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看手機小心變「爆谷腦」

 

    無論你在車站等巴士，又或在車廂等落車，不管大人小孩，幾乎都在做同一件事，就是低頭看手機。現代人只要稍有一點片刻，就會滑動手機，甚至成癮。根據國外科技網站《Electronicshub》最新統計指出，列出全球四十五個國家民眾在手機、電腦、平板等產品上的「螢幕使用時間」，各國平均使用時數是六小時三十七分鐘。換言知，一天二十四小時，現代人只花六個半小時睡覺，花八到十小時上學上班，剩下一兩個小時就是在路上或是在廁所裡。即是說，現代都市人花了跟睡眠同等的時間去看手機。

    翻閱《澳門居民互聯網使用趨勢報告2023》，發現用手機上網的年齡竟然低至只有六歲，最年長去到八十四歲。澳門居民的上網率非常驚人，平均達91%，換句話說，市民一開手機，不是打電話，而是查看訊息，又或是上網。二○二二年的澳門網民平均每天上網四個半小時，不過，研究發現上網時間逐年遞升。所以，我們已經變成「爆谷腦」都不知道。「爆谷腦」會引發認知過載的擔憂，由於不斷的資訊刺激，注意力持續時間縮短，專注力受損，進而影響大腦的功能。

認識新的心理現象——爆谷腦（Popcorn Brain）

    智能手機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隨著社交媒體、短視頻平台、即時通訊應用等數字科技的迅猛發展，人們在手機上花費的時間越來越多。隨之而來的是一個新的心理現象——「爆谷腦」。用這個超級形象化的詞彙用來描述人們因為長期過度使用手機和數字媒體而出現的注意力分散、耐心減弱和信息處理能力下降等問題，也許最貼切不過了。

    「爆谷腦」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討論中，用來形容人們因為過度依賴數字科技而產生的腦部變化。這一現象的命名靈感來自於將粟米粒製成爆谷的特性，如輕快、短暫、充滿刺激、以小變大、鬆脆容易咀嚼。患上了爆谷腦的人往往被一系列快節奏的資訊刺激所吸引，例如社交媒體上的短視頻、彈出通知以及不斷更新的新聞動態，這些刺激使大腦處於高頻率的興奮狀態，但卻難以專注於單一任務或進行深層次的思考。

    長期接觸這種高頻次、低深度的信息刺激，會改變大腦的神經迴路。大腦中負責集中注意力、記憶和情感處理的部分會受到影響，尤其是前額葉皮層和海馬體的功能。這導致人們越來越難以長時間專注於一項任務，情感的反應也更加短暫和膚淺。同時，爆谷腦還表現為對即時反饋的過度依賴，缺乏耐心，無法忍受延遲的滿足感。

    現代都市人為何容易陷入「爆谷腦」的陷阱，最明顯的是數碼科技的設計心理學。手機應用程序和社交媒體平台往往設計得極具吸引力，這背後是設計心理學的應用，旨在讓用戶長時間停留在平台上。無論是短視頻、即時消息推送，還是無限滾動（infinite scroll）設計，都強化了即時滿足感，讓人沉迷其中。這些應用不斷通過短暫且高度刺激的內容來引發多巴胺分泌，這種腦內化學物質會給予快感，進而促使用戶反覆點擊、滑動手機屏幕，形成一種難以擺脫的循環，最後會成癮。    

    現代都市生活節奏快速，壓力大。許多人將滑手機視為一種減壓的方式，用來在繁忙的工作與生活之間找到片刻的喘息。然而，這種減壓方式往往是短暫的逃避，長期下來並未真正緩解壓力，反而使人變得更加焦慮。無法脫離手機的人，會因為不停的消息通知而感到心神不寧，甚至發展成「信息焦慮症」（Texting anxiety ），害怕錯過重要資訊。再者，滑手機最常發生在我們的碎片化時間中，例如上下班途中、等候的間隙或者就寢前的時間。這些碎片化的時間原本可以用來思考、閱讀或者進行其他有益的活動，但卻被無意識的手機操作所佔據，進一步強化了爆谷腦的特徵。由於滑手機的習慣變得自然而然，人們越來越難以在短時間內集中注意力於具體任務上，思維也逐漸變得淺薄和跳躍。

    長期滑手機的人往往難以專注於單一任務。這種分心的狀態不僅在工作中影響效率，還會影響學習與人際關係。當我們的大腦習慣於快速、短暫的資訊時，就難以適應需要深度思考的情境，甚至出現類似於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的症狀。爆穀大腦不僅影響認知能力，還會影響情感反應。社交媒體和短視頻平台上呈現的大多是表面化的情緒體驗，例如喜悅、憤怒或驚訝。這些情緒來得快去得也快，導致人們在現實生活中難以感受到深刻的情感共鳴，逐漸變得麻木，難以感受持久的幸福感。最長遠的傷害是導致記憶力衰退與學習能力降低，過度依賴即時資訊和碎片化內容，使大腦逐漸失去處理長期記憶的能力。人們往往記住了大量無關緊要的短期資訊，卻忽略了那些需要深度思考和記憶的內容。

