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出軌為何要辭職

 

    記憶猶新，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與辦公室秘書出軌，該事件引發了一系列調查和對克林頓的彈劾案，引發美國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進一步關注政要及公眾人物的道德操守。上兩週，美國數據初企Astronomer突然成為網絡熱搜名字，連我這個門外漢都八卦起來。事源英國流行搖滾樂團Coldplay在美國波士頓舉行演唱會時，大會在「Kiss Cam」環節，捕捉到Astronomer行政總裁Andy Byron從後擁抱人事總監（CPO）Kristin Cabot畫面，兩人迅速分開並避開鏡頭。兩人令人意外的反應，迅速在網絡社交平台熱傳，被找到兩人真正身份。

    無疑，出軌並不犯法，卻觸犯到社會大眾的到道德規範的紅線。須知道，法律只是社會對人的最低要求，規範卻是崇高得多的自我約束。

為何師生、醫患、主僕皆不能談戀愛？

    筆者專業是教育學，多年來，在大學教育學院任教教育倫理。課堂上不斷跟學員說，師生、醫患、主僕皆不能談戀愛，真的要談的話必須先結束彼此之間的特定關係。在這三種關係中，都存在明顯的權力不對等現象，如老師對學生有評分權與指導權，影響其學業與未來發展；醫生對病人握有專業知識與診斷治療權力，病人處於脆弱狀態；主人對僕人、或上司對下屬均有雇傭權、薪資控制權，影響其生計與尊嚴。當戀愛建立在這種不平等關係之上，難以保證是真正自願的情感交流。一方可能會因為害怕失去機會或報復而表面同意，但內心未必真情。

    在澳門師生戀常有，甚至搞出人命，雙雙殉情。教師有責任維護學生的學習環境與心理安全， 一旦產生戀愛關係，其他學生可能質疑評分與公平性，學生心智年尚未成熟，對「情感」的理解還不夠理智，容易產生依附或受傷。醫患戀亦如是，醫生的首要職責是秉持醫德， 病人在就診時通常處於身體、心理脆弱狀態，容易產生移情作用，對醫師產生過度依賴或愛慕。如果醫師回應這種情感，就會混淆專業界線，對病人造成潛在傷害。主僕戀（或上司與下屬）當如是，這種戀愛關係會產生「利益衝突」，例如升遷不公、被指職場騷擾的風險，即使雙方自願，一旦關係破裂，下屬仍可能受到職場不利對待，難以申訴。

    基於此，很多學校、醫療機構、公司都明文禁止此類關係，保護雙方權益並維護機構聲譽。若一方後悔，可能演變成權力性騷擾、職場報復、違反職業倫理等法律問題。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談戀愛，很容易失去自由、專業與公平。愛情的本質是平等和自主，失去這兩點，戀愛就可能變質，甚至淪為出軌行為。

CEO出軌辭職證諸道德風險就是企業風險

    短短幾日後，Astronomer在LinkedIn發表聲明，指「公司對領導者有明確的操守與問責標準」，並宣布事會接納CEO Andy Byron 已請辭，而另一主角 Kristin Cabot則未有明確交代去留。這起看似八卦娛樂新聞，背後卻揭示出一個行政倫理命題：為何CEO一旦出現道德瑕疵如出軌，不論是否涉及違法，幾乎都只有「辭職」一個結局呢？這不僅是個人聲譽危機，更是關乎整間企業能否維持公眾信任的底線。

    首先我們要認清，CEO在一家公司中並不只是經營者或管理者而已。他們是公司品牌的代言人，是企業文化與核心價值的化身。他們一言一行，不只是影響內部員工，更攸關外界如何評價整間公司。換言之，CEO的行為代表著公司本身的誠信與專業。一旦領導人的私德出現爭議，就可能對公司聲譽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害。尤其對初創企業或科技獨角獸而言，CEO 的形象往往就是公司存在的核心理由之一。

    Astronomer的聲明也點出這一點：「顯然最近有領袖未達到標準。」這句話，既沒有提及細節，也未做過多辯解，但已經足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只要公眾對 CEO 的誠信產生懷疑，企業就必須果斷切割。

為什麼出軌這種「私人行為」會變成辭職理由？

    許多支持CEO的人可能會質疑，難道公司還要干涉私人感情？兩人若是單身，自願交往，有何不妥？就算男已婚女已嫁，純屬私事，但為何遭到千夫所指，甚至要付出辭職下台的代價。現代企業文化有兩個極為重要的倫理道德觀，一是權力關係倫理，二是職場觀感風險。

    在 Andy Byron與Kristin Cabot的情況中，兩人皆為公司高層，難以避免存在某種權力結構關係。即便雙方為自願，也可能產生內部員工對偏袒、私相授受的疑慮。這種「潛在利益衝突」將直接影響公司內部的信任機制。更重要的是，一旦戀情曝光，公司就必須面對以下連鎖效應，其中包括員工可能質疑是否有晉升或薪資安排涉及私人關係；客戶或投資人可能對公司治理能力失去信心；媒體炒作放大影響，將焦點從公司業務轉向私生活爭議；當這種「觀感風險」無法有效控制時，公司高層的辭職就不只是個人決定，而是企業危機管理的必要手段。

    為什麼「只有辭職」才能止血？在企業危機公關中，特別是涉及高層操守爭議時，有一條不成文的黃金法則：如果事件牽涉的是領導者的誠信與價值觀，那麼只有辭職，才能有效保護公司其他資產。辭職代表問責，讓輿論止血。若CEO不下台，媒體與社交平台將持續關注事件細節，拖累公司主業與其他團隊成員。向員工與投資人釋出決心，表示公司對治理標準不妥協，對內部文化與操守要求一致。防止後續內部調查或訴訟，若出現實質利益輸送、偏袒用人等問題，公司未處理反而會導致更大法律與信任危機。對董事會而言，「辭職」是最快速、最乾淨的切割方式，也象徵「我們願意承擔責任、重新開始」。

    現今企業不只比拼技術與產品，更比拼文化與價值觀。當一位CEO被外界質疑私德失當，無論實情如何，信任一旦受損就難以挽回。這不僅關乎個人品格，更直接關係到整間公司的聲譽、安全與未來。Andy Byron 的辭職不是「小題大作」，而是當代企業面對道德風險的一種理性選擇。他提醒我們，CEO的「私事」，其實早已是公司的「大事」。在一個連演唱會上的擁抱畫面都可能引爆輿論的年代，領導人不能再將「私德」與「公責」分割而論。他們所代表的，不只是自己，而是整個組織的核心價值與可信度。

