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水鐘與蝴蝶》及《婚姻故事》的囚徒放飛人生

    小學語文課有讀過作家海倫•凱勒（Helen Adams Keller）的生平，七個月時因急性腦炎引致失明及失聰，也使她無法說話，變成一個盲聾啞的自我放棄女孩。無論父母親怎樣有耐性教她，她總是用反叛的態度去應對。終於，父母請來充滿教育愛與智慧的老師蘇麗文教她。蘇老師把她帶到父母的農場，要她好好看管著雞蛋。有一天，海倫親手觸摸到剛剛破殼而出的小雞，非常感動。蘇老師馬上逮到這個好機會，跟海倫說，連小雞都能獨力破殼，而且立刻靠自己啄食，勸勉海倫效法，而且一定比小雞優勝。自此，海倫很用心學習，竟能在全美最高學府哈佛大學畢業，掌握了英語、法語、德語、拉丁語和希臘語，成為盲聾的作家和教育家，入選美國《時代周刊》「人類十大偶像之一」，被授予「總統自由獎章」。

    德國偉大哲學家康德一輩子只住在科尼斯堡這個小鎮，但就寫出驚世哲學巨著，影響後世深遠。康德的名言猶為世人津津樂道，其中說：「世界上有兩件東西能震撼人們的心靈：一件是我們心中崇高的道德標準；另一件是我們頭頂上燦爛的星空。」 

    人生可以受身體、社會、政治及經濟等外在的困境所囚禁。但亦可以是海倫及康德般擺脫身體與地理的羈絆，活出真正的自由。

《潛水鐘與蝴蝶》的囚徒與飛越人生

    《潛水鐘與蝴蝶》（Le Scaphandre et le Papillon）是法國《ELEE雜誌》總編輯尚•多米尼克•鮑比因中風罹患閉鎖症候群後所作的傳記，描述他在嚴重中風前的風流生活及罹患閉鎖症候群後的囚徒人生。透過只能眨一隻眼來把字母串成單字，再由單字組成句子，再由句子組成書，於1997年出版，第一天售出25,000本，一周內達到150,000本，並持續在歐洲成為暢銷書，今天，中文譯本已成為中學生的課外閱讀指定好書。

    鮑比還是法國時尚雜誌Elle的總編輯，才情俊逸，開朗健談，熱愛人生，已婚又離婚，育有三個很愛他的孩子。四十四歲的他，有一天駕車去接孩子出去玩途中突然腦幹中風，全身癱瘓，不能言語，只剩下左眼能眨。在醫護人員及友人的全力照料下，靠著眨動左眼，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寫下這本不同尋常的回憶錄。出書後十天，他去世。但他告訴世人，中風前的荒誕生活是囚徒生活，而中風後才學會讓被禁錮的靈魂永遠活著。

    這部法國電影使用自我敘述但外界不知所以的方式貫穿整部電影，成功讓觀眾設身處地「站」在主角本身的位置上，感受他所體會到的一切。當他學會用眨眼來串字時，第一個很想表達的字就是「想死」。整個電影，不時出現鮑比困在水底下的潛水鐘裡，就像李旺陽困在「棺材倉」一樣難受。患有罕見的閉鎖症候群的鮑比一直飽受身體動彈不得的囚徒滋味，表達出來他自身被禁錮的孤獨感，也表現出他在自身肉體無法表達的痛苦和遺憾。幸好，有專業能耐的語言治療師及前妻和好友的支持下，擺脫潛水鐘的羈絆，透過一字一字的表達，讓自己從毛蟲蛻變成蝴蝶。

    電影後半部用局外人的視野去看待他的生活，就好像脫離了自身被禁錮的肉體，自由自在馳騁著外面的世界，身體已不再是侷限的空間，想像和回憶變成馳騁外在世界的翅膀。蝴蝶是鮑比對想像和回憶無限奔放的比喻，代表他內心中不斷飛翔的內心意志。

《婚姻故事》的囚徒與飛越人生

    《婚姻故事》（ Marriage Story ）是導演 Noah Baumbach 以自己和前妻 Jennifer Jason Leigh的離婚結局的婚姻為藍圖而拍成的好電影。中國人戲謔說婚姻是戀愛的墳墓；西方人常說在結束的當下，才開始正視婚姻的本質，雖然如此，「婚姻」仍然是個亙古的故事題材，不斷隨著社會變遷而有不同廣度深度的新探討。

    電影一開始，鏡頭就狠狠砍在婚姻中「離婚議題」的環節上，一針見血的切入點，寫出「婚姻故事」篇章，點出女性主義發展下女主角的掙扎。首先發難的是Scarlett Johansson飾演的女主角Nicole，從離開紐約前往洛杉磯、不願配合諮商，到在舞台前無法展演情緒回家背對丈夫之際卻情緒崩潰，還有後來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找到了Laura Deern飾演的離婚訴訟律師，這種種情節都說著從她角度出發的故事，她在這場離婚裡站在主動的角色，而丈夫 Charlie 只能想辦法招架。如同許多的美麗婚姻故事，總是由浪漫與迷失開始，經歷一起生活與爭執，慢慢才瞭解對方的種種不是，始發現必須因了解而分開。

