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日 星期三

教養之道:「假開明」是控制 ,「真開明」是自主

 


    「你自己選吧」,「我們尊重你啊」,「你想清楚就好」。這些語句已經是當代中產家庭不停出現的教養話語,聽來溫柔理性,甚至充滿自主精神,放手讓還子學習自主。但當每一個選擇都被否定、每一次嘗試都被修正,孩子終究學會了,選擇只是一場戲,真正的決定早已被父母預設好。

    在一段流傳甚廣的社交平台故事中,一位十歲男孩在百貨公司裡因為選不到自己喜歡的鞋而當場爆哭。他的父母不曾對他大聲呵斥,也未曾粗暴干涉,卻在每一次選擇之後以「理由」將他推回既定軌道。這樣的「假開明」,沒有明顯傷痕,卻可能對孩子的自主性造成長遠傷害。

    在這個強調自由、多元與尊重的教育時代,許多父母自認「開明」,他們讓孩子「發表意見」、參與「選擇」,甚至鼓勵他們發展興趣與夢想。但當我們進一步觀察,會發現這種開明往往只是一種假象。所謂的自由選擇,不過是在父母預設的框架中挑選較溫和的順從方式;表面上的民主對話,也只是用討論包裝的強制命令。這正是今日家庭教育最矛盾現象。

直升機父母:在焦慮中代孩子決定他的人生

    假開明是披著理性外衣的控制,直升機父母是假開明的最佳證明。直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這個詞,來自父母對孩子生活的全面干涉與過度介入。他們盤旋在孩子頭頂,時刻監控與介入,從幫孩子挑興趣班、選科系、處理人際關係、安排未來出路,甚至連孩子面試的答案都想預先準備好。他們往往用「為你好」的名義正當化自己的操控,但研究卻顯示,這種高度干涉型教養容易使孩子產生自我效能低落與心理倦怠。

    家庭溝通心理學家塞格林Segrin和弗洛拉Flora)在家庭溝通一書中指出,直升機式教養會造成孩子成年後的焦慮傾向、依賴性強與問題解決能力低落。當孩子習慣被指引與代辦,他們就失去了思考與犯錯的空間,最終也就無法形成自主判斷的能力。

    「我讓你選啊,但你怎麼選錯了?」又或是「我有讓孩子自己選啊,是他自己不成熟!」通通都是這個時代直升機父母的通病。他們滿以為其學識、人生閱歷、對未來的判斷都遠比孩子正確無誤。骨子裡,其實他們的所謂明智的選擇只是另類「人云亦云」,也都是專家或權威人士早已決定好的答案。但表面看起來就很堂而皇之。但事實是,多數父母提供的選項往往是預設答案,例如:「你可以選清華還是北大」、「你可以學鋼琴還是小提琴」,背後其實是:「我已經替你規劃好方向,你只能選擇我認可的方式」。這種「選擇中的不自由」,不過是一種精緻化的操控。

虎爸馬媽:壓力式成功的幻覺

   另一類假開明是亞洲文化常見的「虎爸虎媽」,或升級版的「馬拉松父母」。他們堅信「嚴管出人才」,把孩子當作競賽選手,從小就被安排各種學習、才藝考級與升學預備,目的是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取得優勢。但是,這種以成就為主軸的教育方式,常忽略了孩子的內在動機與情緒發展。無數的兒童心理學家都宣稱,真正長久且健康的學習動機源於自尊自信。虎爸馬媽強制灌輸的動機往往摧毀孩子的自尊自信,即使孩子在短期內表現出色,也容易在成年後面臨動力缺乏、價值空虛或精神壓力過大等問題。世界上,能像《虎媽的戰歌》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的作者蔡美兒般,用高壓的教養方式成功令大女兒索菲婭畢業於哈佛大學,而妹妹露露則就讀於耶魯大學,真的是鳳毛麟角。的確, 她們的學業成就,尤其是進入頂尖大學的表現,被視為她們母親蔡美兒教育方式的成功案例。 然而,蔡美兒的教育方式也引發了許多爭議,被批評為過於嚴厲和不近人情。

    虎式教育的精隨並不在於蔡美兒本身對女兒打罵多少,而是兩個堅持:一是任何事情要做到最好,最好做出成績來;二是給予小孩非常少,甚至是沒有任何商量餘地。生活在資訊爆炸年代的孩子,要活出傳統聽教聽話的乖孩子態度,實在已經不太可能。相反,今天,物質不虞匱乏的時代,虎媽虎爸都將孩子一切生活打點好,唯一要孩子做的就是按父母既定的目標全力以赴,做到最好。當虎媽虎爸只鍛鍊孩子的學習意志,而完全忽略去滋養他們的快樂生活,最後,孩子可能會選擇一死以謝天下。每年,有成千上萬的孩子選擇自殺,就是受不了這套虎媽虎爸的教養方式。記住,就算是虎媽虎爸,也是另類「假開明」控制,不疾言厲色,只會無限理性地矮化孩子的自主選擇。

與其作個「假開明」的專家導航者,不如做個「真開明」的同行者

    真正的「開明」是什麼?它並不等於放任不管,而是一種在關係中建立信任、在過程中提供支持的態度。這意味著給予孩子試錯的空間,也給予陪伴他們反思的耐心。開明的父母不害怕孩子失敗,因為他們相信,學習的本質本來就包含跌倒與修正。

    教育心理學家指出,許多家長與老師將孩子服從比他們是否在思考來得更重要。然而,我們若期望孩子日後能獨立思考、有創造力並對社會有貢獻,就必須從小給予他們試驗選擇與承擔後果的權利。父母不應追求完美教養,而是在適當時刻放手,讓孩子學會獨立存在。孩子的心理健康來自於逐步經驗世界的不完美、失敗與修復。因此,真正的教養目標,不是讓孩子永遠依賴你、聽從你、照著你的人生藍圖活下去,而是讓孩子最終能夠成為自己,即使那個「自己」不符合你的期待。

    真正的自主,是在孩子做出與你價值觀不一致的選擇時,父母依然願意放手、尊重與支持。而「假開明」的父母,則只願意在孩子順從的前提下「容許自由」。這種控制,反而更隱蔽、更不易被察覺,也更難被孩子抗拒。

    家庭教養的真諦,在於如何平衡「愛與自主」、「指導與放手」。假開明是控制,它以愛之名行干預之實;真開明是自主,它以尊重之心育自由之人。在這個快速變遷的世界裡,我們不能再用舊有的「成功典範」壓制下一代的多元可能。與其成為孩子命運的導航者,不如成為他們旅程中的陪行者。因為孩子的人生,終究應該由他們自己來決定方向。

