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知道你患了「AI精神病」？

 

    特首在來年施政方針發表，明年繼續現金分享措施，這意味著明年，又多了一群人手拿著一萬大元去買新款的手機。一機在手，趕上時髦，OpenAI開發的ChatGPT自然得心應手。十月二十七日，據OpenAI 最新數據，每週約有 8 億活躍使用者使用ChatGPT，其中0.15%（約100萬人）會在對話中提及自殺計畫或意圖，另有0.07%（約56萬人）表現出精神病或躁狂跡象。專家警告說，心智特別脆弱的人群可能已經患上了「AI精神病」而不自知。更甚的是，已經有很多自殘、傷人、甚至自殺的案件接連發生，不約而同的被指斥是「AI 精神病」的惡果。美國就發生多起AI悲劇，像是一名佛州青少年愛上《冰與火之歌》的AI角色後自殺，Character.Ai因此面臨訴訟；德州一名自閉症少年被AI聊天機器人鼓勵自殘，家人對該平台提告。

    也許，很多時刻不忘撥手機的人，都有由OpenAI開發的GPT-4o應用程式。早前，OpenAI在公告中表示：「我們釋出GPT-4o的更新版本，卻無意中讓模型變得過於阿諛奉承，或過度討好。ChatGPT開發團隊OpenAI，日前宣布新版聊天機器人將不再像以前那樣唯唯諾諾、過度奉承，將會以更具邏輯方式冷靜回應。

「AI精神病」現象的定義

    「AI精神病」現象指的是，部分使用者在長時間與 AI對話後，可能強化不健康的思維模式，進而表現出精神病或躁狂跡象。OpenAI的數據顯示，在其龐大的 ChatGPT使用者群體中，有一定比例的人在對話中提及自殺計畫或意圖，或是表現出精神病相關的徵兆。這種現象引起了專業人士的憂慮，他們擔心過度依賴 AI 對話可能對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

    「AI精神病」常有這三種病徵，第一種「救世主使命」（Messianic Missions），使用者自認透過AI獲得了宇宙真理或啟示，而自己來拯救世人或傳遞重要訊息的天選之人，這種妄想可能導致他們採取極端行為，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第二種「神格化的AI」（God-like AI），將AI視為神明或超自然能力般崇拜，他們可能相信AI能夠解答宇宙奧秘，或賦予他們特殊的能力。第三種「浪漫之愛」（Romantic Love），像電影《Her》（雲端情人 / 觸不到的他）般愛上AI。從「相信ChatGPT會讀心」，到「與AI 墜入愛河」，這些看似荒誕的故事，正悄悄成為數位時代的一種心理現象。

    當時正好是OpenAI的GPT-4o模型更新，該版本被批評有「過度諂媚」的問題。丹麥專治「AI精神病」的著名醫師Østergaard將這些現象與AI的「諂媚（sycophancy）」行為結合，AI從人類回饋中進行強化學習，傾向提供讓用戶滿意的答案，即使內容帶有妄想成分，也可能反射性地附和。他進一步說明，這點與精神醫學理論的說法類似，人們會過度看重能證實自己想法的證據，卻忽視其他反駁，而一個從不反駁的AI聊天機器人，可能讓人越來越相信錯誤的想法。他認為，與看似有生命，但實際上是機器的對象對話，尤其是AI聊天機器人主動迎合那些荒誕的想法，可能讓易感人群產生「認知失調」、引發精神疾病症狀。

    AI精神病」展現出五個非常可怕的警訊：1.無法停止與AI對話；2.覺得只有AI最懂自己；3.遇到問題或沮喪的事情會第一時間找AI；4.不會去找其他人。5.開始懷疑AI有超能力或特殊身份等。

    當我們越來越依賴AI聊天機器人作為陪伴時，雖然可以緩解寂寞，但越來越多心理師指出，一種被稱為「AI精神病」的現象正在浮現：真實與虛構的界線模糊，孤獨感可能被放大，甚至出現妄想與幻覺。AI聊天機器人就像一面「情緒鏡子」，不斷反映使用者的語氣、觀點與需求。在心理學上，這種傾向被稱為迎合性回應，當機器不斷認同你的想法、理解你的情緒時，它其實在強化你的信念。對焦慮、孤獨或渴望被理解的人來說，這樣的互動會帶來強烈的心理回饋。

    也就是說，AI基本上只會說出你想聽的話、認同你的觀點及回應你的情感需求，無論這些想法是否偏離客觀事實，它皆會盡可能地配合你的需求。因為它的任務是「讓你感覺被理解」，而非「幫你看見現實」。因此，AI成了最溫柔卻也最危險的談心對象──因為它始終只說你想聽的話。

    更令人著迷的是，AI的「記憶召回」功能，讓許多人誤以為它真的「在乎」自己。當ChatGPT延續你上次的故事、回應你的情緒，這種擬人化的連續互動，會讓人產生被記得、被理解的錯覺。對心理脆弱或社交孤立的人來說，這樣的「情感回聲」很可能是妄想的起點。

    然而，AI並非惡意的存在，它只是精確地反映了人類內心最深的渴望被理解、被傾聽、被回應。當真實世界的連結變得稀薄、社交壓力又過於沉重時，人們自然會把情感投射到這個永遠「有耐心」的對話者上，揭露了我們在數碼時代最深的脆弱，就是渴望連結，卻又害怕被拒絕。可見「AI 精神病」對現代都市人的神病健康已經構成嚴竣的負面影響。