    在整個離婚爭執過程中，很讓彼此措手不及的是孩子的撫養權及在那裡打官司才對自己有利，結果，兩造都因為所謂的必勝而遭致焦頭爛額及身心疲憊。雖然兩造不和，但是，過去Nicole一直飾演照顧老公Charlie的角色，就算是鬧翻了，看到老公頭髮長了，仍然願意一如既往的幫他理頭。電影來到尾聲，這場爭吵伴隨著雙方氣急的肢體而讓觀眾有著更切實的經驗感受，最後以畫龍點睛的劇場形式式收尾：Charlie 跪坐地板痛哭，Nicole 站著輕撫她的背，以這樣「女尊男卑」之姿相擁，把女性常在婚姻中不自覺的自詡或是由他人「加持」的聖母形象展演出來，而終究只能是個對自己的不虔誠充滿悔意信徒，向她懺悔。這段婚姻最終都離婚收場，但兩造仍然在爭吵中及離婚中熱愛對方。

    到底婚姻的本質是甚麼？這是千古年來，在各式文學、電影中，人們不停探討的事，卻始終沒有答案。或許這就和生死一樣，到過彼岸的人才知箇中滋味，而我們終究只能是不斷迷途的羔羊，僅捏著名為「愛」的線，匍匐前進，婚姻既是囚徒，有時是潛水鐘，亦有時是放飛的蝴蝶。

囚徒也可以有放飛的自由

    不管是海倫，還是康德，又或是鮑比，抑或是Charlie及Nicole，都面對著現實的囚徒困境。看了上述兩齣電影，才恍然大悟，海倫如果沒有強大的內心能量，釋放出無窮的自由，怎能經年累月抵受到「盲聾啞」的非一般折騰。如果內心沒有一息真愛，離婚者又怎能再見亦是朋友。

    人生是否如囚徒，端視我們的內心世界是脆弱還是堅強。

武漢肺炎給我們上了五堂通識教育課堂

    多年前，聖誕假期到台灣旅行，偶爾買了一小塊臭豆腐給孫子試試，結果一吃就愛上了吃臭豆腐。近月，他學校附近開了一家臭豆腐專門店，可是，要賣三十元六塊，孫子存了一點零用錢才可以試食一回，覺得蠻不錯。每次放學，看見價目表都望門輕嘆。有一回，他又存夠錢去買，一邊買竟一邊與青年老闆搭訕，說照他觀察生意不太理想跟價格有關。老闆問孫子有何建議，孫子說三十元六塊，即一塊五元，為何不定二十元四塊呢？老闆想了半天，接納孫子的建議，結果生意明顯好轉，而孫子亦跟老闆成為好朋友。  

    一個從事初創的青年也許比較容易聽建議，亦比較沒有那麼多的包袱，所以，一改就整個營商局面翻轉了。但是，一個保守的政權，往往重重蹈錯誤的覆轍，就像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十七年前的SARS災劫，大家仍猶有餘悸，始料不到，武漢肺炎實在比SARS更來勢洶洶，更具殺傷力。要不然，為何戲院停播電影，學校無限期停課，排隊買口罩的人龍處處。

    的確，大家都很怕面對難以接受的疫情，都求神拜佛疫情早點退卻。當全民安居家中，按照各種防疫懶人包步步為營抗疫時，政府高喊停校不停學，一眾教師又忙於在網絡上佈置作業給學生時，可有想到武漢肺炎就是隨手可得的可貴通識課。當教師仍然張羅中英數理化作業時，可有想到武漢肺炎就是切切實實的好作業呢。

    臭豆腐老闆念頭一轉，生意翻倍，也許我們的教育腦翻一翻，武漢肺炎更具生活教育價值。美國教育之父杜威說，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教育是生活經驗的重組及改變。世界在變，冠狀病毒不斷在變，課程教材亦應該緊貼時代在變，才能應付當前的嚴峻挑戰。

第一堂：揚棄吃野味惡習，善行動物倫理

        二○○三年SARS爆發，全民議決罪魁禍首是果子貍；十七年後，新的罪魁禍首是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野味。在網絡上，大家可以看到讓人瞠目結舌的野味餐牌，孔雀肉、刺蝟肉、活鹿子及活竹鼠等應有盡有。追本溯源，中國人愛吃野味有多個原因：一是文化傳統。人類有接近三百萬年時間靠野味為生。中國歷史上各個王朝都有過食用野生動物的記錄，據《周禮•天官》記載，其時中國人的野味有「六畜」、「六獸」和「六禽」，包括麋、鹿、熊、野豬、兔、豺、雁、鶉、雉、鳩、鴿、天鵝、龜等。隨著文明生活進步，中國人才以家禽及家畜和植物為主要糧食。二是食用需求。自古以來，戰亂天災造成中國社會遭遇不同程度的饑荒，野味對普通老百姓意味著優質的蛋白質和脂肪來源，能補充沒能正常務農時食物。三是野味的藥用及壯陽需求。傳統中醫藥愛講「以形補形」，特別是華南及華中地區，食用野味就越普遍。野味的藥用價值，最終集中在「壯陽」。四是權力的需求。即誤以為人是萬物的主宰，萬物就成為人可以宰制的食物。五是獵奇的需求。在威權的政制下，民主自由受到極大的限制，吃野味無妨是一種自由及權利的補充。

