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2日 星期二

馬丁•布伯的「我與你」是有權有勢者的當頭棒喝


     和平集會,勇武抗爭,催淚彈亂投,實彈射人已成為當前香港的日常。十月四日,香港政府立下蒙面法,除了生病以外,不能戴口罩,違者可能要罰錢坐牢。但是,此法並沒有嚇怕示威者,道理很簡單,連主張無為而治的老子都說:「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勇武示威者的基本邏輯是:「戴不戴口罩都拉人,戴左口罩多個機會保障自己。」所以,一天不用政治方法處理政治問題,局面只會更激烈悲壯。
    若從教育的角度來看,有權有勢的為政者不懂得以人為本,不好學存在主義神學家馬丁•布伯的「我與汝」的人本哲學,為政者繼續視人民如「草芥」、「曱甴」、「垃圾」,「黃屍」、甚至是yellow object,亂局沒有平息的一天。
   
香港立法議員兼公聯會理事長又是人大的吳秋北狠批李嘉誠係曱甴王
    吳秋北九月十五日在其facebook帖文表示:「李嘉誠富可敵國,能掌握一切命脈,『當此暴徒橫行亂局,吟瓜詩,網開面,就是態度,就是權威,捨我其誰!』他稱當『黑衣暴徒』聽到李嘉誠『網開一面』的言論,『當然更只能氣往政府出,暴朝警察施,惡向良民行』。」其後,吳秋北狠批說:「李嘉誠的地位超然,不會在乎任何謠言或批評,中央政法委當然也不放在眼內!」在帖文下方更附上兩張稱「由朋友分享的圖片」,一張是將李嘉誠樣貌配以曱甴的身體,其面上更印有「曱甴王」的字眼。
    其實,自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風波以來,已有報導說警務人員和建制派都辱罵示威者為「曱甴」,後來,連記者都逃不掉,也被指罵為「曱甴」。曾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時事評論員王永平日前在網媒撰文說:「把一個群組形容為『曱甴』,是製造『去人性化』的仇恨,是為施加暴力甚至殺人合理化以至正義化製造恐怖的借口。他引述例子稱,德國納粹把送往集中營消滅的猶太人稱為『寄生蟲』,而盧旺達二十多年前的滅族大屠殺中,胡圖族便以『蟑螂』稱呼對方。他期望警隊人員停止以『曱甴』稱呼示威者,否則會失去正常人的暴力界線,所謂『止暴制亂』只會令暴力不斷加劇,有人慘遭殺害是遲早發生的事,促請特首林鄭月娥和建制派正視問題。」
    如果我們聽到處在道德高地的朋友說,爭取公義有很多方法,無論如何行使暴力就不能接受。按此邏輯,無論是暴徒抑或是所謂黑警,他們都是人,都不能辱罵他們為「曱甴」或「黑狗」。

當人連「曱甴」都不如,只是一件yellow object時
    時光倒數,九月二十一日香港元朗示威衝突,有防暴警拘捕涉嫌襲警的「守護孩子行動」成員時,有警察用腳踢向一名身穿黃衣的男子。新界北總區警司韋華高(Vasco Gareth Llewellyn Williams)在例行四點鐘記招辯稱:「只見到警員踢向黃色物件(Yellow Object)。」韋Sir甚至認為網上瘋傳的片段是經過剪接,警方絕不會作出如此暴行。有傳媒發現,社交網站LinkedIn上有一個與韋華高同名同職級的帳號留言,曾以「喪屍」(zombies)形容示威者,又以「白痴」(idiot)、「瘋子」(nutter)反駁網民,直指五大訴求是廢話(nonsense)。當晚,這帳號已經關閉,無法查閱。
    不要以為像「曱甴」、「黃屍」及「垃圾」等「非人化標籤」只是口不擇言,甚或是口舌之爭,不會造成實質傷害,慘痛的歷史教訓和現代腦神經科學中都足以說明口角及非人化標籤是仇恨和暴力攻擊出現前的先兆。一九九四年四月盧安達大屠殺,胡圖族人殺死了接近一百萬圖西族人。在大屠殺前,圖西族人和當前的香港示威者同樣被貼上相同的標籤:「曱甴」。著名腦神經科學家Ablgall Marsh在其名著《人性中的善與惡》一書中,透過實驗跟我們說了腦杏仁核如果受到正負面的情緒刺激,將造成同理心或冷血的反向行為。換言之,不斷在腦袋裡標籤對方是「曱甴」,最終會造成傷害對方,但仍然覺得自己沒錯,就如香港警務處長盧偉聰說的「開槍是合法合理」是最好例證。原來,過度標籤所造成的惡果遠比大家想像中嚴重,會導致平常人突然會失去同理心,或溫文爾雅的君子突然作出極為暴力的行為等等。如果人已經會視當前有血有肉的人「物化」成為yellow object時,行使暴力更加覺得心安理得。

