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動澳門成為「願生、能養、樂育、立人」的宜居城市

 

    當一個社會愈來愈多人不願意生孩子，問題往往已不再是「生一個孩子有多少福利」，而是「我想不想把一個生命帶到這個世界來？」新加坡日前宣布大幅調整鼓勵生育政策，由過去較著重「獎勵生育」，逐漸轉向「支持家庭應對不同育兒階段需求」，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這個轉變值得澳門深思參考。

    目前，澳門政府已經「絞盡腦汁」，做足一切可以推高生育率的措施，唯是，這幾年的生育率不升反跌。也許，所有政策沒有對焦，問題是年輕人究竟為甚麼不願意生孩子？政府付出的資源愈多，為何年輕人的不安卻沒有減少？要推動澳門成為生育友善城市，或許需要建立一個讓人願意生、能夠養、樂教育，並最終能讓下一代己立立人的宜居城市。

「願生」首先是對未來充滿期待與信心
    今天不少人不願意生孩子，未必是因為不喜歡孩子，也未必只是因為育兒成本太高。更深層的原因是他們對未來失去信心。買一件昂貴的東西，價格太高可以不買；投資一門生意，前景不好可以退出；生育有別於其他決定，一旦把孩子帶到世界，父母就要承擔至少二十年、甚至更長的培育責任。
    對於正在思考結婚生子的年輕人而言，會認真思索的是十年後，我還有工作嗎？二十年後，我的收入還穩定嗎？孩子長大後有前途嗎？如果我失業了怎麼辦？如果孩子讀書很痛苦怎麼辦？我能否給他一個比自己更好的未來？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答案，單純增加福利，最多只能降低「生不起」的門檻，卻未必能解決「不敢生」的恐懼。所以，推高生育率第一步，不只是鼓勵市民「多生」，而是重建年輕人對城市未來的信任。
    一個人願意把孩子帶到世界，是因為他相信世界仍然值得期待，相信孩子將來有機會活得比自己更好。換言之，出生率其實也是一個城市未來信心的寒暑表。政府若只著眼每年有多少新生嬰兒，卻不問為何愈來愈多青年對婚姻、生育、職業和人生感到猶豫，更誘人的生育措施都不會奏效的。政府應該研究及推動措施，讓澳門青年真正相信在這座城市組織家庭，是一個值得期待的人生選擇。

「能養」不是等考上公務員才敢做父母
    今天澳門不少青年在規劃人生時，似乎只有一條最安全的道路，努力讀書、千方百計考入公職，拿到被視為穩定的「鐵飯碗」，然後才考慮結婚、生子。當一個社會只有極少數職業被認為足夠穩定，其他青年自然不敢輕易承擔家庭責任。眾所周知，政府不斷精簡架構，考公職難過駱駝穿過針孔。

    一個健康的城市，應該讓從事不同工作的人，都能憑着合理的收入、穩定的職業保障和正常的發展機會，建立家庭、養育下一代。教師、護士、社工、技術人員、商業從業員、服務業員工、青年創業者，都應該被視為有前途的職業。然而，今天不少年輕人非常焦慮，不只擔心「現在薪金夠不夠」，更憂心「我的職業還有沒有明天」！
    目前的就業市場變化極快，且日益惡劣。人工智能正在重塑職業結構，經濟環境起伏不定，各行個業大舉使用外勞等等。雪上加霜的是，許多四十多歲時處於家庭開支最高的打工仔，給孩子要更多資源讀書、還要奉養年邁的父母、房屋和生活支出仍然沉重。可是，老闆往往已開始把他們視為「成本較高的人力」。如果一個人未到五十歲，已經擔心自己會不會被裁員，又怎會有足夠勇氣相信自己能把孩子好好養大？政府著力「加產假加津貼」而忽略「職業生命週期」隨時結束，誰敢輕言生育呢？
    澳門應該積極建立更完整的「家庭經濟安全網」。例如，鼓勵企業實施家庭友善和彈性工作制度；加強中年僱員再培訓和轉職支援；減少年齡歧視；讓父母在照顧孩子期間不會因暫時放慢工作節奏而永遠失去升遷機會；更重要的是，讓青年看見，人生不是考到一份好穩定的工便停止，而是一生都有重新學習、轉型和發展的可能。

「樂育」現實版是一場痛苦競賽，誰還敢把孩子生下來受苦呢？
    今天很多青年非常掛慮孩子入讀幼稚園、小學、中學後，如何面對功課、測驗、考試、排名、升學和競爭。如果養育孩子被預想成一場長達十九年的教育焦慮，生育自然很難令人感到「快樂」。
    澳門教育環境仍然存在相當濃厚的標準化和競爭壓力。課程如何安排、學生如何評量、升學如何競爭，很多時候仍然容易把不同能力、不同興趣的孩子，放進同一條狹窄的跑道上。更令人憂慮的是，當學業壓力延伸到家庭，親子關係亦容易變成另一個戰場。孩子成績不好，父母焦慮；父母愈焦慮，便愈督促；孩子感到壓力，親子衝突便增加。到了青少年階段，原本應該是探索自我、建立人格和發展興趣的時期，卻可能變成每天親子間的嚴重衝突。近年社會不時傳出青少年因學業、家庭關係和個人壓力而陷入絕境的事件，都令不少想生育的年輕人卻步啊！
    我們需要推動更具彈性的教育制度，真正落實因材施教；減少無效、重複和純粹為競爭而存在的學習壓力；加強學生的心理健康支援；讓學校不只是篩選人才的場所，更是讓不同孩子發現能力和建立自信的地方。教育的成功，不應只是把多少學生送進最熱門的學系，而是讓每一個孩子逐漸找到自己的人生位置。

「立人」只是一個平凡的生活目標
    如果生育政策最後只是把孩子看成未來的人力資源，那麼政策仍然不夠完整。中國傳統講「立人」，從來不只是謀生，而是幫助一個人成為真正能夠「立於天地間」的好公民。今天，我們常常對孩子說：「將來要靠自己，要自力更生。」但我們是否也應該誠實地問，我們有沒有締造讓他們能夠真正「自立」的社會呢？
    如果畢業後長期找不到合適工作，如果辛苦工作仍然看不到置業和成家的希望，如果職業發展過早觸及天花板，如果中年便開始擔心被淘汰，我們又如何只靠一句「你要努力」來要求下一代相信人生滿希望呢？所以，「立人」不是父母一家的責任，而是整個城市的責任。一個真正宜居的城市，應該讓不同學歷、不同才能、不同職業的人，都有尊嚴地生活。只有當今天的青年看見「我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活下去」，他們才會有信心培養自己的下一代成為獨立的人。

