二十四個人格，後來，這個人的事跡拍成電影，亦出版了著名的暢銷書《24個比利》。香港是一個非常緊張的城市，近年，都多了很多以人格解離為題材的電影，劉青雲早年的《暴瘋語》及正在上映的《神探大戰》，還有吳彥祖的《一念無明》。目前，在串流平台非常受歡迎的韓劇《殺死我治癒我》就是講如何治癒七個解離人格的故事。

         為何要介紹如此多的電影及電視劇給大家，筆者不是人格解離到變成另一個人在寫影評，而是這些電影都是很好的教材，都容易找到成為精神病的現實及精神因素，就如《殺死我治癒我》就很清楚告訴大家，小時候遭遇家暴或目睹家暴，極有可能得到難以治癒的人格解離症。

 

從學校到社區該有普及認識精神病

        二○一八年四月八日澳門日報有一篇名為《普及認識精神健康》的報導，就一宗駭人的弒父案，一名九十後的青年與患有精神病的父親爭吵，一時失常，用利刀殺害父親。案中死者患病長達廿幾年，好似一直沒有和社服機構接觸。

        面對生活多方面的壓力，無論是身陷多重壓力的青年，也許當中有不少是家庭經濟支柱，又或是家中有長期病患的照顧者，面對龐大的生活壓力，容易得到心理病或精神病。世界衛生組織預期兩年後，抑鬱症將成為全球第二大重症。據資料顯示，近年，本澳精神科求診人次持續增加，更有年輕化趨勢，不容忽視。

         要社會放下標籤 精神病患者得從中小學教育開始，現實上，我們的小學常識科一點都不常識，絕大部份都是離生活非常遙遠的學術知識，反而如何應對都市生活種種該有的常識就欠奉。再者，雖然近年多了很多社區中心，又多了很多精神健康學會等社團，盡力推廣要關注及不要歧視精神病患。但是，成果不彰，是因為在普通市民心中，仍然有很多對精神病的刻板印象，誤以為患者一旦發作就會有暴力行為等。其實，現實的多數精神病患更怕與人打交道，甚至怕歧視寧願與世隔絕。

        疫後的澳門， 認識精神健康，努力推廣精神健康，正確認識及包容愛護精神健康，如何幫助青年成為身心精神健康的個體，如何讓精神康復者融入社區，正是青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亦是青年指標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

 

家庭壓力「爆煲」：照顧者也有被照顧的需要補篇

 

 

 