馬丁•布伯的「我與你」是有權有勢者的當頭棒喝
    用警棍不停棒打示威者並不能讓人猛然醒悟,只會換來以暴易暴,真正能產生醍醐灌頂的作用也許就是存在主義神學家馬丁•布伯的「我與你」人文哲學。在不斷物化的時代巨輪下,人類需要某種的回轉,從「草芥」、「曱甴」、「垃圾」,「黃屍」、甚至是yellow object,重新找回「我與你」的關係。從宿命、從物質中、從帶著面具鬥過你死我活的戰場中回轉,讓真正的「我與你」相遇及彼此善待。
  馬丁•布伯(Martin Buber)在其名著《我與你》(I and thou)一書中,就曾寫下:「難道我們沒有發現現代的工作方式與占有方式幾乎把相遇人生與相遇關係之任何痕跡蕩滌乾淨?」簡單而言,我們活在精神生活完全被物質價值取代的年代,人與人之間淪為工具的關係。把人物化,等於是把人視為達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把人作為人格來對待。同時,物化對方不僅僅貶低了別人,也貶低了自己,因為關係本來就是對等才能相互尊重共融。

教育的目的:讓精神充盈,我與你相遇
    最近,香港Cemetery News墳場新聞作者青永屍出版了一本新書《你個教育制度壞咗呀!》狠批香港教育把一個個滿腔熱血的小伙子都成為了學習機器。這樣的社會,當然是「壞咗」。責任在誰?是家長?是教師?是校長?抑或——是制度?
    香港教育制度真的壞了,實在壞在骨子裡。即一味追求成績,成績優良如林鄭月娥就是菁英,成績不良就是曱甴烏蠅。人文關懷早已在香港教育體制裡被邊緣化了,才釀成今天的政經社會亂局。顯然,布伯很清楚告訴大家,要在家庭、社會及政商界締造健全的「我與你」關係,首要先從當前壞左的教育開始著手。布伯說:「教育的目的是教學生如何讓精神充盈人生,如何『我』與『你』相遇」。在布伯看來,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步入「我—你」關係並展開「對話」的能力。而最好的教學方法就是「師生之間的平等對話」。
    林鄭月娥經常把We Connect口號掛在嘴邊,甚至成立對話辦公室,試辦對話活動。但是,卻縱容警隊物化示威者,甚至市民,何來真正的的We Connect呢?也許,港府真的要收拾殘局,除了要好好回應社會的訴求,筆者建議港府,從特首開始到警隊,好好讀書,最好辦讀書會,腦神經教育學者已明言,讀書會能療癒心靈創傷,能化解人我的仇恨,能重新把人與人連繫起來,第一本建議要讀的書就是布伯的名著《我與你》(I and thou)。
    有網民戲謔說,有曱甴出沒一定是因為家很污糟邋遢,有權有勢的為政者,如果不謙下承認有絕大部份責任搞到香港這個家污糟邋遢,只會繼續視市民如曱甴,見一隻打死一隻。可知道,家裡發現一隻曱甴,暗角就藏了一百隻,一隻雌曱甴一生就可以產下四百隻曱甴,你點打死得咁多啊!

《現代啟示錄》與《星際任務》的慾望空虛


        瑪竇福音第十六章耶穌回答法利賽人及撤杜賽人時說:「到了晚上,你們說:天色發紅,必要放晴。」之後再說:「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用這兩小段話來說明《現代啟示錄》與《星際任務》兩齣電影給予人類重大的教訓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歷久不衰的《現代啟示錄》及其教訓
   《現代啟示錄》(英語:Apocalypse Now)是一部1979年美國電影,由導演法蘭西斯•科波拉執導,根據波蘭裔英國作家約瑟夫•康拉德的中篇小說《黑暗之心》改編,編劇只選取了原著的結構精髓,卻沒有完全照搬劇情。故事內容講述戰爭期間,一名美國陸軍特種部隊軍官奉命去刺殺另外一名叛徒,據地為王的美軍上校。通過他在途中的種種經歷,深刻地揭露戰爭對人性的摧殘和人性最深層的恐懼,並反映原始叢林文化和美軍的戰爭行為,對文明是否真有進步做出質疑。更重要是揭示出人心不足,且不受制衡,人會變成魔,人間淨土亦會變成地獄。
    片中第一騎兵師搭乘UH-1直升機,進行空中機動作戰的片段,導演透過撼動人心的畫面及精心安排的配樂,展現出了軍事行動的磅礡氣勢,卻又同時襯托出了畫面上戰爭進行的殘酷血腥,這也成了影史上的經典片段。
    1968年,特種部隊上尉班傑明•韋勒奉命前往越南「制裁」已失去控制的上校華特•寇茲(馬龍伯蘭度飾)。寇茲已不受上級指揮,在中立的柬埔寨指揮自己的部隊,並被土著當作半神崇拜。在逆流而上的過程中,韋勒見證美軍使用各種激烈殘暴的行為來殺害無辜平民,讓他不禁開始思考所謂文明的意義。韋勒觀察著這一切,一片混沌之中沒有人知道自己在做甚麼,每到一處,韋勒都在詢問「誰是這裡的指揮官」,然而始終沒有人能夠回答他。直到他找上了寇茲。
    有一日,韋勒得知六個月之前有人被指派相同的任務前往刺殺寇茲,但是失敗;上級說他自殺,後來韋勒發現他實際上加入了寇茲。最後在叢林深處,韋勒終於找到寇茲;片末韋勒用大砍刀殺死寇茲,最後在土著的注視及膜拜下帶著寇茲留下的紀錄與最後一名船員蘭斯一同乘船離開。
    從個人的虛無,到群體的虛無,再到政治的虛無,整個逆流之旅是秩序文明崩塌的過程,也是善與惡不斷模糊滑脫的過程,當河流抵達盡頭,寇茲的獨立王國在隨處可見的屍骸中顯現,諷刺的是,在這裡,由於自身世界的破碎,被擊傷又無法痊癒,人們只好採取自我調適、自我安慰的方式,透過寇茲代言,把引發自己痛苦的品質判為「惡」,把那些能夠減輕自身痛苦的品質視為「善」,野蠻與秩序卻在善與惡的對沖中並存。寇茲與韋勒實際上是道德的兩面一體,一個殺人,一個愛人。
    《現代啟示錄》成為了真正尼采式的「現代啟示」,誠如尼采所說:「那些聽不見音樂的人認為那些跳舞的人瘋了。」這齣電影已經不僅僅是在講述戰爭,它和越戰關係不大,與原作《黑暗之心》關係也不大,它直指的是整個現代文明的悖論,是現代人不斷陷入無底慾望與逃避空虛的悲鳴。

