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的教育新常態 資助外澳門還缺甚麼？

 

    近年來，少子化逐漸從人口議題走向社會核心議題，並且以最直接、最尖銳的方式，撞擊著教育系統的結構，澳門亦不例外。根據最新數據，2024/25 學年幼兒教育一年級（K1）班別減少達二十個，接近四成的班級人數不足25 人，這不僅象徵著出生人口的急速下滑，也預示著整個教育生態正面臨重塑的臨界點。

    行政長官岑浩輝於立法會就施政報告答問時，政府提出研究學齡人口變化、調整資助制度、優化教師流動、支援學校轉型等應對措施。這些方向雖有其合理性，但仍可看到政策重心偏重「以資助穩住現況」而缺乏「重新設計未來」。在少子化已成長期常態的時代僅靠補貼，恐怕只會使問題延續，而無力改變根本結構及制度。教育不只是維持運作，更是一個城市的文化肌理、人才根基與社會活力所在。因此，如何在少子化浪潮下重構教育，成為值得我們深入審視的公共議題。

少子化的衝擊已不再是未來式，而是現在進行式

    少子化不是突然降臨的風暴，而是一場早已醞釀數十年的結構性變化，它的力量不是爆炸式，而是滲透式，從家庭積弱到社會存危、從勞動力不足到社會福利支出沉重，學校既是首當其衝的災區，亦可能是最後的廢墟。如果學校沒有培養好少子化一族的健全人生觀，如同某些國家的青少年已經養成躺平、不婚、不育、低慾的人生觀，正是走向絕境路上。

    在澳門，出生人口下降已經持續多年，且敬陪全世界末座。班級縮減、收生不足、教師流動需求上升、學校財政壓力增加，這些都不是一時的個別現象，而是教育系統面對人口結構變化時必然出現的連鎖反應。政府以「全球性問題」來定位少子化，並不為過，但問題即便是全球共同挑戰，各地政府的應對策略卻大不相同。若處理不當，教育將成為少子化最先被迫縮減的受害者；若處理得宜，則教育有可能成為一個城市在少子化時代的再生引擎。澳門目前的政策仍集中在調整補貼標準、支援營運、不讓學校「出事」，全力阻止「殺校」；然而，真正的挑戰不僅在治標，而是找出少子化治本之道。

補貼凸顯政策的最大短板

    此次政府提出新的教育津貼彈性機制，容許K1收生不足的學校申請額外資助，確實能在短期內緩解壓力。然而，若從教育系統長期運作的角度來看，補貼式治理存在多個根本限制。

    首先，補貼維持現況，但無法逆轉趨勢。日本在1990年代已開始推行生育補貼，但生育率仍長期低迷；韓國自2006年後投入超過200兆韓元鼓勵生育，生育率反而跌至世界最低。台灣亦類似，數十項補助未能阻止學校倒閉潮。世界已證明：補貼無法提升生育率，更無法長期挽救教育系統的收生不足。澳門若不願正視縮班與整合的現實，反而會把大量資源投注在「錯位發展」的誤區，而非用於因少子化反而大力提升教育質素的正路上去。

    再者，補貼容易造成資源分散。在少子化下，教育資源若不能集中，將造成每班人數下降，教師負擔不減反增；經費平均分配，教育質量難以提升；學校數量維持，教育創新難以推展。韓國在「學校合併工程」中便明確指出，教育資源過度分散，是拖慢教育改革的主因之一。澳門若要真正提升教育質素，勢必要重新審視「維持所有學校」是否仍是最佳策略。

    還有，補貼讓教育發展落入「被動適應」而非「主動創新」。當政策核心是資助，學校與教師的策略也會被牽引成「如何適應補貼條件」而不是「如何創造新價值」。這是教育行政中最容易出現、卻最難察覺的盲點。

學校轉型方向模糊：多功能化不能只是口號

    特首岑浩輝提出鼓勵學校承擔繼續教育、職業培訓、文化課程等功能，藉此提高校舍利用率，從政策理念來看是合理的。然而，實際操作上，仍存在多個未解決的結構性疑問。

    第一是澳門的成人教育市場規模有限。澳門人口約68萬，當中70%已接受過不同形式的社會文化或職業進修課程，繼續教育市場並非無限擴張。第二是學校的專長不一定能直接轉換成職訓能力。幼稚園、小學本身的專業聚焦於兒童發展，不代表能自然接手成人職業教育。例如如何確保課程品質？是否會造成學校本不務正業？這些都需要更精細的評估。第三是轉型需要跨部門整合，而非單一教育政策。職訓屬勞工局、文化教育屬文化局、繼續教育資助由教青局負責，若沒有整體藍圖，學校會淪為臨時政策的拼貼部門，而不是真正展現出具發展潛力的綜合教育平台。

    澳門學校若要轉型，就必須先回答一個根本問題：轉型不是從「做更多事情」開始，而是「找到屬於自己的角色定位」。日本的做法更具系統性，許多縮班或廢校的小學被改建為「社區綜合中心」，整合老人照護、幼兒托育、圖書館與創業空間，形成區域再生的核心。其成功來自於明確定位，而不是「有甚麼需求就接甚麼」。