政治人物為何不能「私德分離」？

    在民主體制下，政要是選民授權的代表，是公共政策的推動者，同時也是國家形象的代表。因此，民眾對他們的期望不僅止於專業能力，更包括誠信、道德操守與責任感。當一名政要發生婚外情、性醜聞、性別權力不對等關係等情況，即使不觸法，也會出現幾個後果，其中包括損害選民信任與道德正當性如果一個政治人物不能對家人忠誠，選民會懷疑他是否能對人民負責？「不能守家庭，如何守國家？」成為最常見的質疑。再來，會影響政策推行的正當性與領導威信，特別是在處理教育、婦女權益、家庭政策等議題時，政要的私德爭議會直接削弱其公信力。當然，很容易引爆媒體與輿論壓力，轉移施政焦點事件一旦爆發，媒體往往會長時間追打細節，使政府無法專心施政，政黨形象也一併受損。

    政要面臨的道德標準，為何更高？因為他們代表國家及政府的形象，他們不只是「職員」，而是國家及政府的體面，尤其在外交場合更是如此。常識告訴我們，擁有資源與權力，不容私德腐蝕，政治人物擁有資源與人事權，若涉及情慾關係，很容易牽扯利益輸送與權力失衡。在民主體制下，政治是「信任的產物」，一旦信任破裂，施政能力也隨之瓦解。

    無論是企業領袖還是政治人物，當今社會對於公眾人物的私德要求越來越高，這不是苛責，而是一種制度的自我保護機制。出軌本身或許是「私事」，但只要牽涉到權力濫用、公信力崩塌、價值觀錯位，那就必須付出「公職代價」。下台不是羞辱，而是一種問責制度的體現，一種對社會信任的回應，也是一種對職位尊嚴的尊重。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九月中旬舉行，選舉委員會已公佈成功入閘組別及被DQ組別。身為選民，除了要細心閱讀候選人的政綱以外，更重要的要多了解後選人的道德操守。也許，Astronomer事件告訴我們，議員的道德操守遠遠重要過他們的議政能力。

做一個孩子真心接納囉唆與沉默的父母

 

    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中，父母常陷入兩難：說得太多，孩子嫌煩；說得太少，又怕孩子「走錯路」。尤其當孩子進入青春期，父母想講的愈多，孩子愈是躲得遠。許多父母以為愛的表現就是不停囉唆、不斷提醒，卻未察覺這些囉唆可能變成了孩子心中「不想靠近的噪音」。

    《朱子家訓》有言：「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海明威說：「人用兩年時間學會說話，卻要用一輩子學會閉嘴。」台灣證嚴法師在《靜思語》說：「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從古至今，從中到外，所有教育家都提醒我們切勿多言，多言不失。現實是，幾乎所有父母都是愛之深，囉唆之切，簡直到了失控的狀態。其實，如果好好掌握囉唆的技術，恰當地運用，再配合好適時的沉默，就能成為有教養智慧的父母。

    日本親子教育專家鄭才英及李西鎮在《嘮叨的技術》中提醒我們：囉唆不是原罪，重點在於是否「有價值」。德國心理學家柯內莉亞．托芙（Cornelia Topf）《51種沉默的技巧》中主張，有時沉默，比千言萬語更具影響力。如何讓囉唆成為教育孩子的高效工具，而非親子關係的絆腳石；如何讓沉默造就孩子自主成長的龐大力量，而非逃避責任的藉口，將是這一代父母的重大挑戰。

「囉唆」其實是出於愛，但方式可以更有效

    「孩子啊，出門要小心，別忘了帶傘！」「你功課做了沒？」「衣服怎麼又亂丟？」這一大堆讓孩子厭煩、低效、甚至當「耳邊風」的說話，幾乎每位父母都說過。對父母來說，這些話是關心，是責任，是怕孩子吃虧、怕孩子失敗。但在孩子耳裡，這些話可能變成「壓力」、「干涉」與「不信任」。

    鄭才英提出：「囉唆是必要的，但要有方法，否則就只是徒勞的碎碎念。」這意味著我們不能用「關心」當作一切說教的正當理由，而應思考怎樣把要說的話讓孩子心悅誠服地聽進心裡？我們說的方式，如何助長孩子反省和行動嗎？她主張三個原則，有助於將「囉唆」轉化為有建設性的溝通：

1.換位思考的說法：用孩子的耳朵聽自己說的話。囉唆失效往往是因為語氣與內容帶有貶抑、否定或批評。例如：「你怎麼又忘了！」「你腦袋是空的嗎？」這些話會讓孩子產生反感或羞辱感，自然進入防衛模式，完全聽不進去。相反，若能轉化為關注感受與解決問題的語言，例如：「你是不是太累了才會忘記？我們一起想辦法記得明天的事，好嗎？」孩子就比較容易感受到支持，而不是壓迫。

2.囉唆不如提問，從命令轉變成對話：與其說「你快點去寫作業！」不如問：「你打算什麼時候開始寫作業？」從「命令」轉為「提問」，不僅尊重孩子的主體性，也讓孩子開始自己思考與決定，增加責任感。鄭才英指出：「有價值的囉唆，會促進孩子思考，而不是只是服從。」父母若能把握提問式溝通，將能有效減少無效囉唆的次數。

3.擺脫「碎碎念循環」，先設立「停損點」：很多時候，囉唆之所以令人煩，是因為它無止境：「你功課做了嗎？」→「怎麼又沒寫？」→「我昨天就說了你不聽……」→「我跟你說多少次了！」鄭才英建議，父母應預設一個「停損點」，當囉唆達到兩次、三次時，便進入觀察與等待，而非持續作無效的追擊。這不僅保護親子關係，也讓孩子學會承擔後果。當孩子體驗到自己的選擇帶來的結果，才會從內部產生動機改變，而不是從外部壓力中苟且應付。

沉默不是示弱、亦不是縱容，是創造喘息與理解的空間

    與囉唆相對的，是沉默。沉默也經常被誤解，實則不然，沉默若能運用得宜，正是一種更高階的教育智慧。

    很多父母將「沉默」變成壓迫孩子的武器，往往不是出於惡意，而是在權力與情感失衡的情況下，把沉默當成一種控制手段，甚至是無聲的懲罰。這種「沉默懲罰」（silent treatment）或稱「情緒冷暴力」，許多時候比囉唆更有殺傷力。這種沉默本質上是拒絕溝通，讓孩子感到自己做錯了什麼，但卻無從知道，也無從改進，最後只剩恐懼與內疚。