《星際任務》從空虛重返真實簡愛的世界
     《星際任務》(英語:Ad Astra)是一部2019年美國科幻冒險尋親電影,由大明星畢比特演往海王星尋親的太空人羅伊,父親克里福德(由曾演過《黑超特警組》的湯米•瓊斯)飾演。故事描述一名太空人試圖尋找多年前在任務中失蹤的父親,父親單獨執行海王星任務並被認定失蹤二十年後,為了找出外星生命情報的跡象,對方的位置及情報可能會對整個太陽系產生影響,同時也想得知他任務失敗的原因。
    《星際任務》片中,羅伊被美國太空司令部延攬,請他協助完成「利馬計畫」(Lima Project) 。利馬計畫是一艘失蹤的探險船,由羅伊的爸爸負責駕駛,推測已在二十九年前就被摧毀。由於地球一直受到宇宙湧波 (Surge) 的破壞,造成嚴重的電路問題,釀成無數生靈塗炭,太空總署認為一切都是利馬計畫上所裝載的反物質惹的禍。羅伊秘密地經月球前往比較有可能聯繫上父親的火星,沒想到他所接收到的大部分情報都是假的。美國太空司令部其實想殺掉克里福德,他們請羅伊來,只是為了得到克里福德的回應,藉以追蹤他的所在位置,好指派一支備有核彈的軍隊前往殺死克里福德。羅伊發現之後便破壞這項任務,並獨自前往父親身邊,希望能摧毀利馬計畫,並拯救父親的性命。最後,他們成功毀滅了利馬計畫,克里福德認為自己多年找尋外星生物任務失敗,加上亦無意重返已經非常陌生的地球,寧願切斷兒子的連線,長眠於無限空虛太空中,羅伊則踏上返家的歸途。
    在整齣電影中,最難理解的部分就是結局了。羅伊在重返地球的漫長旅途中,一邊昏昏沉沉,一邊又很清醒,深深明白父親為了滿足個人的星際探索慾望,竟然拋妻棄子,但到頭來只換取無窮的空虛。當羅伊踏上回家路上,所有的內心解析與體會,開始互相糾纏、融合,了悟到所謂的星際救援任務原來是個空洞的騙局。故事到了最後,妻子主動重拾舊愛,正是羅伊人生最大的得著。

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
    《現代啟示錄》的寇茲及《星際任務》的克里福德,雙雙叛變了,一個做了越南雨林的土王帝,一個做了星際霸主,以為就等於賺了全世界,到最後,原來是南柯一夢,一個被砍死,一個自願星葬。
    兩齣電影的主角,一個韋勒,一個羅伊,都曾在戰場與星際的逆流而上,可幸有一份來自內在良知的警醒,不再蹈寇茲及克里福德的後塵。近日,去學身體神學,已故教宗若望二世的創見再次提醒我們,天主給了我們充份選擇的自由,包括犯錯的自由。但是,藉著耶穌的行實,提醒我們,在眾多的自由選擇中,原來我們可以擇善固執,不隨從肉慾,反而隨從天意。耶穌說到了晚上,天色發紅,第二天就會放晴。同樣,只有勇於捍衛靈魂的自由,讓愛與公義成為靈性生活的最佳動力,我們才能真正享受到自由的況味。

2019年10月4日 星期五

政治進校該視如細水長流


        很多年前,筆者擔任一個婚姻及家庭生活教育團體的主席時,曾拜訪學校,想跟青少年談愛滋病,卻多次遭到校方強烈反對說,我們學校的學生都潔身自愛,點會有愛滋病,既然沒有愛滋病,根本就不必認識愛滋病。多年來,未婚婚懷孕中學生都會非常徬徨,因為學校知道後一定會勸令退學。要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勇敢生下孩子已經很難能可貴,更可貴的是當他們願意一邊當媽媽,一邊讀書想扭轉命運,多年為這些未婚媽媽奔走找學位,成功率是零。筆者擔任中學校長時,幫助多個未婚媽媽重返校園,但通常都只能透過入讀晚上的回歸教育,學生亦好不容易熬到畢業。
    曾幾何時,愛滋病進校是洪水猛獸,今天已經是學校性教育必修的課題;根據統計普查局數據,二○一六年,母親介乎十五至十九歲的新生嬰兒有三十一個,二○一七年共二十九個,二○一八年共十九個。眾所週知,除了這些既勇敢又得得相應支援的未婚懷孕少女之外,相信有更多嬰兒命喪在澳門無牌或內地庸醫手上。雖然,社會已經變得開明進步,但是,要學校接受未婚媽媽重返校園,似是比讓愛滋病進校園討論更難上加難。要說愛滋病進校難,原來,政治進校實在比未婚媽媽重返校園更難,更談虎色變。孫中山先生說,政治乃眾人之事,如此平常的事情,為何比洪水猛獸更可怕呢?

