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告訴我們派錢無助提高生育率

 

    澳門生育率持續低迷，生育率持續下降，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經濟壓力、育兒成本和女性就業等因素，都影響著年輕夫婦的生育意願。澳門特區政府積極應對，推出多項鼓勵生育措施，希望扭轉少子化趨勢，確保人口可持續發展。其中包括提升出生津貼和新增育兒津貼，以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並營造生育友善的社會氛圍。此外，政府還在研究優化房屋政策、增加產假、完善育兒支援等方面，希望從多個層面鼓勵生育，應對少子化趨勢。具體措施包括：提升出生津貼，將出生津貼從5,418元提升至6,500元；新增育兒津貼，向澳門永久性居民中三歲以下嬰幼兒每月發放1,500元，每年合共18,000元津貼，到三歲就共發出54,000元。優化房屋政策，考慮為有新生嬰兒的家庭提供公共房屋申請加分政策，增加住房支援。 再者，延長產假，逐步推動調升產假天數至90天。

    其實，生育率低是全球化的共同困境，綜觀中西方歷史及目前的政策，都離不開派錢這個套路，亦發現成效總是不似預期。在人類歷史上，人口始終是國力的象徵。無論是古代帝國還是現代國家，政府在面臨戰爭創傷、勞力短缺或人口老化等壓力時，常會出手干預，意圖透過政策刺激生育。然而，從東方古代帝制到西方現代福利國家的經驗反覆證明：單靠補貼，從未能長久有效地提升出生率。這是一場橫跨千年的政策實驗，也是一面照見人性與制度深層矛盾的鏡子。

中國古代的「人丁為本」思維

    中國古代社會高度農業化，勞力即生產力，子嗣即家族與國家未來。漢朝初年，戰亂使得人口銳減，政府立即祭出補貼與懲罰並行的政策。例如，對於未婚者徵收「單身稅」，對於生育者給予糧食、免稅與徭役減免。唐代延續這種邏輯，給予多子家庭土地，甚至鼓勵寡婦再嫁，釋放宮女入民，意圖從制度上解除生育的社會障礙。宋朝則進一步設計出針對貧困家庭的「胎養令」，發放現金與減免賦稅，以安定底層民生、鼓勵生育。

    這些制度的共通之處，是把生育視為一種對國家的「貢獻」行為。因此國家提供的獎勵不僅是補償，更是一種價值導向的引導。但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這些政策的有效性往往取決於整體社會結構與經濟條件：如唐代的穩定政治與經濟繁榮，為其人口激增提供了現實支撐；反之，若經濟困頓、戰爭頻仍，再多的補貼也無法扭轉人們對生育的猶疑。

西方歷史中的生育干預

    與中國相似，西方在進入現代之前，也曾以生育為國家大事。古羅馬元老院便曾推動「奧古斯都婚姻法」，鼓勵羅馬公民結婚生子，對單身貴族施加懲罰。在近現代，尤其是20世紀的歐洲，各國在兩次世界大戰後普遍面臨人口危機，於是陸續出現了各種強化生育的政策。

    法國自1930年代起實行家庭津貼制度，戰後更結合稅制優惠與公共托育服務，希望以福利網絡支持家庭生養意願。納粹德國與史太林治下的蘇聯則走向極端，以民族主義與國家意志為名，將生育工具化，甚至將多子女家庭「英雄化」。

    然而，隨著戰後社會結構改變，尤其是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城市化加速與個人主義崛起，單一補貼政策開始顯得力不從心。即使是以高福利著稱的北歐國家，也難以將總生育率穩定維持在替代水準，即每個家庭生2.1個小孩。政策設計者逐漸意識到，補貼只是引導生育意圖的起點，並非決定性條件。

為什麼「錢」買不到孩子？

    從中西歷史發展脈絡來看，一個明確的事實是：補貼與金錢激勵可以在短期內增加生育意願，但無法對抗深層的生活壓力與價值觀轉變。現代人對子女教育的重視、職業發展的期待、居住與醫療壓力的升高，使得「生得起」與「養得起」及「育得優」成為三道不同的門檻。

    古代社會的生育，往往基於宗族延續與勞力需求，生多就是多福；而現代社會的生育則被視為一項投資與選擇。這樣的思維轉變，讓政策制定者即便開出優渥條件，也難以撼動民眾心中那筆「精算過的人生帳」。

    歷史不是一面用來照亮未來的鏡子，而是一面用來反思現在的窗口。從漢唐補田免稅，到法國托兒補貼、北歐延長育嬰假，無一不是對生育困境的制度回應。只是今日社會更複雜，生育不再只是人口數量問題，更關乎性別平權、社會支持與生活品質的全面思考。未來真正有效的生育政策，不在於多少錢、幾年產假，而在於年輕人是否相信，當他們選擇成家與育兒時，國家會是可靠的後盾，而非沉重的負擔。

黔驢技窮：當前世界都是靠派錢推生育

    中國內地推出史前例「派錢催生」政策。彭博引消息報導，中國計劃自今年開始，向所有今年一月一日及之後出生的嬰兒，每年派3600元人民幣補貼，直至三歲為止。

    早在十年前，內地已不聲不響地結束「一孩政策」，然後推出「二孩政策」甚至「三孩政策」，但觀乎整個趨勢，是生育意願不斷插水。2024年，中國全年有954萬個嬰兒出世，但都比2023年多了52萬，終結七連跌。不過，由於中國全年死亡人口有1093萬人，一加一減，變相總人口減少139萬人，連續三年下跌。其實，自從2023年開始，中國已經不再是全球人口數目第一大國，取而代之已經是印度了。