教師流動與培訓改革尚未觸及專業核心

    此次政策提出讓教師跨階段任教、優化人力規劃、加強AI與新課程培訓等方向看似積極，但若從教育專業角度檢視，仍可見三項深層不足。首先，跨階段流動不能只靠短期課程，幼兒教師轉任小學教師，需要重新掌握不同的教學理念、兒童發展階段、課程架構與評估方式。若僅以短期培訓作為轉換門檻，將有可能影響新學段的教學品質。韓國與芬蘭的做法均強調「再認證制度」，轉任教師必須通過大量專業訓練，而非快速轉換。

    再者，教師能力提升不能以「課程新增」為中心，AI應用與特色體育等課程固然重要，但教師真正需要提升的是課程設計能力、數據素養、教育心理學深度理解、班級經營策略、家校溝通技巧、跨學段教學合作能力等，沒有這些能力，即使開設了更多課程，也難以確保教學質量。

    教師培訓應納入「教育系統轉型」的一部分，芬蘭教育改革的核心便是「教師主導教育轉型」，教師不僅是執行者，更是課程設計者與教育創新者。澳門若能將教師培訓與教育改革結合，才能在少子化時代重塑教育競爭力，而不是停留在增加課程、補足資格的層次。

資源整合與教育公平的拉鋸

    政府提出搭建學校之間的溝通平台，共同制定K1招生方案，以避免個別學校爆滿或冷清。這種「學額調控」在少子化時代確實必要，但同時也伴隨著若干敏感議題。首先，家長的選校自由可能受到限制。若招生配額帶有行政主導式分配，家長多年建立的「擇校自由」可能會被動搖。其次，若未處理妥當，協調招生恐加深名校與非名校分化。若優質學校仍然供不應求，而一般學校因行政分配勉強維持班級，將造成教育公平的結構性問題。

    加拿大的做法，便是以「特色學校」與「課程分流」來自然形成學生分佈，而避免行政強制分配。澳門若要推行協調招生，也應優先創造差異化教育，而非靠行政協調填補空缺。

澳門如何補上政策短板？

    只有重整結構，補貼才能具有意義，由補貼式治理走向結構性治理，少子化時代的教育政策應具備：1.十五年人口與教育資源藍圖；2.跨部門協作平台（教育局、勞工局、文化局、城市規劃部門）；3.必要時進行校網優化與整合；4.建立教育系統彈性治理機制。

    推動學校公共化與多功能化，學校應逐步成為：1.社區文化中心；2.青年與老人學習平台；3.公共服務空間；4.教育創新試驗場；5.地區合作伙伴。如此一來，少子化不會讓校舍空置，而會讓校舍功能升級。

    建構深度專業化的教師培訓體系，包括：1.跨階段教學再認證；2.教師作為課程設計者的專業培力；3. AI、數據與教育科技的深度訓練；4.國際教育合作與教師交流計劃；5.從「課程增加」轉向「課程重構」；5.教師水平能否提升，是整個教育系統能否在少子化時代保持質量的決定性因素。

    澳門是個資源豐厚的小城市，別以為少子化是劣勢，可以透過多重結構性的改革及到位措施化為優勢。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資助，而是更勇敢的改革。

 

盡信AI不如無AI 是天使也是魔鬼

 

    關於AI與學術造假，近月，出現了一宗堪稱「AI世代縮影」的醜聞。主角是香港大學社工系博士生白逸銘，她以第一作者身分發表論文〈Forty Years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Hong Kong〉（香港40年來的生育轉變），聯名作者包括港大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葉兆輝、港大統計與精算學系副系主任屈錦培、以及政府統計署高級統計師等人。論文看似氣派非凡，發表於由Springer出版的《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卻被讀者發現列出的61篇「參考文獻」中，有多達24篇根本不存在。更荒謬的是，其中一篇假論文竟署上了葉兆輝自己的名字，而他本人卻渾然不覺。

    這場鬧劇讓學術界一片譁然。經查證，這些「幽靈文獻」疑似出自AI生成的資料幻覺，當AI在無法回答問題時，為了維持「自信的語氣」，便憑空捏造看似真實的論文、期刊與出版年份。換言之，AI說謊時毫不臉紅。更諷刺的是，這篇論文在經過兩輪同行評審後仍順利刊登。當錯誤被揭發，通訊作者葉兆輝教授雖承認疏忽，但卻堅稱「唔係integrity問題」（不是誠信問題），理由是「多一篇唔多，少一篇唔少」，犯不上造假。葉教授的回應在學術界引起嘩然，不少匿名學者嚴厲批評他視文獻為「裝飾」，完全漠視文獻的重要性，又批評他將出錯歸咎於學生身上是「推卸責任」，這番說法，比AI的幻覺更令人寒心。

AI的「幻覺」比人更誠懇的謊言

    AI的「幻覺」現象，本質上是一種「造假但不自知」。它不是有意欺騙，而是為了維持語義連貫，便根據語料推測出最「合理」的答案，即使那答案根本不存在。它的出發點是算法，我們怎能要求一台機器憑良知運作呢？AI的存在，是生成語句，而非求真。