    長期滑手機與焦慮、抑鬱等心理問題之間存在關聯。即使數碼科技帶來了短暫的快感，但人們在關掉手機後往往會感到空虛和失落。這種心理落差會加劇心理壓力，導致長期的焦慮和抑鬱。此外，頻繁滑手機還會影響睡眠質量，導致失眠等問題，進一步損害心理健康。

 

唔想變爆谷腦，可以點樣？

    針對「爆谷腦」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許多專家提出了改善策略。哈佛大學醫學院的Dr. Aditi Nerurkar認為，現代人應當學會更有意識地管理自己的數碼生活，逐步從過度依賴手機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她提出重要且具體的改善策略：

    第一個策略是數字排毒（Digital Detox）：建議定期進行數字排毒，即在特定時間段內完全遠離手機和其他數字設備，這有助於讓大腦恢復平靜。數字排毒可以從簡單的每日習慣開始，例如在進餐時間、睡覺前後遠離手機，逐漸延長這段無手機的時間，甚至，進步到每週設定一個無手機日，利用這段時間進行深度思考、閱讀或與家人朋友共度時光。

    第二個策略是提升專注力的訓練：專注力是一種可以訓練的能力。可以通過冥想和正念（mindfulness）等練習來提升專注力。每天花幾分鐘時間進行冥想，專注於呼吸和身體感受，這有助於提高注意力和情緒的穩定性。正念練習則鼓勵人們專注於當下的感受，減少對即時訊息的依賴。

    第三個策略是設置數字使用界限：現代人應當為自己的數碼生活設置明確的界限。例如，設定每天的使用手機時長，並嚴格遵守。許多手機上都有內建的螢幕使用時間功能，可以幫助用戶追蹤每天的使用時長，並設置應用的使用限制。此外，也可以使用專門的應用來屏蔽通知，幫助自己避免被分心。

    第四個策略是培養深度活動的習慣：這個良好習慣不僅能幫助我們從爆穀大腦的狀態中解脫，還能促進大腦的健康運作和個人成長。近年，全球政府大力推動閱讀書籍和長篇文章運動，幫助我們進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閱讀能刺激大腦進行長時間的專注和信息處理，尤其是那些需要深思熟慮的內容。定期閱讀不僅能豐富知識，還能提升專注力和理解力。

    第五個策略是參與戶外活動和運動 身體活動，特別是戶外運動，能幫助我們從數字設備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並促進大腦釋放有益的化學物質，如內啡肽，這有助於減壓和提升情緒。運動還能提升專注力，改善睡眠，讓大腦在自然環境中恢復和休息。

 

科技與生活的平衡

    雖然「爆谷腦」是由資訊科技的過度使用引發的，但我們並不能全然否定科技的正面作用。數碼技術確實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許多便利，從即時的溝通工具到資訊的快速獲取，科技已經深深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為學生而言，省了去圖書館的時間，只要問一問谷歌大神，又或是ChatGPT，就可以瞬間找到所要的資料。因此，關鍵並不是完全擺脫數字科技，而是在科技與生活之間找到平衡點。

    我們應該學會有意識地選擇甚麼時候使用，以及如何使用。這意味著要對手機的使用時間和內容有清晰的界限。謹記著，我們是手機的主人，而不是手機的奴隸，要致力擺脫「爆谷腦」的困擾，提升生活質量，讓我們更加健康和幸福地面對未來。

多角度思考提升女性生育意願

 

    美國中情局（CIA）公佈2024年全球生育率預測，在227個國家、地區中，台灣以1.11（227名）世界墊底，南韓1.12（226名）、新加坡1.17（225名）、香港1.24（223名）、澳門1.24（222名）、日本1.4（212名）。根據澳門政府的統計，第二季新生嬰兒只有853名，出生率有微升，但仍然屬於偏低。新當選特首岑浩輝在競選時，表示非常關注澳門出生率低下，承諾會想盡辦法提升出生率。

出生率跟婦女社會地位有密切關係

    根據《澳門婦女現況報告2022》調查報告，澳門女性的婚姻與生育總體呈現出晚婚晚育、生育率逐年下降兩大趨勢。由於澳門女性受教育時間總體提升、社經地位上升、自我意識增強與受經濟條件限制等原因。澳門勞動力參與率為69.0%，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為65.7%，男性為72.7%，顯示女性勞動人口較男性勞動人口的工作參與率低。在婚姻方面，澳門的結婚率在五年間總體呈下降趨勢，在2021年回升至4.8‰，同時，女性晚婚趨勢明顯，女性結婚年齡的分佈結構總體體現為25歲以下女性結婚人數比率降低、25歲至44歲女性結婚人數比率增高。在生育方面，澳門總和生育率及本地人口總和生育率逐年下降。同時，女性首次生育年齡中位數逐年上升，2021年上升至30.6歲。少生、晚生等數據趨勢表明澳門當前的生育情況不容樂觀，長此以往，將產生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人口減少、社會醫療及撫養壓力加大等人口及社會問題。

    的確，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一去不返，婦女受教育的機會及程度不比男士差，這實在用不著舉出統計調查報告引證。平情而論，沒有一個婦女會想大學畢業就結婚生子，然後乖乖回家當個全職媽媽。於是，晚婚晚育是自然不過的事了。