    隨著澳門老齡化社會的來臨，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仍嚴重，家庭服務中照顧者的困境及壓力只會有增無減，必須正視及處理，要不然就會衍生多一個社會服務的困境。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公佈之數據，截至2019年底本澳總人口為67.9萬，65歲以上人口佔14.6%，老化指數上升至90.3%，連續23年上升。而據《澳門人口預測2016-2036》之預測，澳門特區長者人口（65歲及以上）比例將在2026年上升到16.0%，在2036年將會上升到19.9%。根據1956年聯合國《人口老齡化及其社會經濟後果》確定的劃分標準，2019年澳門特區仍處於「老齡化社會」階段，2026年會進入老齡社會，2036年後會進入「超老齡化社會」。根據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特區應對人口老齡化研究報告》，指出：「人口老齡化對澳門特區經濟、社會各方面所帶來的影響。具體而言，本澳人力資源面臨更大壓力，人口老齡化意味著社會需要被撫養的人口的增加，若沒有足夠的兒童和少年人口補充勞動力人口，將會造成社會勞動力人口比例下降、需要被撫養人口比例增加的局面；經濟適度多元所需人才供給不足；社會創新能力缺失；社會福利負擔加重，醫療保健支出及其占比增加。此外，研究報告還指出人口老齡化將對安老服務人力資源、老年人居住環境與老年人權益保障等方面帶來挑戰。」 2020年初，新冠肺炎爆發，人人都在家中，社區照顧頓時停擺，到目前為止，仍然有60%的家庭被逼把要照顧者留在家中，明顯增添了照顧者的壓力，未來，我們很可能要與疫情共存，換言之，未來，照顧者的困境更是雪上加霜，有關當局及社會服務團體必須合力正視，尤其要關注照顧者身心壓力。 早在2015年5月，本澳發生女子打罵母親事件，澳門鏡湖護理學院邀請了特區政府三名委員會成員兼學院導師，對長者照顧提出建議。學院建議政府推動居民關愛社會，街坊鄰里互相幫助和包容，發現有問題家庭伸出援手；動員社會各階層關愛長者，更學習照顧長者的知識和技能；建議政府設立長者照顧者喘息服務，設立機構讓長者暫托，令照顧者可以短暫旅行，紓緩壓力。北區社諮委委員兼學院講師李衛燕稱，女子打罵母親事件，反映照顧長者壓力問題，事件可能是冰山一角，相信有不少隱蔽個案。她認為，照顧者壓力需要釋放，需要休息和支援，建議政府設立照顧者喘息服務，即長者短時間暫托服務，服務機構有護理照顧和休閒娛樂，讓居民可以安心短時間放下家中長者，外出短暫旅行放鬆心情，紓緩壓力。她表示，鏡湖護理學院為回應現時社會迫切的需求，將會在本月內推出短期「紓緩照護者壓力工作坊」，利用情景教學模擬操作練習，務求提升照顧者的溝通技巧，提供有效紓緩壓力的方法，透過工作坊也可找到隱蔽個案，即時提供相應的支援。（澳門日報；2015年6月25日） 　2020 年10月，澳門護理雜誌刊出《澳門失能老人之主要照顧者的壓力及需求》研究報告，指出：「選取承擔65 歲及以上失能老人的主要照顧者派發問卷。結果發現有175名受調查照顧者中以女性為主，平均年齡為49.56 歲，失能老人多與子女及配偶同住，大多數照顧者認為自己有責任照顧老人，照顧失能老人日常的主要開支是醫療，大多數照顧者沒有接受相關照顧培訓，有54.9% 照顧者需要用8-12 小時或以上來照顧失能老人；(2) 照顧者的壓力感受程度屬於高，身體社交壓力最大，工作經濟壓力居中，心理壓力最小，影響照顧者壓力的相關因素有：有就業情況、教育程度、經濟狀況、照顧者罹患疾病總數等；(3) 失能老人入院次數、罹患疾病總數、照顧者年齡及照顧者疾病數及日常生活活動獨立指數(ADL) 與照顧者壓力呈相關性；(4) 照顧者的需求程度屬於高，其中醫訊及社會資源需求是照顧者最大的需求。 」（澳門護理雜誌； 15卷1期 (2016 / 06 / 01)，P9 - 14） 2020年政府計劃今年第四季推出照顧者津貼先導計劃，特定弱勢群體為先行先試對象。立法議員、群力智庫理事長何潤生建議當局盡快釋出相關資訊，落實先導計劃，以人為本，改善對“有迫切需要的照顧者”的經濟支援；配合家庭友善政策，積極與社團合作，為照顧者推出多元務實的支援配套服務。 何潤生表示，自旅遊博彩業開放以來，澳門經濟急速發展，雙職家庭及輪更家庭日趨普及，若家中有長者、殘疾人士、特殊兒童或長期病患需要被照顧，家庭及經濟壓力倍增；而當一個人承擔主要照顧者時，個人時間被剝奪，造成與自身其他社會角色發生衝突，無法外出就業，遑論參與社交娛樂活動。 在沒有足夠的經濟收入下，部分照顧者只能外出兼職，以賺取微薄薪金補貼生活，箇中窘況艱難，實在難以向外人道。何潤生補充，除發放津貼外，完善弱勢照顧體配套服務同為重點，建議當局與本澳各社團合作，推出不同模式的“喘息服務”及心理支援服務，減輕照顧者的身心壓力及負荷；引入智慧科技，如升舉扶抱工具、防遊走系統、床邊監測、多感官治療設備等設施，支援相關院舍機構及有需要家庭；並需加快訂定照顧者和被照顧者的定義，進行前期立法構建工作，為全面推行照顧者津貼政策奠定基礎。（澳門日報；2021年3月19日）