    其實近年中國有城市，已經使用派錢催生政策。最「闊卓」是內蒙呼和浩特，從今年三月一日起，每生一個小孩一次性派一萬元；如果生兩個除每年派一萬，還派到五歲共五萬元；如果肯生三個或者更多，都是每年派一萬，派到十歲。呼和浩特亦係目前全中國，唯一會對第一胎派錢的內地城市。唯是，據內地經濟專家分析指出，由於教育成本高昂以及職業問題，婦女無法或不願意生育孩子。根據內地專家研究，一名兒童進行十八歲之前的教育的平均成本已達到48萬5千元人民幣，幾乎是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七倍。換句話說，無論政府給多少錢，總是無法追上教育成本及通貨膨脹，婦女都不敢冒險生育，更遑論多生育呢？

    半個世紀前，家計會找來馮寶寶拍片宣傳「兩個夠晒數」，現在香港人就「一個都嫌多」。香港都有派錢，2023年公佈，生一個派兩萬，算一下，至去年十一月底，香港政府共派出6.4億。有錢派之後，香港出生數字又如何呢？去年，香港有36,767個嬰兒出生，比2023多了3,479人。同中國整體數字一樣都是多了一點，但好大機會是因為2024年是龍年，大家想生龍B而已。香港人近年生育意欲極為低迷，聯合國人口基金會，最近公佈2025年《世界人口狀況報告》，全球最低生育率國家或地區，沒有弄錯，就是香港和澳門敬陪末座。

    香港生育率最低，但講壽命，香港人是最長命的地區。香港男性平均壽命有83歲，全球排第二，僅次聖馬利諾的84歲；香港女性平均壽命是88歲，同日本同時排全世界第一。人就越來越長命，但小朋友就越來越少，看見的未來的香港人口老化，只會越來越嚴重。

    香港和澳門生育率只有0.7，澳門甚至跌到更低。簡單而言，即是說如果現時生育情況不變，十個育齡婦女加起來，一世人都生不到十個小朋友。特首岑浩輝在立法會就本澳生育率下降侃侃而談：「我哋各大酒店裡面，好多育齡婦女好靚㗎，好有能力生㗎，但係我哋唔允許佢生。」特首幽完自己及大家一默後，未見出生率有明顯改善，亦沒見更精準有效的推動生育政策出台。

    打個比方，你是老闆，要炒一個員工，補足解僱賠償可以叫對方馬上消失。但是，－個員工要走，別以為重賞之下，就可以留住對方。同樣，生仔與否，不是派錢就可以解決。點解大家都不敢生仔？經濟壓力大、住屋及教育成本貴、再加上社會變得難以預期，對小朋友期望難以實現。

    全球首富馬斯克一直關注地球人口問題，他做足榜樣，子女遍佈全球。他多次呼籲大家多多生育。有網友在X平台引《財富》報導說，平均每個婦女要生2.7個小朋友，先可以令地球人口穩定。於是馬斯克回應說：「有孩子的人確實需要生三個孩子來彌補沒有孩子或只有一個孩子的人的不足，否則人口就會崩潰。」

教養之道：「假開明」是控制 ，「真開明」是自主

 

    「你自己選吧」，「我們尊重你啊」，「你想清楚就好」。這些語句已經是當代中產家庭不停出現的教養話語，聽來溫柔理性，甚至充滿自主精神，放手讓還子學習自主。但當每一個選擇都被否定、每一次嘗試都被修正，孩子終究學會了，選擇只是一場戲，真正的決定早已被父母預設好。

    在一段流傳甚廣的社交平台故事中，一位十歲男孩在百貨公司裡因為選不到自己喜歡的鞋而當場爆哭。他的父母不曾對他大聲呵斥，也未曾粗暴干涉，卻在每一次選擇之後以「理由」將他推回既定軌道。這樣的「假開明」，沒有明顯傷痕，卻可能對孩子的自主性造成長遠傷害。

    在這個強調自由、多元與尊重的教育時代，許多父母自認「開明」，他們讓孩子「發表意見」、參與「選擇」，甚至鼓勵他們發展興趣與夢想。但當我們進一步觀察，會發現這種開明往往只是一種假象。所謂的自由選擇，不過是在父母預設的框架中挑選較溫和的順從方式；表面上的民主對話，也只是用討論包裝的強制命令。這正是今日家庭教育最矛盾現象。

直升機父母：在焦慮中代孩子決定他的人生

    假開明是披著理性外衣的控制，直升機父母是假開明的最佳證明。直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這個詞，來自父母對孩子生活的全面干涉與過度介入。他們盤旋在孩子頭頂，時刻監控與介入，從幫孩子挑興趣班、選科系、處理人際關係、安排未來出路，甚至連孩子面試的答案都想預先準備好。他們往往用「為你好」的名義正當化自己的操控，但研究卻顯示，這種高度干涉型教養容易使孩子產生自我效能低落與心理倦怠。

    家庭溝通心理學家塞格林（Segrin）和弗洛拉（Flora）在《家庭溝通》一書中指出，直升機式教養會造成孩子成年後的焦慮傾向、依賴性強與問題解決能力低落。當孩子習慣被指引與代辦，他們就失去了思考與犯錯的空間，最終也就無法形成自主判斷的能力。