    很多父母並不是刻意想要壓迫孩子，而是自己也不懂得怎麼處理。當他們感到憤怒、受傷、無力時，他們會選擇不說話，藉此讓自己冷靜下來。可是這種「不說話」若拖太久、太頻繁，就會變成「冷戰」，孩子就會誤以為自己被否定、被隔離、甚至被遺棄。

    柯內莉亞在《51種沉默的技巧》書中首章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語言泡沫的年代，一個大家不停地說話，卻幾乎沒有什麼質質內容的時代。最糟糕的是，大多數人都已經染上這種言之無物又愛講話的惡習。一個人說得越多，效果就越差。話多的人，沒有人會認真對待。」沉默不是「什麼都不說」，而是「選擇什麼時候不說、為什麼不說、怎麼不說」。這種沉默是主動的、有目的的，甚至比說話更能促進理解與成長。

    中國父母總愛把教不好看成是己之過，尤其是孩子做錯了事，更是急不及待地要教好孩子。其實，父母不必急於斥責，而是靜靜等待，讓孩子自己意識到錯誤。這種沉默，其實比指責更強而有力，柯內莉亞稱之為「自我反思的沉默」，透過沉默創造「留白」，甚而是「自我對話」的空間。例如，當孩子考試成績不理想，父母不急於批評或安慰，而是靜默陪伴，讓孩子有機會回顧自己哪裡出錯，而不是轉移責任或壓抑失落。

    當孩子主動表達意見時，父母不急於反駁或干預，而是以沉默表示「我在聽你說」。這種沉默傳達出尊重與信任，有助於建立開放的親子關係。尤其在青春期，孩子需要的是「被聽見」、「被看見」與「被尊重」，而非「被說服」或「被糾正」。柯內莉亞認為「沉默本身就是一種回應」，它告訴孩子：「你的話，我認真在聽；你的感受，我願意接納；你的困難，我正在理解。」

    當孩子面臨選擇時，父母不是急於給答案，而是以沉默支持其思考。這種沉默是一種引導，相信孩子有能力做決定，也願意承擔後果。這正是「成熟的沉默」，是一種退一步讓孩子長大的智慧，而非一味控制的本能。柯內莉亞認為：「沉默中蘊含著讓對方發展的空間，這比千言萬語更有力量。」

囉唆與沉默，是動與靜的節奏調配

    教育是一場長跑，不是靠一時之力，而是靠節奏與韻律的掌握。太多的話，會讓孩子厭煩；太多的沉默，則會讓孩子迷失。真正有效的教養，在於在「動」與「靜」之間找到平衡。 該說的時候說，該停的時候停；囉唆要有聰明到位的策略，沉默要有溫度及適當的壓力。囉唆之後的觀察，沉默之中的等待，都比無盡重複來得有效。

    這種教養節奏，可以從具體實踐中慢慢培養。舉例如孩子拖延作業，父母一直催促「快去做功課！」可以轉變成提問：「你打算幾點開始寫？我可以陪你一起處理嗎？」當孩子犯錯但不承認時，傳統的責備是：「我就知道你會這樣！」但是，另類選擇是沉默觀察，讓孩子自己主動解釋，提供反省空間。又例如，青春期孩子反駁頂嘴，父母習慣疾言厲色說：「你怎麼可以這樣講話！」 另類選擇是，先來個深呼吸、保持沉默幾秒，再冷靜回應：「我希望我們可以更好地說話。」這些都是在動與靜之間調整節奏的實例。當我們能察覺自己的語言習慣、調整語氣與用字，並勇敢練習「說少一點」，我們便能培養出孩子真正聽得進去的語言空間。

    父母常說：「我講這麼多，孩子還是不改！」但我們應該反問：「我講的話，有讓他想改變嗎？還是只是讓他想關掉耳朵？」鄭才英教我們，囉唆不是壞事，但要講得有技巧、有策略；柯內莉亞提醒我們，沉默不是放棄，而是一種尊重、一種引導。兩者的共通點，是將「教養」視為一場雙向互動，而非單方面的灌輸。

    在這個資訊爆炸、親子關係容易緊張的時代，父母的語言更需精緻化、節奏化，讓每一句話、每一次沉默，都成為親子關係中有力量的橋梁。當我們懂得「有價值地嘮叨」，也學會「適時地沉默」，我們的教養就不再是壓力與責任，而是一場溫柔而堅定的陪伴。

從《廣告活動法》修訂看澳門廣告走向多元化

 

    近月，市面出現很多「紅色底黃色大字」的大招牌，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這是最省錢的宣傳方法。可是，從城市景觀來看，顯得很單調乏味，更遑論要為這歷史名城添上多元創意姿彩。六月二十日，市政諮詢委員會舉行平常會議，委員區頴晞表示，市政署是發出准照的部門，招牌是影響市容的重點元素之一，希望署方在審批時能為市容把關。市政署市政管理委員會委員杜淑儀回應時表示，根據第7/89/M號法律規定，需要取得准照才可安裝廣告招牌；尤其在世遺區安裝招牌，市政署收到申請後會諮詢文化局意見，聽取技術要求。除了恆常巡查，每年風季前市政署都有一次加強巡查。若發現廣告招牌比較殘舊，會通知利害關係人修葺；一旦在期限內未完成，將由市政署執行。若有即時危險會即時處理。

    日前，經濟及科技發展局公佈《廣告活動法》修訂諮詢文本，觸及了澳門商業景觀中一個長期被忽視的視覺主角——招牌。從街頭小店的霓虹燈，到大型商場外牆的巨型燈箱，這些隨處可見的裝置不僅是商戶的識別標誌，也成為城市文化與經濟活力的象徵。然而，招牌究竟是不是廣告？法律應如何對其定義、引導與規管？這些問題不僅關乎城市美學與商業自由，更揭示了一場制度更新與文化轉型的深層對話。

招牌是廣告嗎？重新定義商業空間中的「語言」

    在傳統法律架構中，「廣告」多指付費推廣商品、服務或活動的訊息行為，而「招牌」則被視為企業識別元素，兩者在行政審批與法律地位上存在差異。但從實務操作來看，兩者的界線日漸模糊。有城市規劃學者指出：「在資訊高度視覺化的時代，招牌已不只是『我在這裡』的標記，更是『我提供什麼』的行銷載體。將招牌排除於廣告監管之外，是一種制度上的落差。」