全球女性下班後仍然是主要家務承擔者

    根據2023年的最新研究和統計數據，全球許多國家的女性在全職工作的同時，還需負擔家務和照顧孩子的責任。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數據告訴我們，約有70%的就業女性表示，在工作之外還承擔主要的家務和育兒責任。這一比例在不同國家間有所差異。例如，北歐國家如瑞典和挪威，由於推行性別平等政策和提供完善的育兒支持，女性在家庭與職場間的負擔較為平衡，約60%的已就業女性需兼顧家務和育兒。而在一些亞洲國家，如日本和韓國，這一比例則高達75%以上。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報告，球範圍內，大約65%的已就業女性需要在工作之外處理大量家務和育兒工作。發展中國家女性面臨更大的挑戰，因為這些國家的育兒資源和家庭支持系統相對不足，約80%的已就業女性需要兼顧家庭責任。回到華人社會，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3年約有68%的在職女性同時承擔家務和育兒工作。城市與農村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城市女性的比例略低於農村女性，主要因為城市地區的育兒和家務外包服務較為普及。

       這些數據顯示，儘管女性在職場中的參與率持續上升，但她們在家庭中的責任依然沉重。各國政府和社會應加強對性別平等的支持，提供更多的育兒資源和家務支持，從而幫助女性更好地平衡職場與家庭生活。這樣，才比較有可能讓她們有生育的意願。

全球全職家庭煮夫仍然少之又少

    根據最新的研究數據和統計報告，男性全職打理家事的比例在全球範圍內仍相對較低，但隨著性別角色的逐步變化，這一比例正呈現緩步上升的趨勢。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數據顯示，約有3-5%的家庭由男性全職負責家務和育兒。北歐國家如瑞典和挪威，由於推行性別平等政策和提供豐富的育兒支持，男性全職居家的比例稍高，約5%左右。其他歐洲國家如德國、法國和英國，這一比例通常在2-4%之間。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LS）數據顯示，2022年約有2%的家庭由男性全職打理家務和育兒。這一比例在過去十年中呈現緩慢上升的趨勢，但仍遠低於女性全職居家的比例。在澳洲和加拿大，男性全職居家的比例約為3%左右。一些拉丁美洲國家也顯示出類似的數據，男性全職打理家務的比例在2-4%之間。在亞洲地區，日本、韓國和中國，男性全職居家的比例相對較低，通常不足1%。不過，隨著社會觀念的逐漸改變和育兒政策的改善，這一比例有小幅增加的趨勢。

    看了數字，不禁讓人非常唏噓，走遍全球，原來，肯當個全職家庭煮男是多麼的不容易，顯而易見的是，我們仍然生活在一個全球男權社會裡，骨子裡，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外、甚至女主外仍然要同時主內的觀念仍然根深柢固。隨著性別平等意識的提升和家庭結構的多樣化，越來越多的男性選擇成為全職家庭煮男。技術進步和遠程工作的普及也為男性承擔更多家務提供了可能性。然而，文化傳統和職場壓力仍是限制男性全職居家的主要因素。

    無疑，男女兩性仍然存在很不公平的現象，為何男士下班回家，就可以繑埋雙手，女士就要買餸、煮飯、湊B、還要跟孩子功課。所以，生育率低顯然跟社會進步，但女權沒有得到適放的解放有密切的關係。

家事與公事相得益彰

    好多年前，看過一本由Ann Crittenden所寫的《媽媽經大於管理經》（The Price of Motherhood: Why the Most Important Job in the World Is Still the Least Valued）的暢銷書，探討母親在男權社會中的角色，以及她們所付出的勞動和犧牲，如何被低估和忽視。書中探討了母職對經濟、職場和個人生活的影響，強調母親在養育子女和家庭管理中的貢獻，卻未能在社會、法律和經濟制度中得到應有的回報或承認。但是，Crittenden以過來人身份指出，她曾經因為孩子小的關係，離開職場，即沒有當一個跨國CEO，但是，當孩子大了，她重新投入職場，始發現留在家做家事及照顧孩子，並沒有浪費時間，反而，更有助於她在職場打拼，而且更能往上爬，薪資回報更理想。筆者無意指女士要全職重返家園，而是，做好家事實在有助於做好公事，做好公事也有助於做好家事。

    職場上的時間管理技巧，如安排工作進度、設定優先級等，可以幫助有效地安排家庭日常事務，包括孩子的活動時間、家務分配和家庭日程，確保所有事情都井然有序。同樣，家事的安排絕不亞於公事，一個卓越的家庭管理者同樣可以把能力遷移職場上去。在職場中，做出高效的決策和領導團隊的經驗有助於在家庭中更好地擔任領導角色，協調家庭成員間的分工，解決家庭中的衝突，並確保家庭財務管理、教育選擇等更具理性和長遠考慮，相反思考，亦得出公事有助於做好家事。另外，職場上學到的溝通技巧，如積極傾聽、同情理解，能幫助家庭成員之間進行更有效的溝通，能促進夫妻間、親子間的關係，解決誤解，並形成和諧的家庭氛圍。職場尚且會戴一個面具，或者忍氣吞聲，回到家就是真面目相見，真感情真情緒互動，所以，如果能夠在家處理好情緒管理，絕對有助於在職場做好人事管理。在職場上處理項目時的資源分配和管理能力，能幫助家庭有效利用有限的資源，如家庭預算、時間安排，甚至是家務分配，從而提高家庭的運作效率。職場經常需要應對壓力和挑戰，因此學會冷靜應對壓力、靈活應變的能力可以幫助家庭在面臨突發狀況或困難時，如孩子生病、親子衝突、家庭經濟壓力仍能保持冷靜，找到解決方案，反過來看亦如是。