    「我讓你選啊，但你怎麼選錯了？」又或是「我有讓孩子自己選啊，是他自己不成熟！」通通都是這個時代直升機父母的通病。他們滿以為其學識、人生閱歷、對未來的判斷都遠比孩子正確無誤。骨子裡，其實他們的所謂明智的選擇只是另類「人云亦云」，也都是專家或權威人士早已決定好的答案。但表面看起來就很堂而皇之。但事實是，多數父母提供的選項往往是預設答案，例如：「你可以選清華還是北大」、「你可以學鋼琴還是小提琴」，背後其實是：「我已經替你規劃好方向，你只能選擇我認可的方式」。這種「選擇中的不自由」，不過是一種精緻化的操控。

虎爸馬媽：壓力式成功的幻覺

   另一類假開明是亞洲文化常見的「虎爸虎媽」，或升級版的「馬拉松父母」。他們堅信「嚴管出人才」，把孩子當作競賽選手，從小就被安排各種學習、才藝考級與升學預備，目的是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取得優勢。但是，這種以成就為主軸的教育方式，常忽略了孩子的內在動機與情緒發展。無數的兒童心理學家都宣稱，真正長久且健康的學習動機源於自尊自信。虎爸馬媽強制灌輸的動機往往摧毀孩子的自尊自信，即使孩子在短期內表現出色，也容易在成年後面臨動力缺乏、價值空虛或精神壓力過大等問題。世界上，能像《虎媽的戰歌》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的作者蔡美兒般，用高壓的教養方式成功令大女兒索菲婭畢業於哈佛大學，而妹妹露露則就讀於耶魯大學，真的是鳳毛麟角。的確， 她們的學業成就，尤其是進入頂尖大學的表現，被視為她們母親蔡美兒教育方式的成功案例。 然而，蔡美兒的教育方式也引發了許多爭議，被批評為過於嚴厲和不近人情。

    虎式教育的精隨並不在於蔡美兒本身對女兒打罵多少，而是兩個堅持：一是「任何事情要做到最好，最好做出成績來；二是給予小孩非常少，甚至是沒有任何商量餘地。生活在資訊爆炸年代的孩子，要活出傳統聽教聽話的乖孩子態度，實在已經不太可能。相反，今天，物質不虞匱乏的時代，虎媽虎爸都將孩子一切生活打點好，唯一要孩子做的就是按父母既定的目標全力以赴，做到最好。當虎媽虎爸只鍛鍊孩子的學習意志，而完全忽略去滋養他們的快樂生活，最後，孩子可能會選擇「一死以謝天下」。每年，有成千上萬的孩子選擇自殺，就是受不了這套虎媽虎爸的教養方式。記住，就算是虎媽虎爸，也是另類「假開明」控制，不疾言厲色，只會無限理性地矮化孩子的自主選擇。

與其作個「假開明」的專家導航者，不如做個「真開明」的同行者

    真正的「開明」是什麼？它並不等於放任不管，而是一種在關係中建立信任、在過程中提供支持的態度。這意味著給予孩子試錯的空間，也給予陪伴他們反思的耐心。開明的父母不害怕孩子失敗，因為他們相信，學習的本質本來就包含跌倒與修正。

    教育心理學家指出，許多家長與老師將孩子服從比他們是否在思考來得更重要。然而，我們若期望孩子日後能獨立思考、有創造力並對社會有貢獻，就必須從小給予他們試驗選擇與承擔後果的權利。父母不應追求完美教養，而是在適當時刻放手，讓孩子學會獨立存在。孩子的心理健康來自於逐步經驗世界的不完美、失敗與修復。因此，真正的教養目標，不是讓孩子永遠依賴你、聽從你、照著你的人生藍圖活下去，而是讓孩子最終能夠成為自己，即使那個「自己」不符合你的期待。

    真正的自主，是在孩子做出與你價值觀不一致的選擇時，父母依然願意放手、尊重與支持。而「假開明」的父母，則只願意在孩子順從的前提下「容許自由」。這種控制，反而更隱蔽、更不易被察覺，也更難被孩子抗拒。

    家庭教養的真諦，在於如何平衡「愛與自主」、「指導與放手」。假開明是控制，它以愛之名行干預之實；真開明是自主，它以尊重之心育自由之人。在這個快速變遷的世界裡，我們不能再用舊有的「成功典範」壓制下一代的多元可能。與其成為孩子命運的導航者，不如成為他們旅程中的陪行者。因為孩子的人生，終究應該由他們自己來決定方向。

真開明父母是「三不二同」的陪伴

    前幾週在香港，林一君牧師接到一位打算輕生學生的來電，沒有責問，也沒說教，他只說：「你死等埋我。」然後帶著兩罐Jolly Shandy衝上天台，坐下來陪伴對方度過生命最低谷，最終阻止了一單自殺。

    林一君牧師提出「三不二同」的原則：不說教、不否定、不批判；同理心、同行。這樣的陪伴，既無條件也不功利，卻可能在人生關鍵時刻，拯救一個脆弱的靈魂。這種無聲卻堅定的陪伴，或許才是當前父母親我們應該致力學習的。另一位傳道人方文聰分享說，點出義工與年青人相處時最常犯的毛病——「三講」：講經、講道理、講自己。這些大人習慣以自己的成功故事為範本，卻忘了年輕人不需要模範，而需要被聽見。這三講其實就是「假開明」的父母經常愛做且自以為是的教養態度。