    在一個高唱物質主義的社會裡，物化一旦成為主流的教育價值觀時，一切皆可駕馭，一切皆可吃，人與動物之間就不存在友好的倫理關係。近年，澳門《動物保護法》立法後，喚起很多人對動物保護及其權利的關注。也許，當下在家中，無論有沒有飼養動物，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去教育孩子如何保護動物，為何要跟帶有病毒的動物保持遠距離的友好關係。

第二堂：認識新冠形病毒比傳統生物課更生活更迫切

    也許，新型冠狀病毒源自野味，有說是蝙蝠或竹鼠，有說是蛇吃了牠們，然後人吃蛇，把病毒傳到人；也有說是華南海鮮市場的野味交叉感染到人；更有說是武漢P4實驗室的冠狀病毒流出。不管是真相、謠言還是陰謀論。當下，已清楚知道這新型病毒非常狡猾，潛伏期長、無病徵、能躲避多次測試。最後，竟然能透過糞便傳給人。雖然，這種病毒死亡率只有百分之十五，但傳染力卻比SARS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少外出、簡樸生活、清淡飲食、在家運動、勤洗手及必要外出時戴口罩，都是減低其殺傷力的基本招式。

　　還有，有時事評論員說豬、牛、雞、魚及蔬果已足夠，為何還要無奇不獵食呢？其實，中醫說，豬性平和，不熱不寒不燥，反而牛雞魚很火。在這個疫情肆無忌憚的情況下，更要牢牢記住病從口入的道理。換言之，健康亦是從善於飲食獲得的。

第三堂：謠言不再是止於智者，而是止於言論及新聞自由

　　威權管治，當然是維穩大過天，但就是因為不想影響春節氣氛及春運正常運作，才錯過了封城的最佳時機。有八位武漢的醫務人員很早就發現這種新型病毒，並且向上級通報，結果被處分。其實，早在十一月已經發現這種可怕的病毒，既然不能講，就只好大書特書在醫學期刊雜誌上。

　　第一個確診個案其實沒有到過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而來自德國及美國本土的確診案例，已說明其人傳人的可怕。所以，德美兩國馬上採取若干程度的封關措施，以保障國民的健康。其成功在於尊重學術、言論及新聞自由，而不是政治及維穩掛帥。

第四堂：苛政猛於新型冠狀病毒，普選才能達成施政以民為本　　　　

　　獨裁者行威權政治，常常因為剛愎自用及性格缺陷而做出糟糕的決定，因為他們得不到準確的信息，只會從周圍的人那裡得到奉承和好消息。且看今天的武漢肺炎，就是因為獨裁政治而彌漫全球；就是因為林鄭月娥死不認錯，死不封關，才會民怨沸騰。

　　當社會仍然有不少保守力量抱殘守缺，堅決認為民主與民生可以是兩碼子事時，這次疫災就是當頭棒喝，醍醐灌頂，甚至狠狠掌摑這群保守人士。如果一人一票的民選政府，就必須事事急市民所急，否則會挨罵、質詢、彈劾、甚至下台。今天，當全港市民四出奔走張羅口罩時，仍然置香港市民安危於不顧的林鄭政權，就是一個不是由人民授權的政權，所以，大可不必理會排山倒海的指罵，仍養尊處優於廟堂之上。

第五堂：封關、不輸出口罩及醫護罷工不是自私自利，只是被逼的公民抗命

　　香港多位著名ＫＯＬ，甚至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都主張封關。封關只是阻擋病毒不再無限制地輸入，又不是不給本地居民回來，何況只是兩三個星期，就可以大大減低傳播及感染。同樣的道理，一般口罩都不會大量生產，庫存有限，所以，在是次新型冠狀病毒來勢洶湧時，先穩定供應本土國民，再有剩餘時行人道供應給其他地區實在無可厚非。是次澳門政府推行憑身份證一次買十個口罩實在是上策，既阻止不法商人抬價，亦穩住民心。至於香港醫護人員發動大罷工，在網絡上已有小孩機智地回應：「今天向女兒解釋為何醫護要罷工。

爸爸說：『屋企有蚊，要你拍死佢，但係唔閂窗，你覺得會點？』『拍極都有囉。』女兒答。『所以而家啲醫護唔拍住，要求閂咗窗先。』我說。『哦。』女兒點頭：『咁咪閂咗先，再拍囉。』就連六歲小孩都懂的通識道理，為何月領高薪的為政者卻置若罔聞呢！

　　今天，全世界都被這股新型病毒弄到人心惶惶，天佑世人，盼疫情早日退卻，還市民正常的生活。盼世人懂得汲取教訓，好好與動物和平共存，好好管理自己的貪念，好好生活。　

家不要談政治？

    自去年六月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以來，暴亂畫面一直出現在無線電視新聞臺（即83台），我才驚訝發現澳門的食肆都不停播放這個被揶揄為CCTVB的親政府新聞，難怪澳門著名文化評論學者李展鵬呼籲食肆不應該繼續播放偏頗的新聞。原來，當我走訪香港食肆時，同樣是播放同臺的新聞。這個臺的新聞不但讓市民反感，而且成為警方濫捕濫權的喉舌及遮羞布。處於偏安的澳門，更有很多人說澳門九成居民都是藍絲。

    記得有一個週日聖堂望彌撒，福音是講慈善的撒碼黎雅人：說到一個旅客被強劫打傷，躺在路邊，有三個人經過。第一個是司祭，看一眼就離開；第二個是肋未人，也是看一眼就走了；第三個是撒碼黎雅人，他不但停下照顧他，還把他安置在旅館，付了住宿費，還請店小二好好照顧他，不夠的花費等我回來再付。