從「獎勵生育」走向「建立家庭友善社會」
    我們需要橫跨人口、勞工、教育、房屋、社會服務和青年發展的「家庭未來政策」。首先，要穩固建立更長期、更具階梯性的育兒支援。政府理應按不同年齡階段提供相應支援，例如零至三歲重點支援照顧服務，學齡階段減輕教育和課後照顧壓力，青少年階段加強生涯規劃和心理健康服務。其次，應把「育兒假」發展成真正的「共同育兒權利」。父親不應只是孩子出生時請幾天假，而應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真正參與照顧。政府及企業可研究按子女數目增加父母育兒假，並由政府分擔企業成本，減少企業因害怕成本而不願聘用育齡員工的顧慮。第三，建立更完善的社區托育網絡。現有「生育友好加油站」的方向值得肯定，未來可增加服務點、臨時暫托和延長服務時間，真正成為家庭有需要時的後援。再者，致力推動企業建立「家庭友善指標」。生育友善不能只由政府承擔，企業可提供彈性上下班、遠程工作、親職假期、哺乳支援和照顧者友善安排。更重要的是，不能讓女性或男性因為成為父母而被視為「工作能力下降」，更不能讓育兒假成為失去升職機會的代價。接著，把「教育減壓」正式納入人口政策，這一點看似與生育無關，其實關係極大。今政府應推動更重視學生差異、心理健康和生涯發展的教育改革，讓父母相信孩子可以健康成長，而不是從幼稚園開始便進入無止境的競爭。最後，營造「青年人生安全感文化」。這可能比任何一次性的生育獎金更加重要。政府應關注青年就業、職業轉型、中年再培訓和多元向上流動，讓青年知道即使行業改變，即使人生遇到挫折，社會仍然有機會讓自己重新站起來。

《牛來》：「鐵柱磨成針」VS「AI時代瞬間生成」

 

    記得讀小學時，讀到一篇最「不敢苟同」的故事，就是「鐵柱磨成針」。故事說唐代詩人李白年少時不用功，終日以逃學威龍自居。有一天，他遇上一位老婆婆，正拿著一根粗大的鐵柱，在石頭上不停地磨。李白好奇地問：「婆婆，您在做甚麼？」老婆婆回答：「我要把這根鐵柱磨成一根繡花針。」據說李白聽後大惑不解，卻被她的耐力打動，悟出「只要功夫深，鐵柱磨成針」的道理，從此發奮讀書，終於成為一代詩仙。
    那時，語文老師講得眉飛色舞，同學聽得津津有味，而我卻冒出一個大逆不道的念頭，老婆婆精神固然可嘉，行為有點愚蠢，如果沒有匠心獨運，加上巧奪天工，光有《愚公移山》的豪情壯志，「鐵柱磨成針」又有何值得驕傲呢？
    作為一名成績平平的小學生，哪敢跟老師抬槓？更何況，「鐵柱磨成針」早已不是一個可以隨便挑戰的故事，而是一種美德教育的典範。質疑它，彷彿就是質疑努力、毅力和堅持。可是，隨著年紀慢慢長大，我反而愈來愈明白，當年那個心生懷疑的小孩，其實只看到了「鐵柱」，卻還沒有看懂「磨針」。

一根針，磨的其實不是鐵，而是一個人的心
    兒時關前後有幾家著名的旗袍店，聽說香港著名「大老倌」如任白都是這家店的老顧客。每次理髮都會路過，總會停下來欣賞裁縫師傅一針一線地縫製旗袍。從量身、打版、選布、裁剪，到盤扣、滾邊、刺繡，每一個細節，都需要長時間的手作經驗，才能縫製華麗的旗袍。
    兒時我家隔離開了一家樟木櫳工場，聽說是用來裝嫁妝或珍貴衣物的耐蟲木箱。其製作過程主要包含選材、乾燥、下料與組裝、打磨與雕刻等步驟。兒時無所事事，一有空就會蹲在工場門前，欣賞師傅的工藝，沒有圖紙，手起刀落，很快就刻出栩栩如生的鳳凰雕像家具。哥哥跟其中一個年輕的師傅很熟，那個師傅工餘就把一堆剩木造成一個簡單卻很典雅的書架。

    當然，還有中國傳統的米雕刻、微雕、木雕、玉雕。有人能在一粒米上刻字，有人在極小的空間裡雕出人物、山水。從效率來看，這些工藝幾乎是「不合成本效益」的。今天若要展示一幅山水圖，AI幾秒鐘便可以生成。

    長大後，我終於明白，「鐵柱磨成針」真正的價值，並不一定是鼓勵我們每遇到一件事情，都用最笨的方法去完成。它更重要的，是提醒我們有些東西，必須經過時間；有些能力，必須反覆練習；有些美，根本不能用AI生成。「鐵柱磨成針」磨到最後的，也許不是鐵，而是一個人的耐性、專注、韌性和心性。

AI時代來了，為甚麼還要慢慢磨？
    進入AI時代後，這個古老故事突然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以前，學生寫一篇文章，要想題目、找資料、構思、起草、修改。現在，只要輸入一句指令，幾秒鐘後，一篇文章已經展現。以前，畫一幅圖，需要學素描、色彩、構圖，甚至需要經過多年的磨練。現在，只要告訴AI請生成一幅夕陽下的漁港油畫，轉眼之間，畫面已經完成。以前，寫小說需要構思人物、安排情節、設計結局；今天，AI不但可以瞬間生成故事，還可以按照使用者要求改成武俠、科幻、愛情、懸疑，甚至模仿不同時代及作家的寫作風格。
    在短影音當道的年代，「快」幾乎成為新的美德，誰還有耐性看一篇三千字的長文？十五秒能說完的，為甚麼要講十五分鐘？一個題目可以瞬間生成十張圖，誰還願意花十天慢慢畫？更現實的是，在社交媒體的世界裡，慢工出細貨甚至可能意味著「落伍兼愚蠢」。

《牛來》由沒有人看，到人人爭著看

    我們終於迎來了一個「瞬間生成」的時代，問題是當生成變得如此容易，甚麼才是真正值得花五年去完成的項目呢？近日，全中國火爆的3D電影《牛來》爆紅，正好給了我們一個非常有趣，甚至有點荒謬的答案。
   《牛來》原本是一齣註定要消失的電影，上映最初十天，買票入場不到三百人，票房只有大約七千七百元人民幣。以今天電影市場的規模來看，肯定血本無歸。更慘的是，電影的畫面受到大量批評，如粗糙的3D人物、僵硬的動作、似乎停留在早期電腦動畫水平的畫面，都成為網民嘲笑的對象。
    有人說它「比AI生成的還差」，這句批評非常具有AI時代特色。從前，我們會把電影與電影比較，把動畫與動畫比較；今天，人類創作者的作品，已經開始被拿去與AI比較。「你做了五年，怎麼還不如AI幾秒鐘生成的東西？」這可能是未來許多創作者最殘酷的問題。然而，《牛來》的命運卻突然來了一個180度轉彎。網民愈說它爛，愈多人感到好奇；愈多人嘲笑，愈多人想親自看看：「究竟可以爛到甚麼程度？」於是，原本「沒有人看」的電影，突然變成「人人都想看」。有人甚至說：「看了後悔86分鐘，不看後悔一輩子。」一部原本票房只有七千七百元的電影，突然衝到三千萬元級別，而且勢如破竹。
    電影其實沒有突然變好，改變的是觀眾的心態，這正是《牛來》最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一部電影的價值，已經不單由「好不好看」決定，而可能由「值不值得大家談論」決定。以前，觀眾買電影票，為了看一部好電影，
今天，買票也許只是為了擁有一張「我也在場」的入場券。
    電影結束後，真正的「談資」可能才剛剛開始。觀眾回到社交平台，繼續留言、吐槽、製作迷因、轉發短片。在這個過程中，爛不爛已經不是唯一的問題，能不能讓人不停談論才是問題。