    現代父母的角色，不再只是權威象徵，也不能只停留在提供物質、維持紀律的傳統形象中。真正的父母是願意放下控制，學會聆聽與等待的存在。陪伴孩子成長，意味著接受他們的探索，允許他們犯錯。當孩子選錯鞋、跌倒、弄髒時，我們不是責備，而是拍拍他、跟他說：「沒關係，下次記得就好。」真正讓一個曾經迷失的年輕人重新找回人生的，不是道理、不是警告，而是她願意陪他「玩音樂」、發掘他的興趣，最終他找回了讀書的動力、甚至開始追夢。

 

陪伴不是一次性的節日活動，而是一種長期、穩定的關係建立。它意味著不以成效衡量孩子的價值，也不以服從換取愛的資格。

    父母不是法官，是聆聽者，孩子不需要審判，他們需要的是可以放心說話的對象。父母應該給予孩子充份的選擇權，而不只是選項；給孩子空間，不代表放任，而是相信他能夠為自己負責。陪伴不一定看到成果，但它會發芽，就像播種未必立刻開花，但沒有播種，就永遠沒有可能。

兩頓晚餐竟成為家庭刺殺導火線

 

六月九日深夜，史山斜巷發生懷疑傷人案，一名男子涉嫌以刀具刺傷另一男子腹部。治安警表示，案中兩男一女均為本地居民，其中男傷者與女子為情侶關係，嫌疑人為女子前夫。嫌疑人雖然已與前妻離婚，惟兩人仍一起居住。案發當晚，嫌疑人前妻與男友在史山斜巷一住宅單位共進晩餐。隨後，嫌疑人返回單位見狀，感到氣憤並覺得遭前妻背叛。不久，男子離開單位，嫌疑人即尾隨，用刀刺傷對方腹部。嫌疑人行兇後，將刀棄置附近坑渠。警員再三查問，嫌疑人始供認行兇。

     六月十三日，南灣區一單位內發生駭人聽聞兇殺案。一對結婚五十載的老夫老妻，疑因晚餐餸菜問題發生爭執，七十四歲丈夫失控以斬骨刀連砍七十一歲妻子至少十六刀，妻子當場死亡。司警指出，兩人常因生活瑣事爭執，最終演變成血腥殺機。

    相見好同住難，已經離婚，難道經濟拮据被逼困在同一屋簷下？既然已經離婚，前夫餘情未了，打破醋酲，按捺不住刺傷對方？既然已經進入金婚，半個世紀相廝相守，何以在最後歲月中，竟為芝麻菜事大動殺機？一頓與男友的晚餐，一頓難吃的餸菜，為何會成為致命家暴導火線？

史山斜巷案的愛恨糾纏：離婚不是分開的結束

    一個月幾千至上萬元的租金，對低收入人士或失業者而言，是沉重的負擔。在這樣的環境下，不少離異夫妻因租屋困難或無其他資源，只能「有名無實」地繼續同住。這種看似「理性分手」的安排，其實潛藏巨大相處風險，情緒未曾冷卻，反而日夜相對，積怨成仇。一旦第三者出現，原本理智的表面和平便一觸即爆。

    案中，嫌疑人「感到背叛」的心理，或可理解為一種未完成的分離焦慮與自尊受損。儘管離婚已成事實，前妻的新戀情亦應與自己無關。可是，前妻男友的出現刺痛了從來未好過的感情傷口，最終選擇以暴力「奪回主導權」。這是一種典型的「分手暴力」，但同時也顯示，我們對離婚後同住者的情緒輔導與生活協助機制，嚴重缺失。

南灣老夫妻的血腥晚餐：金婚不代表和諧

    這宗案件之所以令人震驚，除了暴力程度極為殘酷外，更讓人費解的是，走過半個世紀風雨的夫妻，怎會在暮年之際以這種方式結束彼此生命中的難得關係？事實上，這並非孤例。據社會工作者及精神健康專家指出，高齡家庭暴力在亞洲逐漸浮現，只是礙於文化避談。老年夫婦表面平靜，實際上可能長年積怨，無人協助調解。長期的角色扮演與情感壓抑，到了身體機能衰退、生活依賴性提高的階段，矛盾便有可能在最微不足道的細節中山洪暴發。

    案中「餸菜不好吃」只是導火線，真正的炸藥是長年生活瑣事中的怨懟與批評，完全無法疏理；對對方的不滿無法用有效的方式表達；子女可能已搬出，缺乏第三者調解，形成困獸鬥殘局；男方或有潛藏精神或認知退化問題，而一直未被發現；最後，長者心理支援不足，缺乏情緒出口。更重要的是，當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在「吃飯吵架」這種表面場景時，家人總會說一人少一句；鄰居可能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警方可能說，床頭打架床尾和，唔好咁老都唔化，仲耍花窗。這樣的判斷反而忽略了老年人在心理健康、情感需要與生活支援上的被忽視。

導火線不是一頓飯或一碟餸菜，是壓抑的情緒與孤絕

    當愛成為牢籠，暴力就成了解脫。很多晚年夫妻受限於傳統文化價值，對「忍耐」與「家庭和諧」過分重視，反而忽略了有效溝通與情感表達。五十年婚姻，難免有傷痕、有怨言，若缺乏真心關懷的溝通與心理支持，這些情緒會內化為壓抑與敵意。最終，一句埋怨或小菜一碟，就足以引爆多年的愛恨鬱結。