    彌撒完了，我帶孫子去教堂附近一家快餐店吃早餐，一群上了年紀的老教友亦隨後進來。不一會，一眾長者興致勃勃地討論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其中一位老伯很激動地說，警察早該真槍實彈把這群搞亂香港的暴徒打死，其他長者一呼百應。坐在旁邊的我非常驚愕，明明剛剛在教堂內聽耶訴穌訓誨我們要效法慈善的撒碼黎雅人，何故一出教堂門，一切都拋諸腦後；為何一群在澳好好享受晚年的長者會如此不憤香港的年輕人呢？我想他們是天天在看83台，被洗腦的不是年輕人，而是一群被洗腦的藍絲巴打。

    近日，香港出現黃色經濟圈及黃色娛樂圈，政見更是壁壘分明。也許，當務之急，不僅僅是要學會揭穿假新聞，更重要的是學會如何跟不同政見的人，尤其是家人，學會聰明和平共存。

由四分五裂的家說起

    華爾街日報與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合作做的選民調查顯示，幾乎每三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人與家人討論政治問題而一言不合就吵架。昆皮尼亞克大學（Quinnipiac Universtiy）的調查，十八歲至六十五歲的受訪者，有三分之二懼怕在家討論政治議題。二○一八年十一月，紐約時報刊登一篇文章，名為《假期可聊的安全話題》，當中就排除了政治話題。

    有許多家庭關係良好的家人，自去年六月以來，都受到媒體及自身的政治立場影響，被捲入香港反送中事件的淵藪裡。據香港電台去年八月中報導，示威期間至少有約五十名青年與家人爭吵，被趕出住所，需要向一些組織尋求協助。

BBC中文訪問了五十五歲的黃媽媽和她的大學生兒子阿銘。阿銘與父親在七月中因為政見吵架，再沒有踏足家門。黃媽媽說：「每次有抗議活動，都怕下一個被捕的人是自己的兒子，起初她認為示威者被洗腦，質疑有外國勢力介入，但後來多次私底下到大學探望兒子以後，她的想法有一點改變。」阿銘曾暫住同學家，開學後現居大學宿舍，在這段離家出走的時間，他和家人都努力反思政治對家庭產生的惡果，亦努力嘗試修補彼此的關係。

    隨著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同溫層的情況更普遍，家庭中不同政見的磨擦更趨嚴重，專家警告說，家庭不和的主因是越來越不習慣和立場相異的家人做政治的理性對話。政治分裂的的世界，其負面影響正侵蝕家庭關係。有從事諮商輔導四十年的專家說，唯一值得一戰的就是守護家人的親密關係。

    南非已故總統曼特拉曾說：「沒有人生來就會因為膚色、背景或宗教而恨別人。人的恨必然是學習而來的。」正向心理學之父馬丁•賽里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發現人的無助與無奈都是透過學習得來的。換言之，你是黃絲，抑或是黃絲；你是藍陣國民黨，還是綠民進黨，都是後天學習得來的。既然可以學得，亦可以學棄。

學一點社運政治心理學及政治經濟學對大家都好

    有一個有趣的心理學故事，講日本一家球鞋公司要到非洲開發市場，找來兩位市場部主管去勘察。一個回來後說，非洲人不穿鞋，完全沒有市場可言，建議公司不要開發非洲市場。另一個回來歡天喜地說，非洲人不穿鞋，意味著我們的市場非常龐大，建議公司大力投放資源開發非洲市場。

    無論是黃絲或絲，都決定在主觀感知，換言之，透過接收大量同溫層喜好的資訊後，人們就自然會落腳在其選定的政治族群中。著名媒體工作者林建誠在新出版的書《香港人2.0》第九章〈黃、藍的思維模式〉一文中說：「從二○一四年初次出現的『藍色』到雨傘運動而『蛻變』的黃色，五年後的今天，黃色與藍色的對立已經超越了單純的『兩極分化』描述，往後的很多年，黃、藍之間甚至各自形成的一種文化圈、經濟圈、當然包括政治圈。而黃、藍之間，恐怕其中已很難用其他顏色作為緩衝，也就是說，幾乎沒有以前所說的中間派。」林建誠把黃絲視為開放、弱勢、創新、人性良知；而藍絲視為保守、擁有財富權力、抄襲及現實主義者。

    無論是黃絲及藍絲，都容易踩進沉沒成本（sunk cost）的深淵中，意思是人類往往會因為之前的投資未見成效，只好繼續投資，以補償之前的失利。就如在車站等巴士，已經等了二十分鐘，車還沒有來，只好等下去，因為一走了之，之前的等待就白費了。無論是黃絲及藍絲，都一定投入許多心血去捍衛自己的立場，要是改弦易轍，又或是臨陣退縮，都會掉盡面子，只好硬撐下去。

有裂縫，光就能進，有了光就看到彼此的和與不同

    政見不同，容易心生說服對方，甚至以改變對方為己任。慢慢，發現人是世界上最難改變的生物。然後，心理學家都說，人除非願意甘心情願的改變，否則無人能改變別人，就算能動用權力改變的，亦只是行為，而不是意志。著名小說家李歐納•諾曼•柯恩（leonard Cohen）說：「萬物都有裂縫，光就是由此透進來。」政見不同極易生成仇恨，仇恨會在我們的週遭造成大大小小的裂縫。問題是如前述的去非洲開發球鞋的例子一樣，是要挑消極的不作為呢，還是挑積極的作為呢。假如我們願意多看光而少看裂縫，面對政見不同及所衍生的仇恨，我們永遠有選擇聰明應對的機會。