我是怎樣讓學生快樂地學習眾人之事
    多年前,筆者剛從大學教職轉到一所中學擔任校長,一開學就組織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學生會,容讓學生會參與更多學校事務。沒想到一向傳統保守的校風,迎來激盪人心的改變。首先,有學生提出女生制服與時代脫節,要求換制服,其實,最好的換制服方法是舉辦校服設制比賽,承諾冠軍設計成為女生制服,一年後,全校女生就穿起票選冠軍的制服。
    學生會定期舉辦與學校領導層對話,但事前必須遞交相關議題給雙方準備,對話會公開進行。第一次對話會,學生最關心的是學校小賣部的魚蛋為甚麼比校外的貴?很勤奮的學生會代表搜集了學校附近食肆的魚蛋售價,的確學校小賣部賣的要貴。在對話會上,學生會找來不同食肆魚蛋的樣本,學校小賣部亦有。雙方陳詞後,學生會始發現在外面買的魚蛋沒有產地來源標籤,而學校小賣部售賣的就有,而且都定期送交政府有關部門抽檢,確保安全。經過對話後,學生會明白學校小賣部的魚蛋品質較外面的要好,又有產地來源,且經過政府抽驗,成本自然比較高,賣貴一點亦屬合理。
    除此外,學校積極推動餘暇活動,邀請知名立法議員吳國昌逢週三下午來學校教時政評論。學校的校園電台,校園記者經常報導學校實況,且印製有評論文章的刊物。       

政治進入校園,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德國「U18選舉」
    德國那納粹獨裁無道的希特勒時代過去了,他們深深了解文明政治是要透過良好政治教育才能達成的。盲從聽信政治人物的結果,就是國家最大的災難。德國的政治教育的重點,不在於你要聽從誰的指令,不是你是誰的粉絲,而是要擁有獨立思想與思辨的能力。而這是他們認為杜絕獨裁、不再重蹈歷史覆轍最好的辦法。
    德國重視政治教育,不是紙上談兵。為了營造健康的政治文化,德國總動員投入政治教育工作,希望學童提早接觸政治,視政治為生活的日常。而他們的政治教育不是公民與道德的書本教材,也不是把大家帶去國民教育營洗腦,而是讓未來的公民嫻熟公民事務,舉辦模擬選舉,討論公共事務。
    德國要年滿十八歲才可以有資格選舉,德國政府為了讓未成年人能提早了解公眾事務,熟悉選舉的程序與目的,提昇青少年對公共事務的志趣及能力,政府特地在正式選舉的前九天,舉行年紀小於十八歲的孩童與青少年選舉,讓未成年人可以提早參與政治、了解政治,候選人也藉此了解潛在選舉人的需求。這個活動就叫U18(unter 18)選舉。
    這個未成年卻毫不兒戲的模擬選舉始於一九九六年,無論國會議員選舉、地方邦政府以及歐洲議會選舉,都會在選舉日之前九天舉辦一場給十八歲以下孩童與青少年的模擬選舉。在模擬籌辦選舉活動中,政府選務單位只是擔任輔導的角色。模擬選舉的活動可以有多樣化的規劃。籌辦的單位會邀請不同政黨理念的政治人物來參談討論與交換意見,讓模擬選民有機會了解候選人的意見,並與他們做直接的交流,原來這才是整個選舉活動的政治教育目的所在。參與選舉的青少年必須要學會勇於表達自己的政見,政治人物必須認真關注與回應。二○一七年的國會選舉,全德國有二十一萬五千個青少年參加模擬選舉,選務主管機構獎勵學童青少年自製創意隔離投票間及投票箱,讓孩子持續保持對政治的關切態度。

學校是政治中立的鎮地嗎?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9/2006號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第二章〈
教育制度的原則和目標〉第三條的基本原則規定:「不得以任何哲學、美學、政治、意識形態或宗教信仰的方針規範教育內容。」根據常識,所謂的「不得」只是形同具文,很不現實,那會有宗教辦校的、有愛國主義辦學的,不會把宗教信仰價及意識形態帶進學校的呢?教會學校不傳教即不是教會學校,愛國學校不教愛國就不是愛國學校。
    筆者倒想反過來問,「校園內真的可能沒有政治嗎?」那討論「政治」的公民課及德育課,要不要刪掉呢?公民教育課程中,政治本來就是不可缺的一堂,如何教導孩子正確認識政治及政黨運作,顯得非常重要。其實,辦校者也好,家長也好,都知道政治就是這麼無孔不入、這麼全面的影響我們的生活,那麼,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應該是:「政治應該如何進入校園?」