    退休後，長者在家庭與社會中的角色往往產生轉變，尤其男性可能失去原來「經濟支柱」與「家庭權威」的地位，心理出現失落感。當他們將生活重心轉向家庭，卻又無法適應新的互動模式，極易將焦慮與挫敗感投射至伴侶身上。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報告，全球每六位長者中就有一人受到某種形式的虐待或精神壓力困擾，而當中許多問題都被家屬與社會忽視。澳門老年人口比例逐年上升，但針對長者的心理支援與婚姻諮商服務卻仍屬稀缺。許多夫妻年輕時忙於工作與子女，中年後面對空巢期、健康衰退與角色轉變，若缺乏重新建立關係的機會，就容易進入「同屋異夢」甚至「互相怨懟」的狀態。

    老夫老妻的關係，若無共同興趣、情感連結或互相欣賞，很容易演變為 消極敵對，直接衝突，但彼此看不順眼；長期處於控制與服從的緊張狀態，一方主導、一方壓抑；語言暴力常態化，慢慢難聽傷人的話已經不當一回事，卻積壓多年成為潛在怒火。當雙方都覺得自己「委屈一生」，又無法和平解開，就可能轉向極端暴力。

    從神經心理學角度來看，高齡人士的大腦前額葉，即負責衝動控制與情緒調節功能會隨年齡退化，若本身已有情緒管理困難，再加上高血壓、慢性病或認知障礙等問題，就更容易在憤怒中「失控」。此外，部分老人可能患有未診斷的抑鬱症或輕度認知障礙，表面上正常，其實已喪失情緒分辨與控制能力。

    傳統文化與家庭觀念亦是家庭「內傷」的原因。在華人文化中，有兩個觀念特別影響老年夫妻，一是「家醜不可外揚」，婚姻問題不對外講，即使有衝突也悶著，長期下來形成「暗地裡的怨」。二是「老來從子」與「父權退位」的落差。過去父親或丈夫主導家庭，老年後失去經濟話語權，會產生失控感與焦慮，轉化為暴怒或控制欲。這些文化根深蒂固，使得許多問題無從對話與轉化，最終走上極端道路。

    高齡者若與社會脫節、沒有朋友、子女疏離，配偶成為唯一互動對象，但這種關係往往是「高度依賴又缺乏支持」的病態模式。一旦不合，怨恨無處轉移，只能互相折磨，致對方死方休。

兩宗悲劇的共同點：沉默家庭下的高壓情緒

    乍看之下，史山斜巷案是「愛情鬥爭」，南灣案則是「老年衝突」。但深層觀察可發現兩宗案件有著驚人的共通點：首先，都與「家庭空間過度擠壓」有關，前者是離婚後無法分居的同住矛盾；後者是老夫妻長期共處，無調節空間與介入機制。再者，兩案都是由瑣事引爆，但根源是情緒積壓。一頓晚餐，引發的是自尊與情緒的爆裂； 一道餸菜，刺穿的是半世紀的不滿與冷暴力。最後，兩案都缺乏有效的社會介入與心理支援。無論是中年人面對失婚與嫉妒情緒，或是長者因生活失控導致暴力行為。

    家庭，曾經是人們最後的避風港，但當避風港本身變成了風暴中心，社會便不能袖手旁觀。澳門社會福利制度雖日益完善，但在離婚與分居輔導支援方面，如果能提供臨時安置與居住津貼，讓已離異者能真正分開生活，也許可以避免同居導致的二次傷害。如果政府及老人服務機構能對中老年心理健康關注更貼地，針對高齡人士推動情緒管理與社會參與項目，避免生活狹隘與情緒孤立，也許悲劇就能避免發生。最重要的是，我們從小到大，都害怕面對衝突，在家在校在社區，從來沒有好好學過如何處理衝突，所以，家庭衝突調解機制也許是家庭輔導中心未來的重點工作，及早介入高風險家庭糾紛，避免小事變悲劇。最後，推動家暴零容忍文化迫在眉睫，無論年齡、性別或關係，只要有暴力或控制行為，社會必須介入處理。

    情感不是刀下的藉口，家庭不是悲劇的舞台。這兩宗命案令人悲傷，尤其發生在父親節前夕，更讓人唏噓。當愛情、婚姻或家庭關係變質，我們是否給予足夠的空間讓彼此理性退場？當情緒壓力如洪水般奔流，我們的社會又是否設下閘門，避免決堤？晚餐，本是家庭的溫情時刻，但在這兩個家庭裡，卻成了引發流血的最後一根稻草。我們無法還原所有細節，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家庭暴力的背後，從來不只是私事。從今天開始，讓我們把家暴的議題，從沉默帶入討論，把輔導資源，從邊緣拉回中心。

 

如何教學生免於被科技偷奪他們的能力

 

    正所謂針無兩頭利，科技的正向威力的確為人類帶來很很卓越幸福的生活，但是，科技亦在無聲無息地偷奪了我們的能力，尤其當前非常依來AI的新世代。簡單舉一個例子，在還沒有手提電話的年代，我們通常靠查閱電話簿找所需的電話，甚至把常用的親朋政商電話寫進一個小記事本裡，方便隨時查找。換句話說，在我們的大腦裡，起碼會記住最常聯繫的人的電話號碼。可是，今天，我們把所有電話資訊都輸入到手機的通訊錄，要找某人，先找出他的名字，下一步就是撥打電話。在我們的腦裡，能記住的電話號碼越來越少。其實，我們已經從過去記一個人的名字連帶記住其電話號碼，變成只記住對方的名字，即是說，我們記電話號碼的能力在不知不覺間從被偷走，最後是被奪走了。今天的新時代，別以為天天沉浸在科技教育的氛圍裡，自然會很卓越，其實，正處於此消彼長，甚至因為學會某些科技而喪失了人類本有的自然能力。