    《廣告活動法》再次修訂，諮詢文本清楚提出要「明確廣告媒介定義，完善規範廣告真實性及禁止欺詐性廣告規定」，亦包括將部分招牌行為納入廣告活動監管範圍。這項制度調整，有助於填補監管灰區，讓招牌在設計、內容、位置上接受公共利益的審視，回應市民對視覺景觀與資訊真實性的關注。誠如立法議員林宇滔指出，修改《廣告活動法》的大框架還不夠完善，雖然在簡化手續、明確網絡廣告等定義方面有所調整，但燈光投射廣告等新式廣告沒有相關定義。

招牌的經濟與社會影響不容忽視

    根據統計暨普查局《工商業統計年報（2024年）》資料，截至去年底，澳門登記活躍商戶數目達85,432家，其中中小微企佔九成以上，有接近80%的小型商戶表示，店面招牌是其最主要的顧客招徠工具，遠超社交媒體推廣與傳統紙媒廣告。

    此外，根據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對亞洲城市視覺景觀的比較研究（2023年），澳門屬於「高密度招牌環境城市」，平均每百米街道就有十七個以上的視覺性招牌元素。這種環境雖具商業活力，但亦引發「視覺污染」與「安全隱憂」，尤其颱風季節、舊城區、文遺保護範圍內問題更為突出。從這些數據可見，招牌既是中小企業生存工具，也可能對公共空間構成壓力。如何在二者間取得平衡，成為法律修訂不可迴避的課題。

從「准照」到「登記」：制度鬆綁與風險管控兼顧

   《廣告活動法》諮詢建議，將現行「准照制度」改革為「預先許可及登記制度」，根據風險與地點特性分類管理。風險較低的廣告裝設，如燈箱更換、LED內容更新等只需登記即可，而對於涉及歷史建築、交通安全或文遺保護區的招牌則維持預先許可機制。有城市設計專家表示：「這種差異化管理邏輯，是走向風險導向治理的重要一步。不再是一刀切，而是根據實際情況靈活應對，讓制度既有彈性也不失公信力。」例如，傳統街區中，一些垂直招牌如違規裝設，可能影響通行或遮擋交通標誌。過去處理往往是「拆除了事」，但新制度有望提供協商空間，例如引導改用材質較輕、安裝在可控位置的創意招牌，或引入專業設計師參與公共街景重整。

不動產廣告鬆綁：回應市場實情

    修法針對不動產廣告的規範也作出顯著放寬。傳統上，不動產廣告必須包含建築用途、樓層、產權狀況等詳細資訊，這對於張貼於實體媒介，如門面招牌、車身廣告等極為不便。諮詢文本建議簡化這類廣告內容要求，並強調中介名稱與准照編號的透明化。有房地產業內人士指出：「們贊同在不動產廣告中提升資訊真實性，但實體招牌畢竟空間有限。以平方米為單位標示實用面積是個合理妥協，也符合市民消費習慣。」同時，修法亦明確「車位不納入不動產廣告管理」範疇，回應業界訴求，減少不必要的合規負擔，有助於推動資訊傳遞效率與市場活絡。

從實體走向電子數碼：虛實融合的招牌未來

    除傳統招牌外，數碼廣告與智慧招牌正在改變澳門街頭風貌。例如，一些飲品店已引入互動式LED螢幕，能根據天氣變化推送不同商品。部分大型百貨更使用人流監測與即時內容推播系統，自動調整促銷訊息。根據《2024年澳門科技應用報告》，有超過36%的零售業商戶已引入至少一項智慧招牌技術。此次修法亦首次將「網絡活動構成廣告行為」納入規範，並要求彈出式廣告需「可一鍵關閉」、「不得干擾正常使用」，反映當局對虛實廣告融合趨勢的回應。未來，政府可考慮鼓勵招牌與App結合，推動「招牌即連結」概念，例如掃描招牌可獲取店家優惠、導航資訊、食品過敏標示等，讓招牌真正轉化為互動平台。

文化與規管的張力：老招牌去留何從？

    有城市文化學者指出：「招牌不僅是經濟工具，也是歷史記憶的容器。」澳門老街如大三巴街、新馬路、爛鬼樓一帶，至今仍存不少木雕、玻璃霓虹與手繪風格招牌，但許多因不符現代建築法規，難以維修或更新，被迫拆除。修法提出需考慮「文遺保護要求」，是對文化價值的一種制度承認。未來政府應設立「歷史招牌登記冊」，對具文化、藝術或社會價值的老招牌提供保育資助，或以「歷史視覺資產」方式納入街區規劃。香港在2010年代已推行「招牌檔案計劃」，記錄即將消失的經典設計。澳門亦可仿效，結合文物辦與設計專業，發展本地化的「視覺文化資產庫」，不僅保存過去，更啟發未來招牌設計方向。還記得港產片《飯戲攻心》女主角鄧麗欣堆了很多香港懷舊的招牌，澳門亦有食店內亦以老舊招牌招徠，讓市民一邊吃一邊懷舊。

制度之外：城市需要有美感的引導

    法律固然重要，但制度本身難以規定「什麼是好看的招牌」。若只求合法而無審美引導，仍可能導致城市景觀缺乏風格一致性。筆者建議政府可與澳門理工大學、建築學會及視覺藝術界合作，設計《商業招牌美感準則》，針對色彩、材質、比例與語言表達提出建議，並鼓勵商戶尋求設計師協助。此外，類似「招牌設計獎」的活動可制度化推動，每年評選「最佳街區招牌」、「最佳創意設計」等，提升業界重視視覺文化的動力，也讓市民更有參與感。

    《廣告活動法》的修訂，是一次關於制度的更新，更是一場關於視覺語言與城市精神的對話。招牌，是商戶與顧客的溝通橋樑，是城市與旅人的視覺相遇，是記憶與未來的交織。讓招牌不只是招牌，而是廣告的延伸、美學的載體、文化的投射。讓澳門的街道，不僅賣得出商品，也說得美感故事。

    澳門是個商業經營非常自由的城市，任何人任何商號都有充份自由選擇喜好的招牌。不過，隨著澳門不斷打響國際旅遊大都會的品牌，高消費旅客也好，窮遊特種兵也好都無任歡迎。近年，遊客多了在商號外牆有標示澳門兩字的地方打卡。從小泉居到新八百伴，這些都招徠也算是朝牌廣告。但是，別讓紅底黃字的無創意招牌氾濫成災。繁華的澳門，讓旅客沉浸在萬紫千紅的霓虹光影裡，招牌也可以成為絢麗百變的公共空間藝術，為城市帶來斑斕色彩，代表著城市獨一無二的活力和創意。