九月七日，香港高等法院就一宗殺妻悲劇作出寬大判刑，只判被告十二個月感化令。一對鶼鰈情深、同甘共苦三十載的夫妻，竟發生夫殺妻案。五十八歲的丈夫為照顧有情緒病及患末期肺癌的妻子，放棄做父親及工作，獨力照顧妻子，自己都患上抑鬱症，壓力爆煲。前年，在妻子首肯下，在家中燒炭「送她最後一程」。高等法院法官黃崇厚判刑時指出，這是一宗家庭悲劇，被告同是受害者，毫無疑問他深愛妻子，相信被告犯案只為妻子「解除所有痛苦」才動殺機，法庭應以憐憫之心考慮案情特殊狀況，同時顧及公眾利益，遂決定判被告十二個月感化令。

    高等法院法官黃崇厚說被告是加害者，亦是受害者，同樣的邏輯，被告是一名長期照顧者，可是，卻被忽略他亦有長期被照顧的需要。二○一五年六月下旬，澳門市民對於一條「摑打老母」的影片反應激烈，警方亦立刻採取行動，拘捕涉案女子。然而，輪椅老婦卻向警方求情說，女兒是孝順女，辭職在家就是照顧她、行動不便老父及智障弟弟，壓力「爆煲」才會動手。如此悲情家庭，又有多少人在聲討這名被標籤「忤逆女」同時，給予包容與支援呢？

 

先來看看《家庭暴力個案中央登記系統2021年全年簡報》
    今年五月四日，社會工作局公佈《家庭暴力個案中央登記系統2021年全年簡報》。根據「家庭暴力個案中央登記系統」統計，二○二一年全年共有八十一宗懷疑家庭暴力個案，而二○二○年全年共有三十八宗。個案上升的原因可能跟新型冠狀病毒肆虐澳門引致封城有關，家人相處時間多了，夫妻磨擦增多，加上子女不用上學，引發長期管教壓力上升。根據統計，去年懷疑家庭暴力個案中，配偶個案有三十八宗、兒童個案有三十宗、家庭成員間的暴力個案有六宗、長者個案有六宗、無行為能力人士個案有一宗。在家庭暴力行為分類方面，以身體暴力為主，有五十三宗（佔65.4%）；精神侵害有八宗（佔9.9%）；性侵犯有七宗（佔8.6%）；不適當照顧有五宗（佔6.2%）、多重暴力/侵害有八宗（佔9.9%）。

    客觀冰冷的數字未能引起足夠的社會關注，中國人的家醜不出外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閂埋門打仔等傳統意識仍然盛行。照顧者理應盡好本份，責無旁貸的心理包袱把許多照顧者壓垮，有誰能敞開心胸，好好聆聽照顧者的心路歷程，又有誰會主動伸出援手幫助照顧者呢？

 

一單家暴案報導反映照顧者仍不被理解

    據九月十七日報章報導，一對夫婦因學業問題曾多次體罰七歲兒子，近日，該名男孩被老師發現身體多個瘀傷，事件被揭發後送院接受治療，司警接手調查，在醫院驅捕其父母。據了解，涉案父母說本月十四日晚上，與兒子溫習功課，由於屢教不懂，一怒之下用衣架、晾衫竹、拖鞋、雨傘打向兒子體罰，父親亦承認過去曾因學習體罰事主，司警將個案轉交社工局及教青局跟進，同時以家暴罪對兩人落案起訴，移交檢院處理。

    根據社會工作局《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對懷疑有家暴個案會建立中央紀錄，收集及分析有關家暴種種現象、特徵及發展趨勢等資料，以便開展適當預防及打擊工作。當然，社會工作局亦會展開跨部門合作，經常與治安警察局、司法警察局、衛生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勞工事務局及房屋局建立緊密合作機制，亦與很多民間社會服務機構合作，定期檢視相關工作成效，亦資助機構開展家暴的預防教育。近年，有關當局、民間社會服務團體、大學相關學院都開始注意到不能只把案件視做家暴案，亦應該設立種種為照顧者身心靈健康的舉措。

 