    中國人常說，煩惱皆因強出頭，沒有咁大個頭不要戴咁大頂帽。當我們願意謙虛下來，能多給耐性去聆聽，樂意採取求同存異的心態，其實，在家亦可以高談闊論政治。如果我們還沒有那份雅量，顯然，在家真的不宜談政治。

新加坡教育改革對澳門教改的啟示

     多年前，窮遊新加坡，發現她是一很了不起的國家，資源非常匱乏但就成為「靠食腦」的世界強國。眾所周知，新加坡最缺飲用淨水，只好向鄰國馬來西亞買水，但是，馬來西亞都不夠用，新加坡惟有自己想辦法。於是，把污水循環成為再生水，再來就是海水化淡。新加坡政府自二○○六年起，在五年之內共投入三點三億新加坡元（約十九億港元），使新加坡成為全球水資源技術的研發中心，同時亦設立相關政府機構專注發展整個水資源產業。在多年努力下，水資源產業於二○一五年佔新加坡國民生產總值共0.6%，即10.07億美元（即約78.13億港元）。

    除此以外，新加坡的組屋最為亞洲其他樓價高企的國家人民所艷羨，新加坡九成人擁有自己的住房、人均住房面積超過三十平米，年輕人進入社會工作兩到三年內就可以買樓。很難想像，區區七百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人口密度位居前列，竟能提供如此安樂的居所給所有國民。

    當然，新加坡亦開賭，但為了國民免於被賭博荼毒，凡是新加坡人進賭場必須徵收一百元的入場稅，且只能待一天。另外，賭場附近禁絕櫃元機及押店，賭徒輸乾輸淨就得離場。

    窮遊新加坡，總覺得新加坡政府及國民擅於解決困難，再走進新加坡的學校，與當地教育官員交流，始發現新加坡是一個教育強國，近年，當地教育改革履創新猷，深值澳門特區新上場的政府參考借鑑。

一切從亮麗的PISA成績說起

    二○一五年，全球十五歲中學生在數學、科學與閱讀能力進行國際評比的PISA測驗中，新加坡包辦了三個冠軍。二○一六年，國際數學與科學評量TIMSS，新加坡的中學生與小學生，也名列世界第一。到了二○一八年，PISA成績公佈，中國三項都位居第一名，各國為之驚艷。但是，新加坡仍然守住三項測驗的第二名。

    新加坡的教育水準在亞洲乃至全球都是非常有名的，師資力量雄厚，教學條件優越，許多歐美國家都借鑒新加坡的教學方法和教育模式。加上與國際接軌的課程教學、雙語教學環境，很多人都將新加坡當做通往全球名校的黃金跳板。這座蕞爾小島的亮麗表現，歸功於不斷進行教育改革，精益求精、勇於創新，新加坡已廣為世界矚目的是全國人民都孕育成終身學習的意念與文化，這股教育軟實力才是建構今天新加坡強國的後盾。

一場不可錯過的教育專訪看新加坡教改

    新加坡教改推手、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教師培訓院長劉依玲（Ee Ling Low），不僅代表新加坡參與美國史丹佛與哈佛等名校的教育創新計劃，也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二○三○年教育倡議的新加坡國家代表，她自豪地剖析新加坡一路走來的教改歷史，並揭開下一場改革階段，已然展開。

    新加坡教育改革始於一九五九年，起初以「生存導向」為主，致力教會學生基本生存之道。到了一九七九年，國力鞏固後，就轉以「效率導向」為主軸，即從基本生存及生活能力邁向高效的優質生活，換言之，國民必須整體掌握從「量」邁向「質」的指標。到了一九九七年，更上一層樓，以「能力導向」為發展方向。去到二○一一年，突破到以「學生中心、價值觀導向」為主，可見教改從國家基本經濟發展邁向以人為本的人才發展道路去。再者，許多國家非常在意教育對國家經濟帶來的貢獻，關注學術成就表現。現在，新加坡更重視如何啟發每一個學生的學習動機，讓他們成為終身學習者。

    在教學與評量改革方面，新加坡更是大刀闊斧，願景與使命都指向：看見每個人的差異與多元。新加坡近年大力推動素養教育，強調以學生為中心，顛覆了傳統僵化教育格局及核心價值，尤記得多年前的電影《小孩不笨》及其續集，都是狠批新加坡教育的死記應背及汰弱留強系統。新加坡教改全面要求教師必須以學習者為中心，相信「不是只有成績好的學生，而是所有孩子都能夠學習」。當老師能看見每個人的差異與多元性，方能真正以他們的需要來設計課程。也唯有如此，才能徹底根治厭學逃學，學生才會真正想要積極學習。因此，在課程設計上，中學階段實施「科目編班全面計劃」（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一門學科有G1、G2、G3程度，學生可以根據自己每一學科不同強弱，設計個別化的學習模組。當每個學生的學習進度不同，自然也不該用一元的標準衡量表現。在中學與小學，新加坡都降低了傳統期中、期末考的比重，改為報告與分組活動等多元評量方式。空出來的時間，也能讓老師更深化素養導向教學。