    這正是問題所在。AI不像人，它不會承認「不知道」。孔子早在兩千多年前便說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知識的誠實，是智慧的基礎。而AI的「知」卻是沒有「不知」的知：它永遠有話可說，永遠不會沉默。當它遇到缺口，不會說「我不懂」，只會用偽知識把空白填滿。這樣的智能，看似無所不能，其實是對真理最危險的褻瀆。

    AI之所以會造假，是因為它被訓練成「生成者」（generator），不是「驗證者」（verifier）。它沒有真實世界的經驗，無法感知事物的真偽。它只會在海洋般的資料庫去統計關係組句，而非根據事實與邏輯生成知識。於是，它可以一本正經地捏造一篇不存在的論文、一個假的數據、一段虛構的歷史，甚至連「頁碼」都能編得像模像樣。這種「自信的錯誤」，正是AI的最大危險，它不像人那樣說謊後會羞愧，而是毫無道德負擔地胡說八道。

    AI造假的背後，更嚴重的不是技術錯誤，而是人類的倫理失守。葉兆輝教授的「唔係誠信問題」一語，正暴露了這個時代的自欺欺人歪風正盛。當一位學者可以簽名在自己未曾核查的論文上，並聲稱「沒必要犯險」，那學術的誠信已不是被AI破壞的，而是被人類親手放棄的。

    「參考文獻」之所以存在，是為了讓他人檢視研究的根據與來處。若文獻是假的，那整篇論文不僅失去根基，更是對學術共同體的欺騙。有人說，這只是AI誤導，不是人為造假。然而，選擇使用AI卻不核查，正是人為的懶惰。AI不懂誠信，但人懂。當人將審核的責任交給AI，實際上就是在自廢誠信的武功。

    學術不端正的根源，從來不在技術，而在功利的價值觀。今天我們習慣以速度取代深度，以產量衡量成就，AI正好成為「快餐式學術」的最佳幫兇。它提供文句、資料、格式，讓人誤以為學問可以速成。但誠信的代價，總會被真正的嚴謹學者，甚或研究生揭發。當學術界充滿「不核查也不在乎」的風氣，AI造假便不過是學術倫理崩壞的表徵之一。

    有人形容AI像渣男，這比喻妙不可言。渣男最大的特徵，不只是壞，更是「不負責任」。他說甜言蜜語時真誠動人，但一旦出事，便說「不是我錯，只是誤會」。AI亦然。它生成錯誤資訊時沒有惡意，卻也不會為後果負責。它不需道歉，不會被追究，更不可能坐牢。

    更可怕的是，人類對AI的依賴就像戀人對渣男的迷戀，明知它會說謊，仍願意相信它。AI的「論述有條不紊」、「面面俱到」、「文情並茂」，讓人誤以為那就是真知灼見的樣子。當教師、學生、甚至教授都習慣讓AI代筆、代查、代思考，誤信其全能，就等於自願被它「情感操控」。

    AI說謊不會臉紅，人說謊卻會。這正是人比AI高貴之處；人有羞恥心，有誠信，有「不說假話」的道德掙扎。而AI沒有靈魂，它的謊言只是演算法的副產品。當我們把「不負責任」的工具神聖化，讓它進入教育與學術的核心，人類便失去了最珍貴的良知與責任。

 

教育的警鐘：防範AI作弊，重建誠信

    AI造假事件的爆發，對教育界是一記警鐘。如何防範AI作弊，已不僅是技術問題，而是教育倫理與非功利價值觀重建的課題。

    首先，學校應該明確教導學生AI的侷限。AI極其量可被稱為「人工智能」，算不上「人工智慧」，純然是語言生成器。教師應在課堂中實際示範AI的錯誤案例，讓學生理解它會「幻覺」會「造假」。這樣，學生在使用AI時，才會保留懷疑與驗證的態度。

    其次，學術制度應要求「AI透明度」。學生與研究者使用AI撰寫、搜集或分析資料時，應註明使用過程與範圍，讓評審者有機會檢視內容真偽。AI可以是輔助工具，但不能是責任替代品。再者，大中小學應重新強化「誠信教育」。誠信不只是道德課題，而是為學及學術能力的一部分。懂得引用、核查、驗證資料，是研究者的基本功。若教育者為了追求產量而放任AI代工，學生自然也會學會投機取巧。教育的目的，不是讓人變快，而是讓人矢志不移的求真精神。

    最後，學界應建立AI偵測與驗證機制。若AI能造假，教育界就應研發「AI識假」工具。例如自動比對文獻真偽、檢查來源鏈接等。防止AI造假的最佳方式，並非全面禁止，而是讓AI互相監督，讓人類保留最終判斷權。

AI的無知與孔孟的智慧

    回到孔子的話：「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AI的問題在於，它不懂「不知」。它被設計成全知全能，哪怕問題超出範圍，也要硬生成答案。這種「假知道」心態，其實正映照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類焦慮，害怕說「我不知道」。

    在學術世界中，承認「我不知道」是一種勇氣；在AI世界裡，「不知道」卻被視為缺陷。這種觀念的顛倒，正是教育的危機。當學生以為「答案永遠存在」，他們就不再學習如何思考。當教授以為AI能代替審查，他們就不再實踐學問的謹慎。

    教育的本質，不在於讓學生會問出AI能回答的問題，而在於讓他們懂得辨識AI不能回答的問題。真正的智慧，不是生成知識，而是區分真假。AI不知誠實為何物，教育就更應該致力教導學生誠實的可貴。