 

授魚不如授漁 填鴨不如思考

 

    當我們還在學校讀書時，校長老師卻天天喊「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標榜學校教會我們很多具創意啟發的思維。當我們寒窗苦讀，應付沒完沒了的測驗考試時，只覺得自己是一條被塞滿魚的肥填鴨。考試過後，腦袋只剩空空的感覺。

    蟬鳴荔熟，又是莘莘學子學業焦慮飆升的時候，為了應付一年一度的期末考，日以繼夜，夜以繼日。驪歌高唱，又是一眾畢業生擺脫學業焦慮的短暫放鬆時刻。好運的畢業生免於失業的恐懼，找到了工作成為上班族。不多久，就慨嘆學然後知不足，難於學以致用。

    當政府及學校高舉AI創思教育時，到了測驗考試時，又重返填鴨式的套路。因此，如果在學校已經收穫多多的「魚」，理應心滿意足，別指望學校若能「授人以漁」。從來，學習都要靠自主，今天，線上線下的系統性思維學習多如天上繁星，不但能提升判斷力與行動力，更能養成穩定、堅韌的心理素質，而這些素質不但能幫忙應付呆板的學業，更能練就生活與職場的種種挑戰。

    暑假只是開始不久，已經聽到很多學生叫苦連天，說沒有上學不知道如何打發時間，只會說悶到抽筋。也許，這就是學校只授魚沒授漁的明顯惡果。今天，自學的年代已經普及，學生一人一手機，甚至家裡一人一台電腦，網速超高的年代，好應該趁暑假學如何思考。

七個可以提升人生上限的思維模型

    原來，思維並不高深莫測，亦不是菁英才會學到。古希臘哲學大師蘇格拉底，經常在學苑裡教青年人，凡事從「你是什麼意思及你怎麼知道」開始。思考無分智愚，連絕頂聰明的蘇格拉底都自認「無知」，坦承無知，謙虛學習，就開始長智慧。

    最近，在網絡上，看到了影片〈七個可以提升人生上限的思維模型〉，非常有趣實用，逐一解析七種頂級思維方式，並探討這些思維模型如何協助心智脆弱的人，從迷茫與低自尊走向堅強與成長。

一、蚊子思維：快速反應，主動擁抱變化

    蚊子從水裡的幼蟲孑孓蛻變而來，振翅高飛那一刻通常會遇上滴水。一滴水的重量是一隻蚊子的五十倍。如果計算重力加速度，等於一輛大巴士撞上一個小孩。可是，當蚊子碰上雨滴時，會順勢轉身卸去大部份的衝力，就算無法及時轉身，被雨水壓下，亦能於短時間再騰空飛揚。所以，能夠生存下來的往往不是最強大也不是最聰明的物種，而是那些可以對變化做出最快反應的，所以要主動擁抱變化，人只有主動改變自己，才能在不穩定中擁抱穩定性。心智脆弱者通常對變化感到焦慮，總是想等情況穩定了再開始行動。然而，蚊子思維鼓勵他們主動出擊，先行動再調整。

   要踐行蚊子思維的方法很多，如 每週嘗試一件新事物，例如更換路線上學、挑戰陌生的活動，訓練適應能力。當預期計畫被打亂時，刻意練習「隨機應變」，如外出遇雨立刻改搭車、重排行程。養成「先做了再說」的快速行動習慣，以行動降低不確定帶來的焦慮。

二、彈孔思維：以概率思維預防風險

    有戰略專家發現，二戰飛機維修，發現不是加固已中彈之處，而是要強化沒中彈的部分，那些地方才是真正的致命弱點。這代表一種風險識別與優先順序的邏輯。對心智薄弱的人而言，尤其當下在直升機父母「豢養」長大的孩子，更是擔心失敗、過度謹慎，因而不敢冒險。彈孔思維教他們理性面對風險，把資源用在最容易致命的地方。

    要實踐方法亦很簡單，如建立「三分策略」，即是做什麼、別做什麼、重複做什麼，幫助決策。仔細分析生活或工作上的「致命漏洞」，如情緒失控、時間管理失效，先處理這些關鍵問題。練習風險排序，列出三種最可能發生的問題，提早準備應對方案。

三、還書思維：輸出才是真正的學習

    「借書容易，還書難」，學習知識如同借書，真正的價值在於你能否內化與轉化，這就是「還書」的思考。對心智薄弱的小朋友而言，他們常因資訊焦慮而學了很多卻無法應用。還書思維鼓勵將學到的知識轉化為行動與創造，強化自信。

    要實踐的方法如每週將學到的概念轉述給朋友或在社群分享，嘗試用自己的話寫下某一理論，避免原封不動抄寫，為所學找一個實際應用場景，如用「彈孔思維」計畫旅行行程或面試準備。

四、燈塔思維：高維度建立目標與方向

 

    從小就要教孩子有長遠的眼光及打算。設定長遠目標如同在黑夜中設立燈塔，它不會推著你前進，但會引導你不迷路。燈塔思維就是提升思維高度與格局。對心智薄弱者而言，他們常常聚焦在短期得失，缺乏整體方向。燈塔思維幫助他們建立長期意義與願景，減少挫敗感。

    實踐的方法亦很簡單，如每月寫一篇「理想生活倒推計畫」，從五年後的夢想推回現在的行動。記下每次焦慮時的情境，對照自己「燈塔目標」，檢查是否真的重要。建立「燈塔筆記本」，每週更新一次理想圖像與進度。

五、上游思維：追本溯源，解決根本問題

    比起在下游撈溺水者，不如到上游去阻止他們掉進水裡。這是一種系統性與前瞻性的問題解決方式。對心智薄弱者來說，他們常在問題出現後才手忙腳亂地補救，上游思維讓他們培養預測力，從根源處處理壓力與障礙。

    實踐的方法是對生活中每個困擾問五次「為什麼」，直到找到本質原因。不只止痛，更要思考「為什麼會痛」，例如拖延不是因為懶，而是因為害怕失敗。練習使用「魚骨圖」或「因果分析表」，建立多因一果的分析習慣。