讓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是不切現實的
    所謂政治不介入校園究竟是認為學生的政治判斷力不足,還是學校有既定政治立場,從而得出我校不喜歡的政治立場就不能進入校園?所謂學校政治中立往往指行政中立、政治不介入校園指的是校方不得用公家機關的資源去鼓吹某種特定立場,政黨或政治社團不應該介入學校的行政及日常教學運作中。至於學生,理所當然可以有自我意識形態,無論在學校發表任何政治理念也不該被禁止、干涉。
    開學伊始,教青局就邀請校長開會,希望學校就近三個月香港的政治狀況,在校園裡給學生展開多元理性的討論,這不就是善意地讓政治進入校園的好舉措嗎?真理越辯越明,政治立場越辯越應該學會彼此尊重,無論是無立場的,又或是黃絲抑或是藍絲,都學會透過文明對話化解彼此的對立。


澳門的士之前世生


    俗稱《新的士法》的第3/2019號法律《輕型出租汽車客運法律制度》實施三個月看似卓有成效。據媒體報導,一名涉及習慣「劏客」的士司機於本月十二日上午在關閘接載一名內地女遊客時,藉詞「交通高峰」向乘客多收二十元車資,涉事司機被逮捕送交治安警偵辦,揭發他已連續第四次觸犯濫收車資等違規行為,治安警檢控後已將個案移送交通事務局,這名的士司機面臨被註銷的士駕駛員證。治安警透露,根據規定,將有機會成為《新的士法》生效後首宗被「釘牌」的涉案的士司機。
    日前,筆者出席電台時事烽煙節目,討論《新的士法》。眾所周知,澳門的士業惡名昭彰,拒載與濫收車資最為人詬病。擾攘多年,業界認為是嚴苛的《新的士法》終於出台,實施三個月,成效顯著。治安警公佈數據,六月份錄得的士違法行為共一百一十三宗, 其中濫收車資四十七宗,拒載廿一宗,較五月份大幅減少百分之七十七,治安警認為新法的確收到阻嚇作用,的士司機守法意識正逐步提升。
    筆者認為治惡表用嚴法是理所當然,亦為普羅市民所接受。至於業界有聲音說要加價,則要看業界表現及有何提升服務質素的方案出台再行商議。有自稱的士司機的聽眾致電節目,溫和地批評筆者並非業界,言論離地,不明白司機營運一台的士的困難,強調加價只能保住飯碗。筆者同意,的士司機每月要付一萬多元租金給車主,還需付高企的油價,的確百上加斤,但是,我們要問的士僅僅是把客人送到目的地的公共交通工具,還是號稱國際旅遊都會的優質交通服務呢?

 澳門的士之前世生 
     童年時住板樟堂街,家旁就是開業幾年的紐約的士門市。當時,澳門是一個以手工業為主的小城市,經濟並不發達,能坐的士也許是有錢人。因此,在路上行走的的士數目不足六十台。直到一九六三年,逸園狗場的開業,一九七三年葡京酒店開幕,澳旅遊業迅速發展,的士行業生意興隆,的士增長至四百多台。六十年代初的澳門,的士是沒有咪錶的,不能以距離作爲計算單位,而只能以坐一程車作爲計算,五座位收費一元五角,四座位收費一元。一九七四年七月開始使用咪表收費,當時首二英里行車收費2.5元,之後每行駛1.2英里跳錶,每次跳錶收費上升二角。到了一九八四年,機械咪錶改爲精準的電子咪錶,對司機和乘客來說更爲公平。
    六十年代中期,澳門只有很少人願意用七、八千元(當時工資大約爲百元一個月)購買一部私家車來改裝成的士。後來因為澳門旅遊業興旺,的士數目大增,因此政府於一九六五年開始停發所有的士牌,一九七四年大橋通車後,政府才再次發牌,但數量不多,而當時價格大約爲澳門幣十一萬多一部。一九八七年發出黑色的士牌,大約是六十多萬左右,一九九五年澳門政府因市民的需要,再發出三十個牌,而底價爲六十萬元左右,最後拍賣價連稅最高達一百八十多萬,自此,澳門的士由賺錢幹活的公交搖身一變成為投資產品。今天,口袋裡沒有五百萬元,休想投得的士牌。澳門政府執意不肯更改發牌制度,如像台灣般駕者有其車,意欲改善的士服務質素,只能緣木求魚。

的士業中的害群之馬
  各行各業中都有害群之馬,的士業亦不例外,要說因為營運成本高,必須挺而走險,完全是說不過去的託辭。筆者深信,一直以澳門為家的的士司機,絕大部份都敬業樂業,沒有人願意把一隻老鼠扔到自己的米缸裡。惟是,害群之馬的確禍害澳門旅遊形象多年,亦讓澳門陷於旅遊騙都之污名。惡司機歛財方法五花八門,基本上離不開以下三大類:
1.
拒載:澳門地小車多,掘路遍地開花,形成許多地區處於長期交通阻塞,其中亦因為上下班尖峰時段,司機聞地點色變。雖燃,的士停車仍然會跳錶,但稍為懂得小學數學都知,停車跳錶的收入遠不如一路順風的跳錶車資。所以,比較急功近利的司機一於拒載,放長線釣大魚,又或是乾脆停在賭場門口劏客。
2.
兜路:無良司機比一般人更善於察言觀色,懂得分辨那些是好欺負的善男信女,一旦遇上,就來一轉帶你遊花園,坐收兜路之利。但是,遇上打開GPS地圖的遊客,又馬上變得正正經經,按最短的路線行走。筆者在台北經常坐的士,司機總會商議路線後才開車,免得有爭執。《新的士法》通過執行,必須在車廂裡裝上GPS,還有錄音及錄影設備,想兜路就難上加難了。
3.揀客與濫收車資:《新的士法》生效後,法例規定的士司機若與乘客議價,將被罰款一萬五千元,等於司機一時忘記或不小心沒有「落旗」就開車的罰款一樣勁辣難啃。因此,大多司機不再「冒險」載客,基本上沒有司機願意在颱風天開工,揀客更可能被逮到重罰。