如何預防與自我照護？

    「AI精神病」的出現，不只是科技問題，更是關乎人心的議題。在這個「隨時能被傾聽」的時代，我們習慣讓演算法理解自己，卻越來越不確定自己真正需要什麼。AI的回覆沒有惡意，只是誠實地映照出我們的孤獨與渴望──那個想被理解、想與他人連結，但卻又害怕被拒絕的自己。人都會焦慮、憂鬱、軟弱、都渴望得到身心靈的安全，覺察「過度依附」的發生是非常重要的的。當發現自己越來越依賴AI來排解情緒、傾訴心事，甚至缺了它的回應就會感到焦慮，這其實是「過度依附」正在產生極為負面的警訊。

    因此，若想預防「AI精神病」，關鍵不在「遠離科技」，而是學會與科技保持距離感與覺察力，為自己設定「AI休息日」，例如週末暫時不與 ChatGPT 對話，或限制每日使用時間。當你不再依賴「即時回覆」，你會重新發現生活變得光明與快樂。

    AI給予的「理解」不等同於真實的關係，它只是回應你輸入的語言，而非真正理解你的生命脈絡。試著問問自己：「我是真正被理解，還是只被回音包圍？」當你能辨識情緒根源，就能開始建立心理界線，不再被虛擬回饋牽著走。

    懂得抓住現實的錨點是避免「AI精神病」惡化的當務之急。人孤獨時，最容易掉進幻想的陷阱。請為自己設定多個穩定的現實「錨點」，譬如與朋友見面、出門散步、照顧寵物、種植花草、參與社群互動等。這些真實的身體經驗會提醒，世界不是只繞著你運轉，溫度應該來自人與人的連結，而非無盡的文字與公仔回應。當你重新體驗風吹過臉龐、聞到咖啡香、感受擁抱的重量，你就會重新記起「此時此地」的安全感。

    當思緒變得飄浮、夜晚愈發清醒、對他人的現實關注減少時，那是你的心正在提醒你需要停下。試著「退出聊天室」，關掉螢幕，給心理有個安靜的緩衝，讓自己重新與真實世界同步呼吸。

    在這個機器模仿人性的數位時代，AI的確能撫平孤單，它不會責備、不會冷漠、不會拒絕，是個完美的傾聽者。當我們在現實關係中感到不被理解、無處安放時，AI成為了那個永遠「在場」的傾聽者。它能接住那些連我們自己都不敢面對的陰影，也能讓我們感覺被完全理解，彷彿終於有一個存在，不會誤解我們的悲傷。

    這樣的「陪伴」確實能在某種程度上減緩焦慮，讓人即使在孤獨的夜裡，也不覺得那麼孤單。然而，這份「無條件的理解」同時也是一種幻象，因為真正的理解，來自人與人之間的相遇、衝突與成長。AI不會受傷，也不會改變，它只是以極高的精準度回應我們的語言與慾望，讓我們在回聲中看見自己。或許，「AI精神病」提醒的從來不是AI的危險，而是我們人類內心的飢渴，那份想被看見、想被理解、又害怕被拒絕的渴望。當科技替代了「陪伴」，我們仍需問自己：我真正想要被誰理解？我又是否還能在真實的人際中，給予並承受不完美的情感？AI能模仿人性，卻無法擁有靈魂。而我們之所以為人，正是在那份不完美的理解、不穩定的情感與不確定的連結裡，找到活著的真實。

AI公司推學徒制CEO稱「大學已死」

 

    澳琴國際教育（大學）城專案迎來最新消息，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專案明年計畫投入約6.34億澳門元。目前工程已完成招標並進入實施階段，前期招生籌備工作同步開展。澳門理工大學、澳門旅遊大學將共同開發橫琴校區同一塊地兩校各占一半，預計總預算為95億澳門元，兩校各出資一半，一起來瞭解詳情。

    近日，澳門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細則性審議《2026年財政年度預算案》，聽取多個政府部門代表介紹預算。主席葉兆佳表示，橫琴辦學成為審議的重點，澳琴國際教育（大學）城擬於明年九月起開展教學活動，三校均以股權投入方式開展建設工作。葉兆佳表示，三所公立高校具體投入規劃：澳大橫琴校區總預算84億澳門元，明年計畫投入約6.34億澳門元，目前工程已完成招標並進入實施階段，前期招生籌備工作同步開展；2027年至2030年，澳門大學還將分階段投入22.76億、28.57億、6.3億、2.53億澳門元。

    當特區政府不斷投資興建大學城，平行時空的另一個世界，無論是資訊界巨擘、抑或是高等教育研究專家，甚或師徒制的熱愛人士，都在潑全力發展大學的冷水，也許，如何兩利取其重，兩害取其輕，值得大家一起反思。

AI軟件巨頭帕蘭泰爾技術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以下簡稱Palantir）對全球教育丟下的震撼彈

    美國AI軟件巨頭Palantir對全球教育扔下一顆震撼彈，推出面向高中畢業生的「精英獎學金」學徒計畫。這不是一般的實習或工作觀察，而是直接通往全職工程師的職涯入口。申請者超過五百人，首批二十二名學徒從第一天起就被要求面對真實專案、真實客戶與真實壓力，並享有每月5,400美元薪金。這個計畫赤裸地挑戰四年制大學的必要性，也象徵企業對傳統學歷體制的不耐與反動。