現代人既愛AI，又抗拒AI
   《牛來》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反映了現代人一種非常矛盾的心理。我們愛AI，因為AI快、方便、漂亮，而且幾乎無所不能。我們需要一張圖片，叫AI生成；需要一篇文章，叫AI撰寫；需要一個創意，叫AI提供。我們愈來愈習慣「即問即答」、「即想即有」、「即按即生」。可是，我們又開始抗拒AI，因為當AI生成的東西愈來愈多，我們反而開始懷疑這是真的嗎？這是人做的嗎？這個人到底花了多少時間？以前，人們看見一幅精美作品，會讚嘆「真厲害！」
現在，人們第一個問題可能是：「這是不是AI？」這個問題本身已經改變了，因為我們開始重新尋找「人工的痕跡」。一幅畫如果太完美，反而有人懷疑是AI；一篇文章太流暢，也有人懷疑是AI；一段影片太精緻，甚至會被質疑是不是AI「生成」出來的。

    《牛來》最奇妙的命運，正好說明了這種矛盾，它先是因為「比AI還差」而被嘲笑，後來卻又因為作品上有著非常明顯的「人手痕跡」，反而令人重新注意粗糙的畫面。原本是缺點，但當AI可以大量生產光滑、精美、標準化的內容時，那些粗糙，突然成了一種證據，證明這不是一台機器在瞬間完成的，證明背後真的有人，證明有人笨拙地、固執地、花了五年時間，去做一件類近「鐵柱磨成針」的傻事。

母子五年斧鑿，證明「鐵柱磨成針」仍然有人愛？
    《牛來》由導演信雨萌與母親孫麗芳組成的小型團隊製作，前後花了約五年。在AI可以幾秒鐘生成畫面的時代，五年是甚麼概念？五年前，短影音平台的熱門可能早已換了幾百次；五年前的網紅可能已經沒有人記得；五年前流行的AI工具，今天甚至可能已經被淘汰。可是，這對母子卻用五年光陰做同一部電影。當然，五年時間並不能自動把一部作品變成好作品。
    我們不能因為「他很努力」，就說所有結果都必須受到讚美。努力值得尊重，但努力與成就仍然是兩回事。否則，只要花得夠久，就可以要求別人感動，這顯然也是另一種道德綁架。可是，《牛來》的五年，讓我們發現在一個人人看重效率的時代，人們也許仍然會被「有人願意花時間」這件事情所打動。也許，《牛來》的爆紅，並不證明現代人喜歡粗糙的電影；更不證明觀眾突然不愛AI。它可能證明當世界上的內容愈來愈容易被瞬間製造，人們反而愈來愈在意，一件作品究竟花了多少生命去完成，這正是「鐵柱磨成針」在AI時代的新意義。

AI時代：因材施教指日可待 吳又可

 

    「有教無類，因材施教」，是自孔子以還，最令人嚮往的教育理想。前者強調教育機會的平等，後者則提醒我們真正的教育，不能把所有學生當成同一個模子製造出來的產品。人有不同的性格、能力、興趣、背景與學習速度，教育自然也應有不同的方法。

    兩千多年前，孔子身體力行因材施教；福音書中的耶穌，同樣是一位極懂得因人施教的老師。孔子面對冉有、仲由問同一個問題，竟然給出不同答案；耶穌面對漁夫、稅吏、婦人、病人、富貴少年，也能說出天國的不同比方。可是，到了工業革命以後，現代學校制度逐漸形成，教育卻愈來愈走向另一個方向，同齡人坐在同一間課室，使用同一本教材，按照同一進度上課，接受同一份考試，最後以同一把尺衡量。這種教育模式，成就了普及教育，也培養了大批人才；但它同時把「因材施教」推得愈來愈遠。

    今天，人工智能的出現，或許正讓這個古老的教育理想重新變得可以實現。過去我們常說，因材施教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在AI時代，它未必再只是少數名師才能做到的教育藝術，而可能逐步成為每一間學校都具備條件實踐的日常，這也許是人類普及教育踏上重要里程碑的轉折時刻！

工業革命之後，教育為何愈來愈標準化？

    要理解今天學校為何難以因材施教，就要回到現代教育制度形成的背景。在農業社會，教育並不像今天般普及。能夠接受正規教育的人本來就不多，師徒制、小班教學、家庭教育。乃至私塾較為常見。老師與學生人數較少，自然較容易了解彼此。

    工業革命以後，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工廠需要大量具備基本知識與紀律的工人；國家需要普及識字教育；城市化令大量兒童集中生活；教育不再只是少數人的權利，而逐漸成為全民必須享有的制度。於是，現代學校制度迅速發展。可是，當教育由少數人的「精緻教學」，變成千萬人的「大規模公共服務」時，標準化便幾乎不可避免。

    適齡孩子按照出生年份分級：六歲讀一年級、七歲讀二年級；大家在同一時間上學，在鐘聲響起時上課，在鐘聲響起時休息；同一班學生使用同一本課本，老師按照同一個課程進度講授；到了某個日期，所有人一起考試；最後再以分數、排名、升學率來判斷學生與學校的成敗。問題在於當我們把「方便管理」逐漸誤認為「符合教育規律」，標準化就開始壓倒不同學生的困難與需要。

有人數學能力很強，語文卻較弱；有人閱讀速度快，但理解能力未必深；有人喜歡聽講，有人要親自動手才學得懂；有人需要反覆練習，有人做幾題便已掌握；有人安靜內向，未必願意舉手，但在書面表達上非常出色；有人看似坐不定，卻可能有極強的創造力與空間想像能力。

    傳統課室最困難的地方，就是老師只有一張嘴、一雙眼和有限的時間。當老師正在照顧跟不上進度的學生時，已經掌握的學生可能正在等待；當老師提高難度照顧能力較強者，基礎較弱的學生又可能開始迷失。老師若要準備三種不同難度的教材，批改三種不同程度的作業，再逐一跟進學生的學習情況，工作量往往會急劇增加。於是，現代教育形成一個尷尬現象，我們在教育理論上高度讚揚因材施教，但在教育制度上，卻長期依靠「一刀切」來維持運作。不是老師不想因材施教，而是整個制度讓老師太難做到。

AI時代，因材施教應該指日可待

    AI為何令因材施教指日可待？AI最重要的教育價值，不在於它會不會取代教師，而在於它可能第一次讓普通教師擁有「一個全天候的個人教學助理」。過去，一名老師若要掌握全班四十名學生的學習狀況，往往只能依靠考試、測驗、作業和課堂觀察。這些資料不但有限，而且具有滯後性。學生今天在哪一個概念開始不明白，老師可能要到下星期批改測驗時才發現。

    AI則可以更即時地分析學生的學習軌跡，例如，一名學生連續做錯五道數學題，AI不但告訴他「答案錯了」，甚而可以分析他究竟是不懂公式？看錯題目？計算粗心？還是根本誤解了概念？另一名學生若已經連續答對多次，AI又可以適時提高難度，而不是讓他反覆做早已掌握的練習。這正是傳統課室最缺乏的「即時回饋」。

    AI可以記錄學生在哪裡停留得最久、哪些題目反覆出錯、哪一類解釋較容易理解；也可以根據學生的程度，提供不同難度的例題、補充材料與練習。對學得較慢的學生，AI可以不厭其煩地再解釋一次、十次，甚至換另一種說法；對能力較強的學生，AI可以提供延伸問題、探究任務與跨學科挑戰。這不是把學生分成「好」與「差」，而是讓每一個學生都有一個更接近自己需要的學習節奏。從這個意義上說，AI可能讓「一對一教學」第一次不再只是富裕家庭才負擔得起的教育奢侈品。