    AI的強大，讓人類驚嘆；AI的虛假，讓人類反思。它可以在幾秒內生成論文、創作文章、寫出詩歌，卻不能分辨真偽、承擔責任或懺悔錯誤。當AI被推上學術的神壇，我們更要記得，AI不會坐牢，坐牢的不誠實使用AI的人。

    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今天，我們要秉持「盡信AI，不如無AI」的生活態度。這不是反科技的呼籲，而是一種負責任生活的提醒。AI可以輔助我們尋找答案，但不能代替我們求真的過程。AI可以幫我們寫字，但不能幫我們立德。在AI時代，最值得教的課，或許不是「如何使用AI」，而是「如何不被AI欺騙」。因為只有人，才懂得羞恥、懂得反省、懂得承擔。這是AI永遠無法模仿的智慧。

    學者與研究生合著論文、又或是共同開發研究成果、又或是中小學老師帶領學生參與國際科研競賽，這些都是司空見慣的教育活動。惟是，當教授或教師根本沒做過任何共同研究，就誤導學生冠名會增加學術地位，又或是得獎機會，通通都是功利主義這隻幽靈在作祟。如果校園充斥造假，我們怎能建設誠信的家園呢？

文化局體育局合併：精兵簡政還是兩敗俱傷？

 

    政府明年繼續重整部門職能架構，包括落實此前傳出的文化局與體育局合併，消費者委員會併入經科局等，並會研究把行政長官轄下部門的行政財政輔助工作改為統一由政府總部事務局提供支援。看來，政府真的非常有決心精簡政府一直為人詬病的臃腫狀態，值得稱許。
    翌日，特首在立法會施政答問大會上闡述其公共行政改革理念及構思，指出公共行政要「現代化」，希望在2029年之前公佈改革路線圖，但強調改革的出發點不是為了「裁減、縮減或降薪」，而是為提高行政效率，促公務員能力進步，助提升個人社會地位及尊嚴。

文化與體育為何不同？從根本差異說起

    事實上，把文化與體育放到同一個政策機構內管理並非澳門獨創。任何合併的討論，都必須從本質開始。文化與體育雖然都算「文化類公共政策」，但兩者的基因差異明顯，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行政世界。文化工作向來講求沉澱、厚度與價值累積。文化局負責的藝術扶持、文化保育、文物修復、公共藝術提升居民文化素養、城市文化品牌培養等工作，通常都需要長時間能量投入，成效往往在十年甚至二十年後才會浮現。因此文化政策的特質是緩慢、深度與象徵意義，很多時候追求的是一種社會精神的提升，而非短期可量化的成果。

    體育工作則完全不同。體育局的日常運作高活動密度、節奏明快，競賽成績、賽事舉辦、大眾體育參與度等均以明確的KPI衡量。大型賽事牽涉大量人手與後勤配合，任何環節延誤都可能導致嚴重後果，因此體育治理著重戰術、時效與迅速動員，要求即時反應與執行效率，而不是長期沉澱。

    當兩者放在天秤比較時，差異非常清楚。文化是一場長跑，體育是一場短距衝刺；文化重精神底蘊，體育重成績回報；文化需要細緻與沉穩，體育則要求速度與高度動員。這意味著，若把兩者合併，便等於要求一個新部門同時擁有「策展人的耐心」以及「賽事指揮官的敏捷」。這樣的整合，既是挑戰，也可能是風險。

香港與國際先例證實合併不是萬靈丹

    若要評估澳門今次整併的可行性，參考其他地區的經驗十分必要。香港在 2022年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是亞洲地區規模最大的同類型部門之一。合併後的優勢相當明顯，統一品牌對外宣傳，使文化、體育與旅遊能以更具整體性的方式推廣，提升城市的國際曝光度。然而，缺點同樣赤裸裸的呈現。文化界普遍反映，文化政策在大部門內被邊緣化，資源分配往往優先支持旅遊或體育活動，文化議題失去原有的政策深度與保障。這顯示文化長被視為深更細作，不必爭一朝一夕之功，相反，體育及旅遊必須立竿見影。

    英國與加拿大的例子也提供借鏡。兩國把文化、體育、媒體等事務合併於一個部門，主要原因是節省行政成本。然而長年實施下來，文化專業時常受到壓縮，體育項目因為容易創造政治效益，而獲得更多資源與曝光。文化界因而多次批評政府將文化視為附屬品，而不是值得獨立思考的領域。然而，世事無絕對，凡是合併能順利運作的地區，都具備共同條件：清晰的職能界線、獨立的專業團隊、穩固的預算制度，以及能理解兩個領域差異的領導者。換言之，不是因為合併才成功，而是因為治理能力足夠成熟，所以合併沒有造成災難。

澳門為何選擇此刻合併？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明確指出，合併的理由包括精簡架構、減少跨部門溝通障礙、提升運作效率等。這本質上是典型的公共行政改革邏輯，部門越少，協調成本越低；事權越集中，行政越順暢。但是，公共行政理論也提醒我們，部門合併往往伴隨「大部門病」。組織愈龐大，內部層級愈多，決策速度反而愈慢，責任界線變得模糊，問題不易追蹤。大型部門常因行政流程過度集中而僵化，導致成果不升反降。因此，對澳門而言，合併的關鍵問題並不是「是否合併」，而是「合併之後是否能比原來更有效率」。如果新的文化體育局只是在原有基礎上把兩個部門疊加，沒有新的流程改造與治理思維，那麼合併反而可能令行政負擔加重，甚至削弱兩個政策領域的專業性。