社工局推出照顧者津貼先導計劃

    眼見澳門照顧者的擔子越來越煩重，衍生的情緒、經濟及生活壓力問題更是層出不窮，於是，社文司轄下社工局於二○二一年十一月推出為期一年的「照顧者津貼先導計劃」，每月給予合資格的照顧者兩千元多一點的照顧者津貼，其中包括要被照顧者的三類人士：1.重度或極重度智力殘疾人士（包括程度不分級者），且該評估的有效期未逾；2.重度或極重度自閉症人士（包括程度不分級者），且該評估的有效期未逾；3.不能自行坐立的長期卧床人士。

    筆者同意照顧者因為要照顧家人，必然失去某些工作而賺取收入的機會，所以，透過補貼給予支持是合情合理的。無奈，特區政府最擅長做的就是給資助或津貼，然後退居監而不督的位置上。澳門人口日趨老化，特殊兒童及其他身心障礙的人士越來越多，意味著未來的澳門，照顧者的人口亦相應不斷增加，需要支付的公帑只會有增無減，問題是兩千元的津貼既是杯水車薪，聊勝於無，亦只是治標而不能治本。

 

建構積極、親合、聆聽與支持的文化是對照顧者最好的照顧
    以著名科學家霍金為題的電影《愛的萬物論》，女主角霍金太太潔恩要照顧生病的霍金，慨嘆當初以為只是三個月，但沒想到竟然照顧了二十五年之久。這段台詞道盡了所有照顧者的心聲與哀怨。

    中國傳統社會一直盛行許許多多的道德綁架及情緒勒索，照顧者被牢牢困在這些枷鎖中。近年，不少社會服務機構拿了政府的津貼，加上社會人士的熱心捐獻，開始提供照顧者服務，即在日間某些時段找類同替工，讓照顧者可以喘一口氣，或利用這些空閒時段去辦事或運動，調整自己的心情，緩解照顧者的巨大壓力。

    照顧者其實都有被照顧的需要，亦即是說，他們都很可能同時是被照顧者，當然，我們不希望看到照顧者承受不了壓力而變成被照顧者，失去照顧別人同時亦可以照顧自己的能耐。為此，我們必須全面正視照顧者的種種需要，其可行的建議如下：

一、建構聆聽照顧者心聲的網絡：照顧者最大的心結與心願是有足夠的聆聽機制與伙伴。目前，明愛有電話的生命熱線聆聽服務，政府可以大力推動民間社團建立二十四小時的聆聽照顧者的熱線服務，從簡單聆聽照顧者的心酸情緒，到給予情緒上的支持與鼓勵，都是輕而易舉可以做到的。除了電話或網絡的聆聽服務外，更加可以提供面對面的相互傾訴與聆聽服務，誠如全世界都有匿名戒酒會（Alcoholics Anonymous，簡稱AA），為何就沒有匿名照顧者傾訴會。須知道，家家有本難唸的經，這樣的傾聽與傾訴團體，不具備幫助照顧者去解決其照顧困難的功能，而是發揮宣洩、聆聽、尊重與支持的作用，讓照顧者能重拾自信自尊，能再接再厲去照顧別人及照顧自己。

二、建構積極、親和、聆聽與支持的文化：我們是從史前的爬蟲動物慢慢進化而來，主宰我們情緒的腦袋，有兩粒杏仁核用來面對恐懼情緒，即是戰鬥、穩守或逃避。人是在荒野叢林中突圍而進化，可是，我們腦袋還沒有與時並進，碰到讓我們恐懼的事都先朝負面方向去判斷，即是人們都習慣先看到負面的狀況，又習慣忽略正面的訊息。所以，社會總會輕易責難照顧者的疏失，鮮少正視他們的偉大與貢獻。所以，文明社會應該反本能而行，盡可能建構一個積極正面的社會文化，從我們碰到草坪就想到「不要踐踏」，進化到「青蔥小草，腳下留情」，教導我們的孩子從小學會多用正面態度去看待事物世情，慢慢累積，慢慢形塑一個開放、溫和、友愛、包容與支持的相互照顧的文明社會。

 