真開明父母是「三不二同」的陪伴

    前幾週在香港,林一君牧師接到一位打算輕生學生的來電,沒有責問,也沒說教,他只說:「你死等埋我。」然後帶著兩罐Jolly Shandy衝上天台,坐下來陪伴對方度過生命最低谷,最終阻止了一單自殺。

    林一君牧師提出「三不二同」的原則:不說教、不否定、不批判;同理心、同行。這樣的陪伴,既無條件也不功利,卻可能在人生關鍵時刻,拯救一個脆弱的靈魂。這種無聲卻堅定的陪伴,或許才是當前父母親我們應該致力學習的。另一位傳道人方文聰分享說,點出義工與年青人相處時最常犯的毛病——「三講」:講經、講道理、講自己。這些大人習慣以自己的成功故事為範本,卻忘了年輕人不需要模範,而需要被聽見。這三講其實就是「假開明」的父母經常愛做且自以為是的教養態度。

    現代父母的角色,不再只是權威象徵,也不能只停留在提供物質、維持紀律的傳統形象中。真正的父母是願意放下控制,學會聆聽與等待的存在。陪伴孩子成長,意味著接受他們的探索,允許他們犯錯。當孩子選錯鞋、跌倒、弄髒時,我們不是責備,而是拍拍他、跟他說:「沒關係,下次記得就好。」真正讓一個曾經迷失的年輕人重新找回人生的,不是道理、不是警告,而是她願意陪他「玩音樂」、發掘他的興趣,最終他找回了讀書的動力、甚至開始追夢。

 

陪伴不是一次性的節日活動,而是一種長期、穩定的關係建立。它意味著不以成效衡量孩子的價值,也不以服從換取愛的資格。

    父母不是法官,是聆聽者,孩子不需要審判,他們需要的是可以放心說話的對象。父母應該給予孩子充份的選擇權,而不只是選項;給孩子空間,不代表放任,而是相信他能夠為自己負責。陪伴不一定看到成果,但它會發芽,就像播種未必立刻開花,但沒有播種,就永遠沒有可能。

兩頓晚餐竟成為家庭刺殺導火線

 


    六月九日深夜,史山斜巷發生懷疑傷人案,一名男子涉嫌以刀具刺傷另一男子腹部。治安警表示,案中兩男一女均為本地居民,其中男傷者與女子為情侶關係,嫌疑人為女子前夫。嫌疑人雖然已與前妻離婚,惟兩人仍一起居住。案發當晚,嫌疑人前妻與男友在史山斜巷一住宅單位共進晩餐。隨後,嫌疑人返回單位見狀,感到氣憤並覺得遭前妻背叛。不久,男子離開單位,嫌疑人即尾隨,用刀刺傷對方腹部。嫌疑人行兇後,將刀棄置附近坑渠。警員再三查問,嫌疑人始供認行兇。

     六月十三日,南灣區一單位內發生駭人聽聞兇殺案。一對結婚五十載的老夫老妻,疑因晚餐餸菜問題發生爭執,七十四歲丈夫失控以斬骨刀連砍七十一歲妻子至少十六刀,妻子當場死亡。司警指出,兩人常因生活瑣事爭執,最終演變成血腥殺機。

    相見好同住難,已經離婚,難道經濟拮据被逼困在同一屋簷下既然已經離婚,前夫餘情未了,打破醋酲,按捺不住刺傷對方?既然已經進入金婚,半個世紀相廝相守,何以在最後歲月中,竟為芝麻菜事大動殺機?一頓與男友的晚餐,一頓難吃的餸菜,為何會成為致命家暴導火線?

史山斜巷案的愛恨糾纏:離婚不是分開的結束

    一個月幾千至上萬元的租金,對低收入人士或失業者而言,是沉重的負擔。在這樣的環境下,不少離異夫妻因租屋困難或無其他資源,只能「有名無實」地繼續同住。這種看似「理性分手」的安排,其實潛藏巨大相處風險,情緒未曾冷卻,反而日夜相對,積怨成仇。一旦第三者出現,原本理智的表面和平便一觸即爆。

    案中,嫌疑人「感到背叛」的心理,或可理解為一種未完成的分離焦慮與自尊受損。儘管離婚已成事實,前妻的新戀情亦應與自己無關。可是,前妻男友的出現刺痛了從來未好過的感情傷口,最終選擇以暴力「奪回主導權」。這是一種典型的「分手暴力」,但同時也顯示,我們對離婚後同住者的情緒輔導與生活協助機制,嚴重缺失。

南灣老夫妻的血腥晚餐:金婚不代表和諧

    這宗案件之所以令人震驚,除了暴力程度極為殘酷外,更讓人費解的是,走過半個世紀風雨的夫妻,怎會在暮年之際以這種方式結束彼此生命中的難得關係?事實上,這並非孤例。據社會工作者及精神健康專家指出,高齡家庭暴力在亞洲逐漸浮現,只是礙於文化避談。老年夫婦表面平靜,實際上可能長年積怨,無人協助調解。長期的角色扮演與情感壓抑,到了身體機能衰退、生活依賴性提高的階段,矛盾便有可能在最微不足道的細節中山洪暴發。

    案中「餸菜不好吃」只是導火線,真正的炸藥是長年生活瑣事中的怨懟與批評,完全無法疏理;對對方的不滿無法用有效的方式表達;子女可能已搬出,缺乏第三者調解,形成困獸鬥殘局;男方或有潛藏精神或認知退化問題,而一直未被發現;最後,長者心理支援不足,缺乏情緒出口。更重要的是,當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在「吃飯吵架」這種表面場景時,家人總會說一人少一句;鄰居可能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警方可能說,床頭打架床尾和,唔好咁老都唔化,仲耍花窗。這樣的判斷反而忽略了老年人在心理健康、情感需要與生活支援上的被忽視。

導火線不是一頓飯或一碟餸菜,是壓抑的情緒與孤絕

    當愛成為牢籠,暴力就成了解脫。很多晚年夫妻受限於傳統文化價值,對「忍耐」與「家庭和諧」過分重視,反而忽略了有效溝通與情感表達。五十年婚姻,難免有傷痕、有怨言,若缺乏真心關懷的溝通與心理支持,這些情緒會內化為壓抑與敵意。最終,一句埋怨或小菜一碟,就足以引爆多年的愛恨鬱結。