六、懶螞蟻思維：不忙碌而高效的探索者

    螞蟻群體中總有一些看起來很「懶」的螞蟻，其實他們在探索新資源。懶螞蟻思維強調，有時候不忙才有餘裕做出關鍵發現。對心智薄弱者而言，他們往往陷於「忙亂假象」之中，做了很多卻沒有結果。懶螞蟻思維讓他們回到本質，把時間用在值得的探索上。

    實踐方法有安排固定時間做「無所事事」但有觀察性的行動，如散步沉思、紀錄靈感。每週至少抽一天，不做例行瑣事，僅思考「我可以怎麼做得更好」。定期「驗證」正在進行的事是否有效，而不是機械性地完成。

七、場域理論：換環境，就換人生

    人不只擁有自由意志，也是受環境影響，其中包括地理空間與心理預期，對個人心智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對心智薄弱者的人來說，他們常陷在消耗性環境中無力自拔。場域理論提醒，改變自己，不如先改變身邊的能量場。

    實踐方法有 評估「我現在的環境是否滋養我？」從朋友圈、家庭、學校、網路社群逐一檢視。主動接觸鼓勵型的人、加入學習型社群，增加正向互動頻率。建立「場域轉換日」，每週固定時間進入新環境，如圖書館、自然、線下活動等讓大腦換氣。

    要從心智薄弱轉強，必須下苦功，將這七種思考方法交叉使用。如透過場域理論及懶螞蟻思維，認清自己目前的狀態與環境，有沒有支撐你成長。如透過燈塔思維及上游思維，訂立遠景目標，並找出阻礙的根源，設定優先處理方向。再如透過蚊子思維及彈孔思維，快速執行、小步試錯，並從可能失敗點做預防設計。亦可以透過還書思維和懶螞蟻思維，將所學內化，實際應用後回饋修正。當然，亦可以使用循環優化，建力良好習慣，把這一套流程變成生活方式，持續轉強。

    在這個變動加速、壓力頻現的時代，單靠意志與努力已不足以成為堅強的人。我們需要的是一套能夠與世界對話的頂級思維模型。思維的升級，才是人生天花板的真正突破口。

    心智薄弱並不是錯，但選擇繼續原地不動，就是一種放棄。從今天起，多花時間去研究各種思維模型，開始行動，從快速反應到長期布局，從自我輸出到選擇環境，你會驚訝，原來真正堅強的人，不是天生無懼，而是有方法、有路徑、有信念地，邁出了第一步。

    我們是否入錯學校，難以言說，但用對思維，人生就能升級。

評香港蔡若蓮教育局長的學界「新陳代謝論」

 

    香港教育局局長蔡若蓮上任三年，面對學齡人口持續下跌縮班殺校的教育困局下，早前修改中學開班政策及小學的「救校方案」，學界擔心未來數年有更多中小學墮入「殺校」危機。蔡局長在接受訪問時表示，不存在「殺校」，學校如果收生不足，可以申請不同發展方案。她指出，人口不斷變化，雖然有學校停辦，但亦有新校舍落成，認為一個健康的教育生態環境必須要有「新陳代謝」，與學生的學習互動，回應家長和學生對教育的需求，不能一成不變。

    也許，蔡局長專精語言學及教育學，稍為忽略了生物學的「新陳代謝」論要旨所在。不過，從她對「新陳代謝」的借用理解，暴露出她作為一位教育管理學完全採取達爾文的「適者生存」價值觀，有違人本教育的基本信念。

語言不是中性的，錯誤使用比沉默更有害

    如果蔡局長用的是「系統調整」、「資源重整」、「學習生態再設計」這些相對中性的語言，或許還能開啟理性對話。但她卻選用了一個生物隱喻，且只取其淘汰的面向來包裝政策，這不但遮蔽了政策的傷害，也誤導了市民對教育未來持正的想像。在人口急降的現實下，縮班甚至停辦確實是難以避免的趨勢。但這是否就能用「新陳代謝」輕描淡寫地掩蓋教育工作者與學生所面對的斷裂與傷害？

    蔡局長的發言，具有政策定調與輿論導向的作用。她選用「新陳代謝」來正當化一連串的殺校措施，其實是一種語言操控術（Orwellian rhetoric），透過所謂溫和、科學、看似中立的詞語來包裝激烈、冷酷、具破壞性的政策。這種語言的最大危害，不在於誤導公眾理解政策本質，更在於它可能讓政策制定者自己相信那是真的。當一位教育領導人相信「減少學校」就是「讓系統更健康」時，將不再檢視是否有其他更具創意與人性的選擇。

    蔡若蓮局長真正該新陳代謝的，是她那一套成本導向、效率至上的治理思維。一個真正有生命力的教育系統，不靠砍樹成林，而靠修枝育芽。我們可以接受「變革是必要的」，但不能接受「變革就是淘汰弱者」。我們可以討論「資源如何配置」，但不能容忍「為了統計數字犧牲人的尊嚴」。教育不是細胞，學

    在語言學與政策分析中，有一個重要概念「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即政府怎麼制定一套政策，會影響公眾怎麼看這政策，市民不會因為政府用了中立帶有美化的「新陳代謝」就信服政府的舉措。蔡若蓮的「新陳代謝論」是一種典型的誤導框架（misframing），將一個具有動態、有機與平衡意涵的概念，僅以其「去舊」之面作為合理化工具，從而抹殺了整體教育系統應有的倫理責任與關懷精神。這不只是語言的失誤，而是價值的退場。當政策語言中只剩下技術詞彙與冷靜辯證，情感與倫理就無所容身。

    真正的教育，是長期投資、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係、是靈魂的喚醒。若只以資本邏輯來進行新陳代謝，那教育將成為沒有靈魂的機器。

「新陳代謝」不是淘汰論，更不是冷血政策的糖衣

    「新陳代謝」（metabolism）在生物學上是指生命體內持續進行的物質與能量交換，是維持生命平衡與更新的過程，既包括代謝掉無用的老舊物質，也包括產生新的有機物質，兩者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缺一不可。然而，蔡局長似乎只看到「代謝掉」這一部分，將縮班殺校、裁減教師、學校停辦視為「自然淘汰」，卻完全忽略了「新生」的部分，即是如何激活教學創新、支持學校轉型、為被代謝者提供重生的資源。如果只講「去舊」而不談「迎新」，那不是新陳代謝，只是「汰弱留強」的美麗掩飾而已。

    教育不是工廠，不能只用產能思維管理。新陳代謝在人體中作用的是細胞與器官，而在教育中，作用的則是人——教師、學生、家庭與社區。蔡局長用技術官僚式的語言與邏輯來解釋教育政策的轉型，恰恰忽略了教育的本質是育人，而非成本與效益的「錙銖必較」。