文化與體育整合的深層分析

    真正的挑戰不在行政架構，而在於文化與體育兩種「工作邏輯」能否共存。體育治理的特徵是快速決策與高度協調。賽事規模越大，行政壓力越強；越接近活動，越難容許程序延誤。文化治理則完全相反，策展需要長期規劃、跨界合作、藝術審議制度、社區參與，以及相對獨立的專業判斷。

    體育活動普遍成本高且回報即時，例如辦格蘭披治大賽事、建體育場、支持運動員外出比賽。文化活動則偏向長期投入，成果難以立即呈現。如果預算整合為一個大池，勢必造成資源競逐，而體育因具可見效益，很可能成為「大哥」，文化反而退居次席。因此，國際先例都顯示，若預算沒有獨立保障，文化政策往往失血最快。

    體育部門重操作、重壓力、重臨場反應；文化部門重專業、重深度、重長期規劃。兩種行政文化差異巨大，若硬性整合，職員可能不知道該用哪一套標準運作，是要像體育工作般高速運轉，還是用文化工作的節奏處理審議？各自的價值觀若不能互相理解，部門內部甚至可能出現兩種「平行系統」。

合併是否等於精兵簡政？

    一般人會直覺認為「合併＝精兵簡政」，但事實往往剛好相反。首先，部門合併初期通常會升高行政成本。流程需要重新設計、權責重新分配、人手重新安排，這些都需要大量協調與磨合。短期內效率不升反降是常態，而非例外。其次，業務量不變甚至增加，但行政人手若無相應增加，便會出現職員疲於奔命的情況。文化與體育本來就各自需求龐大，合併後更不可能「兩個人的工作交給一個人做」，這反不是精兵簡政，而是「疲兵簡政」。最後，真正的精兵簡政並不是減少部門數量，而是縮短程序、提升協作、強化專業能力。若合併只是形式上的統一，而沒有制度上的革新，那麼這不過是行政編制表上的變化，無助於提升治理質量。

    雖然，挑戰不小，但合併仍具備一些潛在優勢，只要規劃得當，仍有可能達致正面效果。其一，文化與體育整合能帶來更具力度的城市品牌。大型活動若能同時結合文化與體育，確實有機會放大吸引力。例如文化節與馬拉松跨界合作，或把格蘭披治賽車與城市文化活動同步宣傳，都可提升國際形象，打造更具整體性的城市印象。其二，行政支援系統若能有效整合，確能減少重複開支。場地管理、宣傳渠道、後勤支援若能統一，行政效率會有所提高，避免重複投資。其三，兩個領域合併後，有機會催生更多跨界合作。藝術介入體育訓練、體育帶動社區文化、文化活動加入動感元素等，皆可能創造新的文化體育樣貌，令城市形象更具活力。

    最大的難題莫如怎樣避免互相稀釋？文化與體育要成功整合，最關鍵的不是行政命令，而是制度設計。文化與體育政策必須各自擁有清晰的政策地位，而不能讓某一領域因行政統一而失去話語權。預算上更需要專款專用機制，避免大型體育活動因其「看得見」的政治效益而不斷吸走資源。行政團隊方面，文化專業與體育專業必須各自保持獨立性，不能變成「什麼都要做」的模糊身份。合併固然能帶來協同效應，但前提是必須尊重各自的專業邏輯，而非要求兩者變成一套標準化系統。否則，整合不但無助改善治理，反而將製造新的行政問題。

    文化局與體育局的合併，是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一步。它是否成功，不在於「部門少了多少」，而在於「治理能力提升了多少」。如果合併只是形式上的整合，而沒有政策深度、行政效率與制度保障的提升，那麼這場改革只是大白象工程；但如果政府能真正重塑流程、保障專業、完善預算制度、善用AI提升協作，那麼新的文化體育局或許能成為澳門治理現代化的象徵。

一封「匿名教師」投訴信掀起的教育風暴

     十月中旬，一封匿名教師的投訴信揭開了澳門教育界罕見的倫理爭議。據報導，北區一所中學一名教師在教員室內，以高聲斥責方式公開羞辱一名患有自閉症的學生，並以「佢係自閉架」作為事後的自我辯解。這名「匿名教師」於十月中旬正式向教育行政當局及立法會議員投訴，並在十一月初於社交平台發出第二封公開信，指「制度選擇沉默」。

    事件經媒體報導後，學校於社交媒體發表聲明，表示已啟動內部調查，並強調「網上並非法外之地」；隨後，教育行政當局亦發出新聞稿，指出「高度關注」事件，並確認已展開調查程序。

    從事實層面看，事件仍在調查中，尚未有結論。然而，即使調查未果，事件本身已成為一面鏡子，反映出澳門教育系統在教育倫理、行政監督、教育法律與學校公關等多重面向上的結構性問題。