    退休後,長者在家庭與社會中的角色往往產生轉變,尤其男性可能失去原來「經濟支柱」與「家庭權威」的地位,心理出現失落感。當他們將生活重心轉向家庭,卻又無法適應新的互動模式,極易將焦慮與挫敗感投射至伴侶身上。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報告,全球每六位長者中就有一人受到某種形式的虐待或精神壓力困擾,而當中許多問題都被家屬與社會忽視。澳門老年人口比例逐年上升,但針對長者的心理支援與婚姻諮商服務卻仍屬稀缺。許多夫妻年輕時忙於工作與子女,中年後面對空巢期、健康衰退與角色轉變,若缺乏重新建立關係的機會,就容易進入「同屋異夢」甚至「互相怨懟」的狀態。

    老夫老妻的關係,若無共同興趣、情感連結或互相欣賞,很容易演變為 消極敵對,直接衝突,但彼此看不順眼;長期處於控制與服從的緊張狀態,一方主導、一方壓抑;語言暴力常態化,慢慢難聽傷人的話已經不當一回事,卻積壓多年成為潛在怒火。當雙方都覺得自己「委屈一生」,又無法和平解開,就可能轉向極端暴力。

    從神經心理學角度來看,高齡人士的大腦前額葉,即負責衝動控制與情緒調節功能會隨年齡退化,若本身已有情緒管理困難,再加上高血壓、慢性病或認知障礙等問題,就更容易在憤怒中「失控」。此外,部分老人可能患有未診斷的抑鬱症或輕度認知障礙,表面上正常,其實已喪失情緒分辨與控制能力。

    傳統文化與家庭觀念亦是家庭「內傷」的原因。在華人文化中,有兩個觀念特別影響老年夫妻,一是「家醜不可外揚」,婚姻問題不對外講,即使有衝突也悶著,長期下來形成「暗地裡的怨」。二是「老來從子」與「父權退位」的落差。過去父親或丈夫主導家庭,老年後失去經濟話語權,會產生失控感與焦慮,轉化為暴怒或控制欲。這些文化根深蒂固,使得許多問題無從對話與轉化,最終走上極端道路。

    高齡者若與社會脫節、沒有朋友、子女疏離,配偶成為唯一互動對象,但這種關係往往是「高度依賴又缺乏支持」的病態模式。一旦不合,怨恨無處轉移,只能互相折磨,致對方死方休。

兩宗悲劇的共同點:沉默家庭下的高壓情緒

    乍看之下,史山斜巷案是「愛情鬥爭」,南灣案則是「老年衝突」。但深層觀察可發現兩宗案件有著驚人的共通點:首先,都與「家庭空間過度擠壓」有關,前者是離婚後無法分居的同住矛盾;後者是老夫妻長期共處,無調節空間與介入機制。再者,兩案都是由瑣事引爆,但根源是情緒積壓。一頓晚餐,引發的是自尊與情緒的爆裂; 一道餸菜,刺穿的是半世紀的不滿與冷暴力。最後,兩案都缺乏有效的社會介入與心理支援。無論是中年人面對失婚與嫉妒情緒,或是長者因生活失控導致暴力行為。

    家庭,曾經是人們最後的避風港,但當避風港本身變成了風暴中心,社會便不能袖手旁觀。澳門社會福利制度雖日益完善,但在離婚與分居輔導支援方面,如果能提供臨時安置與居住津貼,讓已離異者能真正分開生活,也許可以避免同居導致的二次傷害。如果政府及老人服務機構能對中老年心理健康關注更貼地,針對高齡人士推動情緒管理與社會參與項目,避免生活狹隘與情緒孤立,也許悲劇就能避免發生。最重要的是,我們從小到大,都害怕面對衝突,在家在校在社區,從來沒有好好學過如何處理衝突,所以,家庭衝突調解機制也許是家庭輔導中心未來的重點工作,及早介入高風險家庭糾紛,避免小事變悲劇。最後,推動家暴零容忍文化迫在眉睫,無論年齡、性別或關係,只要有暴力或控制行為,社會必須介入處理。

    情感不是刀下的藉口,家庭不是悲劇的舞台。這兩宗命案令人悲傷,尤其發生在父親節前夕,更讓人唏噓。當愛情、婚姻或家庭關係變質,我們是否給予足夠的空間讓彼此理性退場?當情緒壓力如洪水般奔流,我們的社會又是否設下閘門,避免決堤?晚餐,本是家庭的溫情時刻,但在這兩個家庭裡,卻成了引發流血的最後一根稻草。我們無法還原所有細節,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家庭暴力的背後,從來不只是私事。從今天開始,讓我們把家暴的議題,從沉默帶入討論,把輔導資源,從邊緣拉回中心。

 

如何教學生免於被科技偷奪他們的能力

 


    正所謂針無兩頭利,科技的正向威力的確為人類帶來很很卓越幸福的生活,但是,科技亦在無聲無息地偷奪了我們的能力,尤其當前非常依來AI的新世代。簡單舉一個例子,在還沒有手提電話的年代,我們通常靠查閱電話簿找所需的電話,甚至把常用的親朋政商電話寫進一個小記事本裡,方便隨時查找。換句話說,在我們的大腦裡,起碼會記住最常聯繫的人的電話號碼。可是,今天,我們把所有電話資訊都輸入到手機的通訊錄,要找某人,先找出他的名字,下一步就是撥打電話。在我們的腦裡,能記住的電話號碼越來越少。其實,我們已經從過去記一個人的名字連帶記住其電話號碼,變成只記住對方的名字,即是說,我們記電話號碼的能力在不知不覺間從被偷走,最後是被奪走了。今天的新時代,別以為天天沉浸在科技教育的氛圍裡,自然會很卓越,其實,正處於此消彼長,甚至因為學會某些科技而喪失了人類本有的自然能力。

    種種生活跡象提醒我們,快速發展的科技正在侵蝕人類的多項核心能力,包括深度投入、情緒感知、手作技能、深閱讀與專注等。教育應回歸重建這些「人性能力」,讓科技成為輔助,而非替代,科技的確帶給人類很多幫助,但同時亦在損害我們既有的能力,兩者必須取得兩利取其重,兩害取其輕的平衡。