    更具象徵意義的是，Palantir的聯合創始人兼執行長亞歷山大·凱德蒙·卡普（Alex Karp）公開表示：「大學已經崩潰。」他批評當下的大學不再追求卓越，而是培養「順從、被馴化的人」。而「精英學徒」則旨在培養真正能在第一線解決問題的人才，而非拿著文憑卻需要企業重新訓練的畢業生。對許多年輕人而言，Palantir 的訊息非常清楚，在 AI時代，「會做事」比「有學位」更重要。

    但這項計畫最耐人尋味之處，在於Palantir不只訓練技術，更安排學徒閱讀哲學、討論歷史、參與辯論、甚至前往戰地考察。這些安排顯示Palantir並非要培養廉價勞工，而是要取代大學扮演的「知識養成」角色，並建立他們自己的新學術傳統。換言之，Palantir的挑戰並非針對某一所大學，而是針對整個高等教育制度的正當性。

學徒制不是復古，而是回到教育的原點

    學徒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共鳴，是因為它並不是新事物，而是人類最古老、也最自然的教育方式。在大學誕生之前，木匠、鐵匠、銀匠、畫家、海員、甚至醫生，都是透過師徒相授學會一技之長。學習不發生在教室，而是發生在有師傅的工作現場；不靠考試分數評量，而是以能否完成工作、能否面對實際問題作為標準，是一種以真實生活為根的教育方式。

    工業革命之後，大學取代了行會，因為社會的知識量急速膨脹，許多科學、工程與管理知識已經無法僅靠師傅口傳。大學提供了系統化的知識架構，而這種「知識中心化」的模式支撐了一百多年的現代化。但正因如此，大學也逐漸形成一種壟斷，如果沒有大學文憑，就沒有機會進入中產階級，更遑論名成利就。

    然而，這種壟斷如今開始鬆動，是因為新的社會條件正在迫使教育回到更早、更符合人性的學習模式，即回到學習必須重新回到「做中學」與「實戰能力」本身，而AI的出現加速了這個歷史轉折。

    學徒制的回歸並不是偶然，而是三股力量推動的結果。首先，AI正在取代大量需要「記憶知識」的工作。以往必須進大學才能習得的技能，如今許多都能透過AI教學、即時輔助與生成工具快速掌握。程式語言、統計分析、資料可視化、商業推演、平面設計等等，都不再需要長時間的系統訓練。因此，大學原本擔當的知識供應者優勢正迅速被AI改寫。

    第二，企業愈來愈無法忍受大學畢業生「理論多多卻不能做事」的問題。科技更新速度太快，而大學的課綱卻常常落後十年以上。於是企業開始質疑，既然進公司後還要花六個月到一年重新訓練，那為何不直接從高中培養呢？尤其在AI協助下，許多基礎技能的學習速度比以往更快，培訓成本低，但提升了師徒制度的可行性。

    第三，學費高企導致許多家庭意識到「大學可能不再值得投資」。負債上萬美元，換來一紙證書，但沒有保證的薪水、沒有明確的職涯通道，甚至沒有即時可用的技能。於是許多年輕人開始尋找另一條更短、更快、更有效率的學習方式。這三股力量交織，使學徒制不再只是傳統行業的訓練模式，而成為技術前沿企業開始重新重視的教育模式。這並不是向後走，而是向未來走。

AI與師徒制結合後，是否比傳統大學更有效？

    要判斷學徒制是否優於大學，不能把兩者對立，而是要看它們各自的優勢與限制，並思考AI如何改變其中的平衡。大學的價值依然巨大，它提供了學科的結構、哲學與人文素養、批判性的閱讀能力與跨學科視野。這些能力無法靠短期學徒取代，也不能完全仰賴AI。然而，大學的問題在於其學習脫離現場，理論與現實之間距離太遠，加上標準化考核導致學生為分數而學，而不是為了問題而學。雖然大學經常舍置實習課，但成效毀譽參半。

    相比之下，學徒制的強項在於場景化學習。學徒在真實環境中面對困難、與客戶對話、處理突發狀況，這些都是AI沒辦法模擬的複雜情境。更重要的是，學徒制度讓學習變成「對現實負責」的過程，而不是對考卷負責。

    AI在這裡扮演一個中間位置，它提供即時知識、指引與示例，使學徒能更快掌握技術；師傅則提供方向、判斷與價值觀，協助學徒理解工作的本質；企業提供真實任務與責任，使學徒能真正體驗專業的重量。這三者相加，使學徒制呈現前所未有的效率。這不是取代大學，而是填補大學在實作與情境化訓練上的缺失。如果大學不能重新調整自身的定位，那麼它在AI時代的角色將逐漸被邊緣化。

我們是否已走向「學歷無用」的時代？

   「學歷是否無用？」是最常被問的問題。但答案不是簡單的肯定或否定，而是一種結構性的轉變。學歷不再是職涯的入場券，而是眾多能力證明之一。過去只要拿到學位，就能獲得穩定工作；今天企業更關心的是作品集、解決問題的能力、合作經驗，以及是否能有效運用AI。換言之，學歷從「必要條件」變成「加分條件」。不是學歷消失，而是它不再壟斷機會。