從「一個老師教全班」走向「老師帶領AI協助全班」

    有人擔心，AI愈來愈強，教師會否變得多餘？恰恰相反，AI愈能處理重複性的工作，教師就愈有可能回到教育最核心的工作，深入認識學生人、陪伴有不同需要的學生、啟發不同志趣的學生。試想像，一名老師不必每天花大量時間重複批改基本練習，不必逐題統計誰在哪個知識點出錯，也不必為不同程度學生從零開始製作多份練習。AI可以協助整理學習數據、生成不同層次的教材建議、提供即時練習與初步回饋。那麼，老師節省下來的時間可以做什麼？可以更多與學生談話；可以觀察那個最近成績突然下跌的孩子，究竟是因為不懂功課，還是因為家庭出現問題；可以鼓勵那個能力很強、卻失去學習動機的學生；可以幫助學生學習如何與人合作、如何面對挫折、如何建立價值觀；可以帶領討論、辯論與探究，而不只是趕課程。

    AI可以知道學生「答錯了什麼」，但教師更應關心學生「為什麼變成今天這個樣子」。AI可以分析學習行為，卻未必真正理解一個孩子的眼淚；AI可以生成千百種答案，卻不能代替老師在學生失敗時給予信任；AI可以模擬鼓勵，卻不能完全取代真實關係中，一位老師長年累月建立起來的影響力。因此，AI最理想的角色，不是「電子教師」，而是讓真人教師更有能力做一位真正的教師。

因材施教，AI不能取代「人材施愛」

    當我們談AI教育時，也必須保持清醒。AI能做到「因材施教」，不代表AI本身就懂得教育。因為教育不是只有「材」，還有「人」。學生不是一串學習數據。即使AI知道一名學生的答題正確率、閱讀速度與錯題類型，也不代表它真正了解這個學生的家庭背景、生命經歷、情緒狀態與人格需要。同一個成績下降，可能有十種不同原因。可能是沒有聽懂，也可能是父母離異；可能是睡眠不足，也可能是受到欺凌；可能是懶散，也可能是陷入焦慮；可能是不願意努力，也可能是長期努力卻看不到成績進步，已經開始放棄自己。

    如果教育只靠數據分析，學生很容易再次被標籤化。因此，未來最好的教育模式，不應是「AI取代老師」，而應是AI處理資訊，老師理解生命；AI提供建議，老師作出專業判斷；AI協助個別化，老師負責人性化。我們甚至可以說，AI時代的教師，反而更需要具備「孔子與耶穌式」的教育智慧。

    孔子知道同一句話，不能對每個學生都說得一樣；耶穌知道同一個真理，要從不同人的生活經驗進入。未來教師也一樣，不是看著AI的報表便照單全收，而是要把AI提供的資料，結合自己對學生的了解，作出更有人味、更有教育判斷的決定。

    AI提供的是「個別化」的可能，教師必須賦予它「個性化」與「人性化」的溫度。

    教育發展到今天，出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循環。兩千多年前，孔子面對有限的學生，可以憑藉自己卓越的觀察力與教育智慧，做到因材施教；兩千年後，工業化社會為了讓更多人接受教育，建立了大規模、標準化的學校制度，因材施教反而逐漸成為難以實現的理想；今天，AI技術卻可能讓大規模教育重新具備某種「個別化」的能力。

名人獲頒榮譽博士學位的意義與價值

 

    香港浸會大學於八月十日舉行榮譽博士學位頒授典禮，向著名藝人劉德華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表揚他在演藝事業上的傑出專業成就，以及多年來對社會的卓越貢獻。浸大形容他是家傳戶曉的娛樂巨星，在歌、影、製作等領域均有卓越成就，並以長期的公益工作回饋社會。這並不是劉德華第一次獲頒榮譽博士。二○一七年，他已獲香港樹仁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然而，每當社會看到名人、企業家、政治人物、藝術家、慈善家甚至體育明星接受大學頒授的「榮譽博士」，總會產生一個有趣而值得追問的問題：榮譽博士究竟是甚麼？

榮譽博士究竟是甚麼？
    榮譽博士是一種真正的學術學位嗎？如果不是，為甚麼大學如此熱衷頒發，而名人又如此樂於接受？一個人沒有修讀博士課程、沒有經歷博士資格考試、沒有撰寫博士論文、沒有接受學術同行評審，為甚麼畢業典禮之後，卻可以在名字後面加上一個「博士」？其實，正好讓我們重新思考「大學」、「學位」、「榮譽」以及「知識」的真正價值。
    首先必須釐清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榮譽博士學位與學術博士學位，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學位。真正的博士學位，是一個人經過嚴格而長時間的學術訓練所得的學術資格。博士生需要接受研究方法訓練，確立研究問題，進行文獻探討，蒐集及分析資料，提出具有原創性的研究成果，撰寫博士論文，再經過答辯、評審等程序，最後由大學正式授予學位。換句話說，博士學位背後是一套完整的學術認證制度。
    榮譽博士則完全不同。它並不是因為受頒者完成某一個博士課程而取得，也不是對其學術研究能力的認證，而是大學以學位作為一種最高級別的榮譽，表彰某人在專業、藝術、文化、公共服務、慈善、科學、商業或其他領域所作出的重大貢獻。因此，「榮譽博士」最重要的字其實不是「博士」，而是「榮譽」，表彰的是一個人的生命成就，而不是替這個人的學術資格作認證。

榮譽博士是大學向社會借來一面鏡子
    榮譽學位並不是現代大學為明星而創造的「勳章」，其歷史根源可以追溯至歐洲大學傳統。早期大學本身就是知識、宗教、哲學及專業訓練的中心，學位具有非常強烈的學術與身份象徵意義。後來，大學逐漸發現，社會上有些人的成就雖然並不是在大學課堂及論文制度中產生，但對社會的貢獻同樣巨大。
    牛津大學部檔案指出，最早符合今天「榮譽學位」概念的個案，是在一四七八就開頒發「教會法博士」（Doctor of Canon Law）榮譽博士給埃克塞特座堂主任牧師萊昂內爾・伍德維爾（Lionel Woodville），他是英王愛德華四世的姻親。

    榮譽博士制度一開始就帶有「學術以外的社會關係」因素。例如，一位偉大的藝術家未必讀過藝術博士；一位慈善家未必研究過社會政策；一位企業家未必撰寫過管理學論文；一位政治家也未必在大學取得政治學博士。難道大學只能尊重「自己培養出來的人」，而不能向社會上真正傑出的人致敬？榮譽學位正是由此而產生的一種制度，它其實包含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大學並不是一座與社會隔絕的象牙塔。知識可以在實驗室產生，也可以在舞台、醫院、工廠、社區、慈善機構、藝術創作甚至人生歷練中產生。