邁向優質服務的的士行業
    澳門人均收入到了兩萬大元,受教育水平至高中或以上,澳門已躋身世界旅遊之都。也許,「牛記笠記」的年代應該結束。舉一個例子,活在的士司機競爭激烈的台北,絕大部份的士司機穿上襯衫外套背心及打領帶,談吐溫文,鮮少抽煙咬檳榔,髒話更是很少聽聞。《新的士法》僅僅是一套他律的強制法律制度,透過罰款甚且釘牌來建立的士司機的公信力。但是,提高的士司機的服裝儀容及談吐舉止絕不能依靠法律,只能透過教育提升及人文修養,才能予乘客賓至如歸的服務。這些要求並不那過,因為跟營運成本無關,只跟司機的自我形象及澳門的國際品牌形象有關。
    《新的士法》無疑在許多罰則都有嚴苛及爭議空間,政府及業界,甚至公眾都可以共同參與修訂。但是,新法的確讓澳門的士業掃除污名,洗底革新,際此良機,要振興的士行業好應該由內至外推展,硬件、軟件及人件皆須優化的時代已經來來臨。
    新政府快將登場,的士發牌制度好應該重新上路,去投資化,積極創造駕者有其車的新時代,將是澳門的士的今生及未來。

《桃姐》到《淪落人》看照顧者的掙扎



         人的一生,都是先從被照顧者,獲得充裕的關愛後,慢慢轉變角色成為照顧者,然後,到了人生最後階段,又變回被照顧者。簡單而言,人就是活在被愛與去愛的互動場域中。
電影《桃姐》與《淪落人》都是低成本製作,講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的故事,前者是小主人Roger(劉徳華飾)從被照顧者的角色變成照顧者的角色,照顧在他家當了四代傭人桃姐(葉德嫻飾);後者是坐輪椅的主人梁昌榮(黃秋生飾),從被照顧者的角色變成照顧者的角色,去照顧幫打工的菲傭Evelyn (姬素•孔尚治飾)。有趣的是,兩齣電影都講家傭故事,一個是梳起唔嫁的本地家傭,一個是飄洋過海的外地家傭。許鞍華憑《桃姐》奪最佳導演,陳小娟憑《淪落人》拿新晉導演獎;葉德嫻拿最佳女主角獎,黃秋生拿最佳男主角獎。題外話,現實世界裡的葉德嫻及黃秋生都是社運尖兵,無懼影壇惡勢力的「封殺」,甘心情願成為社運青年的照顧者。
照顧者的身心靈及社會處境逐步受到關注,甚至寫成書出版,如有香港社工就寫成有血有淚的《我係社工,搵人輔導下我唔該》。在澳門,社工局亦接納外地研究,積極考慮是否要發放照顧者津貼給家中有特殊需要的弱勢社群。也許,這兩齣戲的主角正在不斷樂意置換對方的角色。

《桃姐》從照顧者老化成被照顧者的角色掙扎
《桃姐》英文片名叫A Simple Life,就是簡單的生活,簡單的人物關係和簡單的故事。據說,故事改編自監製兼編劇李恩霖的成長經歷,也是因為親歷過像桃姐一般的照顧及關愛,才能編出如斯感人的故事。葉德嫻飾演的桃姐,從少女時代已「梳起」,進入梁家作傭工,照顧老老嫩嫩四代人。由於梁家大部分人已移居海外,只剩下劉德華飾演的大倌Roger留港,桃姐繼續留在梁家,把自己的母愛傾注在Roger身上,也享受與Roger一切起居可以被照顧的生活。
    桃姐中風入院後,為了不想耽誤Roger,決定入住老人院,Roger經常到老人院,反過來成為照顧她的人。Roger關愛溫情,支撐著桃姐抵禦晚景的悲涼。有一次,桃姐臨推進手術室前,神父在病榻旁讀《聖經》:「天下萬物都有定時,哭有時,笑有時,生有時,死有時。」桃姐幽了大家一默說:「吃奶嘴有時,進棺材有時。」她對Roger坦言:「我不怕,半截身子都在土裡了,人的命,天注定。神會給我們安排的吧?」最後,桃姐在Roger的照顧中離開人世。