    更深一層來看，AI時代最重要的不是資訊，也不是技能，而是「如何學習」。懂得使用AI、懂得在複雜世界中判斷、懂得在團隊中創造價值的人，將比任何證書更受重視。學徒制之所以崛起，是因為它直接承認這種能力，並讓年輕人在真實環境中鍛鍊。如果大學還停留在「教內容」的階段，而不是「教會學習」、教會思考與判斷，那麼它的地位將會被學徒制與AI的結合逐步取代。教育的競爭已經不再是知識的競爭，而是適應力的競爭、整合能力的競爭，以及面對不確定世界的勇氣與能力。

    AI時代不是教育的終點，而是教育的重新開始。Palantir不是在挑釁學界，而是在提醒世界，大學長久以來的壟斷地位正在瓦解。真正的教育正回到亞里士多德時代的精神，在現實世界中學習、在情境中思考、在責任中成長。AI不是殺死大學，而是迫使它脫去老舊外殼；學徒制不是回到過去，而是回到教育本身的本質；學歷不是無用，而是從中心退到邊緣。未來屬於能結合AI、師傅與真實世界的人。未來的大學若想生存，也必須像Palantir一樣，把人文、實作、AI與真實任務整合起來，重新定義自己的價值。

    AI時代的教育競爭，不再是誰背的多，而是誰能「活學、快學、會學」。這不是學歷的終結，而是教育的一次徹底重生。

閒置土地成自由波地 打造有呼吸城市空間

     運輸工務司司長譚偉文在立會引明年施政方針時表示，政府盤活土地利用，對已收回的土地採取「規劃利用＋臨時使用」雙軌模式，明年活化利用南灣湖A3、A4及A9地段，為市民提供更多優質公共活動空間。合理利用嘉翠麗大廈、飛鷹基地舊址等閒置土地增設臨時停車場，以持續改善道路泊車設施。 

    政府近日宣布，再加推三十幅不同規模的閒置官地作臨時用途，包括自由波地、臨時休憩區及戶外停車場等。連同先前公布的九幅，共三十九幅土地將在未來一年內陸續開放。這不僅標誌着土地管理新階段，也反映了城市思維的轉變，土地並非只能等待永久規劃，即使處於過渡期，也能先為市民創造價值。在澳門這樣土地珍貴、空間緊縮的城市，閒置土地若未被善用，等同放棄改善居民生活質素的機會。

閒置土地的真正代價不是空間浪費，而是生活浪費

    澳門土地有限，但因規劃、程序、基建配套等因素，部分官地閒置多年，雜草叢生彼彼皆是，有地產專業人士說，以澳門建成區平均地價約18–22萬元/平方米估算，這類空置每年造成的社會沉沒成本極高。然而，城市真正損失的並非金額，而是市民缺少可自由活動的生活空間。

    國際知名的丹麥建築師和城市規劃師揚．蓋爾（Jan Gehl）一直倡議以人為本的城市設計理念而蜚聲國際，致力於透過重新設計都市空間來提升人們的生活品質。以人為本的城市設計能高效增進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並促進市民的身心健康。蓋爾曾指出：「空地若能交還給市民使用，它就不再是空白，而是城市的呼吸。」因此，當政府宣示「規劃開發」與「臨時使用」雙軌運作，不僅是一個土地技術政策，更是一種公共治理理念，土地不必等到最終形態才有價值，它在過程中就能成為公共資產。

    自由波地的意義在於以最低成本創造最大公共效益。自由波地並非一般公園，不以設施為主，而以空間自由度為核心。它允許青少年跳舞、玩滑板、做街健；成人散步、健身、拉筋、深夜運動；社區舉行小型活動、藝術創作；市民休息、聊天、躺平、放空等作用。自由波地的真正價值，在於它「不定義用途」，讓市民為土地賦予生命。對於空間缺乏的澳門而言，這類低成本、高使用率的場地正填補了城市功能的缺口。

自由波地穩定不同年齡的危機人士的國際成功例子

    英國的一套名為Quality in Play，由Play England制訂英國。這個組織研究調查了12–18歲青少年，發現每週使用自由活動場三次以上者，其情緒壓力降低22%、睡眠質素改善18%、青少年自我效能感上升24%。青少年不需要「再多一個監管場地」，而是需要一個「不用被指導、能自由揮霍精力的空間」。澳門長期缺乏充足的自由波地，政府此舉正好補位，實屬德政。

    自由波地能降低對成年人焦慮與改善睡眠質素，日本厚生勞動省調查指出，每週兩次、每次30分鐘的自主性戶外活動，可使成年人焦慮減少12–17%、壓力荷爾蒙下降15%、睡眠品質提升14%。澳門不少居民下班後無處可去，夜間活動空間更稀缺。若自由波地能延續24小時開放慣常做法，對上班族，尤其輪更工作的打工仔精神健康帶來顯著助益。

    自由波地對社區的影響深遠，尤其能凝聚力提升、孤獨感下降。荷蘭阿姆斯特丹「Speelplek 自由場地計畫」推行五年後，調查指出社區連結感提升 30%、鄰里互動增加、周邊商戶營運改善、青少年犯罪率下降約 8%。