    在前述調查結果顯示，最多婦女表示自己為主要家庭照顧者有73.6%。如果男士樂意放下身段，多方考慮善用職場的能力回家運用，如何轉移做家事的卓越表現於公事上，深信絕對會提升女士的生育意願。

學校不是工廠 老師不是工人 學生不是產品

 

    澳門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岑浩輝多次在政見發表會，又或是接見各界代表聽取施政意見，無數次強調施政理念是「奮發同行，持正革新」，而政綱以滿足市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為施政最大的追求。

    「奮發同行，持正革新」說出了澳門市民的心願，無論是經濟、博彩、旅遊、交通、社會、文化及教育等領域，過去二十五年，歷任五屆管治成績，看似非常亮麗，實際如岑官坦然批評的「野蠻擴張」，就算學校教育亦不例外。  「奮發同行」意味著岑官會與領導班子，應該還有全澳市民，一起同心同德。「持正革新」包括從野蠻、不足、偏袒、扭曲、邪妄等惡劣狀況，經過多番扶正舉措，達致撥亂反正的善治局面。

    眾所周知，教育是精神國防，亦是培養健全國民，更是栽培創新菁英的重鎮樂土。可是，過去，無論澳門經歷過多次的教育革新，立過多少教育法律及法令，仍然只是小修小補，新瓶舊酒。一句到底，學校是工廠，老師是工人，學生是產品。一天學校教育不「持正革新」，一天所有教育持份者不「奮發同行」，澳門學校教育只是一家落後的工廠而已，休談「滿足市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為施政最大的追求」。

澳門學校看穿了其實是家落後工廠

    將學校比作工廠、老師比作流水作業的工人、學生比作製成品，這一比喻反映了澳門學校仍故步自封，抱殘守缺，拒絕邁向現代以人為本的資訊科技工業化社會。因為，當前的教育體制仍然以過度標準化、應試導向、缺乏創造力及個性發展等殘破思維主導運作。

    將學校視為工廠，實際上源於工業革命後的社會結構變遷。十九世紀工業化快速發展帶來了社會生產方式的劇變，這一變化逐漸滲透到教育領域。美國當代傑出教育學者肯．羅賓遜（Ken Robinson）批評，現代學校制度是在工業化背景下建立的，目的是訓練標準化的工人，而非培養具備創造力和批判性思維的個人。他嚴厲指出這樣的工廠模式教育的主要特徵：

1.標準化流程：所有學生按照相同的課程表學習相同的內容，教師則根據統一的課程大綱進行教學。這就像工廠流水線上的製作工序，產品（學生）按照統一標準被生產出來。澳門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通過了M/91《澳門教育制度》法律後，之後，立了無數補充法律，甚至修訂教育法律，可是，總是往課程與教學的標準化方向發展，儘管政府沒有明確制定評核要求，正正沒有敢於在關鍵位置上「持正革新」，導致今天學校教育大同小異，只是名校與非名校的教育效益有別而已。

2.重視結果而非過程：學生的學習成果往往由功課、測試及考試來衡量，這類似工廠對產品進行質量檢測，而忽略了學習過程中的個體差異與發展需求。試看今天的中小學生，忙於上課、寫作業、測驗考試，變成讀書機器。為了應付沉重的課業必須在課後補習，為的只是一張及格，甚至亮麗的成績表，可以用來升班、升學、見工更具競爭力而已。過程中，學生是否開心、是否有創新，一點都不在乎。

3.時間分配嚴格：每個課程都有固定的時長，所有學生在固定時間內完成學習任務，這反映了工廠中的時間控制，旨在提高生產效率。澳門學校只會拼命鬥堂多，測驗考試頻密，能趕上進度的學生，甚至超前進度的就是菁英，骨子裡，就是一個很不正常的汰弱留強工廠。

4.教師角色功能化：教師更多地扮演「工人」的角色，負責將統一的知識輸送給學生，而非啟發學生的個性化思考，更遑論關心學生的身心社靈狀況。教師陷於一套很功利的評核制度下，能教導出學業及比賽成績輝煌的，就可以留低，要不然就只好黯然離場。當歐陽瑜司長興高采烈地說，每年都有五百位新晉教師加入教育界，可有知道有多少一級二級，甚至三級教師被逼離開啊？