    當局將學生人數下降等同於「需求減少」，於是精簡資源、削減學校，這其實是將教育視為一種「可量化的產出」，進而導致「一間學校只有幾十人」就被視為效率低下、必須淘汰。但是，真正的教育價值，不在於幾千人的名校有多厲害，有時更體現在那些規模小、師生關係緊密、能照顧特殊需要學生的「小校」之中。

    真正的新陳代謝，是要讓系統更新，不是把弱小剔除。從社會政策的角度來看，「新陳代謝」應當意味著：

1.資源重分配：人口下跌，是結構問題，不該由前線學校單獨承擔。應有機制將資源重新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如特殊教育、成人教育、社區學習。反觀澳門，同樣亦有很多弱勢學校陷於被「新陳代謝」的邊緣，但是，澳門政府卻用了很多舉措，如優化班師比，教發基金資助等方式，只要學校願意爭取，政府都給予最大的援助。

2.組織轉型與創新：是否可以讓規模較小的學校轉型為特色學校、混齡實驗班、職業導向中心等，而非關門大吉？澳門一直在朝這個方向發展。近年，澳門學生人口銳減，公立學校重組資源，讓過去分散在不同地區的中小學幼稚園合拼成「一條龍」。再者，職業高中一向成本昂貴，學生人口少。不過，澳門政府依然努力發展職業高中，讓適性個別化教育能造就每一個學生。

3.支持被代謝者的再發展：教師被裁減後的再就業支持在哪裡？學生轉校的心理適應誰來承擔？這些都該是「健康代謝」的內涵。如果一個系統只會砍掉老的、放棄小的，而不創造新的、不復甦潛能，那不是更新，而是衰亡。澳門的情況亦不容樂觀，不少小校的班級人數跌到個位數字，甚至某些班級已經招不到學生。也許，不必政府出手，辦學團體亦要自行決定是否要結束，這總比香港藉提高班級人數門檻而殺校要好接受多了。

真正的新陳代謝，是幫助舊系統轉型、讓新系統生長

    如果香港真的要進行教育的「新陳代謝」，那應該是以下這些方向：

1.重組而非拆解：可讓部分小學轉型為社區學習中心、融合班支援基地、STEAM特色校、職前實習平台等，而非直接停辦。

2.引導式縮班，而非懲罰式撤資：應採「緩降模式」，在三到五年內逐步收縮班級與資源，並設立過渡基金協助教師再培訓或調職。

3.政策先導，教學創新跟上：推動微校制、混齡教學、多校聯網課程資源共享，而不是削班後再讓學校自生自滅。

4.地方與學校共構教育未來：透過區議會、學校、家長與學生共同參與教育規劃，從下而上決定是否合併、轉型或保留。

5.明確承諾教師與學生的權益保障：包括編制教師的轉職保障、學生轉校的適應輔導、地區學校功能的重新設計與承接。

別忘了我們也曾欣賞過《一個都不能少》

    澳門近年同樣面對人口結構變動與教育資源分配壓力，但政策傾向不是以削弱為主，而是強調「教育多樣化」與「社區支持」。不少小學轉型為幼小一體化機構，也有學校與社福機構合作提供社區教室功能，讓「學校」成為社區共用資源，而非單一的教學場域。這正是新陳代謝的正向範例：不是代謝掉舊者，而是引導舊者轉化為新價值。

    一九九九年，張藝謀的《一個都不能少》轟動影壇。只有十三歲的女主角魏敏芝是一位來自河北農村的素人，她的純樸氣質跟角色同出一轍，完美消化這個角色，電影大獲好評，更在威尼斯影展奪得最高榮譽金獅獎。但張藝謀直指魏敏芝長得醜，不適合幕前發展。魏敏芝高中畢業後考入西安外國語大學西影影視傳媒學院的編導系，及後因為成績優異而獲邀到美國深造，她花了兩年時間去苦練英文，拿著全額獎學金到楊百翰大學進修影視編導。

    「汰弱留強」強調淘汰落後者以保留優者，是選擇性的篩選；「新陳代謝」則強調舊有自然替代為新生，是一種循環的更新。兩者雖都涉及變動與更替，但前者充滿競爭與選擇，後者則是自然與持續的生命現象。誤用在教育範躊，可能會導致政策偏頗，如把新陳代謝的「自然更替」錯解為必須「強制淘汰」。

失業潮已來臨：AI取代「平凡的腦力勞動者」

 

    衛星場年底結束，相關博彩從業員失業以及相關商圈問題備受矚目，本來人浮於事的蕭條狀況更是雪上加霜。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與經濟財政司司長戴建業表示，現時衛星場的本地員工一共約5600人，當中由博彩承批公司所聘用的近4800人，由衛星場場主自行聘用約800人。政府已要間涉及的三家博彩承批公司妥善處理，及「全部吸納」派駐到衛星場工作的員工，同時衛星場的場主「亦有責任」妥善安排其聘用的本地員工。

    澳門搵工難已經是常態，一份只要求中學畢業程度的文職，竟然有三百個大學畢業生應徵，爭到頭崩額裂。日前，筆者在路上碰到一個學生，在教育學院畢業後當上了小學老師，無奈少子化被裁員。之後，去當補習老師，但是，同行競爭實在太激烈，收入非常不穩。近日，經熟人介紹，在一家酒店當停車場任收費工作，月日一萬，包兩餐。不過，他非常擔心不久的將來，AI進駐停車場，他又會再次面臨失業。

    日前，香港公屋保安員在雨中為AI機械人撐傘的相片引起公眾關注。雖然，這一款AI的「小保」機械人號稱防水，卻仍需人手協助。市民非常調侃地說，人類竟然要服侍AI，亦有網民感謝AI機械人「促進就業」是好事。

    早前，美國三藩市聯邦法院法官裁定，AI初創公司Anthropic在未經作者同意下，把書本的內容用作訓練AI模型的做法合乎美國版權法。有關裁決可能解決了AI初創企業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換句話說，許多已經出版的書刊，未來卻成為訓練AI的工具，而且不必付版權費。

    AI領先及侵害人的創意著作已經到了橫行霸道，肆無忌憚的地步了。看來，AI是一把雙刃劍，很可能讓很多人保不住飯碗，但亦因為AI的出現，必須增加許多與之配合，甚至連AI都代替不了的工作。