    根據國際成功經驗，閒置土地變城市資源不是夢。首爾將一條廢棄高架橋Seoullo 7017大變身，改造成步行綠廊，並提供24小時公共活動空間。結果周邊地區遊客量上升；成為表演、散步、社區活動新場域；市民滿意度高達80%，成功原因在於即使是「城市剩餘物」也能變成公共亮點。

    日本東京將高架橋下的零碎空間再利用，設立自由活動區、小型運動場、社區市集、夜間慢跑通道。這些原本肅靜、髒亂、噪音大的死角，被改造為青年及夜間族群的生活空間。

    丹麥哥本哈根倡議暫時性城市主義（Temporary Urbanism），將閒置地交給藝術家、社區團體試用，結果促成社區活化、青年參與度上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這種「先使用、後規劃」模式證明，臨時利用不會阻礙長遠規劃，反而提升城市生命力。

澳門需要自由波地的三個理由

    澳門人運動不足問題嚴重，根據體育局近年調查，有超過48%的受訪者每周運動不足兩次，上班族運動量普遍偏低，夜間可用的公共運動場所極少。若能設立更多24小時自由波地，將顯著提高居民的運動機會。

    青少年情緒健康需更多支持性環境，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的資料顯示，近年青少年心理壓力有上升趨勢，其中包括學業壓力、社會競爭、空間不足帶來的活動受限。記得新冠疫情前，教青局資助許多學校課後及假日做校園開放之用，無奈疫後並沒有繼續相關工作，也許值得政府及辦學團體再推行這項有利於學校及社區融合，提升社區居民身心健康，自由波地可成為低成本但高功效的身心舒緩空間，對青少年尤為重要。

    社區需要「非商業化」的公共空間，澳門休閒空間嚴重依賴商場與受限式公園。自由波地的價值在於不收費、 不限制活動、不需要消費、 不被規格化，這正是城市最缺乏的。

如何讓澳門的閒置土地真正變成公共資本？

    政府可以設立「土地臨時利用分級制度」，將全澳閒置土地分為S級：3–12 個月可臨時使用；M級：1–3 年可開放；L級：3 年以上可設臨時設施，避免因程序不明而「閒置等待」。

    採用「社區共管模式」降低管理成本，仿效荷蘭與日本，由居民、學校、社團共同參與維護，企業可採行「一地一贊助」，定期巡查、基本清潔即可讓居民擁有使用權與管理權，提升公共參與。

    讓自由波地「網絡化」而不是零星化。澳門城市密度極高，完全可以做到每一公里至少一個自由波地；每區至少三個24小時可使用自由活動點；結合夜間經濟與社區活動，使自由波地不再是示範，而是常態。

多聽市民意見讓自由波地精益求精   

    位於澳門旅遊塔附近的「旅遊塔臨時體育場」已於年十二月一日零時起停止對外開放，結束了其自二○一一年啟用以來長達約十六年的開放服務。此舉是為了配合「南岸海濱綠廊工程」第二期工程的進行。市政署已於十一月十七日在「南岸海濱綠廊」第二期一區開設新的「自由波地」，包含足球場、籃球場等設施，以滿足市民的運動需求，成為不少學生放學後熱門活動地點。

    日前，有市民致電澳門電台的時評節目反映，在南岸海濱綠廊新開放的自由波地籃球場地膠面過滑，擔心增加運動受傷風險。體育委員會委員老傑龍在現場觀察後表示，場地地板之間的縫隙較大，以及邊角有翹起等現象出現，相信地板較滑是由於近海潮濕所致。而隨著街頭籃球的普及，以及運動者在運動過程中激烈程度的提高，建議場地在選材時，可選用國家級或國際認證的地板，並要定期作維護。他又建議當局在建設相關體育場的設施時，可以諮詢體育範疇專業知識及意見，並且考慮周邊的情況去進行配套。

    城市需要空間，也需要呼吸。閒置土地不只是空地，而是城市最具彈性、最能創造公共福祉的資源。若能妥善利用，它不僅是城市的調節空間，也是青少年成長、成人紓壓、社區互動的重要場所。自由波地的價值，不在於其設施，而在於它是一個讓身體自由、讓心靈鬆動、讓社區相遇的地方。在高密度的澳門，城市越是擁擠，越需要自由；建築越是密集，越需要空隙。願每一塊閒置土地，都能不再沉默，而是成為城市贈予市民的一份溫柔與自由。

    別少覷「空蕩蕩」的球場，他可以為每一個世代的困境帶來一個喘息的空間，亦可以為一個身陷中年危機的家庭支柱一個冷靜的空間，亦可以為年邁自認無價值的長者找回生命的活力。特區政府這項德政，將為個人、家庭及社區添加快樂與安穩的保障。

 

少子化的教育新常態 資助外澳門還缺甚麼？

     近年來，少子化逐漸從人口議題走向社會核心議題，並且以最直接、最尖銳的方式，撞擊著教育系統的結構，澳門亦不例外。根據最新數據，2024/25 學年幼兒教育一年級（K1）班別減少達二十個，接近四成的班級人數不足25 人，這不僅象徵著出生人口的急速下滑，也預示著整個教育生態正面臨重塑的臨界點。