5.學生成為長期的受壓迫者：著名教育批判學者保羅．弗雷勒（Paulo Reglus Neves Freire）在《被壓迫者教育學》一書中指出，傳統教育制度下，教師是權威的知識擁有者，學生則是被動的接受者，這種「存款式教育」模式無助於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培養。澳門中小學校政民主化非常落後，不要擔心，這不是為了擴充學生的權力，以便與學校抗衡，而是當學校權力過度集中在校方時，真正可以發揮「持正革新」力量，就只有讓學生及家長有更多的參與。

    總的來說，在工廠模式中，學生的情感需求和社會技能發展往往被忽視。教育系統過度專注於學術成績，而不關注學生的全面發展。研究顯示，情感教育和社交技能的發展對學生未來的成功至關重要，工廠模式的教育無法滿足現代社會對創新性和多元化人才的需求，甚至扼殺了學生的創造力和個性。學生應該在快樂與鼓舞的自主狀態下，通過主動努力學習去獲得知識。

經過「持正革新」的學校，應該是學生快樂追求知識與修德行善的樂土

    如果學校從工廠模式轉變為樂土，這將對學校的教學方式、學習環境、老師的角色和教育理念帶來根本性的改變。這樣的學校不再以標準化和應試為核心，而是鼓勵學生在自主探索和社會關懷中成長。因此，學校和老師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改變：

1.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模式：傳統的工廠模式強調統一的課程設計和標準化的學習目標，而「快樂探求知識及修德行善」的學校應該讓學生根據個人的興趣和能力進行自主學習，真正以德先行。這種模式強調項目式學習、探究式學習和合作學習，鼓勵學生在解決真實問題的過程中發現知識，而不是被動接受信息。學校可以設計跨學科的項目，讓學生自主選擇他們感興趣的主題，並通過研究、實踐和創新來解決問題。在這種環境下，學校不再是知識的唯一來源，而是學生探索世界的一個平台。

2.強化情感教育和道德發展：在「修德行善」的教育環境中，學校應更加注重學生的情感和社會性發展。學校應該培養學生的同理心、合作精神和社會責任感。這可以通過開設情感教育課程、進行社區服務、以及與其他學生進行合作項目來實現。老師的榜樣作用不僅是知識的傳授者，更應該是道德和情感教育的榜樣。在這樣的學校中，老師應該以行為和態度展示正直、尊重他人和樂於助人的價值觀。他們可以引導學生思考道德問題，並在校內外的實際生活中踐行這些價值。這將有助於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讓他們不僅成為知識的探求者，還成為積極參與社會、促進修德善行的人。

3.創造支持創意和好奇心的學習環境：學校應該創造一個安全、包容和支持性的學習樂土，讓學生感受到學習是快樂的，無需害怕失敗。這包括從物理空間到心理支持的全方位調整。例如，學校可以設置靈活的學習空間，讓學生自由選擇適合自己學習的環境，如開放式教室、戶外學習區或科技設備支持的實驗室。此外，學校的評價體系也應該更加包容，強調學習過程中的探索和創新，而不是僅僅關注考試成績或單一標準的評價。

4.老師角色從「知識傳遞者」到「學習引導者」：在「探求知識與修德行善」的學校中，老師是學習的引導者和支持者，主要職責是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引導他們發現和探索自己的興趣，並幫助他們學會自主學習。老師應該以協作的方式與學生互動，幫助他們在探究過程中獲得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批判性思維。

5.社區參與與全球視野：學校應該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培養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行善精神。這可以通過社區服務項目來實現，讓學生有機會親身參與解決社會問題，從而加深他們對社會的理解。例如，學校可以與當地社區組織合作，讓學生參與環境保護、社會公益等活動。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學校應該幫助學生拓展全球視野。這可以通過跨文化交流、國際合作項目和多語言學習來實現。學校可以建立國際合作關係，讓學生有機會參與全球議題的討論和行動，並了解不同文化的多樣性和共同價值。

年輕人！你都可以刀槍不入

 

 

    日前，在書店找到一本半年內再版十四次的暢銷書，就是大衛．戈金斯（David Goggins）的自傳《我，刀槍不入》，英文Can’t Hurt Me直譯是《無法傷害我》。講一個美國黑人小孩，如何從悲慘的家暴及校園欺凌困境中蛻變成世界最強韌的人。大家會反駁說，像戈金斯這樣的勵志人物，又或是這類的心靈雞湯書多如牛毛，到底他有何過人之處呢？

    人生在世，不如意事會使我們很迷茫、無助，甚至誤判生命毫無意義。然而，無論困境多艱難，總有人能夠從最黑暗找回光明。大衛．戈金斯便是一個鮮活的例證，他的生命故事可以激勵無數陷入絕望的青少年。戈金斯在他的自傳前言，很自豪地說：「人類是透過學習、習慣和故事來改變自己。透過我的故事，你將了解身體和心智在被逼到極限時能做到甚麼，以及如何到達那種境界，因為，當你鬥志激昂時，無論面對種族歧視、性別歧視、離婚、憂鬱、肥胖、悲劇還是貧困，它們都會成為讓你蛻變的燃料。」