大學究竟根據甚麼標準頒發？
    如果博士學位有明確的修課、論文、答辯標準，榮譽博士的標準是否就可以比較寬鬆？答案是不同大學有不同制度，但一般都不是單純看「名氣」。例如，美國康涅狄格大學的榮譽學位準則強調，受獎者應在多年時間內建立持續而廣泛的聲譽，而且聲譽最好超越大學及所在地區，甚至達到全國或國際層面。其他大學的準則亦普遍把「卓越成就」、「對社會的重大貢獻」、「公共服務」、「慈善」、「學術或專業成就」，以及是否體現大學的核心價值等列入考慮。
所以，一位名人能否獲頒榮譽博士，真正應該問的不是「他有多紅？」而是「他除了有名之外，究竟留下了甚麼？」如果只是票房高、唱片賣得多、粉絲數量龐大，是否足以成為榮譽博士？答案未必如此簡單。
    如果一位藝術家在數十年間持續創作，改變一個時代的文化記憶，提升某種藝術的國際影響力，同時長期參與公益、慈善、社會教育，並且成為年輕人的榜樣，那麼他的社會價值便不能只用「娛樂」二字概括，據此，若把榮譽博士理解成「大學對一個人整體生命成就的致敬」，劉德華獲此榮譽應該是實至名歸。

為甚麼大學與名人對榮譽博士都樂此不疲？
    有人說，既然榮譽博士不需要讀書、不需要寫論文、不需要答辯，那不是「虛銜」嗎？某程度上，可以說它確實是一種象徵性頭銜。但「象徵性」不等於「毫無價值」。一枚奧運金牌也是象徵，一個國家勳章也是象徵，一座紀念碑也是象徵，人類社會本來就需要象徵來保存價值。真正要深究的是這個象徵到底在象徵甚麼。
    如果它象徵的是「有錢、有名、有權便可以得到博士頭銜」，它就會貶低大學。如果它象徵的是「一個人在某個領域持續努力數十年，對社會產生了超越個人的影響」，它就具有相當價值。對大學而言，頒發榮譽博士亦是一種文化外交。大學藉著表彰傑出人士，把校園與社會連結起來。香港浸會大學歷年的榮譽博士得主，便包括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企業家及社會領袖等，反映其希望把不同領域的卓越成就帶進大學文化之中。

    對名人而言，這是一種社會身份的提升。一位演員可以有「影帝」；歌手可以有「金曲獎」；企業家可以有「商業領袖」的稱號；但「博士」在傳統社會想像中仍然代表知識、智慧與學術。同樣地，一位榮譽文學博士，並不等於他取得文學研究博士學位；榮譽科學博士，也不等於他完成了科學博士研究。「榮譽博士」的核心是表彰（recognition），而真正博士的核心則是資格（qualification）。一個是社會對成就的肯定，一個是學術制度對研究能力的認證，兩者都可以很尊貴，但尊貴的方式不同。事實上，世界上也有一些大學選擇不頒授榮譽學位，改以其他獎章或榮譽制度表彰傑出人士，原因正是希望避免榮譽學位與真正學位之間的界線模糊。這一點反而提醒我們，真正尊重博士學位，不是反對榮譽博士，而是清楚區分兩者。

真正應該尊重的是「博士」背後的真誠付出
    在華人社會，「博士」往往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稱號。有人花四、五年甚至更長時間完成博士研究，承受孤獨、失敗、修改、答辯與學術評審；有人為了一個研究問題，可能耗費十年人生，這些努力不應該因為榮譽博士制度而被稀釋。因此，大學在頒發榮譽博士時，更應該把關。第一，候選人的成就應該具有長期性，而不是一時的社會熱度。第二，貢獻應該具有公共性，而不只是個人成功。第三，候選人的品格應該與大學的價值觀相符。第四，大學應該清楚說明頒授理由，而不是只寫幾句「卓越成就、傑出貢獻」的官式語言。第五，應該避免讓外界產生「捐錢就可以換博士」、「有名就可以得到博士」的印象。因為一旦社會開始相信榮譽博士可以購買，受損的就不只是某一位名人的形象，而是整所大學的學術公信力。

    說到底，榮譽博士既不是神聖不可質疑的桂冠，也不是一文不值的虛銜，它是一種制度性象徵，可以很有價值，也可以被濫用。關鍵不在「博士」兩個字，而在頒授它的人有沒有認真思考，以及接受它的人有沒有清醒理解。真正博士告訴我們：知識需要研究，真理需要求證，學術需要付出。榮譽博士則提醒我們：知識之外，人生本身也可以成為一部值得尊敬的作品。但大學必須守住一道底線：榮譽可以授予，學術不能冒充。名人可以享受掌聲，博士學位卻不能變成名氣的附屬品。一個人的一生，究竟要有多大的成就，才值得知識殿堂向他低頭致敬？

「捨本逐末」VS「捨末逐本」

 

    近幾個月，家中有長者抱恙，一天到晚埋怨整個人好像潛在水底，聽說時直像在水底下一樣，非常模糊不清。他去找個耳鼻喉西醫看看，經檢查發現耳朵積水，馬上用儀器吸乾，再給點消災藥。一個星期後覆診，發現積水重來，醫生指示做一個星期七天的激光撞擊耳朵，成效不彰。幾天後，轉到珠海一所醫院，醫生馬上做耳膜刺穿小手術，果然聽力恢復過來。可是，一個多星期後，耳膜自然修補後，又慢慢重返海底。於是，經一位患同病介紹去看一著名中醫，聽說連喝二十幾天苦藥就好。於是，他就跑了一趟珠海，一把脈中醫就說患上中耳炎。已經喝了五天的藥，成效不彰，只好勸他耐心等待。期間，全家人不斷搜尋網絡，探尋各種病因及療法，中西醫就變成我家一場論戰，治本與治標念頭此起彼落。

中國人自小受儒家與中醫文化影響

    我們自小便懂得凡事都有「本」與「末」。「本」是根本、源頭、基礎；「末」是表象、枝節、結果。，「本」被視為值得守護，「末」則容易被看成次要、表面的。因此，「捨本逐末」便是一個帶有批判意味的成語，用來形容一個人只顧眼前、表面和短期利益，卻忘記真正重要的根本。
    可是，當我們把這個道理放進今天的生活，事情卻沒有那麼簡單。因為現代社會有時候真正需要我們做的，恰恰是先治末，再治本；先救急，再固本；先解決眼前危機，再處理深層問題。於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出現了：「捨本逐末」一定錯嗎？「捨末逐本」一定對嗎？也許，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二選一，而是懂得甚麼時候治本，甚麼時候治標；甚麼時候處理眼前的「末」，甚麼時候回到生命的「本」。

華人社會習慣急病求西醫，固本培元找中醫
    在華人社會，我們對「治標」與「治本」其實有一種很微妙的文化經驗。一個人突然高燒、胸口劇痛、嚴重腹痛、呼吸困難，第一個反應通常不是坐下來研究自己的體質，而是趕快去醫院。因為「急」，急症不能等待，需要止痛便先止痛，需要退燒便先退燒，需要手術便立即手術，需要搶救便立即搶救。現代西醫最大的優勢之一，就是面對急性危機時，能夠快速判斷、快速介入，盡量把病人的生命從危險邊緣拉回來。
    當危機解除之後，很多人又會想到另一個問題，「為甚麼會病？」「是不是身體太虛？」「是不是長期睡眠不足？」「是不是飲食失調？」「是不是工作壓力太大？」於是，有人便轉向中醫，希望透過調理身體、改善生活習慣、飲食及作息，從較長遠的角度改善健康。這種現象背後，其實正好呈現我門對「治標」與「治本」的雙重理解，西醫救急，中醫調理。
    當然，這只是民間非常概括的理解，不能把中醫、西醫簡化成「一個治標、一個治本」。現代醫學同樣十分重視疾病成因、預防及長期管理，而中醫也有處理急症的方法。真正值得討論的，是我們面對問題時的思維方式，危機來臨時，我們需要先處理症狀；危機過後，我們則不能忘記尋找原因，這才是「本」與「末」真正可以互補的地方。
   