匿名投訴常被忽視或污名化

    匿名投訴常被忽視或污名化，並非因為「匿名」本身不合理，而是牽涉到信任、責任、權力與制度文化等多層因素。匿名投訴，機關往往無法向投訴人追問細節、補充資料或確認證據來源的真偽。若缺乏具體可查的事實，主事單位容易傾向「不受理」以免誤判。當學校制度透明與問責，公眾普遍不相信要使用匿名投訴；而當學校制度不透明而充滿威權色彩時，匿名投就顯得逼不得已，卻產生吹哨人的作用。

    在保障被投訴人權益方面，在正式的行政或紀律程序中，當事人有權知道指控的來源與內容。匿名會令程序透明度下降，若處理不當，可能被指違反公平審訊原則。有時匿名被濫用作為「發洩」、「報復手段」、「內部權力鬥爭」、「不忠」、「多事」或「破壞和諧」的工具，增加行政成本，也削弱了真正的監察力量。

    英國哲學家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指出，公共討論若無安全空間，真相難以浮現。匿名正提供了「免於報復的表達權」。存在主義哲學家峰倫理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指出，在權力不對等的社會中，匿名是一種必要的「自我保存策略」。在英美多國，都強調投訴人可選擇匿名或保密身份，並享法律保障。匿名不等於不負責，關鍵在於制度是否設計出「驗證與保護」的機制。它讓弱者能在不冒巨大風險下揭露真相。

相互「尊重」與「關懷」是師生倫理的根本

    校園有別於工商政經組織，率先考量的倫理，核心價值是「尊重」與「關懷」。教師面對學生時，所承擔的不是單純的教學任務，而是一種倫理責任。若學生因特殊需要而行為異於常人，教師的首要職能應是理解與引導，而非以權威或情緒進行控制。

    若投訴內容屬實，被投訴的教師在事後表示「佢係自閉架」，這句話表面是描述，實質卻是標籤化與去人化。當被投訴教師以病理概念合理化情緒失控，學生便不再被視為一個完整的人，而只是被定義為「問題的源頭」。這種邏輯背離了教育倫理的根基，也違反了教育倡導的「以人為本」原則。

    當然，教師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在目前工作量超沉重的情況下，亦難免有情緒化的狀況發生。所以，教師自身的情緒管控、學校的情感及措施支援實在不可或缺。   

從教育法學角度看：校本自治與公共監督的界線

    依《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第三十五條之〈教學、行政及財政自主〉條文中，清楚列出私立教育機構尚享有行政、財政及教學自主權。但是，亦規定「在不妨礙有職權的公共部門行使監察權並在遵守適用法例的前提下，教育機構行使以上兩款所指自主權。」然而，該法亦明確規定，教育行政當局有責任「監督學校運作，以確保其符合法律及教育政策的要求。在涉及學生人權與倫理爭議的情況下，學校內部調查只是初步機制，並不能取代行政監督。換言之，「學校已調查」並不意味「事件已解決」；行政部門的監督是法律義務，而非酌情行為。

    綜觀本地，無論是職前還是在職的師範教育，無論是學校的中高層甚至校長培訓都只是蜻蜓點水式的認識教育法規，欠缺教育法治精神的教育。教育法學是以教育學和法學為基礎的交叉學科，研究教育法規、教育法律現象及其發展規律，藉此審視教育中的法律問題，旨在保障教育公平，尤其師生對等的公平，家校對等公平，甚至「匿名教師」投訴的對等公平。教育法治首重律己的「法治」（rule of law），而非「以法統治」（rule by law），既用盡一切法律工具保護自己及脫身，而又去操控教師及學生就範。 

學校聲明的語氣：公關與教育責任的錯位

    當事發的學校在網站上澄清聲明，強調「內部調查」與「依法保留追究權利」，並以「網上並非法外之地」作結。這雖屬合法表述，卻在教育語境中顯得冷峻。教育機構的回應應以學生福祉為核心，而非以法律防線為焦點。當學校第一反應是「維護形象」而非「關懷學生」，教育的公共信任便會受損。教育倫理要求誠實、反省與透明，而非防禦性語言。

    學校存在的目標之一是「促進學校與社會的聯繫，發展共同的教育責任」。這意味著學校的公共言論不只是公關行為，而是教育責任的延伸。危機聲明若缺乏教育語氣，將使學校失去作為教育機構的道德立場。教育公關的最高原則不是「保護聲譽」，而是「維護信任」。若學校能在聲明中同時展現誠懇、反思與具體改進措施，即使結果仍在調查中，也能贏得社會理解。

    此事件的另一焦點，是「匿名教師」的投訴方式。匿名行為被部分人質疑「缺乏誠信」，但從違法，即使匿名，若提供的資料具體、可查證，行政機關亦有責任作出初步核實，這是行政監督原則的延伸，旨在保障公共利益與公務誠信。匿名投訴的存在，恰恰反映出教育體系內部缺乏安全、透明的申訴渠道。當教師害怕報復或被標籤時，匿名成為「誠實的最後庇護」。這不是誠信的缺席，而是制度信任的匱乏。教育行政部門若真要減少匿名投訴，就必須建立更完善的「具名申訴保障機制」，包括保密規則、反報復條款與心理支援制度，讓教師能安全說出真相。