戈金斯一出生就如拿到一手爛牌

   戈金斯童年只能用置身一片黑暗的災難來形容。他出生得了先天心臟病，活在一個充滿暴力的家庭，弄到夜夜做惡夢兼尿床。童年的這些創傷，給他帶來了無法磨滅的心理陰影。他在學校遭遇種族歧視，學業表現不佳，甚至還被診斷出有學習障礙，這一切令他身陷絕望。這種絕望感可能與許多正在掙扎的青少年感受相似，當我們看不到希望時，生活中的痛苦無法承受時，唯一的出路是結束毫無價值的人生。

    戈金斯年少時同樣面臨諸多困難。他曾是一名高中輟學生，體重超標，沉迷於電視和垃圾食品，沒有任何人生目標可言。這樣的情況對於許多青少年來說，並不陌生。他們不知道自己未來的路在哪裡，甚至懷疑自己是否能在社會中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位置。戈金斯誤以為說謊、打架、作弊、塗改成績單分數等就可以蒙混過關，結果誠如他說：「我的作弊手段確保我用遠不可能在學校學到任何東西，也永遠不可能跟上學習進度，這只會讓我一步一步地走向被退學的命運。」有一天，學校寄來一封警告信，如果在最後一個學段仍然逃學及成績趕不上，戈金斯就要勒令退學。那一刻，他看到母親很失落也失語的臉，非常羞愧，終於，痛下決心扭轉命運，不要再讓母親傷心難過。

    戈金斯開始思考，既然生活這麼艱難，為甚麼不挑戰自己，看看我究竟能承受多少？很快，他就領悟到事事找藉口、把責任推給其他人，都是很錯的自我設限，唯有擺脫自我設限，才能找道人生轉折的關鍵點，眼前的一切障礙自然粉碎，慢慢，就會孕育出非常堅韌的「心智繭皮」，任何挫敗、歧視與嘲笑都再傷害不了他。

    戈金斯不神話，亦不是童話裡的傳奇人物，可以在一夜之間成為成功人士。可是，他領悟到所謂動機只是個短暫的狗屁，只有儲滿用之不竭的驅動力，才能從痛苦中掙脫出來。他先後參加了美國空軍和海軍海豹突擊隊的選拔，但這個過程並不順利。在一次次失敗和拒絕後，他依然選擇不放棄，最終成功完成了海豹突擊隊的訓練，成為美國歷史上少數通過三軍特種部隊訓練的黑人。在這段旅程中，戈金斯學會了一個重要的道理，人的潛能遠遠超出自己的想像。當我們面對極端的痛苦和挑戰時，內心會產生一種力量，這種力量能夠驅使我們走得更遠，變得更強大。

    戈金斯在痛苦的歷練中領悟出「40%定律」，當自己已經達到極限無法再前進時，其實只用了40%的潛能。這意味著我們的身體和精神都還能繼續承受，只要我們願意咬緊牙關，深信自己的韌性可以再擴張，樂意去挑戰那看似不可逾越的界限。一念之轉，痛苦可以成為一個巨大的驅動力。當我們無法改變外在的環境時，我們可以選擇改變自己的態度，將痛苦轉化為前進的力量。戈金斯形容自己的生活就像是「打造一個不可摧毀的心智」。每當他遇到困難時，他都不會退縮，反而將其視為一個機會來強化自己的心靈。他通過極限運動和訓練，不斷挑戰自己的身體和心靈，從而變得更加堅強。他經歷過一次次痛苦的體驗，包括完成無數次極限馬拉松和鐵人三項，還保持十七小時完成4030次引體上升的世界紀錄。通過這些挑戰，他能夠進一步解鎖自己的潛能，找到內心的平靜與成就感。對感到痛苦的青少年來說，這或許是個值得借鑒的觀點。痛苦並不是我們的敵人，它可以成為我們變強的工具及燃料。

無需天賦，只需用自律與決心創造裝甲的心智

    為甚麼戈金斯能，而我們就不能呢？關鍵就在於他擁有驚人的自律與決心。無論在軍隊的訓練還是後來的極限運動生涯中，他都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堅持下去。他相信，只有通過持之以恆的努力，才能真正改變自己的生活，當這種生活變成順理成章的習慣時，你已經邁向成功。

    對於陷入低谷的青少年來說，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啟示。改變不會一蹴而就，也不會輕而易舉，但它是可能的。即使我們感到生命中充滿了無數的困難，只要我們每天都做出一些小小的改變，最終我們會發現，自己已經走過了很長的路。戈金斯每天早上四點起床進行訓練，無論是跑步、游泳還是健身，他從不怠惰。這種極致的自律讓他不斷推動自己，並最終達成了看似不可能的成就。青少年可以學到的是，無論生活多麼混亂和艱難，我們都可以通過建立良好的習慣和自律來掌控自己的命運。即使每天的進步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只要堅持，這些點滴的努力將會累積成巨大的成果。