    此外，新加坡還叫停了中學階段的學校排名，不再公布國家升學考試獲取高分者的資訊。明年，小學離校考試（PLSE）決定將從實行數十年的「總積分制」改為「積分等級制」，務求淡化學生對分數所帶來的競爭壓力，轉移制造更多空間發展特色才能。這些轉變，或許與人們印象中的新加坡很不一樣，卻是新加坡堅定踏上的方向。

    接著，劉依玲説教改成功關鍵：關注所有「利害關係人」，教改並不是只有政府與研究員的事，與教師、學生及家長皆密切相關。新制上路，新加坡政府致力推動同理心，讓各個教育持份者都能認清自己在教改路上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且更要能理解及包容彼此的紛歧會新加坡也很清楚。

    新加坡深深明白教改成功的關鍵在於老師。眾多的研究在在顯示，增進教師的職業認同與榮譽感，有助於他們展現更優質的教學力。根據二○一八年瓦爾基基金會的調查，有六成多的新加坡人覺得學生很尊敬老師，在調查的三十五各國中位居第六，並有三成的新加坡家長鼓勵孩子當老師，這讓我們有很好的改革基礎。

新加坡給澳門教改的啟示

    在差理•卓別靈主演的《摩登時代》中，他是個在不斷滾動的輸送帶上拴緊螺帽的工人。今天，全世界都熱切步入後工業時代，甚至是信息年代。可是，澳門仍然停滯在工業時代，教育就是上課、功課、測驗、考試到畢業的流水作業，過程中，把不及格的學生淘汰，就像差理把不及格的產品從輸送帶上拿走一般。看看我們的老師及學生，天天就在支離破碎的硬知識籠牢中做困獸鬥，既低效亦浪費，顯然沒有以人為本，更難以締造終身學習的社會文化。

    問到為甚麼終身學習如此重要？劉依玲說世界變化瞬息萬變，自動化、物聯網、人工智慧大行其道，帶來的革新必須提早應對。世界經濟論壇（WEF）在二○一五與二○一八年針對同一主題進行調查，訪問企業主認為未來工作最重要的十大技能，依先後排序為：一、解決複雜問題能力；二、批判思考；三、創意；四、人事管理能力；五、與他人協調合作的能力；六、情緒智商；七、判斷與決策能力；八、服務傾向；九、談判能力；十、認知彈性。

    新一屆特區政府剛上任，看得出有一股磨刀霍霍的銳氣，盼能在今天這麼奄悶的澳門教育注入一股清新的教改真力量。

當台灣總統與立委選舉成為日常嘉年華派對時

    從小，我一直很想當行長甚至班長，可是，老師都是委任能把雙手最快放到桌上且最直的同學當行長，至於班長，一定是老師欽點，不是成績最好的女生就是最靚仔的男生。一直到了初中，才開始一人一票選班長。從初二開始，我就一直當班長且連任至高中三。能為同學服務是一份能力表現，且在服務過程中亦有很大的收穫。  

    高中畢業去台灣讀大學，班長當然是一人一票選出來，外面的立法院選舉當然不是，還處於氣氛肅殺的全國總動員戡亂時期，且爆發「美麗島事件」。雖然，立委選舉全操縱在國民黨手上，但是，為了確保選戰全贏，我的寢室天天都有國民黨候選辦送來，又或是從窗口扔進來的小禮物。實在，賄選是家常便飯。經歷過多次的一人一票的選舉，台灣的選舉已步入日常生活化，甚至如嘉年華派對的平常。

    台灣總統及立委選舉前，我天天非常關注選戰的新聞，讀小學四年級的孫子就很好奇的問我說，爺爺，選舉不是如選班長一樣簡單嗎？我反問他的班長是怎麼選出來的？他說一二年級都是老師委任，到了三年級開始，老師說鬥快舉手，誰最快的就是班長，結果要舉了六次才看清誰最快。我問到四年級又如何？他說因為四年級都是同三年級同一個班主任，所以都是同一個人當班長，只是幹士有些許改變。選戰前幾天，孫子問有必要親身到台灣觀戰嗎？我說有啊？觀摩體驗是一種很好的學習，誠如孫子很喜歡踢足球及觀賞足球比賽一樣。

台灣總統與立委選舉教會我的事

    台灣一直到一九九六年才由非蔣家後人的國民黨候選人李登輝一人一票高票當選總統。雖然，坊間盛行一個笑話說，老總統蔣經國病危前，官員及隨從都熱切想知道要把總統大位傳給誰，蔣經國上氣不接下氣說要「你等一會！」結果眾官員都聽成是要交給「李登輝」。無論如何，李登輝打開華人地區的一人一票選總統的民主大門。當然，當時還是羽翼未豐的民進黨大敗，但是，瞬間看台灣，二○○○年的總統選舉已出現政黨輪替，到了二○二○年是次大選，民進黨不但高票連任，且在立委選舉大勝，實施完全執政，擺脫當年陳水扁總統時的跛腳鴨政府。顯然，台灣人民已學會用選票決定誰該執政，誰無能該被選票踢走。