現代社會為甚麼如此容易「捨本逐末」？
    今天的世界根本不是一個鼓勵我們慢慢尋根究柢的世界，這是一個講求速度、效率、結果和即時回報的社會。學生考試不合格，最直接的問題是：「怎樣提高下一次分數？」企業業績下跌，最急切的問題是：「怎樣令下季數字回升？」政府遇到社會問題，最容易問的是：「怎樣快速平息輿情？」一個人在社交媒體被批評，第一個反應往往不是反省，而是：「怎樣立即刪帖？」甚至連健康也被「效率化」。睡不夠喝一罐紅牛，肥胖吃減肥，壓力太大就去健身或吃到飽。我們越來越習慣處理「症狀」，因為症狀是看得見的，但真正的「本」通常藏得很深。    這個世界從來都是治末快，治本慢。於是，在一個「快」字當頭的社會裡，「捨本逐末」竟然成為許多人的生活常態。

只談治本，也可能變成另一種偏執
    我們不能因為批判「捨本逐末」，便走向另一個極端「捨末逐本」，這種情況在一些人生閱歷豐富的人身上，反而有時會出現。少數老中醫看見病人頭痛，未必立即問「痛在哪裡」，而可能開始研究病人的飲食、睡眠、情緒、體質。這種思維有它的智慧，可是，如果一個病人正在急性出血、嚴重感染或出現危及生命的症狀，還要慢慢「調理體質」，便可能延誤救治。
    人生閱歷深厚的人也可能犯同樣的錯誤。一個年輕人遇到失戀，有人會說：
「這只是人生的一個小挫折。」「你經歷多幾次就會明白。」「年輕人應該學懂放下。」這些話可能有道理，但對一個正在痛苦中的人而言，眼前的痛苦仍然是真實存在的。我們不能因為看見「人生的本」，便否定「當下的末」。治本不是否定治標；看得深，也不能忘記看得近。

「捨本逐末」與「捨末逐本」，其實都是一種失衡
    「捨本逐末」與「捨末逐本」最大的問題，不是選錯，而是失去平衡。「捨本逐末」的人，只看眼前，他們的世界只有「現在」；「捨末逐本」的人，只看深層，他們的世界只有「根本」。前者容易急功近利，後者容易空談大道理。一個只顧治標的人，可能每天忙於「滅火」，卻永遠不知道為甚麼火災不斷。一個只顧治本的人，卻可能花大量時間研究「為甚麼會起火」，最後忘記眼前的火正在燒掉房子。因此，真正成熟的處理方法應該是：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標本兼治，先後有序。
    到底我們應該選「捨本逐末」，還是「捨末逐本」？答案也許市是都不要捨。真正的智慧不是在「本」與「末」之間選一個，而是知道在甚麼時候把甚麼放在第一位。當生命危急時，「末」就是「本」，因為你連眼前的危機都過不了，又何談長遠？當危機解除後，「本」便重新成為重點。因為如果根源沒有改變，同樣的問題仍然會回來。

    我們不妨把「本末」理解成兩個時間維度。末，是今天要處理的問題；本，是明天不再重複問題的原因。今天先止痛，是為了有力氣明天尋根。今天先救火，是為了明天建立防火制度。今天先安撫一個受傷的孩子，是為了將來幫助他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今天先解決公司的危機，是為了明天重新建立可持續的商業模式。這樣看，「治標」與「治本」便不再是敵人，它們其實是一條完整路徑上的兩個階段。

真正可怕的不是治標，而是「只治標」
    我們不能把所有即時處理都稱為「捨本逐末」。消防員救火，是治標，但沒有人會因此責怪消防員沒有研究大廈設計。急症醫生搶救病人，是治標，但他的第一責任就是把生命救回來。老師制止校園欺凌，是治標，但這並不妨礙學校日後處理家庭及教育問題。政府處理突發災害，也是治標，但危機過後還是可以檢討制度。真正值得批判的，是把治標當成治本，以為問題消失了，便代表問題解決了。退燒不等於疾病消失，停止爭吵不等於關係修復，刪除一段網絡影片不等於問題不存在，學生不再犯錯，也不一定代表他真正學懂了。所以，真正成熟的思維應該是治標之後必須追問：為甚麼？為甚麼會發生？為甚麼偏偏是現在？
為甚麼同樣問題一次又一次出現？我們真正要改變的，是甚麼？

人生最重要的也許是「不要把末當成本」
    人到了一定年紀，最容易明白一件事，就是人生有很多東西其實只是「末」。
名聲是末，健康才是本。金錢是末，生活的安全感可能才是本。職位是末，做人的尊嚴可能才是本。考試成績是末，學習能力才是本。孩子是否考入名校是末，孩子能否成為一個有責任感、有同理心、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才可能是本。健康、信任、親情、友誼、人格、良知、內心平安，這些才是生命的根。到了人生後半場，很多人終於明白：我們一生忙於追逐的，可能只是「末」；而真正值得守護的「本」，早就在身邊。
    治末而不忘本，求本而不棄末，這才是我們在這個講求速度與效益的時代裡，最需要重新學習的「本末之道」。

AI和你想像的很不一樣

  

    月前，澳門天主教教區教理培育委員會舉辦「AI當道，倫理何從？」講座，由慈幼會葉泰浩神父及現任澳門旅遊大學創意旅遊與智慧科學學院副教授李剛博士主講，講座中提出一句十分值得深思的話：「AI最重要的能力就是預測，而不能代替人類的，就是判斷與選擇。」短短一句話，卻顛覆了不少人對人工智能的想像。
    不少人談到AI，不是充滿興奮，就是充滿恐懼。有人擔心AI會像電影《未來戰士》般統治世界；有人擔心自己的工作很快會被機器取代；也有人把AI神化，以為它已經具有像人類一樣的智慧。事實上，我們對AI最大的誤解，就是以為它真的「懂得思考及作出價值判斷」。
    近年，一本由多倫多大學羅特曼管理學院的三位頂尖經濟學教授，包括拉傑．阿格瓦爾（Ajay Agrawal）、約書亞．甘斯（Joshua Gans）和阿維．高德法布（Avi Goldfarb）共同撰寫，備受推崇的著作《AI極簡經濟學》（Prediction Machines），便提出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AI並不是智慧，而是一部「預測機器」。作者指出，人工智能真正帶來革命性的改變，不是它開始像人，而是它令「預測」這件事變得極其便宜。從來，在經濟學領域內，預測是非常昂貴的投資，AI的誕生，大大減低了昂貴的成本，而預測亦越來越準確。這個看法，不但改變我們理解AI的方法，也改變我們面對AI的態度。