　　今天，我可能是一位愛心「爆煲」的照顧者，說不定，明天就會成為一位受照顧者；同樣，今天我是一位受照顧者，也許，明天我可以成為一位愛心「爆煲」的照顧者。

比派錢可能更有用的全民基本收入制度

    國慶大日子，特首與一眾高官雲集，少不免要接受傳媒訪問。訪問重點當然是十一月特首發表的年度施政方針，其中記者問特首明年會否繼續派發現金分享，特首當然先賣個關子，只說已徵詢多個社團意見，亦已充份評估特區的財政能力等等。經財司李偉農被問明年是否會注資到市民的中央公積金戶口，李司長明言注資入給中央公積金需要有財政盈餘作為前提，肯定明年仍然是赤字預算，不符合第7/2017號法律《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第四十條所指的發放預算盈餘特別分配款項的條件，故明年的財政預算案未有登錄有關預算開支。也許，記者關心的正是一般市民關心的課題，即是說，在普羅市民心中，政府最大善政也許就是還富於民的派錢，其他施政可能乏善可陳，亦莫不關心。

    新型冠狀病毒席捲全球，封城抗疫導致全世界失業率爆增，幾經實驗挫敗的「全民基本收入」又再次引起多國的注意，被視為可以減輕政府失業壓力補貼及提振市民生活士氣的良方。在澳門，經濟受清零政策重創，失業率飆升到5.5%，如果賭收可以重回榮景，特區政府可以充份考慮試行「全民基本收入」。再者，先進國家受日新月異的科技正取代人類的工作，面對非技術工人失業大軍，為了避免即將衍生的社會流弊，無論是學術界、金融界、教育界及社會服務界都紛紛呼籲要推行全民基本收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讓市業或低收入人士重拾尊嚴，但也惹來「養懶人」、「掏空庫房」的質疑，這一切都值得特區政府及全澳市民好好考量。

 

現金分享可以制度化成「全民基本收入」

    現金分享計劃是澳門第一任特首何厚鏵開先河，二○○八年正值金融危機，為了抗擊通脹以及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每個澳門永久居民可以獲得五千元澳門幣的現金，非永久居民可獲三千元，無資格審查，亦沒有年齡現制，一句說到底就是通派。從二○○八年至今年，累計發放十五次，發放金額也有所提升，屈指一算，一個永久居民可以拿到十二萬四千元，非永久居民可以拿到七萬四千四百元。

    一直以來，普羅大眾並不太關心政府的施政，說甚麼高新科技、中醫藥產業園、建設澳門成為世界旅遊悠閒之都、還有就是扶持中小企，讓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云云，說穿了，澳門市民只問政府是否會繼續派錢。十五年來，無條件無償派錢的舉措，很接近世界正流行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目前，包括印度、巴西、加拿大、荷蘭、德國等國家都開始實驗試行這種制度，雖然沒有完全成功，但亦引起全球的高度關注。

    二○一八年，「全民基本收入」全球網絡榮譽主席蓋史丹丁教授（Prof. Guy Standing）曾被邀請到香港作專題演講。二○二○年美國總統大選，參選人楊安澤便提倡「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以社會制度的改變來解決人類未來的困境。同年，新冠肺炎爆發肆虐全球，全世界失業率大增、底層勞動者缺乏收入，又有更多國家開始關注「全民基本收入」，包含教宗方濟各也主張，現在是考慮「全民基本收入」的重大時機。全球首富電動車大王埃隆．馬斯克（Elon Musk）說：「未來如果AI取代了大多數人的工作，全民基本收入將是必要的作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里斯多夫．皮薩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說：「我非常贊同全民基本收入，只要我們知道如何應用它，又不會降低民眾在勞動市場的工作動力。」二○二○年七月十八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演講時說到，在不斷變化的世界，要求制定新一代的社會保障政策，其中應包括可能實現的「全民基本收入」。

    雖然，澳門的現金分享按月每個居民拿不到一千元，但總算是一個利民舒困的措施，有現金在手，市民很自由的運用，不像消費券，好心做傻事，更要被市民痛罵利益傾斜在商戶而不是星斗市民。所以，特區政府好應該想一想，能否把這個現金分享制度化，甚至法律化，無論特區財政再如何入不敷支，都應該節省這筆錢，視作穩定的開支，亦能在國際上打響能做到「全民基本收入」的良政。