    眾所周知，是次選戰，如果投票率低，即首投族及年輕人放棄投票，國民黨勝散算在握；要是高投票率，就民進黨贏。事前民調紛紜，但都說蔡英文遙遙領先，但有時事評論員說最準的民調是賭波公司的盤口，只是相差五至八個百份點，選戰激烈。選舉前一天，我特意到台灣大學及師範大學的校園逛逛，都發現兩名校大學生都熱切討論，明確決定一定要趕回家投票。有趣的是，在校園論壇上，有年輕的偏綠講者說，國民黨無所不用其極讓年輕人投不了票。一是投票年齡定在二十歲而不是一般國家的十八歲。二是一定要回戶籍地投票，三是投票日還在期末考，讓很多大學生不敢回家。四是投票日有許多大學安排要畢業旅行，聽說要強制參加。這些措施都為擋住一部份年輕人回家投票的意欲及去路。也許是空穴來風，但都在鼓舞年輕人必須捍衛民主自由，必須投票。 

    是次親身赴台觀戰，先後參訪了兩黨競選總部。當參訪團到達國民黨總部，馬上安排集體向國父孫中山三鞠躬，我是在台灣受國民黨式的教育，當然不覺得怎麼樣，但同行的年輕人卻非常吃驚，驚訝到了這個年代，國民黨還是那麼保守。鞠躬後，現場作選戰介紹的是兩位長者，會場上幾乎沒看到有年輕人的蹤影，派發的宣傳品是刻意抹黑民進黨的樸克牌，包裝盒上印有「地表最強酬庸王」及「史上最強幹話大集合」。說實在，這些醜化政敵的宣傳遠比前幾屆選舉已客氣多了。之後，參訪團到了民進黨競選總部，真的能用星光熠熠來形容都不為過。現場非常熱鬧，除了有記招外，還有許多美國眾議員到場，當然少不了來自香港及國際媒體的記者，現場招待嘉賓當然有長者，但亦有很多年輕有活力的小伙子。宣傳看板的設計都充滿時代感，意味著民進黨是次選舉要打年輕人的主義。

    在兩黨的造勢晚會上，同樣的情況亦再次出現，同樣都在總統府前地凱格蘭大道，國民黨的粉絲都是長者大叔大媽，到韓國瑜出場，主持人馬上高喊現場有超過百萬人，我在現場，一看就知道這是個極可笑的謊話，我估算最多只有十萬人。在民進黨的造勢晚會，盡是年輕人，情緒高昂但不激烈，而且充滿了勝利感。當下，我就覺得國民黨會敗，而民進黨篤定會贏。

    無論是造勢晚會還是勝選晚會，除了一大群民眾看電子屏幕的選戰報導外，現場街化身成夜市嘉年華會，有擺攤子售賣兩黨候選人的競選紀念品，亦有各式的小食，更有席地野餐及燒烤，甚至有年輕人在現場載歌載舞，就像是在舉行嘉年華晚會一樣。

    經過多年的競選活動，選舉已成為台灣的日常，勝負已經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甚且，當選票還沒有點完，蔡英文已經贏韓國瑜兩百萬票，韓已經致電恭賀蔡英文，承認自己不夠努力落敗，民主風範及軟實力已充份展現出來。

   

伍晃榮話齋波系圓的

    去年以前，韓國瑜還是個名不經傳的賣菜郎，但一舉高票打敗民進黨的陳其邁，成為民進黨票倉的國民黨市長。去年，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大敗，蔡英文民望低迷。沒想到，香港反送中運動讓蔡英文突然「撿到了槍」，逆轉勝大敗韓國瑜，全世界都跌破眼鏡，蔡英文竟然贏韓國瑜兩百六十萬票，亦成為台灣史上最高票的總統，且在立委選舉過半，成為同時執政的執政黨，氣勢一時無兩。

    很多人都説國民黨會滅亡，我沒有水晶球，當然不知道。但是，台灣選戰好玩如嘉年華般，就是政府表現及外圍政經因素都隨時會逆轉，峰迴路轉時時有。

    是次選舉，我看到台灣人的成熟、平常心、珍惜手上擁有的自由得來不易。是否能如香港反送中事件產生蝴蝶效應，對今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及明年的澳門立法會選舉有正面影響，還得拭目以待。

抵抗與共存既是權利亦是義務

       自有生命力以來，我就與扁桃線不斷交戰。自小不停發燒，燒至嘴唇爆裂，燒至要打盤尼西林降溫，罪魁禍首都是脆弱不堪的扁桃腺發炎。一直等到小六畢業的暑假，母親決定將我送醫院把扁桃腺切掉。那時，澳門的醫療科技落後，誤以為與扁桃腺「切割」就可以遠離發燒發炎之痛。怎知道，手術後雖然真的很少發高燒，但就比以前更容易生病。

    原來，扁桃腺是人體免疫系統的一個「天然屏障」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體發病的警鐘，保護呼吸道和消化道，防止細菌侵入；產生抵抗病菌傳染的免疫體；產生淋巴球，並將其輸送到血液中。但是，當扁桃腺發揮不了該有的抵抗力時，反而成為「病灶」，可以引起許多疾病，如風濕熱、腎小球腎炎、風濕性心臟病、風濕性關節炎等疾病。

    還好，母親要我經常運動，保持充足的抵抗力。長大後，始知道自西元一世紀已有切割扁桃腺的醫學史記載，沒想道，兩千多年以來，到底要與常常讓人生病的桃腺和平共存，還是早早與之「割席」，仍是個弔詭且爭論不休的生命議題。