「AI教父」談最大風險：超級智能決定不再需要人類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電腦科學家、因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的貢獻獲得圖靈獎、人工神經網絡研究領域的「AI教父」傑弗理．辛頓（Geoffrey Hinton）在六月十六日播出的《CEO日記》播客中預警，指多個行業職位將更快被AI淘汰，其中律師助理、呼叫中心職員等「平凡的腦力勞動」職位首當其衝，水喉匠、醫療保健行業較安全，而大規模失業潮已悄然來臨。

    辛頓將AI的危險性及風險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人類濫用AI造成的風險；第二類是AI進化為超級智能，決定不再需要人類的危險，這對人類來說是存在危機。辛頓認為人類有10%～20%的機會被AI淘汰，估計超級智能可能在十至二十年出現，甚至更早，但也可能需要五十年。

    辛頓警告，「平凡腦力勞動者」終將被取代，就像工業革命取代體力勞動，「對於單調平凡的腦力勞動，人工智能終將取代所有人。」辛頓特別點名法律助理、呼叫中心職員等高危群體，他強調，要獲得一份不受人工智能影響的工作，你必須「非常熟練」。

    辛頓預估，大規模失業潮已到來，導致人類不幸福的最大直接威脅，將加劇貧富差距。即使推行他倡議的全民基本收入（UBI），若沒有工作，許多人也會因為缺乏工作帶來的尊嚴和目標感而不快樂。他指出，大規模的失業很可能發生，而且在某些方面已經到來，有公司因使用AI代理而將員工數量減半，AI也正開始應用於一些以往受應屆大學畢業生青睞的工作。未來，一個人將完成過去需要十個人才能完成的工作，許多產業將大規模裁員。少數領域，如醫療保健，將能夠吸收這種變化，因為其需求幾乎無窮無盡。

    辛對未來感到不確定，既不樂觀也不悲觀。他認為AI的快速發展是由國家和公司之間的競爭驅動的，發展速度不會放緩。人們沒有辦法阻止AI變得更聰明或阻止其淘汰人類，他希望有足夠聰明的人用足夠的資源去進行足夠研究，以便能找到一種建造AI的方式，讓它們永遠不會傷害人類。對於普通人來說，能做的並不多，但可以向政府施壓，要求政府迫使大公司投入資源進行AI安全研究。

澳門該如何面對AI引爆的失業潮？

    澳門正面臨三重挑戰：衛星場裁員潮、AI大舉進場、以及外勞人數激增搶本地人飯碗。這不是科技單一面向的問題，而是社會結構、政策方向、產業轉型與教育配套共同失衡的後果。

    根據統計，現時澳門外僱人數超過二十萬，接近本地就業人口的一半，遍布酒店、餐飲、零售、建築甚至教育及醫療支援等領域。有人說外勞「補位」非「搶飯碗」，但當AI可以二十四小時無休、零情緒波動地取代大量平凡文職與服務工作，真正陷入競爭壓力的，是那一批既不屬於高端技術，也不屬於底層體力的中產與青年。

    前述筆者遇見的那位年輕老師，從教職失業再到補習老師、停車場收費員，每一份工作都彷彿站在即將被AI淘汰的懸崖邊。這不是零星個案，而是整個社會的縮影。AI正在無聲地重寫「可被替代」與「不可被替代」的職業定義，而澳門的高教與非高等教育政策，似乎仍沉醉在AI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夢裡。

問題不只是AI強，而是我們準備太弱

    AI不是一夜之間席捲而來的怪物，而是逐步發展的科技成果。然而，問題是我們的教育系統、職業轉型機制和政策制定都未能與科技發展同步進化。

    許多大學生在求學過程中被教導理論與應試技巧，卻欠缺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當AI可以自動撰寫報告、生成行銷方案，文職與客服這些過去的「白領入門職」，反而成為被淘汰的對象。當博彩業收縮、旅遊零售疲軟，本地勞工轉行難度大，往往被迫降薪轉入低技術含量的服務業，但這些職位恰恰是AI最易入侵的領域。僱主在AI尚未全面取代人力前，傾向聘請廉價外勞壓縮成本。政府長期容忍這種市場邏輯，使本地人處於蠟燭兩頭燒的困境：一邊是機械的替代，一邊是外勞的壓價。

    這場由AI引爆的失業潮，將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政策管治的嚴峻挑戰。澳門不能只靠企業「吸納」或場主「妥善安排」，而應從系統性政策入手，提前部署「後AI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一、建立「人類不可取代工作」導向的教育模式

    傳統「考試型教育」培養的是標準化能力，正中AI所長。反之，未來不可被AI取代的能力，如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r）、倫理判斷、創意思維、跨文化協調，應成為高教與非高教的核心發展路向。教師不再是單純的知識傳遞者，而是引導學生思辨與實踐的陪跑者。

二、創設AI職能轉型基金與再就業平台

    政府應仿效歐洲多國設立「AI轉型基金」，用於資助被AI取代者進行職業轉型，包括程式設計、數據倫理、心理健康、社會工作、綠色能源等新興產業訓練。同時應建立跨行業技能對接平台，協助勞工快速跨域重建職涯。

三、嚴控外勞與AI雙重壓力下的本地就業保護機制

    在AI大規模取代人力之際，澳門應考慮重新審視外勞配額制度，為本地居民留下必要的工作空間。政府應與企業訂立「AI替代影響評估」機制，凡涉及大規模裁員或自動化替代之企業，須事前提交就業影響報告並設立員工過渡安置方案。

四、預研並規劃「基本工作保障」與「全民基本收入」

    正如辛頓所言，若未來工作變得稀少，社會將需重新思考工作與收入的關係。澳門財政資源充裕，可以率先試行全民基本收入（UBI）機制，特別針對長期被AI與機械取代的中年勞工與弱勢社群，保障其基本生活與尊嚴。

    政府也好，企業也好，乃至個人也好，我們要為下一代爭一口「未來的飯碗」。AI的到來既是機會，也是警號。一個教師被裁員、轉任補習，再到停車場收費員，幾年間的人生轉折，映照出整個社會正站在技術浪潮的邊緣。如果我們現在不正視AI導致的結構性失業，未來的年輕人，將不僅「搵工難」，而是根本「無工可搵」。

    面對AI浪潮，澳門不能只是觀望或補救，而應主動領導變革，重新設計教育、勞動、科技與福利政策。我們不只是在與AI競爭工作，更是在捍衛人的尊嚴、意義與未來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