不合理的際遇是磨練，在磨練的掙扎中找到意義

    除了自律和決心，戈金斯的另一個重要理念就是從掙扎中找到生命的意義。對於那些感到絕望的青少年來說，生活中的困難往往看似毫無意義，這種感覺使人容易陷入沮喪和無助。然而，戈金斯相信，正是這些掙扎賦予了我們人生的意義。他認為當我們面對最困難的時，我們真正有機會了解自己的軟弱、極限，只要往前跨出一步，內在力量就會奔放，並且找到人生的目標，發現生命的價值。在他看來，那些痛苦的時刻是他，亦是身陷困境的青少年的成長契機。每一次面對困難並努力超越，都會激發更多的潛能。對於那些覺得生命無意義的青少年，即使生活充滿了挑戰和掙扎，我們依然可以選擇從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價值與意義。我們的痛苦並不會白費，它可以成為我們未來力量和智慧的源泉。

每一個青少年都應該靠自己蓋一座「心靈武庫」

    為戈金斯而言，從小到大的慘痛經歷，大可以成為流氓、毒蟲、搶匪，亦可以大條藉口成為一個體弱多病的失敗者。可是，一切慘痛的經歷，就如戈金斯親眼目睹一條大蛇在蛻皮一樣，每蛻一次，就等於在內心打造一座強大「心靈武庫」（Mental Cookie Jar），這是他在面對痛苦和挑戰時用來激勵自己的工具。他認為，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精神儲藏室，裡面放著過去挫敗的記憶和成功的經驗。在每一次面臨新的挑戰時，他都會從這個「武庫」中取出一個記憶，提醒自己曾經怎樣跌倒過，又如何戰勝困難，並用這些記憶為自己加油打氣。

    這個概念對於青少年來說尤為重要。許多青少年在面對壓力時，容易因為過去的失敗而失去信心。然而，戈金斯的經歷告訴我們，我們應該學會從過去的挫折中學到東西，並用這些經驗作為我們前進的動力。每一次的失敗和痛苦，都是為我們的成長鋪路的階梯，讓我們更接近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眼前就像有兩隻很餓的動物，一隻是狼，一隻是羊。如果你只餵肉給狼，最後，你就變成一隻狼；如果你餵草給羊，你最後就會成為一隻善良的羊。

性教育和你所想的不一樣

 

    一天早上，在一家茶餐廳吃早餐，同桌來了一個香港家庭，年輕的爸媽及一個大約五歲的小男孩。小男孩剛坐好，他的媽媽已經緊張兮兮的問他吃甚麼？小男孩顯得不知所措。媽媽就口若懸河的訓斥說：「你是個男生，不可以無主見，連吃甚麼早餐都拿不定主義，將來長大後點算好！你要學會自己決定，我不會幫你的。」可是，小男孩還是決定不了，身邊的爸爸好像個旁觀者，始終不發一言。最後，他的媽媽為他點了蛋治及阿華田。

    雖然只是一小段家庭生活小片段，但足以折射出華人社會的性教育現況。一個大概只有五歲的男孩，就要清楚掌握男女大不同，男生當然要流血不流淚，懂得自己決定吃甚麼，要不然將來長大就慘啦！或者，家庭治療師會告訴我們，這個虎媽是在指桑罵槐，比說話身旁的丈夫聽。她也許自相矛盾，既然男生事事要當家作主，為何她做為女兒身，竟然越俎代庖，沒有守住柔弱猶豫的女性本色呢？這個只有五歲的男孩，可能會覺得男生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如果他的媽媽一直沒有察覺自己的性別刻板歧視，很有可能會造成兒子逃往女性角色的路，誤以為成為女生就可以不必被媽媽常常訓斥。

    簡單而言，性教育包括性（sex）、性別（gender）及性慾/性取向/性規範（sexuality）。在中文裡性一個字就代表所有涵義，但英文就起碼要用三個字才能貼切的說明。不過，性別又是很有意思的中文，別代表男女角色、性別分工及氣質的差異，絕非一個（gender）可以說清。

    如果用上述小男生的個案去解說性的三個面向，也許對性的本質認識更一目了然。小男生還在媽媽子宮裡，就被掃描出生理上的男生特徵，即是擁有還沒有發育完全的陽具。當他出生時，接生的醫師會在嬰兒出生證明的性別欄目填上男性。很快，小男嬰會活在我們既定的文化裡，包括媽媽會給他穿男生的服裝，買男生的玩具，讓他學習性別區分下的男權文化，就如前述的媽媽，要一個只有五歲的男生懂得自決，要不然以後長大無法立足於家庭及社會。如果情況無法修復，這個男生的性取向，甚至性傾向就會邁向女性化。

我們一直受性別二元論的性教育所羈絆

    香港是個世界大都會，在普及教育及高等教育享負盛名，政府曾在1986年出版首份《中學性教育指引》，在1997年修訂為《學校性教育指引》，供學校自行參考。直至2018年，指引從教育局網站下架，截至目前未見任何新指引。局方回應稱「與性教育相關的學習元素，已納入中、小學各主要學習領域、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以及相關科目的課程」。前幾個月，教育局在初中「公民、經濟與社會科」課程教材指引中，提及學生須學習「堅決拒絕婚前性行為」，並簽署承諾書訂親密界限及控制性衝動等，被批評是保守、不合時宜，與時代脫節。其中舉例如當面對異性有生理反應時，可以「一起到運動場打羽毛球」，不但惹起全港巿民熱議，事件更「衝出國際」，多間外國媒體都有報道，許多中學生，甚至大學生把性約會說成「去打羽毛球」。