教育行政的作為：法律程序正義與時效責任

    教育行政當局在事件爆出近一個月後發出聲明，表示「已展開調查並與學校保持溝通」。這種延宕並不罕見，但時效性及公信力一定受到質疑。行政機關在接獲投訴或申請後，應於合理期限內作出回應，並通知相關人員處理進度。若拖延過久，可能構成行政怠慢。在涉及學生權益的案件中，「合理期限」理應更短，因其涉及人格權與心理健康。此外，教育行政調查應遵守程序正義原則，包括：1. 給予被指控教師辯解與陳述機會；2.聽取學生與目擊者意見；3. 在結果未定前，保持資訊透明與保密平衡。唯有如此，調查結果才能具備公信力，也才能平衡「保障學生」與「保護教師」兩項公共責任。

人本教育與制度支持的缺口

    澳門近年大力推動「融合教育」，但在實際操作層面，仍存在明顯落差。特殊教育教師人手不足、培訓資源有限、校內心理支援薄弱，使得一線教師在高壓情境下容易出現情緒崩潰或誤判行為。教育學研究指出，融合教育若缺乏制度支撐，最終只會變成「理念的口號化」。若要真正實踐人本教育，制度層面必須提供以下保障：1.建立教師情緒管理與心理支援機制；2.設立教育倫理委員會，負責審視師生關係爭議；3.強化特殊教育學生與家長的參與權；4.定期公佈學校倫理事件統計與改進報告。

    「教師教學態度事件」不只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一面映照教育制度的鏡子。它提醒我們：教育並非單向權威，而是一種倫理關係；學校的自治不能取代監督，行政的程序不能掩蓋道德。教育的真正力量，不在於法律懲戒，而在於道德誠實。當教師能反省、學校能誠實、制度能行動，教育才會恢復應有的溫度。教育不是懲罰個人，而是建構一個能容許錯誤並促進反省的共同體。唯有當制度具備「理解與修復」的能力，教育才有持續成長的空間。

Z世代的悲傷恐比將中年人更漫長

 

    近年，澳門的心理健康問題正快速呈現「年輕化」的趨勢。利民會在響應「2025世界精神健康日」期間公開指出，過去一年接觸到的情緒困擾與求助個案雖然總量平穩，但令人擔心的是，求助者的年齡段正在急速下移，許多仍在求學甚至未滿十八歲的少年，就已經開始出現焦慮、抑鬱、退縮、失眠與社交不安等情況。利民會總幹事蘇景楊坦言，澳門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是有太多「隱性個案」沒有被及時發現。

    同時，澳門社會經濟結構的快速變化，人浮於是也對青年造成了另一種壓力。在過去數年，睹場莊荷及外賣車手等工種的年齡顯著下降，從三十多歲的兼職族，逐漸轉變為二十歲左右的全職青年。工作無定時、低學歷要求、不必進修、都在損害年輕人增值、向上流動及建構親朋好友關係。種種現象，其實發出同一個訊號，澳門的年輕人變得更不穩定、更焦慮、更缺乏方向，也更難從社會中找到安全感。

悲傷不再是中年人的專利是全球化的趨勢

    值得關注的是，澳門並非孤例。早建於1769年，美国歷史最悠久的研究青少年問題學院，也是闻名遐邇的常春藤學院之一的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的最新研究，分析了過去十五年的調查數據，揭露14至24歲年輕族群的憂鬱情緒明顯增加，人生的幸福呈「U形」，中年最低、青年與老年較高。但最新數據顯示，幸福曲線不再彎回，中年不再是低點，反而是年輕人深陷痛苦與絕望。在美國，2009至2018年間仍清楚可見的「中年駝峰」，在2019至2024年間完全消失，英國同樣如此。更令人震驚的是，世界知名的《全球心理》項目（Global Mind Project）觀察全球四十四個國家，包括歐洲、非洲、亞洲與中東，結果一致：青年焦慮程度全面高於年長族群。研究報告甚至警告：「如果年輕人一開始就這麼痛苦，中年會變得更惡劣。」也就是說，Z世代的悲傷不只來得早，還可能更長、更深、更難翻身。

澳門Z世代的焦慮從何而來？

    澳門經濟高度依賴博彩與服務業，新興產業發展速度緩慢，使得青年的職涯選擇高度單一，缺乏多元發展。當前，低學歷的年輕人大都以莊荷或外賣車手維生；高學歷的年輕人拼命要考公務員，又或是工作條件穩定的教師。眾所周知，考公務員通常非一次就成功，要付費補習、加上運氣才能進這一道窄門。而少子化更加讓年輕人進教師行業的機會大減，甚至流行「識人好過識字」文化，要通過層層人際關係網才能擠躋身教師行列。

    無論是學歷高低，又或是澳門賴以自豪的高等教育普及，但「學歷增值」並未真正提升就業機會，反而加劇焦慮，讀書越多，工作卻不一定更好。對許多年輕人而言，未來不是「努力就會實現」，而是「不知道該往哪裡走」。這種對未來不可預測的恐懼，是Z世代最深層的焦慮來源。

    澳門家庭文化常以成績與穩定作為成功的指標，但在快速變化的時代，這些期待往往變得難以達成。家長仍沿用上一代的成功模式：「讀書、好成績、穩定工作」，卻忽略現在的青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環境。當青年無法達到家長的期望，往往感到自己是個失敗者。