別讓科技偷走你的能力

   美國第一位數碼位技能教育家格雷姆.李(Graham Lee)在其名著《別讓科技偷走你的能力:善用科技,而不是被科技掌控,找回人類的無限潛能》Human Being: Reclaim 12 Vital Skills We’re Losing to Technology)指出,現代學生正逐漸喪失多項與人性、生活與自我認知緊密相關的能力,例如:面對瞬間多如牛毛的訊息干擾,無法長時間聚焦學習及處理問題;在虛擬世界中逗留太久卻鮮少深入參與,感受與理解他人的情緒與意圖能力日益薄弱;過度習慣依賴GPS、滑鼠,手眼協調能力和方向感遲鈍,經常在實體世界迷路;長時間只接受短訊,對書刊等印刷品的批註與長時間沉浸讀書的能力時刻衰退;依賴螢幕與碎片化學習,缺乏沉默冥想與創造空間。格雷姆強調,科技應該幫助而非「取代」人類能力,為重拾這些重要技能,建議透過實踐古老和手作方式,為學生重建全面的「人性能力」。

    澳門政府及辦學團體很早就注意到人工智能教學的時代價值,每年都投放很多資源去增強,有關先導計劃從2022/23學年起推行,至2023/24已覆蓋二十五個學校校部,運用AI與大數據實施個性化學習與教師智能批改。教青局每年投入龐大的資源加速推動智慧教學普及,推出《中長期規劃(20212030)》智能教育,中小學將納入AI與編程基礎教育。

    格雷姆提醒我們,科技應該做我們的工具,不應偷走我們的能力。學校教育需擺脫只教寫程式或操作設備的窠臼,而應回歸人的核心:如透過社會情緒學習(SEL)建立健康的情感與社交能力;透過實作與手作,重啟手眼協調與創意思維;透過靜距與深讀,保護專注與自我覺察;透過探究式、整合性課程 促進思辨力與生活能力;透過整體教育與價值反思,鞏固學生成為完整人的使命。唯有讓學生既能「運用科技」,也能「超越科技」,在智慧教學之外,重塑「深度思考、情感共鳴、身體學習、倫理反省」,我們才能實現不只是知識的傳遞,更是能力與人性智慧的重建的現代教育願景。

回到當下的教育現場的對應策略

    當代社會已被科技深度滲透,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倚賴人工智慧、自動化系統與即時通訊工具。然而,在這波數位洪流中,有一些屬於人的天賦能力卻悄悄退化,被機器代勞、被按鍵取代。面對這樣的轉變,學校教育有責任、有機會,也有能力,重新喚醒並培養這些天賦。

一、重啟天賦的自我導航能力

    自我導航(self-navigation)是人類最根本的能力之一。它不只是指「做決定」,更是一種在資訊過載、價值混亂的時代中,仍能憑藉內在羅盤辨別方向的能力。科技越發達,人們越容易依賴「演算法推薦」、用數據取代判斷,久而久之失去辨別方向、找尋出路與抉擇的能力。

    學校教育應從小培養學生「選擇的自覺」與「負責的勇氣」。這可以從生活細節做起:讓學生自己選擇閱讀的書籍、安排學習計劃,甚至參與課程設計。教師應退後一步,扮演教練與啟發者而非控制者,讓學生有機會在錯誤中學習、在選擇中成長。透過自我反思、目標設定、自我評量等訓練,學生不再只追求「正確答案」,而學會面對「沒有人知道答案的問題」時如何前行。

    學校仍然可以在校園及校外的生活營舉辦野外定向的教育活動,透過手上只掌握非科技的資源,包括天文及海紋知識,從而找到目的地。

二、每週150小時運動只是個起點

    在科技產品填滿我們每個空檔的時代,現代都市人的運動時間不斷減少,體質體能每況愈下,青少年因為學業壓力及依賴科技的壞習慣,四體不勤的狀況更令人憂心。有見及此,教育當局規定每週體育時數不少於150分鐘。聽起來好像對孩子的身體成長很有幫助。可是,若從演化生物學的角度看,人就是在野外不停奔跑的生物,不管是為覓食抑或是為逃生,天天走路加跑步的距離等於一個全程馬拉松42公里長。 

    「每週150小時運動只是個起點這句話,意味著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例如,法國中小學每週體育課增至240小時。筆者多次重申,澳門是個升大學率很高的地區,應該好好珍惜中小學的教育時間,增加每週上體育的時間,舉辦更多的體育課外活動,讓孩子喜愛運動,藉運動發展健全的人格。

三、磨練沒有表情符號代替的對話能力

    表情符號與簡訊語言雖能迅速傳達情緒,但它們也可能削弱語言的厚度與情感的真誠。現今的青少年越來越不善於面對面溝通,社交焦慮與誤解因此增加。語言不只是傳達訊息,更是建立關係、理解他人與組織社會的關鍵工具。

    學校應重新重視「對話作為教育」的核心功能。這不只是在語文課裡練習口語表達,而是在各學科中實踐「深度聆聽」、「批判提問」、「多元觀點」與「非暴力溝通」。教師可以設計辯論、角色扮演、小組會議、哲學思辨等活動,讓學生在「無表情符號」的真實情境中,用語言面對衝突、表達情感、解釋立場。這樣的練習能幫助學生長成能說理、懂聽、願意理解他人的公民。

四、掌握長篇大論的閱讀及寫作能力

    短訊文化讓人習慣碎片閱讀、短句回應,進一步使思考變得短促、浮面。長篇閱讀與論述寫作雖然辛苦,卻是人類語言能力最高形式之一。它不只考驗語文能力,更是一種思維的鍛鍊,能幫助人組織思想、建構世界觀。

    學校應恢復長篇閱讀與寫作的榮譽感。這不代表回到「填鴨式寫作」與「應試作文」,而是透過設計讓學生「有感而發」。例如,在歷史課上讓學生以第一人稱書寫歷史人物的日記,在科學課寫出假說與推理過程,在公民課上發表個人的價值觀與行動方案。當閱讀與寫作結合生活與信念,它就不再是負擔,而是思想的出口。

五、重啟沒有AI的原始創意能力

    AI可以生成圖像、寫詩、作曲,但它所做的,都是基於既有資料的再組合。人類的創意卻有一種無中生有的特質,是從混沌與直覺中長出來的獨特表達。這種原始創意能力,常常來自於失敗、漫無目的的遊戲與無功利的實驗。

    學校教育應給學生一個容許混亂、鼓勵試錯的空間。藝術課、手作課、跨學科專題、小發明競賽等都可以是創意孵化器。在這些空間中,教師不提供標準答案,而是鼓勵獨特觀點與異想天開,甚至欣賞「沒有意義」的創作過程。學校不只要教學生「如何做對的事」,更要給學生機會「做一些不一定有用但充滿想像力的事」。