AI究竟是什麼？
    過去我們常說電腦負責計算，人類負責思考。今天，AI能寫文章、作曲、翻譯、畫圖、診斷疾病，甚至可以和人聊天，於是很多人便認為它開始擁有思想。其實並非如此。從經濟學角度來看，AI本質上是一套利用龐大數據和統計模型，推測「下一步最可能是什麼」的系統。它不是理解，而是推算；不是思考，而是預測。例如ChatGPT回答問題，它不是像老師一樣真正理解每一句說話，而是根據數以千億計文字資料，預測下一個最適合出現的字詞。醫療AI判斷X光片是否有腫瘤，也不是它知道什麼叫癌症，而是根據過去數百萬張醫學影像，比較哪些圖像最接近癌症患者。導航系統預測哪條路最快；銀行預測誰可能拖欠貸款；Netflix預測你喜歡看哪套電影；Spotify預測你下一首最想聽的歌曲；網購平台預測你將會購買什麼產品。
    所有這些，本質都是預測，就像蒸汽機令體力變得廉價，電腦令計算變得廉價，而AI則令預測變得廉價。當預測成本大幅下降，整個社會的工作模式便開始改變。

AI將取代哪些職業？
    這是很多人最關心的問題。如果AI最大的能力是預測，那麼凡是工作內容主要依靠模式辨識、重複分析及大量資料整理的職業，都較容易受到衝擊。例如客服人員。今天不少公司的客服已由聊天機械人處理，因為大部分問題都可以根據過往數十萬宗案例，快速預測最合適答案。翻譯員亦受到一定影響。過去翻譯需要查字典、閱讀語境，現在AI可以瞬間完成初稿，大大提升效率。
文書行政工作、資料輸入、基本會計、簡單新聞整理、市場數據分析、程式編寫、法律文件初步整理、醫療影像判讀等，都逐步由AI協助完成。甚至教育界亦開始受到影響。AI可以設計教材、批改作業、分析學生學習表現、生成測驗題目，甚至為學生提供個別化學習建議。

    我們若因此認為教師、醫生、律師、社工、神父會被完全取代，那便誤解了AI，因為這些專業工作除了需要預測，更需要判斷。醫生不只是判斷病因，更要決定治療方案是否符合病人的年齡、家庭、經濟及人生意願。法官不是只看證據，而是追求公平與正義。教師不只是傳授知識，更要塑造人格、鼓勵學生、建立價值觀。社工不是填寫文件，而是陪伴受助者走過人生低谷。神父除了講道，更要陪伴信眾分辨天主的旨意。世界杯足球賽，多次遇上難以判斷的裁決，球證會透過VAR這套工作找出更多可靠的資訊，但最終，要判罰球員紅牌離場，又或是判十二碼罰球，仍然要由球證來決定。這些都不是AI能完成的工作。

AI只能預測，不能判斷
    在這本經典的《AI極簡經濟學》書中，作者提出一個十分重要的決策模型。任何決策，其實包括五個步驟。第一，是資料（Data）；第二，是預測（Prediction）；第三，是判斷（Judgment）；第四，是行動（Action）；第五，是結果（Outcome）。
    AI最擅長的是第二步預測，但真正決定事情成敗的，往往是第三步，即如何作出恰到好處的判斷。例如AI可以預測某位學生考試不及格機率高達九成，但老師應否因此放棄他？AI不能回答。AI可以預測一位病人存活率只有百分之五，但是否仍然值得全力搶救？AI不能回答。AI可以預測某位長者跌倒風險很高，但是否應送他入住院舍，而放棄在家生活？AI同樣不能回答。因為判斷涉及價值，價值不是數據。價值來自倫理、文化、宗教、法律、人性及愛。
AI知道「什麼可能發生」，卻不知道「什麼值得發生」；AI知道成功機率，卻不知道生命尊嚴；AI知道效率，卻不知道慈悲為懷；AI知道成本，卻不知道愛。
因此，AI可以協助人作決定，但不能替代人作決定。

人類真正珍貴的是價值判斷
    隨着AI愈來愈強，人類最重要的能力反而不是記憶更多知識，而是建立更成熟的判斷能力。未來教育，不應只是要求學生背誦課文，而要培養批判思考、倫理判斷、創意思維、團隊合作、同理心及責任感。因為AI可以回答問題，但不能決定人生；它可以分析數據，但不能承擔責任；它可以提出建議，但不能為後果負責。一位企業主管最重要的工作，不再是分析市場，而是決定企業應該走向哪個方向。一位校長最重要的工作，不再是聘請優秀教師、決定學校課程方向，而是思考教育究竟培養什麼樣的人。一位父母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替孩子搜尋答案，而是陪伴孩子建立人生價值。AI愈強，人類判斷愈重要。

不必害怕AI，而要學會與AI同行
    歷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令人恐懼，蒸汽機出現時，工人擔心失業；電腦普及時，文書人員擔心飯碗不保；互聯網興起時，不少人擔心書店消失。今天AI來臨，我們再次面對同樣焦慮。但歷史也告訴我們，真正被淘汰的，往往不是人，而是不願學習的人。
    AI不是敵人，而是工具。懂得善用AI的人，將比拒絕AI的人更具競爭力；老師利用AI備課，可以把更多時間陪伴學生；醫生利用AI分析影像，可以更專注照顧病人；律師利用AI整理案例，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法律策略；
社工利用AI完成行政文件，可以騰出更多時間探訪家庭；記者利用AI整理資料，可以投入更多時間深入調查。AI愈強，人愈應專注做人，把機器擅長的交給機器，把人最珍貴的保留下來。

教宗良十四給AI時代的重要提醒
    教宗良十四在有關人工智能的講話中，多次提醒世界，人工智能雖然是人類偉大的科技成果，但永遠不能凌駕人的尊嚴。科技應服務人，而不是人成為科技的工具。這個提醒，與《AI極簡經濟學》的觀點不謀而合。
    AI可以提升效率，卻不能取代良知；可以提供答案，卻不能替代智慧；可以協助決策，卻不能承擔道德責任。真正的智慧，不只是知道答案，而是知道什麼值得追求。真正的教育，不只是培養會使用AI的人，而是培養懂得善用AI的人。真正的信仰，不是拒絕科技，而是在科技高速發展中，仍然堅守人的尊嚴、自由、愛與責任。AI是一面鏡子，它反映的是人類輸入給它的知識；但人類的良知、慈悲、信仰與愛，卻不是任何演算法可以生成。

    未來，人與AI不是零和競爭，而是互補共生。AI負責快速預測，人類負責慎重判斷；AI提供資訊，人類賦予價值；AI提升效率，人類守護尊嚴。當我們明白AI真正是什麼，也就不用再害怕它。真正值得擔心的，不是AI愈來愈聰明，而是人類若停止思考、放棄判斷，把所有決定都交給機器。因為科技可以改變世界，但唯有人的智慧、良知與愛，才能決定世界應該走向何方。 A

拆解大人編織的八個謊言

 

    「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每個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這是俄國文豪托爾斯泰這句名言，今天看來仍然發人深省。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更值得深思的是，許多不幸，並非源自物質匱乏，而是源自一個又一個披著「愛」、「保護」、「為你好」糖衣謊言。

     韓國作家洪承銀在《那時錯了，現在也是錯的》一書中，以自身生命經驗，拆解八個大人不斷重複的「人生謊言」。她並非鼓勵孩子對抗父母，而是提醒社會，真正傷害孩子的，不只是暴力和貧窮，而是那些被包裝成「人生真理」的錯誤信念。洪承銀的警告極具震撼，讓大人必須重新思考，究竟是在教育孩子，還是在複製自己曾經受過的傷害？