 

「全民基本收入」不養懶人 看看芬蘭及加拿大的試驗

    芬蘭地處俄羅斯旁，經常受到來自這強鄰的威嚇，不過，芬蘭從沒低頭過，更把自己練就成教育強國，科技及人文人才輩出。芬蘭是個高福利國家，任何可以創造市民福祉的實驗都樂意嘗試。

    二○一六年，芬蘭政府推出全球第一個全國性、強制的基本收入實驗，從失業人口中隨機抽出兩千名，兩年內每月給予五百六十歐羅現金。Juha是其中一個被抽中的幸運兒。Juha失業六年，曾經申領過失業救濟金，但手續繁複，還要招人白眼，很不好受。但是，這份「全民基本收入」讓他重拾自尊自信，無後顧之憂，於是敢於一搏去創業。實驗結束後，Juha成功擺脫失業，一邊經營Airbnb民宿，一邊從事藝術工作，更開班教畫畫，同時製作木鼓出售。Juha忙碌之餘，多了空餘時間在家湊仔。現在，Juha月賺一千歐羅，當然，生活成本非常高昂的芬蘭，這一份基本收入實屬微薄，但亦能在有尊嚴的情況下自食其力，又做到喜歡的工作，很有滿足感。Juha接受媒體訪問時說：「與過去六年失業相比，我本來可以工作，但是官僚體制令我做不到，這對社會和政策來講，都是成本。現在是雙贏。」

    乍聽之後，很多市民會覺得「全民基本收入」是個天方夜譚，甚至荒誕不經，是鑄成大錯的養懶人政策。其實，「全民基本收入」非常符合經濟邏輯，亦與今天澳門的現金分享政策若合府節，跟自由經濟學大師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生前一直提倡的負入息稅類似。首先，「全民基本收入」沒有門檻、不必資產收入審查、行政成本極低，還能還富於民，讓市民自行決定怎樣花錢，符合「大市場、小政府」原則，跟澳門目前的現金分享幾近一模一樣。當人心安穩，自然大增找工作及進修的意願，對整治目前5.5%高失業率亦起了正面的緩解作用。

    芬蘭的「全民基本收入」成效如何呢？經過一年的實驗，實驗群組與只比對照群組只多出五個工作天，正面效果雖然極為輕微，但在整體生活滿意度、自我評估財政滿意度，以及自我評估心靈健康等面，卻有很不俗的成果。類似的實驗在加拿大亦獲得80%市民身心健康及快樂滿意度高的成果。今天，澳門市民的情緒非常低迷，兩三天就有一個青年自殺輕生，生命無價，如果錢能挽回寶貴的生命，不妨放膽一試呢！

 

 

十五年免費教育要更精進，高等教育要指向人文與科學素養兼備

    澳門是個少數能實施十五年免費教育的地區，基礎教育除了要培養德行良好的公民以外，更重要的不是學科高分而能力低下，反而要積極培養創意解難能力。有了這份能力，雖然仍然面臨失業，起碼不會像目前很多失業人士並不具備專業技能，他們在未來社會更難以立足。

    世界銀行曾於二○一六年提出《世界發展報告：數位紅利》報告，宣稱發展中國家三分之二的工作崗位易被自動化技術取代；國際勞工組織在二○二二年發佈的《世界就業和社會展望趨勢報告》強調，疫情暴發進一步加速了數位化和自動化的發展趨勢，非常不利於低技能低創意的失業人士謀生。

    不同於目前政府大力注資的社會保障，「全民基本收入」具備推動實現個人自由及追求理想的意願，更能體現對個人的尊重，能提高勞動者的議價權利，很大程度促進社會及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使打工仔對報酬低廉又沒有吸引力的工作有說不的權利。此外，在滿足基本生活的前提下，使勞動者能擺脫單純為謀生而進行的勞動，而更多地從自身出發，考慮到意願和興趣選擇更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從而邁向自主勞動，根本上改善勞動品質。

    當然，說得很理想，大前題還是澳門有穩定的賭收，再者，現金分享通派，尤其是未成年人都值得檢討，好應該集中資本去建構一個意指成年的全民基本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