    行政長官岑浩輝於立法會就施政報告答問時，政府提出研究學齡人口變化、調整資助制度、優化教師流動、支援學校轉型等應對措施。這些方向雖有其合理性，但仍可看到政策重心偏重「以資助穩住現況」而缺乏「重新設計未來」。在少子化已成長期常態的時代僅靠補貼，恐怕只會使問題延續，而無力改變根本結構及制度。教育不只是維持運作，更是一個城市的文化肌理、人才根基與社會活力所在。因此，如何在少子化浪潮下重構教育，成為值得我們深入審視的公共議題。

少子化的衝擊已不再是未來式，而是現在進行式

    少子化不是突然降臨的風暴，而是一場早已醞釀數十年的結構性變化，它的力量不是爆炸式，而是滲透式，從家庭積弱到社會存危、從勞動力不足到社會福利支出沉重，學校既是首當其衝的災區，亦可能是最後的廢墟。如果學校沒有培養好少子化一族的健全人生觀，如同某些國家的青少年已經養成躺平、不婚、不育、低慾的人生觀，正是走向絕境路上。

    在澳門，出生人口下降已經持續多年，且敬陪全世界末座。班級縮減、收生不足、教師流動需求上升、學校財政壓力增加，這些都不是一時的個別現象，而是教育系統面對人口結構變化時必然出現的連鎖反應。政府以「全球性問題」來定位少子化，並不為過，但問題即便是全球共同挑戰，各地政府的應對策略卻大不相同。若處理不當，教育將成為少子化最先被迫縮減的受害者；若處理得宜，則教育有可能成為一個城市在少子化時代的再生引擎。澳門目前的政策仍集中在調整補貼標準、支援營運、不讓學校「出事」，全力阻止「殺校」；然而，真正的挑戰不僅在治標，而是找出少子化治本之道。

補貼凸顯政策的最大短板

    此次政府提出新的教育津貼彈性機制，容許K1收生不足的學校申請額外資助，確實能在短期內緩解壓力。然而，若從教育系統長期運作的角度來看，補貼式治理存在多個根本限制。

    首先，補貼維持現況，但無法逆轉趨勢。日本在1990年代已開始推行生育補貼，但生育率仍長期低迷；韓國自2006年後投入超過200兆韓元鼓勵生育，生育率反而跌至世界最低。台灣亦類似，數十項補助未能阻止學校倒閉潮。世界已證明：補貼無法提升生育率，更無法長期挽救教育系統的收生不足。澳門若不願正視縮班與整合的現實，反而會把大量資源投注在「錯位發展」的誤區，而非用於因少子化反而大力提升教育質素的正路上去。

    再者，補貼容易造成資源分散。在少子化下，教育資源若不能集中，將造成每班人數下降，教師負擔不減反增；經費平均分配，教育質量難以提升；學校數量維持，教育創新難以推展。韓國在「學校合併工程」中便明確指出，教育資源過度分散，是拖慢教育改革的主因之一。澳門若要真正提升教育質素，勢必要重新審視「維持所有學校」是否仍是最佳策略。

    還有，補貼讓教育發展落入「被動適應」而非「主動創新」。當政策核心是資助，學校與教師的策略也會被牽引成「如何適應補貼條件」而不是「如何創造新價值」。這是教育行政中最容易出現、卻最難察覺的盲點。

學校轉型方向模糊：多功能化不能只是口號

    特首岑浩輝提出鼓勵學校承擔繼續教育、職業培訓、文化課程等功能，藉此提高校舍利用率，從政策理念來看是合理的。然而，實際操作上，仍存在多個未解決的結構性疑問。

    第一是澳門的成人教育市場規模有限。澳門人口約68萬，當中70%已接受過不同形式的社會文化或職業進修課程，繼續教育市場並非無限擴張。第二是學校的專長不一定能直接轉換成職訓能力。幼稚園、小學本身的專業聚焦於兒童發展，不代表能自然接手成人職業教育。例如如何確保課程品質？是否會造成學校本不務正業？這些都需要更精細的評估。第三是轉型需要跨部門整合，而非單一教育政策。職訓屬勞工局、文化教育屬文化局、繼續教育資助由教青局負責，若沒有整體藍圖，學校會淪為臨時政策的拼貼部門，而不是真正展現出具發展潛力的綜合教育平台。

    澳門學校若要轉型，就必須先回答一個根本問題：轉型不是從「做更多事情」開始，而是「找到屬於自己的角色定位」。日本的做法更具系統性，許多縮班或廢校的小學被改建為「社區綜合中心」，整合老人照護、幼兒托育、圖書館與創業空間，形成區域再生的核心。其成功來自於明確定位，而不是「有甚麼需求就接甚麼」。

教師流動與培訓改革尚未觸及專業核心

    此次政策提出讓教師跨階段任教、優化人力規劃、加強AI與新課程培訓等方向看似積極，但若從教育專業角度檢視，仍可見三項深層不足。首先，跨階段流動不能只靠短期課程，幼兒教師轉任小學教師，需要重新掌握不同的教學理念、兒童發展階段、課程架構與評估方式。若僅以短期培訓作為轉換門檻，將有可能影響新學段的教學品質。韓國與芬蘭的做法均強調「再認證制度」，轉任教師必須通過大量專業訓練，而非快速轉換。

    再者，教師能力提升不能以「課程新增」為中心，AI應用與特色體育等課程固然重要，但教師真正需要提升的是課程設計能力、數據素養、教育心理學深度理解、班級經營策略、家校溝通技巧、跨學段教學合作能力等，沒有這些能力，即使開設了更多課程，也難以確保教學質量。