我的第一次溫和抗爭成功經歷

    大學四年尚算努力求學，矢志要成為一位稱職的好老師。大四下學期，同學們正議論紛紛誰是全班第一名，誰又是僑生第一名。因為，凡是兩者的第一名都可以分發留在台北當教師。一天，學院公佈了我是僑生第一名，同學都為我高興，我卻有一股莫名的失落。其實，我一直與乙班的一位香港僑生很好，我知道她的成績比我好。所以，我想學校是弄錯了。

    一天的下午，我去了註冊處請求覆核成績，沒料到要勞動處長出來親自處理。處長一副很權威的模樣跟我說：「我在這所大學註冊處工作了二十六年，從來不會犯這嚴重的錯誤，你還是好好當你的僑生第一名吧！」我懇切請他再覆核，處長終於答應，把我跟要好同學的成績再覆算一次，我沒錯，我的確不是僑生第一名，我興高采烈地回去恭喜真正第一名的同學。也許，我比同學更高興，因為這是一趟成功抗爭的經歷，原來權威是可以被挑戰，甚至是可以被擊倒的。

老師教落何謂權利與何謂義務

    大一時，世界著名教育學家約翰•杜威的徒孫是我教育概論課的老師。上課就講義務教育，多年以後，此情此景，仍記憶尤新。雷教授說，義務與權利尤如雙生子，或是一體兩面的銅板。所謂的義務是指政府有義務透過公帑給予合理的資源，讓適齡學童有平等受教育的機會。義務亦包括身為父母，必須遵守法律，把適齡孩子送學校接受義務教育。說到權利，就是政府有充足的法律權限要求家長把孩子送進學校接受教育，要不然政府就有權執行法定的懲處。與此同時，家長亦有權要求政府提供充足的資源給孩子接受完整的義務教育。

    看起來好像在玩文字遊戲，其實就是說義務裡隱含權利，權利中亦包含著義務，既對立矛盾但亦是統一整合的。就像當年台灣一首流行曲的歌詞說「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一樣。

抵抗既是權利亦是義務

    抵抗有一個人的抵抗，如抵抗病毒入侵身體；抵抗亦有集體的抵抗，就像席捲全球的武漢肺炎，除了防疫、隔離、通報、診治外，當然包括爭分奪秒研制出抵抗針藥。我們面對身體的病，無庸置疑全世界人民都擁有共同的抵抗意志。可是，當我們面對的是制度不公義，霸道橫行時，我們卻異常猶豫不決，異常的服從，甚至千方百計隱瞞，淪為持續不公義的幫兇。

    去年，迪士尼賣座電影《黑魔后2》（英語：Maleficent: Mistress of Evil）明顯告訴全世界，就算是童話電影，都會講抗爭與共存的政治。黑魔后育有一個人類少女奧蘿拉，與鄰國菲利普王子相愛，很想兩國結盟，不再戰爭。一向予人意圖不軌的黑魔后顯然已經改過遷善，反而鄰國皇后英格麗表面上擺出抵抗精靈魔域的正義心態，暗地裡卻是心存不軌，一舉想消滅精靈魔域。電影同樣帶出有趣弔詭的議題，表面的抵抗也許包藏侵略的禍心，而表面看起來是侵略的原來只是想安穩退守，和平共存。

    自去年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以來，電視或手機屏幕上，充斥著所謂「止暴制亂」的血腥鏡頭，實在到了全世界都譴責的階段。和理非與勇武成為流水式的抗爭手段，要的就是本有的民主、自由和公義等基本權利；當然亦包括一直許下的真「一國兩制與港人治港」。

梭羅、甘地與馬丁路德金如是說

    梭羅在《公民抗命》一書中就說：「反抗不正當的政府是一種道德義務。」印度聖雄甘地亦說：「只要政府的行為是可以忍受的支持它可以說是恰當的。但如果政府的行為傷害到公民國家，公民就有責任撤回自己對政府的支持。」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說：「我們決不能忘記，當年希特拉所做的每一個勾當，都是『合法的』。」當今世界有五分之一的國家憲法有保障人民有抗爭不義壓迫的權利。《抵抗的義務》作者Candice Delmas說：「抵抗意味著集體組織起來，消除系統性不義和致力糾正行為者不義造成的特定傷害。」

    看看今天的香港抗爭運動，看看今天武漢的抗爭肺炎，其實都在對抗傷害人的「病毒」。我們有足夠的理性與集體意志對抗正要席捲全球的新型病毒，為何就沒有決心與鬥志去抵抗也許不惶多讓的不公義呢？

    的確，人無完人，政府亦無完美，在抵抗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同時學會容忍，即與不公義的制度共存。前述電影《黑魔后2》女主角安祖蓮娜早在二○一三年做了舉世知名的行動，就是切除雙乳，以預防乳癌的發生。因為她帶有遺傳性有缺陷BRCA1基因。她投書《紐約時報》時說，也計劃進一步接受預防性的卵巢及輸卵管切除手術，以減少卵巢癌的發生。但是，最新研究顯示及自然醫學顯示，其實大可不必，儘早受孕生產是個既健康又有效的方法。同時癌症不是病，只是自體免疫失能。很多人體臨床醫學都證明，與癌和平共存，過樂觀快樂的生活，也許癌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到底何時該持續抵抗，何時該和平共存，既是科學，亦是政治，當然亦是一門充滿解難智慧的管理藝術，值得不段深思考究與努力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