    種種生活跡象提醒我們，快速發展的科技正在侵蝕人類的多項核心能力，包括深度投入、情緒感知、手作技能、深閱讀與專注等。教育應回歸重建這些「人性能力」，讓科技成為輔助，而非替代，科技的確帶給人類很多幫助，但同時亦在損害我們既有的能力，兩者必須取得兩利取其重，兩害取其輕的平衡。

別讓科技偷走你的能力

   美國第一位數碼位技能教育家格雷姆．李（Graham Lee）在其名著《別讓科技偷走你的能力：善用科技，而不是被科技掌控，找回人類的無限潛能》（Human Being: Reclaim 12 Vital Skills We’re Losing to Technology）指出，現代學生正逐漸喪失多項與人性、生活與自我認知緊密相關的能力，例如：面對瞬間多如牛毛的訊息干擾，無法長時間聚焦學習及處理問題；在虛擬世界中逗留太久卻鮮少深入參與，感受與理解他人的情緒與意圖能力日益薄弱；過度習慣依賴GPS、滑鼠，手眼協調能力和方向感遲鈍，經常在實體世界迷路；長時間只接受短訊，對書刊等印刷品的批註與長時間沉浸讀書的能力時刻衰退；依賴螢幕與碎片化學習，缺乏沉默冥想與創造空間。格雷姆強調，科技應該幫助而非「取代」人類能力，為重拾這些重要技能，建議透過實踐古老和手作方式，為學生重建全面的「人性能力」。

    澳門政府及辦學團體很早就注意到人工智能教學的時代價值，每年都投放很多資源去增強，有關先導計劃從2022/23學年起推行，至2023/24已覆蓋二十五個學校校部，運用AI與大數據實施個性化學習與教師智能批改。教青局每年投入龐大的資源加速推動智慧教學普及，推出《中長期規劃（2021─2030）》智能教育，中小學將納入AI與編程基礎教育。

    格雷姆提醒我們，科技應該做我們的工具，不應偷走我們的能力。學校教育需擺脫只教寫程式或操作設備的窠臼，而應回歸人的核心：如透過社會情緒學習（SEL）建立健康的情感與社交能力；透過實作與手作，重啟手眼協調與創意思維；透過靜距與深讀，保護專注與自我覺察；透過探究式、整合性課程 促進思辨力與生活能力；透過整體教育與價值反思，鞏固學生成為完整人的使命。唯有讓學生既能「運用科技」，也能「超越科技」，在智慧教學之外，重塑「深度思考、情感共鳴、身體學習、倫理反省」，我們才能實現不只是知識的傳遞，更是能力與人性智慧的重建的現代教育願景。

回到當下的教育現場的對應策略

    當代社會已被科技深度滲透，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倚賴人工智慧、自動化系統與即時通訊工具。然而，在這波數位洪流中，有一些屬於人的天賦能力卻悄悄退化，被機器代勞、被按鍵取代。面對這樣的轉變，學校教育有責任、有機會，也有能力，重新喚醒並培養這些天賦。

一、重啟天賦的自我導航能力

    自我導航（self-navigation）是人類最根本的能力之一。它不只是指「做決定」，更是一種在資訊過載、價值混亂的時代中，仍能憑藉內在羅盤辨別方向的能力。科技越發達，人們越容易依賴「演算法推薦」、用數據取代判斷，久而久之失去辨別方向、找尋出路與抉擇的能力。

    學校教育應從小培養學生「選擇的自覺」與「負責的勇氣」。這可以從生活細節做起：讓學生自己選擇閱讀的書籍、安排學習計劃，甚至參與課程設計。教師應退後一步，扮演教練與啟發者而非控制者，讓學生有機會在錯誤中學習、在選擇中成長。透過自我反思、目標設定、自我評量等訓練，學生不再只追求「正確答案」，而學會面對「沒有人知道答案的問題」時如何前行。

    學校仍然可以在校園及校外的生活營舉辦野外定向的教育活動，透過手上只掌握非科技的資源，包括天文及海紋知識，從而找到目的地。

二、每週150小時運動只是個起點

    在科技產品填滿我們每個空檔的時代，現代都市人的運動時間不斷減少，體質體能每況愈下，青少年因為學業壓力及依賴科技的壞習慣，四體不勤的狀況更令人憂心。有見及此，教育當局規定每週體育時數不少於150分鐘。聽起來好像對孩子的身體成長很有幫助。可是，若從演化生物學的角度看，人就是在野外不停奔跑的生物，不管是為覓食抑或是為逃生，天天走路加跑步的距離等於一個全程馬拉松42公里長。 

    「每週150小時運動只是個起點」這句話，意味著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例如，法國中小學每週體育課增至240小時。筆者多次重申，澳門是個升大學率很高的地區，應該好好珍惜中小學的教育時間，增加每週上體育的時間，舉辦更多的體育課外活動，讓孩子喜愛運動，藉運動發展健全的人格。

三、磨練沒有表情符號代替的對話能力

    表情符號與簡訊語言雖能迅速傳達情緒，但它們也可能削弱語言的厚度與情感的真誠。現今的青少年越來越不善於面對面溝通，社交焦慮與誤解因此增加。語言不只是傳達訊息，更是建立關係、理解他人與組織社會的關鍵工具。