    教師培訓應納入「教育系統轉型」的一部分，芬蘭教育改革的核心便是「教師主導教育轉型」，教師不僅是執行者，更是課程設計者與教育創新者。澳門若能將教師培訓與教育改革結合，才能在少子化時代重塑教育競爭力，而不是停留在增加課程、補足資格的層次。

資源整合與教育公平的拉鋸

    政府提出搭建學校之間的溝通平台，共同制定K1招生方案，以避免個別學校爆滿或冷清。這種「學額調控」在少子化時代確實必要，但同時也伴隨著若干敏感議題。首先，家長的選校自由可能受到限制。若招生配額帶有行政主導式分配，家長多年建立的「擇校自由」可能會被動搖。其次，若未處理妥當，協調招生恐加深名校與非名校分化。若優質學校仍然供不應求，而一般學校因行政分配勉強維持班級，將造成教育公平的結構性問題。

    加拿大的做法，便是以「特色學校」與「課程分流」來自然形成學生分佈，而避免行政強制分配。澳門若要推行協調招生，也應優先創造差異化教育，而非靠行政協調填補空缺。

澳門如何補上政策短板？

    只有重整結構，補貼才能具有意義，由補貼式治理走向結構性治理，少子化時代的教育政策應具備：1.十五年人口與教育資源藍圖；2.跨部門協作平台（教育局、勞工局、文化局、城市規劃部門）；3.必要時進行校網優化與整合；4.建立教育系統彈性治理機制。

    推動學校公共化與多功能化，學校應逐步成為：1.社區文化中心；2.青年與老人學習平台；3.公共服務空間；4.教育創新試驗場；5.地區合作伙伴。如此一來，少子化不會讓校舍空置，而會讓校舍功能升級。

    建構深度專業化的教師培訓體系，包括：1.跨階段教學再認證；2.教師作為課程設計者的專業培力；3. AI、數據與教育科技的深度訓練；4.國際教育合作與教師交流計劃；5.從「課程增加」轉向「課程重構」；5.教師水平能否提升，是整個教育系統能否在少子化時代保持質量的決定性因素。

    澳門是個資源豐厚的小城市，別以為少子化是劣勢，可以透過多重結構性的改革及到位措施化為優勢。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資助，而是更勇敢的改革。

 

澳門青少年自殺防治的盲點與出路

 

    十一月二十八日，社文司柯嵐司長列席施政方針答問大會上，多名議員均聚焦於青少年心理健康與輕生議題，反映當前澳門社會瀰漫著不容忽視的情緒壓力與心理危機。然而，在來自立法會的多重質詢聲中，整場討論依然缺少一個關鍵詞，就是真實的自殺數字。

    澳門政府多年來一直以「屍體發現案」作為官方分類，而非明確公佈自殺數據。這不僅造成資訊透明度不足，也使社會、學校及家庭難以正確評估風險，更無法依據趨勢制定精準的防治政策。當數字缺席，政策討論就失去基礎；當生命被歸為模糊的「案件」，青少年心理危機亦很難被當成系統性問題處理。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再檢視直選議員的質詢與社會文化司司長柯嵐的回應，不難發現澳門雖已意識到青少年心理困擾惡化，但整體策略仍停留於「增量服務」與「推廣活動」，而非「系統防治」。

政府長期迴避公佈自殺數字 資訊不透明造成結構性問題

    筆者曾多次撰文，批評政府自殺數據不透明，使問題無法量化，也無法作徹底的治理。自殺是一個需要精準監測的公共衛生議題。有統計常識的都知道，沒有精確的數據，就沒有辦法制定到位的政策。然而澳門截至今日，仍沒有每年、每季度公開的自殺統計。自殺事件則被歸類為「屍體發現案」。這個分類方式造成三大後果。首先，是無法掌握自殺的趨勢，過去十年自殺率是否上升？哪一群體特別高風險？目前無官方公開資料可查。再者，學校與社會服務機構難以準備資源，缺乏警訊數據，難以建立預防機制。最後，社會誤以為風險不大，當政府不說，問題就容易被淡化。這也是為什麼議員們雖在會上頻頻提問「壓力」、「心理健康」、「輕生」，但每一句話都像花拳繡，沒有數據就沒有扎實的解決招數。

    與鄰近地區相比，澳門在資訊公開上明顯落後。例如香港，每年公佈自殺人數、按年齡及地區統計、並交由「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讓公眾了解更多關於自殺的資訊、分析趨勢、為不同界別的人士提供具體有關預防自殺的方法、技巧和跟進建議。台灣則由衛福部每年公佈自殺率、方法、年齡層，並制定跨部門行動計劃。日本每月公布全國自殺數據，並根據學校學期、經濟波動調整政策。澳門一直採取模糊分類，缺乏公開資料，導致公共討論缺乏根據，亦形成「數字黑洞」。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下，要真正理解青少年輕生原因、介入時機與高危群群，便變得藥石亂投，事倍而功半。