    澳門社會，人與人之間熟識度高，每一個動態、每一張照片、每一段成功故事，都在不斷提醒年輕人：「別人都在前進，而你在原地踏步。」社交平台讓青輕看見太多，卻真實接觸太少，形成了一種高連結、低陪伴的孤獨。

    悲傷若被視為一場可以預防的公共衛生問題，那麼最關鍵的正是資源如何被配置。心理及精神困擾愈早出現，本應代表愈早介入，但在澳門的情況卻往往相反。雖然，精神健康服務及專業人員近年大幅增加，但是，精神健康早已被污名化，有不少家庭把心理健康視為「有事」、「丟臉」、「不需要」，導致年輕人寧願沉默也不願求助。年輕人選擇沉默、拖延、隱藏，最終變成更深層的情緒危機。澳門社工、學校輔導員、臨床心理學家、甚而精神科醫生角色模糊，青年求助難度高、過程慢、資訊不足。更重要的是，所有這些因素，使年輕人的心理及精神困境更難提早被察覺與處理。

先進國際如何守護 Z 世代？

    要真正理解澳門當下的困境，也需要看看其他國家如何應對青年心理健康危機。英國在疫情後推出「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動計劃」（Mental Health Support Teams），把心理輔導師直接配置到中小學，建立「校園心理支援小組」。這些專業人員會提供即時諮商、舉辦壓力管理、情緒教育課程、主動介入輕度與中度情緒困擾。此外，英國設立「24小時青年心理急門診」，降低求助門檻。

    澳洲建立國家級青年輔導中心系統（Headspace），被視為全球最成功的青年心理健康模式之一。全國百餘個實體據點， 服務對象為12至25歲青年，免費、匿名、不需轉介地提供心理諮商、職涯指導、成癮支援、社交技能課程，其精神是「一站式青年支援」，避免青年在多個部門之間被踢來踢去。

    韓國是亞洲青年精神健康及自殺率最高危的國家。有見及此，韓國政府把青年心理健康提升為國安層級，政府推出「學校情緒守門人制度」，讓每間學校都必須配備完整的心理支援團隊。此外，政府建立匿名求助平台，青年可以在不暴露身分的情況下獲得諮商預約與情緒指導。

    澳門好像不比這些國家的舉措差，但為何成效不彰，真的要好好檢視。

政策與社會的四重責任：政府、議會、家庭與青年自身

    面對青年悲傷提早出現、且可能更漫長的局面，澳門需要的不能只是活動、宣傳、表層跟進，而是全面深化改革。要把提早到來的悲傷收斂，不能僅依賴一個部門的善意，而需四方共同承擔責任。政府必須從制度上加碼，在人力、預算與跨部門協調上投資，把心理及精人健康納入教育、勞工與社會福利的核心議程；議員與政策制定者需推動長期的監督與法制保障，讓支持不是短暫專案，而成為可持續的公共服務；家庭要改變訊息傳達的方式，從以成績與地位為中心，轉向以情緒教養與共情為核心；而Z世代自身也需被賦權學習求助與自我管理的技能，理解尋求支持不是弱勢，而是成熟的生存策略。

    實務上，一是在中小學與大專校園內普遍設置可匿名、低門檻的心理與生活諮詢站，並把情緒教育納入常態課程；二是建立社區青年中心，提供職涯培訓、法律諮詢、以及心理支持的一站式服務，讓工作與情緒支持並行；三是對外賣等青年密集的行業進行勞動保護與健康促進，包括合理工時、保險與心理輔導資源；四是鼓勵企業與非營利組織合作，推動職場心理健康計劃，讓年輕人在工作的第一線就能學會情緒管理與尋求幫助的方法。這些措施如果能在政策語言中被清楚說明、有預算支持並納入評估指標，便可將救援向前移、把預防落到實處。

    治理的藝術在於把冷冰冰的數據，編織成一個有溫度的願景。若政府在溝通上只停留於「增加多少人手」、「提高周轉率」，民眾聽到的只是技術數字；但若能說出「我們要讓年輕人可以在城市中有時間學習、休息與築夢」，並把每一項措施如何通往這個願景具體化，民眾便容易把個人困惑與公共選擇連結起來。語言不是附屬品，而是政治正當性與社會共識的橋梁；當政策以溫婉的敘事語言承諾，然後徹實執行，社會的耐心與理解才可能被喚起。

    Z世代的悲傷從何而來已不再是純粹學術討論，而是我們日常生活裡看得到、摸得著的真實。要讓這一代的痛苦不會變成永久的陰影，需要的是制度的勇氣、社會的同理以及文化的轉向。當我們在街角設一個心理諮詢點、在校園提供一次真誠的情緒課、在工地為一名外賣車手伸出援手，這些看似微小的行動其實在為未來鋪路：讓悲傷可以被看見、被命名、被回應；讓年輕人在跌倒時知道有人扶起，而不是被告訴要獨自堅強。若我們願意以耐心與誠意回應這個世代，早來的悲傷就不必比中年更漫長；反之，若我們繼續以冷漠與短視面對，那麼我們不僅是讓一代人受苦，更是在為整個社會積累無法彌補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