    學校應重新重視「對話作為教育」的核心功能。這不只是在語文課裡練習口語表達，而是在各學科中實踐「深度聆聽」、「批判提問」、「多元觀點」與「非暴力溝通」。教師可以設計辯論、角色扮演、小組會議、哲學思辨等活動，讓學生在「無表情符號」的真實情境中，用語言面對衝突、表達情感、解釋立場。這樣的練習能幫助學生長成能說理、懂聽、願意理解他人的公民。

四、掌握長篇大論的閱讀及寫作能力

    短訊文化讓人習慣碎片閱讀、短句回應，進一步使思考變得短促、浮面。長篇閱讀與論述寫作雖然辛苦，卻是人類語言能力最高形式之一。它不只考驗語文能力，更是一種思維的鍛鍊，能幫助人組織思想、建構世界觀。

    學校應恢復長篇閱讀與寫作的榮譽感。這不代表回到「填鴨式寫作」與「應試作文」，而是透過設計讓學生「有感而發」。例如，在歷史課上讓學生以第一人稱書寫歷史人物的日記，在科學課寫出假說與推理過程，在公民課上發表個人的價值觀與行動方案。當閱讀與寫作結合生活與信念，它就不再是負擔，而是思想的出口。

五、重啟沒有AI的原始創意能力

    AI可以生成圖像、寫詩、作曲，但它所做的，都是基於既有資料的再組合。人類的創意卻有一種無中生有的特質，是從混沌與直覺中長出來的獨特表達。這種原始創意能力，常常來自於失敗、漫無目的的遊戲與無功利的實驗。

    學校教育應給學生一個容許混亂、鼓勵試錯的空間。藝術課、手作課、跨學科專題、小發明競賽等都可以是創意孵化器。在這些空間中，教師不提供標準答案，而是鼓勵獨特觀點與異想天開，甚至欣賞「沒有意義」的創作過程。學校不只要教學生「如何做對的事」，更要給學生機會「做一些不一定有用但充滿想像力的事」。

    在AI越來越像人的時代，教育的任務，不再是讓學生變成會計算、會記憶、會生產標準答案的機器，而是要培養出有判斷力、有同理心、有表達與創造力的人。

   

《私框》修訂只為在橫琴深合區建校開方便之門

 

    五月十九日，立法會舉行全體會議，細則性通過修改《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簡稱《私框》）法案。在討論法案期間，直選議員李靜儀及林宇滔要求確保日後橫琴澳人學校優先聘請本地人員，以及保障在橫琴工作的本地教學人員享有本澳的勞動權益。長期關注澳門本地教師權益的朋友，當然希望政府及辦學團體能信守承諾，讓本地教師的權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自一九九一年11/91/M號法律《澳門教育制度》頒佈後，政府承諾會以補充法案的方式保障私立學校教師的權益。一等就二十一年，足足是一個初生嬰兒到成年的歲月，這個法律才在立法會高調通過。一眾教師滿以為自己的權益從此可以獲得全面保障。是的，的確是比沒有法律之前有所保障，但這個法律本身就是漏洞百出。教育界及關心教育的立法議員從多次曾促政府要全面修訂。一等又十三年，足足是一個初生嬰兒到了青春期的歲月。可惜，引頸多年的期待又再次落空。難怪有人說，會吵的孩子有糖吃，乖孩子總是懂事到讓人心疼，卻得不到什麼好處。

    政府出盡法寶要拓展教育版圖到橫琴深合區，刻意修改現行《私框》，使深合區的附屬學校教學人能適用兩法律。法案建議，修改後的《私框》適用於本地辦學實體在深合區開辦的學校任職的教學人員，但限於根據《勞動關係法》與辦學實體簽訂勞動合同的澳門居民。當中，是否真的能保障本地教師的勞動權益亦信心，那就要看正式實施時才見真章。多年以來，澳門教師長期在勞動合同的執行方面處處受壓，保障往往傾斜於辦學團體，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本來，趁此大好良機，透過修訂《私框》查找舊法律的錯漏，從而進一步完善法律，真的保障私立學校教師，但看修法過程，似是不太可能了。

李靜儀及林雨滔議員：日後橫琴學校能為澳門人創更多職位，並優先聘用

    身為工聯副理事長，又是立法議員的李靜儀，多年來，無論是在議事殿堂，又或是在基層社區，都不斷為打工仔權益奔走爭取。當然，辦學團體理應以良知辦學，不要以節省人力開支為優先考量，那麼，澳門教師權益比教容易得到保障。林宇滔議員表示，法案雖列出確保本澳教學人員在橫琴待遇不低於在澳待遇，但不希望這個最低保障變成唯一標準及最高要求。並強調，雖然不能要求日後在橫琴的澳人學校百份百聘請本地人，但政府要有態度讓澳門人優先就業，確保本地員工權益。

     當然，官方的說詞一定亮麗，社會文化司司長柯嵐回應指，本澳辦學實體若想在橫琴開辦學校，必先取得辦學許可、簽協議書後開展系列工作，其中包括為本澳教學人員按本澳《勞工法》重新簽合同，而相關人員亦有權選用內地勞工法例建立勞動關係。對於本澳職員，學校必須首選跟本澳法律與其簽合同，除非有關人員自行選擇。政府亦明確要優先聘用澳門居民，已要求教職員薪酬及公積金不可低於辦學實體在澳學校相同職級人員標準，相信可保障本澳教學人員。可是，法案裡並沒有在聘任本地教師及內地教師比例的嚴格規定，甚且，聘任內地教師亦只要遵守當地法律，換句話說，在澳門頻頻出現的外勞教師搶本地教師飯碗的劣勢，將在未來的橫琴深合區歷史重演。