    AI越來越像人的時代,教育的任務,不再是讓學生變成會計算、會記憶、會生產標準答案的機器,而是要培養出有判斷力、有同理心、有表達與創造力的人。

   

《私框》修訂只為在橫琴深合區建校開方便之門

 


    五月十九日,立法會舉行全體會議,細則性通過修改《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簡稱《私框)法案。在討論法案期間,直選議員李靜儀及林宇滔要求確保日後橫琴澳人學校優先聘請本地人員,以及保障在橫琴工作的本地教學人員享有本澳的勞動權益。長期關注澳門本地教師權益的朋友,當然希望政府及辦學團體能信守承諾,讓本地教師的權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自一九九一年11/91/M號法律《澳門教育制度》頒佈後,政府承諾會以補充法案的方式保障私立學校教師的權益。一等就二十一年,足足是一個初生嬰兒到成年的歲月,這個法律才在立法會高調通過。一眾教師滿以為自己的權益從此可以獲得全面保障。是的,的確是比沒有法律之前有所保障,但這個法律本身就是漏洞百出。教育界及關心教育的立法議員從多次曾促政府要全面修訂。一等又十三年,足足是一個初生嬰兒到了青春期的歲月。可惜,引頸多年的期待又再次落空。難怪有人說,會吵的孩子有糖吃,乖孩子總是懂事到讓人心疼,卻得不到什麼好處。

    政府出盡法寶要拓展教育版圖到橫琴深合區,刻意修改現行《私框,使深合區的附屬學校教學人能適用兩法律。法案建議,修改後的《私框適用於本地辦學實體在深合區開辦的學校任職的教學人員,但限於根據《勞動關係法》與辦學實體簽訂勞動合同的澳門居民。當中,是否真的能保障本地教師的勞動權益亦信心,那就要看正式實施時才見真章。多年以來,澳門教師長期在勞動合同的執行方面處處受壓,保障往往傾斜於辦學團體,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本來,趁此大好良機,透過修訂《私框》查找舊法律的錯漏,從而進一步完善法律,真的保障私立學校教師,但看修法過程,似是不太可能了。

李靜儀及林雨滔議員日後橫琴學校能為澳門人創更多職位,並優先聘用

    身為工聯副理事長,又是立法議員的李靜儀,多年來,無論是在議事殿堂,又或是在基層社區,都不斷為打工仔權益奔走爭取。當然,辦學團體理應以良知辦學,不要以節省人力開支為優先考量,那麼,澳門教師權益比教容易得到保障。林宇滔議員表示,法案雖列出確保本澳教學人員在橫琴待遇不低於在澳待遇,但不希望這個最低保障變成唯一標準及最高要求。並強調,雖然不能要求日後在橫琴的澳人學校百份百聘請本地人,但政府要有態度讓澳門人優先就業,確保本地員工權益。

     當然,官方的說詞一定亮麗,社會文化司司長柯嵐回應指,本澳辦學實體若想在橫琴開辦學校,必先取得辦學許可、簽協議書後開展系列工作,其中包括為本澳教學人員按本澳《勞工法》重新簽合同,而相關人員亦有權選用內地勞工法例建立勞動關係。對於本澳職員,學校必須首選跟本澳法律與其簽合同,除非有關人員自行選擇。政府亦明確要優先聘用澳門居民,已要求教職員薪酬及公積金不可低於辦學實體在澳學校相同職級人員標準,相信可保障本澳教學人員。可是,法案裡並沒有在聘任本地教師及內地教師比例的嚴格規定,甚且,聘任內地教師亦只要遵守當地法律,換句話說,在澳門頻頻出現的外勞教師搶本地教師飯碗的劣勢,將在未來的橫琴深合區歷史重演。

看看第三常設委員會 - 1/VII/2025號意見書

    整個《私框》修法,公眾都可以在立法會的官網上看到相關的文件,其中包括意見書。在第三常設委員會-1/VII/2025號意見書第10條待遇保障有說基於合作區學校可能聘請的教學人員的多樣化,因此並不適用《私框》第四十條第一款關於教學人員的報酬及公積金供款支出佔學校固定及長期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以上的規定,但有必要增加有關在合作區學校任職的屬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的教學人員的報酬及公積金供款不低於同一辦學實體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開辦的學校同一教育。

    換言之,同樣的公帑放到同一所學校,就出現花在教學人員的70%出現很多變數,既要保障澳門本地教師收入不能低於在澳門原校的標準,但內地教師就可以靈活處理。常識告訴我們,內地薪資一般低於澳門,校方可以省下錢,變相學校的荷包就多了錢運用在其他方面。

    在第127條有提案人說截至20251月,按濠江中學附屬橫琴學校澳人子女學校提供的運作人員包括教師數字顯示,該校開辦由幼一至小二共8班,學生256名。教師24 其中13名幼兒教師,11名小學教師,當中4名是澳門居民、職員4名、外判物管人員24名。整體師生比約為1:10.7。該學校本年的中央入學登記反應較好,多數是合作區的居民報名。第128條提案人還補充合作區學校現階段運作中,學生有98%是澳門居民,其餘少數為非內地居民的學生,如香港居民學生。學生有90%在橫琴居住,而當中90人住在澳門新街坊,另外個別學生住在周邊地區。如沒有這類型學校,家長一般會選擇合作區的其他學校,生源未見與本澳的學校重疊。

    一所橫琴分校,98%學生是澳門居民,24名教師中本澳教師有4名,只佔教師數16.6%,換言之,一所由澳門政府找數的學校,只有4名本澳教師用《私框》教學人員支出不得低於70%,那麼,20名內地教師就可以非常靈活處理,請問立法議員、澳門政府、辦學團體可有關注澳門本地教師的就業與薪資權益呢

政府直接發薪水給教師一了百了

  去年,筆者在本欄已引介過香港的教師薪酬制度,值得此時此刻再度引介。香港自二○○七年九月一日起開始實施「官津同酬」政策,讓官校和津貼學校的教師享有同樣的薪酬待遇,無論是官立學校還是津貼學校的老師,他們的薪酬標準都是由政府制定的,並且按照相同的薪酬架構支付。此重大舉措旨在減少薪酬制度上的差異,提升教師士氣並確保教育質素的一致性。具體來說,津貼學校教師的薪酬是根據《教師薪級表》(Master Pay Scale, MPS)來支付,這與官立學校教師的薪酬標準一致。津貼學校的運作資金來自政府資助,雖然這些學校由獨立的學校團體管理,但教師的薪酬由政府發放,而非由學校自行支付。這樣的安排確保了官立學校和津貼學校教師之間在薪酬、福利等方面的一致性,亦杜絕了津校在教師編制、任用與薪酬的濫權。此外,津貼學校的教師薪酬架構也確保他們享有與官校教師相同的待遇,例如醫療福利、退休保障等。這樣的制度設計是為了確保公營教育系統的公平性,避免因學校類別不同而出現不平等待遇。