同樣,黃秋生的母親曾因病要坐輪椅,有照護她的經驗,讓他演起來特別傳神。導演陳小娟也透露自己的媽媽也曾因意外而坐上輪椅,揭開《淪落人》幕後的催淚作用。片名《淪落人》靈感來自於白居易《琵琶行》當中的名句:「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導演陳小娟認為這兩句話代表著片中兩位主角共通之處,都是有緣千里能共住,他們都處於人生的谷底,而縱使人生經歷不同,既然有緣相遇就該好好珍惜這段緣份。
    昌榮妻與子移民過新生活,因工傷意外半身不遂,要在輪椅上度過餘生。日常起居生活都要靠他人協助。要獨自生活,非得依靠不會講粵語的Evelyn照顧不可。Evelyn為了逃避失敗的婚姻,離鄉別井,來到昌榮家打工。為了生活,Evelyn要面對陌生環境,狹窄生活空間,學懂與昌榮相處,決志做一個稱職的照顧者。為此,必須放棄成為攝影藝術家的理想。
    正正大家都是淪落人,在人生低潮中反而能相濡以沫,互相鼓勵。Evelyn告訴昌榮說:「雖然你無法選擇不坐輪椅,但是你可以選擇如何坐在輪椅上。」而昌榮亦從自己拮据的綜援中,調動一筆錢送了一台相機給Evelyn,給她更多的時間空間去拍攝自己的夢想,甚至幫她設計作品集參加比賽。Evelyn終於開個展,好評如潮,真的當起攝影藝術家,而昌榮亦義無反顧,樂意回到自己的老巢,過著被照顧的生活。

科學證實:「照顧者」比「被照顧者」更快樂
    現實中,人性非常軟弱,每個人多少都傾向成為被照顧者。理想中,學校與社會都倡議「施比受更有福」,原來,真是有科學證據支持。心理學家告訴我們,具有高度同理心的人更傾向成為「照顧者」,因為,同理心就是設身處地為人著想、是主動關懷和協助的能力。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的一篇研究《The empathic brain: how, when and why?》指出同理心能帶來積極的生理效應:
1.減少壓力:降低血液中皮質醇(俗稱壓力賀爾蒙)和腎上腺素的水平,提高抗壓性。2.幫助情緒調節 :付出與助人是正向思考的過程,若能得到對方感謝反饋,會刺激大腦分泌多巴胺,使前額葉驅動愉悅感受,使人專注於正向情緒中。3.消除倦怠:「付出」並不是件累人的事,給予的過程會增加成就感與掌控感,並促使血清素濃度增加,幫助消除憂鬱和疲倦。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Elizabeth A.Segal告訴我們:「對人慷慨、付出關懷會減少我們專注在自身狀態上的時間 ,停止過度自我放大, 焦慮指數與壓力水平相對也會降低。」她補充說:「同理心就是感受和理解他人的經歷,以深刻而有意義的方式將人們聯繫起來,保持與他人的聯繫是刺激催產素分泌的要素之一,會使我們感到幸福快樂。」
    溫馨提示,所有母親從懷孕至照顧嬰兒階段,腦部都會指揮製造摧產素,讓母親更有同理心,更有耐性去照顧新生兒。同樣,當我們樂意去照顧別人時,亦會製造摧產素,甚至是多巴胺,讓人充滿快樂的感覺。當然,在關心別人的同時,千萬別忘了好好照顧自己。

《桃姐》與《淪落人》讓我們看到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都是有福的
      Evelyn其實係摩登版《桃姐》,為何習慣成為照顧者就品性難移?因為照顧者在過程中享有摧產素及多巴胺的快樂。當然,人都是會累會情緒化的動物,只要過度照顧,抑或是過度被照顧,都讓人有織窒息的感覺。
     美國親子心理學Carin Rubenstein寫了一本不朽著作,就是《犧牲不是美德─孩子不需要過度犧牲的母親》(The Sacrificial Mother),提醒我們,無論是照顧者抑或是被照顧者,一旦認定自己是個犧牲者,一份本來真摯單純的關愛關係馬上降格為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
    人生中,好好享受成為照顧者及被照顧者罷,亦應視為一份天賜的福分罷!

林鄭月娥應上的對話課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自上任以來,言論出位,「慈母論」的歪理受盡天下父母唾;「閘機論」更暴露其愛物而不愛人的人格缺陷。前兩天,在逢週二的行政會議上,林鄭很自鳴得意說:「警方正經歷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過程漫長及充滿不確定性、不可預測,除了一些公眾關注及有不同意見的重要事件外,事實上三個月來我們沒有在香港看見重大死亡,按國際標準是頗為出色。」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躲在禮賓府好一段日子後,為了所謂的修補社會撕裂,林鄭政府正努力搭建一個可笑的「對話平台」。第一個笑點實在讓人哭笑不得,是一邊說愛青年學子,所以要展開對話,一邊卻繼續透過警暴打壓青年,連兒童都「要拉要鎖」。另一個笑點是一個自恃很打得的政務官,過去完全對話政績零分的林鄭,無知到以為自己深諳「對話」竅門。第三個笑點是林鄭民望負分,何來有資格跟市民對話。根據香港民意研究計劃九月二十五日的公佈,特首林鄭月娥最新評分為24.9分,支持率為18%,反對率為74%,民望淨值為負57個百分點。至於市民對現時經濟、民生及政治狀況的滿意程度方面,三者的滿意淨值均為負數,其中市民最不滿意的狀況是政治,滿意淨值為負82個百分點,其次是民生(負57個百分點),最後是經濟(負35個百分點)。民主民生狀況的滿意淨值再創有史以來最低。按照其競選承諾,早應該下台。但是,林鄭不單食言在前,還無賴在後,賊喊抓賊,明明自己是暴亂的始作俑者,卻假裝要透過「對話」正本清源。沒想到,本來「對話」是非常讓人振奮的詞彙,但出自林鄭的口,卻成為比粗口更難聽的話語。
    經過精心安排,林鄭月娥終於在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首場「社區對話」,她興高采烈地向傳媒說已有超過兩萬多名市民報名,經電腦抽籤抽出一百五十名市民參與活動,林鄭表示說:「希望對話可以在一個和平、理性、冷靜的環境進行,她會以誠懇、謙卑的態度聆聽意見,又指無論有多艱難,都一定會持續進行社區對話。她又說,過去已參加過多場閉門、小範圍的深度對話,在交流中獲益良多,聽到很多運動參加者所分享的看法,指政府稍後亦會隨機抽樣,希望找到一個有代表性的群組對話,或針對特別議題交流,亦會考慮在網上對話。」