看看第三常設委員會 - 第1/VII/2025號意見書

    整個《私框》修法，公眾都可以在立法會的官網上看到相關的文件，其中包括意見書。在第三常設委員會-第1/VII/2025號意見書第10條待遇保障有說：「基於合作區學校可能聘請的教學人員的多樣化，因此並不適用《私框》第四十條第一款關於教學人員的報酬及公積金供款支出佔學校固定及長期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以上的規定，但有必要增加有關在合作區學校任職的屬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的教學人員的報酬及公積金供款不低於同一辦學實體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開辦的學校同一教育。」

    換言之，同樣的公帑放到同一所學校，就出現花在教學人員的70%出現很多變數，既要保障澳門本地教師收入不能低於在澳門原校的標準，但內地教師就可以靈活處理。常識告訴我們，內地薪資一般低於澳門，校方可以省下錢，變相學校的荷包就多了錢運用在其他方面。

    在第127條有提案人說：「截至2025年1月，按濠江中學附屬橫琴學校（澳人子女學校）提供的運作人員（包括教師）數字顯示，該校開辦由幼一至小二共8班，學生256名。教師24名 （其中13名幼兒教師，11名小學教師，當中4名是澳門居民）、職員4名、外判物管人員24名。整體師生比約為1:10.7。該學校本年的中央入學登記反應較好，多數是合作區的居民報名。第128條提案人還補充：「合作區學校現階段運作中，學生有98%是澳門居民，其餘少數為非內地居民的學生，如香港居民學生。學生有90%在橫琴居住，而當中90人住在澳門新街坊，另外個別學生住在周邊地區。如沒有這類型學校，家長一般會選擇合作區的其他學校，生源未見與本澳的學校重疊。」

    一所橫琴分校，98%學生是澳門居民，24名教師中本澳教師有4名，只佔教師數16.6%，換言之，一所由澳門政府找數的學校，只有4名本澳教師用《私框》教學人員支出不得低於70%，那麼，20名內地教師就可以非常靈活處理，請問立法議員、澳門政府、辦學團體可有關注澳門本地教師的就業與薪資權益呢？

政府直接發薪水給教師一了百了

　　去年，筆者在本欄已引介過香港的教師薪酬制度，值得此時此刻再度引介。香港自二○○七年九月一日起開始實施「官津同酬」政策，讓官校和津貼學校的教師享有同樣的薪酬待遇，無論是官立學校還是津貼學校的老師，他們的薪酬標準都是由政府制定的，並且按照相同的薪酬架構支付。此重大舉措旨在減少薪酬制度上的差異，提升教師士氣並確保教育質素的一致性。具體來說，津貼學校教師的薪酬是根據《教師薪級表》（Master Pay Scale, MPS）來支付，這與官立學校教師的薪酬標準一致。津貼學校的運作資金來自政府資助，雖然這些學校由獨立的學校團體管理，但教師的薪酬由政府發放，而非由學校自行支付。這樣的安排確保了官立學校和津貼學校教師之間在薪酬、福利等方面的一致性，亦杜絕了津校在教師編制、任用與薪酬的濫權。此外，津貼學校的教師薪酬架構也確保他們享有與官校教師相同的待遇，例如醫療福利、退休保障等。這樣的制度設計是為了確保公營教育系統的公平性，避免因學校類別不同而出現不平等待遇。

　　香港的教師薪級表（Master Pay Scale, MPS）是根據教師的資歷和經驗來決定的，涵蓋不同職級的教師。教師薪級表裡包括助理教師（Assistant Master/Mistress, AM），薪級約為MPS15 – 33，起薪點（MPS 15）為約$33,000港元，最高薪點可達（MPS 33）$74,000 港元。之後，可以晉升到高級教師（Senior Assistant Master/Mistress, SAM），薪級約為MPS 34 – 39，薪水約在$75,000港元至$87,000港元之間。再來是副校長（Deputy Headmaster/Headmistress），薪級約為MPS 40 – 44，薪水約在$88,000港元至$100,000港元左右。最後是校長（Headmaster/Headmistress），薪級達到 MPS 45以上，月薪為$100,000港元以上。這些薪級隨著教齡和職級的增加會逐年提升。此外，教師還享有額外的津貼和福利，例如醫療保險、退休金等，具體情況可能會因學校的具體政策而有所不同。

    《私框》的核心漏洞就是允許學校領導層任意運用花在教學人員的70%公帑上，導致肥上瘦下。況且，從來這70%就欠缺科學及資源合理分配的理據。可惜，是次修訂完全沒有意向制定直接按薪酬表發薪資給教師，如同直接發放教師專業發展津貼一樣。

    眾所周知，自《私框》頒行實施，其中教師分級制，本意是鼓勵教師不斷上進及珍愛資深教師，現實是成為架在一二級教師脖子上，惶惶不可終日的鋒刃，學校更藉此減輕人力成本而日趨現實功利。教師上課節數的確少了，但非教學工作量激增，與學生教育成長無太關係。

    原來，《私框》的修訂只為在橫琴深合區建校大開方便之門而已，天天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教師，別太天真，學會在夾縫中量力為，下一個修訂可能要等一代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