  香港的教師薪級表(Master Pay Scale, MPS)是根據教師的資歷和經驗來決定的,涵蓋不同職級的教師。教師薪級表裡包括助理教師(Assistant Master/Mistress, AM),薪級約為MPS15 – 33,起薪點(MPS 15)為約$33,000港元,最高薪點可達(MPS 33$74,000 港元。之後,可以晉升到高級教師(Senior Assistant Master/Mistress, SAM),薪級約為MPS 34 – 39,薪水約在$75,000港元至$87,000港元之間。再來是副校長(Deputy Headmaster/Headmistress),薪級約為MPS 40 – 44,薪水約在$88,000港元至$100,000港元左右。最後是校長(Headmaster/Headmistress),薪級達到 MPS 45以上,月薪為$100,000港元以上。這些薪級隨著教齡和職級的增加會逐年提升。此外,教師還享有額外的津貼和福利,例如醫療保險、退休金等,具體情況可能會因學校的具體政策而有所不同。

    《私框》的核心漏洞就是允許學校領導層任意運用花在教學人員的70%公帑上,導致肥上瘦下。況且,從來這70%就欠缺科學及資源合理分配的理據。可惜,是次修訂完全沒有意向制定直接按薪酬表發薪資給教師,如同直接發放教師專業發展津貼一樣。

    眾所周知,自《私框》頒行實施,其中教師分級制,本意是鼓勵教師不斷上進及珍愛資深教師,現實是成為架在一二級教師脖子上,惶惶不可終日的鋒刃,學校更藉此減輕人力成本而日趨現實功利。教師上課節數的確少了,但非教學工作量激增,與學生教育成長無太關係。

    原來,《私框》的修訂只為在橫琴深合區建校大開方便之門而已,天天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教師,別太天真,學會在夾縫中量力為,下一個修訂可能要等一代人吧

當五點五米與打斜泊車拉近官民距離時

 


    據交通事物局資訊,參考鄰近地區的路邊車位尺寸,以及本澳實際的道路條件,現時本澳泊車位大小規格基本規範為長度五米、寬度二米至二點五米。隨着社會發展及居民用車需求和習慣陸續轉變,近年新註冊車輛中,體積較大的車輛漸見增長,較大型輕型汽車的比例正呈增加趨勢。有見及此,經考慮地理環境條件、行人及行車安全、可提供的車位數量等因素,局方計劃分階段調整各區街道泊車位長度至平均五點五米。首階段計劃先調整南灣商業區一帶的泊車位,包括家辣堂街、加思欄馬路、南灣大馬路、馬統領巷、商業學校街、羅保博士街、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的咪錶泊車位,涉及的車位數量逾一百三十個。

       局方期望通過是次適當調整泊車位的長度,能夠更好地滿足居民的泊車需求,提升居民的泊車效率。局方亦會持續關注居民的意見與建議,並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措施,以打造更便捷、更安全的出行環境。與此同時,電單車泊車位改裝後共可提供約九十個斜泊式泊車位。其中,近八角亭一側的泊車位已完成調整且已經投入使用;局方正審視本澳其中兩千多個直泊式電單車泊車位,會有序完成改裝為斜泊式設計,並會審視其他道路的空間和泊車條件。

   在繁忙的城市生活中,泊車空間往往是駕駛者最直接、最經常接觸的公共設施之一。這些設施的設計與管理,表面看似只是技術與空間的安排,實際上卻反映出一個政府如何對待市民、如何理解民意。簡單的聽取民意,簡單改善舉措,拉開了轎車的車位距離,打斜泊電單車亦讓駕車者輕鬆進停出,理應是特區政府的德政善治。作為一個善治政府,透過各種方式聽取民意,不僅是為攏絡人心,拉近與市民的距離,更能體現政府樂意以謙和的態度與民共議。今天是車位,明天應該擴大到所有施政。

政策微調背後的城市治理智慧

    澳門是個人多車多咪錶泊車位少的小城,車位的設計長度,一直是市民關注的焦點。過去,由於部分泊車位設計過短,特別是在車身較長的私家車日益普遍的情況下,不少駕駛者發現泊車時經常「頭碰尾、尾碰頭」,進出困難,甚至無法停泊。泊車不當不僅造成交通擠塞,還可能引起司機間的爭執,增加城市運作的摩擦成本。然而,在城市空間有限的背景下,每一個車位的尺寸調整,都意味著資源的再分配。例如,一條街道原本可劃設十個車位,延長至五點五米後可能只剩下八個,這就涉及效率與公平的取捨。政府必須在技術合理性、民意訴求及道路資源有限的三角關係中取得平衡。

    這正是澳門交通事務局此次措施的可貴之處。他們並未以「現有設計符合標準」為由一概拒絕市民的意見,也沒有片面追求泊車位的「數量最多化」,而是採取「分階段、分地點、因地制宜」的調整方式,反映出高度的政策彈性與治理智慧。這種微調的治理方式,雖不如大型基建來得顯眼,卻正是城市進步的重要指標。

政府聽見的是誰的聲音?

    公共政策的價值不只在於科學設計,更在於能否真正回應市民的生活困難與情感需求。泊車問題表面上是「空間不足」,其實根源在於市民對政府管理能力的期待與對城市生活品質的訴求。近年,澳門公共交通雖已不斷優化,但自駕出行仍是許多居民,特別是上班族、小家庭與中老年人主要的出行方式。過去幾年,不少市民透過社交媒體、報章投訴或議員轉介,反映泊車位長度不足的問題。更有不少駕駛者分享「泊位入不到頭,尾巴還伸出來」的實況,令人啼笑皆非。這些意見雖多為「小事」,但對市民日常出行造成實際困擾。政府此次明確表示「經聽取各方意見」,並將民意納入決策程序,正好體現「聽得見的政府」理念。

    從政策溝通角度來看,這是一次成功的公共參與實踐。市民不再只是被動接受政策的對象,而是成為政策形成的參與者與共同體。當市民發現自己的聲音能被回應,甚至轉化為具體改變,自然會對政府產生更多認同與信任感。