對話第一課:無前設及有同理心
    真正的「對話」,首要建設一個開放、平等、互信的對話環境,但是,有批評指社區對話設立諸多規矩,例如不得攜帶揚聲器、豬嘴、頭盔、橫額等,不可阻塞場地出入口等,林鄭月娥指,規矩並不是為了扼殺參加者發表意見,而是希望對話能在一個相對和平的環境裏進行。她稱,政府承諾不分背景、政治立場,隨意讓參加者發表意見,甚至可以表達憤怒。看到林鄭的反駁,市民只能慨嘆林鄭只識港鐵閘機那條鐵,對於何謂「對話」,只能給她一個零雞蛋。
    要建設互信及有價值的「對話」,林鄭率先補一堂心理學的同理心課。根據同理學專家說,「對話」就是一個來回溝通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一方接過對方發來的「刺激」訊號,不要以為馬上給予一個具體「行動」作回應就了事。原來,受到「刺激」的人會率先啟動「感覺」,感覺無分好壞,但就有分爽與不爽。如果很爽,就會誘發出一股非常正面的「解釋」,人通常不是按事實行事,反而非常依賴觀感去解釋事實來行事;如果「解釋」正面就會引發出正面的「意願」;如果解釋負面,就會引發「低意願」。最後,正面意願會帶出正面行動,負面意願或會無行動,又或是會帶出很壞的行動。早在六月,林鄭一直拒絕撤回送中議案,甚至兩三百萬人上街遊行,林鄭依然故我,這樣的「刺激」直接讓市民的感覺很難受,難受後,市民一定會憤怒,同時亦會提出許多訴求。但是,至今,五大訴求只答應了一項,導致市民對林鄭政府產生諸多不好的解釋,接著引發出很多強烈要求政府改善的強烈意願,最後,一切的意願皆化作勇武行動。要是林鄭一直不去從同理心探索如何建構與市民同心同理的關係,再說上千百片所謂的「心痛」,市民不單無動於衷,更可能帶來反效果,於是無補。
   
對話第二課:懂得對話要先要懂對焦(Focusing)
同理心理學家簡德林(Gendlin.E.T.)寫了一本很重要學會對焦的暢銷書《聚焦心理:生命自覺之道》(Focusing),透過冥想及呼吸,找回自我,自覺才能出現。然後,學習完全不批評的情況下,全然聆聽對方,就算意見相左亦應視為等閒。待聽完全部後,先作簡單的覆述,追問對方是否有理解錯誤,確認後,才說出自己的反應及意見。這為普通人來說很難,為林鄭來說更難。因為,一個身居高位,習慣發號施令的女強人,要學會放下身段,全神貫注聆聽而不反駁,除了釋出善意及誠意外,更要有「懸樑刺股」般的決心及毅力,不斷磨練,就如有口吃的英皇喬治六世般,方能讓參與對話的市民覺得林鄭非常有誠意,且在學習以人為本的為政政態度。

對話第三課:懂得對話的正負面結果
  「對話」通常最美麗動人,人我雙方皆有平等及悅樂的感受。但是,當「對話」雙方權力不對等時,而其中一方很想贏另一方,就會率先出現比較溫和的「遊說」,試圖讓對方被說服,即是溫和的服從。可是,當有權一方發現「遊說」不奏效時,便會嘗試用稍為強烈的態度「控制」談話局面。要是「控制」不得要領時,有權力一方必定會用更強硬的方法去「威脅」對方就範,不然就要承受可怕的懲罰。許多時候,「對話」是表面功夫,內裡其實是「遊說」、甚至是「控制」,最後,狐狸終會露出「威脅」的尾巴。過去,這種低烈套路林鄭都用慣了。所以,和理非非及勇武抗爭的市民皆視林鄭「對話」為政治秀。
  香港要止暴制亂,首要林鄭以身作則,不要亂說話,不要亂作政治秀,回歸本源,學會真正的對話能力,亂自然平息,民心亦能回歸,普羅市民亦能如常生活。


人人都應當知道「突然死亡」的哀傷之道 

      上週本欄拙文《先看見人,再談看不見的屍體發現案》刊登後,引來不少讀者關注,而社交平台上的回應亦相當正面。這些回應令筆者更加確信,澳門人並不是不關心死亡,更不是對自殺無動於衷;相反,大家關心的,正正是死亡發生以後,那些仍然活著的人怎樣辦。     自殺,是「突然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