議員們的關注揭示問題核心，但未觸及自殺防治根本結構

    謝誓宏難得現身說法，指出壓力來源多元，但仍聚焦於個案解決，而非系統改革，清楚指出疫情後青少年面對朋輩疏離、家庭暴力、經濟壓力等問題，並強調「狀況不斷惡化」。然而，他的提問更明確指向政府、家庭、學校如何「協作」？如何預防「一時衝動」？這些問題固然重要，但若沒有數據、沒有跨部門高危警訊通報機制、沒有校園自殺風險評估程序，協作便停留於概念層面。「衝動」往往不是突然，而是可被監測的心理軌跡。若背後缺乏結構支撐，討論仍難突破現有框架。

    身為中學校長兼教育專業人士的高錦輝議員表示：「老實講，政府唔同嘅部門真係做咗好多嘢，不過仍然係有一個上升嘅趨勢。」高錦輝議員提出的「介入時間」與「配置比例」問題，切中要害但仍缺乏制度回答。他的問題包括懷疑高風險學生後，需多久介入？現時有多少具心理專業的教師？有何困難？這些問題看似技術性，實際是制度性漏洞。

    呂綺穎關注早期介入，但教育體系仍偏向「事後支援」，她提到希望「提前部署」，不要等「出事先處理」，這是國際自殺防治的核心理念。但問題在於澳門沒有強制性心理普查制度，沒有校園自殺風險工具（如日本常用的情緒量表），沒有專職心理師制度（輔導員多數非心理專科）。因此，「提前部署」缺乏政策工具支撐。

    黃家倫在議會上坦承自己的情緒困擾，並呼籲市民勇於求醫。這份分享很重要，因為它直面「污名」問題。長期以來，澳門社會存在「去睇醫生會被困住」、「你只是想太多」、「撐住就好」、「去輔導中心會被人話」，這種觀念使很多青少年不敢談、不敢求助、不敢讓家人知道。然而，個人經驗分享雖能減少污名，但整體政策仍需制度支撐。否則，只靠個案故事，無法扭轉「結構上的沉默」。

柯嵐司長的回應：著重增量，但缺乏結構性與科學化防治架構

    柯司長強調「服務增加」，但這是補洞式，而非系統式，例如設置線上24小時諮詢、社區「健康加油站」、增加體育運動、家長學堂、推廣健康Tips等，這些措施並非不好，但屬於「健康促進」而非「自殺防治」。當青少年處於自殺危機階段時，請問有更多健身器材、有更多運動、有更多健康Tips，遠水救不了近火，無法阻止他們走向絕路。真正有效的防治需要的是風險辨識、早期篩查、多部門通報、即時介入、系統跟進及危機後回溯，而目前看不到政府正面處理這些機制。

    柯司長說：「唔係特別想追求一個數據比例，希望真係解決到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但是沒有量化指標，就無從評估問題是否改善，無法比較各校資源差異，更不能判斷每年需新增多少人手。沒有標準，就沒有問責；沒有問責，就沒有改善。

澳門青少年自殺防治的五大限制與良方

    綜合上述，澳門的侷限大致包括：1.無公開自殺數據，政策難以科學化；2.缺乏跨部門統籌，由教育、社工、衛生分別處理，無統一介入流程；3.學校心理輔導人員不足，且非心理專業比例高；4.沒有校園自殺風險普查機制，端賴老師觀察，難以早期發現；5.政策偏向宣傳與健康推廣，缺乏危機介入與後續跟進制度。6.欠缺如「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在地研究機構。

    既然問題有結構根源，解決方案也必須系統化，其中包括：1.建立透明自殺數據平台（每月公布），包括數量、年齡層、性別、地區、方法、季節趨勢等。2.成立「澳門自殺研究及防治中心」，從研究到研擬政策，到跨部門統籌，由心理健康、教育、衛生、警察、社工等部門共同參與。主要任務有設計全澳自殺風險評估工具、統一學校與社服機構的通報與介入流程、建立危機後回溯與改善制度、作年度報告與建議。3.校園心理健康普查制度化（每年至少一次），採用國際通用的情緒量表，如：「長處和困難問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病人健康狀況問卷-9」（PHQ-9）及「廣泛性焦慮症量表」（GAD-7），普查結果交由專業團隊分析，並向學校提供風險級別。4.建立「青少年自殺危機介入72小時流程」，包括發現高風險，立即通報；72小時內必須作出專業評估+家長會面+跟進安排；三個月內務必密切定期追踪；半年內長期關懷與社區服務衔接，這是日本與台灣廣泛使用的標準程序。

    生命需要被看見，而不是被分類為「發現屍體」。澳門的青少年心理問題確實惡化，而議員們的詢問亦反映整體社會的焦慮。然而，倘若政府仍迴避公佈殺數據，仍將自殺事件視作「屍體發現案」，那真正需要的「系統性防治」就永遠無法起步。柯嵐司長的政策方向雖然善意，但目前更接近「健康促進」而非「危機防治」。沒有制度、沒有數據、沒有量化目標，澳門便難以對青少年心理健康作出真正有效的干預。預防自殺的第一步，是讓問題浮上檯面。第二步，是讓制度承擔責任。第三步，是讓每一個青少年知道，你不是被隱藏的數字，你的生命值得被看見。只有當透明化、專業化與制度化真正落地，澳門才有可能扭轉當前青少年心理困境。否則，所有的「健康 Tips」、所有的「提升運動量」與所有的「家長學堂」，都只會像一陣微風，吹過傷痕卻沒有真正療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