    過去,市民一直認為政府只會與大社團開會,聽取社團大佬的意見。當然,按目前政府的施政,依然因循這套所謂聽取民意的方式。我們不反對政府與大社團溝通,我們更期盼政府能大開宗門,不僅是特首落區與市民小販聊一聊,更是真心聽取民意的底層邏輯與愛澳情懷,邏輯正確,情懷善意,就應該聽取,再轉化成可執行的技術措施。

從泊車位延伸的未來想像

    當我們從咪錶泊車位的微調,思考未來的城市治理,可以看到以下幾個值得延伸與借鏡的方向:1.擴大民意接觸渠道除了被動接收意見外,政府可考慮定期舉辦社區工作坊,針對特定政策議題聽取意見,例如交通設施優化、無障礙通道安排、夜間停車規劃等。這不僅提升政策品質,也有助於培養公民參與文化。2.推動以數據為基礎的政策調整未來可透過智慧交通科技,例如車位使用率感應器、泊車流量分析等,科學地判斷哪些路段的泊車位長度需要調整,並適時公布資訊,增加決策的透明度與公信力。3.建立市民回饋機制車位調整後是否達到預期效果?是否出現新的問題?政府應考慮設立回饋平台,蒐集使用者意見,持續優化設計,讓政策更具彈性與回應力。

從「拉開距離」到「拉近人心」

    城市治理不應只是冷冰冰的制度與硬體建設,更應是一種有溫度的陪伴。這種溫度來自於政府願意從細節出發,改善市民生活的態度;來自於市民與政府之間真誠對話的建立。

    政府這次的泊車位長度調整,正是一個「拉開距離,拉近人心」的典範。拉開的是車與車之間的空間,讓駕駛者更從容地停泊;拉近的則是市民與政府之間的心理距離,讓人感受到「你們的困擾,我們看見並處理了」。這不是宣傳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貼地行動,是公僕角色的真實體現。更重要的是,這種小規模但有感的政策改變,有助於提升整體社會的政策參與氛圍。當市民不再感到自己是「被管治」的對象,而是「共同生活治理」的夥伴,就更有意願透過合法途徑表達意見、參與討論。這正是善治應有的良性循環。

技術合理性、民意訴求及資源共享的三角關係中取得平衡

    也許,新政府上場最引起市民熱議的就是現金分享。現屆政府,從特首到許多主要官員,都有豐厚的法律專業及經歷,理應明白既往不究的法律精神。「既往不究」並非是對過錯的縱容,而是對法治原則、行為預期、個人自由與政府節制的守護。它讓法律不被濫用,讓制度不淪為報復工具,更讓社會走向穩定、理性與成熟。在法治社會中,法律的進步不應透過追究過去來實現,而是應以規範未來為目標,讓每個人都能在清晰、穩定、可預測的規則中生活與選擇。

    政府突然提出永久居民要在二二四年在澳逗留超過一八三天才能領到一萬元,市民對於此政策反彈很大,怨氣不淺。雖然,政府提出八項聲請的渠道,亦加開了幾十個櫃位接受市民的聲請。須知道,這一切後發的措施都是成本,而成本不僅是額外資源的投入,更指本有的利益的損失,就如一個小孩生病可以在家休息,但同時損失了在校學習的得益。無疑,政府此舉大大拉開了與市民的心理距離,亦損失了政府本有的公信力。換句話說,政府在改變過往的作法時,似是技術合理性、民意訴求及資源共享三個層面有顧此失彼的狀況出現。

    很多施政與市民的距離拉得很很遠,如教育領域方面如何進一步為師生家長減負,如何任孩子快樂學及快樂生活;又如怎樣提升道路修葺的技術合理性,避免民意懷疑官商利益輸送,讓整個道路資源非常便利市民出行。

    一個善治的政府亦是一個懂得充份拉近與市民距離的政府一個進步的城市,不僅要有現代化的基礎設施,更要有能聽見細微聲音的政府。咪錶泊車位的長度改變,也許只是城市中一處不起眼的角落,但它所帶出的治理意識、公共服務態度與民意回應機制,卻值得我們深思與肯定。

 

富裕的澳門,一條命值多少?

 


    自六月一日至八日,共有八人自殺身亡,平均一天一條命

    澳門剛剛登上全球第四富裕的城市;根據統計暨普查局的最新數據,去年澳門近一半的本地勞動人口受過高等教育,隨著高等教育日益普及,未來幾年,將大幅增長;澳門失業率低長期偏低,目前約處於2.5%。表面上,澳門繁華璀璨,被譽為「東方蒙地卡羅」或「東方拉斯維加斯」等賭城美譽。這些數字組合起來,是一個幾近烏托邦的理想城市:物質富足、教育普及、社會穩定。如果生命可以用這些指標來衡量,那麼澳門人的「命」應該值很多、活得也很好才對,亦應該是個很幸福的大都會。然而,衛生局與相關研究顯示,澳門的自殺率卻長年居高不下,特別是青少年與中年男性的自殺個案令人憂心。現實卻殘酷地提醒我們,幸福不是堆出來的。為什麼在最不缺錢、不愁升學、不怕失業的城市裡,還有那麼多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一條命值多少的歷史回顧

    歷史上確實曾出現過多種用金錢「明碼標價人命」的制度、法律與記錄。   早在西元五世紀,古日耳曼就有「命價制」(Wergild)的法律,當有人被殺,殺人者或其家族需向死者家屬支付一筆「命價」,以避免復仇。男子可能值兩百至六百索利都斯金幣, 女性命價通常更低, 奴隸之命價更低,甚至與牲畜相近。

   漢朝到清代的不同法律體系均有「贖命錢」制度,如《大清律例》規定,誤殺或情有可原者可「折銀贖罪」。 贖命金額按社會地位、殺人原因、死者背景不同而異,富人更有「買命」資本,凸顯社會極為不平等。

    美國黑奴制度與「人命保險」更是耳熟能詳,是典型「商品化人命」制度。在十八至十九世紀,美國南方種植園主為黑奴購買人壽保險,補償奴隸死亡造成的損失。黑奴明碼實價,年輕成年奴隸在一八五年代值約八百至一千兩百美元,折合今日逾三萬美元。

    近代,政府與保險對「人命價值」的計算成為現代法律與經濟制度。政府與保險公司常需為死亡賠償定價。美國聯邦政府估算一條人命的價值約在七百萬至一千萬美元。台灣法院審理重大意外時,也會依據年齡、收入、家庭狀況決定「死亡補償金」,常落在五百萬至一千萬新台幣。這些數字背後,其實是「風險價值」與「社會貢獻」的換算,反映生命邁向完善的估值制度。