有人的地方，就有謊言
    有人說，人類是唯一會說謊的動物。其實，人類從遠古開始，就透過故事、神話、宗教、法律、文化建構共同信念。有些是善意的想像，有些則逐漸演變成維持秩序的工具。因此，有人的地方，就有各種「敘事」。有些敘事是真理，有些只是某個年代的價值觀；有些是智慧，有些卻只是上一代未經反思便代代相傳的偏見。例如「只要努力一定成功。」無疑，努力固然重要，但成功還涉及家庭背景、機遇、健康、社會制度等因素。又例如「考上名校，人生就成功。」今天AI正在重塑所有職業，名校文憑早已不再是終身保證。然而，許多大人仍把自己年輕時相信的信念，當作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最危險的謊言，往往不是故意欺騙，而是大人總是固執己見。

大人為什麼總喜歡對孩子說謊？
    不少父母並非惡意欺騙，他們說謊，很多時是出於三種原因。第一，是害怕孩子受傷，他們希望孩子少走彎路，因此直接給答案，而不是陪孩子思考。
例如「不要問那麼多。」「照做就對了。」短期而言確實有效率，但長遠卻扼殺了孩子獨立思考能力。第二，是沿襲上一代模式，許多父母自己就是在責罵、比較、控制中長大。他們沒有接受過民主家庭教育，自然只能複製自己熟悉的方法，心理學稱之為「跨世代傳遞」。沒有被療癒的人，很容易成為下一個傷人的人。第三，是維持權威，當孩子開始提問，大人的權威便受到挑戰。因此，一句「我是你爸爸」、「我是老師」、「我吃鹽比你吃米多」，便成為停止討論的理由。真正成熟的大人，不怕孩子提問；只有缺乏安全感的大人，才害怕被孩子質疑。

八個謊言，如何一步步傷害孩子？
    洪承銀提出八個「人生謊言」，幾乎涵蓋青少年所有重要成長課題。第一個謊言是人生只有一條正確道路，讀書、名校、工作、買樓、結婚、生子等等，孩子從小被灌輸只有一種成功模式，結果，一旦考試失敗，就覺得人生完蛋。AI時代最需要的是創造力、多元能力與終身學習。若仍把人生畫成單一路線，只會培養害怕失敗的人，而不是敢於創新的人。
    第二個謊言是一切都是你的錯，遭遇性侵，是受害者穿太短？父母離婚，是孩子不夠乖？家庭破裂，是自己不夠努力？這種「受害者有罪論」，令孩子把所有責任內化，久而久之形成羞恥感、自責、焦慮，以至抑鬱。不少成年人的低自尊，其實正源於童年的過度自責。
    第三個謊言是小孩子什麼都不懂，孩子不懂政治？不懂家庭暴力？不懂父母婚姻？事實上，孩子比大人敏感。他們或許不懂理論，卻看得懂表情、情緒、冷戰、眼淚。當大人否定孩子感受，只會令孩子懷疑自己的判斷能力。
久而久之，他們不敢相信自己。
    第四個謊言是外貌就是價值，從幼稚園開始，比高矮、比膚色、比身材，
社交媒體更加劇容貌焦慮。孩子慢慢相信：漂亮才值得被愛；瘦才有價值；沒有雙眼皮就是失敗。結果形成厭食症、暴食症、整容焦慮、自卑等問題。真正需要培養的，不是「美貌」，而是身體自主權與自我接納。
    第五個謊言是青春期只是想太多，「過一陣就好了。」「青春期就是這樣。」然而，憂鬱症、自殘、自殺念頭，從來不是青春期必經過程。不少青少年，就是因為被說成「矯情」、「玻璃心」，錯失求助黃金時間。孩子需要的不是否定，而是被理解。
    第六個謊言是談性就是教壞孩子，很多華人家庭仍把性視為禁忌，結果孩子不是沒有性知識，而是從色情網站學習性。真正危險的，不是性教育，而是沒有性教育。健康的性教育，應包括身體界線、同意原則、尊重、責任、安全，而不是只有「不要」。
    第七個謊言是社會本來就是這樣，「忍耐吧。」「現實就是如此。」「改變不了。」這種宿命論，令年輕人放棄改變世界。歷史上所有改革，如廢奴、民主、人權、性別平權等都是因為有人拒絕接受「本來就是這樣」。教育若只教適應，而不教改變，便失去了真正使命。
    第八個謊言是青春一定最快樂，很多成年人總說：「學生最幸福。」「以後你就知道。」可是，許多孩子每天面對升學壓力、霸凌、家庭衝突、網絡比較、身份焦慮。青春可以很美，也可以非常痛。真正的大人，不會否定孩子痛苦，而會陪伴他走過痛苦。

AI年代，大人的謊言還有效嗎？
    答案十分矛盾，一方面，大人的謊言更容易被揭穿。過去，老師說什麼就是什麼。今天，一個孩子三十秒便能利用AI查證。父母說：「所有成功人士都是苦讀出來。」孩子立刻找到無數例外。老師說：「AI不能寫文章。」學生現場展示AI完成作品。知識壟斷的時代已經結束，權威不再建立於資訊，而建立於誠信。
    另一方面，大人的謊言卻變得更加精緻，過去說謊靠嘴巴，今天說謊靠演算法。短影音、美顏濾鏡、假新聞、深偽（Deepfake）影片、AI生成圖片，都可能令人真假難辨。孩子每天接觸的不只是父母的謊言，而是整個演算法製造的世界。演算法不一定追求真相，它追求的是停留時間、點擊率和流量。因此，AI時代最大的危機，不是真假難辨，而是我們愈來愈只相信自己喜歡相信的東西。假如教育仍停留在背誦知識，而沒有培養媒體素養、資訊查證能力和批判思維，孩子便很容易成為假訊息的受害者。

如何教孩子識破大人的謊言？
    教育不應只是提供答案，而應培養提問能力。猶太教育有一句名言：「答案會停止思考，問題才能開始思考。」因此，我們可以教孩子五個習慣。凡事問「真的嗎？」不要急著相信，任何資訊，都值得查證；每事問「誰因此受益？」每一種說法，都可能代表某些人的利益。多做比較不同觀點，不要只看一個媒體、一位老師、一個AI答案。真正成熟的人，懂得交叉驗證。學會分辨事實與意見，「今天下雨」是事實。「今天很討厭」只是感受。很多謊言，就是把意見包裝成事實。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敢於修正自己。真正的智慧，不是永遠正確，而是發現錯誤後願意改變。教育最高境界，不是教孩子相信老師，而是教孩子連老師都可以理性質疑。

    洪承銀說，她最大的改變，就是開始在所有「正確答案」後面，加上一個問號。這個問號，不是叛逆，而是思想的開始。今天，我們身處AI時代，孩子比任何一代都更容易取得資訊，也更容易迷失方向。他們真正需要的，不是一群永遠正確的大人，而是一群願意承認「我也可能錯了」的大人；不是一句句「為你好」的命令，而是一場場願意共同尋找真理的對話。
    教育的終點，不是把孩子訓練成最聽話的人，而是培養他們成為能分辨真偽、勇敢追求真理、願意尊重他人、也忠於自己良知的人。當我們願意把問號還給孩子，把尊嚴還給孩子，把思考能力還給孩子，也許，他們終有一天能走出別人替他們規劃的人生軌道，找到屬於自己的星球；而那時，大人留給下一代最珍貴的，不再是八個謊言，而是一顆永遠追尋真理、誠懇、自由與愛的美麗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