    澳門一直沿用香港教科書，深受港式文化影響，儘管目前澳門的中小學《品德與公民》科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主理，雖然有專章討論，但是，仍然以很傳統的二元論為主導，即是說，老師上課仍然用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的男女大不同觀點主導教學，從性到性別，再到性慾及性取向的教學，楚河漢界，涇渭分明。可是，這樣的二元論完全無助於學生在現實生活中該如何建構健全的性教育觀、性健康生活及性道德倫理判斷。

    2024巴黎奧運，讓世界矚目的台灣女拳王林郁婷不僅要面對擂台上的交戰，更被無故捲入性別爭議，還被《哈利波特》作者JK羅琳多次發文影射她的跨性別。校園內外完全是兩個世界。在學生的次文化圈裡，林郁婷成為熱爆話題，可是，在校園課堂裡就被禁絕討論。

    雖然，近年，教育行政當局聯同地方性教育團體舉辦了很多性教育的師資培訓，甚或給學生專場的性教育工作坊。惟是，含蓄的華人文化，尤其難以啟齒的性，更讓性教育的正式與非正式課堂非常彆扭，裹足不前。

  

知識、技能與態度並重的性教育

    一個學生也許可以從正式課堂到線上學習掌握很多性教育知識，但如何活用知識而又能夠解決心中的性教育疑團，那就必須穿越知識到智慧的旅程。每天，我們都會收到很多性教育的零碎數據、符號、片段資料，英文稱之為Data，這些數據是孤立的，沒有特定的意義，僅僅是測量或觀察的結果。如大家常見LGBT，是女同性戀者（Lesbian）、男同性戀者（Gay）、雙性戀者（Bisexual）與跨性別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縮略字。可是，起碼在課堂上，老師要教導學生從Data整理成資訊（Information），經解釋後的數據，具有了意義及對我們有用。換句話說LGBT有別於傳統二元論的異性戀，而是揭示今天性別多元化發展的面貌。可是，現實課堂，老師都非常避諱這些敏感議題，往往輕輕帶過。

    現實世界，無論從生理、心理及社會角度，性教育都由其邏輯原理（Logic），譬如說女生有受孕及非受孕期，要是學習自然排卵方法受孕及避孕，就要懂得其邏輯原理，甚至細步化。就算所有知識、技能及邏輯都掌握，臨場解難的智慧（Wisdom）是要不斷經歷、反省、情理兼善。就如有女生向社工求助，指出其男朋友要與她發生性關係，才足以證名她愛對方，聰明的社工就教她向對方說，你愛我就應該珍惜我及不要強迫我。

    當我們走進澳門的公廁，仍然是分男女廁，壁壘分明。可是，放眼世界，有男女廁，亦有中性的廁所，當然，亦有不分男女，每人一個廁格的設計。性教育不是以傳統價值為框架，而是以人為本為，以每個人的性別選擇價值為本。世界似是變得讓教育界難以適應，要放下傳統的二元論，要揚棄傳統的道德對錯教條，迎難而上，是這一代家長及教師的艱巨任務。

性別平等與性別主流化是性教育的重中之重

    性別平等的理念早已不僅限於兩性之間權利和機會的均等，而是進一步擴展至涵蓋多元性別身份和表達，促進在各種社會結構中對所有性別的尊重與包容。隨著社會快速變遷，性別平等已不再是一個邊緣議題，而成為全球範圍內政治、經濟、文化的核心關注點。從家庭到學校，從學校到職場，從日常生活到政治參與，性別平等的推動對改善個人和集體的福祉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要真正實現性別平等，我們需要不僅改變制度結構，還要改變文化認知和個人態度。

    性別平等的目標已成為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中的重要一環，尤其是在消除性別歧視和暴力、確保女性平等參與經濟活動以及推動性別包容性立法的必要性。這一目標的提出體現了全球社會對性別平等問題的重視，同時也為各國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個統一的框架。職場性別平等的推動是性別平等討論中的重要議題。儘管女性在勞動力中的參與率顯著上升，但她們在領導職位的代表性依然不足，並且面臨著工資差距等問題。根據最新數據，全球平均性別工資差距依然在20%左右，這意味著女性的收入通常比男性低，儘管她們的工作質量和能力相似。 此外，針對工作場所性騷擾、歧視的法律保護雖然逐步加強，但在許多國家，女性和LGBTQ+群體依然面臨不平等待遇。雖然很多公司和機構已經設立了多元和包容性政策，但真正的性別平等需要不僅僅是政策改變，更需要文化上的轉變。這包括打破性別刻板印象，在職場中營造一個包容的環境。

    社會運動如#MeToo運動的興起，性別平等的討論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主流媒體中，課堂亦應該加入這個議題。性罪性亦是課堂上一個很值得深究的課題，最這不僅改變了人們對性別角色的認知，還促進了關於性別平等的重要公共對話。媒體機構和文化生產者應肩負起更大的責任，通過創造多元、真實的性別角色來挑戰和打破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