    從命價制到現代保險索償制度,人類歷史從未真正擺脫用數字衡量生命的慾望。價碼的高低,往往與人的階級、膚色、年齡與社會地位緊密相關。英國記者珍妮‧克利曼(Jenny Kleeman)的《一條命值多少》一書的核心批判便是:即使我們知道「生命無價」是一種理想,但現實社會卻經常不得不「給生命貼上價格標籤」,這既是制度的需要,也是人性的困境。

    根據衛生局澳門自殺死亡監測結果顯示,二二四年自殺死亡人數九十一人,企圖自殺有兩百四十九人。二○二五年第一季錄得十三男五女共十八宗自殺死亡個案。澳門自殺率一直高企,不禁讓人追問今天的澳門,一條人命到底值多少在澳門,一單導致死亡的車禍,肇事者通常會被判緩刑三年,賠償對方人命超過一百萬。

    人體由超過六十種元素組成,一條人命的「原材料」價值,加總所有元素的市場價值,粗略估算約值澳門幣八百至一千兩百元。「生命無價」這句話聽來神聖高尚,卻不斷被現實打臉。從工傷保險到醫療資源配置,從交通意外賠償到戰爭補助,每一條命似乎都能被換算成某個數字。克利曼尖銳指出,政府、企業與科技資本正在重塑我們對「生命價值」的理解。她所追問的,不只是人命在市場中的價格,更是在這個極端理性與高度制度化的世界裡,我們是否還懂得為什麼而活?生命應用什麼來衡量價值

自殺率高企:富裕社會的隱形裂縫

    根據澳門衛生局與社工界統計,澳門每年自殺率維持在十萬人中十人以上,遠高於一些同等經濟體系的城市。自殺者群體涵蓋了失業者、長者、青少年、以至在職中產,這背後不只是個別悲劇,更是社會結構失衡的警號。

    雖然,澳門的升學率極高,但教育內容與就業市場高度脫節。學生在學校內被馴服努力讀書、考試,但踏入社會後卻發現多數工作仍圍繞博彩、餐飲與服務業,發展空間受限。年輕人在心理與現實之間產生強烈落差,挫折感迅速升高,情緒問題屢見不鮮。

    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布,五月份博彩收入超過兩百億,同比升5%,勝預期,按月升12.4%。博彩是澳門的命脈,也是枷鎖。高達七成的政府收入來自博彩業,造成職業選擇的侷限性。許多年輕人明知不想從事賭場服務,但最終因經濟考量仍走上這條路。這種「看似自由、實則無選擇」的現實,導致長期心理壓抑與自我價值崩塌。

    澳門雖有基層心理輔導機構,但專業人員長期短缺、公共資源不足,加上社會對於精神病、情緒障礙仍存在高度污名化,使得有需要的人不敢、也不願主動求助。這一來,自殺就成了他們認為「最安靜、最體面的出路」。今年現金分享新規定公佈那天,據報就有兩名人士自殺,再次印證當下的財金政策無法有效扭轉人命不值錢的想法。

    另一群高風險自殺族群是獨居長者。澳門人口老化速度驚人,但傳統家庭支援系統日漸瓦解,即使有經濟支援與醫療保險,老年人的孤獨、失落與失去人生意義的情緒,卻往往被忽視。

一條命的價值,應由我們願意為其「付出多少關懷」來定義。

    政府每年持續進行現金分享,初衷是讓全民共享經濟成果,拉近貧富差距。然而,這種政策在潛意識中也塑造了一種「命值貨幣化」的邏輯:每個澳門永久居民每年值一萬,非永久居民值六千。這是否讓我們過度簡化了生命的價值?克利曼在書中說:「我們擁有了用來維持生命的數字系統,但我們卻忘了去問為什麼要活着?」這句話對澳門極為貼切。當生活被金錢與制度保障「托住」,人們卻發現心靈無處安放。幸福指數不等於現金分享金額,正如一條命的價值,不應該只用GDP來衡工量值。

    澳門的高自殺率,是對整個社會結構與價值觀的警告。它反映出一個問題:我們花了大量資源,尤其是昂貴的醫療資源去延續生命,卻沒有花同樣多的心力去讓生命有意義。起碼,從小孩入幼稚園,到大學畢業,我們的生命教育都是非常脆弱蒼白。

    現今澳門社會對「成功」的定義過於單一:一份收入不俗且穩定的工作,一層供得起的樓,一個讓人羨慕的小康之家。這種狹隘的價值觀讓許多人在偏離軌道後產生深切挫敗,覺得自己一文不值。教育應培養多元價值認同,讓青年知道「活著」不是只有一種姿態,更是能從挫敗中健康成長。

    在高度都市化的環境中,社區功能弱化,鄰里關係疏離。建立更有人情味的社區、促進跨代互動與人本關懷活動,能讓人重新找回與世界的聯繫,而非只是存在於一個數字豐盈卻情感貧乏的社會。

    岑官在施政舉措上強調不斷提升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下一次,當政府再次舉起「幸福」的旗幟時,盼望政府大力推動,讓每一個人都相信,自己的命不只是值一萬,而是值得被聽見、被愛、被活下去。我們要認真的敲問:一個人不再生產、不再年輕、不再快樂,是否還值得社會付出關心與照護?當一個失業中年人為生計惶惶不可終日,而又不被家人諒解;當一個老人在公園坐了一整天,卻沒人上前問候;當一個學生在校園一角哭泣,卻無人理會;當一個勞工因經濟壓力出現焦慮卻害怕求助,這些都在提醒我們,制度之所以殘酷,不是因為沒錢,而是因為沒時間聆聽、沒空間承載、沒價值觀守護、沒同理陪伴。

    我們不需要用金錢去標價生命,而是要從克利曼的問題中延伸出另一種答案:一條命的價值,不應由其能否「創造價值」來定義,而應由我們願意為其「付出多少關懷」來定義。

教養之道:「假開明」是控制 ,「真開明」是自主

      「你自己選吧」,「我們尊重你啊」,「你想清楚就好」。這些語句已經是當代中產家庭不停出現的教養話語,聽來溫柔理性,甚至充滿自主精神,放手讓還子學習自主。但當每一個選擇都被否定、每一次嘗試都被修正,孩子終究學會了,選擇只是一場戲,真正的決定早已被父母預設好。   ...